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生命的升华、超越与救赎 ——李洱《应物兄》的死亡叙事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 | 熊 辉  2019年05月24日16:26

内容提要:《应物兄》是李洱先生的新作,该小说一反先锋文学对生命虚无和荒谬的书写,转而赋予死亡厚重的意义。李洱在小说中安排了三种类型的死亡叙事: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死亡是生命的重生与升华,中生代知识分子的死亡是生命的超越,那些被认为已经死亡但却活着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是生命的救赎,由此凸显出《应物兄》对知识分子的关怀以及对生命价值的追问。

关键词:李洱 《应物兄》 生命关怀 死亡叙事 伦理道德

继《花腔》和《石榴树上结樱桃》之后,当代著名作家李洱于戊戌岁末推出了长篇巨作《应物兄》,赢得了创作界和学界的如潮好评。李洱一直被视为中国先锋小说家的代表,但《应物兄》的出版却刷新了人们对他的认识,其笔墨文气和思想情感深深地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里,作品凝聚了中国古典美学、哲学、思想、戏剧、书法、绘画乃至宗教等严肃知识,并力图通过“儒学研究院”的建立来重拾传统文化的光辉。这显然与先锋小说的做法相悖:先锋作家往往借助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和创作技巧来消解传统伦理道德观念,而李洱的新作却固守传统并在话语体系和言说方式上极力向“汉语”靠拢。从更微观的角度来讲,李洱在《应物兄》中的死亡叙事也与先锋小说存在较大差异:先锋文学死亡叙事的最终目的“是对于人的生存问题的探询”,亦“即生存的荒谬与虚无”1,而李洱死亡叙事的目的却是为了实现生命的升华、超越与救赎。

一 死亡是生命的升华

《应物兄》花大量篇幅讲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生活史与心灵史,尤其重点关注了双林院士、何为教授和芸娘的病逝。如同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说:“若从极端上加以领会,死人的不再在世却还是一种存在,其意义是照面的身体物还现成存在。在他人死去之际可以经验到一种引人注目的存在现象,这种现象可被规定为一个存在者从此在的(或生命的)存在方式转变为不再此在。此在这种存在者的终结就是现成事物这种存在者的端始。”2从海氏的角度来理解,这些先贤的死亡并非简单意义上的生命终结,而是为后世提供了生存的“价值参照”。3从更宏大的时间意义上讲,他们的死亡是现实生命的重生与升华。

在《应物兄》提供的知识分子群像中,最具才华和实干精神的应该首推双林院士,他为新中国的导弹事业奉献了毕生心血,并为之牺牲了家庭和亲情,但他却秉着“不悲不喜”的生活态度泰然自若地活着。双林将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冰冷的核武器研制事业,但他却是一个感情热烈而专一的人。从桃花峪“改造”回京之后,双林就被派往大漠深处的核基地,他曾对党宣誓不将基地和个人情况告知父母和妻儿,致使他和双渐的母亲从此无缘再见;等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之后,双林给妻子写过一封信,不过妻子已去世两年。八岁的双渐成了孤儿,由姨妈收养而迁居桃都山,他后来按照父亲来信的地址回过两封信,均石沉大海,致使他一度怀疑父亲早就不在人世。双林很早就和妻儿断绝了联系,但他在感情上从不背叛妻子,而且也一直试图与儿子和解。双林读到乔木出版的诗词集《闲情偶拾》时,一直唠叨“就差一首”。该集子是乔木的第二任妻子巫桃编选的,起初乔木以为双林说的是赠他那首诗没有收进去,因为现代人只关心与己有关的事情;但即便巫桃在书中翻到了那首《浪淘沙•送友人》,双林还是说“差了一首”,乔木又猜测是写兰梅菊的那首诗,因写得过于油滑而没有收入;最后双林院士才点明是“差了一首悼亡诗”。在如此重要的一部记录乔木情感和心迹的作品中,居然没有一首写给风雨同舟几十载的前妻,这不能不让双林这样的读者感到奇怪。乔木说“没必要写”,他给出的理由是:“我每天醒来,她都开始干活了,熬粥,煎药,扫地,洗尿布,这些东西能入诗吗?”如此贤能勤勉的妻子,居然不能入乔木的作品集,理由是她干的是日常家务杂活,难怪双林批评乔木说:“过日子,你是浪漫主义者。写诗,你却说自己是现实主义者。”4此事既可看出乔木对前妻的漠然态度,也映衬出双林笃定的柔肠。

