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4年，学者张新颖出版了《沈从文的后半生》，重新发现了一个沈从文。四年之后，正如大家期待的那样，《沈从文的前半生》出版了。先后半生，再前半生，张新颖“倒着”写完了沈从文的一生，重点就是他生命中两次确立自我的过程。用两本书五十多万字的篇幅写一个人，足见沈从文在张新颖心中的位置。

在张新颖的笔下，我读到了四个沈从文：一个勇敢的人，一个勤奋的人，一个感恩的人，一个建立了清晰的自我认知（包含文学观和生命观）并知道自己局限的人。

一

沈从文后半生的转业文物研究，被后来者描述为一个文学天才的中途退场。文物研究界收获了一位“业余”的研究者，日后释放出了浑厚的光。在《沈从文的后半生》中，张新颖书写了他所看到的沈从文的身份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内在支撑，即第二次确立的自我。张新颖写出了对沈从文后半生重新选择的体贴和理解，“死去活来”2的沈从文最终是一个时间胜利的故事。

在《沈从文的前半生》中，张新颖完整地理解了沈从文，找到了沈从文建立第一次自我的来路。通过沈从文，张新颖也在确立他自己的文学观，乃至对如何生活都有着清晰的认知。在材料的使用上，叙述所能到达的位置，与写作者心中的期望位置不谋而合。沈从文是张新颖的摆渡船。与其说张新颖写了一部非典型的沈从文传，不如讲通过沈从文，张新颖在讲述他心目中理想的文学观念、作家该有的样子，以及与时局社会相处的一种方式。这种理想不是功利的，而是立于文学本身的决定，是站在更长远的时间长河中的期望和理解。用E.M. 福斯特的话讲，经过价值衡量过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价值生活，而不仅仅是时间生活。在张新颖看来，沈从文的生活就时刻处于自我价值的衡量之中。

张新颖写到，兜兜转转之后，20多岁的沈从文在陈渠珍处做书记，地方军中陋习颇多，总部书记处大大小小有64个书记，就有48盏烟灯，绝大部分人都习惯了抽鸦片。沈从文不想就此混下去了，下定决心去北京闯一闯。

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的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若好，一切有办法，一切今天不能解决的明天可望解决，那我赢了；若不好，向一个陌生的地方跑去，我终于有一时节肚子瘪瘪的倒在人家空房下阴沟边，那我输了。3

张新颖把沈从文的这段话摘了出来，就显出很多意味来。在去湘西军阀陈渠珍那里做事前，沈从文去过了不少地方，所谓见惯了杀人的生活。挣脱命运的安排，将自己抛出去，把生命押上去，去追求一份未知的可能，不能不感叹沈从文的勇敢。敢与命运赌一次，可见沈从文性格中的坚韧和血性。后来的生活证明，沈从文的确输过一阵子，吃饭、住宿和工作都曾是问题。把生命押上去，断掉回头路，往更远的地方走，走着走着就走出了一条属于沈从文自己的路。

这种勇气从何而来？张新颖摘出了《从文自传》中的文字，在陈渠珍身边做事，沈从文读旧画，看古器，翻《四库提要》，“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分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4。他对领会人类智慧光辉产生了深切的兴趣。在沈从文而言这就是自我教育。

沈从文初到北京时，流连在琉璃厂和前门大街的古书店、古董店、古画店以及旧纸古墨文具店，所接受到的知识和积累的见识，在未来的确点亮了他的后半生。我更愿意理解为沈从文的价值趣味和审美意识得以熏陶和启开。古旧是时间的礼物，漫长的历史长河钟情于哪些东西呢？怎样的文学和艺术才能获得历史时间的青睐？沈从文呼吸着这些古旧玩意的气味，大抵早已点燃了自身观念的引线。那与时间有关，与淘洗有关，与一个物件的遗世而独立有关。一种跨越具体时局，与更长的时间立在一起的文学观在沈从文的心里滋长，长成了大树。

