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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是对冯骥才长篇新作《单筒望远镜》的评论，文章从冯骥才自身的创作历程出发，探讨《单筒望远镜》创作的文化背景、精神成因和叙述特点，作者认为：这是作家对同一题材的反刍式写作，也是成熟的经验写作，小说通过人物命运的安排，体现作者超越狭隘的道德、民族要求的人类意识，实现小说文字之上的精神超越。

关键词：冯骥才 《单筒望远镜》 文化反思

一

《单筒望远镜》①是冯骥才一次反刍性的写作。

所谓“反刍”乃是这一题材在作家心中咀嚼已久，不同阶段都有所表现。熟悉冯骥才创作历程的人都知道，他在文坛亮相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义和拳》②。这是一部55万字的长篇小说，叙述的是天津的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的故事。《义和拳》出版后的第二年春天，冯骥才又写了反映“红灯照”的长篇小说《神灯前传》 ③。1984 年，冯骥才说，“前传”出版后，“现在正在写‘中传’和‘后传’”④。 说明那段时间里，冯骥才一直关注这个题材。新时期文学大潮汹涌澎湃，在它的冲击下，他的写作重点转向伤痕文学，才搁下《神灯》续篇。不过，1984 年，冯骥才另辟蹊径，开始“怪世奇谈”系列小说的创作，第一部《神鞭》，他就让主人公傻二加入义和团，在洋人的枪炮中检验了一下老祖宗传下的这根鞭子的功效。可以说，从1974 年开始写作《义和拳》至今，这个题材在他心中反刍了40 多年。

“怪世奇谈”系列的创作，对冯骥才意义重大。一方面，这类文化反思小说，以前他没有写过；另外一方面，在当年的文化热、寻根热和先锋小说浪潮中，他要“写出自己的‘现代小说’”⑤，这就是他的成果。他要写的是这些“奇谈怪事”：“其中净是些辫子小脚胡梳烟袋裹腿马褂帽翅扳指儿驴马车轿站笼捉奸打洋人，猜定都是先朝旧闻。人物大都张三李四王二麻之流。”⑥《神鞭》之外，还写了《三寸金莲》《阴阳八卦》两部，计划中，第四部就是《单筒望远镜》。1989 年年初，冯骥才宣布：“今年我要继续去年尚未完成的两个创作系列的工作。一是文化批判系列《怪世奇谈》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⑦看来，《单筒望远镜》已在计划内，呼之欲出。它列入“怪世奇谈”系列，这就意味着，作者并非承袭《义和拳》《神鞭》的写法。因为种种原因，这一计划当时未能实现，直到30 年后，瓜熟蒂落，冯骥才一气呵成完成这部小说。

一个题材在作家的心中形成、酝酿，以至最终完成，有着内外各种因素。说“反刍”，是有调整、变化、增幅，是在反复咀嚼中重新加工、酝酿和熔铸。很显然，它已经不是最初的模样了。作者自身阅历的变化，外界社会症候的变化，促动作者最终写出这部作品时机契机的变化，诸种因素都会影响作品的最后形态。

在不同阶段的创作中，我们能够看出冯骥才对同一题材处理的鲜明变化。《义和拳》创作于1975—1977 年间⑧，难免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小说设定的目标是：革命历史小说；对于义和团运动的定位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农民革命运动，也是中国人民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反帝斗争⑨。这已经限定了该书的思想基调、表现手法。小说中有几段话，颇能彰显作者的用心：“无数义和团民为了祖国，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无怨地战死在沙场上。他们每个人都是平凡的，普通的，但从生到死都是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他们又是无名的，历史记载不下如此之多的、这千千万万人的故事，却把他们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一样的豪情与浩气，倾注在义和团——这光辉和英雄的旗帜上……”⑩要表现的就是这种英雄主义精神，还要强调“人民性”，特别是他们的“劳动人民”身份：高高的城墙上，站着这几个穷苦的汉子，城高风急，吹得他们头上的巾带扑扑作响……别看他们衣衫破旧，说话粗粗拉拉，可这些汉子并不寻常，数万弟兄和数十万百姓和他们站在一起，他们的心和大家紧紧相连。他们横下一条心来，要的是把这不平的天下翻个底儿朝天，要的是把欺负中国百姓的洋鬼子们一概打跑。几千年来，官修的史书从来不写他们的名字、胆气与才略，可是真正的英雄好汉正是他们，人类前进的大道正是他们开拓的，而吸吮人血的王公大臣、达官显贵却是道上的石头。你看，他们那高大矫健的身影，洋溢着多么动人的气吞山河的浩气啊！11

与此同时，小说还要写出他们从自发的反抗、革命，到自觉地革命的转变，以及那种民族尊严感和反帝精神：“是啊！咱中国人不是脓包！不是胆小鼠辈！他绝不会人欺侮！中国人是好强的！”这几句铿锵作响的话，从来就像古老的中华民族的一双铁拳，打在任何无视中国人民的利令智昏的冒险家身上。现在中国人又要用这双无坚不摧的铁拳，来教训紫竹林内狂妄的洋鬼子们了！12

在创作之前，这些基本框架已经被设定，留给作者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尽管如此，作者还是艰难地展露了他的文学才华：对大的场面的叙述有一定的驾驭功夫，细部的笔致比较细腻；一些人物虽然是按照那个时代英雄人物的标准来塑造，难得“有血有肉”；整部作品有中国传统小说的“演义”特点 。13

