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记》
《迁徙记》，安宁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自 序
我常常想，我为什么会从山东，行至内蒙古，并定居在北疆这片大地？在此之前，乡村长大的我，从未想过会与草原产生交集。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四处旅行的人，大部分时间，我都宅在房间里，读书，或者写作。但我却一直走到了中国的最北部，体验了零下三四十度的酷寒，和夏日草原上万马奔腾的辽阔。我想了很久，最后，将其归之于命运。
人类当然没有鸟儿的自由，可以无牵无挂地，从漫天大雪的北方，飞往春意盎然的南方。我们背负了太多的责任与压力，生命中那些理想的去处，到最后，常常成了虚无缥缈的空想。我们囿于一处，如果不是神秘的命运之手在身后推动，前往陌生之地定居，或许，是一件拿不起更放不下的大事。我常常庆幸，大多数时候，我都能坦然面对生命中的变动。从泰山脚下，行至孔子故里，再至孟子居处，而后泉水之城，皇城根下，又因偶然事件，定居塞外之城，并因家人关系，每年都前往呼伦贝尔草原。我不是一个记性太好的人，那些因为旅行而路过的城市，并不能浸润我的灵魂。它们常常以浮光掠影、转瞬即逝的模糊印记，从我的生命中消失。唯有至少一年以上的定居，某地的风土人情，才会植入我的记忆，并最终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是的，这本书中的每一个地方，都是我用心生活过的，它们是我人生中的一段旅程。如果不是写作，我很少会对人提及这些独属于我个人的生活。我从最近七年创作的散文中，精选出这些文字，它们大致勾勒了我前半生的时光，从安静田园，到青葱校园，再到广袤草原，每一步，都有沙子嵌入肉体的疼痛。这些疼痛，构成了我对过去的不舍与留恋。人类的迁徙，总是伴随着不停舍弃的悲伤，究其根本，不过是我们没有鸟类的豁达。从一个家园，前往另一个居所，在迁徙之中，我们所历经的那些人，还有结识的那些生命，一株花，一棵树，一只小狗，或者一片荒漠，都以记忆的方式，汇入生命的河流。有些人走了，有些村庄旧了，有些居处物是人非，每一点变动，都冲刷着我们与过去丝丝缕缕的勾连，到最后，原本忘记的一切，重新回到面前。
所以作为一个写作者，是幸福的，你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将过去一一收纳。这七年，是我的写作之中最为重要的七年，我开始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又应怎样抵达。于是我创作了乡村三部曲，从《我们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到《遗忘在乡下的植物》，再到《乡野闲人》。我还分别对《聊斋志异》《笑林广记》《阅微草堂笔记》进行了古典爱情的解读，并在《呼伦贝尔草原的夏天》中，完成了对于草原生活的观察，又不停歇地开启了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的漫长读书生涯的校园描摹。
每个写作者都有双重人生，一重现实，一重文字。我很少去翻阅自己所写下的这些文字，它们会像蝴蝶的翼翅，触动阳光下静寂的人生，甚至惊起滔天的巨浪。就像在校对此书的过程中，我想起许多的旧事，又好奇地试图打开其中的一扇窗户，看一眼它们是否依然完好。结果，当然让我悲伤，我忘了当我前行的那一刻，一切也都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变化。
我将过去的三十多年，安放在这本书中。
然后，我便可以继续上路，永不停歇。
是为序。
第一章 长在田园
秋天总是让人觉得萧条。地里的大豆啊玉米啊地瓜啊，一收割完毕，整个村子就变得空旷起来。风冷飕飕地吹过来，要将一切都扫荡干净的架势。我在田垄里捡拾黄色的野果吃，在袖子上简单地擦擦，便一口一个吞了进去。野兔趁人不备，嗖一下蹿出去很远，可是因为田间太空荡了，毫无遮拦，于是它们便会被尚未收缴的猎枪给瞬间干掉。我觉得秋天里的自己，就像是一只孤独觅食的野兔，有无处躲藏的空。
炊烟四起
秋 收
秋天一到，村子里便有一种怀孕女人马上临盆的焦灼的幸福感。昔日炊烟袅袅的平静生活，忽然间被打断了。站在大街小巷里八卦别人家私生活的大嘴女人们，也调转舌头，开始朝自家男人开炮。开炮目的当然是为了督促男人磨刀霍霍向庄稼，而不是没有闻到秋天的气息，依然在胖婶家的麻将桌上流连忘返。
其实不用女人们唠叨，男人们也知道大展身手的机会到了。秋收的时候，娘们能干啥呢？不过是烧水做饭推推板车。当然，女人们根本就不服气，并认为自己是十项全能，什么都能做的。比如掰玉米吧，男人们掰一垄沟的时间，女人们也差不多能跟他们齐头并进，落不下多远。就连被认为是秋收时累赘的小孩子，也自有用处。所以整个秋天，全村老小都是沸腾的，好像那高粱顶上喝醉了酒的穗子，被风一吹，就更加站不稳，于是一直倾斜下去，快要触到地了，才忽然间又直起来，看一眼这成熟的、芬芳的、醉醺醺的晃动的大地。
和村里所有的人家一样，我们家早早地就分了工。我管烧水，姐姐负责做饭，父母去掰玉米，砍玉米秸，收割黄豆，并将玉米黄豆运输回家。而后全家老小一起上阵，扒玉米皮，编玉米，将玉米提到平房上晾晒。我喜欢烧水，不仅仅因为烧水的时候，可以趁势将一块从人家场院里偷挖来的地瓜烤熟，还因为我能一个人在家里烧蚂蚱吃。姐姐是不屑这些幼稚的把戏的，只要我烧开了水，完成了父母交给的任务，她也就不再管我，让我化作院子里的一只蟋蟀，或者一个蜗牛，一朵喇叭花，尽管悄无声息地活着就是了。我最擅长将一个生地瓜，变成外焦里嫩的烤地瓜了。我会在烧水之前，就将炉灰给掏挖干净了，而后把地瓜放在炉子底下，将捡拾好的朽木或者树枝点燃了，便可以坐在炉子旁边，等着水嘘嘘地冒着热气自己烧开了。在烧水的时间里，我会将捉来的蚂蚱暂时放在罐头瓶子里养着，喂它点水啊豆角啊之类的吃的喝的，以便一会儿可以肥肥壮壮地供我享用。当然，那蚂蚱一定是田间地头最大号的蚂蚱王。它们绿油油的肥硕的身体，一看就是喝足了一个夏天的露水，只等着秋天有力气在砍伐干净玉米的田地里，奋力地蹦出人的掌心，或者车轮的碾压。
假如我只顾得玩蚂蚱和翻烤地瓜，而没有及时地将水烧开，并送到地头上去，给父母泡茶喝，那一定会招来父亲的一顿恶骂。如果我的嘴头子上还留着黑色的吃地瓜留下的印记，那就更惨了，几乎会有被累得满头大汗的父亲给暴打一顿的危险。所以我再怎么贪玩和贪吃，也还是会记得自己的正职是烧两暖壶水，提到自己家地头，并给父母倒茶杯里。再将空的暖瓶提回来，继续烧水。一路上我会在忙碌的满载着玉米的板车流里，回味反刍一下刚刚烤吃了的地瓜的香甜，和那只很不幸被我吃掉的蚂蚱的肉味。蚂蚱的肉也就一块指甲那么大，不够塞人的牙缝，但我却吃得津津有味，将那块肉嚼得烂烂的，充分品味着每一丝清香，并回忆下片刻前蚂蚱在火里发出的滋滋啦啦的响声，这才一咽唾沫，将肉也一起吞了下去。
我每次都会走神，以至于常常走过了自家的地头，或者会被拉板车的大人们吆喝：快让开点，别挡道！这孩子怎么不懂事呢，都忙得火烧眉毛了，她还那么清闲！这话有时候会被长舌妇传到父母口中去。如果母亲忙得根本无暇关注这些琐事，那么这一灾也就算是过去了。可是如果母亲恰好上了心，知道我干活心不在焉，就会在看到我的时候，骂我一顿没有眼色，明明对面哪个老娘们的车开过来了，我还不知道避让，小心脑袋给镰刀削掉了！我从来都不会辩驳什么，而且知道母亲根本没有时间多骂我，很快父亲就会在地的那头叫起来，催促她赶快将掰下的玉米捡拾成一堆，等着父亲的下一车来装。我瞅准机会，见机就溜走了。
第一车玉米被倒在院子里之后，我也就别想烤地瓜了。即便烤完了，也没有时间去吃。我被迫坐在玉米堆旁，有些无奈地叹口气，便开始了我的剥玉米的职业生涯。
一整个秋天，我好像都在剥玉米，无休无止地剥着。尤其是夜晚，天已经凉了，露水打湿了我的鞋子，连头发上都好像落满了霜，我也困倦得快要变成玉米里的一个虫子，蜷缩着睡过去了，可是父母一阵因为疲惫而产生的争吵，还是让我强打起精神，一个一个地剥下去。天上的月亮慢慢成了好看的月饼一样的圆，不再是羞涩的蒙了面纱的少女。我抬头看着夜空上饱满的月亮，听着一家人悄无声息地剥玉米的响声，觉得自己快要沉入梦里去了。梦里有什么呢，我也不知，只一心一意地想着走进去了，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甚至中秋节的那一晚，香台上供奉的我念叨许久的月饼和苹果，也不再留恋和想念。直到母亲忽然间注意到了我的存在，对着磕头打盹的我叹一口气，然后放行道：快回屋去睡觉吧！我正一边剥着玉米一边在梦里神游八极，无意中听到这句话，即刻从湿漉漉的玉米皮中跳了起来，轻飘飘地进了房间，爬上床，头刚刚靠在枕头上，便沉沉地睡过去了。
秋天总是让人觉得萧条。地里的大豆啊玉米啊地瓜啊，一收割完毕，整个村子就变得空旷起来。风冷飕飕地吹过来，要将一切都扫荡干净的架势。我在田垄里捡拾黄色的野果吃，在袖子上简单地擦擦，便一口一个吞了进去。野兔趁人不备，嗖一下蹿出去很远，可是因为田间太空荡了，毫无遮拦，于是它们便会被尚未收缴的猎枪给瞬间干掉。我觉得秋天里的自己，就像是一只孤独觅食的野兔，有无处躲藏的空。
