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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梁斌创作于1970 年代的小说《翻身记事》以独特的人物塑造和叙事节奏，显示出在主流小说创作模式框架内的艺术技巧探索，营造了浓郁的时代乡村氛围。小说体现出的 “平民性”同带有精英性政治色彩的文艺政策不是简单粗暴的“反抗”，而是融合。透过对作家自身的文化资源的分析，可以见出作家对民间社会的强烈体认以及写作技巧和资源对民间元素的倚重。作家借助深切的平民立场，通过回首十七年和坚持自我，试图努力弥合“文革”同“十七年”之间的裂隙，其艺术和思想价值在今天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梁斌 《翻身记事》 平民立场 1970年代小说

自1957年梁斌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红旗谱》问世后，他就跻身于“十七年”阶段最受瞩目的一线大作家行列，其代表作《红旗谱》被誉为红色经典中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是中国青年出版社“三红一创”的金字招牌之一。后来创作的两部长篇及其他作品在艺术水准和社会影响上均未超越《红旗谱》，加之“文革”期间受到批判、新时期社会思潮转型，梁斌再未能重现往日辉煌。即使在“地下小说”被越捧越高的时候，其处于类似状态创作的第四部长篇《翻身记事》（写于1974—1976年，1978年1月出版）依然沉睡在历史的底砂之中。其实，这部作品无论是写作时间或是具体的写作策略，都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 缓步徐行的技术探索

梁斌的《红旗谱》，最广受赞誉的莫过于楔子中朱老巩的血性砸钟。然而这种成为标签且操作熟练的暴力美学在经历了更加激烈的政治斗争后的创作中被搁置，代之以截然相反的起笔：“《翻身记事》的开篇沿用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静态描写法，采用心理刻画的方式细致交待核心人物县游击大队长周大钟的内心矛盾。”1其实不只是静态描写，字字体现出作者更大胆的尝试：“大会开完，人们散尽的时候，县大队队长周大钟才慢搭搭走出会场。”这是整部小说第一句，时间是“大会开完”，至于大会如何紧张激烈，作者不说；环境是“人们散尽”，至于散会时如何熙熙攘攘错杂交谈，作家也不说。一切热闹过去，人物才若有所思地“慢搭搭”登场。这种设计，难以置信这正是七十年代小说。作者有意避开了开会和散会这样塑造典型人物的典型环境，看似非常不利于主要英雄人物的迅速树立，甚至即使是被回避的开会和散会，也与1970 年代主流小说开篇上演“动作戏”2的喜好大异其趣。

小说不是没有急性子人物，区委副书记、后来担任官渡口村土改队副队长的李蔚多次嫌弃领导周大钟处事不果决，他的性格特征更接近一般意义上的“文革”小说人物，但即便是他出场时也未心急火燎，只不过周大钟显得更舒缓：“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说着，又低下头擦枪”“周大钟对他慢搭搭地，一个字一个字说着”“别看是个庄家老粗，多咱说起话来总是慢条斯理儿，绝不张开大嘴卷人”，可以说周大钟这个人物的“典型性格”就是“慢搭搭”，对此叙述者专门解释说：“周大钟自幼是这个脾气……慢慢悠悠，腼腼腆腆。想干的事情一定干成，不想干的事情，说什么也不干。工作起来总是稳稳当当地向前拱，你甭结记他迈错一只脚。外号叫‘生铁牛’。”3这种稳当性格即使在大讲路线斗争的时代，面对副手李蔚多次正面言语冲击也依然不为所动，“慢搭搭”地劝说或权衡着，稳定局面，这种温吞的性格在“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时代氛围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有趣的是，真正急躁的李蔚某种意义上反倒是作为小说中需要被改造的人物来处理的，因为担心地主听到土改队进村开展工作的风声破坏生产资料和剥削物证，一心督促周大钟暗中迅速推进，看到后者的“慢搭搭”自然急火攻心，甚至争吵。

在主要英雄人物和待改造人物之间的是（非主要）英雄人物或其他正面人物，性格的激烈程度一如公开出版小说的梯次排列，并且也是反向设置。周大钟的“慢搭搭”受到李蔚的急躁冲突时，前者的其他“帮手”4如土改队的冯文光和贫农团的朱老嗡、王振山，以及待改造的刘登华、刘冬等都先后与人发生过争执，即使是成天笑吟吟的闻小玉，最初见到周大钟的“慢搭搭”也略感不惯地开玩笑。大概只有与周共享“主要英雄人物”5的王二合没有投入激烈的争执，但因其直爽性格多次吐露真言，“慢搭搭”成为周大钟独一无二的身份标签。

