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本文从徐怀中的创作风格出发，将《牵风记》置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大背景中，深入分析了作品在思想意蕴、审美精神、人物塑造、哲学思辨等方面的个性特征和新鲜表达；从人性与神性、写实与写意、审美与审丑、日常经验与极端经验、具象与镜像等角度进行了文本细读；对小说中的“超验主义”叙事话语和超越意向进行了富于创见的概括和阐发；拓展了中国当代战争叙事研究的理论视域和言说空间。

关键词：徐怀中 《牵风记》 战争叙事 超验主义 悲剧审美

一

文学创作伊始，作为军旅作家的徐怀中先生似乎就走着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195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和1981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西线轶事》应该是他的代表作，但这两部在军旅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作品都没有正面描写战争。这或许和他在部队时的身份、经历有关，但他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旨趣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按徐怀中先生自己的说法，他是喜欢孙犁的作品与风格的，甚至每次写小说前，都要将孙犁的作品找出来读一读，感受一下他那既生活化又唯美抒情的语言和鲜活细腻的细节。也就是说，他走的是孙犁的“荷花淀派”这一脉。在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牵风记》里，徐怀中先生更是将这一文学风格发展到了极致。千里跃进大别山只是小说的背景，不见了战火和硝烟，浓墨重彩书写的是战争背面的景致，是对悲剧美学的深入探索。残酷与血腥被浪漫情怀与审美目光所遮掩，人性的高洁与卑下、英雄与匪性、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多种自然色彩的交织与缠绕，彰显出战争背面的别样风情与生命暗影。

我当然知道，这既是徐怀中先生既往文学风格的一种延续，也是他几十年来对文学不懈探索与思考的结晶。在《牵风记》里，浪漫奇崛的想象、奇观化的历史场景、细腻入微的写实笔触，共同建构起一个“有情”的世界。战争是封闭的炼狱，徐怀中先生要在其中试炼人性，甚至是神性，最终指向的是超越意向。“超越意向经常是一种紧张的精神探索，一种重大价值观念的严峻审议，一种信念的提出与皈依，一种彼岸世界的确立与憧憬。它包含一系列自省、拷问、冥想、苦恼、忏悔、放逐、启悟等等精神行为。”①汪可逾这样一个美丽的生命，19 岁就消逝了，生命的短暂和怀念、记忆的悠长构成了一种反差，反衬出美的永恒。小说开篇缘起于合影照片上汪可逾的微笑，那无人能解的神秘感，奠定了小说的审美基调。无论是古琴，还是水溶洞中持续千万年的地质演化，都隐喻着时间和空间的超越。尤其是那些跳脱故事、阻断情节和时间链条的大段议论和知识介绍，使得小说的时空充满了可能性。

小说叙事的内核是对生命的自然之美的极力赞颂与张扬，是对人性的终极价值的思考与观照，尤其是将人放逐到自然本性之中，然后又赋予其初心与神性，安放肉体也安放灵魂。这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叙事文本，是一种超越具体历史语境的新的建构和想象，是一种浪漫审美精神的张扬。这有点类乎于书法运笔中的偏锋或侧锋，使得线条气象万千、瑰丽奇谲，作品也因此呈现出中正伟岸之外的别样韵致。这种战争叙事与文学风格在中外战争文学中都是不多见的，尤其是在中国当代军旅文学中更是独树一帜，彰显了徐怀中先生几十年来对文学形式的先锋性探究、对生存和死亡的形而上思考、对战争和人性的终极追问。故事虽然并不复杂，矛盾冲突也谈不上多么激烈而跌宕，字数亦不算多，却写出了大河般宏阔辽远的感觉，显露出硕大丰沛的精神容量。除了执着而强烈的文学自信，小说中颠覆传统伦理与文化价值观念的旨意也是显而易见的。正是这种颠覆性的写作伦理和超越性的审美意向，使得中国当代军旅小说终于超越了底层叙事、世俗经验的藩篱，得以进入精神和灵魂叙事的存在之境。

二

有研究者从性格的角度将艺术家分成两类：一种是严谨沉静而善于思考，作品优雅蕴藉；另一种则奔放冲动而感觉敏锐，作品充溢着生命的活力。我知道，这样的分类并非科学，艺术家或作家都是复杂的存在，不可能这样简单的概而论之。但我们时常会以假设的方式进行判断，假设艺术家可以分成这样两类。若以诗人论，我觉得杜甫与李白当是极为典型的。那么徐怀中先生属于哪一类呢？多数读者一定会将其认定为前者，曾经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这一次在《牵风记》里，徐怀中先生却大尺度地超越了他因性格而形成的风格，甚至突破了李白的浪漫与豪放，而进入了一种超验的迷恋状态。从这个角度论，我认为这部小说不是浪漫主义，离现实主义就更远，我觉得倒是比较接近“超验主义”。

