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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余秋雨散文集《文化苦旅》的精神内核是呼唤文化良知的回归，构建健全人格。在此文化内质的统罩下，《文化苦旅》在结构探索、细节处理和语言运用上都呈现出精良的艺术构思。余秋雨亲历山水，又具有丰富的学养和敏锐的文学革新意识，这些篇章是他深厚的文人悟性与历史及现实对话、与文化艺术的精灵对话的思维成果。

关键词：余秋雨 《文化苦旅》 精神内核 艺术构思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从1992年3月进入广大读者的视线，立刻引发了阅读的热潮。一部文化散文，自问世以来，成为海峡两岸的中国和整个华文世界热议关注的焦点，先后获得海内外各种重大的文化奖项，长时间畅销不衰，至今累计已印行千万册以上，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散文出版史上的奇迹。为什么它能如春风化雨，恒久保持着深入人心的艺术魅力？为什么时移世易，它仍能对我们的散文创作提供许多有关艺术真谛的宝贵启示？这正是本文所要深入探索的问题。

一

中国古代诗歌有一个创作纲领——“诗言志”，而我以为，散文创作也应该“言志”。对于散文创作来说，写人叙事述景是血肉，言志才是灵魂。散文的平庸与否，全在“志”之有无以及“志”之高低深浅。古代散文名篇，均为言美志、高志与大志、远志之作。《文化苦旅》的艺术构思最显著的优点，正在于它表达了宏阔高远之志。当年余秋雨跋涉祖国南北大地，寻访“人文山水”，追踪古代文人艰辛的脚步，以慧眼和悟性深入发掘蕴蓄其中的历史文化内涵，就是为了找回久被淡忘的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传统，唤醒人们失而复得的文化记忆，呼吁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以创造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这就使他创作的《文化苦旅》走向一个历史的制高点，登高一呼，山鸣谷应。《文化苦旅》问世之际，正是在十年大革文化命之后的文化真空期，彼时白茫茫大地一片苍凉，文化缺血，满目疮痍，再加市场经济大潮兴起，一时物质主义盛行，人们更加失魂落魄，《文化苦旅》复兴文化的呐喊，不啻一声春雷，振聋发聩，摇撼人心。余秋雨通过散文所表述的宏图远志，就这样切中时弊，回应了历史的迫切要求，作家个人之志和时代之需交相融会，从而酿成文化散文的滚滚热潮。

我们可以发现，《文化苦旅》虽然色彩纷繁，摇曳多姿，但它的艺术构思却有一个总体的内在连接点，即多聚焦于这样一个核心元素：呼唤文化良知的回归，构建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对于作者心向神往的健全的文化人格，多是通过对中国几千年文化苦旅中优秀部分的赞颂而表现出来的。概括说来，作者心目中的健全的文化人格，至少包蕴以下几方面的内涵：

健全的文化人格一定要具备维护优秀文化成果的历史使命感，一定要具备传承和延续优秀文化传统的担当精神。《风雨天一阁》可说是把这种精神内核阐释得淋漓尽致。范钦及其家族，由于“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于是殚精竭虑地搜罗古籍，建造了天一阁这座藏书楼，“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栖脚处”。不管经历了多少风雨飘摇，遭遇多少坎坷曲折，范钦及其家族一代又一代，不计报酬，不计成果，无怨无悔地守护这宗文化血脉，终于把它延传到今天。这个“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提供了一个健全的文化人格的典范，放射着文化良知的不灭光辉。

健全的文化人格又须敢于坚持艺术个性，在文化艺术上勇于开拓创新。在《青云谱随想》中，作者突出地表露了对这种强悍的艺术生命的向往。此文以明末清初的画坛作观察点，以正统的“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潮流为对照，热烈赞扬了以徐渭、朱耷、原济以及“扬州八怪”等人为代表的那种敢于强悍呈现个体生命、敢于用笔墨丹青对人格内核直接外化的艺术革新潮流，称赞与艺术新风相比，不仅“四王”，“其他中国绘画史上种种保守、因袭、精雅、空洞的画风都成了一种萎弱的存在”。一褒一贬，作者对文化人格优劣的评判，也就昭然若揭了。