双林的死亡之旅伴随着对亲人感情的弥补和追念,以及对身边人事的关心和爱护,由此在情感和精神上延续了自己的生命。双林和儿子几十年没有见面,在生命垂危之际,他爬山涉水到济州寻找双渐。双林有段时间行为“怪异”,他住在济州大学的镜湖宾馆里,常到大学图书馆看书,学校邀请他作讲座,他却不愿意上台,无奈之下只能放映声像资料。双林之所以如此行事,原来是因为儿子是生物学家,曾在著作中提到每周都要到济州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所以他一连几天都呆坐在六楼植物学书籍和杂志馆藏处等待儿子的出现;在没有等来儿子的身影后,他又启程前往桃都山搜寻儿子的踪迹。几十年不见,有很多误解横亘在父子之间,乔木试图从中调和二人的关系,他曾把双渐邀约到家里,和他谈及双林爱子情深的许多往事。比如双渐听戏时独自跑到黄河边玩耍,掉进河里差点淹死,是父亲双林不顾个人生命安危跳进黄河捞起他,并迅疾放在马背上,才让儿子捡回了一条命。双渐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来看他并塞给他20斤北京粮票,他才知道父亲还活着。那次见面,双渐将多年来积压在心中的怨气全部发泄出来,以为父亲重新组合了新家庭,于是二人不欢而散,双渐再也不想见到父亲了。后来从乔木那里得知,父亲一直孤身一人,而且到桃都山找过他几次,双渐的内心感到十分愧疚,但他相信以后一定有时间坐下来与父亲好好说话,不想父亲已步入迟暮之年而不久于人世。双林关心周围的所有人,他曾到北京的小学给孩子们义务讲课,和双渐的孙女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也经常鼓励双渐的儿子要有理想信念。双林无私的大爱演变成对社会弱小的爱护,他生前把一套房子过户给了孙子,另一套房子则变卖后捐赠给了桃都山的小学,替失怙儿童交学费。

死亡是个人生命的自然终结而非群体性事件。双林拥有天然的生命观,他从医院出走后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生命画最圆满的句号。寻找双林并非寻找行将就木的双林之肉身,乃是对其精神的寻找,唯有如此方能让他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双林患上了前列腺癌,但他与医生不辞而别,大家都力图找到他并劝他回医院治疗。戏剧家兰梅菊认为双林与乔木关系亲近,一定是到济州找他去了;而乔木猜测双林是去了桃花峪,他们当年待过的五七干校。乔木给五七干校宾馆打电话询问,结果双林确实在那里,于是安排费鸣和双渐去把双林接回来,巫桃还给双林准备了两套换洗的衣服。双林去桃花峪,不仅是对当年五七干校生活的追忆,更重要的是去双渐母亲的坟墓,悼念早逝的妻子。但当双渐赶到五七干校招待所的时候,双林却没有了踪影,从桃花峪“蒸发”,不知去处。后得知双林从五七干校赶乘长途汽车离开了桃花峪,再坐飞机赶往兰州。双渐意识到父亲下一站要去的是玉门核工业基地,与他桃花峪之行是为祭奠亡妻和那批下放知识分子中的亡灵一样,他去玉门一定是为了祭奠那些同甘共苦的核科学战友。双渐不久便给寻找父亲的亲友传回消息,北京医院派人去了玉门,双渐的儿子和孙女也去了玉门,老爷子病情稳定,已经被带回北京医院。双渐是想让大家不要为父亲操心,尤其是乔木、芸娘等老一辈人应安心生活。但其实一周前双林已经去世了,他的一半骨灰安放在玉门烈士陵园,另一半骨灰则由双渐带回了桃花峪,遵照老人的遗愿安放在妻子的旁边。