随后创作的《神灯前传》（《神灯》），仍然沿袭现实主义的、革命史的路数，不过，它毕竟完成于新时期文学肇始期，社会风气和作者的思想意识都在打开，二者都在尝试摆脱以往这类小说固有的模式。这部作品作者自己也感到写得“顺”：“由于时代思想禁锢放弃，原先积淀在我心里的天津地域的乡土生活与情怀全涌了出来，笔也顺了……”“写《神灯》时这种外在束缚没有了，我对红灯照的历史观可以任由自己，积淀心中的地域的生活文化也自然而然被焕发出来。”14 正如他所言，小说最为鲜明的特点，是对于天津地域风情画的描摹，在这幅画卷上，几个性格鲜明的人物也活泛起来。卢万钟、大珍、玉侠等主要人物都有自己的面孔而不是观念支配的产物，巴虎等几个小混混也写出天津人的某些地域性格特征。小说写到教会与平民的冲突和矛盾，由此能够看出作者已摆脱原先的政治设定，回归历史的本真。

“俗世奇人”系列中的《神鞭》，不仅写义和团，而且是冯骥才整个小说创作发生决定性转变的作品。义和团的神勇，没有变，义和团的神力和神话，已是吹破的气泡。洋枪洋炮将“刀枪不入”的神话打得七零八散，也把傻二那根带着祖宗精血的“神鞭”（辫子）打断了，“他蒙了，傻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时好似提不住气，一泡尿下来，裤裆全湿了”。15冯骥才并不想把这批小说归类到地域小说中，虽然它们“津味”十足；他也不愿意沾当时方兴未艾的“寻根小说”的风光，虽然，他也在挖老祖宗的根。冯骥才认为他的小说表现的不仅仅是地域风情，还有对中国文化的整体观照，并且要写出地域的文化性格，质言之，它们在展示、呈现，更在反思，所以他认为这是“文化反思”小说 。16对于寻根文学与文化反思小说的差别，他认为：寻根文学时常表现某一历史时期某一地域的文化状态，且迷醉于此，属于复古思潮，是现代人在对现代文明反思中向历史寻求精神弥补，特别是：“在‘寻根’热潮中，传统文化重新显示它无穷的魅力。”17 而文化反思，不是彰显魅力，而是指向它的反面，是挖掘这种“魅力”千百年来带给人们的束缚，以及可能对现实造成的危害。在“俗世奇人”系列中，“《神鞭》是写中国人文化的劣根性，《三寸金莲》是写中国人的文化束缚力，《阴阳八卦》写的是中国封建文化封闭系统的神秘性、迷惑性与荒诞性—当然都是从负面角度来写中国的文化”18 。这种反思，当然不是从天而降，而与当年“文化热”等大的文化氛围密切相关，在这之中，学术清理也好，文学创作的反思也罢，出发点或落脚点绝不是历史，而是现实，他们是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其在这个进程中产生的困惑求解，为期待中的社会大变革提供文化和思想资源。

这是《单筒望远镜》的前史，也是阅读它的基本背景。

二

关于《单筒望远镜》，在冯骥才的文字中，能够捕捉到他最初构想的蛛丝马迹，大概是这样的：1985 年时，他说：“阿里克塞也夫院士的《一九〇七年中国游记》一书……我非常想读这本书，因为我正准备写这一时期外国人在中国生活的小说。”191987 年，冯骥才说，《阴阳八卦》之后，“就该写东西方文化碰撞问题了” 20。 如今的《单筒望远镜》大体在原定的体系和范畴中，然而，我更关心的是，30 年后写出的这部小说，超出原定范畴的内容中有哪些？

这个问题一提出，我就意识到，即将跳到自设的陷阱中。30 年前的这部作品并没有写出来，哪怕一个详细的提纲，我都没有见过，却执意“捕风捉影”，只能是惨败而归。然而，这个南墙，我还是想去撞一把，这与其说要去追寻30 年前的影子，不如说，我想从当下的这个作品中，分析冯骥才的创作进程和变化；也可以说，是为了更为充分地认识《单筒望远镜》的自身特点。

我的揣测，最大的差异是作品的表现方式和叙述风格。对于前面三部作品，冯骥才概括：“我给《神鞭》严肃的内涵，但以一个喜剧的形式和荒诞离奇的外表，因为我们对祖宗的尊崇已然超过荒诞的程度；《三寸金莲》是正剧形式和悲剧色彩，内涵却充满荒诞，因为自今天眼光看，三寸金莲所象征的文化自我束缚无比荒唐；那么《阴阳八卦》中，从内容到形式全是荒唐的。所有人物的性格和行为都浸透这种荒唐的溶液。一是离奇感，一是悲剧感，一是荒唐感。”21冯骥才是个不安于现状总是求新求变的作家，然而，写作的惯性使他不容易在短时间内有彻底的变化，况且，同一系列的作品，表现方式和风格也没有必要变化。可是，一搁30 年就不一样了，当年的创作心境可能发生变化，即使不想变化，能否追回当年的创作状态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如今的《单筒望远镜》，悲剧感有，传奇性和荒诞感显然远远弱于前三部。《单筒望远镜》的变化很大，要追寻它的路数，单从写法上而言，它倒是承袭了最初名为《市井人物》、后来归总到《俗世奇人》的系列。这个系列的写作，虽然是《神鞭》《三寸金莲》“未被采纳”的“一些故事人物”22 ，但在写法上，《三寸金莲》等探索性更强，是化古为新，而《俗世奇人》以“拟古”的面貌回归传统，《单筒望远镜》承继的显然是《俗世奇人》的风韵。不过，《俗世奇人》的框架是笔记小说，而《单筒望远镜》不仅在篇幅上，而且在叙述层次、结构等方面却是立体的、多次层的，写法上，是中国古典小说叙述的筋骨中含着西方现代小说的心魂。