健全的文化人格还应具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和探求无限的辽远视野。我们且随作者来看看《洞庭一角》，湖畔既有范仲淹咏怀天下忧乐的岳阳楼，也有吕洞宾吟唱道骨仙风的三醉亭。在君山上有秦始皇遗留的封山石刻，也有娥皇女英的坟墓，有农民起义领袖杨么遗留的古钟，也有浪漫风流的柳毅井，有佛教文化的遗踪，也有道教文化的余响，“只觉得它们南辕北辙而平安共居，三教九流而和睦相邻”。作者由文化的多样性而想到文化的无限性：“杂乱无章的君山，静静地展现着中国文化的无限。”他又由文化的无限性激发出文化所应具备的无穷的创造性热情：“我们对这个世界，知道得还实在太少。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们，才使人生保留进发的乐趣。”作者由洞庭一角，小小的君山，竟升华出文化人格所应含茹的高远境界。

与颂扬历史上健全的文化人格的同时，《文化苦旅》也以犀利的目光，对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各种不利于健全人格构建的精神障碍和消极现象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

一是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柳侯祠》一文，通过唐代柳宗元晚年的坎坷境遇，提出了一种“贬官文化”的现象。在这里有两种文化人格的对立和冲突。封建专制主义“让你在长途上颠颠簸簸吧，让你记住：你不是你”，你“只有种种伦理观念的组合和会聚，不应有生命实体，不应有个体灵魂”；而柳宗元被贬柳州，“他已不是朝廷棋盘中一枚无生命的棋子，而是凭着自己的文化人格，营筑着一个可人的小天地”，这样“柳宗元成了一个独特的形象，使无数文官或多或少地强化了文化意识，询问自己存在的意义”。作者满腔热情地称赞了逆境中不失文化良知的“贬官文化”：“唯有在这里，文采华章才从朝报奏折中抽出，重新凝入心灵，并蔚成方圆，它们突然变得清醒，浑然构成张力，生气勃勃，与殿阙对峙，与史官争辩，为普天皇土留下一脉异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贬官文化”层出不穷，屈原、苏东坡、辛弃疾等莫不如此。按其实质来说，“贬官文化”的历史就是具有文化良知的文人对抗封建专制主义而坚持健全的文化人格的历史。

二是批判“地窖文化”。在《西湖梦》中，作者把审视的目光投向了林和靖。这位宋代处士，在社会上碰了壁，便归隐湖山，梅妻鹤子，吟诗赏景，聊以自慰自娱。对于这种清高自守的文化行为究竟应该怎样看呢？作者认为“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宏大的地窖”，进而指出这种“地窖文化”，虽然“安全而宁静”，却有着“浓重的霉味”。作者从文化人格构建和历史文化发展的高度，深刻揭示了“地窖文化”的不良影响：“结果，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暗淡，春去秋来，梅凋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化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可以说林和靖式的“地窖文化”的产生，虽有其历史的缘由，但终究是一种基于个人自卫而无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消极性的文化人格。

三是批判“夜航船文化”。余秋雨通过明代张岱的《夜航船》了解到一种“夜航船文化”。在夜航船缓慢的航程中，士子的天地只在船舱。他们“细细品尝着已逝的陈迹，哪怕是一些琐碎的知识”。他们“谈知识，无关眼下；谈历史，拒绝反思。十年寒窗，竟在谈笑争胜间消耗”。在这里，文化成了炫奇耀异的谈资，没有任何意义的无聊游戏；“夜航船文化”其实是健全文化人格的腐蚀剂，抽去了筋骨，也失却了灵魂。