在寻找双林的过程中,应物兄在九曲黄河之畔感受到了老人豁达的生命观:“时间的每时每刻,都包含着过去和未来。现在只是一个瞬间,未来会在其中回溯到过去。在这种观念中,你感受到的不是伤感,而是谦逊。”5这样的生命观确实比较符合核物理专家双林的思维,正因为如此,他一直怀着谦逊的姿态去对待周遭人事,也能够坦然面对疾病和生死,不会沉浸在个人的哀痛之中。就如小说谈到双林在一周之前已经去世了,但作者却在作品中安排了寻找双林的情节,其目的是要寻找我们这个时代遗失的精神,在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匮乏的现实生活中,把像双林那样有学识、有道德操守的知识分子精神找回来。

与双林豁达的生命观相比,何为教授的死亡则具有哲学意义上的赎罪和重生感。何为做事严谨认真,即便是在食不果腹的年代也不会私自“偷吃”公粮。据乔木讲,何为下放五七干校的时候,看起来和当地的农村妇女无异,不同的是冬天晒太阳的时候,农村妇女是靠着墙根,而何为则是坐在黄河边沉思,保持了一个哲学研究者的姿态。何为负责喂鸡,大家以为她能够吃饱,但她连老鼠拖走的鸡蛋都要追回来登记,哪会私自偷吃公家的鸡蛋呢?所以她饿得比大家都瘦。饥饿难耐之下,她把一只死去的猫炖着吃了,所以她后来对猫有特别的感情,比如那只被奉为“座上宾”的柏拉图猫,哪怕在何为无力照顾自己的情况下,也会吩咐弟子文德斯替她照顾好它,她几十年的养猫情结算是为之前的行为赎罪。何为是哲学系的教授,乃国内柏拉图研究的权威,曾在济州大学图书馆的巴别塔学术报告厅做过关于亚特兰蒂斯文明的演讲。在演讲过程中受伤住院,其间出版商季宗慈想出版她的“精选集”,包括她的主要著作、讲稿、读书笔记、学术访谈及部分日记。但何为教授的学生文德斯却坚决反对把导师的书交给季宗慈出版,理由是他出的书从版式到纸张都俗不可耐,言下之意是糟蹋了何为教授的学术思想。何为教授生前的遗嘱是要张子房先生给她致悼词,而谁也不知道张子房在哪里,但又不能违背何为的意愿,所以她的尸体一直存放在太平间的冰柜里,开追悼会的时间也遥遥无期。在对待何为教授死亡的问题上,葛道宏认为自己是校长,必须尊重老教授,要在何为去世前赶到医院。而当他们接到何为去世的消息后,并没有第一时间赶到医院,而是在学校的会场对着何为教授的照片默哀,这种形式化的仪式,仅仅是出于工作的需要而不会投射感情的光影。

何为缘何要让张子房给她致悼词?这一直是人们谈论的话题,应物兄认为:“何为先生要以此向学校证明,张子房先生并没有疯掉,学校应请他回来,让他重新上课,带研究生。何为先生这样做,或许是替张子房先生晚年的生活考虑。”但芸娘认为这种理解太简单,完全没有领会何为教授的想法。芸娘说:“这老太太,就是个猫奴啊!”6这句话或许能解释个中缘由,毕竟张子房送了她一只黑色的猫,替她完成了赎罪的愿望,或许她认为张子房是最理解并支持她的人,因此她要让他替自己致悼词。也许在我们看来,当初那个以校长为主任的治丧委员会才配得上何为的身份和学术成就,也只有在哲学系主任的主持下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才算是对何为的尊重,但此类活动顶多是做给活着的人看,对死者而言,这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何为最在意的是张子房致悼词,然后将骨灰安放在母亲的墓旁,后者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间,逐一完成了前者的心愿,如此这般便已足够,何须那些无用的排场?

