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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文艺·好小说》2019年第9期|凡一平:我们的师傅(节选)

来源:《长江文艺·好小说》2019年第9期 | 凡一平  2019年09月17日09:01

内文摘录|

在实地行窃之前,师傅韦建邦对我的教导和训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从来不在师傅的家里受训,而是在山上的岩洞、悬崖,以及河边的乱石滩、沙滩,还有河中等。这些艰险的地方是我们的训练场,我们在这里那里摸爬滚打、攀登和奔跑,令行禁止,像一群特种兵。事实上,师傅韦建邦就是把我们当作特殊的战士来培养和训练的。为此,他专门带我们去公社看过三部电影,一部是《奇袭》,另一部是《铁道卫士》,还有一部是《渡江侦察记》。这三部反美、反特和反蒋的电影里的英雄人物或正面形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的师傅死了。

他死去的消息是大哥告诉我的。大哥来南宁看望住院的大嫂,只待了半天就要回去。他说韦建邦死了,明天出殡。韦建邦虽然不是我们的什么亲戚,虽然他的一生很坏,但总归是本村人,如今他走了,送一送是应该的。

大哥的话是在为他的匆忙返回说明理由,但在我听来却是一种提醒,或一种规劝。韦建邦曾经是我师傅,教我偷窃,大哥是知道的。为此大哥恨死了他,也恨死了我。直到后来我洗心革面,并成为一名作家光宗耀祖,大哥才原谅了我,也似乎原谅了韦建邦。

我该不该回去为我的师傅送葬?

大哥没有明示,就走了。他去汽车站乘车。我呆呆地在医院坐了好长一会儿,又在我的奔驰车里冥思苦想了许久。

然后,我给大哥打电话:等等我。

我开车回上岭。大哥坐在车上,喜滋滋的,像是捞虾的时候捕得一条大鱼回家,眉飞色舞地跷腿坐在太师椅上,像个功臣。他现在就跷着腿,朝着车窗外扬眉吐气,不时看我两眼,像是满意我回去奔丧、送韦建邦上路的行为。大哥是个要面子的人,有我这么一个有头有脸的弟弟,去为村里一个被诟病一生的逝者送别,这是慈悲为怀并且家教极好的表现。我也看了看极有成就感的大哥,说你可以在车里抽烟。大哥的一只手本来就在兜里,直接抽出来,连带着一盒烟,是我抽不惯送给他的硬中华。他把一支烟叼到了嘴上,正要点燃,却放弃了。他说算了,还是不抽了。

车子到了乡里,准备经过圩场,我停了下来。大哥和我都下了车,一同抽烟。我边抽烟边向圩场走去。圩场人流稀疏,或许是天色已晚的缘故,也或许是不逢圩日。我站在空旷的圩场中央,像站在一个恐怖的山谷。关于我童年在圩场所做或发生的一切,像溶洞中受惊吓的蝙蝠,呼啦啦地飞出,向我扑来。

我的第一次行窃,便是在这个圩场。

那年,1972年,我八岁。

在实地行窃之前,师傅韦建邦对我的教导和训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从来不在师傅的家里受训,而是在山上的岩洞、悬崖,以及河边的乱石滩、沙滩,还有河中等。这些艰险的地方是我们的训练场,我们在这里那里摸爬滚打、攀登和奔跑,令行禁止,像一群特种兵。事实上,师傅韦建邦就是把我们当作特殊的战士来培养和训练的。为此,他专门带我们去公社看过三部电影,一部是《奇袭》,另一部是《铁道卫士》,还有一部是《渡江侦察记》。这三部反美、反特和反蒋的电影里的英雄人物或正面形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师傅要我们学习他们的机智和勇敢,如何达到目的或完成任务,又保全自己、再接再厉。同时,师傅强调了解反面人物的重要性,他先搬出一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那时我们还听不懂的古文,然后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对敌我双方的情况或底牌摸得一清二楚,打起仗来一百战都不会有危险。师傅的学问和教学方法让我们佩服。后来我们知道,师傅是在宜山上的高中,那是一所著名的中学。若干年后我考取的河池师专,学校所在地便是宜山,与师傅的母校一河之隔。