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苦旅》将其艺术构思集中在唤醒文化良知，重塑文化人格这个焦点上，表现了作者在千年文化苦旅中的忧患意识。因为他认识到，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文明和蒙昧、野蛮的交战由来已久”，而“每一次搏斗，文明都未必战胜”，“这便决定，文明的传播是一个艰难困苦，甚至是忍辱负重的过程”。在他看来，缺乏基于健全的文化良知，缺乏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便无由抵御野蛮的侵袭，守卫文化的净土；不努力构建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便无法摆脱因袭的重负，开拓文化的未来。这对于当时文化久荒、精神困顿的广大人群来说，无异是一付强心的药剂，一种长远和根本性的思想启蒙。它正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潮流的产物，是走向新时期的历史长河中腾起的一朵耀眼的浪花。

二

为了完美地体现文化上的宏愿远志，余秋雨对《文化苦旅》的结构方式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创造。大体而言，这些散文采取了三种结构方式。一种是开放式的结构。此书中的篇章，大多是作者寻访“人文山水”的艺术成果。正如他所说：“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然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裹卷，也能吞吐千年。”他面对一个个文化胜迹，总是把笔锋伸向辽远，以纵横的想象重现久远的历史场景，深入开掘这些文化场景或历史废墟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在《道士塔》中，由莫高窟外那座道士王园箓的墓塔写起，将笔触伸向一个重大的历史溃疡。它回溯了旧中国由于政治的腐败和文化的愚昧，敦煌文物被外国冒险家抢劫而流落天涯的历史悲怆，从而抒写了一种国强才能保存国宝，民智方能传扬文化的历史真谛。写《寂寞天柱山》时，作者面对这座山峰，不是静止地而是动态地展开它曾是历代文人所向往的栖居地，后为战乱所败坏终于陷入寂寞的历史，通过这种对照，集中地阐释了人们追寻归宿而不得的流浪感和繁华散尽的沧桑感。值得注意的是，此篇不是一般地写战乱对自然的破坏，而是着重写对历代文人的心灵向往的破坏，这就有了浓厚的文化意味：战乱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苦旅》的篇章，不是面对表现对象记平平之景，抒浅浅之情，而是努力将人、自然、历史融为一体，把空间转化为时间，把历史转化为人生，从自然中延衍出深广的文化情怀，以宏阔的历史眼光和独特的文化意识把“人文山水”酿造成一种“形真意远”的大格局和大境界，足以导引读者心骛八极、神游万仞，看到浮于生活表象所看不到的非常之景，寻味平常眼光所不能抵达的深邃之境。