芸娘认为死亡是重生的开始而非生命的结束,这源于她的生命循环观。作为美学家,芸娘认为研究儒学的人自以为在研究具有整体性的中国文化,但实际上,今日之中国人断然不是传统意义上儒家所说的中国人,所以我们处在传统的连续和断裂之中,“整体性”难以概括整个中国人的思想和文化状态。芸娘对研究故纸堆并不反感,她以闻一多为榜样,对他如何研究故纸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闻一多以“杀蠹的芸香”自喻表示佩服。据说芸娘的名字就来自闻一多的自喻,她觉得“芸香”这个名字太好了,要留给未来的女儿,所以她作为“芸香”的母亲自然就该被称作“芸娘”。芸娘曾是应物兄的辅导员,属于直接的师生关系,她曾鼓励他作了关于《诗经》与《诗篇》比较研究的论文,而且还保留着他第一次做学术演讲时的照片。芸娘关注现象学的初衷,是因为“虚无主义的降临”,只有借助现象学她才能回到事物本身。芸娘一生没有生育子女,那个所谓“芸香”的名字从未使用。但芸娘却不乏追求者,年轻时的她漂亮但不失优雅,知性但不失女人味,让海陆等自诩为思想家的人不由自主地发出赞美之声。海陆经常来到济州,有时住在文德能的家,有时住在汽车站旁边的宾馆,有时住在芸娘家旁边的招待所。海陆认为文德能比较了解芸娘,所以向文德能打听如何博得芸娘高兴的方法,并不停地给她邮寄情书。而事实上,文德能也一直爱着芸娘,碍于海陆对芸娘的疯狂追求,他选择了退出。文德能后来与一个姑娘匆匆结婚,不久那个姑娘因为要去澳洲定居而与他离婚,虽然芸娘也感受到了文德能的爱意,但他们俩却一直没有走到一起。芸娘也一次次地拒绝了海陆的追求,而文德能也在疾病中孤独地告别了人间。芸娘虽然得了癌症,但却不愿意化疗,她十分洒脱以“早死早托生”为据,认为死亡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反而会迎来新生。芸娘用当初结婚时丈夫家送的缝纫机赶制出春夏秋冬的婴儿服,说是给文德斯做的,然后把这些衣服交给了陆空谷。后来陆空谷告诉应物兄,她要和文德斯结婚了,打算在芸娘生日那天请他吃饭。但在应物兄去监看易艺艺生孩子的时候,芸娘却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芸娘最后的话是:“若有来生,来来生,我们还会相逢。”7是的,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能够遇上一群志同道合、有思想和素养的人,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芸娘当然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

双林从物理学的角度认为生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可以循环的,因此现在的死亡是未来的回溯;何为从哲学的角度认为死亡是对今生罪孽的还债,唯有死亡方可放下一切迎来新生;芸娘从佛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死亡是对痛苦的告别,唯有死亡方可换来再生,有缘人总是在不断的生死轮回中相遇。因此,老一辈学人的死亡只是肉体的瓦解,他们的生命反而在死亡中得以延续和升华。

二 死亡是生命的超越

文德能的死亡是《应物兄》这部小说中最让人遗憾和痛心的内容,作者不断在作品中穿插文德能这样一位英年早逝的青年学者,并多次提到他逝世后的周年庆典,显然已经超出了一个年轻人死亡的普通意义。在文德能这个人物身上,集聚着作者以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激情澎湃的“文艺青年”的理想主义信念,他的死亡承载了个体生命的所有意义,将一代人的思想和情怀定格成一座后世只能言说而无法企及的丰碑。

倘若不是疾病夺走了生命,文德能也许会成为一位杰出的学者。早年文德能家里的客厅是热闹的学术讨论场所,因为他最早买录像机,并且拥有独立的书房,这自然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前往聚会。但不幸的是,白血病吞噬了这位阅读广泛、见识睿博的青年学者的生命。文德能是一个受人尊重的青年学者,他的所作所为代表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知识青年的梦想与追求,代表了那个时代对人文精神和民族命运的追问,故作为一个时代或某种精神的象征与符号,文德能去世20 年之后,还会不断地被同学们想起并谈论。文德能与应物兄、费鸣之兄长费边等是同学,费边曾说他工作的网站成立了出版部,他可以利用自己负责出版部工作的权力为文德能出一本书,包括他的读书笔记和所有文字,哪怕是请假条都纳入出版范围,目的就是给文德能一个交代,同时要求应物兄作序。应物兄觉得自己不配给文德能的书作序,虽然他们二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知音,但当面对文德能的时候,他准备两个小时的谈话内容往往五分钟就“词穷”了,他与文德能不是一个层次上的学者,他无法把握文德能那些复杂而敏感的想法。可当费边写信告知文德斯的时候,后者却说哥哥没有遗稿。但大家对文德能临死前提到的与“Thirdxelf”有关的一篇文章记忆犹新。根据芸娘的说法,这是文德能生造的一个词,他将“第三”和“自我”两个词的英文拼写合在一起,然后将自我(self)中的“S”改为“X”,如此便形成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第三自我”。应物兄告诉费边,文德能确实很少写文章,文德能写的是读书笔记,他认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的经验始终在否定着理论,而这些经验还没有形成自身的一套话语方式;同时,文德能认为我们的希望和痛苦都是秘密,不能形成文字。对当时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有如此深刻认识的文德能,当然也难以形成自己的理论,也难以把自己的思想用文字记录下来,所以文德斯说他哥哥没有遗稿是正确的。

