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组成时，巴金是常务委员。四年后，1953年10月，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理事会上，茅盾当选主席，周扬、丁玲、巴金、老舍等七人为副主席。1960年8月，在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茅盾当选主席，周扬、巴金等六人当选副主席。1979年11月，巴金又当选中国作协第三届理事会第一副主席。1981年3月27日，茅盾逝世，在4月20日召开的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巴金被选为主席团代理主席。当年12月，在中国作协第三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巴金被选为主席。自此，至2005年10月17日逝世，巴金一直担任这个职务。从中国作协的历史而言，他是继茅盾之后第二任中国作协主席。

巴金担任中国作协主席的24年中，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历巨大变化的20多年。担任这一职务，对于已进入暮年的巴金而言，身体、精力都是巨大的挑战。其时，十年“文革”刚刚结束，巴金的案头有着诸多创作计划等待完成，然而，衰老和疾病已经缠上老人，帕金森症的折磨使他提笔都难。他早就宣布不出席公开活动，闭门谢客，专事写作。对于担任中国作协主席，和他担任《收获》主编等“职务”一样，他认为是挂名的，而那段时间，他的主要工作是写作《随想录》。所以，1981年12月22日在中国作协第三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闭幕时，他说：“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说实话，作家协会主席这个职务对我很不合适。我只希望自己能做一个普通的会员，一个普通的作家，紧紧捏着自己的笔，度过我最后的三、五年”，同时，他表示：“我同意担任这个职务，不过是表示我对作家协会工作的支持。今天仍然是这样： 我支持作协党组的工作，支持主席团的工作，支持书记处的工作。”“除写作外，我尽力想做好一件事，就是促成现代文学馆的早日建成……”（《巴金全集》第19卷第3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担任中国作协主席的巴金，除了自身的创作、推动文学馆的建设之外，巴金还以他不凡的创作成就、高尚的道德风范以及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面旗帜。他影响着文坛的风气、方向，也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开拓了空间。

巴金《随想录》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梳理巴金与中国作协的关系，特别是作为中国作协主席的巴金，我认为至少有如下几点值得关注：

一、巴金主张像爱护眼睛一样为作家营造良好的创作环境

创作环境对作家创作影响巨大。巴金这一代作家对此深有体会，也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惜良好的、自由的创作环境。1981年10月13日，胡耀邦接见他的时候，巴金提出：“文艺家受了多年的磨难，应该多鼓励，少批评。”这一主张是他多年来一直坚定不移的看法。他呼吁：“希望我们各级文艺主管部门的领导爱惜人才，尊重作家和作家的劳动。在我们这个有十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作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少了！”（《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词》，《巴金全集》第19卷第322页）与此同时，他又在为作家争取创作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他在全国人大会上说：“一般从事文艺工作的人，生活和工作的条件都很差，有的人甚至连一张写字桌也没有。我知道一位搞翻译的，自己有房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给没收了。现在要一个房间摊开书来从事翻译都不可能。既然认为文艺有那样大的作用，却对文艺工作者这么不重视，实在不可理解。现在大家都在谈为四化服务，搞四化就要靠知识和知识分子，他们应该起重要的作用，但知识分子的政策至今没有完全落实，知识分子并未得到信任。现在需要知识分子，要靠他们发挥积极性，不给他们一点工作条件怎么行！”（《多鼓励，少干涉》，《巴金全集》第19卷第333-334页）在具体的生活条件之外，巴金更看重的是宽松、自由、融洽的创作环境，让作家能够充分地展示自己的创作才华，而不是抓辫子、打棍子乃至动辄得咎。对于这些，巴金在晚年的重要著作《随想录》中一再申明。作为中国作协主席，关键时刻，他经常挺身而出，所做的就是为作家遮风挡雨，也为他们的创作呼风唤雨。

巴金与妻子萧珊

二、巴金始终对青年作家的创作和探索寄予希望和热情

巴金以自己的阅历和经验提醒青年作家：作家的名字应当写在自己的作品上；作家要有勇气和担当，无勇即无文；正直的作家，不能是一个鼠目寸光、胆小怕事的人；创作自由，不是天赐的，而是自己争取来的……这些话至今仍然是振聋发聩、值得深思的良言。