张新颖对沈从文的文学观深有研究，总结为“沈从文传统”。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名字叫《中国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的回响——〈活着〉〈秦腔〉〈天香〉和这个传统的不同部分的对话》，获得了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章大开大合，将沈从文关于文学和物质文化的观念，上升到“沈从文传统”来做讨论，并以此为源流分析当代作家作品。在时间轴上完成了沈从文影响的辨认。什么是沈从文传统？在对余华《活着》的解读中，张新颖提到了，普通人在沈从文的笔下，不是落后愚昧的需要教育和启蒙的人，而是呈现着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的。简而言之，就是如何看待现实中的人，以及如何讲述他们的命运。贾平凹的《秦腔》则回应沈从文的日常乡村叙事。王安忆的《天香》在物的通观方面与沈从文的物质文化研究形成回应。敬重普通的生命，经受乡村生活衰变的命运，接通历史之物的美学，便是沈从文传统的题中之义。沈从文传统，当然也不是始自于沈从文，而是接续。在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自守，对写作者是有要求的。

二

沈从文是一个见过最艰难岁月的人。

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能从湘西来闯北京，他内心的强大和渴求超乎想象，对生活的热望驱使着他去赌一注。说到底，沈从文深切地热爱着生活，以及生活中的朋友，期望从中获得回应。现实情况是艰难的，迫在眉睫的谋生问题，无法正式求学的窘境，新文学运动的刺激，加上在北大旁听的经历，沈从文决定开始写作。

细看沈从文写作的起点，更像是一个仓促的决定。我们能发现他几乎是空白的，得先从新式标点符号学起，继而学习新文学的语言，然而沈从文的勤奋正在改变这些。根据《沈从文的前半生》的统计，1925年，沈从文发表了作品60 余篇，从年龄来看，生于1902年的他，时年23岁；1926年，发表作品70余篇，24 岁；1927年发表作品40余篇，也就是25 岁。这三年是沈从文的习作时期，发表170多篇作品，平均每年50多篇，每个月四五篇，还不算其余没发表的习作、日记、书信和各种笔记，可见他超乎常人的刻苦和努力。客观地说，这三年的创作有硬写的痕迹，质量参差不齐，谈不上成熟。在不知道如何变得更好的时候，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忍受所有的焦虑，持续写下去，从迷茫中写出来。就像沈从文所言：青年学生相信天才，告诉他们没有天才，只是忍耐。这句话多么熟悉，就像当年福楼拜告诫莫泊桑的话：所谓才华，就是缓慢的耐心。

准备期的练习，是一个人成长的必由之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个过程极其漫长，可能要到很大年纪才可能翻越过去。当我们看着许多写作者流连于青春而不舍得踏出时，殊不知青春是用来体验和告别的。如果青春久久不能离去，如果沉溺其中的人总是无法确立自己，无法清楚要奔去的方向，那这种告别就会变得漫长，成长永远不可能真正地实现。藕断丝连未必是好事，代价就是不成熟。忧伤的一直忧伤，迷茫的始终迷茫，幼稚的依然幼稚，唯有告别，甚至是强制自我告别，才可能迎来新的生机。告别的前提，是确立了自我认知，知道何为好的，何为经得起历史淘洗的，方能舍弃身边的现在，执著地向前。成熟的自我确立不仅仅是文学的，更多的是生活的，是整个生命的，应对各种各样的挫折、困难和意外，乃至痛苦、毁灭以及重生。一个人的苦难经历不会白白承受，前提就是在困难中得以清醒地形成自我认知。唯有这样，才可能获得内心真正的安宁。安宁就是宠辱不惊。