我不知道徐怀中先生是否了解，或者研究过兴起于19 世纪30 年代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后来成为美国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超验主义”。这场运动以爱默生为首，强调人与上帝之间的直接交流和人性中的神性，解放人性，提升人的地位，使人的自由成为可能。在具体的人的生活中，强调直觉和人的价值，反对权威，主张个性解放。“相信你自己”这句爱默生的名言，成为超验主义者的座右铭。后来波及文学，梭罗、霍桑与梅尔维尔都是这股思潮的重要作家。《牵风记》虽然主要写的是战争的背面，但还是超越了战争的现实。置残酷的战争进程于不顾的叙事策略显然是有意为之，因此，小说中的战争状态，或言氛围相对是淡漠甚至缺失的，起码我读后会觉得人物不是生活在战争中。关于这一点，或许会产生歧义，我以为，即便是写战争的背面，也是要在战争的状态与氛围里进行才好。没有了战争的状态与氛围，小说中大量的讨论音乐、摄影、书法艺术以及时空、地质等科学问题就不免有些突兀和虚妄，而人物在战场环境下的大量艺术化行为更会令人产生轻浮之感。小说的女主人公汪可逾是作者力塑造的美与神合一的艺术形象，正是因为烟火气的匮乏而始终悬置于稀薄的空气中。也正是在这种状态里，我才觉得《牵风记》与“超验主义”，无论在表层的生活细节方面，还是内在的思想精神上，尤其是在汪可逾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牵风记》将知识分子的形象置于前景，处处凸显文化的力量。汪可逾出身于北平一个颇有名望的书法世家，写字是有润格的，而且很贵。小说中，她的出场本身就是很神奇的。她突然出现在了慰问演出的现场，挽救了一场本已经尴尬结束的演出。通过演奏古琴，让那些文化素养较低的群众和官兵听得如醉如痴，甚至入了迷、着了魔。即便中途汽灯故障，演出暂停，观众还能够回家喂奶、喂草，再接着回来继续听。在等待汽灯修复的过程中，齐竞与汪可逾在黑暗的舞台上探讨古琴演奏技法和相关问题，这本身也是奇景，显露出齐竞这位解放军指挥员的不同寻常的精英文化背景。这种情节设置本身是有违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的，但却将文化的魅力烘托到了极致，小说的精英底色、优雅气质由此铺展开来。

而更为神奇的是，这场演出最终于半个世纪之后，引发了军史专家们的兴趣。专家们本是前来探访研究大扫荡，却被这场演出所惊到，因为“老人们对当年战斗中许多生动感人的细节记忆很模糊，掏不出他们几句话了。而要未成年的一个北平女学生，以她尚不娴熟的技艺弹奏了几支古琴曲，老人们却至今难以忘怀，连种种细节都能讲得出来。那位汪姑娘怎样席地而坐，怎样将古琴架在双腿上，又怎样缓缓抬起右腕，以右手中指尖弹拨出一个空弦音”。仔细玩味这段描写，懂古琴的人其实明白汪姑娘的演奏远远谈不上高深精妙，但却给在场者留下了刻骨铭心

的记忆。文化、知识、音乐、审美、教养，凡此种种打破甚至是颠覆了人们对战争的固有印象和认知。这种认知是超越日常经验、甚至超越世俗逻辑的。齐竞也好，汪可逾也好，他们除了军人的身份之外，骨子里知识分子的气质都是极浓重的。汪可逾的职务是文化教员，这富含深意，她的横空出现给这支部队带来了显明深刻的变化。她宛若赤子般毫无心机，透明阳光，处处显露出优雅和高贵的精神气质。中国当代战争小说鲜有浓墨重彩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优秀作品，《牵风记》对战争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对他们心理和灵魂的深刻解析，将文化、教养之于战争、军队、社会和人的意义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文学的意义之一就是坚持以审美的观点看待世界。审美当然不可能也不该成为人们生存方式中唯一的尺度，但是，文学坚持说人们不该完全遗忘这个尺度，即使是种种沉重的生存问题试图迫使人们遗忘。虽然人们在这个世界上听到形形色色的发言，但是，作家的一个使命即是反复用自己的声调发出审美召唤。无论是对人们的精神结构还是对社会文化的总体图景，审美的存在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平衡。”②徐怀中先生呼唤并倾力建构战争文学中的审美存在，甚至不惜颠覆以往战争历史中的实然图景，就是为了敞开一个新的文学世界、印证一种新的叙事逻辑。他念兹在兹的正是文化的力量，是那种超越了战争、甚至超越了时空、直抵人心的审美的魅力。