巴金的老友、作家黄裳在怀念巴金的文章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他享年一百零一岁，但依然站在时代前面。记得过去谈天时，我曾对新出现的作者文字不讲究，不够洗练、不够纯熟而不满，他立即反驳，为新生力量辩护，像老母鸡保护鸡雏似的。他是新生者的保护者，是前进道路上的领路人。”（《伤逝——怀念巴金》，《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10月28日）“保护者”、“领路人”，这是对于作为中国作协主席和资深作家巴金的准确定位，“像老母鸡保护鸡雏似的”，是对巴金其时的心情和行为的形象描绘。对于中国新文学发展而言，巴金是一位不朽的园丁。曹禺、陈荒煤、刘白羽、黄裳、汪曾祺、郑敏、陈敬容、穆旦、邹荻帆等人，在最初的文学道路上都有巴金的巨大助力。而新时期的一代作家也有幸得到他的照拂。冯骥才曾回忆，他最初的创作得到巴金肯定、发表在《收获》上的事情，张抗抗、贾平凹、张辛欣等作家受到社会压力时，巴金的及时肯定给他们有效减压。从维熙更是深情地回忆：

记得，1979年夏天我应上影之邀，在上海改编《大墙下的红玉兰》电影剧本的时候，《收获》的一位编辑，去上影招待所与我说起《收获》发表《大墙下的红玉兰》的情况时，就提到巴老对此“大墙文学”开山之作的态度：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两个凡是”正在与“实事求是”殊死一搏的日子，面对我寄来的这部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如果没有巴老坚决的支持，在那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怕是难以问世的——正是巴老义无反顾，编辑部才把它以最快的速度和头题的位置发表出来。当时，我就曾设想，如果我的这部中篇小说，不是投胎于巴老主持的《收获》，而是寄给了别家刊物，这篇大墙文学的命运，能不能问世、我能不能复出于新时期的中国文坛，真是一个数学中的未知数！小说发表后，麻烦曾接踵而来，有的匿名信指责《收获》为“解冻文学”开路，有的则以赤裸裸的“两个凡是”，质疑编辑部的政治走向——就连我为囚时驻足过的劳改农场，也写来批判信函，说小说攻击了“无产阶级专政”云云。一时之间，风声鹤唳，大有反水覆舟之势！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巴老不仅与《收获》编辑部同仁一起经受了黎明的五更之寒，巴老还要求刊物“百无禁忌更进一步”，因而使当年的《收获》，成了历史新时期解放思想的一面文学旗帜。

从维熙还回忆另外一部作品《远去的白帆》，也是巴金拍板发表的：“那天，我将这部中篇小说的遭遇，讲给巴老和小林听了，并将其文稿交给了巴老和小林。据小林事后告诉我，巴老不顾长途飞行的疲劳，连夜审读了我的小说，并对小林说下如是的话：‘小说展示了历史的严酷，在严酷的主题中，展示了生活最底层的人性之美，不管别的刊物什么态度，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回去我们发表它。’因而，这部遭到封杀的中篇小说，不久就在《收获》上发表了——事实证明了巴老预言的准确，在1984年全国第二届小说评奖中，一度成为死胎的《远去的白帆》，以接近全票的票数，获得了该届优秀中篇小说文学奖。”（《“巴金星”的光辉》，《深圳商报》2005年10月21日）

巴金阅读了多篇青年作家创作的作品，时常在自己的文章中给予鼓励，还在生活上关心他们。他赞赏谌容的《人到中年》并鼓励作者：“因为《人到中年》讲了我心里的话，给我打开了一个美好的精神世界，我还有那么大的勇气，那么多的力量！……我读到小说的最后另一个女医生姜亚芬在机场写的那封信，心里翻腾得很厉害，我真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多么美好的心灵，多么高尚的感情！这就是文学的作用，我自己也需要这样的养料。我去日本的前一天听说《人到中年》的作者在家中晕倒，我女儿是杂志的编辑，她要去探望谌容同志，我要她带去我的问候，请她保重身体，并且希望她奋笔多写。”（《关于〈还魂草〉》，《巴金全集》第20卷第660-661页）巴金不是普通的作家，而是中国文坛领袖式的人物，他的一言一行都在海内外有着广泛影响，他对青年作家的关心和鼓励，会产生春风化雨般的效果，润泽中国文坛。