“慢搭搭”的不仅是中心主人公的性格，也不仅是“大会开完，人们散尽的时候”这样的叙述语调，更鲜明地体现在小说的叙事节奏上。作为一部土改小说，全书共37节，第1节周大钟组建土改队下乡，第19节才召开贫雇农大会选举出了最高执行机构贫农团主席团，发动土改的准备阶段恰好占据了一半篇幅，此间多次出现蒙太奇闪回，讲述各正面人物的前史（以抗战经历居多）。第21节情节突转，地主刘作谦、李福云暗地里转移财产，但由于是秘密行为未引起土改队和贫农团的警觉，前后叙述仍然波澜不惊。到了第24节由于毫无征兆的闻小玉夜路遭遇飞刀袭击，氛围骤然紧张，领导团体决定对地主实施抓捕；第25节领导团体又决定提前土改日程；第26节搜查砂锅子李保忠，抓捕三地主。刚紧张了三节，接下来又是狂欢式的抄家环节，直至第31节李庆新夜走官渡口村报信重新令气氛紧张起来，经过第32节因春耕问题引发的路线冲突，最后五节的叙述又回归了轻松的步调。诚然正反双方悬殊的力量对比构成了七十年代小说的一般特征6，但反面人物的负隅顽抗垂死挣扎和待改造人物无意中的推波助澜为虎作伥，以及随之带来的一定长度强度的激烈对峙仍必不可少，如此方能证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斗争哲学”的合理合法性。《翻身记事》宏观顺应、细处调整的做法，让“慢搭搭”的叙事节奏显示了“慢搭搭”的周大钟的存在感。虽然作者也从文本中跳出来直接发表议论，但更多是通过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和人物塑造的配合，完成对巩固主人公行为方式正确性的论证，从而以别具一格的方式完成“主要英雄人物”的地位确立。可见，作者没有直接反抗“三突出”的七十年代文艺理论，而是以倒置的技巧构造了顺序的人物结构：“慢搭搭”的主要英雄人物、偶或急躁的英雄人物或正面人物、频繁激烈的待改造人物、私下愤怒狠毒却不敢张扬的反面人物，从而实现了七十年代文艺框架下的可喜探索。

作者的这种独特安排，一方面与时代环境相关。人们普遍印象中标准的“极端政治”只存在于1966—1968 年两年间，到了1969年“人民共和国回到了它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起点，政治权利恢复了三年前的状态，……党恢复了其至高无上的地位”7。进入1970年代，基本不再有较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生活趋于平静。大环境如此，梁斌被下放的汉沽农场小环境也是一片空寂。其次，这种慢对应的是深层的自信、淡然的革命乐观主义，写于1928年的《西江月•井冈山》有“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之句，1956年的《水调歌头•游泳》则道“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可以说《翻身记事》“慢搭搭”的内外构造是在按照革命文学的逻辑进行艺术化的探索。此外，周大钟沉稳、内敛、倔强、坚定的性格正是不听劝告、执意进行突破教条的创作尝试的梁斌本人的写照，小说因而成为作者自况8、抒发心声的灵魂之作。同时，也是作家写作趋于成熟之后的自信体现。

二 精英写作的平民性坚持

走过狂热时期，1970年代的中国从城市到乡村裹挟在一片静默之中，《翻身记事》的“慢搭搭”保存了珍贵的时代氛围标本，作者“心手谐一”的状态表明他与当时的民间世界气息相合。

梁斌出于农村心系农民，创作目的指向的是普通劳动者，一切以他们的标准规范创作，他所考虑的从来不只是小说内在的技巧：“小说在写作时，每章有一万字至一万七千字。为了便于农民的阅读，我把它改成六七千字一章。我感到短小精悍的形式，适合农民群众的要求。”9相比长度，对农民阅读来说更重要的应该是语言：“我也曾想避免方言土语，但字行之间缺少了它们，总觉得不够味。”10有海外学者研究认为：“随着延安解放区的奠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工农兵’方向的引导下，强调文学语言的大众化、口语化，算是给方言留下了一块保留地，也为方言土语在文学中找到了存身的依据。然而，一个更为明显的事实是，‘方言突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而掌舵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未能占有中心地位。’”11 “净化”方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出于推广普通话的总体考虑，在这一总体指示下，十七年小说的方言色彩当然不能过于显著，而方言的弱化令其并不能有力地支撑风俗的独特性。这一情况到了更加追求洁化叙述的七十年代，方言无疑仍然稳定保持着“域外之地”特质。