另一种是立体型结构。这种结构方式，是把客观生活描绘和主观情思抒写结合在一起，把感性和理性融汇于一体，蕴藏着多层次的内涵，有利于导引读者由表入里地寻味生活的底蕴。《文化苦旅》里，许多篇章常在寻访人文山水的过程中，采取边行边思、夹叙夹议、即景抒怀的结构方式。其中那些抒情性议论，着重表现作者独特的感悟，是画龙点睛之笔，成为散文中最为精彩的部位。那么，余秋雨笔下这些抒情性议论有哪些特点或优点呢？其一是叙与议具有内在的契合性，作者所抒之情是从所遇之景中自然而然引申出来的。作者来到柳侯祠，在排排石碑间踽踽独行，“日运中天了，这里还是那样宁静”。他就抓住这个“静”作起了文章：“静一点也好，从柳宗元开始，这里历来宁静。京都太嘈杂了，面壁十年的九州学子，都向往过这种嘈杂。结果，满腹经纶被车轮马蹄捣碎，脆亮的吆喝填满了疏朗的胸襟。唯有在这里，文采华章从朝报奏折中抽出，重新凝入心灵，并蔚成方圆。”在这里叙与议衔接得是如此紧密妥帖，没有留下丝毫会引起读者疑窦的缝隙。其二是议论与形象融合。这些抒情性议论含有理性因素，但作者依然诉之于形象，力求生动具体地讲道理。他来到阳关，在曾是古战场而今是“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不由吐出了心中的块垒：“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圆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这里由诸多特征性的形象画面，组合成了长长的历史喟叹。其三是警辟深刻的真知灼见。这些抒情性议论，不是那种泛泛而论的“大路货”，而是道出了有别于常人的独特感悟。其中有历史的真知。当他面对三峡白帝城时，他如此思索：“我想，白帝城本来就熔铸着两种声音、两番神貌：李白与刘备，诗情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觐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它高高地矗立在群山之上，它脚下，是为这两个主题日夜争辩着的滔滔江流。” 在这些抒情性议论中，也有对文化的卓见。他在走访南昌青云谱时是怎样评价明末清初八大山人的绘画的呢？“他的天地全都沉沦，只能在纸幅上拼接一些枯枝、残叶、怪石来张罗出一个个地老天荒般的残山剩水，让一些孤独的鸟、怪异的鱼暂时躲避。这些鸟鱼完全挣脱了秀美的美学范畴，而是夸张地袒露其丑，以丑直锲人心，以丑傲视甜媚。它们是秃陋的，畏缩的，不想惹人，也不想发出任何音响的，但它们都有一副让整个天地都为之一寒的白眼，冷冷地看着，而且把这冷冷的看当作了自身存在的目的。”不难看出，《文化苦旅》中这些超常的见解，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辉。智慧也是别具一格的美，好像尼采说过：“思想之美，是美中之美。”这些抒情性议论就把审美和审智有机地统一了起来。

如果说夹叙夹议是一种“明示”的多层结构，那么《文化苦旅》中还有一种“暗示”的多层结构。这种结构的特点，是朦朦胧胧、影影绰绰，像一个半透明体。《莫高窟》就是如此，它通过壁画色泽的多种变化，暗示了从北魏以迄元代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风貌和精神气象的演进。《牌坊》也是这样，它简直像一首朦胧诗。作者家乡有一座尼姑庵，先有尼姑，后来乡间在庵里办了学堂，来了几个年轻的姑娘做教师，对于她们的生平事迹我们毫无所知。作者断断续续透露了一些蛛丝马迹，揭开神秘帷幕的一角：先是通过孩子们的眼睛发现了庵内一处由尼姑悄悄种植的大花圃，后又由女教师发现了屋梁上隐藏的由尼姑悄悄刺绣的像花圃一样美丽的绣品。而这些教师呢，作者着重写了她们不知来历，没有家庭，没有亲友往来，在孤寂的处境中却全身心投入对孩子们的培养和教育。通过作者这种隐隐约约的点题之笔，我们不难想见当时妇女冲破旧礼教束缚的挣扎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还有一种是聚焦型结构。这种结构方式，是单刀直入，直奔主题，借以造成读者的强烈印象。譬如《开封》，这个宋代古都有多少东西可写呀，但作者却只抓住它那些古塔来集中描写，他反复渲染无数人群攀援古塔的努力，一而指出爬塔者的精神内涵：“爬塔心理可以构成一种强烈的悬念线，塔顶塔尖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召唤。”再而指出爬塔的历史内涵：“千年前建塔的祖先，不经意地留下了物理上和心理上的两个制高点，来俯瞰一代代的子孙是否有点出息、有点能耐。”最后通过这种平常场景道出一种非常的感悟：“只有远远高于现实的构建，才有能力召唤后代。”又如《腊梅》，它写的是上海西郊一个病院的生活，但把聚光灯只投射在院内一株腊梅上，反复抒写病人和护士对腊梅的珍惜和爱护，唯恐雪冻坏了它，怕雨淋坏了它，像卫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卫护它。作者集中笔力透过这株腊梅花，表达了人们的爱美之心和人性的美丽。在《文化苦旅》中这种聚焦的努力还表现为对比结构的方式。这种对比结构也是一种强刺激的方式，借以引起读者对所表现对象的鲜明感受。这种两相比照的结构有整体性的，譬如《柳侯祠》就是通过封建专制主义力图消泯文人的个性和文人力图守护自己的个性的尖锐对立，来表现了“贬官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这种对比结构，更是大量地表现在局部描写中。它这样写敦煌的月牙泉：“茫茫沙漠，滔滔流水，于世无奇。惟有大漠中如此一湾，风沙中如此一静，荒凉中如此一景，高坡后如此一跌，才深得天地之韵律，造化之机巧，让人神醉情驰。”两相对照，主题更为鲜明，读者的感受也愈加深入。这种聚焦性的努力还常表现在《文化苦旅》许多篇章的开头结尾笔墨上。它有许多开头一上来就吸引了读者的注意，造成了悬念。例如《三峡》：“在国外，曾有一个外国朋友问我：‘中国有意思的地方很多，你能告诉我最值得去的一个地方吗？一个，请只说一个。’这样的提问我遇到许多次了，常常随口吐出的回答是：‘三峡’！”再如《寂寞天柱山》：“现在有很多文化人完全不知道天柱山的所在，这实在是不应该的。”为什么是三峡？为什么不该不知道天柱山？一下子就把读者引向读下去的渴望。此书中许多散文往往以问号论《文化苦旅》的艺术魅力63作为全篇的结尾，这也是意味深长的。例如《庐山》，它在叙说庐山曾是“历代文人渴望超凡拔俗而达到跨时空沟通的寄托点”之后，感慨地指出如今许多文人也蜕变成一般的游客，“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可能以自身的文化感悟与山水构成宁静的往还、深挚的默契”，如何才能构建出一种文化与名胜的对应呢？文章给了这样一个结尾：“一阵云雾又飘到了我的眼底。”又如《贵池傩》，作者去安徽贵池山区实地观察了傩戏仪式之后，不禁疑虑重重：如何批判地继承民族的文化遗产？怎样才能划清文化与迷信的分野？到最后仍是一个未解的疙瘩：“我的校长！真想再找到您，吐一吐我满心的疑问。”显然这些结尾都引人遐想，文断而思未绝，问号也是引导作者与读者共同探索的新起点。