今天回望沈从文的写作来路，已经无须强调沈从文的传奇性、敏锐和天赋，却要重新审视他的这份努力和忍耐。一定程度上，这比所谓的才华要更加重要。沈从文持续不断地练习，经受连续的失败，继而不断提升自己，哪怕为此背负“多产作家”的名号也在所不惜。沈从文过去所有的生活经验全部被调动起来，关于“下等人”的叙述成为他的创作主题。日渐清晰的文学观念，也得以慢慢形成。好的文学作品应该“使其他人感到一种幽美的情绪，悲悯的情绪，以及帮助别人发现那超乎普通注意以外的一种生活的味道”5。文学观的形成不是在谈论中完成的，而是在持续不断的写作练习中获得的。

一个不过20几岁的青年人，从“硬写”开始，从不懂到懂得，从习作到成熟作品，在持续不断的练习中，留给后人一个如此勤奋的形象。

三

1931 年和1932 年，在张新颖的理解中，这两年对沈从文特别重要。1931 年，沈从文的父亲在家乡病逝，徐志摩意外去世，胡也频被国民党秘密杀害，还有其他的朋友也遭遇不测。经历了一连串的变故，张新颖认为沈从文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不再沉溺于恶劣的心绪而不可自拔，不再那么自我感伤，不再那么自怜，脱掉了青年时期的紧张而脆弱的浮表外皮，坚强沉实的本性愈发清晰，人显得开阔健朗起来。1932 年，年仅30 岁的沈从文完成了《从文自传》。名曰自传，实则是一份经过省察的成长记录。正是因为年轻，沈从文才尤为真诚，直面自己过往的经验的来路。更重要的是，这份自传展示了沈从文的文学观从模糊感知、渐渐清晰到最终建立的过程。张新颖认为，因为这份自传，沈从文得以沿着自己生命的来路去追索，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发现了自我区别于他人的地方，找到和确立了自我，这才是过去的经验和历程有意义的地方。不断面对自己，省察自己，最终认识自己。三十而立，沈从文正式完成了人生中这一至关重要的步骤。

在遭遇精神困顿的时期，沈从文通过写作整理自己、消化压抑，也辨析何为好的文学，何为美的感受，是那“一刹那间被美丽所照耀，所征服，所教育是也。‘如中毒，如受电，当之者必喑哑萎悴，动弹不得，失其所信所守。’”这种美又是什么？沈从文这样解释，“这种美或由上帝造物之手所产生，一片铜，一块石头，一把线，一组声音，其物虽小，可以见世界之大，并见世界之全”6。这种美代表一种最高的德性。沈从文的精神图像得以完成。张新颖从历史材料中剪辑捕捉，重新叙述，不仅使之焕发光芒，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后半生的沈从文何以从古文物的研究中找到精神支撑，那不是一时的策略，而是素来已有的知念。那些瓶瓶罐罐和服饰，不就是一片铜、一块石头和一把线么。1934 年《边城》的发表。张新颖说，这意味着沈从文的文学生涯正式进入了诗性的创作，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文学与现实生活的距离由此得以恒定。或许这就是沈从文期望的成熟的作品。

作为作家的沈从文是清醒的，作为朋友的沈从文是热忱的，面对师友，他又是一个感恩的“乡下人”。早年为营救朋友胡也频奔波不停，写文章为丁玲呼吁许久，成名之后对青年朋友也是关心有加。对当年帮助他的胡适、徐志摩、林徽因、郁达夫等师友，沈从文都铭记于心，常在文章中提及，感恩之情漾于字底。得知徐志摩罹难，沈从文连夜搭夜车赶赴出事地济南，去吊唁挚友。50年后，1981 年，沈从文还能历历在目地重述当年往吊遇难遗骸的不堪情形，足见埋在心底不曾变化。在他的心目中，“相熟不过五六年的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师友能够代替”7。对遭受友人的误解和指责，沈从文也隐忍于心，无意进行辩解。