作为“十七年”的典范作家，梁斌对这一问题是有自觉意识的，不但在1958 年有所自警，1979年在致他人的信中也说：“你能用群众的语言写文章，很好。不足之处，用土语时要注意，不要用太狭窄的语言，有的群众（远处）不懂。”12这体现出他是一个尊重多元文化的人，由此反观他对六七十年代中某些比较激进的方向不满（《壮志未酬老不休》）可以看出是自然流露；其次他对文学是怀有神圣情感，并坚信跨文化区域流传，这是写作精英性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对方言使用的约束，而且这种约束除了来自统一规范，也仍有民间传播的考虑。

这种语言态度也反映在《翻身记事》中，一方面方言出现的频率不低，尤其是人物对话，叙述语言中也有些许；另一方面又有所注意，基本不会影响阅读效果，不出现与普通话差异很大的词汇。更有意味的是罗慧，这个北京大学文学系的学生“说话口齿很是伶俐，满口北京官话”，也就是当地人心中的普通话，因为有知识和城市工作经验，也经过了一些历练，不同于那个年代普通知识分子形象，“并不娇气，显得挺老练”，受到包括周大钟在内的每个人的尊重和喜欢，也是县里派到官渡口村六人土改队中的一员，足见地位之重，无疑属于正面人物行列，但这么唯一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有城市经验、说普通话的角色是一位年轻女性，体现出潜意识层面“普通话”的配角属性。

土改队仅有的两名女性的性格同中有异，闻小玉虽然只是中学学历，但出身农村又打过游击，阳光积极又活泼爽朗，罗慧是整部小说中的最高学历者，阳光积极却略显羞涩腼腆。两人一同去村里调查走访，未能及时辨认出伪装后的富农，周大钟得知情况后对罗慧开玩笑：“读书人，一出北京城看见一大片麦苗，就说：‘哟！小韭菜多嫩生呀，包饺子多好吃呢！’咳！光见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哩！同志！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呀！……对于富农，你了解富农思想是可以的，你去跟他了解贫农思想，不是对牛弹琴！”类似的玩笑话小说中很多，令这部产生于“文革”期间的作品显得妙趣横生。周大钟没有取笑同去的农村姑娘闻小玉，而是拿城里来的罗慧逗开心，而且模仿时用方言转换普通话表达，不能不说深含着关于“语言”等级的潜台词。罗慧对此“满脸绯红”，循环着“他说的好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的心理活动，但此时闻小玉的女汉子性格按耐不住替姐妹辩护，泼辣地反驳自己的直接领导：“那！你何不早说，光来叫我们碰了一鼻子灰。还咬文嚼字，掰瓜搂籽儿说呢！”（第7节）“普通话”无力反驳“方言”，只有“俗谚”才能与“方言”展开对峙，似乎在用民间因素挑战统一化的话语霸权，不过梁斌巧妙拆除了笑中攻击性的色彩，通过周大钟和闻小玉之间又一段不带方言语感的调笑，以及罗慧隐约方言化的私下建议，破解了语言方式与人物形象之间的对应关系。作者努力让方言仅仅作为民间世界的路标，而不携带过多政治含义，这同新时期尤其新世纪如阎连科等作家有显著的不同之处。