三

《文化苦旅》不仅有高远的情思，而且包含浓厚的生活气息，这得力于它那些触目可见的丰富多彩的细节描写。细节的提炼和表现，是散文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直接影响到散文的生活实感和艺术温度。余秋雨对此十分重视，对于生活细节的提炼和表现，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方法，真如群莺乱飞、杂花生树。大略说来，它有八种类型的细节描写：

工笔的细节。比如《江南小镇》中这样一个镜头：“我到过江南小镇很多，闭眼就能想见，穿镇而过的狭窄河道，一座座雕刻精致的石桥，傍河而筑的民居，民居楼板底下就是水，石桥的埠头从楼板下一级级伸出来，女人正在埠头上浣洗，而离她们只有几尺远的乌篷船上正升起一缕白白的炊烟，炊烟穿过桥洞飘到对岸，对岸边有又低又宽的石栏，可坐可躺，几位老人满腔宁静地坐在那里看着过往船只。”精雕细刻，细腻入微，笔笔都是特征性的线条，油然一幅江南小镇的清幽淡远的风俗画。

反讽的细节。比如《道士塔》中，有这样一幅描写王园箓的生活画面：“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明褒暗贬，看似平静的文字里含着多少对王道士毁灭国宝的愚昧无知的愤懑之情。

背面敷粉的细节。《白发苏州》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这里没有森然殿阙，只有园林。这里摆不开战场，徒造了几座城门。这里的曲巷通不过堂皇的官轿，这里的民风不崇拜肃杀的禁令。这里的流水太清，这里的桃花太艳，这里的弹唱有点撩人。这里的小食太甜，这里的女人太俏，这里的茶馆太多，这里的书肆太密，这里的书法过于流丽，这里的绘画不够苍凉遒劲，这里的诗歌缺少易水壮士低哑的喉音。”明贬暗褒，他倒过来介绍苏州，所贬之处恰恰是苏州的特色，使人耳目一新地认清在中国众多城市中独具一格的苏州。简练传神的细节。在《上海人》中，作者这样介绍徐光启：“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谥，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的拉丁碑铭。”这是对徐光启虽为清廷官吏却又是接受和传播西方文化的先驱的传神写照。