前三部作品探索性强，那是作家血气方刚之时的书写，《单筒望远镜》与它们不一样，它是经验丰富的作家对创作把握自如的成熟作品。相对于少年气盛的写作者，经验写作滤去了很多浮躁之气，剩下的是繁华落尽后的淡远、自然。表面上，它并不饱满，是删繁就简三秋树；它并不复杂，是唯见长江天际流；它的情感不再那么浓烈，是长河落日圆的高远。他拼的不是气血旺，而是内力足。情绪，心情，被俭省了，可是一双眼睛却有对世界和物象的穿透力。这种成熟表现在叙述上，则是从容，大气，尽得中国古典小说之风韵，旧技翻新不妨技高一筹。《单筒望远镜》总体叙述节奏徐缓有致，张弛有度，特别是上部，更显大家风范。上部第一章，从屋和树写起，本来从从容容，越写越沉重、越紧、越不对头，山雨欲来可就是不来，欧阳老爷“感到有些不妙”，这章就收尾了。到下一章，出来了一个悠悠闲闲逛大街的二少爷。再如上部的第六章，欧阳觉刚刚感觉婌贤已发现他与莎娜的事情，第七章，却从欧阳家槐树的槐花写起，完全从前面的情节中转换出来，紧张变成舒缓，舒缓里潜伏不可测的预期。从一个情境跳出来，被转折或延宕的情节并不是静止的，它们可能被作者编织到某个没有显现的情节结构中，在恰当的时机才如潜龙出水。虚与实、明与暗、动与静、简与繁，作者拿捏得很有分寸。从细微处看，作者娴熟地采用中国古典小说“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笔法，亦如契诃夫所讲，作品里没有闲置的物件，假如不打算开火，就别让一支上膛的来福枪出现。作者精心布置了很多在后来打响的“枪”，给人以非同凡响的效果。上部第六章，写道欧阳觉与莎娜尽得鱼水之欢，文字渲染已淋漓尽致，接下来是极其容易产生平庸的败笔的地方，此时，作者却让一只狗出现了：在这狂风暴雨过后，他们像死了一样，莎娜赤裸地趴在他的身上一动不动，他们谁都不动。生命停摆了。他们在享受这神奇的一刻吗?好像过了许久，她忽然叫了一声，他们听到了什么动静，都吓了一跳。坐起来后，发现楼梯的下端多了一团挺大的东西。开始以为是人，定下神来一瞧，原来是前两天他在她家看到的那只浅棕色的卷毛大狗。它趴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早就趴在那里，没有出声，它不想打扰他们吗？它的目光似乎有点柔和，呆呆地望着他们，直到他们穿上衣服，走下来。23

莎娜示意，爸爸让这只狗找她回家了。狗的出现，真是神来之笔！然而，它并不是彗星一现，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又用到它。如果前面是天堂模样，这次则是不折不扣的地狱图景：当他把手里的刀提起来时，他听到一个呼噜的声音在旁边发出。一看，原来尸体不远的地方，趴着一只卷毛的洋狗就是那只浅棕色的卷毛狗！它在守护着自己的主人。它发过呼噜一声之后，便不再出声，一动不动趴在那里就像在小白楼那天，在他走下阁楼看到它时的那样。它好像还认得他，目光有一点点柔和，静静地看看他。24

这是硝烟遍地、尸横遍野中震撼人心的一幕。

再扩大一点看，叙述中的点，又被冯骥才凝聚成块，这个块就是物象，它们是整体情节的关节和要害。抓住一些物象，赋予特殊的意义，使之成为主题开掘的矿山，历来都是冯骥才的拿手好戏。辫子、小脚、金匣子，无不如此。《单筒望远镜》中，他再次炫技。作为文眼的单筒望远镜，自不必说，其他的物象也寓意丰富。如那棵老槐树，关乎国运、家运和命运，一枝一叶牵动人心。两个人幽会的小白楼，所在的位置很有究竟，它是租界里的伊甸园吗？为什么废弃在那里呢？值得思量。莎娜身体所发出来的体香，挥之不去的香气，虽然默默无语，却搅动万顷巨波。抓住这些物象，简化其他的叙述，且以白描的功夫直陈于读者面前，少许胜多许。《单筒望远镜》中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如写婌贤恪守传统妇道对丈夫的挚爱，作者仅用为丈夫剥瓜子一项就足矣。两人相对时，她在剥；独守空房时，她为等他回来剥。最后，当欧阳觉看到死去的婌贤，又看到三瓷缸满满的瓜子仁儿时，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聚焦在这些物象上，中心突出又使小说有了非常开阔的空间，不动声色的发力收到举重若轻的效果。