当然，梁斌小说有很强的时代特色，不然不会成为“十七年”旗帜性作家，比如为了将朱老忠塑造成为“更完美的英雄形象”，修改时去掉了他的火爆脾气，变得沉稳多谋，但民间精神气质不会就此丧失，张飞式的人物性格出现在了另一个英雄人物张嘉庆身上。到了批判“封资修”、破“四旧”的六七十年代，《翻身记事》不改底色，组建土改队，周大钟拉来了李蔚、冯文光、李乔、罗慧、闻小玉，正是“五虎将”模式；民兵班各个都有绰号，如“钻天杨”李二虎、“赛关公”王老碜、“爬山虎”李开泰、“出水龙王”刘黑寸、“梦里金刚”王牛牛、“弹打飞鹰”王演中，除了待改造的普通李保忠用的是小名“砂锅子”，其余的别称都同外貌、绝技相一致。六七十年代对“阶级斗争”叙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关注在《翻身记事》中也有体现，不过小说奇特之处在于，抓捕难度不是体现在地主的狡猾与狠毒，而是自幼习武的李福云打了赤膊挫败了王演中，接着向李开泰挑战，作者用了相当长的篇幅、以非常地道的语言细致描述了武侠小说中才会出现的场景，于是阶级斗争变成了街头比武，令人拍案称奇。但李开泰也并不能独力克敌，正巧王二合上场，这位与周大钟共享主要英雄人物光环的村支书兼贫农团主席曾与李福云过招，实力远在后者之上，李福云正要运势，受到斜刺里柏老槐两篙连敲，之后在王二合的气势面前败下阵束手就擒。决胜关头王二合与柏老槐身上用力，嘴上说的则是政治话语，这到底是民间的尚勇斗狠，还是政治的阶级斗争对抓捕起了决定性作用？作者不说，引发读者联想，正是其高明之处。如果说“民间”对于决策者来说是一块不能没有、又不好安置的鸡肋，那么对梁斌来说，这正是其秉性自然，能够很好地同文艺政策相融合。他所做的，不是简单粗暴的“反抗”，而是精心雕琢既有规范下的实践活动。

三 主流与民间创作机制的调和者

因为对民间社会的强烈体认，梁斌不但在情感上、写作技巧和资源上偏向民间元素，更重要的是影响到其看待历史和现实政治的方式。纵观梁斌的创作，他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拥护追随者，而是一个矛盾复杂体。一方面他一直倾心创造社、太阳社以降的浪漫主义思潮，充满了斗志和力量，另一方面受传统思维影响，他又是一个崇尚经验和资历的人。《红旗谱》的中心角色不是受到贾湘农指点的“第三代”严运涛、严江涛，而是拥有丰富人生阅历和斗争磨砺的朱老忠，即使是更年轻的严江涛也不是血气方刚、行事冲动的一般意义上的青年形象：“我在《红旗谱》里，写江涛比运涛更为沉默寡言，做事更慎重，这是不难理解的。老奶奶暴死，运涛入狱，许多不幸的事一连串地来了，给了他很大的刺激，花钱读书已经是不容易，家庭经济困难，也对他有影响，逐渐形成他稳练慎重的性格。”13《翻身记事》如出一辙，主要英雄人物是中年干部周大钟和王二合，无论在土改队或是贫农团主席团，中年老年所占比例都超过了革命生力军青年。在青年占主导甚至全部正面人物的七十年代文学序列中，梁斌的这种创作显得尤为特殊，不但是对“十七年”传统的回收，即使在“十七年”阶段也可称为一己特色。

梁斌的文学启蒙最重要的部分是现代文学浪漫主义思潮，推尊郭沫若、蒋光慈为代表的作家，崇尚“神会”“自然流露”等理论概括，因此其创作中规约的部分少、自发的成分多。对青年的态度则贯穿着传统思维的红线：“过去的庄稼人有一句老话，叫做‘英雄出在年少’，是青少年能做大事业的意思。比如几出京戏里的周瑜，都没有带胡子；又如《罗成叫官》里的罗成，也不带胡子。说明他们是青年，武功都很好。”对青年的推重莫过“五四”时期，从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到陈独秀《敬告青年》、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命运”》、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等等，以及借鉴外国创作的本土浪漫派。但梁斌引征的资源仍然是泥土中散发出来的千年经验，他还说：“青年人生活经验少，只凭走马看花，写出的东西，也许会是单薄的。”14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作家更关注的方向。

一如郭沫若，梁斌对早年的创作是不满意的：“我的第一篇小说《夜之交流》是洋味的，连语言都是洋味，因为那时候读的外国文学多。我费了很大的劲，才转到‘土’上来。”15作家对此的解释是当时“还不懂得‘深入生活’”，又受到五四新文学和翻译文学的影响，“写出的东西不新鲜、不活泼”16。“五四”对作家不是正面价值，而是延缓创作成熟的阻碍。这也可以解释梁斌身上很少有精英写作者那种“启蒙”气息，正是思想中强烈的平民性抵制了“五四”知识精英的俯视性，后者对青年的追捧也就随之被压抑。

