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生存空间——“高密东北乡”，在这个慷慨激昂的民间江湖上，活跃着一群出身草莽的匪侠。莫言塑造了以“我爷爷”和“我奶奶”为代表的侠义英雄的大地精魂，特别是以汪洋恣肆的生命激情在这片沃土上发现了野性生长的“红高粱”，并在匪侠和“红高粱”之间找到了异质同构的价值基点，寄寓着丰富的象征意蕴和鲜明的价值指向。针对当代社会人性异化、人格萎缩和精神衰颓的现实，莫言开出了救世药方，那就是还原历史、回归民间，从广袤深厚的大地和充满无限生机的大自然中寻求生命力的源泉与精神的支撑。莫言在以艺术的方式对故乡和父老乡亲的真诚祭奠中，通过召唤那些游荡在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重铸自由正义、雄强任侠的生存空间，在历史的祭坛上，为当代人类社会的复乐园竖起了一座正义张扬和人性救赎的精神丰碑。

关键词：莫言 《红高粱家族》 匪侠 侠义英雄 人性救赎

新时期以来，特别是在1980 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热潮中，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土匪抗战题材逐渐进入作家的创作视野。最早在这方面做出有益探索的，当属莫言。1986 年，莫言在《人民文学》第3期发表了中篇小说《红高粱》，率先打破土匪形象的现实面目，以大胆的想象和虚构塑造心目中理想的土匪，使之在特定语境下呈现出匪侠的伟岸形象。这部中篇小说以独立超拔的崭新姿态和雄强任侠的草莽气息，给当代文坛带来了新的审美感受。《红高粱》与莫言后来创作的《高粱酒》《狗道》《高粱殡》《奇死》等系列中篇小说一起组合成了一部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这部长篇小说以高密东北乡为主体叙事空间，讲述了先辈们在过去时代的故事，歌赞了他们血气方刚、粗犷豪放的精神品质和见义勇为、侠义报国的英雄壮举，塑造了以“我爷爷”和“我奶奶”为代表的一系列出身草莽的匪侠形象。莫言在他的“红高粱”系列小说中为读者营构了一个独特的文学空间：“高密东北乡”。莫言笔下的匪侠就如同一棵棵野性生长的“红高粱”一样，以一种原始生命强力和自由精神姿态，昂然挺立于高密东北乡的大地上，为这个文学空间增添了激情似火、正气盎然的侠义色调，使人们在对过去时代的祭奠中增强毅然前行的勇气和担当精神。莫言的目的在于为当代社会重铸一个自由正义、雄强任侠的生存空间，通过召唤那些游荡在故乡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给当代人提供现实省思和理想探寻的精神家园。

一 高密东北乡：慷慨激昂的民间江湖

高密地处胶莱平原，地势南高北低，横亘在胶东半岛和内陆之间。高密境内有许多河流穿过，最大的河流是胶河，为高密东北乡的母亲河，这些河流构成南北胶莱河水系，向北流的注入莱州湾，向南流的汇入胶州湾。而高密东北乡则坐落于平度、胶县和高密三县交界地带，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民国时期，土匪横行，“在1911年和1949年中国的两次大革命之间，报刊杂志充斥着内地农村土匪骚动和行凶的耸人听闻的报道”1，甚至连土匪出身的军阀张作霖和张宗昌，都毫不避讳地承认他们毕业于“绿林大学”的事实。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时期，高密东北乡河流纵横、草莽丛生的独特的地理环境为土匪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当时，“高密东北乡土匪如毛，他们在高粱地里鱼儿般出没无常，结帮拉伙，拉骡绑票，坏事干尽，好事做绝。如果肚子饿了，就抓两个人，扣一个，放一个，让被放的人回村报信，送来多少张卷着鸡蛋大葱一把粗细的两拃多长的大饼。吃大饼时要用双手拤住往嘴里塞，故曰‘拤饼’”2。这就是说，民国时期的高密东北乡土匪盛行是不争的事实，并且这里的土匪还有一个独特的称谓：“吃拤饼的人。”一到夜间，高密东北乡的高粱地就成了绿林响马的世界。当然，这些纵横于青纱帐的土匪大都是离开土地的农民，他们或不堪忍受剥削和迫害，铤而走险，土匪群体可谓错综复杂，有祸害老百姓的境界不高的土匪，有劫富济贫的侠义土匪，有救国救民的大义土匪。虽然同为土匪，但也有质的区别，那就要看他们是否坚持了侠义道。坚持侠义道的土匪，在革命或抗战语境下，他们可以自发成为或被改造为革命的或抗战的有生力量，属于胸怀民间侠义精神和民族大义气节的革命匪侠与抗日匪侠。而背弃侠义道的土匪，在革命或抗战语境下，他们极有可能成为革命或抗战的阻碍力量，堕落为泯灭良知和丧失民族气节的无耻败类与民族罪人。可以说，高密东北乡为草莽英雄和土匪强盗提供了纵横驰骋的自然环境，也为莫言的文学创作准备了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在莫言笔下，高密东北乡俨然“一个绿林好汉呼啸出没打劫行盗的山寨，就像位于高密东北乡西边不远处那个经典意义上的老资格山寨水浒梁山”3。那些如“红高粱”一样野性生长的顽强的先辈们，那些野蛮剽悍、率真粗犷、勇武豪放的民间草莽和英雄好汉们，身上都隐约带有水浒英雄的侠肝义胆和冲天豪气。《红高粱家族》中的余占鳌、花脖子，《丰乳肥臀》中的上官斗、司马库，《檀香刑》中的孙丙、眉娘，他们在无边无际的高粱地里自由驰骋，或杀人越货，或仗义行侠，以一身的豪气书写着高密东北乡的民间传奇。

