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左至右分别为于建、李燕平、臧小平、应红、石一宁、吉敬东、寒小风、谢永旺、陈微、杨海涓、陈明燕、陈丹晨。（拍摄于1984年4月北京八大处）

《文艺报》部分员工

我的人生经历最常用的是“两个十年”：一是“曾为十载滇云客”，这是我的一方闲事，代表着云南10年的军旅生活，这是17岁至27岁的经历；二是“《文艺报》10年”，即27岁至37岁，完整的时间板块。

我是以炮兵排长的身份从前陆军14军40师炮团径直复员到《文艺报》的，那是1978年8月《文艺报》刚刚复刊的时候，同月进入报社的还有唐达成和雷达。再过不久，李炳银、何孔周和臧小平也调了进来。记得小平初进报社，向屋内坐着编稿子的每一个人敬礼，说“请各位叔叔阿姨多帮助！”我乐得一转身，当了一回小叔叔。

当时中国作协和全国文联没分家，所以我到派出所办户口本时遇到一件有趣的事：派出所小民警填我的工作接收单位时把“文联”写成“文连”，我说错了一个字，请小民警改一下，他非常不高兴地回答道：“户口本一个字都不能动！”于是我便成了“全国文连”的一个新员工。

在报社文学评论组当一名小编辑，我的业务分工是诗歌、儿童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及民间文学四个领域，任务是阅读作品、参加会议、提出选题、确定作者并约稿。当时《文艺报》的主编是冯牧与孔罗荪，我曾用文学与足球的比喻写过这段有趣的经历。我从云南军营归京，一下子进入到《文艺报》工作，正像一个边远省份不知名球队的替补球员，极偶然地置身于一群足球明星中间，成为一支著名球队的成员。我跟着跑、追着看，场上角逐，场下琢磨，我们这支甲级劲旅的正副教练是冯牧与孔罗荪，在1978年思想解放的大潮中，他们二位是率队出征的闯将。在他们的带领下，前锋有刘锡诚和阎纲，还有吴泰昌与雷达，四个前锋，加上两名中场组织者，一位是笔名沐阳的谢永旺，一位是巴金研究专家陈丹晨，后卫有钟艺兵、杨天喜、何孔周，以及当时尚未改正结论的唐达成、唐因。我和李炳银，算是最年轻的替补队员。守门员是谁？这可是一个极重要的位置，他需要坐镇于禁区，冷静、果断，该出击时出击，该撤守时撤守，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两位教练都兼有守门员的职责，1号，铁门。

那已是40年前的激情，40年前的热诚，我们为一部又一部电影的解禁，一篇又一篇小说的再生，一个又一个理论禁区的突破而兴奋。《文艺报》同仁们在午餐时争论，直至忘记了吃饭（那时单位没有食堂，全是自己带饭），又在无数座谈会上疾呼，组织一次次进攻，策划一波波射门，掀起文坛一次又一次大讨论，真是一个狂飙突进的年代。《文艺报》队的球星们技艺超群，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经典韵味十足的文化足球大赛，我的文学生涯，也是从那时起才算正式开始。

在甲级队当一名替补队员，也比在丙级队当主力进步快，这是切身体会。

记得和雷达在“三八节”前找老前辈丁玲组稿，老人家不客气地甩出一句话：“我从来不卖那个‘女’字！”真有性格。

记得和郭小林雨中骑车访诗人邵燕祥，当时大雨如注，我们没带雨具，开始有些不适，后来全身淋湿反倒轻松起来。这次遇雨，我得到一篇《雨中曲》的散文，属意外收获。

还记得《文艺报》组织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住在颐和园内佛香阁下一个大院子里，房屋有些老旧，唐因一个人住的地方太空寂，我留下陪他。也是这次评奖，对河南作家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评价极高，但有人反映他在“文革”中犯有错误，于是我奉命前往郑州外调，时间紧迫，坐火车来不及，便乘了一架军用飞机飞郑州，头一次坐这种小飞机，感觉像坐大卡车一样颠簸。当时的河南省文联负责人是作家于黑丁，他非常支持我的工作，极快速地让我拿到了相关证明，我也赶在评委会最后的评定时刻汇报了外调结果，张一弓自然获了奖，开始了自己一生文学事业的坚实起步。

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作协及我的老单位《文艺报》与共和国风雨同舟，息息相关。前几天走黑龙江鸡西，在密山参观书法碑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丁玲与艾青刻在巨石上的文字，丁玲的是1957年开发北大荒抵达密山第一天的日记，艾青的则是《我为什么写作》：“我生活着，故我歌唱。诗，永远是生活的牧歌。”落款时间是1985年3月。两位文坛前辈都是我熟悉的，丁玲还是《文艺报》第一任主编，因此在两块刻石前我伫立沉思，在遥远的北大荒意外重逢，唤起我诸多回忆：“风云激荡七十秋，惯向潮头驶文舟。墨客雅集抒心曲，乐为时代一展喉。”这是我为中国作协成立70年写的一首小诗，放在本文的结尾，也适合。

祝福《文艺报》，我的“老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