毫无疑问，梁斌是毛泽东革命实践及其思想体系的拥趸者，但他加入共产党的革命阵营，不仅是出于对理论的学习，更不是追随“左翼”的“时尚”浪潮。事实上，在理论方面梁斌并没有他在创作方面那般出色，比如《红旗谱》中冯登龙与严江涛辩论“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明显作者自己并不能将二者细密地做出区分，至于“二师学潮”在“文革”中被批判为“歌颂王明路线”当然是上纲上线的过度阐释，但仔细推敲个中细节也能理解这种附会的缘由。正是由于他是一个对路线不很敏感的纯粹的艺术家，我相信他说“我根本没有想过要从路线斗争的角度去表现和塑造人物”17时的真诚，原因就在于他身上根深蒂固的平民性产生的一定程度上对政治精英话语的疏离效应。

通过对平民性和民间资源的深度体认，梁斌已经建立了潜在的主体性，毛泽东的理论则激活、显现并强化了其主体意识：“因为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着勤劳、俭朴、勇敢、善良的崇高品质，几千年来，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涌现了许多有勇有谋的农民英雄，我认为对中国农民英雄的典型的塑造，应该越完善越好，越理想越好。中国共产党依靠了伟大的中国农民阶级这个强大的同盟军，……也就能战胜统治阶级和日本帝国主义。”18 “毛主席叫我们用群众语言来写东西，这是很有道理的。”19这足见梁斌是以乡土的平民性去体察精英政治的指导，表面上是在迎合主流政治，其实是在迎合主流政治中契合内心原初思维的部分，简单说是在表达自己，从而强化自身的历史主体身份。

这种强悍的平民本位心理影响下的毛主义者身份往往既是最坚定的，也是不坚定的，一旦精英理论偏离内心，便会引起本能的警觉，而不是追随。《翻身记事》作为运用了七十年代小说技巧的七十年代时期小说，必然地写到路线斗争，但作者笔下的路线斗争别有一番风貌：“李蔚的基本思想：第一他不同意访贫问苦发动群众，第二他宣传秘密进村，秘密串联。”关键在于李蔚认为公开联合村干部这个“烂摊子”发动群众会被蒙蔽，周大钟针锋相对地回绝：“我觉得搞群众运动没有什么可神秘的，工作队偷着进村，秘密扎根串联，把干了多年革命的老党员老干部一脚踢开，大家考虑考虑，这么弄法合乎毛泽东思想吗？”20周大钟和李蔚在县委的支持者分别是景士昌和卢政委，斗争的焦点是对群众运动和旧干部的态度，周大钟坚定不移地站在捍卫旧干部革命性的立场上，主张群众运动必须有干部领导，李蔚则坚持群众运动的“纯净化”，认为“旧干部已经和地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小说将周大钟确立为第一主角，并且同“旧干部”村支书王二合分享着“主要英雄人物”的崇高地位，二人不但是亲密无间的工作搭档，还因曾一起做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李蔚却被安排成待改造人物，根本无法撼动“周大钟-王二合”组合建立的政治脉络和人物情节结构。尤其考虑到周大钟多少带有作者自况的意味于其中，小说所要表达的思想立场鲜明无疑。

一方面确认贫雇农是土地改革的基本力量，另一方面鼓励中农参加；一方面各类人物均多次提及“毛话语”（但不是作为固化的意识形态象征“毛语录”），另一方面频繁强调党组织的重要作用和拆解既有党政组织的危害性，这是梁斌试图努力弥合“七十年代”同“十七年”之间裂隙的措施。作家有意识地将“文革”的“路线斗争”剥离出一般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通过将路线斗争中的激进派设置为“问题人物”，而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形成牢固的英雄人物联盟，从而弱化“路线斗争”，强调原初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通过将对立面的地主（剥削）阶级滑稽化，造成反面人物不堪一击的局面，从而既符合七十年代小说的定制模式，也在客观上削弱了“阶级敌人”危害的可能性。另外，作者郑重其事地在开篇就介绍了周大钟游击队长的身份。农民军人作为主要英雄人物，也体现出作者对七十年代波及军队的斗争21的不认可，而对军人的看重一如周大钟的拿耧能手身份所暗示的，仍是因为农民底色的平民立场的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伟大的农民阶级，为民族民主革命事业建立了功勋：……我们军队的革命战士大部分来自农民。”22从“慢搭搭”的人物性格和叙述节奏来看，梁斌尤其是处于中后期创作阶段的梁斌基本是一个敦厚平和的人，可以说作家本人也是慢节奏、和为贵的乡土民间世界的人格化表征。

