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研讨会在京举办
集合《收获》主编程永新数十年编辑生涯笔墨，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个人的文学史》，自2018年7月出版以来不仅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业内也受到不少赞誉。
1月4日上午，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举行，多位文学界大咖来到现场。
见证名作诞生现场
《一个人的文学史》里谈到了很多文学生产的内幕，这些内容很难在别的书里看到。
白烨：《一个人的文学史》里提到很多的名家长篇是怎么修改的，写得很细。最有意思的是王朔，谈他怎么把《五花肉》改成《顽主》，这一改把作品的神韵风格都点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文学史》讲了很多文学生产和文学编辑的内幕，这个是我们在别的书里看不到的。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收获》几代人如何去组织好的作品、如何跟作者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并且提出非常专业的意见。其实我很意外，因为程永新给人的感觉有时候是桀骜不驯的，但他对作品充满了一种感恩和谦逊的姿态，在书信里也高度评价了作家们的文学素质和文学追求。这一点让我深受感动，甚至改变了我对程永新的看法，他做得真是太好了。
王尧：我觉得《一个人的文学史》有一个非常大的意义，就是它还原了文学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有叙事性的，而不是简单的论述，这种写法我觉得特别重要。所以我想很多年以后，这本书的意义都是值得肯定和期待的。时间越长，它的价值越大。我觉得这本书是不可替代的，它可能会在很长时间里，都对我们的阅读和文学史的写作有很大的影响，它将文学史的原生态呈现出来。我特别赞赏和肯定永新的这样一种姿态，和写作的方式。
梁鸿：《一个人的文学史》里大部分的信件都提到了作家的修改和作品生成的过程，其实这也是当代文学如何成为现代面貌的证明。不管是先锋文学还是现实主义，编辑是非常重要的参与力量，我们一直注意到刊物的力量非常大，甚至是修改了作家写作的轨道，这种修改跟编辑个人的力量及其对刊物的影响，都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个人”整个儿地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修改了文学的生成。另外，为什么很多作家的文本，有刊物的味道，其实也是值得思考的。
作家的私密画像
《一个人的文学史》中收录了大量程永新和作家间的通信，这些通信让今天的文学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更近距离地看到作家。
阎连科：在看这些书信的时候，能看到每个作家给程永新写信的口气是什么样的，谁是装的，谁是放开的，谁是拿捏的，就可以通过文字一一分析，非常有意思。通过他们在这些文字中所表现出来的、和程永新的关系，你可以看到一个作家的性格。其实大家揣摩这些事情，我觉得远远比《顽主》改名这个事情有意思得多。
李宏伟：我的感受其实更偏向于是一个“人”的文学史，我读到的还是“人”。我与程永新老师作品里展现的文学现场是隔代的，所以对从前“文学史”的了解，基本上是从文本或者从规定的文学史上学到的。但是，这本书里有一些非常鲜活的内容，比如马原在有封信里说自己写了一首好诗：
“当我自想是写出好诗的时候，我真要抖起来，哼哼小调。可不是在发头条的时候。我的《星期六扑克》是一首绝唱，不信你出声音地读两遍！只要两遍就够了，足够。然后我将飘飘然等待上海诗人晓城（程永新写诗的笔名，编者注。）的赞赏。”
寥寥几个字，就把马原的形象展现得非常精彩。
李洱：80年代时作家和编辑的交往，跟现在不一样，因为当时的编辑确实掌握一个作家的命运。具体到《一个人的文学史》，我觉得这本书非常重要。如果说需要补充，我希望每一封信后面不只有程老师的话，还应该还有作家的回忆。比如当时我写的《导师死了》，这本书就改了很多次，程老师请我去上海的时候，我就住在华师大宿舍里面，期间格非来了，他每天看着我怎么改。有一次他突然跟我说，我给你改一个词，你把“亮堂“改成“敞亮”，接着调侃说：你说我是不是一字之师？后来，程老师把稿子退给我的时候，也让我加了很多话，提醒我注意小说的节奏。从我的经历来说，给《收获》写稿，给程永新老师写稿，会让一个作家不断地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被忽略的编辑
新时期的文学，不仅仅是作家的功劳，另外还有编辑家、翻译家的功劳，结合起来才是整体。