而实际上,文德斯估计早已看出费边出书的商业目的,费边要求应物兄写序,用他的话说是希望能多卖出几本书,以减轻他的经济压力。但文德能病逝20周年纪念活动时,费边分明在济州却说有事走不开,还说30周年纪念的时候一定参加,完全是推托之词;加上他与蒋蓝的官司缠身,的确是因为自己挪用公款并与之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才让人抓住把柄不得不失去房产。这些事件说明费边虽经历了上世纪80 年代的激情岁月,但在经济大潮和个人欲望的冲击下,他还是屈服于当下,成为抛弃精神而归顺俗世的凡人。所以,文德斯绝不会将哥哥的遗稿交给费边这样的人出版,恰如应物兄说只有文德斯能为文德能的书写序一样,也只有文德斯能替哥哥整理出版他的遗作。

文德能生前没有发表过单篇论文,但文德斯整理的遗作却有500多页,足见其阅读的广泛和思想的深邃。文德能看了很多书,但总觉得书中的知识没有内化成自己的经验,所以无法动笔写文章,就如芸娘在看了文德斯整理的初稿时说:“他涉及的领域太多了,哲学、美学、诗学、神学、经学、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来不及孤芳自赏。”8他常常在阅读的书籍中加入大量的注释和笔记,有时候是引用一段经典的文字,然后再配上自己的洞见,虽没有形成文章,但透过这些笔记仍可见出文德能非同寻常的学术思想。一个人喜欢阅读的书籍总是和自身内在经验相契合的,文德能所谓的“述而不作”其实也包含了“作”,因为任何“述”都含有阐述,是开启“幽隐之物”的门径,在个人经验和传统之间总是存在着阐释的可能性。而文德能所做的一切就是通过阅读和自我体验去敞亮隐秘的言说空间,从而将传统与个人相衔接或相背离,达到承传或创新知识的目的。当下学者群体庞大,有几人似文德能那样阅读如此广泛,没有自己独创的思想绝不动笔写论文的?想来时代也助推了我们这代人的“学术大跃进”,君不见很多高校对教师成果数量的强调越来越严苛,“十年磨一剑”的严谨学者根本不能获得正式的入职资格,“述而不作”或者“厚积薄发”的良好作风早已不适合当代学者的生存状态。学者们在论文、著作、课题、教学等指标的量化考核下,早已不能平心静气地看书做学问了,在短时间内追求高级别而非高质量的论文数量成为学者常规化的生活内容。

文德斯整理印刷出的《The Thirdxelf》这本书放在二手书店无人阅读,又因为书店房子要拆迁的原因,所以店老板让应物兄把这些书拿走,给需要阅读的人分享。芸娘和文德能也是书店的常客,以至于文德能去世20年了,书店老板还记得他。芸娘无限感慨,她最理解文德能,也最理解当前的学术生态,她指着文德能著作对应物兄说的话,可以视为《应物兄》这部作品何以要花大篇幅去塑造一个英年早逝之人的最好诠释:“这是一代人生命的注脚。看这些笔记,既要回到写这些笔记的历史语境,也要上溯到笔记所摘引的原文的历史语境,还要联系现在的语境。你都看到了,这本书没有书号,没有出版社。它只能在有心人那里传阅。可是很多人都睡着了,要么在装睡。你无法叫醒装睡的人。” 9 20年后,当芸娘和应物兄再次来到他们经常光顾的二手书店时,墙上大大的“拆”字表明它被划入了胡同改造区,而要拆除的又岂止是破旧的房屋,实乃我们借助阅读而通往的精神家园。二手书店的老板从年轻人变成了老年人,曾经被他们那代人热捧的“美学译文丛书”“走向未来丛书”等,现在居然无人理会,包装绳子都没有解开,堆放在角落里成了老鼠磨牙的工具和蟑螂的婚床。由此可见,上世纪80年代思想活跃时期的阅读风尚,早已被形而下的世俗追求所取代,读书成为一种罕见的国民行为。