这勇敢的、勤奋的、感恩的和在困顿中建立自我认知的沈从文，是张新颖的叙述给我的启示。张新颖还特别提到，沈从文身上日渐清晰起来的自我和关于美的认知，不只关于文学，还关乎生活，关于与时局的相处，也即关于一个人的生命态度。与政治运动保持距离，不是后来才有的事，早在西南联大时，沈从文就形成了与政治和时局如此保持距离的观念。

四

沈从文需要忍耐的，还有不期而至的情感。不言不语，并不意味着没有发生过。谴责在时过境迁之后也没有意义。张新颖没有回避，对这段重燃于昆明的“爱情故事”进行了别有新意的叙述。饶有意味的是，张新颖对故事的时间顺序甚为用心。

“从文有恋爱故事”8，朱自清的这则日记，写于1939年10月23 日。按常理推，恋爱故事的开始，应该在日记时间之前。沈从文到昆明是1938年4月，这段时间的沈从文独自一人，张兆和和孩子还在北京。恋爱故事的另一主角高韵秀（即高青子），1939年6月经沈从文推荐到西南联大图书馆工作。沈从文对这段故事的处理是怎样的？当朱自清写下这则日记的时候，是沈从文深陷这段情感的关口，大抵也是情感处于勃发的时期。撇去爱而不能的痛苦、煎熬和无望，再去详述恋爱故事是怎么发生的也了无意义，只说如何谋得结束的出路，张新颖细细写了张兆和来昆明这一件事情。

1939年8月，沈从文几次写信给张兆和，让她来昆明，一家人团聚。张兆和一开始兴致不大，也有客观的难度，孩子还小，交通不便，旅途艰辛，故迟迟未能动身。对张兆和久久不起身来昆明，当时沈从文显然有些情绪。在沈从文和张兆和往来的书信中, 有一封颇为特殊的信。他写了一封信给四岁的儿子。儿子才四岁，哪里看得懂，自然是写给张兆和看的。信中写道：“你姆妈七月卅一来信，还问我事情，等回信，我真不大高兴，不再回她信……我希望你姆妈体谅我一些，不要再为什么事等我回信。且希望带你和小弟弟来，不要怕这样那样。”9这个细节可见沈从文心里的不痛快，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哀求张兆和来昆明，不然不至于写一封信给孩子。1938 年9 月底，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和沈从文的胞妹岳荫，还有大小行李31 件，从天津动身，先坐船，再换火车，舟车劳顿，一个月后，11 月4 日抵达昆明。根据后来施蛰存等人的回忆，一家人重聚，很是开心。

如何理解沈从文三番五次请张兆和来昆明？ 1939年8月的“哀求”，是否可以理解为沈从文的一次自救？毕竟故事的另外一个人高青子在这一次相遇中几乎是沉默的。忠于和背叛在这件事上没有那么泾渭分明。一来沈从文长期的情感输出。关于沈从文追求张兆和的故事多矣，他遭遇的冷遇和不回应同样多矣，以至于张兆和同意和沈从文结婚，看似死缠烂打来的结果。从恋爱的浓烈到婚姻的日常，沈从文没有不平衡和失落是不可能的。二来时局动荡，妻儿不在身边，脆弱的生命随时遭遇风吹雨打，心中总不免栖栖遑遑。三来这个时间段，真是巧，时局不安，妻儿不在，前途迷茫，情绪低沉，高青子碰巧也在昆明。曾经与高青子的情感被再次点燃，但是这次相遇在沈从文的描述中是一次“有节制的疯狂”。沈从文在信中所言的“希望你姆妈体谅我一些”，是指些什么呢？是作家幽深的内心世界，还是压抑的情感，抑或是时不时抬头的为夫为父的责任？结果是在沈从文一筹莫展的时刻，张兆和终于来了，拖家带口的，给了他一剂安慰和解脱。这样的“恋爱”，即便张兆和不声不响，沈从文也知道，是难言未来的，高青子又何尝不知！