我说的我们,指的是与我同一批受训的学徒,或者同学。他们是蓝上杰、韦燎、覃红色和韦卫鸾。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不允许互相称名道姓的,只叫外号。师傅给我们起的外号分别是:我——老鼠,蓝上杰——黄狗,韦燎——野兔,覃红色——老猫,韦卫鸾——花卷。

在这些外号里面,花卷算是比较好听的,可能是韦卫鸾长得好看的原因吧,她也是我们这批学徒中唯一的女性。

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训练,并且通过了严格的考核,我们终于要实战了。师傅给我们的任务是:偷收购站韦有权的钱。

那天是圩日。那时的市场是七天一圩,也就是逢星期天便是圩日。星期天圩日,对还在念书的我们来说,是行窃的好日子。

那天的圩场像往常的圩日一样热闹和有序。如果说有什么特别或不一样,就是圩场上出现了五个八到十岁的身怀绝技的儿童,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偷窃团伙,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出任务,也是一次大考。而且他们是独立独行,师傅没有出马。师傅为什么没有出马?我后来想,不是因为师傅信任我们,而是为了保护我们,也为了保护他自己。师傅是个贼,他的声名十里八乡都知道的。他如果出现在圩场上,就会引起人们的惶恐,就像黄鼠狼出现在鸡群里鸡一定会紧张和警惕一样。

我们在圩场的出现,果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像几只小黄鳝钻进了鱼塘一样。

收购站在街的西侧,在邮电所和食品站的中间。那是人流密集的区域,也是现金收支最多的地方,我如今用金融中心来形容它。我们到达收购站的时间是上午九时许,韦有权柜台上的座钟有指示。我们选择在这个时间到达,是因为这个时段人开始多起来,而韦有权掌握的钱还有大部分没有支付出去。这是我们的可乘之机。

在这之前一个小时,我跟踪韦有权去信用社取款。他住在公社的宿舍,这是师傅告诉我的。公社就是后来的乡政府。我认得韦有权,我拿松鼠皮卖给过他。一张松鼠皮收购标价是一角钱,但他通常给我五分,最多八分。他克扣的原因是品相不好,就是看不顺眼,总之是他说了算。我听很多人说他们卖给收购站的货物,都被韦有权克扣,没有得过全价。收购站就是韦有权一个人,他大权独揽,为所欲为,被人们背地里称为南霸天。

更早的时候,我就在公社宿舍守候了。而我出门的时间还要早,鸡叫就出门了。我悄悄离开家,来到河边。师傅已经在竹排上等我们。我、黄狗、野兔、老猫和花卷到齐了,他便把我们渡过河去。我们六个人站在四根竹子连接成的排筏上,光着脚。因为超重,竹排没在了水里,河水也漫过我们的脚踝。我感觉到刺骨的冷,因为这是岁末冬天。我相信其他人的感觉也和我一样。但我们都站得很稳,像已经抽穗的水稻一样。竹排渡达河对岸,师傅先上岸,然后一个一个地接我们上岸。他一句话都不说,似乎嘱咐都含在牵着我们的手里了。然后我们穿鞋。等我们穿好鞋,发现师傅已经不见了。他和竹排消失在清晨的河雾中。

岸边是公路,沿着公路往西走五公里,便是菁盛乡的圩场。我、黄狗、野兔、老猫和花卷离圩场还有一公里的时候,便分开了,各行其是。

盯梢是我的工作。

公社宿舍有两排平房,韦有权住在后面一排右数过来第二间。这也是师傅事先告诉我的。他虽然没来,却什么情况都知道。我爬到两排房子靠右侧的一棵树上,开始俯瞰。

韦有权的房门开了。他先出来刷牙,披着一件棉衣。然后他再进去,过了一会儿出来,还穿着那件棉衣,却比先前光鲜齐整多了。他的头发油油亮亮,全往后翻,像一边倒的草丛。他关门而不锁门,说明屋里还有人。一个带绳的包拎在他手上,随意地轻飘晃荡,说明包里现在没钱。他一边走一边吹着口哨,说明他昨晚上睡得或过得很舒服。过后我知道他有一个比他年轻二十岁的妻子。