所以我总是会在秋天里怀念麦收时节的自己。那时候我会因为有更大的用武之地，而被父母重视并褒奖。我不仅仅会烧水送水，用镰刀收割，看场院里的麦子，帮大人装麻袋，还会给大人们创收——拾麦穗。拾麦穗是我最喜欢的事情，每拾到一株麦穗，就好像帮大人捡了一个大白的馒头一样，是卖馒头的男人“半熟”家屉笼里热气腾腾的大白馒头。而且，去别人家地里拾麦穗，总像占了很大的便宜，心里好不兴奋。我恨不能将村子里所有人家的地都搂一遍，把那些漏掉的麦子全部据为己有。一想到自己家麦场里堆满了我捡拾来的麦穗，而它们又能变成好吃的馒头、花卷、烧饼、油条、包子，我的心里就美滋滋的，顶着烈日在地边上飞快地弯腰捡着，也不觉得辛苦。路上遇到拾麦穗的同行，半大孩子或者驼背老太，大家会相视一笑，而后默默地较着劲，以更快的速度，将这些竞争对手落在后面。
麦收的时候天热，我会直接睡在麦秸垛旁，用几个麻袋铺成一张床，看着漆黑夜空上的星星，听着池塘里的蛙鸣，还有旁边跟我一样看麦子的女人的鼾声，觉得世界满满的，好像空气里都是麦子的香气。我还会想入非非，觉得某个麦秸垛后面，会藏有一对偷情的男女，他们像猫一样发出暧昧的叫声。那声音让我面红耳热，好像我在偷窥谁家的秘密。我甚至能听到他们的喘息声，热烈的，浓郁的，甜蜜的。这是夏天的气息。
可是秋天一来，收割之后的大地，就再也没有了这样的气息。一场霜打之后，大地变得有些寂寞孤独，昔日披红挂绿的富裕相，全都被修剪干净，露出落光了树叶的清瘦的枝干。我走在河沿上，觉得石子青苔都是清冷的滑，风凉凉的，从对面的小树林里吹过来。也不知谁在更远处吹着口哨，穿过小树林旁边一片阴森的墓地。那里埋葬着村子里死去的男人女人，还有夭折的孩子。我很想知道，死去的村人，在秋收的时候，会不会被吵得无法安睡，而后探出头来，到自己家玉米地里走上一走？依然是生前那样，背着手，弓着腰，唠叨着儿孙们不作为，还顺便将别人家地头的麦子，偷走一小捆，并将它们弄乱了，放在腋下，假装都是自己从路上捡拾来的。等他们巡视完了，或许依然不舍得离去，会坐在坟头上，点上旱烟袋，说道说道村里的旧事，还有跟秋收有关的人情冷暖。要等那旱烟袋吸完了，这才起身，拍拍屁股上的泥土，一缩身，重新钻回坟墓里去了。
村人忙着秋收，当然不会想起死去的老人。我也只是在路过坟地的时候，才会想起自己很早就去世的奶奶。想起每次去她的院子里，她好像都在用玉米皮编织着好看的坐垫。坐垫可薄可厚，厚的像树墩一样，可以搬到圆桌旁，坐下来将一碗面条呼噜呼噜吃得干干净净。薄的则适合在地上盘腿坐着编席子用。玉米皮都是晒干了的，讲究的人家，还会将其洗干净了，再拿来用。我看着白色的叶子，常常会想起它们还种在地里的时候，我会和小伙伴潜进地里，偷掰人家的玉米，并顺便劈下一把玉米秆上的叶子，捎回家去给母亲蒸馒头用。那嫩绿鲜亮的叶子，大概是所有女人的最爱，因为把它们铺在箅子上蒸馒头，既不糊锅，还能让馒头吃起来有一股玉米的清香味道。我喜欢在馒头出锅的时候，贪婪地将玉米长长的叶子一起拿出来，吃粘在上面的馒头皮。那皮是焦黄的，酥脆的，好像某种我永远也吃不到的小点心，藏在奶奶的篮子里。那篮子当然是挂在高高的房梁上，任我如何仰望，小气的奶奶也不会拿下来给我尝上一口。
玉米剥完皮的时候，父母会将它们编在一起，一嘟噜一嘟噜地，挂在梧桐树杈上。那黄的红的玉米，让已经开始落叶的梧桐树，看起来喜气洋洋的，好像挂了一幅画在上面。那画每天看着，都觉得高兴，气派，心里满足。还忍不住要在树下刷牙的时候，想哼一首沂蒙小曲。当然，哪天玉米叶被雨水浸泡得朽了烂了，又被麻雀一啄，忽然间挣断下来，砸了脑袋，就不会哼什么小曲了。父母会发了愁，想着要赶紧弄到平房上去晾干了，剥下玉米粒来，卖了换钱。
于是全家总动员，又开始无休无止地剥玉米粒的浩大工程。有钱的人家里，会买一个剥玉米的小机器，据说，将玉米棒扔进去，就自己给剥完了。这听起来很阔气，可是父母也只是聊起时羡慕一下，又让全家埋头一起剥玉米粒了。天已经很凉了，于是战场便转移到屋子里去。每天吃完晚饭，母亲都会将一个大盆拉过来，将她已经插出一道“玉米沟”便于剥的玉米棒，丢在我们面前。于是房间里便只剩下噼里啪啦玉米粒打在盆上的声音。没有电视，收音机也没有节目，唯一的娱乐，大概就是一家人天南海北地闲扯。母亲总是抱怨钱不够花，让我和姐姐在学习上节约一点。而父亲也会跟着附和几句，但很快他就厌烦了这样老娘们的烦恼，开始转移话题，比如，考我和姐姐做算术题。
这样的考试，很容易带来危险。我知道一斤玉米值多少钱，我也知道一斤玉米能换多少油条或者馒头，可是，我却无法像父亲要求的那样，准确快速地算出五十麻袋玉米能变成多少件衣服或者多少斤大饼。我像任何一个伟大的数学家那样，支着下巴，紧皱了眉头，苦思冥想。但我并没有天才们的好命，可以灵感顿开，凭空得到想要的结果。那些奇怪的数字，总是离我很远，好像我天生就跟它们无缘。我不明白父亲噼里啪啦剥着玉米粒的时候，怎么就对玉米换油条的事情，那么有兴趣？难道他从小也没有吃够油条，所以才加倍地将这种欲望，放置在数学一塌糊涂的我身上，试图我能给他准确无误的慰藉？还有母亲，明明她没有文化，却也来一起考我。她不钟情于吃，所以她的考题永远都是关于针头线脑的。比如一斤黄豆能买多少尺粗布，一尺粗布能做几个书包？还有十个鸡蛋值多少钱，如果换线箍，能换几个呢？
我觉得那个时候，父母一定把我当成了全知全能的神仙，恨不能将肚子里所有的对于生活的热望，都通过我的嘴，得以实现。如果我回答得准确，他们会满意地丢给我一个玉米棒，让我离开纸笔，继续干活。偶尔还会由此扯开话题，谈及针线的价格，或者粗布质量的好坏。但大部分时候，我没有这样的好运，我总是会被父亲的一声大喝，给吓得魂飞魄散，继而吃一个他的巴掌。但这样也没有结束呢，父亲会派姐姐来监督我，让我继续算那永远跟我不肯亲密的结果。我坐在那里，憋得快要尿裤子了，只好可怜巴巴地求助姐姐，快将那个要命的结果，告诉我吧；如果她能帮我一把，我一定将来真的给她买几斤油条吃。不，哪怕一屋子的、一天井的油条也可以。
我每次都饿得眼冒金花的时候，吃完了饭的父母，才会想起我的存在，一声恨铁不成钢的抱怨，终于肯将我解放出牢笼。那时我总是脑子晕乎乎的，想，秋天快快结束了吧，这样，等漫长的冬天来了，玉米都剥完卖掉换成了钱，或者变成玉米面，做成了“咸糊豆”（玉米粥），父母便再也不会无边无沿地给我出算术题了。
可是，秋天它太长了啊！除了玉米，还有大豆、棉花、地瓜、芝麻。地里总有收割不完的庄稼，我也总有千百个理由，被因为收割而疲惫不堪的父母苛责。我很想找一个人，问一问他们那里的秋天，除了收获庄稼，也要收获巴掌吗？但我永远都是孤独的长不大的那个小孩，行走在秋天的田垄里，捡拾着棉花、稻谷，啃咬着一丝微甜的地瓜，想着什么时候秋收能够结束，大雪覆盖了整个田野，一切都寂静下来，而劳累的父母，也终于会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睡下了。
打 工
秋收一结束，村子里便只剩了老弱病残。那些健壮的男人们，能说会道、见过世面的小媳妇们，心灵手巧的女孩子们，想要学个手艺挣钱娶媳妇的男孩子们，全都扛了蛇皮袋装着的简单行李，涌到城市里去打工挣钱。等到人都离开了，沿着村子里的大道走上一圈，会觉得空荡荡的，连狗似乎都只剩了皮毛黯淡的老狗，趴在地上，有气无力地看一眼路人，很没意思地叫上几声，便没了声息。
邻居家胖婶的女儿艳玲，比我还小一岁，却比我去过的地方都多，当然，在母亲的口中，她已是能为家里分担烦恼的“女劳力”了。而我，还在读初中，很没出息地连饭钱都要向母亲讨要。艳玲已经过继给大爷家的妹妹焕梅，更是生猛泼辣，那一年她也就十四岁吧，见到开卡车来村子里挑选女工的老板，她围着人家说了一大堆的好话，就差一点给跪下了，但还是无济于事。等到那老板已经将车发动起来了，那焕梅一个箭步冲上去，拉住卡车的后车厢，挂在上面，再不下来。老板从后视镜看到焕梅一脸想要出去闯荡世界的执着劲，终于心一软，将焕梅给收留下来。当然，自此之后，能够挣钱的焕梅，又被胖婶费尽心机，从艳玲大爷家里给讨要了回来。
我那时候和母亲一样羡慕艳玲与焕梅姐妹，想着她们在我从未抵达过的城市里，一定活得开心极了，不像母亲一辈子都没怎么出过远门，去城里赶一趟集，都喜气洋洋的，好像出了国一样，而且母亲还一定会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也不知道是给谁看。所以我们想象中的艳玲与焕梅，会在下班后，在城市里逛逛街，下下馆子，看看电影，喝喝花酒什么的。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我始终想象不出来，也就只能凭借着打工回来的村人们的描述，朝那枝干上添加鲜绿饱满的色彩。
我因此恨自己长得太慢，或者抱怨自己究竟何时能够将书都给读完，通过高考飞出去看一看呢？而母亲也常常朝我叹息：你什么时候才能够给你爹妈挣一大把钱回来啊？我总是带着浓浓的醋意安慰母亲：艳玲和焕梅挣钱也就一时，等她们出嫁了，看还怎么给家里寄钱花，我考上了大学，就可以一辈子给你钱花呢！母亲白我一眼：说的比唱的好听，谁知道你考上了大学，又飞到哪儿去了呢！
是的，打工和考学是整个村子里的人们，飞到外面世界去的非常重要的通道。而在很多的村人看来，读书的付出，无疑太过漫长，漫长得好像没有边沿一样，而且，能不能在十年苦读后，见到回报，也是一件不一定的事。所以他们更愿意选择可以立竿见影的打工的方式，将孩子们早早地就送出去，而后在半年或者一年后，去银行里将折子一划，便可以收到一笔丰厚的儿女寄来的收入。