画龙点睛的细节。《牌坊》中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细节，当尼姑庵小学的几个年轻女教师依依送别毕业生的路上，“孩子们低下头去，看见老师的布鞋，正踩着昔日牌坊上的漂亮雕纹”。这犹如一道闪光，一下子就照亮了这些“逃婚”出来当教师的姑娘们那敢于反对封建礼教的心灵世界。

对照铺垫的细节。在《成都》一文中，写他一路经过黄土高原，满眼是“寸草不生的连峰”，到处是“灰黄的单色调”，临近成都时，推出了这样一段文字：“开始有了隧洞，一个接一个，过洞时车轮的响声震耳欲聋，也不去管它，反正已张望了许多次，总也没有绿色的希望。但是，隧洞为什么这样多呢，刚刚冲出一个又立即窜进一个，数也数不清。终于感到，有这么隆重的前奏，总会有什么大事情要发生了。果然，不知窜出了哪一个隧洞，全车厢一片欢呼：窗外，一派美景从天而降。满山绿草，清瀑飞溅，黄花灼眼，连山石都绿绿地布满青苔。车窗外成排的橘子树，碧绿衬着金黄，硕大的橘子，好像伸手便可摘得。土地黑油油的，房舍密集，人畜皆旺。”一波三折，托出一个耀眼的成都，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秘响旁通的细节。在《夜航船》的末尾，作者安排了一个意在言外的细节：乡村屋外传来笃笃声，“记得有一天深夜，幼小的我与祖母争执过：我说这笃笃声是航船，她说这笃笃声是木鱼。究竟是什么呢？都是？都不是？抑或两者本是同一件事？”在这里，谜面是航船和木鱼的争议，谜底却是：无聊的夜航船文化和迷信的木鱼声其实本质都一样，皆是一种落后消极的文化现象。

在《文化苦旅》中，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细节表现方式，那就是几个前后映照的细节构成一条情节链，借以突出全篇的意旨。《风雨天一阁》先后布置了三个细节：一是范钦在“颠簸九州的官位上”，他关注的重点却是到处搜集旧书，每到夜晚，“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二是钱绣芸为登天一阁读书而嫁入范家，却因种种原因，仰望终身而未能如愿，最后郁郁而终。三是偷儿薛继渭潜入藏书楼肆行盗窃，天一阁楼板留下他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这前后相互呼应的细节，犹如三幅醒目的插图，凸显了范钦及其家族创建和守护天一阁那曲折而又悲怆的历史行程。我们再透过《老屋窗口》看一看围绕乡村少女河英所先后安排的三个细节：一个是河英挣脱封建婚姻而每天清晨扎着红头巾冒雪翻山来庵堂读书的画面，一片白茫茫中间闪耀一个“红点”，也成了当时乡民心中的一个亮点。另一个画面是河英打破旧俗，勇敢地穿上运动裤参加前所未有的学生运动会，“河英背后，站着一排女教师，她们都穿着县城买来的长袖运动衣，脖子上挂着哨子，满腔鼓励，满面笑容，再背后，是尼姑庵斑驳的门庭”。这里，重叠着三度景深。最末一个画面是若干年后由友人陈米根所转述的河英的命运：“山里女人，就这个样子了，成天干粗活，又生了一大堆孩子，孩子结婚后与儿媳妇们合不来，分开过。成了老太婆了，我前年进山看到她，连我的名字也忘了。”青春亮丽的“小红点”变成了倏忽而逝的哈雷彗星，新时代清风所掀动的涟漪又复归于沉寂，作者通过三幅演变的画面吐露了多少文明进步艰难的沉重叹息。