等他走得一定远,我从树上下来,随在他身后,保持不被他发现的距离。

他走到位于街中心的信用社,进去,一定是取钱。出来的时候,他原来拎的包变成挂的了,而且还搭上了一只手,像加了一把锁。

他往收购站去。收购站已经有卖货的人在那里排队了。其中就有我们的人,他是老猫。老猫的手里拎着一个麻袋。我知道麻袋里是一条蛇。黄狗、花卷和野兔我虽然没有看见,但我知道他们就在附近,在相应的时机才会出现。

韦有权一到收购站,所有人整排地让开,给他通过。他拔出别在裤腰带的钥匙开门。开门后他一点也不着急收购,而是先检查收购站里尚未运走的动物,看看有没有死的。果然有一只死的,那是一只果子狸。他不慌不忙、不痛不痒地把果子狸从笼里拿出来,放进一个桶里。然后他给活着的动物食物和水。罢了,他搓搓手,像是把气味搓掉一样。他终于坐到了柜台边,打开抽屉,把算盘拿出来摆上,把笔和笔记本摆上,还给钟上链。做完这些事情,他才把挂包从身上拿下来,放进抽屉里,目光也跟随进了抽屉,手在抽屉里还有动作,像是拉开拉链和区分大钱和零钱。

第一个收购是卖蛇的。是一条眼镜蛇,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排队的时候他就一直拿着,双手拿捏得十分老到,像是个专业捕蛇者。韦有权也像跟他很熟,看了蛇一眼,就示意他自己将蛇拿到一边的蛇笼去放。等他回来,韦有权给了他四元钱。他满意地走了。我看了看墙上眼镜蛇的收购价格,是一斤一元。那条蛇目测也是四足斤。说明韦有权也不是每个人都克扣的。

第二个收购是卖金银花的。是个老婆婆。老婆婆的金银花装在一个背篓里,满满当当的,已经晒干,我估摸有五斤左右。韦有权将金银花过秤,扣除背篓的重量,果然是五斤。但是韦有权以金银花未干为由,扣掉了一斤的水分,只付了四斤的钱。老婆婆不服,央求韦有权再给三毛钱。她举着手里的一只空瓶子,说再给我三毛钱买煤油吧。但韦有权就是不给。老婆婆只能就走了。

接着轮到老猫了。老猫摸索麻袋将蛇头摁住,然后一只手伸进袋子里,捏住蛇头,将蛇拖出来。这也是一条眼镜蛇,有两斤重,半米长。老猫一手抓蛇头,一手握蛇的尾部,像捧着一把剑,战战兢兢正要交给韦有权的时候,蛇忽然滑出老猫的手,掉落在地。

一声尖利的喊叫,在这个时候及时发出:毒蛇咬人了!

喊叫者是花卷,我知道是她。制造混乱策应老猫是她的任务。

收购站果然乱作一团,顿时像炸开的锅。人们四散躲逃,我推你,你推他,像电影里遇到轰炸的平民。

地上的蛇爬到墙根,走投无路。它昂起头,面向人,吐着蛇芯子,威吓着观望它的人。

韦有权坐不住了。他站起来,离开柜台。他操起一把摄叉子,独自并且从容不迫地向蛇走去,像个孤胆英雄。他手里的摄叉子一下夹住了蛇的七寸,将蛇控制。他回身看见了当事人老猫,看着足有两斤的蛇,恶狠狠地说:一斤半。老猫没有异议。韦有权将蛇直接拿到蛇笼去放,然后返回柜台。

他拉开抽屉,准备掏钱付给老猫。他发现包不在了。

但我在,花卷在,加上老猫,我们都还留在现场,像三个诚实、勇敢的孩子。

公社公安很快就来了,就一个。我们认得他,叫谭公安。谭公安原本不认得我们,但现在认得了。他问了我们的姓名,还问了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老猫说我们是同一个村的人,那条蛇是我们三人共同捕获的,一起拿来卖,然后一起分钱。谭公安让我们把身上的东西都掏出来。我们掏出身上所有的东西,就是没有钱。韦有权又一一搜我们的身,见不到一分钱。谭公安相信我们,把我们放了。我们开始还不走,因为韦有权还没有把钱给我们。韦有权骂骂咧咧,说没看见我的钱都被偷光了吗?要钱没有,要不你们把蛇拿回去!