从点、块，到面，若从大处着眼，我们还能看到，《单筒望远镜》其实是发散性的结构，情节线索并不单纯，叠床架屋却井然有序，这个层次感的把握，非大手笔难以控制。小说采取全知的视角，让每个情节都透亮，读者胸怀全局。而书中的人物却在某一刻受阻，这种受阻是偶然，是戏剧性，是命运？各种都有吧，总之让阅读者唏嘘不已。如下半部最关键的情节，就是欧阳觉，冒死去见莎娜，却被抓入义和团。莎娜不知道这个情况，欧阳觉要带给莎娜的信儿，马老板没有带到，欧阳觉和莎娜都不知道。莎娜到纸店几次找他，欧阳觉又是时过境迁后才知道。欧阳觉失踪，跟一个洋女人有关，父亲、妻子家里人都不知道，大哥知道却不说。妻子怀疑丈夫有了外遇，且可能跟失踪有关，又没有让父亲等人知道……循环往复，或相互交织，每一条水流总是在差那么一点点的地方被卡住，就是融汇不到一起。作者苦心经营，让读者步步惊心。金圣叹评《水浒传》中宋江躲避抓捕一节的写作给读者形成的阅读感受时说：“读者本在书外，却不知何故一时便若打并一片心魂，共受若干惊吓者。灯昏窗响，壁动鬼出，笔墨之事，能令依正一齐震动，真奇绝也。”25

从另外一个大面上讲，作者很喜欢黑白分明的对比，由此将小说内在的张力增强。《单筒望远镜》中，欧阳家两个少爷和两个少奶奶性格的对比，莎娜与婌贤的对比，欧阳家与莎娜家的对比，老城与租界的对比，更不用说中西生活方式和物件的对比。我还发现，这样的对比，作者并不避讳黑白分明、二元对立，比如写欧阳家两位少奶奶，就是那样，性格截然相反，也就十分分明。黑白分明，简单又直白，这种写法，真是艺高人胆大，不过，中国民间艺术的传统就是这样，以简驭繁，最大的反差才有最鲜明的印象，大红大绿，夺人耳目。

三

作为有着丰富阅历的写作者的经验写作，《单筒望远镜》文字世界背后的文化和精神构成要远远大于呈现出来的文字和它15 万字的篇幅。

在具体的文字背后，有经验、文化、见识等在垫底。小说开篇，谈这座房之存无，说：“在那个时代的天津，没见过这房子就是没眼福，就像没听过刘赶三的《十八扯》就是没耳福，没吃过八大家卞家的炸鱼皮就是没口福，但是比起来，这个眼福还要重要。” 26这本是极其平常的叙述语言，然而作者在不动声色的语流中却挟裹很有分量的信息，这里谈到的津门两大“看点”已经很是诱人，叙述者又似一个见多识广的人，顺口提到的事情又不屑于解释，却让你不由得想探究《十八扯》和炸鱼皮是怎么回事？欧阳家有遮天蔽日的古槐，作者说：“在古诗文中，他最迷的就是苏轼。自然就想起苏轼《三槐堂铭》中那句‘槐荫满堂’，十分契合他这院子……” 27并因此给这里命名“槐荫堂”。这也是一笔带过，却让人不能不有很多联想。“槐荫满堂”，从苏轼铭中来，也是写实。欧阳老爷得意的并非树茂，而是苏轼后面一句：“郁郁三槐，惟德之符。”这是一个家庭积德的象征啊。这是吉祥话，也与主人的追求和内心境界紧密相连。欧阳老爷是个经商人，迷的又是苏轼，能够看出他心胸的开阔和不汲汲于利的淡泊。在这前面，作者还交代：浙江多是书香门第出来，是儒商，又与喜爱古诗文迷苏轼勾连上去，把这家主人的身份确定下来了。在这番叙述中还顺带比较了浙江和江苏“江南”两省人的不同……这并单纯的“知识”，而是小说的空气，滋养着小说的枝叶生长，却又不是巨石瓦块挡在路中间。

经验之增厚，反证了30 余年“反刍”的功效和为这部作品增加的内力：打开这部小说，眼前仿佛摊开一张天津地图：府署街、估衣街、钟楼、娘娘宫、紫竹林租界、望海楼教堂、英租界的戈登堂、大清邮局、隆盛酱园、妓院扎堆的侯家后、天仙池澡堂子、卖关东糖的鼓楼金声园、卖绒花的宫南老店玉泰丰、卖肉丝面的玉食轩……这些岂止是地名和字号，它们是天津文化地理的分布图，有这个城市的构架和人们日常生活的记忆。比如《单筒望远镜》中，欧阳觉与莎娜第一次见面，便是带莎娜去逛天后宫（娘娘宫），天津有很多可逛的地方，为什么选择此地？再进一步看，欧阳家的纸店裕光纸店，怎么偏偏安排在天后宫的斜对面，看似随意，自然而然，背后却有作者的苦心安排。作者研究过天津文化的成因，他认为：“它的全部奥秘竟然深藏在一座古庙——天后宫中。”“透过天后宫的演化，可以看到天津城市形成的过程中，原始的农民文化心态，顺利地转化为小商小贩式市民文化心态。”28 商埠居民性喜热闹的脾性，务实的精神，以及它的保守性都能通过人们与这座庙的关系体现出来，这是特征鲜明的地域文化符号，在洋人探究这座城市的过程中，自然是当仁不让的首选。