“节制”二字，不言而喻。“疯狂”二字，难言其隐。必须得承认沈从文情感的真实，也得承认他对情感的压抑和控制。情感之所以凶猛，在于不是人想不让它发生就不发生的，道德的训令常常在事中和事后。后人已经无法想象，1934 年，沈从文告诉张兆和他与高青子交往时的情景，张兆和像所有的平常人一样，在失望和愤懑中回了老家。“偶然”出现了，既是偶然，那就难言长久。后来的故事也就这样了。张新颖写张兆和来昆明的旅途，多么细心，什么时间动身，带了多少行礼，途经哪些地方，在哪些旅馆歇脚，还不忘引述张兆和的自述，说这次为期一个月的搬家路途，她自己都觉得是一份功勋，有指挥若定的气度。对沈从文而言，这既是一次家庭的团聚，也是“恋爱故事”的一种克制，都是忍耐的结果。从张新颖所引述的文字，不难看出他对沈从文此时的心境有着体贴，对张兆和有着敬重，当然对从未开口的高青子也有着同情。这一起“恋爱故事”来得快，去得也坚决。恁是时间流逝，发生的就发生了，人不在，事还在，如今我们再回头看，不免感叹，都是命运中人。

1939年6月入职，到1941年2月离职，高青子在昆明待了两年左右时间。1941年7月，沈从文为此写过一篇小说《看虹录》，1943年3月改就，发表于同年7月《新文学》第一卷。小说讲述一个“作家”男子夜访情人，两人在温言良语中，向彼此献上了身体。今日重看这篇小说，因为知道了故事的原委，体味很不一样。从小说技巧而言，心理欲念的铺写，对话的想象，身体欲望的曲笔，都很有现代小说的特质。倒是小说里头有一句话抓住了我的眼睛，或许有着更深的意思。“我在写青凤，《聊斋》上那个青凤，要她在我笔下复活。”10这一句初看平常，不过引用了聊斋里的人物而已。不妨稍作考究，《青凤》是个怎样的故事？据《聊斋志异》之“青凤”篇，一个青年耿去病在老宅，夜遇狐仙一家，爱上了狐仙女子青凤，冲破阻挠，得成姻缘。这个故事常被理解为，冲破礼教的恋爱自由。殊不知，遇见狐仙时，耿去病已有妻室，青凤嫁给他做的是妾。青凤的身份有两层，一是爱人，二是妾。在《看虹录》里，小说中人“作家”说要让青凤在他笔下复活，复活什么呢？是指如火的爱得以延续，还是现实的困境如同聊斋的欢喜结局一样得以解决？小说中的“作家”爱上了别的女人，现实中的沈从文爱上了高青子。在蒲松龄的笔下，青凤的结局，的确是做了妾，但并不违背当时的社会道德，至少妻子对丈夫纳妾少有否决权。时代不同，这样的“复活”在沈从文的笔下复活已是奢望，何况在现实的生活中。

身处新旧时代的更迭之际，沈从文是一个现代作家，他骨子里当然也有旧时文人的观念，两者既相融，也相斗。这与他的教育过程有关系，也与他的生命经验有关，更与时代观念的演变相关。在民国时期，有“复活青凤”的念头也属正常，现代婚姻制度与传统婚配观念依旧在交锋。沈从文的痛苦在于克制，他选择了原有的家庭，就辜负了高青子。选择高青子，就伤害了张兆和。无论做哪一种选择，对另一方都是伤害，沈从文都将经受折磨。新的社会风习要求他必须做出一个选择，现实中不可能再有聊斋里“青凤”的圆满。此等艰难在一个内心善良的人那里，非常人所能想象。从沈从文的痛苦和他所幻想的“青凤复活”中，所折射的还是沈从文的天真和善良，他无法做出抛妻弃子的事情。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11