三

徐怀中先生在访谈中说，1962 年他在西山八大处就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初稿，因故一放就是60年。最初的人物、故事及风格都与现在相去甚远。③问题主要不是出现在小说风格上，而是思想与精神上，文学理念、美学与哲学的追求上。这些方面的差异在与《我们播种爱情》和《西线轶事》的比较中是极其明显的。汪可逾这一人物形象无论与徐怀中先生有何关系，已经超越了历史中的现实。这一人物形象在徐怀中先生的脑海里发酵的时间太久，因而亦真亦幻。我想，甚至包括小说里的一些细节，徐怀中先生恐怕已经难以分清真实与虚构，进而向着“超验主义”的方向愈走愈远。

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或者可以说没有故事，有的是大量的鲜活的细节。在战斗部队，尤其是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那样的残酷的战争环境里，汪可逾与齐竞的邂逅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而他们之间关于艺术的探讨与互动、生活中的相互欣赏，无疑构成了一种别样的爱情奇观与“战地浪漫曲”。细究起来，汪可逾与齐竞在求学经历与艺术修养方面还不能等量齐观。汪可逾只有12岁，儿时开始研习古琴，达到相当的高度是可以理解的，书法造诣有一定的程度也说得过去，而在太行二中的求学期间一年到头尽跑“扫荡”了，等于说没学到什么东西。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与齐竞比起来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齐竞“就读日本帝国大学艺术系，主修莎士亚，兼学油画、人体艺术摄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支盟创办了文艺杂志《东流》，推出具有进步思想的小说、散文，齐竞便是经常撰稿人之一”。齐竞虽然会情不自禁地与汪可逾讨论艺术问题，但总体上还是有所保留与收敛的，免得咄咄逼人，以大欺小。但俩人艺术上的相通与彼此的欣赏是不言而喻和难以掩饰的，这是他们爱情的基础，但这个基础却不能保证爱情的牢固。矛盾冲突是有的，但也谈不上激烈与跌宕。

俩人的冲突不是性格造成的，也不是日常生活中的龃龉，而是因女性贞操的丧失与否所产生的。这一点，因为齐竞的出身与留学经历，以及艺术修养而让我惊讶不已，甚至匪夷所思；但是，齐竞的狭隘与自私也反衬了汪可逾的天真无邪与自然美丽，只不过这样的处理似乎有些浅显与单薄。曹水儿是男人的另一面，也可以说是齐竞立身于野战部队的得力干将。曹水儿身上的英雄性对于齐竞来说也是一种间接的映照，这与他究竟是儒将还是武将并无关联。曹水儿集英雄与匪性于一身，敢作敢当，这正是现实中的齐竞所缺失的。他的存在有如镜像，将汪可逾与齐竞内心的真实与虚伪、情感的美丽与卑下清晰地折射出来。

四

汪可逾第一次出现在小说中，是给“野政文工团”的一个小分队在九团的慰问演出救场。战士们要求出来一个坤角，小分队说没有女演员；但战士们发现了两个扮演鬼子兵的演员是女的，便起哄让她们出来。小分队认为这是对她们的污辱，不肯出来。当时还是团长的齐竞把战士们训了一通，然后命令现场总指挥宣布演出结束、部队解散。这时，只有12 岁的北平学生汪可逾抱着古琴在观众后边一边喊，一边来到了舞台前。汪可逾脸上挂着一丝天然的微笑，这个微笑后来一直保持着，并具有了象征性的经典意义，不仅仅是少女的天真与纯情，还有徐怀中先生对自然美执着的倡导。彼时的汪可逾虽然只有12 岁，毕竟被那个时代的进步风潮所裹挟，所以还不曾跳脱现实的语境。而齐竞，虽然惊讶和欣赏汪可逾，但她毕竟还只是一个学生，一个少女；但五年后，当汪可逾正式地向齐竞报到时，齐竞也被深深地打动了。

按说不论你什么出身，到了部队，尤其是野战部队，都要服从部队的要求；但徐怀中先生却欣赏，甚至也可以说是放纵汪可逾的个性，或者说任性也无不可。于是，汪可逾就可以在开门的时候“高高地举起臂膀，手按到房门的上沿把门推开，随后背对房门，轻轻向后蹬一下，咣当一声，房门嗑上了”。汪可逾的床铺简直就是“皇家禁地”，不许任何人坐她的床单。交团费，汪可逾总是用一块白色小手帕托着钱，完了收回手帕，洗洗再用。晚上睡觉发现两只鞋子摆放不整齐，一定要爬起来把鞋子摆正才安心入睡。房东对联贴错了，汪可逾宁愿自己重写一副也要给改正过来。而与同志见面问一声好就不那么简单了，惹出了许多麻烦，但她至死也不曾改变，且从来不管别人是否回应她一句问好。这样的个性与自我在和平的环境中还比较好理解，但在野战部队，在战争中，恐怕是极为罕见的。