《单筒望远镜》文字俭省，省略了很多情节进程中的文字描写，而写到天津城，却是笔笔落实，甚至旁逸斜出，并不轻易滑过，冯骥才由此搭建了一个极其坚实的物理空间。一个有成熟写作经验的小说家，完全可以用文字轻易地回避这些“硬知识”，不过，这样的取巧得到的报酬经常是作品的轻飘，而一部有分量的作品和有追求的作家，必然会迎难而上，他在镂刻着自己的艺术世界时，不容手下还有懈怠的一刀。我从乔伊斯的书信中曾读到过他无比认真的求教，都是他写给约瑟芬舅妈（威廉•默里夫人）的。“我想知道一些关于‘海之星’教堂的情况，它临海的一面是否有常春藤，利希的平台一边或附近有无树木？如果有，是些什么树，有无台阶通向海滩？我也需要你能提供给我的所有信息，有关于霍利斯街产科医院的闲言碎语及事实情况等等。我的书里的两章仍然没有完成，就等你提供这些情况，如果你能为我牺牲几个钟头的时间写一封详细的长信我将不胜感激。” 29这里说的“书里的两章”是指《尤利西斯》中的《瑙西卡》《太阳神的牛》，他对细节的要求到了有什么树都要精确的地步。另外的一封信同样要求严苛：“一个普通人可能不可能从教会街7号的庭院栅栏上翻过去，不管是从道路上还是从台阶上，在栅栏最低的地方把身体吊下来，吊到脚离地面有两三英尺的地方，跳下来而不会受伤。我亲眼看见有人这么干过，但那人的块头像个运动员。我要详细知道这种情况，以便决定一个段落中的措辞。”30此时已经是《尤利西斯》写作和修改的最后阶段了，然而，这位大师却要这些细节“决定一个段落中的措辞”，这从另外一方面提示我们，巨著恰恰并不忽略精确。由此反观《单筒望远镜》，我们自然也会明白作者这种良苦用心。乔伊斯曾有豪言：多少年后，都柏林倘若不在了，凭他的书可以复建。冯骥才笔下的天津城已经消失大半，我们至少可以凭此悼念。

延宕了30 年的写作，作者并非是在空白地等待。这30 年来，冯骥才由对故土文化的一往深情到身体力行扑到城市文化保护的第一线，这样的经验积累对于他写作《单筒望远镜》中的老天津肯定有输血作用。包括对于民间文化从感性体验到理性认识，对于天津文化、天津人的宏观估量，都构成这部小说内在的精魂。1994 年，冯骥才在发起天津地域文化采风，并编辑《天津老房子》等画册之后，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这样的考察，令他加深了对天津地域文化结构的认识：“此前，史学界一直将天津的地域文化约略地看作中西两种文化并存。但对本土文化的内在结构的认识比较模糊。本次考察从大量鲜活的材料得出新的认识是，天津的本土文化应分为两个空间—老城文化空间与码头文化空间。前者为儒家精神所笼罩，严正整饬，具有中国北方古城那种规范化的特征；后者则因流动的海河养育而成，灵活通达，强悍好胜，促使天津崛起为近代北方商埠风格独异的人文背景。这样，从城市的独特性看，天津保存着三个历史空间，即方才说的老城范围内的本土文化，沿河存在的码头文化，还有以旧租界为中心的近代文化。”31 这对我们阅读《单筒望远镜》也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小说里写的居住老城的欧阳家，由儒家精神滋养；闹义和团的村镇、码头，乃码头文化极盛的地方，莎娜居住的紫竹林租界，自然是西方近代文化的落脚点，地域文化自然而然成为这部小说的精神底色。用文化浸透文字，那腌过的味道里有地域的精气神儿，抓住了地域文化性格，这与用某些方言表现某一地域文化的皮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单筒望远镜》并没有太多的方言元素，可是，从头到脚，无不呈现着十足的津味，道理就在于此。写作，落实到文字上，是看字不是听音，从这个角度讲，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方言写作”有可能是一个伪问题。对此，冯骥才早有把握，他说：“一个地方的语言特征，并不在方言上，而是在语言的‘神’上。特别是把口语转化为书面文字时，语言是可以再造的。如果你把语言的神拿出来，很多东西都出来了。天津人有股嘎劲儿，有跟人较劲的东西，有码头人脑袋的灵活，它是地方语言的精髓，渗透在每一字、每句话的转折、以及语言的节奏里。”“在我的语言里找一找，并没有太多的方言。比如我用的‘赛’，就是‘好像’的意思，还有‘嘛’，就是‘什么’，都是最有地方特点的天津话。我只用几个这样的字稍微勾一下，让人觉得是天津味就可以了，方言太多反而是文化障碍……” 32《单筒望远镜》可以说是他的这些理念的再一次语言实践。

经验增厚的第二点，乃是冯骥才对于义和团运动有了多元的视角和开阔的视野。2000 年，冯骥才写过一篇《正视耻辱》，对于书写“义和团”陷入的两个极端境地表示不满：义和团要么被看作顶天立地的农民革命英雄，要么就是装神弄鬼的愚氓—历史的复杂性被非左即右的逻辑肢解33。《单筒望远镜》的写作，是对这种逻辑的超越，也是对冯骥才以往同类题材写作的超越，它让欧阳觉“打入”义和团内部，又是用一双陌生化的眼睛来审视这个队伍、这些人。在那段被困在义和团的日子里，他接触的形形色色的人都构成对于义和团多方位的呈现。首领刘十九，神秘，被宣扬有刘伯温附体，还享有高高在上的特权，然而，作者也写到战场上他的英勇和不凡的气势，“他真像一尊神似的坐在那匹高大俊美的红鬃马上，叫人望而生畏！”34 “三师兄”在沉默寡言中有人性显露，还有只是认字识数却喜欢被叫“爷”的朱三。作者从义和团的人员构成中，用他们人的本性、内心、行动来重新认识义和团，而不是用阶级性质来定义和抽象地概括他们。小说中也写到民众与义和团的隔阂，真假义和团骚扰百姓，还有义和团的非理性、暴力性，如与欧阳觉关在一起的那个开药铺的人，被人拉去教堂三四次，便被欠钱的邻居告发为“洋人的奸细”，而村人没有人敢为他做担保，最后只有被义和团砍头。这还原了复杂的历史，又写出了特殊境遇中的人性。作者写他们以血肉之躯不避枪炮的勇敢，失败后被杀戮的悲惨命运，也写他们的简单、粗暴和愚昧，但是，不是把他们当作历史符号，而是当作具体的人来写，是深入历史情境和人物内心来写，而不是简单化、表面化，所以哪怕写他们施法术、“刀枪不入”，也不是用滑稽的笔法。这种严正的叙述，让我们看到悲剧中人，且不乏悲壮。