文德能和文德斯兄弟曾经居住的地方也被划入了胡同改造范围,在一夜之间被爆破成了废墟,那个在上世纪朋友聚会且思想迸溅出火花的地方消失了。李洱一直在作品中夹杂着对文德能的追述,这个早早去世的人物背负着作者年轻时的理想知识分子形象,他的英年早逝意味着某种知识分子类型的消失,而他居住地的拆除也意味着某种公开化的私人聚会及其场所的消失,意味着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激扬文字的思想盛宴之散场。而这也是李洱在作品中最关心和在意的地方,那是他青春的记忆,随着文德能的去世和旧屋的轰然倒塌,一切关于那个时代的印迹都荡然无存。李洱借用文德能的视角发出疑问:“照片上的文德能微微蹙眉,目光中有探询,嘴半张着。他似乎向他们打听到底发生了什么。”10对于生活在上世纪80 年代的青年人来说,他们完全无法预料今天的生活会发生哪些变化,而这些变化也是他们无法接受和共情的。文德能及其死亡成为一种隐喻,代表了一代人的青春,而这代人的青春也随着文德能的死而消逝不见了,他们即便活着,也如同文德能一样已经死去;而文德能虽然死去,但他永远活在青春时代。从这个角度来讲,文德能的死是幸运而幸福的,它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反而让活着的人无法直面残酷的变迁,如同死人一样苟且在世,行尸走肉般地为着物质欲望奔走。

当然,文德能的死亡是否还另有深意?那就是一味地依靠西方来建构中国当代文化的努力终将以失败告终,如果不回归传统,中国文化的发展就不仅仅是贫血的问题,甚至会像文德能一样患上白血病。因为文德能主要阅读外国哲学书籍,为此他阅读越广博,就越无法将那些知识内化成自己的经验,也无法建立起自身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如同博尔赫斯在《沙之书》中陷入了对自身价值和绝对真理的无望追求中一样11,文德能照样无法完成他想写的“沙之书”12。

三 死亡是生命的救赎

在《应物兄》这个作品中,作家李洱把两个活着的人写“死”了:一个是灯儿,一个是张子房。当人在固定的生活圈子里无法再坚持自我的时候,他的社会生命其实已经终结;如若他希望继续生活下去,则必须使生活环境有断裂式的转变。因此,那些隐姓埋名或疯掉的人,即便旁人不认为他们已经死去,他们自己也会经历一次生命的死亡,决绝地告别之前的生活。而恰恰是这样的死亡给他们的余生带来了生机,无异于完成了一场浴火重生的救赎之旅。

灯儿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曲灯老人,她一直住在程家大院里。张子房从她那里抱来一只黑猫送给何为,也就是那只何为疼爱有加的柏拉图。每次柏拉图生病,何为都去找曲灯老人给它看病,因此曲灯老人也多次到医院探视何为。有次文德斯从医院送曲灯老人回家,因为下雨的缘故,曲灯老人留他吃饭,他方得知曲灯老人的丈夫是马老爷子,做的丸子特别好吃。刚好那天他在陈家大院遇到了章学栋,他看中了曲灯老人家里的老虎窗、木地板和扶手,还看中了她家的老款铜铸门把手,但老人坚决不卖。曲灯老人居住的地方就是程济世家的老宅子,老人怀着对程家的感情而不愿出卖旧物。当文德斯第二次带着应物兄去见曲灯老人的时候,邻居是曾给文德能看病的医生,他告诉文德斯,曲灯老人因为马老爷子去世而几天没说话了。马老爷子不希望灯儿因为他生病而受罪,所以希望自己死得干脆,脑溢血后15天便去世了。因为马老爷子信教,所以街坊邻居凑钱请人给他超度,“搭建”一条通往天国的路。后来应物兄才知道,灯儿的丈夫马老爷子虽是做仁德丸子的大师傅,但他的手艺却是灯儿教给他的。曲灯老人说丸子的做法是她自己摸索出来的,用的肉是槽头肉,但要把肥瘦肉分开剁成肉泥,用鹌鹑蛋的蛋清合在一起搅拌,然后放在铺有瓠瓜叶子的笼屉里蒸熟。程济世的父亲当年虽然只吃过一次灯儿做的丸子,却赞不绝口且念念不忘。程济世也爱吃灯儿做的丸子,有时还会偷着吃,灯儿说他一直把她当作姐姐。当听说程济世要回来的消息后,她非常感叹,完全没有想到有生之年还能与之见面。