高密古代属于齐国的疆土，为春秋时期齐国宰相晏婴和东汉大儒郑玄的故乡，是齐文化的发源地之一。齐地自古以来民风剽悍、尚武任侠，从姜太公封齐到秦王政灭齐，长达800 年的历史过程孕育和奠定了齐文化的深厚基因，“齐文化发展成为以务实精神、变革精神和开放精神为特征的区域文化”4，它对“齐鲁文化”的有机构成、中国文化的发展乃至人的精神人格塑型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作为土生土长的高密人，莫言深受齐文化的影响和齐地尚武任侠民风的浸润，在他的精神结构和文化心理深层不可避免地潜隐着这种文化的精神因子。20年的乡村生活经验，特别是在饥饿、孤独和恐惧中长大的独特的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在莫言独创的神奇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中，已经内化为驳杂丰厚、深刻隽永的精神血肉，在大爱大恨和大悲大喜构成的多重张力结构中，一个个侠肝义胆的人物脱颖而出。无疑，这是齐地剽悍民风、任侠使气的文化精神和莫言20多年刻骨铭心的乡村生活经验错综交织、酝酿发酵在小说文本中的艺术升华。可以说，莫言的创作是接地气的。立足于齐鲁大地的山东，历来是一个既出圣人也产土匪的地方，特别是作为山东境内一隅之地的高密东北乡，它的每一寸土壤都浸润着齐鲁大地温柔敦厚、任侠使气的深沉健劲的文化气息。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两极文化现象和刚柔相济的文化气息，在莫言的生长期早已融入到他的血液和生命意识之中。在他看来，“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5在莫言构建的以高密东北乡为主体叙事空间的文学王国中，始终回荡着大自然的声响，游走着大地民间最自由舒展、最放荡不羁的生命。他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徜徉于这片神奇的土地，他的所有感官都向着大自然敞开，一切的植物、动物、河流、大地、天空都成为他尽情释放生命激情和文学能量的窗口。在这个慷慨激昂的民间江湖上，在高密东北乡火红热烈的高粱地里，跃动着剽悍勇武的生命音符，蓬勃着盎然无尽的生命的波涛。

从文化精神的层面上来讲，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小说充满了一种阳刚健劲的风骨，张扬着不屈不挠的侠义精神。与此同时，“莫言的小说还时常会流露出一种前乌托邦主义的心态，通过对已经消失的美好世界的描写来否定现存的丑恶世界；用原生态的社会模式来反讽秩序化的呆板现实逻辑”6。这种社会文化思考充分体现了莫言深沉的人文忧思和慷慨的济世情怀，这本身就是一种激浊扬清、爱憎分明的侠义态度。可以说，莫言给当代中国文坛带来了民间的淳朴粗犷、狂放不羁，带来了民间的精魂和风流。他那意在召唤那些游荡在高密东北乡的“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7的《红高粱家族》，堪称一部自《水浒传》以来罕见的侠义题材的民间英雄传奇。“很少能见到如此满溢着民间气息的作品，自《游侠列传》、宋元侠题材话本、《水浒》之后，它真正接过了中国民间文化的世俗的墨侠精神表现传统。”8莫言在小说中精心塑造的那些出身农民的匪侠，承传着世俗的墨侠精神的血脉，他试图凭借余占鳌们的江湖精神和草莽正义去振奋与激发当代人的生命力，促进他们对不堪的社会现实的反思，引导他们探寻未来理想的世界。在这样的创作构思下，高密东北乡被设置成弥漫着自然野性、充盈着草莽气息和江湖精神的法外世界。这里是一个开放、包容、慷慨激昂的民间江湖，任何政治风云和社会变迁都会被消弭得悄无声息，一切邻里纠纷与乡野事件都可能被演义得轰轰烈烈。千人坟里人的头骨跟狗的头骨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们谁是共产党、谁是国民党、谁是日本兵、谁是伪军、谁是百姓，只怕省委书记也辨别不清了。各种头盖骨都是一个形状，密密地挤在一个坑里，完全平等地被同样的雨水浇灌着”9。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一切都会受到大自然的眷顾。在岁月的舒缓流逝和无情涤荡下，所有的历史恩怨、爱恨情仇都将归于寂灭，化为乌有。只有深深地扎根于黑土地，栉风沐雨而茁壮成长的“红高粱”才能成为高密东北乡永恒的存在。