我们选择了把蛇拿回去。在回去的半路,老猫把蛇放生了。这条蛇没有牙齿,是师傅事先亲自拔掉的,他不想因为谋财而闹出人命。而我们选择把蛇拿回,是不想让韦有权和公安过后发现蛇的秘密或真相。

我、老猫和花卷见到师傅,黄狗和野兔已经在师傅身边了。看到黄狗和野兔,我知道韦有权的钱,已经变成了我们的钱。按照计划,我负责侦察,老猫负责演戏,花卷负责助演,黄狗负责技术,野兔负责接应。所谓的技术和接应,就是黄狗趁乱偷走了钱,再交给在外面的野兔转移。

师傅当场给我们五个人每人一元钱。

那趟偷的钱我至今不清楚具体的数额,但至少上百元。我问黄狗和野兔,黄狗说我看都不看就交给了野兔。野兔说师傅教育我们不该问的不要问,你问了不该问的问题。

有一段时间我对师傅耿耿于怀,觉得他是在剥削我们,压榨我们,像资本家和地主老财。我甚至还诅咒过他死。直到若干年后我考上大学,从第一学期第一个月起,我每个月都收到十元的汇款,汇款人没有留名,但我知道是师傅寄的。在大学时期,他没有中断过汇款。我相信他给我寄,同样也会给老猫寄,给黄狗寄,给野兔寄。花卷虽然没读大学,但师傅肯定没少资助她。她是女孩,师傅最疼她。

“小弟,我们走吧。”大哥在说话。

大哥看见我在圩场上站得太久,又什么东西都没买,知道我只是在回忆。

我第一次行窃那天,回到家,大哥问我一天都去了哪里。我说我去赶街了。大哥从我身上搜出了一元钱,问钱是从哪来的?是不是偷的?我当然说不是。我说我和蓝上杰韦燎他们抓得一条蛇,拿到收购站去卖,分得的。大哥当时信了。但是很快,收购站的钱被偷的事情传到大哥那里,我被大哥狠狠揍了一顿,要我承认钱是我偷的,是韦建邦教唆的。我当时想打死都不能说。大哥见我被痛打都不认,才觉得冤枉了我。他大概也认为,假如收购站的钱是我偷的,我的身上不可能只有一元钱。在这一点上,师傅的确是保护了我,也保护了他自己,因为那天,师傅一天都在村里晃悠,他有足够多的收购站失窃事件不在场的人证。

陈年往事,大哥是不可能追究了,甚至都不记得了。此刻站在他身边的弟弟,已然是人五人六、社会名流,纵使有可耻的过去,那都是可以忽略和谅解的。就像韦建邦,他如今人已死,一生和一身的罪孽,都可以宽恕,并将归于尘土。

我继续开车,去送别我师傅。

师傅的家在上岭村的东头,我家在西头。也就是说,红水河从上岭村流过,师傅家在下游,我家在上游。在不通桥梁之前,行人要从码头过,进出村庄,是从上游过。如今有了桥梁,建在东边,车辆进出村庄,则变成从下游走了。

临近村庄,大哥说,我们坐船过去吧,把车留在河这边。

我说为什么?