三、巴金是中国文坛团结的粘合剂

文坛团结也是营造良好创作环境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中国文学界在某一段时间积怨很深，以致成为繁荣创作、净化文坛环境的一种阻力。这令心系文学发展的人士忧心忡忡，这一点，在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的日记中有过多次记录，如1983年5月4日日记：“下午冯牧来谈，就作协整改与《文艺报》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他对当前相当严重的内部矛盾及文艺上的消极现象，充满了忧虑，我听了也深感不快。”（《文坛回春纪事》第427页，海天出版社1998年9月版）当年5月17日日记，“归途接吴强来锦江恳谈。……他谈了造成目前不团结的历史原因及复杂背景。看来双方积怨很深，我就不多谈了……”（同前，第452页）这个问题也是巴金特别关心的，他在1983年5月16日与张光年就重大的文艺问题交换意见时，表示“十分关心文艺界团结问题”，张光年当日日记是这么记的：“上午偕泰昌访问巴金同志，应邀在二楼书房谈二小时。他十分关心文艺界团结，希望在‘批判’‘讨论’时多考虑一下。”（同前，第452页）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孚众望的巴金出任中国作协主席，以他的作品、人望充当着中国文坛粘合剂的作用。事实上，他也获得了各方面作家的认可。在后来换届选举的票选中，巴金以得票第一而当选主席，证明他是众望所归的人选。

在特殊时刻，巴金也发挥了特殊的粘合剂作用。1994年，中国作协连续多年未曾召开主席团会，年愈九十的巴金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作协第四届主席团第九次会议，有记者这样报道：“3月3日，当坐着轮椅的巴金老人进入中国作协第四届主席团第九次会议现场时，所有的人不约而同纷纷起立，向这位德高望重的文坛泰斗、中国作协主席致礼，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巴金如同一面高高飘扬在文坛的精神旗帜，他的到来在每个人的心里注入暖暖春意。”“这是多年来巴老第一次公开露面。为了能到达会议现场，已卧病在床数月的老人向医生请了两个小时的假。”（徐春萍：《巴金，文坛的旗帜》，《文学报》1995年3月30日）看到这样的场景，在场的领导和作家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情：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握住巴老的手，动情地连声表示：“谢谢巴老，谢谢！”中国作协顾问黄源说：“见到巴金，我忍不住想落泪。”中国作协副主席张光年说：“巴金，有巨大的吸引力。”

巴金在会上的讲话中说：

我赞成“团结、鼓劲、活跃、繁荣”作为会议主题的提法。一般老百姓希望有个安定团结的局面。现在的稳定局面来得不容易，我们要珍惜。我们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我希望作家们团结，团结才能稳定。有一个和谐、宽松的气氛，我们的文学事业才能发展，文学创作才会繁荣。

作家协会是作家自愿结合的群众团体。要严格地按照会章办事。作协要多做服务工作，多做实事、好事。要尽量为作家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写作环境，提供更多的有利条件。只有把服务工作做好，作家协会才有生命力，才有凝聚力。

这段话强调团结，也强调了作家协会的职能。对此，早在1979年在中国作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致闭幕词时，他就明确说过：“作家协会并不是管作家的衙门，它是作家自己的组织，而且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作家的组织。”（《巴金全集》第19卷第320页）这是作为中国作协主席的巴金的殷殷期望。

四、巴金倡议创办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张文学的发展承先启后

创办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巴金多年来一直的呼吁与主张，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文学馆，乃是巴金认识到，中国文学的发展不能离开强大的传统，特别是新文学的传统，有了这样的传统，才有强大的未来，这是他作为中国作协主席亲自要抓的一件事情。关于巴金为建设文学馆出力出钱的事情，已经有很多人谈过，不必赘述。我在此引用以前未曾发表的1990年他致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的一封信，作为文章的结尾：

杨犁同志：

上月廿八日来信早已收到，只是因为最近手又不听指挥，写字仿佛参加一场战斗，感到十分吃力，拖了好几天才回信，而且只能写短短的一页。关于文学馆，您讲得对，但我只是一个赞助人，我愿意在旁边呐喊助威，我不是领导，也不是工作人员，但只要对文学馆的存在和发展有用，我愿奉献我最后的力量，不论它由作协领导，或档案馆领导，只要它能存在、能发展，我都同意，你们考虑问题，不要管我。我没有意见，我不是资本家，也不是侨商，我捐赠的三十几万人民币都是个人稿费收入，我关心我国文学事业的前途，我爱这个事业，我相信您也爱这个事业。别的不用多讲了。我再讲一次，今后我仍愿意为文学馆出力，也绝不干扰文学馆的事情。

祝

好！

巴金

十二月七日

为文学“呐喊助威”，奉献自己的力量，不计报酬和名利。对文学馆是这样，对于中国作协主席这个职务和工作，巴金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