李洱为什么要把曲灯写“死”呢?曲灯应该是一名歌妓,程济世对古典民乐的喜爱就来自她高超的二胡演技,她拉得最好的曲子是《汉宫秋月》。曲灯刻在程先生记忆中的印象是唯美的:在波光潋滟的济河之上,灯儿在画舫里拉着二胡,乐音如歌如泣,灯儿素面带粉、卸妆不褪唇红,岁月的风尘无法遮盖她的美丽。尽管人们告诉程先生曲灯已经死了,但她却一直美丽地活在程先生的记忆中。作为侍候程济世母亲的丫鬟,曲灯比程济世大几岁,程先生对她怀有特别而复杂的情愫,后来他曾派人去打听过曲灯的下落,人们都说她死了。在灾难深重的岁月里,灯儿的“死”对程济世而言是好消息,因为作为国民党将军家的佣人,她死了之后可以免除很多不必要的牵连和屈辱,如同程先生所说:“死了好,死了就清净了。”13程济世在北京大学讲座期间,观看了中央音乐学院的济州人演奏的二胡,于是又想起了曲灯大师,栾庭玉问他曲灯大师是否年事已高,难以再请出来演奏?程先生断然回答道:“死了,早死了,不提她了。”兰大师也知道曲灯是个出色的二胡大师,可他也听说曲灯死了:“有个叫灯儿的,是个二胡大师,可惜死得太早了。”14如果他唱戏的时候有灯儿伴奏,那简直是“珠联璧合”,只可惜斯人早逝。此外,从灯儿自己的角度来讲,她只有“死去”才能换来新生活,作为地位和职业比较卑贱的歌妓或者丫鬟,灯儿不适合在新社会里生活,唯有让既往的一切“死亡”,她才能换取后面大半辈子的安宁。因此,灯儿的“死亡”是一次自我救赎,否则她会艰难度日,难以活到如此高龄。

张子房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学家,大家都说他“疯”了,甚至有人说他去世了。如此奇怪之人,乔木却称赞他有如闲云野鹤般自由潇洒。张子房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有深刻的认识:“在中国历史上,百姓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常常是不一致的,当然,在世界范围内这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不论是从事哪种专业,只要是知识分子,他要做的工作就是尽量减少两者之间的张力,防止社会的断裂,杜绝社会秩序的坍塌。”15张子房能跳出世俗的物质利益追求,将毕生所为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抛却暂时的名利,不追求现世的浮华。这样的人正好印证了鲁迅的说法:“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6在乔木的心中,张子房是一个辩士,何为去世后的行为也是一种特殊的辩论,即大家以为他会来致悼词的时候,他偏不出现。张子房曾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的译后记《再论“看不见的手”》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的宏文,何为因此称他为“亚当”。因为张子房好辩的性格,他与双林成为了朋友,后者认为子房是“既单纯又善良”的人,他反对当年制造原子弹,觉得那样会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负担,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人民真的是勒紧了裤腰带,举全国之力来研发原子弹。当有人认为张子房疯了或者死了的时候,双林、乔木以及何为教授均对此加以否定,认为他有着常人无法拥有的自由。在乔木看来,张子房这样的人是不会得到社会褒扬的,如同杀人如麻的恶棍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些成天吃素念经的善男信女反而不会成佛,张子房这类一直坚持真理和正义的人,反而得不到真理和正义的保护,只能逃遁于世,被视为“死人”或“疯子”。世界很奇怪,《应物兄》中像释延安这种花和尚反而会获得去皂荚庙当住持的机会,而德行高远的释延源只能苦苦念经,一无所获。