梁斌具有强健的平民身份主体性，当革命主张与步调与此相符，他就会决绝地投身革命；但当政策与之发生分裂甚至抵触，这种主体性会自动带领作家脱轨，以超然和建设的目光打量现实世界，并修复理想世界。一直不变的，是作家浪漫主义的理想情怀和勃勃斗志，正如作家所言：“我的人生观与艺术观，没有所谓‘再觉醒’，我是六十年一贯制。我的思想和艺术观，没有经过所谓‘变法’。”23 从《翻身记事》的书写策略中可见一斑。抵御外辱时没有放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路线斗争时也不怀疑党组织的革命性。

梁斌的平民性，带有自身特点和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叙述特征，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学术界定义的“民间”；梁斌的“文革”小说，兼具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和古典三重技巧模式；梁斌的隐蔽创作，不同于七十年代地下小说强烈的精英性和小资情调，而是土得掉渣。梁斌的“七十年代的地下民间”，具有独一无二的艺术品格。不妨大胆设想，如果梁斌作品一如既往受到深切关注，历史或许会避免很多弯路，大概这也正是《翻身记事》这类独特七十年代小说的真正价值。

[本文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天津1970年代文学研究”（TJZW13-01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970 年代小说研究”（13YJC751031）阶段性成果，天津社会科学院青年课题研究成果]

注释：

1王之望、闫立飞主编《天津文学史》（第四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683 页。

2比如出版于1974 年的《较量》，开篇是“主要英雄人物”江海涛将陷入坑中的卡车移出，并解决了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钢丝润滑这一难题。鲜明的“动作”场面不但能突出主人公的天生神力，实现英雄人物的神性内质，也是戏剧化的“亮相”的直接影响结果，毕竟样板戏的“资历”和政治地位在全部文艺类型中占据统治地位。

3梁斌：《梁斌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7 页。以下选文均出于此。

4根据王一川的研究，七十年代文艺中的主人公与“十七年”文学一个显著的不同是“成长”过程的摒弃和“成长”过程中“代父”角色的消失。见其《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二十世纪小说人物的修辞论阐释》，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158 页。

5这是《翻身记事》突破七十年代文学模式的地方。肖敏通过对《海岛女民兵》的研究指出：“与‘三突出’美学原则相背离的是，作者设置了多个英雄人物。”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海霞》也因类似原因受到批判：“被文化部职责是‘英雄人物陪衬次要人物’。”见其《20世纪70年代小说研究——“文化大革命”小说形态及其延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113—114 页。“陪衬”说更多是强调问题严重性以增进批判的理据，确切地说是主要英雄人物的并置或这一“主要”身份的流动性。王二合始终没有抢去周大钟的核心地位，但后者一直竭力维持前者作为自己合作者的领导者身份。

6 即阶级敌人的“个体性”和“外来性”，用以“衬托主要英雄人物的高大”。见肖敏《20世纪70年代小说研究——“文化大革命”小说形态及其延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1 页。

7 [美]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杜蒲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345、327 页。

8 梁斌曾有丰富的土改经验：“一九四七年，我参加了冀中区博野十二村土改试点，做北淹村的土改队长、支部书记。……一九四八年，我南下新区工作，在襄阳地委做宣传部长。带土改队下乡，做了刘爷庙土改试点。”见《我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 年第3 期52深入生活》，《梁斌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63 页。

9 13 18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梁斌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283、280、247 页。

10 梁斌：《我怎样创作了〈红旗谱〉》，《梁斌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59 页。

11坂井洋史：《致张新颖谈文学语言和现代文学的困境》，转引自，董正宇著：《方言视域中的文学湘军：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现象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9 页。

12梁斌：《要写出社会主义一代新人——给王继民的信》，《梁斌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33 页。

14 梁斌：《祝〈青年文学〉创刊》，《梁斌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46—247 页。

15 梁斌：《我的文学观——致友人书》，《梁斌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0 页。

16梁斌：《我的深入生活》，《梁斌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63 页。以及《谈创作准备》，《梁斌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96 页。

17梁斌：《〈播火记〉再版后记》，《梁斌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308 页。

19梁斌：《生活•写作•语言》，《梁斌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42 页。

20梁斌：《翻身记事》，《梁斌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83 页。

21因为1971 年“林彪事件”，军队系统进行了较大范围人员调整，涉及军委总部、国防科委、各大军区、作战部队、军事院校等单位。

22梁斌：《致武汉读者》，《梁斌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30 页。23梁斌：《我的深入生活》，《梁斌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67 页。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