部队连续强行军遭遇狂风暴雨，连背包最里层都浸透了水，谁都没有了干衣服换。战士们脱光了转成圈用火烤衣服，女同志只能以体温焐干衣服。汪可逾也是累垮了，什么也不顾了，在一家门洞里支起门板，光着身子睡下了。不想睡过了头，天大亮了还没醒。结果被时任旅参谋长的齐竞给遇上了，从挎包里掏出相机一阵狂拍。当齐竞从取景框里发现他的拍摄对象睁大了眼睛默默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一下子定格在那里的时候，汪可逾居然说，“首长！洗印出来，不要忘了送照片给我”。齐竞以为这是汪可逾在向他兴师问罪，没想到，汪可逾一边平静地穿衣服一边将上边的话又重复了一遍。随后齐竞发现相机里面没有胶卷，有如抓到了救命稻草，却被汪可逾嘲讽道：“哦！我明白了，又曝光啦！”说完咯咯咯咯笑个不停。

读完这个细节，我第一感是可能生活中真的发生过这样的情景，但生活中的真实是否能构成文学或艺术的真实并不一定。换言之，即便生活中真实地发生了的事件或情景，未必就能够成为小说中的真实，因为它要受到总体环境与背景的制约。在那样紧张严酷的战争里，居然能发生这样的情景，按照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观念，确实是难以想象的。如果将齐竞和汪可逾的求学经历对换一下倒是更让人能够理解一些。而事实上，汪可逾所受的教育是再传统不过了，她何以能够如此坦然地面对她的上级领导，虽然他们之间已经有爱情的意会，但两性间即便是发生了肉体上的关系也难以如此裸体相对，这是更真实的境况。进而，拍裸照成为一个事件，参谋长齐竞遭到广泛诟病，险些丧失了升任旅长的机会。

如果单纯从审美的角度，尤其是电影画面的角度论之，这个细节似乎有可能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镜头；而渡河北返时汪可逾组织动员一船的妇女脱光全部衣服，连衬衣、内裤也不留就产生了更加震撼的效果。《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也只有几个女战士裸体洗澡，这可是数十上百位，而且岸上有几个方队的等待渡河的战士，可谓超级的众目睽睽。十七八岁的汪可逾对裸体非但没有丝毫的羞涩和恐惧，感觉似乎还有点儿恋癖，不但率先脱光了衣服，还泰然自若地站在船头，让女民工们一个个张口结舌。对此我多少有点儿质疑，为什么非要脱光了？是，从战争的实际需要而言这样的举动或许能够从理论上进行解释，但循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底线而来，至少可以让人物穿着内裤，有的甚至还披着外衣遮挡着身体，反正是参差不齐吧。我觉得这样写已经足够了。这两个细节我以为已经超越了审美的范畴，或文学性，这也是我为何被迫采用100 多年前的哲学思想与文学观念—“超验主义”来分析《牵风记》的重要原因，因为除此而外，我不知将这些细节放在什么框架里讨论才合适，才合理。

进入大别山的头一个晚上，汪可逾所在的八里畈区工作队共27 人遭遇当地民团的偷袭，她和另外六个姐妹在跳崖后被俘。那六个姐妹都被敌人强暴了，而汪可逾受到严重脑震荡。当齐竞委婉地问她是否也被强暴的时候，她开始反击，“是谁赋予你这样的特权？凭什么我应该你所笼罩？凭什么我只能受你的摆布？凭什么我必然要为你占领？而且还要预先签立城下之盟保证自己白璧无瑕？”最后，在这场俩人之间最严重的冲突中，汪可逾断然否定了自己此前与齐竞建立起来的爱情与友谊，说：“齐竞！我从内心看不起你！”至此，汪可逾完成了她作为“超验主义”形象所承载的所有要义，自然、自我、自由，强调人的价值，主张个性解放，反对权威，留给我的是一个清纯、自在、真诚、唯美、个性、透明、阳光的青春少女的形象。她宛若赤般，毫无心机，面对首长齐竞与强大的文化传统无所畏惧与顾及，展现出战争年代几乎不可能有的中国女性的别样风情。随后在曹水儿的保护和陪伴下，汪可逾开始了一段被放逐也“自甘”放逐的时光。既是躲避齐竞，也是躲避敌人，更是躲避自己人的舆论。出世，在战争进行到最为紧张的当口，两个人选择了“出世”，小说因此而具有了某种宗教的维度（神女与护法的故事，最终连军马“滩枣”也完成了天葬，而汪可逾则通过一系列“仪式”，成功达至了“岸”）。