由此，也牵扯出第三个问题，作者对东西方文化交流或碰撞的看法，这也是《单筒望远镜》要反思的核心问题。在这方面，作者也有很多知识和认识上的储备，比如2000 年在写作《鲁迅的功与“过”—国民性批判之批判》一文中，他就曾提醒我们，国民性批判话语中包藏着西方中心主义，其后有“那些传教士陈旧又高傲的面孔”。35这能够看出他对近代中国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诸种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已经很深入。《单筒望远镜》下半部，写到义和团的失败，天津城的被攻陷，以及战争所造成的人员和财产的触目惊心的损失，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作为弱者的东方文化与强势而来甚至是强盗式的西方文化相碰撞时的悲惨境地。这种状况自然也不是用这样一句简单的话语可以概括和界定的，它是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本身非常复杂。冯骥才对于闯进家园中的强盗的霸权行为有清醒的认识，然而仅限于此，显然不够，他还呼唤“正视国耻”，在控诉和谴责之外，也要反思自身的问题，从而才能自强自立。作者认为：“落后和愚昧是封闭专制主义封闭政治的结果，落后和愚昧又使我们自食苦果。”为此，他呼吁“开放”，呼吁“交流” 36。在这样的前提下，冯骥才曾进一步思考天津的近代文化形态，特别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关键问题。他有几个观点值得注意：西方文化基本存在于租界之中，1919 年以前，对本土天津人影响有限。与帝都靠近，天津人文化具有相当的保守性：这文化上保守性的更深远的背景，则由于天津是中外政治军事冲突的前沿。自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近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一半以上与天津有关。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70 年天津教案，1900 年义和团运动，等等。列强的霸悍凌辱与强烈的民族自尊酿成一种排外情绪，曾经深深积淀在本地的文化心理中。故而，上海与天津虽然都是最早接受外来事物的大城市。但上海的文化心理是崇洋，而天津—只有在租界内与上海近似，本土的大众对于“洋”字，从不顶礼膜拜，最多也是好奇而已，此外还要加上挺强硬一条便是，不买洋人的账。37

正是在这样不平等、不对等的交流和碰撞中，《单筒望远镜》的故事缓缓拉开帷幕。

四

“单筒望远镜成为文化对视的绝妙象征：世界是单向的，文化是放大的，现实就在眼前，却遥远得不可思议。” 38当它第一次出现在欧阳觉面前时，他感到“奇怪”、惊讶、“如此神奇”。他用中国“四大天将”的“千里眼”来称呼它，而处在翻译角色的马老板则是提醒他：“这是洋人打仗时用的，远处的东西，拿它一照，全都看得清清楚楚。” 39欧阳觉这时候不会注意这句“打仗时用的”。望远镜在他和莎娜中间，是两个人最美好的回忆的媒介，他们用它看清了各自的居处和他们身处的城市，在这个过程里，还有他们情感的交流，那全是兴奋和温馨的回忆。

然而，望远镜本来的功用，还是不容忽略。它第二次出现在作品中时，作者已经暗示了这一点。欧阳觉第一次来到租界里莎娜的家，他看的是军刀和手枪，接着才是望远镜。莎娜的爸爸是法军的指挥官，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他的，而他，也是这座城市即将迎来的这场战争的指挥官之一。这里存在着让人无所适从的矛盾，尽管，莎娜和他都不喜欢手枪和军刀，他们抓起望远镜奔向他们的天堂：小白楼。可是，这些难道是可以逃避得了的吗？谁也不清楚，透过那镜片看到的，究竟算真实，还是幻景，即便是幻景，两个人也要不顾一切地抓住。望远镜第三次出现，它已成为他们最亲密的关系发展的美好见证，现实的一切，透过望远镜得到确认，幸福让两个人眩晕和不能自拔。《单筒望远镜》笔笔写实，却在全书最主要的情节上营造了一个巨大的传奇。在华洋几乎不来往的时代里，在“来往”就是对峙和攻击的岁月里，作者安排一段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这难道不是巨大的传奇吗？

这段像天国童话一样的爱情故事，它的结局却是尸横遍野中的绝望：

在前边一片开阔地上，他看到许多黑乌鸦，还有一些狗。不知是饿狗还是野狼。那时代天津这边的荒野可以通往关外，野狼偶尔也会窜到这边来。

战地从来是这些家伙大快朵颐的地方。他一走近，这些家伙就四处散开，停在不远的地方盯着他。他看到沾满猩红的血迹的野地上有一些残尸，被野狗野狼咬开的地方还很鲜嫩。突然一具无头尸跳入他的眼帘。这个人肯定是让炸弹炸去了脑袋。