从《文化苦旅》的创作中，我们可以捉摸出散文提炼和表现细节的一些精髓。

一是事中有情。散文的细节基本是叙事性的，大都是描绘一种生活事态和景象，但这种描绘不应是客观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而应该是笔锋常带感情，渗透着作者的爱憎褒贬，如此方能把生活图画转化为艺术境界。

二是实里含虚，散文的细节一定要实，要生动具体，抽象化的描写不能构成感人的细节。但又不能就事论事，写一是一，对生活的具体描写应含有丰富的底蕴，形象的画面足以引起读者超越事物本身的思考，也就是说在散文的细节描写中，只有把形象化和抽象化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构建出一以当十的有意味的细节。

三是平中出奇。一般说来，散文的细节以平常的生活内涵居多，但是如果能从新的视角观察它，从散文的关键点使用它，以别致的方法表现它，也就能使它显示一种崭新的意义，让平常的生活描写获得出乎意料的艺术效果。

四是小中见大。细节相对于散文的整体结构来说确实是“小”，但这“小”却有牵一发动全身的作用。散文的细节，在增强生活实感，刻画人物，推进情节，乃至深化主题等等方面，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创作中加强细节的结构意识，有利于提高散文的整体艺术素质，这是一个以往常被忽略而今亟须注重的问题。

在以上诸方面，《文化苦旅》都堪称是一个典范，这也正是它那强大的艺术魅力的重要元素。

四

《文化苦旅》长久吸引人，还由于其独特的语言魅力。它那新颖而又平易、精准而又深刻、机智而又隽永的语言艺术，倾倒了无数读者。曾有论者说：语言是“成了精的工具”。余秋雨凭借这个变幻多姿的小精灵，抒写了多少世事沧桑，描绘了多少风云变幻，展现出多么神奇美妙的世界啊！可以说，《文化苦旅》的艺术语言是作者成功搭建的一座畅通无阻地伸向读者心灵深处的桥梁，那么这座桥梁是如何搭建的呢？

他善于把情感的潜流深藏于叙事之中，把娓娓的叙述语言打造成两层空间，从而形成艺术的张力，辐射出巨大的历史内涵。例如：“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绣芸小姐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钱小姐的目光，黄先生的脚步，偷儿吐出的枣核，碰撞在一座楼板上，这里包含着天一阁历史行进中多少的辛酸。又如《吴江船》中这两段文字：

此时此刻，世界各国的同龄人都在干什么呢？他们在中国可能的竞争者们现在正在苦思着一个旷古难题：湿棉衣哪一天才能干？

湖水轻抚着我，我把自己消融在湖水中。我们这一代命贱，干了那么重的活，一入水仍然满身精力充沛。游得很远了，双眼贴着湖水环顾，这儿只有我一人，赤条条的，自由自在。不是洗澡，不为锻炼，不在比赛，只是玩乐。此时此刻，四肢全属自己，连生命也掌握在手中。像春蛙，像蝴蝶，像海豚，却又什么都不像，只像人，真正像个人了，以自由和健康，与山水和谐。

这是作者在“文革”中被“发配”到太湖边劳动的所感所思，寻常小景却蕴含着多么巨大的历史喟叹，这是对大革文化命的讨伐，也是对自由的无限向往。他善于从新的视角观察生活，以别样的方式把握事物，对人们习以为常的景观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诠释。他善于以诗化的语言，将绵绵的情意浓缩在小小的形体中，以少许胜多许，耐得咀嚼，引人深思。