母亲养我们三个孩子没用，又怕姐姐跑太远打工心变野了，将来找个婆家人家都不要，所以她也只能委派父亲外出打工，挣一些零花钱。
父亲第一次跑出去打工，是被村里代雨给忽悠去的。代雨去山西挖煤，回来大讲那边怎么能挣钱发财，父亲在一旁闲听着，不知不觉就被吹得天花乱坠的代雨给打动了心思，想着去赌上一次，发一笔财，而后回来做一些小生意，发家致富。在代雨的嘴里，山西遍地不是乌黑的煤，而是耀眼诱人的金子。只要一脚踏上去，想不沾点金子出来都难。而且挖煤还毫不费力，全是机械，人坐在干净的矿车里，按一下开关，就平稳地下到了矿底，而后吊车一启动，煤就全进了筐，人呢，好像就负责看着，装满了往外运输。那现代化的挖煤方式，让父亲觉得像共产主义马上要实现一样，溢满了希望与光芒。
父亲怀揣着一股子理想主义的激情，跟代雨上了路。临行前母亲蒸了一大锅馒头，让父亲带上。父亲就带了几个，然后信心满满地说，等我回来，咱们天天吃面包。我努力地咽了一下口水，想着课本里见到的面包的样子，真希望明天一觉醒来，父亲就带了一大包面包，笑眯眯站在我的面前。
我几乎从此每天都站在巷子口，张望一下父亲来时的那条路。那条泥路的尽头，是一条通往外面世界的公路。代雨和像代雨一样外出打工的男人们，就是从这条公路上消失掉，而后将钱寄回家的。那么父亲肯定也会从这条路上，带着面包回来。那时候我会昂首挺胸地在小伙伴面前炫耀面包的滋味，还装作有意无意地将父亲可能送给我的新文具，带在身上，让小伙伴们看到了，发出一声让我心满意足的赞叹。
我还时不时地在小伙伴面前，朝人炫耀，炫耀父亲出去打工，很快就要回来了，打工的山西，遍地都是黄金，父亲只是随便去捡拾一些金子回来的。母亲也跟我一样，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遇到有同去打工的，会变相地夸父亲一句：我们家那口子，也出去了，年底回来，也不知会累瘦了没。别人听了，就笑嘻嘻地让母亲的虚荣心膨胀一下：哪会瘦了呢，都说山西挖煤的，有钱的很，在外面吃好喝好，肯定变胖了吧。母亲听了心里喜滋滋的，好像真的见了变胖了的父亲一样，轻飘飘地回家做饭去了。
父亲在我和母亲这样朝人夸耀了半年之后，终于回来了。他回来的那天，毫无征兆，我和母亲吃完了晚饭，乘凉到星星稀了，便要关了灯打算睡觉。刚刚插上门，就听见有人在敲铁门。那声音有些不太自信，很低，但却非常持久，一下一下地，敲得让人有些心慌。母亲一下子从床上站起来，朝窗外看了看，当然什么也看不见。我给母亲壮胆，说：娘，我拿手电筒，跟你一块去。我没敢说去看贼，尽管我心里其实怕得要死。母亲大概也怕吧，否则不会点点头，示意我跟在后面。
离门口还有几米远的时候，母亲用明显发颤的声音壮胆问道：谁？！门外停了片刻才小声回复道：我。母亲有些犹豫是不是父亲，但还是走过去，从门缝里看了一眼外面的人。等到母亲打开门后，看到父亲站在面前，还是不太能确定那个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的男人，就是父亲，是我喊了一声“爹”之后，母亲才忽然哭了出来：你怎么混成他妈的这样了？！父亲没吭声，将门锁上，提着去的时候那个黑色的破书包，灰溜溜地进了家门。
打开灯后，母亲还是给父亲打来一盆水，让他洗漱。父亲好一番刷牙洗脸刮胡子，又将脏衣服给脱了，找出干净衣服换上后，才不耐烦地对一旁唠唠叨叨的母亲丢一句：睡吧，我累了，明天再说。
我和母亲一心一意期待着的见面，当然不是这样的，在我们的想象中，父亲是荣归故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破衣烂衫地走进家门。他还会用尼龙袋装满我叫不出名来的水果，给我买一堆的漂亮玩具，母亲的衣柜里，也会多出几件时髦的衣服来，让她在村子里走上一圈，收获一箩筐女人的啧啧赞叹声。而且父亲一定是在白天所有人都出门的时候，气宇轩昂地走进村子里的，而不是见不得人的小偷一样，选择在夜晚溜进家门。
这些疑问，而今不用再问，也能从父亲落魄的容颜里窥出一二，这一次出门打工，父亲被人骗了。果然，第二天，父亲心情好一些了，才愧疚地将进了黑煤窑的事情，讲给了我们。想着父亲差一点就丢了性命，再也无法回来，我和母亲心一软，也就原谅了他。但对夸耀山西煤矿的代雨，母亲还是狠狠地给骂了一通，尤其在他登门看望父亲的时候，母亲差一点将他给关在门外。
我是在很久之后，父亲回忆年轻时峥嵘岁月的时候，才从他口中得知关于山西的只言片语。父亲那时已经可以平淡地讲述这段经历，提及在煤窑里生活的艰辛，推车俯冲而下的时候，差点一头栽进深不见底的煤窑里，再也爬不上来，父亲的脸上，看不出太多的难过。他甚至还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们，他和代雨逃票下车后，想去镇上澡堂里洗个澡的，但捏一捏口袋里薄薄的一张纸币，还是忍住了。那一张纸币，在临近村子的时候，被父亲买了一斤橘子，放在了破旧的书包里。我没有告诉父亲，那一斤橘子的味道，我其实一直念念不忘，酸的，涩的，让人忍不住蹙眉的，但我却努力地吃了两个橘子，并咧开嘴巴，告诉父亲，橘子真甜。
父亲再想起打工这一档子事来，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只不过，这一次打工，是在县城，而不是遥远的山西。那时村子里早已有了萧条破败之气，很少有人再靠种地为生，大家都纷纷像候鸟一样，种完地便离开村子，去往北京上海或者广东。或者为了儿子能有个媳妇，跑去城郊买一个小产权房，而后骑着三轮到城里去做生意。更有人直接将地给了别人，全家都搬迁至县城。父母始终舍不得将七亩地扔掉，也就开始了在县城租房子打工的两地奔波的生活。
父亲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园林所里打扫卫生，工作看似清闲，却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回家劳作。后来无意中他帮园林所疏通了一次下水道，便走上了专门帮人疏通下水道、更换马桶的路子。这条路不需要老板，不需要多少技术，只要有体力，有耐心，有吃百家饭的勇气，能够将小广告似的手机号码，贴遍大街小巷的墙壁，让人能够一眼便可以窥到，而且城管还无法将号码给刮下来，那就能够在县城里，时不时地有活可干。当然，有时一天很忙，东奔西走，能将县城绕好几圈，有时，一天手机的两个号码都静悄悄的，枯坐着让人等得心烦。母亲是急性子，在家里看着父亲无所事事，常常会着急，做饭也做得没有兴趣，一不小心，就将饭给烧煳了，或者心不在焉地放了两次盐在菜里，让父亲呸一下吐出来，骂一声娘。母亲也毫不示弱，于是免不了便是一场战争。
那时的我，已经读了大学，可以免去听他们毫无意义的争吵。只是苦了正在县城借读初中的弟弟，他一个人在租来的狭小的房子里，不知道是该劝阻还是保持沉默，最后看着战争有升级的趋势，他也就只好躲出去，沿着墙根一直走，走到一个养鱼的大水塘附近，在垃圾堆旁边坐下来，看着浑浊的水发呆。偶尔，有小混混会来诱惑弟弟加入帮派，他人老实，怕，跟他们敷衍几句，就匆匆走了。最后走来走去，发现没有朋友可找，只好在破旧的租来的房子门口，坐下来，看着天空发呆。
这样的生活，在父亲的努力之下，慢慢有了改善。五年以后，父亲便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在县城买了一套二层的小产权房，让全家人自此在县城立了足。这时的父亲，打的工更杂，只要挣钱，他什么都做，他帮人修过水龙头，搬运过东西，改过下水道，安装过马桶，收购过废纸。他从来不嫌弃那些工作太脏太累。因为父亲在城里买了楼房，便被村里人嫉妒，村人嘲讽他干的是挖厕所的臭活，遇到父亲还故意做出掩鼻而过的举止。但父亲只是笑笑，什么也不说，继续在县城里打工。
吃百家饭，免不了要和形形色色的陌生人打交道。我想父亲这一生，结识的人，大概比走南闯北的我要多得多。他遇到过小气的中学老师，好心的退休老太太，吝啬的饭店老板，善良的小姑娘，也遇到过赊账不给还狗一样冲他咆哮的包工头。父亲很少给我提及这些或许让他感觉屈辱的经历，他只是回到家，将安装完马桶的手洗得干干净净，便一脸倦容地吃饭，或者休息。
只是有一年，弟弟着急中打电话向我求助，才知道父亲在县城打工，原来是这样不易。是一个做工程的南方无赖，欠了父亲疏通下水道的三千多块钱不还，父亲在一年后上门讨要，被那无赖矢口否认，还找来两个小混混，当场给父亲一个耳光。母亲闻讯后跑过来，本想着帮父亲讲理，却让那小混混拿起棍棒，照头劈来，将母亲一下子打晕在地。父亲很快报了案，但因不知道那个无赖的名字，案件进展缓慢。无助之下，弟弟找我，我震惊心疼，找了一个朋友，帮忙催促办理此案。当我告诉父亲，事情会很快解决时，他却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说没事，别操心了，你忙你的。我差一点哭出来，想要指责父亲为何一定要找无赖要钱，而且这样的活原本可以不做，可是想想父亲那时一定不想让任何人看到他的尴尬与难堪，也就忍住了眼泪，和他一样，假装事情并不重要，安慰几句，就匆匆挂了电话。