二 “我爷爷”、“我奶奶”：侠义英雄的大地精魂

莫言在小说《红高粱家族》中构筑了一个慷慨激昂、自由自在的江湖世界，在这个水泊梁山式的民间社会，活跃着余占鳌、戴凤莲、二奶奶、罗汉大爷、豆官、任副官、哑巴、方六、方七、刘大号、痨痨四、五乱子等一系列嫉恶如仇、有情有义、不畏强暴、勇于抗争的民间义士和抗日英雄，演绎着一个土匪抗日的民间英雄传奇故事。就出身而言，这些人大都为农民，这支抗日队伍也是由半农半匪的人员组成。在小说中，余占鳌是“我爷爷”，戴凤莲是“我奶奶”。他们是“红高粱”儿女的杰出代表，是大胆释放生命激情和自由伸张原始正义的先辈们英雄群体的象征符号，是特定时代情境下毅然崛起于高密东北乡的侠义英雄的大地精魂。他们在高密东北乡的高粱地里胆大包天地上演了一场惊世骇俗的情事，在齐鲁大地的民间历史时空书写了一部出身农民的土匪自发抗日的轰轰烈烈的慷慨悲壮的史诗。“我爷爷”和“我奶奶”们这些民间草莽的抗战，没有接受过任何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的说教，他们属于农民自发武装斗争的典范。他们原本属于安分守己的农民，社会的动荡和不公把他们逼上为匪之路，日本人的入侵打破了高密东北乡平静的生活，尽管武器装备极差，甚至有人害怕流血死亡，但大敌当前，他们毫不退缩，奋起还击，慷慨赴难，视死如归，以血肉之躯和顽强意志对抗暴戾的日寇，捍卫生命的尊严。在打出了高密东北乡“红高粱”儿女的威名和尊严之后，他们既没有接受国民党部队的改编，也没有投入八路军队伍的怀抱，而是独立自主地坚持自己的抗战，书写着农民本色的匪侠传奇。可以说，在题材处理上，《红高粱家族》突破了当代文学特别是十七年文学一以贯之的固定模式：“表现农民武装斗争如何由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最后以被纳入革命战争的洪流为其归宿。”10在当代文学史上，不仅《桥隆飙》《大刀记》《铁道游击队》《苦菜花》《敌后武工队》《红旗谱》等现代农民武装斗争题材的作品具有这种模式特征，就连描写古代农民战争的《李自成》也有意无意地涂上了革命战争的油彩。通过对比，足以彰显出莫言这部土匪抗战小说的独特价值。他是在以亦农亦匪的民间侠文化价值观和战争观来审视与观照现代农民的抗战，表现出地地道道、本色自然的源于大地民间的农民气质和匪侠精神。在小说中，莫言不仅尽情地表现了大地民间的原始生命强力，激荡着自由自在的生命精神，更张扬了先辈们强悍勇武的个体生命力、对自由正义的执著追求和抵御外侮、捍卫生命尊严的侠义英雄气概。“我爷爷”和“我奶奶”是敢爱敢恨、重义轻生的一代，像“红高粱”一样扎根于这片广袤肥沃的黑土地上，在天地之间引吭高歌抗争的强音，他们秉持着不畏强暴、坚定冒险的生命信念，以惊世骇俗的异常之举在高粱地里尽情地享受生命的欢愉，挥洒着原始生命的强力和狂放不羁、自由任性的生命精神。

余占鳌是高密东北乡一个威名赫赫、声名远扬的土匪首领，但他并非天生的土匪，而是出身农民的脱离了正统社会秩序的游侠儿，堪称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侠义农民英雄形象。余占鳌“心如鲠骨，体如健猿”11，从他身上，我们多少可以看到《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们的某些面影，他那桀骜不驯的反叛性格、勇于抗争的复仇精神、狂放不羁的自决意识、不屈不挠的生命意志与武松、鲁智深、李逵等草莽英雄的精神气质相当一致，但他又比这些不近女色的硬汉具有更丰厚而深邃的人性内涵。余占鳌身上的草莽气质和侠义气概，如同火红的高粱一样在高密东北乡的黑土地上自由茁壮地生长，充满了纯朴自然的原始正义感和粗犷狂放的生命激情。