大哥说避讳。你的车是新车好车,不宜经停丧家。另外,你现在的身份,也不便过于张扬。

我接受了大哥的建议。

我坐船渡河。天色已黑,所有的景物都只是一种颜色,家乡的山峦和河流两岸的竹林,像是一幅涂上焦墨的图画。河面上是有一些波光,但不足以映照那庞大的山水。

摆渡的艄公是我小学同学,叫潘得康。他的家离我家也就是十米远。小时他去学校上学,要路过我家,而我从码头外出和回家,则必须经过他家门前。他在我们班上,是最守规矩的老实人,却只读到小学毕业就辍学了。他要接他爸爸的班。他家祖孙三代都是艄公。摆渡是他们家的专属,甚至码头也是。码头现在叫得康码头,但原先不是,而是以得康的爷爷命名的,得康的爷爷死后,就以得康的父亲命名,现在以得康的名字命名码头,意味着得康的父亲也死了。他的父亲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就死了。他十二岁开始接班,意味着他已经当了四十三年的艄公,因为他与我同龄。得康码头原来陡峭和窄小,有一百年以上的历史了,它是由先人踏出来的,而非开凿而成。它在十年前得到修建,我是作了贡献的,或者说跟我师傅有关。

十几年前,师傅与得康忽然到南宁找到我。他们的到访就是与码头有关,具体地说就是来找钱修建码头的。得康开宗明义,说码头虽然是以我家的人命名的,但所有权属于集体,属于上岭村,也就是说属于国家。他言外之意是,国家能给钱修建码头就好了。而我是领国家工资的人,帮助找到国家的钱来修建上岭村的码头是我的责任。

关于码头的事,师傅一言不发。但他的到来和在得康、我身边的存在,已胜似千言万语。我从前的、偷窃的师傅,已经断了联系二十年、回村也不再见面的师傅,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让我十分激动和害怕。他或许是自愿来的,或许是被得康“绑架”来的。得康为码头的事,为什么要带上韦建邦?说明他知道我和韦建邦曾经的师徒关系,不可能不知道。他要挟韦建邦,再用韦建邦来要挟我?

师傅已经是老人了。他那年应该已近七十岁。头发已经基本掉光,剩下没几十根,发白和细软,像荒漠中的残存的草,也维持不了多久。我招待他们吃饭的时候,发现他的牙倒是结实和齐整,咬得动我夹给他的鸡胸脯,应该是装了假牙。

我满口答应:你们放心,修建码头的钱,包在我的身上。

我找到修建码头的二十万元钱,已经是两年后。两年来,码头成为我的一块心病,为了找钱治病,我不遗余力,多方求告。终于,自治区财政厅专项拨款二十万,层层下放到市里、县里、乡里,由乡里实施修建。码头修建好了,我药到病除。

船只向对岸的码头驶去,我的同学潘得康驾轻就熟。因为我的归来,他兴奋得说个不停。他肯定知道我这次为什么回来,为谁而来。他说,你坐船过河是对的。我早已经在这里等你了。我晓得你一定回来。我说,现在有桥了,还有人坐船渡河吗?这个我以为老实的同学幽默地说,你就是。

船只靠上码头。我和大哥上岸。大哥问我要不要先回家,休息到天亮再去。

我说,我自己去就好,你休息。

师傅的家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周边的人家也被灯火照亮,被不眠的人激活,仿佛一个夜市。

我像一名不速之客,进入灯火和人群中。我本想在房屋外边先找个角落,默默观望和缅怀我的师傅,但我肥胖的身躯和独有的光头特征,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个司仪过来,引领我去上香。

我走进师傅的家。在灵堂前,我首先看见师傅的遗像,像一个粗藤盘结的树根,在等候我。我瞻仰师傅,他沧桑、黑黄、浮肿,脸上满是皱褶和斑点。这应该是他晚年的照片。师傅年轻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他英俊潇洒,红光满面,像电影里的好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拜他为师,是被他的相貌所吸引。他的长相和气质的确和村里人不同,他一点都不猥琐,也不粗鄙,尽管他是个贼。他为什么是个贼?或者说他为什么成为贼?他的经历让我好奇,为此我接近他。我走近他之后,发现他有满肚子的故事和满身的本事。他字写得好,画画更好。总之,他令我着迷,也令蓝上杰、韦燎、覃红色和韦卫鸾着迷。严格来说,我们拜他为师,是为了成为有本领的人,而不是为了做贼。后来我们果然都不再做贼,或者说我们除了贼的本领不再使用,师傅教给我们的其他本领,我们各有专长,都用到了极致。