汪可逾在山洞中等待死亡的时光，是她由凡人而成仙成圣的过程。从古至今巨大时空的流淌和转圜，在这个山洞里得到了浓缩和印证，而具体的人和事、生与死在永恒的美面前都是渺小的、短暂的。其实他们距旅部并不远，但汪可逾已经不再想齐竞，这种决绝的态度更加彰显她身心的纯净。这个过程里的汪可逾内心是平静的，她甚至已经忘记了战争正在进行，他们每时每刻都处在危险中，她的思想和身心进入到了超凡脱俗的另一重境界。此时的古琴，既是物的存在，也是精神与灵魂的外化。一个方面，虽然已经无法演奏，但在那光光净净的琴面上，她仍然能够感觉到那些伴随她少女时代的琴曲就在耳边回响。这时的汪可逾早已经超越了肉身的生死，而进入绝对精神与灵魂的境界。

在无弦的演奏中，“群山万仞，江河纵横，海天一色，薄雾流云，月落日出，乌啼蛙鸣。平平常常司空见惯，石破天惊闻所未闻。出自古史典籍诸子百家，或纯玄思异想天马行空。凡此悠悠不已物是人非，无不在呼应着七根琴弦的颤动荡漾，无不涵盖于乐曲旋律的起承转合与曲折跌宕之中”。如果说此时的汪可逾尚在人的层面游荡，此后则完全进入仙与圣的境界，“这个北平女学生经历几度烽火岁月，以及战争史上最残酷的所谓‘剔抉扫荡’，却依旧保持了她特有的人生姿态。或许是预感到行将离开这个世界，她一步步有序地完成了一尊女性人体雕塑，为自己画上了一个完美而永不腐朽的句号”。这个过程中的诸多仪式，进一步增强了宗教的氛围；而小说结尾处，齐竞自杀，最终完成了自我救赎，则呼应了汪可逾向死而生的宗教意味。

然而，汪可逾终究是生存在一个强大的残酷战争的背景里。她所有的一切，无论是肉身，还是精神与灵魂，以及她那些惊世骇俗之举，只能留下一道生命的暗影，让活下来的人们咀嚼不尽、怀想不已。

五

小说中的齐竞本来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物，既有作为军事指挥员的英雄与智慧的一面；又有文化人，甚至于艺术家的儒雅与风流的一面。遗憾的是，他终归没有跳脱传统与世俗，恰恰面对的又是汪可逾这样一个超越世俗与现实的“自由女神”，于是，他那些在平常人看来并无大错的细节与思想被彰显得不无卑下，甚至丑陋。也就是说，在徐怀中先生的笔下，他是一个被批判的角色。在塑造齐竞这个人物的时候，徐怀中先生又回到了我们相对熟悉的现实主义的小说伦理。

齐竞应该是一个很自我的知识分子，弃文从军当然是出于爱国情怀，而天赋异禀则成就了他光辉的军事生涯。在与汪可逾的爱情中，他始终是小心翼翼的。本来五年后追来的汪可逾有如一颗子弹将齐竞击中，他却在日记中写道：“从即日起，必须时刻警惕自己了！”事实也是这样，在与汪可逾并不很长的相处中，他处处关照着汪可逾，但并不越雷池一步。那次拍了汪可逾的裸照也是在特殊的瞬间里进入了艺术的情境，与男人的偷窥和色情，甚至与对汪可逾的情欲也无关。他始终躲在某一个角落或暗影里，欣赏、把玩着这个毫无心机的少女，让自己总是处于一个进退皆宜的境地。所以，当汪可逾被俘后，他才能身处事外，居高临下地审视汪可逾是否同那六个姐妹一样被强暴。

汪可逾是否被强暴，小说没有明确交代，只是说汪可逾因头部受创而昏迷不醒，无法确认，甚至于她自己也弄不清楚。其实这件事是无需追问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但齐竞需要一个确认，一个汪可逾的亲口证实。这大概便是知识分子的通病，既自欺，也欺人。我觉得，在塑造齐竞这个人物的时候，徐怀中先生下笔是很重的，在与汪可逾的对话中，齐竞的虚伪与卑下，甚至丑陋暴露无遗。颇具反讽意味的是，齐竞偶遇到汪可逾的裸体时，居然不顾曹水儿的提醒，执拗地要去拍照，并差点酿成风波，但最终他却不能接受汪可逾或明或暗的被玷污。齐竞在贬损西方人体摄影艺术理念时，可以滔滔不绝，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反讽。齐竞是纯粹站在男权的立场上进行审美的。在他的视野里，要么是纯粹的美，要么就是毁灭。要么是完璧的汪可逾，要么就是一具尸体。这种偏执使得他甚至不能放过自己，包括他不能接受当副职，包括最终的自杀。“在中国作家的作品里，你就很少看到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忏悔伦理，也很少看到彻底意义上的忏悔行为……真正意义上的忏悔，本质上是肯定性的行为，而不是否定性的为，因此，它并不指向消极的‘解脱’，而是指向积极的完成和升华。换句话说，忏悔是希望，而不是绝望；是再生，而不是死亡；是担当，而不是逃避。”④从这个意义上讲，齐竞的死，是忏悔，是赎罪，也是一种自我完成。