余占鳌敢爱敢恨，嫉恶如仇，伸张正义，侠气贲张。怒杀和尚，除掉单家父子，巧杀土匪头子花脖子及其同伙，绑架县长幼子、江小脚和冷麻子，拉起民间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这一系列行为成就了余占鳌杀人如麻的土匪头子、复仇之神和抗日英雄三位一体的匪侠威名。余占鳌不畏权势，对抗官府，谨遵循血性良知和自由正义的召唤，既不接受国民党冷支队的改编，又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胶高大队保持着警惕。在冷支队长同余占鳌于酒桌上谈判改编事宜的时候，他勃然怒骂：“舅子，你打出王旅长的旗号也吓不住我。老子就是这地盘上的王，吃了十年拤饼，还在乎王大爪子那个驴日的！”12当冷支队长许以“营长”官位和“枪饷”，并指出接受改编强似当土匪时，余占鳌更是义正词严：“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老子去年摸了三个日本岗哨，得了三支大盖子枪。你冷支队不是土匪，杀了几个鬼子？鬼子毛也没揪下一根。”13余占鳌无视冷支队的拉拢和利诱，即使在打伏击战的前线，他也毫不服输地对着一起作战的兄弟们慷慨陈词：“咱要打出个样子来给冷支队看看，那些王八蛋，仗着旗号吓唬人。老子不吃他的，他想改编我？我还想改编他呢！”14 面对八路军胶高大队江小脚大队长的参军期许和“副大队长”职位的承诺，余占鳌明确表示：“老子谁的领导也不受！”15这些看似粗野却慷慨激昂的话语，充分彰显了一个民间匪侠纯朴坦荡的胸怀和独立不羁的精神。当然，由于出身、环境和土匪行当的局限，加上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英雄匪侠余占鳌身上不可避免地残存着民间社会的某些陈腐观念和思想意识。既恨共产党又恨国民党更恨日本人的铁板会会员五乱子关于“中国还是要有皇帝”的高论特别是对未来“铁板国”的展望，使余占鳌高度兴奋和异常激动，顿生“相见恨晚”之情。五乱子的话“像抹布一样擦亮了他的心，擦得他心如明镜，一种终于认清了奋斗的目标、预见到远大前程的幸福感一浪接一浪在心头奔涌”16。在朦胧的憧憬中，余占鳌坠入了一种图谋霸业、一统江山的帝王梦幻。关于对他有恩的亲叔余大牙糟蹋民女曹玲子一事，他认为：“睡个女人，也算不了大事。”17当任副官坚持枪毙余大牙时，他坚决不同意。虽然经戴凤莲晓之以理、晓以大义后，余占鳌终于决定大义灭亲以整肃队伍，但也暴露出他独断专行的匪性。余占鳌杀死单家父子，解救了封建婚姻枷锁下痛苦挣扎的戴凤莲，如果说这一侠义壮举凸显了他追求人的解放和人性自由的叛逆精神的话，那么以前他因母亲与和尚私通有悖封建伦常道德而杀死和尚的举动，则表明他无形中充当了封建纲常名教卫道者的角色；同时后来他背叛戴凤莲、爱上“二奶奶”恋儿的行为，更揭示了他难以超脱大男子主义笼罩下一夫多妻意识的影响。这些方面反映了余占鳌作为一个匪侠的复杂性，但并不能遮蔽他作为一个民间英雄的璀璨辉光。

在余占鳌这个亦正亦邪、亦匪亦侠的民间草莽身上，既具有胸怀民族大义的“最英雄好汉”的优秀品质，又兼备为旧思想旧意识所深深毒害的“最王八蛋”的病弱基因。正如“二奶奶”的亡灵所言：“你崇尚英雄，但仇恨王八蛋，但谁又不是‘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呢？”18 可以说，余占鳌这个曾开创了高密东北乡土匪黄金时代的匪侠，就是“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人性缩影，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游荡于无边无际的高粱地里的精魂。与“我爷爷”余占鳌相比，戴凤莲是一位更具人性光芒的女中魁首，她心比天高，命如纸薄，敢于反抗，勇于斗争。她的乳名叫九儿，高密东北乡纯净空气的滋润和红如血海的高粱米饭的养育，使九儿的身体和灵魂都显得无比净洁与刚健，绝少封建纲常名教的毒化和污浊尘世的侵染。可以说，九儿是一个集传统女性美德和现代女性意识于一体的展翅翱翔于生机勃勃的高粱地中的自由精灵。她不畏强暴，刚烈英勇，无视世俗偏见和陈规陋习，敢爱敢恨，敢做敢当，一派女中豪杰风范，具有不让须眉的干云豪气。当劫路人拦截花轿，轿夫和吹鼓手们惊慌失措、乱了阵脚的时候，她却镇定自若，在整个过程中，她的脸上始终保持着“那种粲然的、黄金一般高贵辉煌的笑容”19。九儿的这份从容源于她的生命哲学，在她看来，“人生一世，不过草木一秋，豁出去一条命，还怕什么！”20当余占鳌把她“劫持”到高粱地里的时候，她无力挣扎，也不愿挣扎，“甚至抬起一只胳膊，揽住了那人的脖子，以便他抱得更轻松一些”21。这种不合常规的举动的发生，是因为她在“如同一场大梦惊破”的三天新生活中“参透了人生禅机”22。九儿有正常人的欲望和生命冲动，渴望拥有自由的爱情和自主的婚姻，希望未来的丈夫是一个眉清目秀、识文解字、知冷知热的好儿郎。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她刚满16岁就由贪图小利的父亲做主，嫁给了高密东北乡开烧酒锅的富甲一方的财主单廷秀的独生子单扁郎，而这个新婚的丈夫却是麻风病患者。她埋怨命运的不公、人世的冷酷和父亲的见利忘义，所有的不幸和悲哀唤起了她内心潜隐的反叛情绪与生命激情。于是，温柔贤淑的九儿走上了不循常规的反叛之路。在单家父子死后，九儿掌管了单家的家业。在消毒驱秽、辞旧迎新之际，她精神焕发，如释重负，剪起了“蝈蝈出笼”和“梅花小鹿”的剪纸。在她的构思中和剪刀下，“一个跳出美丽牢笼的蝈蝈，站在笼盖上，振动翅膀歌唱”；那只梅花小鹿“背上生出一支红梅花，昂首挺胸，在自由的天地里，正在寻找着自己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美满生活”23。可以说，“奶奶剪纸时的奇思妙想，充分说明了她原本就是一个女中豪杰”24。作者通过九儿在高粱地里与余占鳌的野合之举和如释重负后奇妙的剪纸细节，体现了她追求个人幸福和人性解放的叛逆精神与自由意识。