我接过司仪递来的香,跪拜我曾经敬爱也曾经怨恨和疏离的师傅。我一边跪拜一边默念:师傅,请走好。谢谢您,师傅。师傅,对不起。

师傅的众亲属在给我鞠躬回礼。他们守在棺材的两旁,披麻戴孝。我知道师傅没有子女,所谓的亲属,应该只是叔侄、堂、表、外甥的关系。师傅的房子,在几年前进行了重建,十八米宽三十米深、四层的楼房,在村里算是上好。师傅在人生接近终点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起新房?我想无非是为了给他埋怨一生的亲属们有个交代或回报吧。毫无疑问,师傅如今死了,他的丧事无比隆重,因为天明出殡之后,这幢房子就不再是师傅的了。他的亲属将继承或分掉他的房子。

法事已经在进行。在屋外新搭起的帐篷,菁盛乡最著名的道公和风水师樊光良,正率领他的团队,敲锣打鼓念唱经文。他们专心投入、精神抖擞,像一支不辞辛苦、敬业为民的文艺轻骑兵。

发现我来了,樊光良离开他的团队,走过来和我打招呼。招呼过后,他仍没有归队,继续和我说话,则变成聊天了。樊光良是我高中同学,他的学历也止于高中,但他的道行神通,非我作家兼大学教授所能比。

老同学,你来了,就是对师傅最好的超度。樊光良说。

你凭什么认为他是我的师傅?我说。我对樊光良的指认感到吃惊,因为我上高中时已经不做贼了。

我晓得,他是你师傅。我也有师傅,这没什么。樊光良说,他摸着他的胡须,像抓着什么把柄一样。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逝者为大,这你应该懂吧?我说。我的意思是让樊光良不要纠缠我和韦建邦的师徒关系。

对的,我对你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呀。

我说,你是大师。

樊光良说,可是你比我有出息。

那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师傅不一样。

你凭什么认为我们不是同一个师傅呢?樊光良说。

我吃惊,是吗?

我比你晚些年拜他为师,只是你不晓得而已。樊光良说,他点烟抽,也递给我一支。我不是你那批学徒和那个团队的。

那为什么我不知道你,你却知道我?

所以我成了道公,你成了作家和教授呀。

我心里骂了句狗日的,嘴上却说你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为你天天和灵魂打交道。

没错,他边说边笑,我们的师傅,该为我们骄傲。

就像你那帮正在做念唱打的徒弟们一样,他们也应该为你这个师傅感到骄傲。

我和樊光良表面轻松和谐其实针锋相对地聊着,反正我打算在这里一直待着,直到出殡。有樊光良在,正好可以解闷和解乏。他陪我聊个把小时,再过去念一会儿经,又过来和我聊,像是两边开会或应酬的领导。我说你这么不用心,不专心,不怕师傅收拾你吗?樊光良说我与师傅通灵了,照顾好你,正是他的意思呀。

我竟然莫名地感动。

半夜三更,吊唁的人大多已经散去,或已经睡着,忽然来了一个人。

她穿着黑色皮衣,挂白围巾,沉重而急速地向房屋走来,径直朝灵堂进去。我在屋外看见她朝逝者跪拜,上香、斟酒。虽然她背对我,身影也不熟悉,但我心里仍跳出一个永不能忘的名字:花卷。

等她出来,我迎上前去。她也看见了我,认出了我。

她叫我的学名:樊一平!

我说你怎么知道是我?

她说你太好认了,电视上也见过你。

我这个样子的确是不能犯罪了,因为不好逃。

那我是谁?认出来了吗?

我说花卷。

她不生气,说真名呢?

韦卫鸾。(节选)

……

选自《十月》2019第4期

《长江文艺·好小说》2019年第9期

凡一平,本名樊一平,壮族。1964 年生,广西都安县上岭村人。先后毕业和就读于河池师专、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任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八桂学者文学创作岗成员,第十二、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长篇小说《跪下》《顺口溜》《上岭村的谋杀》《天等山》等8部、小说集《撒谎的村庄》等10部,散文集《掘地三尺》。曾获铜鼓奖、独秀奖、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双年奖等。长篇小说《上岭村的谋杀》《天等山》等翻译成瑞典文、越南文、俄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