《牵风记》的批判性还体现在，审美之外，还有审丑的向度在。只有与丑相对照，美才能更加清晰地被确认。齐竞内心深处对女性贞操的执念是一种丑，对汪可逾造成的迫害和他极度自私的心性是一种丑，甚至已经成为恶。对曹水儿风流“丑行”的正视甚至是浓墨重彩的书写，这虽然也是一种“审丑”的过程，但却反衬出了历史的乖谬和人性的光芒。美与丑同样需要审视，这种审视源出作家的目光和立场。事实上，无论审美还是审丑都能迸发出惊人的精神力量。齐竞在现实中活了那么久，最终反而要想方设法寻死。齐竞也是一个镜像，从自己这面镜子中，他看到的是丑陋的心性和认知的局限。就如同那部遭遇汪可逾的裸体，却因为没有胶卷，而没能留存底片的相机，这里已经预示了他无法真正拥有和留下汪可逾的悲剧命运。美与丑，在战争中都要经历最严苛的考验，这关乎理想主义的美能否最终超越战争，生命的伟力能否得以张扬，文化或曰文明之美的种子能否被珍惜和保存下来。小说的结局是悲剧性的，无论美丑，最终都没能逃脱毁灭的宿命。这种复杂、真切、尖利的痛感使得作品的主题更加深刻。

齐竞在汪可逾遗体前的虔敬与忏悔具有强烈的形而上意味。齐竞视力不好（此前似乎不曾提起），他观望许久，没有看到汪可逾的遗体，倒是辨认出那株大树是银杏树。此处有点儿语带双关，更重要的是凸显他与汪可逾不在一个精神层面上。此时，泪眼模糊的齐竞开始意识到，在这个北平女学生面前，他所背负的情感和精神债务远高于大别山的主峰。说汪可逾以她的一死，最最严厉地惩处了他不假；但说同时也便原谅了他的一切就不免有些自作多情或一厢情愿了吧？齐竞感觉自己成了一个纸糊的人，飘飘忽忽的，终于又一次扑倒在地。事实上，在汪可逾的遗体前，齐竞已经失去存在的重量。尤其是距离汪可逾的遗体簇立的那棵巨大的银杏树很近了，齐竞发现各种昆虫只能在周围转圈圈，却不能爬到树干上去。而作为人民解放军这个“革命武装集团”中的大知识分子，齐竞竟然一时心虚，以为不仅地上爬着的虫类，也不仅是天上飞着的鹰鹫，同样也应该包括他本人在内，都必须遵守这个不成

文的规矩，只能在古老的银杏树周围打转转，而不可越雷池一步。至此，年仅19 岁，参军两年的北平女学生汪可逾完成了从人到神的升华。此刻正是 “秋冬之季，又染作金黄金黄，优雅而灿烂”。当然不仅仅是银杏，因为汪可逾与银杏树已经融为一体了。“汪参谋一条腿略作弯曲，取的是欲迈步前行的那么一种姿态。她显然是意犹未尽，不甘心在两亿五千万年处迟滞下来，想必稍事休整，将会沿着她预定的返程路线，向零公里进发，继续去寻找自己的未来。”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小说中真正具有哲学思辨意味的话语，出自没有文化的勇士曹水儿。他在听汪可逾谈论关于光年的话题时，突然有了感悟，冒出一句哲人才有的话语，“我们这个世界上枪啊炮的，打来打去，比照你讲的光年来看，磨磨唧唧的这点事情，算的了什么？”这话与古老的银杏树一起迎接着未来，这未来未必是仅仅属于人类的。

六

与汪可逾一样，在九旅，骑兵通信员（也是齐竞的警卫员）曹水儿也是一个另类。他不仅勇敢，有担当，肯于负责，还有着异于常人的禀赋，富于传奇色彩，属于浪漫主义的产物。如果说齐竞是审美者，曹水儿便是美的守护者。在对待汪可逾的态度上，曹水儿与齐竞是完全不同的。齐竞多少都有些俯视欣赏的意味，曹水儿则是仰望虔敬的姿态，这当然与他的身份和文化程度有关，但却不是最本质的原因。作为“草莽英雄”，他身上没有知识分子的狭隘与自我，他的心胸是坦荡与敞开的，甚至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也是如此。这些质素正是看似完美的齐竞所匮乏的。