最终，父亲熬不起打官司的费用和精力，只能同意让弟弟花三千块钱，雇请县城一个专门负责帮人讨债的人，去无赖那里讨来一万块钱医药费，私了此事。这些都是后来弟弟告诉我的，父亲对我只字不提，我也从来不去问父亲与这件事情有关的更多的细节。我们心照不宣地选择了回避，好像那是一个人生命里的伤疤，只要提起，就会有重新揭开伤疤撒上一层盐的疼痛。
我想起艳玲与焕梅，曾经对她们在外打工的生活，充满了幻想。而今这种幻想，完全破灭。我想，在天南海北打工的村人，他们一定有着和父亲一样疼痛屈辱的经历，只是，他们也和父亲一样，选择了沉默，只将那光鲜的一切，展示给人。就像，那一年父亲从山西逃回家里，选择在镇上躲过白天，趁着夜色才悄悄溜回村子一样。
走亲戚
在乡下走亲戚，你除了需要备好足够体面的礼品，还得有一张经得起千锤百炼的厚脸皮，随时准备接受亲戚的冷嘲热讽，或者听他们说一些语义模糊，却又会让你脸红难堪的双关语。
所以我怕走亲戚，就跟小羊怕见老狼一样。尽管母亲给准备的一提包烟酒糖茶，也不怎么丢脸面，但还是觉得有无所适从的紧张与局促。都说远亲不如近邻，我去胖婶家里玩耍，跟在自己家院子里一样自在，但去近亲姨妈舅舅或者姑姑家，却百般不情愿，心提得高高的，除非是出了亲戚家门，上了公路，眼看着离自己家越来越近，才会长吁一口气，有犯人离开了监狱的轻松与快乐。
偏偏乡下人最爱走亲戚，好像不走亲戚，人就偏离社会、离群索居了一样。走亲戚是人们彼此沟通有无、互相攀比较劲的一种需要。哪家变得富了，有了秘密了，非得去走一趟亲戚，跟那些有这样那样关系的亲戚“说道说道”，才能释放出内心淤积的东西，重新轻松上路。否则，就那些无人分享的喜怒哀乐，也够将人给压死的。
每年走亲戚的高峰期，当然是过年的时候。好像一道过年的程序一样，大家必须要把所有的亲戚都走一遍。漏掉了哪一个，都会成为一个重大事故，被人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无数次提及，甚至有可能造成彼此断交的危险。所以为了顾及礼节，我和姐姐弟弟三个人，需要一起上阵，代替父母去走亲访友。倒是大人们自己，不知是为了避免那些无趣的嚼舌根，还是不想让人知道这一年日子过得紧巴，反而据守在家里，招待前来走亲戚的小孩子们，并旁敲侧击地从他们嘴里，撬一些有用的八卦听听。
在弟弟没有出生以前，走亲戚的任务，基本上都属于我和姐姐。姐姐骑车，后面载着我，前面带着母亲准备好的礼品，晃晃悠悠地就出了村子。那礼品里，必备的是“一刀礼”，也就是新鲜的猪肉。猪肉都是年前就割下的，常常送给第一家亲戚后，过上个十天，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自己家。母亲眼尖，不用在那刀礼上做记号，就能够看出是不是我们家的。万物守恒，其他诸如红糖啊饼干啊鸡蛋啊，最后也会换来价钱相差无几的其他礼品。所以走亲戚，那礼品换来换去，也不会太过吃亏，不外是你的给了我，我的给了他，他的又转给了你。唯一越走越多的，是各家各户一年来积攒的八卦消息。真真假假的，听了来，琢磨一阵，再找人考据求证一阵，也就大致知道了彼此的近况。
乡下人似乎家家户户都有七大姑八大姨的，好像女人们不值钱，所以由此组成的亲戚也多。而女人无疑是世界上传播速度最快的“小报”，也因此，我最怕被她们盘根问底地审讯家中大事小情，把握不好母亲口中的尺度，抖抖索索地就将那秘密的导火线，给哗啦一声扯开了头，结果，好的坏的黑的白的，全倒了出来，以至于回了家，被父母一盘问，免不了挨一顿骂，骂我不知道察言观色，怎么就没将亲戚家的信息全套回来，倒是把自己家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全给说漏了嘴！
所以带着父母的重大使命去走亲戚，跟外交使者一样紧张，嘴里吃着亲戚家做的好吃的，心里却哆嗦着，该不该将亲戚的问题照实全答。招待我和姐姐的亲戚也谨言慎行，怕一不小心，我们就会说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来，比如借钱啊求办事啊，谁谁要结婚生子考学需要拿一份礼金啊等等。因为彼此都在琢磨着对方的心思，所以饭便吃得漫不经心，只听得见嘴吧唧吧唧咀嚼的声音，和筷子跟碗磕磕碰碰的响声。偶尔一只狗不识趣，跑到圆桌底下找人吐掉的骨头吃，舌头还没碰到那骨头呢，就被主人一声厉喝，给赶出了门。狗于是趴在门口，吐着舌头，气喘吁吁地，有些委屈，也有些气愤，不知这平日里慈眉善目的主人，为何忽然就变了脸，生出这般让狗畏惧的面容。那主人大约也有些不好意思，看狗可怜地哼哼着，将筷子里没吃的肉给扔出去，那狗一时有些分神，等肉落了地，才反应过来。主人不悦，骂道：这狗，今天有他妈的什么事吧，怎么就反常起来，看着怪怪的呢？这话狗当然是听不懂的，而且狗已经咯吱咯吱地啃上了喷香的肉骨头，根本就顾不上看主人的脸色，所以话中之意，就被吃饭的客人给吸收了去，虽然嘴上跟狗一样嚼着肉骨头，心里却没有狗的单纯，翻来覆去，只想着这招待饭菜的亲戚，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就忽然变得冷淡起来了？
不过这样的冷淡，到送别时，却会转变成高涨的热情。这热情来自于客人提来的一包礼。这礼究竟留下多少，带走多少，是有很大的讲究的。一般说来，留一半，送一半，是基本的规则。但即便大家遵守了规则，还是要来一番虚假的客套。这客套也不知是谁发明的，我猜测跟孔夫子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孔夫子最讲究繁文缛节，这一套在没多少知识的乡下人这里，并不缺少分毫。我每次都怕这最后的一个环节，总想赶紧逃掉，不想看母亲跟那来走亲戚的，将一包好像价值连城的礼品推来搡去，一个坚持要全留下，一个执拗地要带走一半，两个人各不相让，互不服输。干这事的当然都是女人们，没有哪个男人愿意跟一包糖或者一瓶罐头过不去，只有女人们会斤斤计较这一瓶罐头的价钱，想着上次给这亲戚家送去的那一袋炒糖，这次他们来，应该留下多少钱的东西，才算是不失礼数，且不让来的亲戚觉得此行亏了。有时候两三岁的小孩子，不懂父母跟亲戚家的这些虚假的客套，以为他们吵了架，会在大人们的肢体推搡里，哇一声吓得大哭起来。这一声哭，是很好的休止符，让斤斤计较的大人们见好就收，也让那一包糖或者瓜子，得到其最终的归宿。
这些烦人的礼数，我完全不在行，却要硬着头皮，被母亲千叮咛万嘱咐地去完成任务。好在我们家亲戚不多，常常走的，也就大姨和小舅家。那些脸面相差无几、让我分不出谁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的四个姑姑，被父亲和他的两个兄弟给平分了，每隔三年走一次。我当然还是有大舅和二姨的，只是不知哪年哪月的规定，我们家和大舅二姨家，逢年过节，再也不走动了。我猜测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基本上也逃不出金钱和礼节等带来的相互误解。据母亲说，二姨是因为搬到县城之后，开商店发了财，瞧不起我们这些穷亲戚，怕有事没事就去求他们办事，当然更主要的是借钱，所以主动断绝了与我们的来往，以至于在我的印象里，几乎没有过二姨的影子。我不知道这个跟母亲同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二姨，为什么会这样无情无义地断了交。当然，对我来说，有没有她都无所谓，我原本就不喜欢走亲戚，少了她，我还觉得过年时轻松了一些，无须在一个不远不近的亲戚家里，枯坐上一上午，只为了吃一顿不怎么丰盛的饭菜，留一两包礼物，就完成了过年的仪式。
而我的大舅，也是在我即将去读大学的那个暑假，才突然知道了他的存在。好像在此之前，我从未有过大舅一样。想起来，大舅是母亲的哥哥，他们兄妹两个，怎么就落到互不来往的地步，谁也说不清楚，大概各自成家后，彼此琐事增多，儿女成群，也就顾不上这同胞的情谊，于是慢慢走动少了，关系也就淡了，以至于我们这一辈人，连母亲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大哥都不清楚。那年高考完后，姐姐带我去大姨家走亲戚，离开的时候，不知怎么大姨就叮嘱姐姐带我去附近大舅家坐上一会儿。姐姐比我年长，也比我更懂得礼节之类的重要，所以尽管母亲并没有让我们拜见大舅，她还是遵照大姨的指示，在路过大舅家的时候，折进去坐了片刻。姐姐每年都走亲戚，所以她大概知道我们还有一个亲戚，是大舅，他有三个儿子，每个都需要他拼命挣钱盖房子娶媳妇；哪一个完不成任务，都是他这做父亲的失职。所以相比起来，他比母亲更为辛苦。我第一次见到他，看着那张跟母亲有些相似的脸，觉得人生真是奇怪，他与母亲的血缘关系，究竟是怎么流落到我们这一代，就忽然间停止了呢？而我跟这个叫大舅的男人的儿女们，更是从未谋面，或者，曾经谋面过，却并不知晓母亲与她的这个哥哥之间，曾经有过互相关爱的兄妹时光。
大舅看到我们，有些诧异，但还是按照礼节，给我们沏了茶水。虽然是孩子，不怎么喜欢喝茶，但那茶水却和大人一样的规格，绝不会少上一撮，或者低上一等。当然不是觉得小孩子会品出茶水的味道，而是怕回家后，大人们细细问起，孩子们口无遮拦，说出茶水难喝，让此后的亲戚关系，进一步恶化。大舅当然没有失礼，很快停下手里的活计，陪我们两个对春种秋收并不在行的孩子聊天。对于已经当了爷爷的大舅的陪聊，我和姐姐都有些拘谨，在大舅一声声“喝茶”的客气相劝中，小心翼翼地一口一口抿着并不知道是什么滋味的茶水，并在大舅提壶给我们续茶的时候，客气地用手护住杯口，连连说几句“不用了，满着呢”。