九儿身上潜在的女侠气质和英雄气概，不仅使她在大胆反抗封建纲常名教、执著追求性爱自由的道路上表现出英勇无畏的叛逆精神和不循常规的冲天豪气，而且支撑她在那个污浊的乱世中体现出临危不惧、处乱不惊的生存智慧和大义之举。她支持余占鳌的抗日事业，激励余占鳌奋勇杀敌，保家卫国，在墨水河桥头的伏击战中，她勇敢地走上战场，迎着日寇的枪弹毅然前行，牺牲在侵略者的枪口之下。这无不彰显出一种平凡而壮丽的生命图景。农家女九儿，土匪头子余占鳌的情人戴凤莲，这两个温柔而刚健的名字集合成一种有力的称谓：“我奶奶。”在这种称谓的悄然嬗变中，饱含着无数出身农家的要强的“红高粱”女儿不甘命运摆布的斗争精神和渴望自由幸福的生命意识。

在“我奶奶”短暂而辉煌、叛逆而真诚的一生中，爱得轰轰烈烈、生死相许，恨得飞沙走石、不共戴天。面对外族入侵、家园破毁，她像“我爷爷”那样的好汉一样，为了生存和尊严，胸怀大义，慷慨赴难，走完了她30年红高粱般充实的人生，“她老人家不仅仅是抗日的英雄，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25。在莫言笔下，以余占鳌和戴凤莲为代表的侠义农民英雄完全颠覆了以往革命战争题材的英雄传奇小说所常见的那些义勇双全、高大完美、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强烈阶级意识的农民英雄形象的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的模式。“作者以超常规的反叛笔墨赋予主人公以超常规的反叛现时社会理性的英雄气质，这种极具叛逆精神的英雄气质就是自古以来中国农民所生生不息的、统治阶级思想的毒氛很难毒化的、有如荆棘般赤烈燃烧的生命伟力。”26虽然“我爷爷”和“我奶奶”们都不属于主流意识形态范畴与传统伦理道德意义上的英雄，但他们的确是高密东北乡土生土长的充满着野性生机和血性正义的民间侠义英雄。

在高密东北乡这片英雄好汉和王八蛋共存、圣洁和龌龊同在的土地上，到处弥漫着高粱的红色粉末，漫山遍野都挺立着野性生长的血一样的“红高粱”。在《红高粱家族》中反复出现和热情讴歌的“红高粱”见证了以“我爷爷”和“我奶奶”为杰出代表的先辈们的爱恨情仇与悲欢离合，他们旺盛蛮悍的生命力和宁折不弯的灵魂已经同“红高粱”融为一体。莫言将“红高粱”热烈火辣、慷慨悲壮的红色同闯荡江湖的侠义英雄情结和民族复仇的抗战情绪相对应、相结合，使得文本深层充满了强大的审美张力，激荡着阳刚勇武、雄强任侠的浩然正气。他在这个充塞于天地之间的生命力的当代寓言之中，从容地纳入了复仇主题，通过对父子两代人快意恩仇和民族复仇的行为与结局的审美观照，歌颂了血性正义精神，张扬了原始生命强力和慷慨激昂的生命激情，批判了社会对人的生存和生命尊严的压制与践踏，从而呼唤强力意志，唤醒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可贵的生命价值。

三 “红高粱”：历史祭坛上的精神丰碑

深入文本深处，我们不难发现，在《红高粱家族》中蕴含着浓厚而深沉的精神回乡意志和灵魂救赎的冲动。在这里，精神回乡是对过去的祭奠，对历史的巡礼。在义无反顾、百折不回的回乡意志中，寄寓着“人对于‘忘却’的原始性恐惧，对于忘却本原、忘却故土、迷失本性、丧失我之为我的恐惧”27。这种原始性恐惧源于远离故乡大地的游子对故土的敬畏和眷恋。过去毕竟终将过去，而且一去不再复返。但故乡的过去是一个人终生梦萦魂牵的永不消逝的独特存在。当面对现实的种种不幸和不适，故乡的过去总会成为作家寄托理想和希望的强大时空与精神家园，“有力地展示出‘过去’对于精神、情感活动，对于审美过程的覆盖，证明着‘过去’的现存性，‘过去’之为一种极现实的文化力量”28。莫言敢于直面当代社会语境下人种退化和人性异化的严酷现实，将文学作为“过去”的祭坛，突破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和世俗偏见的束缚，大胆地发掘土匪的侠性，热情讴歌高密东北乡“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本真人性和本色生命，在对“过去”的现存性和具体可感性尽情呈现的过程中，实现对故乡的象征性回归。正是由于对失去乡土记忆和背叛故土的原始性恐惧，才使得精神回乡意志对莫言构成了极大的心理诱惑和深厚的情感魅力，高密东北乡和“红高粱”于是就成为他理想中的存在。饱受城市生活煎熬和边缘生存考验的莫言，在对故乡的象征性回归中获得自我精神抚慰和现实灵魂救赎。