他发现这个无头尸的一只手里拿着的手枪很奇特，枪筒出奇的长，似曾相识。他忽想到莎娜说过的话，她说她爸爸非常喜欢这种长筒手枪，因为长筒手枪可以射得非常远。她还说她也不喜欢这东西。

欧阳觉马上去看这个尸体的身体部分，似乎想寻找什么，果然他看到了，在这尸体的腰间别着一根铜管，正是那只望远镜，他太熟悉的单筒望远镜！

这是最能叫他动心的东西，但是现在他却无动于衷。

这人正是莎娜的爸爸，他肯定是洋人进攻天津的一个指挥官吧。40

此时，他家破人亡，国破城亡，梦一样的爱情也已破灭，值此时刻，面对“最能叫他动心的东西”时，他是彻底的麻木，还是情感上的拒斥？他爱的人的爸爸，正是这场灾难的制造者，直接或间接地杀死了他的父亲和妻子，一切都是那么悖谬和不可思议。这场灾难来临前，父亲就有预感，还提醒他：“国事、家事全都连着，你先把写字画画儿的事撂一撂吧。” 41此时，如果想起这些话，他会是什么心情？马老板不是早就说过这是打仗用的东西吗？它带来美好，也会带来灾难—这或许正是东西方文化在这座城市交融的隐喻。它以大炮抢占进来的时候，带来的是强权和不义。然而，它却又给这个城市带来了近代文明，加快了城市的现代化。

欧阳觉面对的结果，几乎是早就可以预料到的。当他还沉浸在这段感情中不能自拔的时候，马老板已经“被吓呆了”，他说：“二少爷您可千万不能再到租界那边去了。自打昨天，白河上来了好多外国兵船，哪国都有，租界里到处是洋兵，联军的总部就设在英租界的戈登堂。马上要和咱们这边打仗了。这会儿要是叫洋兵逮着就真没命了。再说，山东河北的义和团都往咱天津这边拥，如果叫他们以为您私通洋人，也没命了。莎娜小姐可是个洋人呵！” 42这不是警告，而是现实，或者说这就是当时的“大势”，连来往于华洋两界的“二毛子”马老板都这么认为的，更不要说普通中国人，自然更不用说“义和团”了。从来没有与弟弟红过脸的大哥甚至出手打了他，更见此事的严重程度，这绝不是公子哥儿闹着玩的！所以大哥的话更狠：“这种连王八蛋都不干的事，你干？要是叫婌贤和爹知道了怎么办？不是要他们命吗？租界那边都有人知道了，这边能没人知道？你不是要把咱家全毁了吗？你叫我怎么办？”43 ——“这种连王八蛋都不干的事，干？”这个质问中，能看到：这个情感不仅仅是对妻子的背叛问题，而是毁全家的问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是，“莎娜小姐可是个洋人呵！”我甚至想象，在那个时代中，欧阳觉哪怕去逛逛妓院都是可以为道德宽容的，唯独他与一个洋小姐发生这样一段情感是天地不容的。

天地不容，就惊天动地。这也正是《单筒望远镜》可以感天动地之处。

在一个正常的交流和情感的发展已是绝望的结果下，两个人依然不顾一切地投入自己的情感，无法抵挡的诱惑，无法言说的甜蜜，这些恰恰证明：它不是罪恶，反而是人间最美好的感情。而要接受这样的“美好”，必然得超越伦理、民族、国家等的现有预设，回归到人和人性的本身。冷酷地讲，这也许只能是作者营造出来的一个乌托邦，在整个城市，在两个种族都在厮杀的时候，那个荒芜、破败的小白楼里却可以飘出“异香”，这怎么可以？这也是作品的精神超越现实的地方，而一部长篇小说，倘若没有这样超越性的精神结构，哪怕搭建得再严丝合缝，它也是立不起来的。这两个人，从连名字都叫不清楚，从每一句话需要翻译传译，到创造了自己的交流方式，乃至超越了语言可以传情达意，以至让文明和负载的一切都退场，直接用肢体、用最野性也最原始的人类“语言”来交流。他们的交流、相爱，是超越国界、种族和文化的，作者的这一种设置，是超越具体民族的人类意识。尽管，它未必通向光明，而是带来那么悲惨的结局，可是只要这种意识存在就会救赎我们狭隘的心理和各种为先验的观念蒙垢的灵魂。这是这部小说最感染人、淘洗心灵的地方，尤其是在今天，作者的这一笔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再一次让我们感觉到，他的文化反思小说，不是迷恋骸骨，而是面对现实。

多年前，在写那组“海外趣谈”系列短文时，冯骥才曾亦庄亦谐说过这样的话：“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完全出于好玩，横竖切了两刀。一刀，分开了男人和女人；一刀，分开了东方和西方，这就给世界带来麻烦。”“人类不满意上帝的恶作剧。男女之间便创造了爱情，东西方之间便致力交流。每一小时，世界上都有无数男女结合，都有千千万万人往来于东西方。但是男人眼里的女人，永远不是女人眼里的女人，女人眼里的男人，也永远不是男人眼里的男人；东方人眼里的西方人，永远不是西方人眼里的西方人，西方人眼里的东方人，也永远不是东方人眼里的东方人。种种离异与恩怨，误解与冲突，便困扰着整个人类的历史。”44 我仿佛在这里找到了《单筒望远镜》的精神图谱。当时，他曾给出过一个答案：“不再相信东西方可以完全融合，却又相信，只有相互认识到区别，才能如山水日月，光辉互映，相安共存。”45 还原到《单筒望远镜》，我想，莎娜身上的异香，让人心醉神迷；而婌贤把落花搜集起来的槐香，则淡远、悠长，它们可以相互取代吗，不能，也没有这个必要……