大约这样持续了有半个小时吧，我用眼神示意姐姐，礼节是不是足够了，我们该回家了吧？还不等姐姐接到我的暗示，大舅忽然就咳嗽一声，小心问道：你们这次来，是有什么事吧？我和姐姐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大舅的问话。而大舅见我们姐妹保持沉默，又紧跟着加了一句：有事你们说就行。我笨嘴笨舌，也不打算做这样尴尬的外交发言人。倒是姐姐，红着脸说了一句：真的没啥事，就是我妹妹考上大学了，顺路过来看看您。我以为大舅会为我高兴，表示一下微微的羡慕与夸赞，不想，他却好像明白了什么似的，“哦”了一声，然后便再没有了问话。
我和姐姐当然很识趣地起身离开了。而那个我之后再也没有见过的大舅，还一个劲地跟在身后，问我们：真的没有什么事了吗？我其实知道大舅是想直白地追问一句：是不是这次来，要考上大学的喜酒钱？但到底谁都没有说破。我和姐姐，并未想要去大舅家里讨一百块喜钱，而坚持认为我们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大舅，大约在我们离去之后，还会花费很长时间，想方设法去大姨家打探我们此行的真正意图。
但我其实也并不怎么喜欢大姨。尽管她跟我们家算是走动最为频繁的亲戚，不比那些势利眼的姑姑们，我考上学了，还要打探那大学到底是否正宗本科，又是不是花钱买的。而在得知我毕业后或许只能当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学老师后，又百般嘲讽老师是天底下最没出息的职业。不怎么喜欢大姨，我想大概是因为大姨家的两个儿子，都通过考学得到了一份正式工作，而且姨夫还有一笔不菲的退休金，让他们老两口可以比我父母过得更为滋润，所以他们也就对我们这样一家穷亲戚，带着一些同情，每次登门拜访，都会让我们家人觉得自惭形秽，或者羡慕嫉妒。这个世界上，大约我们都需要有一家亲戚，可以作为参照，照得出自家的幸福生活。所以每次去大姨家回来，或者大姨家两个儿子从我们家离开，我都会被父母批评教育，大致内容不外是要好好学习，赶超姨哥之类的话，我为此要在家里埋头苦学三天，才能逃得过父母苦口婆心的教导。而在我当初究竟是考高中还是中专的选择上，因为没有听从大姨一家的劝诫，读了高中，大有超过两个读了中专的姨哥的野心，而被他们指责，并因此让我生出不考上大学就被大姨家看笑话的压力。
在我一级一级地从本科到研究生再到博士的读书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母亲与大姨的比拼。她们姐妹两个，从比拼当初的婚姻，到比拼各自的儿女，再到儿女的工作与婚姻，始终没有停歇下来。
我因此借着在外面读书就业的原因，很少再去大姨家走亲戚，并最终习惯了从母亲口中得到他们零星的消息，而丝毫不想亲自去看上一眼，他们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状态。我与整个家族中最后一个亲密交往的亲戚，在嫁到千里之外的他乡之后，终于只剩下藕断丝连的一点关系。
从母亲口中听来的关于亲戚的消息，在远走他乡之后，似乎都是关于疾病或者死亡；好像一个亲戚没病没灾，就会被人遗忘。只有他们忽然间生了变故，与之有血缘关系的人，才会意识到生命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跟自己的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母亲会代替整个家庭，去给那个病入膏肓的亲戚，提一些礼品，表示慰问；或者在丧礼上，去烧一些吊纸，感叹一下过去曾经有过的恩怨，而后便将这个亲戚，锁进了记忆的仓库，除非闲聊提起，这个亲戚，自此很少再会进入我们的生活。
生命在乡下，大约跟田间地头的草一样廉价。而那些贫穷的功利的爱挑拨离间的亲戚们，他们见证着我们的衰败颓唐与荣华富贵；我们也同样折射出他们鸡零狗碎、潦草随意的一生。害怕我和姐姐登门拜访的大舅，几年前死于癌症，死前儿子与儿媳怕传染，将他一个人丢在破旧的小屋里，连一杯水都喝不到。我的某个欠钱不还并因此怕我们登门讨要的姑姑，也在忙完儿女婚事后，累死在农田之中。另外一个每年都因碎嘴而让父母吵架的姑姑，则死于一场意外的事故。对于我，他们的生命犹如飘摇的庄稼，倒下之后，便化为模糊的麦子、玉米、稻谷或者高粱，被装进了记忆的瓮中。对于父辈，他们更是炊烟一样，被风吹过，便消失不见。日子在他们离开人世之后，依然琐碎地过着，好像在这个世界上，从未有过这些亲戚的印记。
或许，也只有我知道，他们曾经在我的成长之中，烙下怎样无法祛除的印记。卑微的、贫穷的、尴尬的或者辛酸的印记。
草木乡村
麦 子
玉米收完之后，村子里便开始播种麦子。
在播种机还没有进驻乡下之前，麦田里到处都是人，耕犁，和闷头拉着耕犁的牛。父亲一边吆喝着牛向前，一边注意扶着耕犁，不让垄沟给犁歪了。母亲则在腰上系一个有大布兜的围裙，将化肥或者麦种子放在围裙里，而后一边走，一边一把把地掏出化肥或者种子，撒在新翻出的泥土里。母亲是个熟练工，能够一边撒种，一边跟右边胖婶和瘦叔聊家常。胖婶骂瘦叔干活不利索的时候，她也会适时地帮腔劝架。那架当然是打不起来的，所以母亲便会有些失落。倒是父亲，脾气急，看到母亲在后面脚步慢了，便会粗声大嗓地训斥。母亲脸上有些挂不住，田间地头休息的时候，一边喝着水，一边对我絮叨父亲的不是，大致就是跟胖婶比起来，她命真苦，看人家瘦叔干活的时候，总不忘问候胖婶累了不，累了就停下歇会儿，他自己干就行。我一边假装专注地听母亲唠叨，一边将地头上落下的麦种捡起来，喂成群结队搬运冬天食物的蚂蚁们。
秋天的气息已经很浓了，傍晚便浮出露水，天地间于是湿漉漉的，远处有雾气氤氲，树木环绕在这雾气里，恍如飘浮在仙境之中。麦子才播完了四分之一，看样子还需要两三天才能结束播种。如果天旱无雨，母亲还在撒化肥的时候，便心烦地唉声叹气，发愁种子撒完后，什么时候才能轮上我们家浇地。假如总是轮不上，麦子在泥土里，怎么能发芽出头呢？母亲擅长将烦恼无休无止地延伸下去，她还能联想到今冬不下雪的惨况，或者来年麦子拔节的时候，没有及时雨，再浇不上及时水，麦子们都集体趴下的可怜相。父亲在前面扶着耕犁，听得烦躁，总是粗鲁地一句话就打断了她：你就不巴着咱家麦子有一点点好是不是？！母亲住了嘴，但心里却是堵得慌，又不知道朝谁发泄，回头看见我很没用地在地头上玩，就冲我喊一句：快回家去，让你姐姐烧“咸糊豆”喝！
我看看远处慢慢暗下来的天空，一声不响地提起暖瓶和杯子，朝家的方向走去。
我觉得播种时小麦还是跟牛们关系更为亲密，我们小孩子，在田野里奔跑着捡拾被遗留下来的黄色的“马宝”吃。大人们看着我们撒欢似的跑来跑去，会觉得我们碍眼，是最没用的小动物。于是在砍掉了所有玉米秸的有些近乎荒凉的大地上，除了牛的哞哞叫声，男人女人们的争吵声，便是女人们不绝于耳的骂自家孩子的声音。我们不会像大人们那样，由浇地绵延不绝地想象到跟人抢水时的不快。至多，我们会像语文课本里老师们教的那样，想到冬天一场大雪过后，麦子们盖上了白色的棉被。而就在播种的空当，我们还沉湎在秋天最后的温柔里，捡拾着大地上残余的如马宝一样酸酸甜甜的果实，慰藉空落落的肠胃。有时候我们还会看到奔跑的野兔，箭一样穿越苍凉的大地。偶尔它们也会放低对人类的警惕，捡拾一些村民遗留下来的粮食。也就是这时候，村子里播种完麦子后，闲得发慌的“狗剩”之流的男人们，便会扛起尚未被没收的猎枪，躲在大树后面，砰一声射出一颗致命的子弹，并因此让人嫉妒地收获一只肥硕的野兔。
不知为何，我总是在狗剩得意扬扬地将兔子挂在猎枪上，喝醉了一样摇摇晃晃回家吃肉时，觉得有些悲伤。所以后来大队里没收了狗剩猎枪之后，我顶喜欢代替母亲去他们家买豆腐，为的就是看一眼光棍狗剩没了猎枪后，蔫了吧唧地推磨磨豆腐的惨状。
一整个冬天，狗剩家的豆腐坊都在磨着豆腐，而麦子们也躲在大雪下面，已被我们忽视的静寂蛰伏着。村子里的人好像也一起冬眠了，关于麦子关于野兔关于冬雪，全都忘在了洞穴外面。每个人都像臃肿肥胖的狗熊一样，在洞穴里穿梭来往，串门，唠嗑，或者拜年，说着棉絮一样揪扯不清的家长里短。一晃，就立了春，然后是雨水和惊蛰，雷声轰隆隆地打下来，村人们才好像忽然间想起了田间地头的麦子们，于是纷纷扛起了锄头，去麦田里挖草。
这一出门走走，才发现一场春雨过后，有的人家的麦子已经蹿出去老高，而化肥大约施得漫不经心的人家，麦子就青黄不接似的，怎么看都不让人有好心情。于是小路上就时不时地响起女人们之间带着醋意的招呼。
麦子长势喜人的女人会说：哎，你家麦子今年咋样？
麦子没精打采的女人斜斜瞥一眼对面喜气洋洋的一张脸，酸酸地来一句：能咋样，哪有你家好？
对面女人对这嫉妒显然很满意，笑嘻嘻地谦虚道：要不是我家那口子买的化肥好，估计今年也不咋样呢。
那处于下风的女人嘴上不说什么，但是心里恨不能拔下一垄沟麦子来解解气。但终究什么也没做，快走几步，去自家田里埋头挖草去，挖着挖着，总会不小心将麦子给锄断了几棵。于是心里越发地烦乱，忍不住骂自己家男人，当初让他好好挑选种子和化肥，偏偏不听，看人家谁谁谁种的麦子，油光水亮的，跟他妈的黄花大姑娘似的水灵！