在《红高粱家族》的激情叙事中，莫言缅怀故乡过去艰苦而辉煌的岁月，追忆家族的侠义雄风，通过召唤那些已经逝去的游荡在故乡“红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唤起“高密东北乡人心灵深处某种昏睡着的神秘感情”，而这种神秘的感情只有在精神回乡的追忆中才能逐渐萌芽、生长和壮大，“成为一种把握未知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以至于他每次回到故乡，“都能从故乡人古老的醉眼里，受到这种神秘力量的启示”29。正是在这种神秘力量的启示下，在家族亡灵的告诫中，“我”得以深入反思逃离故乡十年后为何濡染了“聪明伶俐的家兔气”30，而丧失掉先辈们嫉恶如仇、敢作敢为的匪气和侠气。从某种意义上讲，《红高粱家族》是通过对一个土匪家族的激情叙事来实现对生命强力的张扬和对高密东北乡英魂与冤魂的召唤的。作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客观存在，土匪是对于社会各方面有着广大影响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它具有特殊的社会结构、组织形态、活动方式和生活方式，更有独特的思想观念和语言行为。由于土匪对现存社会秩序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向来为历代统治阶级所不容，为正统话语所否定。但土匪并非总是正统社会的绝对性和否定性的性破坏力量，“广阔的江湖乡野为武侠、隐者、骗子、匪盗提供了共处和互相转化的场所”31，这意味着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土匪也可被改造转化为推动历史进程、促进社会发展的有生的革命性和肯定性力量，或成为匪侠，或成为革命英雄。正如小说《红高粱家族》的主人公余占鳌所言：“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32在小说中，余占鳌既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匪侠，也是一位精忠报国的抗日英雄。这充分体现了土匪的生存哲学和生活辩证法。

《红高粱家族》的价值在于莫言不仅发现了民间土匪可供提升的精神空间，更重要的是，他立足于民间立场，不再拘泥于迎合官方文化，而是对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观念进行机智地拆解和颠覆，力图还原出一个民间化的历史场景。不仅从民间生存法则和大地精神血脉中发掘出侠义草莽英雄身上弥足珍贵的粗犷豪放的性格、洒脱豁达的人生态度、勇武任侠的生命强力、重义轻利的精神品德，而且深刻揭示了在逃离正统生存秩序的非意识形态化的江湖世界中自由逍遥、狂放不羁的生存状态，并对之尽情渲染，恣意张扬，天马行空，无拘无碍，酣畅淋漓地挥写这种激荡于高密东北乡历史天空的英魂。这意味着莫言不仅超越了齐鲁文化非官方正统性质规约下古代山东作家对盗侠或匪侠道德理想改造和忠义思想提升的拘囿，而且突破了十七年时期山东作家作品《桥隆飙》《大刀记》等民间江湖英雄正统化出路的倾向。作者只有在这种自由自在甚至恣意而为的精神空间里，才能比较充分、全面、深刻地发掘本真人性的复杂内涵和本色生命的多重图景。这种民间文化视角突破了外在的官方文化或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和束缚，凝眸大地民间的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氤氲于文本的深层结构，使得小说的审美观念获得极大的更新。生活于这种民间话语构筑的历史场景中的“人”，不再是一种游离于人的正常的自然欲望和伦理情感之外的孤立的存在，更不是表达时代精神、阶级观念或政治理念的机械的单纯符号，而是一个个像“红高粱”一样充满盎然生机、跃动着生命活力和本色率真气息的既仰望天空放声长啸、又脚踏大地奋然前行的真正的人。这就使得作者笔下的主人公余占鳌既不投奔国民党军队，也不参加八路军，而是秉持着源于大地民间的原始正义感和捍卫生命尊严的强力意志，为了维护生存的权利、保卫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义无反顾地走上以暴制暴的抗争之路，以血性良知和自掌命运的精神去实现自由、平等、正义与公道的价值理想。于是，“原有的审美界域和价值规约被突破，凸现出的是传统伦理文化秩序和宗法制度的被拆解、被抵拒以及对民族旺盛生命力的向往和礼赞33。这正是高密东北乡和“红高粱”赋予给这些侠义儿女的巨大力量与永恒魅力。