白烨：我觉得今天的会既是《一个人的文学史》这本书的研讨，同时也是我们从一种独特的角度、对改革开放40周年的梳理和纪念。因为文学的40年里，有两种人我们通常会把他们忽略掉，第一是编辑家，文学编辑的作用经常会被忽视，第二就是文学翻译。我觉得新时期的文学，不仅仅是作家的功劳。作家是主功，另外还有编辑家、翻译家的功劳，结合起来才是整体。
贺绍俊：程永新对于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他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主义传统。80年代创造出这个新的传统时，程永新是直接的参与者、推动者。《一个人的文学史》这么特别的表述方式，能够让我们看到现代主义传统的艰难酝酿，它的过程可以由诸多的细节加以描写。
我们现在强调，现代主义文学传统是很重要的，80年代正是它的开创期，从《一个人的文学史》里可以看到当时的参与者们，包括程永新、还有这些先锋作家，他们的目标是很清楚的，就像余华的一封信中所说：我们是在“显示出一种力量，一种异端的力量”。因为现代主义文学传统，它就是从反叛现实主义的姿态中，来开始他们的创造。
程光炜：像程永新老师这样一流的编辑，很多都在若干年退休了以后，开始做作家传记。或者他的子女、研究者会来找到他们，会把他的书信、日记拿出来。从考古的角度讲，这实际上是一次发掘，第一次发掘。而第二次发掘，就是他要去找一些旁证来印证，比如这个日记有没有作伪，通信是不是修改过，这样一点点去追溯。那时候我们做80年代的先锋文学，就特别缺乏这样的一手材料，我觉得《一个人的文学史》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感谢永新这样的编辑。
“重写”文学史
《一个人的文学史》打破了教科书文学史的写作，真正地带读者进入由程永新建构的文学史现场。
陈福民：我们所有的文学教育和文学生态，已经形成一个“文学史教材+作家作品”的模式，这个模式被大家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但是这样的话，如果地方文学史的概念只有一百年，就等于文学史也才有一百年？中国文学拥有2000年的历史，有“文学史”的说法只有一百年，可是这“一百年”蒙蔽了作家，认为那就是全部的生活和实质性的内容，这是严重的错觉。
李敬泽：我们的文学史特别需要像《一个人的文学史》这样的逻辑。新时期文学到现在不过40年，就这40年里就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刻板定见。我们往往先规范一个“剧本”，再生成一个文学第一手现场的认识。然而第一手的现场认识和最终“剧本”之间其实是存在很大争议的，在这个争议中，我们不光可以看到文学的历史和文学的风尚是怎么形成的，同时，也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思想精神史，这使得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新的话题。
陈晓明：永新拿出这样一部《一个人的文学史》，对我们写文学史和教文学史的人，都是一种非常大的震动。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对已有的文学史观点提出了挑战。所谓“重写文学史”，反复强调的就是要有新的文学史观念。但我们从来没有在活生生的历史现场中，去感受文学史、重写文学史。
另一方面，《一个人的文学史》对我们的中国文学史提出一个警示，“一个人的文学史”是一个概念、一个观念，也是一个立场和一种文学史的态度。我们过去的文学史分成两种，一种是观念的文学史，一种是集体的文学史，以往我们都不敢说一个人的文学史。我觉得永新打着这么一个旗号，表达文学史的态度，是非常可贵的，对我们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的写作都提供了一种非常有力的态度，这也是我们不应该遗忘的一种态度。
贺绍俊：《一个人的文学史》和我们习惯的文学史叙述截然不同，粗看像是单纯地为读者提供历史文献资料。《一个人的文学史》首先是一种历史的直观呈现，但同时它也是在用文献材料直观地建构起文学史大厦。假如把我们常见的文学史写作，看作是用规范的材料建构的大厦，那么程永新文学史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是用最原始的材料来建构的。它不对原始材料进行处理，仅仅对文学史大厦的内部建构做了处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既是一个人的文学史，又是很多人的文学史，因为它保留了历史丰富性的同时，也没有用其自身的历史观去对处理历史，而是保留了这种丰富性。当我们进入到由程永新建构的文学史现场时，会惊叹于这本书的实用性。同时，今后人们进行文学史叙事时，会发现他们绕不开这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