沈从文的这份天真和善良，即陈寅恪所言的贤和拙。抚今追昔，这段话真是精妙至极，其开阔在于将人之群分，置放于新旧社会交替的时机，君子和老实人，感受痛苦和分裂。小人和滑头，识时务而进，不经焦灼，不辨是非，随时拥抱新的规则。

不言大义，仅指情感的处理，沈从文和胡兰成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对照。沈从文诚实面对自己情感的变化，老老实实，不知所措，还曾跑去告诉林徽因寻求帮助。胡兰成则选择了，爱一个，弃一个，再爱，再弃，一路享受欢乐，真如陈寅恪说的那样，富贵荣显，身泰名遂。用陈寅恪评元稹的话形容他一样熨帖：“抑更推言之，微之之贬江陵，实由忤触权贵阉宦。及其沦谪既久，忽尔变节，乃竟干谀近幸，致身通显。则其仕宦，亦与婚姻同一无节操之守。惟窥时趋势，以取利自肥耳。”12 何止元稹，岂止胡兰成，窥时趋势者多矣，取利自肥者多矣。贤者、拙者如沈从文，一生都在经受痛苦和消化痛苦中度过，动心是他无法控制的，能给予他精神支撑的，也就是前半生的文学和后半生的文物。

乱世出英雄，也出枭雄。出君子，也出滑头。相比枭雄和滑头对新社会的从容适应，君子和英雄就要艰难得多。在沈从文身上，“青凤”看似一个情感问题，说到底，还是新旧社会风习的并存杂用下，一个人的自处选择。常人遭遇一次新旧更迭已是艰难，沈从文这批文人遭逢了两次道德标准和社会风习的变迁。一次是现代文学时期，一次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都是新旧交替蜕嬗的间际。对沈从文的痛苦和焦灼，今人想要“设以身处其地而察其心也”，体察其人其心，大抵是难以做到的。理解不了的，并不意味着就是错的。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对方是错的时，更好的办法是选择相信他。如此试图理解沈从文的“恋爱故事”，其实就是一个人和他所处时代的关系。任何人都成于他的时代，也受制于他的时代。至于为什么人与人的品质如此不同，“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大概是命运的设计。

五

张新颖写沈从文的日常生活，特别是他在西南联大的那段生活，多么耐心，一笔一笔写日常，有窘迫，有艰难，又有希望。将日常生活、写作、教书和家庭生活全部揉在一起，在那样战争、流离等种种聚拢起来的独特时空内，张新颖的笔稳如磐石，不多引申，不多生阐发，隐然间有一种希望在，又似带着一些隐忧。

通过《沈从文的后半生》和《沈从文的前半生》这两本书，可读懂沈从文，也可读懂张新颖，这大概是最理想的写作，也是理想的生活。

注释：

1应王国平先生约稿，本文部分内容首刊于《光明日报》（2018 年09 月25 日），原题为：怀着耐心，一笔一笔地写日常——张新颖的沈从文传记书写及其他。刊发之后，添加了一半内容。

2“死去活来”当然只是一个表述。沈从文1949年的确有过自杀的尝试，被救过来后回到了人群中，才有后来的从事文物研究工作。沈从文的写作生涯“死”了，新的身份又“活”过来了。

3 6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上海三联书店2018 年版，第41、237—238 页。

4 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上海三联书店2018 年版，第39 页。张新颖提醒，关于沈从文和陈渠珍的精神联系，参阅芳菲《沿着无愁河到凤凰》，中信出版集团2015 年版，第1—53 页。

5 沈从文：《南行杂记》，《沈从文全集（修订本）》（第十一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年版，第84 页。

7 沈从文：《友情》，《沈从文全集（修订本）》（第十二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年版，第264 页。

8 见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年版，第55 页。

9 见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上海三联书店2018 年版，第228 页。原文见《沈从文全集》（第十八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年版，第324 页。

10 沈从文：《看虹录》，《沈从文全集（修订本）》（第十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年版，第342 页。

11 1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版，第85、92 页。

[作者单位：上海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