如果整个春天，都没有贵如油的雨水，女人们也就顾不得比拼麦子了。她们会将自家的男人们骂出去，抢水浇地。这是一场更残酷的战争，女人们常常不再关心颜面问题，只要能排上号浇地，哪怕被别的女人在脸上挖上几道子，破了相，也没什么关系。大队书记这时候便派上了用场，一边给自己家麦子先浇上，或者排上号，一边协调着快要打起架来的男人女人们。有时候打得厉害了，男人们会在女人的怂恿下，夜里爬起来，搬了石头砸进机井里去，堵住井水，让谁家也浇不成地。当然，很多时候，这样的阴谋并不能成功，因为浇地的那家，会派人日夜守护在机井旁边，并拿了手电筒，防范一切试图靠近机井的可疑人士。
小孩子们这时也不让靠近机井了。那里原本是我们的乐园，我们会捡起小石子，投到机井里去，听石子落入深不可测的井底，响起沉郁的声音。我们还怀疑会有生下来不要的小孩子，被扔进了井底，于是便趴在井沿上，看那一小片落在里面的模糊的蓝天。但在干旱的春天里，我们被焦渴的麦子，和同样焦灼的大人们，驱逐出了这片乐园。
夜里醒来，常常听见父母在谈论浇地引发的种种事故。不外乎是谁家跟谁家又打起来了，还动了石头和锄头，并惊动了乡里派出所的人。父母没有后门，排号又看似遥遥无期。而在轮到我们家浇地之前，又不能眼看着田里的麦子枯死。于是母亲便和父亲一桶桶地从自家压水机里压水，然后倒入大桶里，用地排车拉着去田里一勺子一勺子地浇灌麦子。只是那些水浇到地里，好像还来不及被麦子喝一口，就被干裂的大地吸光了，或者头顶上炙烤着的太阳给蒸发掉了。春天看起来不再那么美好，因为关系着口粮的麦子，每一天都变成了煎熬，至于谁家女人被砸破了脑袋，谁家男人追着浇地的那家人，说要拼个你死我活，在躁动的春天里，有些不再像是可以引起人们兴奋的新闻了。
好在这样的时日，不会太过长久。有时候还不等全村人轮上一遍，老天爷就忽然间开了眼，看到了人间疾苦，于是降下一场大雨来，缓解全村人绷了太久的神经。母亲就坐在院门下面，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看着这场不疾不徐似乎要下许久的春雨。
我看着母亲有时候发呆，就会问她：娘，你在想什么？
母亲笑一笑，像是回我，又像是自言自语：这雨，下得正好，麦子们能喝个饱了。
我也抬起头来，看向半空。天空里细密的雨，绵密地飘下来，一阵风过，便吹到我和母亲的身上。雨水有些凉，但我的心里却是暖的。我喜欢春天的雨，柔软的，缠绵的。就连平日里好为琐事争吵的父母，也因了这场雨，变得彼此温柔起来，好像他们是相敬如宾的新婚夫妇。
庭院里一切都是安静的，只有雨声在屋檐下，滴滴答答地敲击着，是世间最单调又最美好的音乐。我好像还能听见麦田里麦子咕咚咕咚酣畅饮水的声音，这声音一定也在父母的耳畔响着，以至他们做什么都轻声轻脚的，似乎怕打扰了麦子们的幸福。
有时候忍不住，父亲或者母亲还会披个白色的塑料袋子，冒雨跑到田地里去，看看自家的麦子，在雨中有怎样喜人的长势。这时的父亲，更像个诗人，站在地头上一言不发，就这样深情地望着脚下这大片的绿色的麦田。整个村子都笼罩在迷蒙的烟雨之中，只听得到雨声，沙沙的，像蚕食桑叶一样，细密地落着。
在麦子还没有长成麦浪之前，我能想到的村庄最美的时刻，大约就是春天淅淅沥沥的雨季了。而雨季一过，布谷鸟开始啼叫的时候，村子里便有了忙碌的气息。大家都在摩拳擦掌地准备收割麦子。磨刀石上，镰刀在飞快地起起落落。布谷鸟的每一声啼叫，似乎都在催促着人们，快些行动起来。大家再也不盼望下雨了，还总是忧心忡忡地担着心，希望一直都是这样大好的晴天，千万不要来一场暴风雨，将麦子全都吹倒伏。因为这样不仅割起麦子来，会有很大的麻烦，而且还会因此减产不少。
麦子一株一株，眼看着粒粒饱满起来，人们的心也跟着提得高高的，怕夏天的风，也怕夏天的雨。如果是微风，吹拂过麦子，让它们像大海里的浪花一样翻滚，整个村子有如诗如画般的美好。但如果是狂风暴雨，或者赶上夏天无休无止的雨季，那么没有谁的情绪会风平浪静，不起波澜。父亲总是一边在风雨中收拾着院子里的东西，一边暴躁地跟母亲吵架。哪怕是脚底下一个让他滑了一下的小石子，也会立刻惹怒了他，并让他将这怨气，迁怒到母亲的身上。
我和姐姐在这时候，总是像猫一样蹑手蹑脚的，当然会很有眼色地帮着一起收拾庭院里被暴雨打得砰砰作响的锅碗瓢盆，尽量将那些会让父亲发作的东西，全都收进房间里来。收拾完的时候，我会老老实实地坐在窗前温习功课。可是一颗心却飞到了自家麦田里，我恨不得能像孙悟空一样，一挥衣袖，就将乌云全部拂去，露出光芒四射的太阳。
父母早已都睡下了，我知道他们是借睡觉来逃避麦田可能会遭遇到的狂风暴雨的袭击。家里静悄悄的，我听见父母辗转反侧的轻微声响，还有一个知了哑着嗓子，在某一片梧桐树叶下，偶尔发出惊慌的鸣叫。我有些饿了，但没有人做饭，我只好去找一个煎饼来吃。吃煎饼的时候，想到那煎饼是小麦面粉做的，我又有些难过，我想这一场暴雨，该让我少吃多少个煎饼啊。
天放晴的时候，村子里浩浩荡荡的全是人，大家穿着雨靴，急匆匆地朝自家麦田里走。边走边问遇到的人，麦子有没有倒伏？如果说没有，心依然不肯放下，会想着自己家的也是这样幸运吗？小孩子们蹚着水玩，捡起水里爬出来喘气的蚯蚓，搭在小木棍上，旋转一阵，而后又扔到水里去，看它们一伸一缩地消失掉。
我没有心思玩这些，远远地跟着父母，去了麦田。麦穗上全沾满了雨水，沉甸甸的，越发地低下头去。我看到麦田的中间，有一片麦子集体倒伏下去，好像臣服的人。我知道直到割麦的那一天，它们都将以这样的姿势，匍匐在大地上，再也无法站起，仰望给了它们干旱，也给了它们暴雨的蓝天。
相比起割麦、扬场，和之后晾晒的整个过程，我更喜欢这一大段麦子安静生长的时光。我在所有人都赤膊上阵，匆忙割麦的时候，常常喜欢在烈日下回忆暖风吹过绿色麦浪的初夏时光。空气里有甜蜜的花朵的香气，我总觉得那是麦子的气息，它们像即将生育的女人，腹部饱满，面容恬静，又隐匿着动荡与不安。我曾经见过村子里年轻的夫妇，挖草的时候，忽然间消失在麦田里，随后有危险的笑声从麦田的深处传出。他们在做什么呢，年少的我并不清楚，可是却知道一定是诱人的事情，否则，当他们再次出现在麦田里，年轻女人的脸上，不会荡漾着醉人的微笑。
可是，一切诱惑人心的微笑，都将转化为蓬头垢面的生活。割麦的人们，总是急迫的，焦灼的，他们怕又来一场大雨，怕场地太小，没有了自家扬场、晾晒的地盘，即便后来有了打麦的机器，无须再用人拉着牛和轱辘一天到晚地在麦子上旋转，可是割麦还是像一场竞争激烈的比赛，催促着人们的心。一切都不再有绿色麦浪里的浪漫和闲散。母亲裹着的头巾上，似乎永远都覆盖着一层麦糠，扬场的人脸上，灰扑扑的。那些麦子，就这样一下一下地分离开来，最终被晾晒干净，装入麻袋，存入自家一排排的大瓮里。
而我的记忆，也被这样一层一层地过滤、分离，最终，只留下美好洁净的春天，和春天里碧波荡漾的大片大片的麦田。
西 瓜
黑亮的西瓜种子还装在漂亮的铁罐子里的时候，我就想偷偷打开来，嗑上一粒尝尝了。但父母总是说，这些种子是喷过农药的，吃了会死人。我不想跟村子里寻死觅活的女人们一样，灌上一瓶农药下去，就翻了白眼，还得很麻烦地被地排车拉到医院，用肥皂水清洗肠胃，所以只能咽下一口唾液，耐心又焦急地等待着夏天的到来。
西瓜尚未在浓密的叶子下若隐若现的时候，跟任何一种植物一样，不会被人们想起或者惦念。我们小孩子尽管在田间地头上奔跑，哪管经过的究竟是西瓜地，还是稻子地，再或玉米地、高粱地。直到某一天，忽然间被一个圆滚滚的绿色家伙给绊倒在地，啃了一嘴的泥巴，才会忽然间发现，啊，西瓜竟然大到快要红了瓤子了！
这比任何的科学发现都能让我开心，因为接下来的任务，就要轮到我和姐姐上场了。父母早早地就在田地里扎了瓜棚。瓜棚就是一个木床，简单地搭一个顶棚，然后塑料纸折下来，就能挡风避雨了。看瓜是一个大任务，至少我和姐姐是这样认为的。似乎瓜看不好，就会被人全都偷光了一样，或者那瓜就会个个吃起来不甜，拿到集上卖，人家打开一个三角小口一尝，立刻拒绝，掉头走了。所以每天早晨起来，吃完了饭，我一抹嘴，便跑出了家门。姐姐就在后面追我，喊着让我提一壶水过去。我头也不回地喊：渴了有西瓜，饿了有甜瓜，愁什么呢？！
姐姐当然按照母亲的要求，自己提着一暖壶水随后也到了西瓜地。我已经躺在凉风习习的瓜棚里，一边看罐头瓶子里我养的健硕的蚂蚱，一边瞅着瓜地里有无陌生人伺机偷瓜。我很少会想到，即便有人来偷瓜，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小小的我，究竟能够做什么。我只是觉得只要瓜棚下有人，小偷们就不敢靠近，如果他们大了胆子前来，也一定让他们有来无回，一棒子砸晕在瓜田里。这些当然都是我的想象。事实上，当白天的悠闲过去，夜晚来临的时候，我听着玉米地里蛐蛐们的叫声，狗们在某个角落里低低地吠叫，街道上有小孩子在哭闹着喊着妈妈，我总是会下意识地靠姐姐近一些。如果忽然间有脚步声在地头上传来，我会吓得心提到嗓子眼，恨不能躲到床底下去，化作一把泥土，一片叶子，一个西瓜，总之什么不引人注意，就化作什么。比我大三岁的姐姐也大气不敢出一口，只听着那脚步声越来越近了，好像自玉米地的某个角落里传来。我想那贼一定在偷窥着我们。我在心里默念着，赶紧挑一个最大的西瓜，快快走吧！无论如何，都放过我和姐姐，让我们能平安地回家吃母亲做的一顿晚饭。我还想问问姐姐，怎么办呢？你害怕吗？可是却开不了口，怕一出声，那贼立刻拿了大棒子，从背后当头给我一棍。
在我吓得闭上眼睛，连头顶夜空里漂亮的星星和月亮也不敢看，而且马上要很没出息地哭出声来的时候，母亲温暖熟悉的声音忽然间响起，我立刻跳起来，冲母亲喊：娘，我饿了！母亲的手电筒照过来，递给我和姐姐：饿了快回家喝玉米糊涂粥去，路上注意点，别栽沟里去了！