在《红高粱家族》的最后，当“我”逃离家乡十年带着身心的疲惫回乡祭奠先辈们的时候，冥冥中“二奶奶”发出的“孙子，回来吧！再不回来你就没救了”34的宽容大度的告诫之声，使“我”这个身上充满了“从城里带来的家兔子气”35的吃红高粱米长大的高密东北乡的游子得到了一种生命的警醒。在“我”处于覆盖着高密东北乡黑色土地的杂种高粱的包围之中充满了痛恨、失望、悲哀而陷入迷惘之际，是“我”的整个家族的亡灵，给“我”指点了迷津，获得了醍醐灌顶的生命启示和豁然开朗的灵魂洗礼：

可怜的、孱弱的、猜忌的、偏执的、被毒酒迷幻了灵魂的孩子，你到墨水河里去浸泡三天三夜——记住，一天也不能多，一天也不能少，洗净了你的肉体和灵魂，你就回到你的世界里去。在白马山之阳，墨水河之阴，还有一种纯种的红高粱，你要不惜一切努力找到它。你高举着它去闯荡你的荆棘丛生、虎狼横行的世界，它是你的护身符，也是我们家族的光荣的图腾和我们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36

这是来自莽莽大地深处的充满了生命智慧和精神力量的冥冥之音，更是医治现代文明病的救世良方，这种智慧和力量源于人类生存的大地与劳动者生活的民间。这段描述既体现了莫言对故乡先辈们雄强任侠、血性正义的生命强力的缅怀，也表达了对当代社会生命萎顿、精神颓靡的现象的悲愤与绝望。在整个小说中，莫言的关注点不再是单纯的历史本身的叙述，他将审美眼光聚焦于特定历史语境下高密东北乡的人和人性，出身于底层草根阶级的人特别是侠义土匪及其人性进入他的审美视野。莫言一方面充满豪情壮志地描写“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而演出过的“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一方面满怀真情地表白先辈们的雄强任侠“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37。从而使《红高粱家族》这部充满历史激情和现实忧思的叙事节奏构成了复调的乐章。在这曲由莫言激情独奏的金声玉振的人性壮歌余韵处，跃动着反思当代社会语境下“种的退化”和人性异化的强劲弦音。

过去的高密东北乡，吃高粱米长大的“红高粱”儿女，嫉恶如仇，敢作敢当，为了维护生存权利和捍卫生命尊严，不畏强暴，敢于斗争，与入侵的外敌血战到底，毫不屈服，充满了坚强的生命意志、反抗精神和原始正义感。以“我爷爷”和“我奶奶”为代表的民间匪侠书写了光照日月的英雄传奇。但随着时间流逝，这种坚韧的生命力出现了严重的退化。纵横高密东北乡多年的“我爷爷”余占鳌，连雄才大略的县令曹梦九都奈何不得他，他勇于抗击日寇，敢同冷支队和胶高大队叫板，彰显出民族大义与凛然正气；“我”在现代城市里煎熬，“机智的上流社会传染给我虚情假意”，“我”的肉体“被肮脏的都市生活臭水浸泡得每个毛孔都散发着扑鼻恶臭”38，整个身心濡染了城市文明的“家兔气”。毋庸置疑，这鲜明地呈现出一种生命力退化的轨迹。在战争年代，日本鬼子为了修胶平公路，毁掉稼禾无数。即便如此，那象征着生命力无限强旺和不屈不挠斗争精神的“红高粱”也没有绝种，依然顽强地生长在高密东北乡的黑土地上。然而，在和平年代，“我反复讴歌赞美的、红得像血海一样的红高粱已被革命的洪水冲激得荡然无存，替代它们的是这种秸矮、茎粗、叶子密集、通体沾满白色粉霜、穗子像狗尾巴一样长的杂种高粱了”39。这充分说明，不仅“我们家族”的生命力发生了退化，而且作为“我们家族”生命图腾和高密东北乡精神与灵魂象征的“红高粱”绝种了，高粱也发生了“种的退化”。摆在人们面前的残酷现实是这些丑陋的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从海南岛交配回来的杂种高粱已经占据了“红高粱”的地盘，“它们空有高粱的名称，但没有高粱挺拔的高秆；它们空有高粱的名称，但没有高粱辉煌的颜色。它们真正缺少的，是高粱的灵魂和风度”。更可恨的是，“它们用它们晦暗不清、模棱两可的狭长脸庞污染着高密东北乡纯净的空气”40。由此可知，随着社会发展，在原本民风剽悍、雄强任侠的高密东北乡，无论是人种，还是物种，都出现了生命力不断退化甚至绝种的现象，这是人们必须勇敢直面和深刻反思的严酷现实。