在面对汪可逾的裸体时，齐竞出于一种冲动，直奔汪可逾。曹水儿则是提醒齐竞，“首长等一下！等一下！”而且即刻止步下来。曹水儿对汪可逾有一种不自觉的敬畏。在部队即将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时，旅党委为了平衡齐竞拍裸照事件的负面影响，决定调汪可逾去邯郸干部子弟学校任教。汪可逾当然不服，要找已经升任旅长的齐竞，但组织处长却说，党委讨论时“一号”也是在场的。汪可逾只能服从，但她要见齐竞一面，与他道别一下。可是，组织处长告诉她，首长昨天晚上下部队去了。也就是说，齐竞选择了逃避。就在汪可逾已经走在了去邯郸的路上，曹水儿让齐竞的坐骑“滩枣”驰来拦住了汪可逾。关于这件事，连齐竞自己也觉得有些猥琐而失坦荡。而当汪可逾重新回到齐竞面前时，他居然借着和下属谈话的机会，大胆凝视着对方的领口，然后又明火执仗地捧起小汪的脸蛋儿，打劫去了一个炽热的吻。此时，齐竞和曹水儿相比，在人品上似乎也有了明显的差距。

汪可逾与齐竞彻底分手后，齐竞在如何处置因伤被担架抬着行军的汪可逾的问题上十分为难。这时候，又是曹水儿主动向齐竞要求，“要不，我和汪参谋组成一个小分队单独行动，我背着汪参谋，保证完成警卫任务”。这正是齐竞求之不得而又无法开口的。在保护汪可逾既要躲避敌人的搜索又要养伤的过程里，曹水儿遭受的艰难困苦就不必细说了。而当汪可逾牺牲后，他要用白布把汪装扮成一幅油画少女像，而且要用六块光洋去买，并因此被抓获，最终送了性命。这么昂贵的代价，守护美的人最终把自己献祭了，这恰恰因应了“牺牲”二字的原初含义。

在小说中，曹水儿是最具慧根的人物，所谓初心即正觉。他虽然也有玩弄女人的劣迹，虽然有失道德与伦理，但却是人性与生命原始伟力的张扬。“大嫂完全忘记了，这是她的一桩丑事，绝对不可以声张出去的。不！这位未来的母亲是在示威，她重合着嘹亮激越的军号声，傲然向世界宣告，我生了我养了！我胜利了！”这种战场上的奇观展示，更加映衬出曹水儿神奇和不同凡俗的一面。小说对战马“滩枣”的外貌描写，也是具有深意：“屡立战功的‘滩枣’颈项高扬，四肢修长，面孔正中留下一‘笔’白色条纹，像京剧脸谱似的。从两耳正中直至嘴唇处，将狭长的脸部辟作左右两半，给人以一种天然的奇幻感，顿觉它是那样高大伟岸而又文明优雅。”在这里，马是要当作人来看待的，马作为一个镜像，折射出的是人的优雅高贵的气质。在小说中，或明或暗的镜像无疑承载着重要的叙事功能，看与被看的过程，也强化了《牵风记》“超验主义”的话语风格。

小说主人公之间的关系，恰恰是看与被看的关系。齐竞选警卫员独具慧眼，看到了曹水儿与众不同的优点；然而，曹水儿也一直在看他，对齐竞的种种行为其实曹水儿内心深处是看不上眼的。曹水儿最后被枪毙的命令，是齐竞下达的。小说的前半部分，齐竞这面镜子之所以显得光彩夺目，恰是因为折射出了汪可逾和曹水儿的光芒。而失去了这两个光源之后，齐竞的人生顿时黯淡下来，不再具有光彩，所以此后漫长的人生和故事，都被省略了。齐竞的余生不再具有光芒，只能选择死亡。其实他早已死亡，只是这个过程被拉得足够长。

作为女神样的人物，汪可逾是有生理缺陷的，一是夜盲症，二是扁平足，都是不利于行军打仗的，需要有人照顾，需要借住马的力量前行。“对这位女八路的一片敬慕畏怯之情油然而生，心服口服，五体投地。曹水儿开始以95 度角在仰视对方，举目向万里夜空观测，但见一颗明亮的小行星，正闪闪烁烁环绕太阳轨道在运行。按照国际权威机构1940 年版统一编号，在1564 颗小行星之外，曹水儿所观测到的，是又一个尚未正式命名的自由天体。”在曹水儿眼中，汪可逾宛若星宿下凡，此女只应天上有。然而曹水儿真正佩服她的原因，是因为“除去平板脚、夜盲眼，原来汪可逾还有另外一个生理‘缺陷’—天生的毫无心计”。由此可见，曹水儿也不是凡夫俗子，他从自己这面镜子里，看到了汪可逾神性的一面。