最初，冯骥才构思《单筒望远镜》，他对这番话未必感触那么深，然而，随着《单筒望远镜》里的那些人物的出现和面目渐渐清晰，看到欧阳觉为了相会在荒野中奔走，莎娜那双幽蓝的眼睛，婌贤哀怨又柔和的目光……这个时候再体味自己说过的话，理性和情感恐怕都变得异常沉重。这些年来，冯骥才倾听俄罗斯，关注巴黎的艺术至上，体察维也纳情感，在对欧罗巴美人的打量中，行走在中国大地的民间花海中所获得的资源、力量和营养，已经在《单筒望远镜》中体现得十分充足。对于作家来讲，生命的涵养并非可有可无，而是至关重要。作家，其实有两张稿纸的，一张是在书案上书写，一张是在大地上用生命书写，每一位艺术大师都是把这两张裱在了一起，才算完成了生命的杰作。不是这样的吗？

注释：

① 《单筒望远镜》，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年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 年第2 期

②冯骥才、李定兴：《义和拳》，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年版。

③《神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12 月初版时名为《神灯前传》，收入《冯骥才分类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时，改名《神灯》。

④冯骥才：《张士杰给了我们什么》，《冯骥才分类文集8•案头随笔》，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第269 页。

⑤冯骥才：《激流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91 页。

⑥冯骥才：《闲扯—〈怪世奇谈〉总序》，《冯骥才名篇文库•三寸金莲》，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5 年版，第1 页。

⑦冯骥才：《希望有两个一九八九》，《冯骥才分类文集8•案头随笔》，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第334 页。在《冯骥才名篇文库•三寸金莲》一书中收入《闲扯——〈怪世奇谈〉总序》时，曾有注：“《怪世奇谈》包括《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和《单筒望远镜》四部，前三部已出版。”

⑧该书正文后署：1975 年11 月12 日第一稿于天津；1977 年7 月1 日第二稿于北京。

⑨见该书的《内容说明》。

⑩1112 冯骥才、李定兴：《义和拳》，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年版，第783、313、547 页。

13多年后，冯骥才反思：“小说愈写体量愈大，就必须查阅更多的资料文献。最费琢磨的是怎样使用资料，怎样把握当时的社会矛盾。这就会碰到不能违背的‘文革’的意识形态与思想戒律，比如：义和团‘扶清’不能写，坛口法事不能写，刀枪不入不能写，马玉昆和聂士成保卫津城不能写，义和团英雄的谬误不能写等等。”（《无路可逃》，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1 页）

14冯骥才：《凌汛：朝内大街166 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23、51 页。

15冯骥才：《神鞭》，《冯骥才分类文集2•乡土传奇》，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第218 页。

16冯骥才在《我为什么写〈三寸金莲〉》一文中认为，这类小说有三个特点：注重宏观地把握民族文化特征注重紧紧地对准现实；注重塑造特有文化铸成的文化性格。见《冯骥才分类文集14•金莲话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第211 页。

1720冯骥才：《我为什么写〈三寸金莲〉》，《冯骥才分类文集14•金莲话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第211、217 页。

18冯骥才：《几句书外的话》，《冯骥才分类文集9•书斋文存》，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第211 页。

19冯骥才：《关于〈感谢生活〉与苏联汉学家鲍里斯•弗里京（李福清）的通信》，《冯骥才分类文集16•思想对话》，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第298 页。

21冯骥才：《关于〈阴阳八卦〉的附件》，《冯骥才分类文集8•案头随笔》，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第199 页。

22冯骥才：《〈俗世奇人〉前记》，《冯骥才分类文集2•乡土传奇》，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第7 页。

23242627343940414243冯骥才：《单筒望远镜》，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77、246、1、9、

201、27、244、57-58、97、97 页。

25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湖镇》第41 回总批，转引自徐中玉主编《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 第3 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692 页。

28冯骥才：《天后宫与天津人》，《冯骥才分类文集8•案头随笔》第，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261、263 页。

29乔伊斯1920 年2 月致威廉•默里夫人，《乔伊斯文集•乔伊斯书信集》，蒲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年版，第310 页。

30乔伊斯1921年11月2日致威廉•默里夫人，《乔伊斯文集•乔伊斯书信集》，蒲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年版，第353 页。

31冯骥才：《保护历史文化空间——冯骥才、李仁臣对话录》，《冯骥才分类文集16•思想对话》，第221 页。

32冯骥才：《忧思与行动—冯骥才、周立民对谈录》，漓江出版社2015 年版，第143、144 页。

33冯骥才：《正视耻辱》，《冯骥才分类文集8•案头随笔》，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第260 页。

35《鲁迅的功与“过”——国民性批判之批判》，《冯骥才分类文集8•案头随笔》，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第59 页。

36冯骥才：《一百年的教训》，《冯骥才分类文集8•案头随笔》，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第339 页。

37冯骥才：《指指点点说津门》，《冯骥才分类文集8•案头随笔》，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第238 页。

38见《单筒望远镜》一书的《内容简介》。

4445冯骥才：《东方与西方•楔子》，《冯骥才分类文集11•他乡发现》，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第12、12 页。

[ 作者单位：巴金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