这里的“种的退化”是一种隐喻，人和植物的退化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环境的退化、社会的退化、文明的退化，这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所必然付出的代价。莫言立足于民间立场，用老百姓的眼光去审视历史、反思现实，这就使他能够超越阶级的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努力把高密东北乡变成中国甚至世界的缩影，以同情和哀怜、悲悯与拯救的意识来密切关注社会发展与文明进程中人的生存境遇、生命状态以及人性的扭曲和异化，自觉地呼应民族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共同问题与面临的生存困境，并为之积极探寻出路。莫言对“种的退化”充满了焦虑、无奈、悲痛甚至绝望，但可贵的是，他通过对历史的缅怀和追忆、对过去生存环境的重铸、对先辈们生命强力的张扬，表达了一种理想倾向，重塑侠义英雄型理想人格，追求血性正义的生命力的激情绽放，抵达自由与逍遥的生命境界。莫言在对故乡的深情回眸和对父老乡亲的真切回忆中，在对高密东北乡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寄寓了悲壮的激昂与感慨，蕴含了深沉的理想与忧思。在“我”被各种思想情绪纠缠而陷入困惑之际，那幅不复存在的瑰丽的情景总是浮现于思念的场域：“八月深秋，天高气爽，遍野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如果秋水泛滥，高粱地成了一片汪洋，暗红色的高粱头颅擎在浑浊的黄水里，顽强地向苍天呼吁。如果太阳出来，照耀浩淼大水，天地间便充斥着异常丰富、异常壮丽的色彩。”41 这幅璀璨辉煌的情景体现了一种生命意志和自由精神，既是值得人们向往和永远追求的“人的极境和美的极境”42，更是人性健康发展和社会自由进步的生命极境。在这种审美视域中，充满活力和激情的极境，不再仅仅局限于高密东北乡和“红高粱”儿女，其终极价值最终指向整个人类社会，从而在传说与现实、历史与当下相交织的价值坐标中获得世界性的审美意义。至此，作为真假同在、美丑并存、善恶杂陈的生存空间的高密东北乡成为一种独特的生命存在，而盎然挺立于这片黑土地上的“红高粱”就成了具有顽强生命力和自由精神的生命图腾。莫言说：“《红高粱》是我修建的另一座坟墓的第一块基石。在这座坟墓里，将埋葬1921年至1958年间，我的故乡一部分乡亲的灵魂。我希望这座坟墓是恢弘的、辉煌的，在墓前的大理石墓碑上，我希望能镌刻上一株红高粱，我希望这株红高粱能成为我的父老乡亲们伟大灵魂的象征。”43由此可见，生机勃勃、玲珑剔透的“红高粱”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整体象征，内蕴着热烈、茁壮、勇武、强悍的原始生命力，象征着不屈不挠、刚毅顽强、坚忍不拔、勇于牺牲的复仇精神和反抗意志，更是重义轻死、百折不挠的生命意识和剽悍任侠、勃郁强旺的民族精神的象征。

毫无疑问，莫言以非凡的想象力为当代文坛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生存空间——“高密东北乡”，以独运匠心塑造了“我爷爷”和“我奶奶”为代表的来自这个生存空间的侠义英雄的大地精魂，特别是以汪洋恣肆的生命激情在这片沃土上发现了野性生长的“红高粱”，寄寓着丰富深刻的象征意蕴和鲜明突出的价值指向。针对当代社会人性异化、人格萎缩和精神衰颓的现实，莫言开出了拯救的药方，那就是还原历史、回归民间，从广袤深厚的大地和充满无限生机的大自然中寻求生命力的源泉与精神的支撑。当代人漂泊无根的灵魂困惑和自我放逐的精神危机，只有在大地民间、淳朴自然的环境中，才有可能得到净化、改善和有效解决；人性的异化扭曲和普遍沉沦，只有在原始纯朴的人性美氤氲和雄强血性的侠义人格烛照下，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救赎和升华。无论是过去种遍高密东北乡的洸洋血海般的“红高粱”，还是小说结尾处要努力寻找的当代仅存的那株“纯种的红高粱”，都是高密东北乡这个弥漫着自然野性和江湖气息的法外世界的精神血脉与灵魂旗帜的象征，都是提振民气、激活当代人生命力的良方。只有它们，才能使当代人衰颓的精神和沉沦的人性获得整体性拯救。作者真诚坦言：“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44可以说，莫言在以艺术的方式对故乡和父老乡亲的真诚祭奠中，在历史的祭坛上，为当代人类社会的复乐园竖起了一座正义张扬和人性救赎的精神丰碑。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新文学作家的侠文化观及其价值重构研究”（资助编号：2016M602174）的阶段性成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研究”（批准号：10CZW05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 英] 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修订版），徐有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2 5 9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9 30 32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莫言：《红高粱家族》，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 第41—42、3—4、186、237、24、24—25、22—23、181、273—275、49、350、43、80、62、62、118、119、12、349、350、24、350、350、351、4、349、350、351、351、351 页。

3 6叶开：《野性的红高粱——莫言传》，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 年版，第230、6 页。

4 魏建、贾振勇：《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第11 页。

7 44 莫言：《红高粱家族•卷首语》，《红高粱家族》，作家出版社2012 年版。

8 31 张未民：《侠与中国文化的民间精神》，《文艺争鸣》1988 年第4 期。

10 26 陈颖：《中国英雄侠义小说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410、411 页。

27 28赵园：《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9、19页。

33房福贤等：《齐鲁文化形象与百年山东叙事》，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年版，第71 页。

43莫言：《十年一觉高粱梦》，《中篇小说选刊》1986 年第3 期。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