同时，他善于用反常的语言结构，抒写一种极而言之的情愫和复杂微妙的感受，独具一格地表现特殊的景观、特殊的生活境遇以及特殊的人物命运。譬如他写天柱山的风景时：“此时外面正是炎暑炙人的盛夏，进山前见过一条大沙河，浑浊的水，白亮的反光，一见之下就平添了几分烦热；而在这里，几乎每一滴水都是清澈甜凉的了，给整个山谷带来一种不见风的凉爽。有了水声，便引来虫叫，引来鸟鸣，各种声腔调门细细地搭配着，有一声，没一声，搭配出一种比寂寞无声更静的静。”“一种不见风的凉爽”，“一种比寂寞无声更静的静”，看似荒诞，实则细腻入微地表现了作者对天柱山风光的独特感受。再若《柳侯祠》里写贬官的遭遇：“多让你在长途上颠颠簸簸吧，让你记住：你不是你。”“你不是你”，这看似不通的一句话，却把封建专制主义压制和消弭文官个性的罪恶揭露得淋漓尽致。这种“反常”的语言结构，都表现了一种情绪的极致，这有点类似于我国古典诗歌中“无理而妙”的境界。出人意料之外的陌生化境界却带来醍醐灌顶般的效果。

他善于把对于生活底蕴的静观默察和深思熟虑，用既形象化又抽象化的方法，炼就各式各样的警句。“只有远远高于现实的构建，才有能力召唤后代。”“废墟是一个磁场，一极古代，一极现代，心灵的罗盘在这里感应强烈。”等等，这些语言的珍珠，是哲理的灵光，是智慧的火花，足以恒久地照亮读者的内心世界。他对于语言的运用，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那就是语言的表现方式常随着文章的体裁和内容的变化而变化，使语体和文体相一致，造成一种特殊的气场。

在《都江堰》一文中，大量运用了对比性的语言结构方式。如：“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命令，智慧、仁慈、透明。”“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那么，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气淋漓，而后于他不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却早已风干，松脆得无法翻阅。”大量对比性的语言表达方式，造成一种气势，褒贬分明地表现了一个历史真理：为民造福的精神长存，而一切违背人民利益的作为则必然速朽。

《夜雨诗意》则是较多地运用了排比的句式。 “在夜雨中与家人围炉闲谈，几乎都不会拌嘴；在夜雨中专心攻读，身心会超常地熨帖；在夜雨中思念友人，会思念到立即寻笔写信；在夜雨中挑灯作文，文字也会变得滋润蕴藉。”此篇近于散文诗的体裁，运用排比句式，可以增强抒情的气息，形成一种优美深沉的韵律，便于层层深入地揭示夜雨的丰富诗意。

到写《上海人》时，作者又使用了大量的矛盾逆折的语言表达方式。“上海人的眼界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这种矛盾逆折的语言表达方式，常常一分为二，说到这一面又说到另一面，但矛盾的侧面相反相成又对立统一，构成一个完整的而又错综交织的艺术造型。作者运用这种语言方式，形成一种抑扬顿挫的格局，鞭辟入里地剖视了上海人那源于特殊历史方位而形成的庞杂多面的气质和品格。

《文化苦旅》在语言运用中，把主观和客观、历史和现实、感性和理性、继承和革新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艺术化的、诗性化的意象式语言，这种语言平易而又深刻，生动而又概括，含蓄而又畅达，抒情优美，叙事典雅，议论透彻，令人读之愉悦，感之真切，味之再三，思之不尽。这是艺术辩证论法在艺术语言创造中的一个胜利。

为什么余秋雨能树立《文化苦旅》这样一座艺术丰碑。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余秋雨庶几近之。他行走大地，足涉南北，亲身采访人文山水，这些散文都是他现场发掘的艺术收获。他又具有古今中外文化艺术的丰富学养，这些篇章也是他那积淀深厚的文人悟性与历史及现实对话，与文化艺术的精灵对话的思维成果。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便是他对文化艺术的革新创造意识。他一再强调文化就是革新创造。他在《文化苦旅》的后记中说：“我已经料到，写出来的会是一些无法统一风格、无法划定体裁的奇怪篇什。”其实这也是他的艺术革新意图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这一类的文化散文，正是他对我国散文文体的一种创新性贡献。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