应物兄和文德斯去见曲灯老人,正逢大家为信教的马老爷子做法事。从张子房推算牧师得了多少钱可以看出,他的思维非常清楚,不愧为一个经济学家,怎么会是疯子呢?但张子房先生的容貌却集合了现实社会的各种矛盾,他的眼睛矍铄却浑浊、天真却衰老、热忱而疲惫。“矍铄”“天真”与“热忱”是主观精神情绪的反映,而“浑浊”“衰老”与“疲惫”是外在现实的真实反映,因此张子房的内心是宁静而富有生机的,它有力地对抗着现实生活的喧嚣与冷漠。也正是这种不为现实所容忍的精神气质,导致众人皆认为张子房疯了,因为他的心理和思想与别人完全不同,在“疯癫”与“文明”之间从来就没有明显的界限,这组截然对立的心理状态从来也没有评判的价值尺度,只存在理性和非理性的权力对抗,最终导致“癫狂的体验在沉静的学问中保持沉默”。17

张子房的“死亡”不是他对现实的屈服,而是他对现实的放逐,他卸掉了尘世中的所有欲望和既得利益,告别了之前的名利和生活方式,进入了另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并由此获得了观照生活的火眼金睛。在一个规训的社会里,“权力弥散在整个社会场域当中,构铸着个人的主体性和他们的知识与快感,对躯体进行殖民统治,既占用它的力量,同时又诱使它臣服和顺从。从17世纪以来,个人一直被束缚在一个复杂的、规诫性的、规范化的、全方位的权力网络中,这个权力网络监视、判断、评估和矫正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在社会场域中并没有‘基本的自由空间’,权力无所不在”18。如果没有这次“死亡”和“疯癫”,张子房的学问就会停留在原地,甚至会在世俗的浪潮中倒退,对他来说,这种主动的“退隐”或“疯癫”使他完成了一次自我救赎,否则他会“臣服”或“顺从”于这个被“规训”的社会而失去自我。应物兄和张子房、老更头一起喝酒,了解到子房正在写一本书,他希望有生之年能完成一本《国富论》,这个书名与他早年翻译亚当•斯密的书相同。应物兄从张子房口中终于得知他离开济大并“疯掉”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子房认为只有远离虚伪和浮躁的现实生活,回归到无人关注的角色,祛除各种纷扰和世故,才可以充分了解这个世界。用住在贫民窟般杂乱院子里的张子房自己的话说:“只有住在这里,我才能够写出中国版的《国富论》。只有在这里,你才能够体会到原汁原味的经济、哲学、政治和社会实践。只有在这里,你才能够看见那些‘看不见的手’。” 19张子房虽是在说自己做学问时的生活状态,但却是对当下很多学者行为的无情鞭挞。很多学者不仅没有与现实生活保持距离,而且还主动要求获取功名,主动介入到现实名利的漩涡中,完全不能客观冷静地观照研究对象,所做学问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张子房消隐于世的疯癫行为是一种策略,而“疯癫的策略及其获得的新胜利就在于,它代表着被压抑者的重新崛起,以及理性旷日持久的恐怖统治的行将结束。这种‘原始野性’的重新恢复,旨在冲决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铁笼’,张扬生命的解放和自由的激情,从而实现生命的赎救”20。

很多年前,叶兆言在谈创作时说自己之所以要喋喋不休地谈到死亡,原因是“死亡有时太强大了,然而正是这种强大才能真正体现了生命的力量”21。李洱先生在《应物兄》中通过对几类人生命的追述,再次捍卫了死亡的强大力量,让他们的生命获得了终极价值与超凡意义。

注释:

1 张永清主编《新时期文学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80—81 页。

2 [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年版,第286 页。

3罗伟文:《存在主义与先锋小说的死亡意识》,《福建论坛》2004 年第10 期。

4 5 6 7 8 9 10 12 13 14 15 19李洱:《应物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年版, 第124、819、1019、979、882、890—891、876、880、163、1013、550、1038 页。

11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沙之书》,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25—132页。

16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且介亭杂文》,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139 页。

17[法] 米歇尔•福柯:《癫狂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精神病史》,孙淑强、金筑云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4页。

18[美]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61页。

20肖伟胜:《现代性困境中的极端体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版,第139页。

21叶兆言:《〈挽歌〉自序》,《挽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3页。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