其实我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睛了，真希望能像很小的时候那样，让母亲背着我回家，我趴在她宽阔的脊背上，觉得世界是安全的，巢穴一样暖洋洋的。但母亲还要接替我和姐姐继续看瓜，如果不放心，她还会让父亲在瓜棚里度过一个夜晚。我是完全不敢在空无一人的西瓜地里过夜的，尽管头顶有满天的繁星陪伴，那反而让人更加觉得孤独和恐慌，似乎周围的玉米地里，风过处响起的窸窸窣窣的声音，全是想要偷瓜的人。小偷们究竟藏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他们不偷钱，不偷小孩，偏偏对一个西瓜痴迷？他们是天天饿肚子的人吗？如果被逮住了，他们会被揍一顿呢，还是会被扭送到派出所里去呢？为了一个西瓜坐牢的人，多么委屈啊！
我一路胡思乱想着，跟着拿手电筒的姐姐走过田间小路，经过一个沟渠，穿过一条巷子，再战战兢兢地路过哑巴家门口，心里保佑着哑巴千万别走出家门，冲我啊啊叫唤；然后再一折一拐，便进了自己家门。父亲正在院子里就着灯光搓麻绳，准备卖西瓜的时候，绑地排车上的西瓜用。姐姐自己舀了糊涂粥喝，我也去灶间盛饭，却无意中踩着一只夜游的老鼠的尾巴，我吓坏了，喊：娘，有老鼠！却没有人搭理我的惊吓。我想起瓜棚下的母亲，忽然有些想她，后悔跟了姐姐回来。我宁肯饿着肚子，也不想在如此孤独的夜晚，一个人吃饱了睡下。
后来母亲究竟有没有回来睡觉呢，我也不知道，因为第二天清晨，我睁开眼睛，母亲已经扛起锄头又下地干活了。桌子上放着一个洗干净的甜瓜，我欣喜地咬下一口，觉得院子里没有人声的寂寞，被这甜蜜的味道给冲淡了。尽管姐姐因为我没有先让她啃一口，而给了我一连串白眼，但我依然旁若无人地吃完一半后，重重放在桌子上，出了门。
我要去瓜棚里找寻我的蚂蚱，我在罐头瓶子里面放了草茎豆角之类的吃食，我确定它不会被饿死，但会不会被父亲给扔掉，我却不太确定。扔掉了也没什么，只要别让坏脾气的父亲，一脚给踩死在瓜棚里就好。
瓜棚里已经有些热了，母亲在地里忙着锄草，父亲则在给黄瓜和豆角搭着架子。太阳将瓜棚里的席子烤得热烘烘的，我心不在焉地坐在上面，看着热气在大地上蒸腾，我很希望像一只蚂蚁一样，钻到阴凉的床底下去待着。我更希望这时候的父亲会开开恩，在地里左敲敲，右敲敲，找到一个熟得恰到好处的西瓜，便毫不犹豫地摘下来，抱到瓜棚里来，先放到水桶里“冰镇”半个小时，而后细长的水果刀切下去，便是世间最美味的黄色沙瓤西瓜了。我一直觉得世界上没有比沙瓤西瓜更好吃的水果了，否则我明明吃得肚子撑得难受，还非要跑到西瓜地里，撒一泡味道浓郁的尿，而后提着裤子跑回来，继续敞开了肚皮吃。就连邻居家果园里的狗，也能闻到那蜜甜的味道，顾不得是不是自家人，过来跟我们凑上一桌。当然，狗很自觉地吃我们扔到地上的西瓜皮。至于盆里的，它也明白，那是我们家留着腌咸菜用的。
等到人和狗都吃得肚子溜圆了，也就到了午休的时间。于是世界一下子安静下来，就剩下知了的鸣叫，和风拂过玉米叶子的轻微声响。人躺在小风飕飕的瓜棚里，听着头顶上的塑料纸被风掀起又落下的柔和簌簌声，很轻盈地便滑入了午后的梦中。梦里会有什么呢，大约就像置身的这片田野一样，处处是绿色的藤蔓，爬满了有漂亮花纹的西瓜，狗卧在床底下，蚂蚱隐匿在瓶子里；热气在风里离开大地，向半空蒸腾；甜瓜在某个角落里，等人采摘；一只鸟嗖一声飞离了玉米地，前往某片未知的果园。
就在这样的安静里，一个人影，晃动着朝西瓜地走来。我总是纳闷，偷瓜的人为什么不在夜晚的漆黑里作案，非要在太阳毒辣的正午“行凶”呢？难道他就不怕人看到了，会被揪住扭送到派出所去？后来我想明白了，大约他们和我一样，只有在太阳最为无情的正午，才会对西瓜有最强烈的品尝欲望。就像一个饥渴的路人，明明知道人家里有狗，可还是会直接闯入，连主人也不管，舀一碗水就咕咚咕咚地灌进嘴里去。而在夏天，除了需要花钱买的冰棍，还有什么吃食，能比西瓜更容易引起人清凉解渴的联想呢？所以小偷们这时在家里辗转反侧坐不住了，纷纷出动，趁着整个村子都在昏沉沉午睡的时候，前往事先就踩好了点的某个人家的瓜地。
谁也不知道偷瓜的人究竟是什么时候踩点的，大约西瓜刚刚冒出头来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琢磨上了，眼瞅着哪家的瓜地一派喜气丰收的模样，个个西瓜都圆滚滚的，惹人惦记。如果不吃上一个，这一年夏天，真是等于白过了。看瓜的人，也大约在视线交锋中，就发现了偷瓜者的欲望火苗，所以一来一往，就是家家瓜地里都建起了瓜棚，等着前来买瓜的人，更等着胆敢偷瓜的那个主儿。
可是那个来偷瓜的贼，始终都没有来，以至于我常常问母亲，明明没有贼来我们家，为什么还非要那么辛苦地天天在地里看呢？母亲便瞪我说：万一哪天贼来了，将西瓜全都偷走了，岂不是这一年都白辛苦了？
母亲说的万一，只在别人家的西瓜地里，偶尔出现过。据说是一些夏天里闲得无聊的小孩子，非要弄出点事来，给村子里的人看看不可，于是便东游西逛地偷鸡摸狗，兼营偷了瓜去树林里逍遥。一旦他们被逮住了，道歉的从来都是大人，提着一篮子自家种的青菜，在夜色掩映下，摸至被偷人家的门口，讪讪地赔着笑，在拉家常的时候，将自己龟孙儿子办的丑事给狠骂一通。那被偷的看在同村的分儿上，也就不计前嫌，临走，还朝那菜篮子里，放上一个沙瓤的大西瓜，西瓜还是从自家井里刚刚提上来的，冰镇的一般，每个细胞里都透着清凉劲。只是笑脸送出去后，被偷的人家的孩子或者女人，总免不了愤愤嘟囔：偷一个，再拿一个，这买卖真合算！男人们厌烦这样叽叽歪歪的小肚鸡肠，回身呵斥：闲着没事，看瓜去！不至于为了一个西瓜，撕破了脸！
西瓜被一车一车地拉着去集市上卖的时候，很少会有人再将防贼当成看瓜的重点。那时候的瓜地，渐渐变得空旷，露出了泥土的颜色，而田地中间星星点点的甜瓜，更是显得落寞和孤独。瓜蔓开始失去了昔日的水分，变得枯黄。周围的玉米地，慢慢地茂密，风一吹过，便传来哗哗的声响，好像是一条无边的河流，在夏日的黄昏里流淌。父亲和母亲去卖瓜还没有回来，我希望他们的地排车里，不是空着回来的，至少会给我带回点漂亮的小玩意儿，文具或者衣服，什么都行。可惜，他们总是想不到我，地排车里放着的，不是农药化肥或者农具之类的，便是没有卖完被拉回来的西瓜。姐姐似乎很少关心这些，她要忙着在父母回家之前，将玉米糊涂粥烧好，再从生了很多蛆虫的咸菜缸里，捞一个咸菜疙瘩出来，切好了放在盘子里。一切都准备好了，这才去西瓜地里替我回家。
不管我在瓜地里做了什么，总会被姐姐呵斥，似乎我做什么都不对。假如我在瓜棚下睡着了，她会直接将我拽起来，连一点梦的尾巴都不给我留，就凶巴巴地催我回家。我猜想她是怕父母回来后，因为瓜没有卖出去多少，而心情太差，骂她做的饭难吃，所以才提前焦虑烦恼，以至于需要将心底的惧怕，统统都输送给我，才能觉得安稳。
有能干的姐姐在，我永远都不用担心父母会骂到我。所以也就不怎么搭理姐姐的呵斥，只白一眼她，慢吞吞走出了瓜地。
太阳已经快要落下地平线了，整个村庄都笼罩在薄薄的青烟和夕阳之中。一切都是安静的，连狗叫也没有。我一个人孤独地走在田间的小路上，看着自己的影子滑过一个一个饱满的玉米。哑巴女人的声音，在远处的某个地方啊啊地传来。不知是在与人争执，还是在向人描述着什么。一只羊咩咩叫着在地边上吃草，谁家的狗忽然间受了惊吓一样，叫了起来。
我一块田地一块田地走过，看到村子里所有的西瓜地，原来都与我们家的一样，变得空荡起来，好像被洗劫过后的战场，或者被人偷袭过的家园。有些忧伤，还有失落。我想起瓜棚也很快就要拆了，我养的蚂蚱，大约会在某个清凉的夜里，悄无声息地溜走。而等到瓜棚的四个柱子拔掉，地面重新成为田地的垄沟，完全看不出我曾经在某个夜晚，躺在瓜棚下看向天空的痕迹。
我知道，最后一个有些寡淡的西瓜吃后，热闹的夏天，也就快要过去了。
腊 条
腊条在乡下，更常用的名字是“条子”，专门供编筐所用。父亲是十里八乡数得着的“职业编筐人”，所以对于腊条，他也比任何人都更有发言权。在我还没有出生以前，父亲就去外乡拜师学艺，掌握了这门可以养活一家老小的手艺。而我们家的院子里，也成年累月地堆满了腊条，旧的编成了筐，新的又源源不断地通过卡车运进来。于是庭院里便总是有一股潮湿的新鲜的腊条的气息，好像，它们还在西坡的田野里，迎着细雨挺拔地向着天空生长。
秋天的时候，种植腊条的人家，早早地就跟父亲联系好，定在某一天，用大卡车将一年编筐所需的腊条，全拉了来。父亲是村里唯一一个懂得编各式“条货”的人，当然，别家的男人偶尔也会编个筐啊篮啊，应付一下日常所需，但是如果像样一些，拿得出手一些，看上去像个过日子的人家，还必须买父亲手里的条货。所以虽然编筐这门手艺，不能让我们家大富大贵，但至少可以补贴点零花钱。在暂时寻不到别的更合适的行当之前，父亲也就像种庄稼一样，一年年地收购满院子的腊条，并在反复地风干、水泡之后，才开始让这些腊条，派上编筐的用场。
差不多，新的腊条要存放半年，父亲才会将它们挑选出来使用。这是父亲的第二职业，基本上，只要忙完地里的活计，他就会在院子里打扫出一片空地，而后将编筐的工具一一摆出来，开始像蚂蚁一样勤奋地工作。事实上，我很怕认真编筐时的父亲，所以在讨要学费或者零花钱的时候，我会等着他忙完了，将所有腊条都收好，再把麦秸秆做成的草苫子盖上去，并喝完了一杯茶，才小心翼翼地说出我的恳求来。否则，我在父亲正用斧子用力地将一根比拇指还粗的腊条，砸进编了一半的筐里去的时候，或者一脸青筋地将一根腊条压到脖子下，又用粗糙的大手，去扳另外一根的时候，忽然间将学校要交钱的不幸消息说出来，我得到的或许不是钱，而是一声疲惫的怒吼，一阵让人恐惧的沉默，或者，更可怕的，是父亲顺手扔下正在编的苹果筐，操起手头一根粗壮有力的腊条，朝我抽过来。我立刻会吓得连跑的力气都没有了，好像被孙悟空给定住了的可怜的妖怪，除非被母亲跑过来拦阻，我没有任何办法逃得掉这场腊条的惩罚。