曹水儿本身的神奇还在于，“一个骑兵通信员，当然不可能得知南京政府的重大战略部署，也不曾有过类似的通报。曹水儿却凭他一个老兵对战争的高度敏感性，准确判断出了，白崇禧在九江指挥部作战室军用地图上指指戳戳的，正是他脚下的这一片山林地带”。曹水儿不仅准确预测了敌人进攻的区域和方式，竟然还能想到通过挖地洞来躲过敌人的火攻。当然，小说中的这段描写显得玄而又玄。他和汪可逾关于光年的讨论，透露出作家的哲学思辨和超越意识：“我们这个世界上枪啊炮的，打来打去，比照你讲的光年来看，磨磨唧唧的这点事情，算的了什么？”曹水儿无限感慨说。“可不是嘛，曹水儿你讲得太好了！太好了！”经由上述的情节，曹水儿也由性格人物，开始传奇化甚至神性化。曹水儿最后被枪毙的场面因而显得非常壮烈而且壮观，第二个、第三个排枪急射过来……这非常有仪式感，而且很夸张。本来一枪就可以终结生命，小说中却动用了如此大的排场。事实上，这和战马“滩枣”，和汪可逾生命的终结一样奇幻，超越日常经验的叙事张扬的依然是不同寻常的美。

曹水儿接受处决的命运，但不接受五花大绑的形式，凸显的是对人的尊严的执守。这一点他与汪可逾相同，彰显了高贵的精神气质。而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曹水儿居然自管自地向保长女儿道歉，“这位妹子！我对你不起，上次那个锅盖把你的腰硌坏了。过后我想，太可笑啦！我们为什么不把锅盖翻转过来，横梁扣在下面，锅盖正好和灶火台取平了，多好的一张床呀！”这种不无幽默的话让女人当时就哭了。而此时的曹水儿没有丝毫对死亡的恐惧和对自我生命的留恋，而是双臂搂抱女人，将她的头贴近自己的胸口，安慰说，“不怕，他们的枪里没有子弹”。爱，最终超越了阶级立场、超越了生死。读后回想起来，这段场景何其震撼，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让我悲伤难抑。

七

写实与写意、实然与或然、思辨与抒情，在《牵风记》中，现实主义与奇幻风格高度融合。小说一方面写得很虚，奇崛玄幻，深邃高蹈；另一方面，写得又很实，亲身经验加之出色的记忆力，使得徐怀中先生在复现和描写历史场景时游刃有余，绵密入微。汪可逾给战马滩枣喂食草料的场景，流程和动作逼真、细腻而又生动。再比如，曹水儿和汪可逾看到，路边的大火，“烧的有军用地图、机密文件，有中原解放区发行的‘中州农民银行’纸币。一捆一捆的，一色新币，票面币值有十元至两百元不等。命令焚毁文件纸币，可知野战军大部队处境危急达到了何种地步”。这一段，居然写到了当年当地使用的纸币，这在当下的历史题材小说中是极少见到的。再比如汪可逾写标语的段落。她先要调颜色，而如何制作红色和黑色颜料的过程，徐怀中写得非常详实，这些细节，若非亲历是很难想象的。而汪可逾写标语的过程，更是体现出了丰富的质感和肉身的感观。“十冬腊月，小汪几乎是颤颤巍巍站在木梯的顶端了，还要高高举起手臂，向上够着去写标语。石灰水倒流进入，顺着小臂而腋窝、而腹股沟、而大腿小腿，冰凉冰凉地直至脚板心。尤其作为一个女性，生理上的刺激就愈发让她痛苦难忍，又不便对人言说。”徐怀中先生是怀着对人物的强烈的爱，来写这一段落的。他始终强调人物肉身的感觉，准确描写人物的生理感受，甚至放大这种感受。

“文学的超越意向关注的是另一些更为根本的精神起点。作家将越过眼前现实的种种具体形态，固执地追问诸如终极价值、世界本体、信仰、死亡、善与恶、神与上帝这一类形而上的问题。在许多时候，这一类问题很可能是超验的，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作品缺少文学所必须的形象，而是意味着作家在呈示这些形象的同时还呈示了一个更高的精神指向。当然，由于超越意向往往表现为一种独特的精神方式，因此，它很可能导致一种异乎寻常的表述风格，诸如象征、 奇诡的想象，高蹈飞扬的言辞，因为沉思而显得缓慢的节奏，等等。”综观21 世纪以来的中国小说，一种失衡日益凸显：日常经验和世俗故事几乎一边倒地壅塞了小说的空间，而超越向度几乎丧失殆尽。多数作家都执迷于世俗生活，极少数作家还在关注超越性的问题。来自市井繁华的喧嚣声震天，而人的冥想、思辨、心灵的独白、低语乃至超验、脱俗的精神情怀却难得一见。这种失衡，意味着21 世纪的中国文学已经丧失了思想的向度，丧失了文学思潮涌动、风格建构的基本动力。而这种动力，恰恰来自作家对灵魂的追问，对超越性文学主题的执着探寻。

注释：

①②南帆：《冲突的文学》，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73、12 页，

③参见丛子钰《小说应该是生机盎然的—访作家徐怀中》，《文艺报》2019 年1 月21 日。

④李建军：《重估俄苏文学》，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8 年版，第48 页。

[ 作者单位：《解放军报》文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