所以我并不喜欢满院子的腊条，尽管它们可以换来我需要的学费，喜欢吃的油条，和漂亮的衣服。但我又拿它们完全没有办法，只能接受别人家的孩子被父母拿笤帚疙瘩打的时候，我却不得不被腊条狠抽的“悲惨命运”。
不过我还是佩服父亲，学啥像啥，但凡经过他的手，那些腊条就全都变得温顺起来，想让它们怎么舞蹈就怎么舞蹈，甚至可以像柳条一样柔软无骨。他不仅仅会编小巧美观的粪箕子、驮筐、粪筐、苹果篓子、提篮、篱笆，还会一个人完成两三米高的庞然大物——酒海。冬天，村里的女人们热火朝天地忙着编席子，父亲则将腊条娴熟地掌控在双手之中。只不过，这时候父亲的战场，变成了室内。
室内当然因此变得很是拥挤。就连我写作业，都没了阵地，只能搬到昏暗的卧室里，打开电灯，或者点上蜡烛，奋笔疾书。透过房间的窗户，我可以看到父亲的影子，落在墙壁上。那影子夹杂在舞动的腊条之中，虽然瘦削，却有不怒而威的力量感。我觉得父亲即便是老了，也一定像粗壮的腊条一样，嗖的一声抽下去，就在水泥地上留下一条深深的印记。腊条在灯下的堂屋里，明显有些施展不开手脚，于是它们时而碰到了灯泡，让满屋子都是飞旋的人影；时而落在水缸的沿壁上，发出清脆又寂寥的响声；时而将绳条上的毛巾，给扯了下来，又甩到了洗脸盆里。父亲尽力地收拢它们的“手脚”，但无奈腊条太长，而房间又太小，总也无法使它们驯服。母亲大约也觉得自己碍脚，收拾完家务后，就悄无声息地躲到隔壁房间里去做针线活。于是整个堂屋的灯下，就只剩了父亲一个人。他会打开收音机，听单田芳的评书，一场听完了，一个驮筐，也就编完了三分之一。母亲这时候才走出来，收拾父亲折腾出的满地狼藉。我侧耳倾听，院子里静悄悄的，夜色笼罩了日间所有的喧哗。干冷的天气里，一切都被冻住了，并泛着惨白的霜。只有父亲的咳嗽声，一下下地撞击着夜色的边沿。
冬季漫长无边，母亲自然也不会闲着，几乎每天她都会帮父亲用特制的劈腊条的工具，将一根腊条，从根部劈成两根或者三根。新劈开的腊条，泛着新鲜的白色的光泽，似乎还能看到它们在田地里沐风栉雨的生机姿态。父亲总会将劈开的腊条和无须劈开的，合理地编进篓筐里去，让成品看起来色彩丰富又不凌乱。每根腊条的根部，都会被削尖了，方便插入到士兵一样排好方队的腊条队伍里去。母亲做起这些来，俨然是父亲最好的学徒工，熟练到无须父亲开口，就能完成他所有的要求，知道今天要编的驮筐或者粪箕子，大概需要多少根腊条，其中有多少是粗的，可以用来打底或者作为“顶梁柱”，又有多少，是血管一样细细游走在驮筐的身体里的。因此他们一个编筐，一个修剪，配合得非常默契；平日经常争吵的两个人，唯独在这件事上，从未有过矛盾。父亲将编筐当成艺术品一样去打理，母亲也恰好将其看成织毛衣或者纳鞋底一样的细活，所以基于同样的态度，两个人便有了“打败天下无敌手”的同心协力的作战姿态。
这看上去颇有些动人的姿态，让我在冬天会觉得日子不那么难熬。甚至有时听见父母轻声絮叨着的家长里短，炖着白豆腐的锅里，发出的咕咚咕咚的响声，或者母亲帮父亲用力扳着腊条时，喉咙里发出的轻微的使劲的声音时，我还会觉得感动。那一刻，我完全原谅了父亲拿着一根腊条，将我和姐姐追得满院子跑时的冷酷无情。我的脸微微发烫，好像炉火太旺了。窗外是静寂无人的冰天雪地，而房间里的一切，却被燃烧得近乎透明的炭，给烤得像一块炉底的馒头，一口咬下去，酥脆松软，不由得你不欢天喜地起来。
可是春天一到，房间里就变得空荡荡了，父亲转而将编筐的阵地，移到院子里去。院子里什么都有，鸡啊鸭啊鹅啊，尚未围栏的小猪啊，它们跑来跑去的，将空气搅得热气腾腾的。它们还会在腊条上拉上一泡屎，让正在编筐的父亲，扬起一根腊条，照准了抽下去，顿时庭院里更有了鸡飞狗跳的热闹。春天的阳光暖洋洋的，父亲很快热得满头大汗，脱了毛衣，直接穿一件外套，轻松地让腊条在手里翻飞。墙头上站着几只鸡，精神抖擞地检阅着春天里的一切，那长了鲜亮鸡冠的公鸡，时不时地就仰起脖子来，响亮地鸣叫一声，直惊得窝里卧着下蛋的母鸡，打了一下哆嗦。父亲在这样慵懒的春光里，便有微醺后的小快乐，十指翻飞中，还不忘停下喝一杯茉莉花茶，并哼起一整个冬天他都不曾哼唱过的《南泥湾》：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父亲这样唱着的时候，母亲则在一旁挑拣苗条秀气的腊条，她还细心地将每一根腊条，都用抹布擦拭干净。父亲并不问母亲要做什么，因为他早就知道她想要一个漂亮精巧的菜筐了。现在用的菜筐，因时日长久，早已黯淡无光，这让希望日子过得更洁净精致一些的母亲，觉得心头不畅。事实上，她已经给父亲提过好几次了，可是父亲只忙着挣钱的粪箕子啊驮筐啊酒海啊篮子啊篓子啊，对于自家的家什，却是不怎么上心。但墙角一株桃树上绽满的明亮的花朵，却让粗糙的父亲，跟母亲达成了一致，只是他什么也不说，母亲也不说。两个人就这样在暖意融融的春光里，悄无声息地各忙各的，直到母亲整理好了编菜筐大致需要的腊条，并将它们单独用绳子捆好，立在墙角，这才去做午饭。而父亲呢，也将正编的驮筐放在一旁，抱过母亲整理好的腊条来，他并不问母亲需要什么样式的菜筐，他对此自信满满。
母亲将饭做好的时候，父亲的菜筐，也基本有了雏形。母亲于是笑嘻嘻地摆好饭菜，再用锡壶烫上二两小酒，然后便响亮地叫我：去，喊你爹吃饭，让他歇歇，下午再编。我站在屋门口，想，母亲真麻烦，明明这句话，院子里的父亲早就听到了的，还非要让我再啰唆一遍；不就是一个菜篮子嘛，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地做三菜一汤吗？可是，我知道母亲是开心的，而父亲，也一脸好脾气的样子，于是我也跟着在这浓郁的春天里，快乐起来，并冲着院子里的父亲高喊：爹，吃饭啦！
父亲接下为酒厂编一批酒海的任务之后，便没有了春天里的闲散。夏日天长，父亲总是凌晨五点多钟，就起床开始编酒海。那时热气还没有升腾，空气中是好闻的青草的味道。母亲打扫过的庭院里，有不知叫什么的小虫子，留下细长诡异的印记，我始终没有猜出那是什么虫子的足迹，但却觉得像蛇。我猜想父亲在挖编织酒海的大坑的时候，一定也挖出过蛇来。父亲当然是不怕蛇的，在我的眼里，他似乎什么都不惧怕，他能用腊条编出直径两米高达三米的圆柱形酒海来，他的性格里，也就注入了腊条的坚硬与粗粝。腊条当然还是柔韧的，有百折不断的质地，可是父亲却很少有温柔的时刻。我怕父亲的铁砂掌，更怕他随时会扬起来抽打在我身上的腊条。
忙于酒海任务的父亲，因为疲惫，脾气也变得坏了起来。我和姐姐于是在院子里玩的时候，就小心翼翼的。我玩荡秋千，姐姐则玩弹珠，这样的游戏，都不会弄出多大的声响来，也便不会打扰到院墙外在蝉鸣声中流汗编酒海的父亲。就连母亲晨起打扫院子，也是轻手轻脚的，我躺在床上，只听得到笤帚在地面上发出的唰唰唰的声音。除此之外，整个世界都是悄无声息的，大街上叫卖馒头或者红豆腐和白豆腐的小贩，也还没有来。窗户上落了一层微薄的光，太阳还躲在某个地方酣睡。我知道这是父亲编酒海的最好时候，空气清爽得像是秋天，或者被河水清洗过了，透着沁人的凉意。我闭上眼睛，想着，趁父亲还没有发脾气，再睡一会儿懒觉吧。
可是等白天快要过去了，村民们也有了闲空，跑来看父亲编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并顺带捎上一个粪箕子或者驮筐回去的时候，浑身累得散架一样的父亲，就在乡邻讨价还价的琐碎中，不耐烦起来。可是他又不能冲别人发脾气，于是便在人走之后，故意找茬。有时母亲会忍让着他，有时，好强的她，会跟他顶一两句嘴，也有时候，他们两个人就毫无缘由地吵起来，而且越吵越凶，终于各自操起了家伙。母亲拿笤帚疙瘩扔过去砸中了父亲的头，父亲则拿起一根编酒海用的最粗的腊条，朝着母亲乱抽。有那么一两次，还抽在了我的脸上，我立刻感觉到火辣辣的疼。我终于对大呼小叫嚷嚷着要杀掉母亲的父亲，生出了恐惧，于是便在三三两两来看热闹的混乱的人群中，像一只被主人嫌弃的猫，悄悄地溜出了家门。
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这让我觉得无家可归一样，并不是多么羞耻，因为，没有人会注意到黑暗中行走的我，更没有人会故意提高了嗓门，不怀好意地问我，脸上究竟怎么烙下了伤痕。
我就这样沿着安静的玉米地，漫无边际地走着，直到我在一片苹果园旁停下来。看守的小屋里，有微弱的灯光透出，一只狗听见了我的声响，汪汪地叫起来。然后是一束强烈刺眼的手电筒的光线，照在了我的脸上。我抬起手，遮挡住眼睛，却还是被看守苹果园的女人，给窥去了所有的秘密。
“这么晚，还出来，是爹娘吵架了吧？瞧，这脸上是腊条子抽的吧？你爹下手可真狠！”
我没有回答这个女人一个字，扭头就朝原路跑回去。我跑了究竟有多久呢，我也不知道，只听见村子里有女人在沿街呼唤他们的孩子回家。我侧耳细细听着，终究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
我的鼻子里，酸酸的；却是忍着，像一根倔强的腊条，一声不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