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导读：

母亲据说是日本投降撤退时被遗弃的日本孩子。从执拗地嫁给少了一只胳膊的父亲从而得以住进去那处老房子，到分别经历弟弟、父亲去世的那些伤心事，再到如今房子面临拆迁，她都始终顽固地守护着它。直到这一天，那院子里挖出骨殖，“我”才意识那种了梨树的院子原来可能是个墓园。而这就是母亲守护一生的原因吗？当一个人被强行斫断了根系，他如何在这个不确定的现世维系自己呢？

 

春天来了，带上茶水和三明治，我又到北陵来，与梨花约会。梨花开在大梨树的枝头，大梨树在北陵公园靠东面的林子里，游人一般不来这儿，要从一条不起眼的小土路拐进去走六七分钟，在林子深处。梨树花期很短，我在记事本上写着花开的日子，每年都来写生，可谓一年一次的秘约。从来没人买我梨花。一般人更愿意为牡丹买单，花开富贵，喜庆，吉利。梅、兰、竹、菊一直受欢迎，迎春、荷花也行，适合公共场合，寓意好。梨花不行。梨，离。不吉利吧。白纸白花，难画。通常我用灰色的底子做背景。永恒的灰色，永远不过时，带着一点淡淡的忧伤，还有低调的优雅。我喜欢。每年春天，我都要来看一看这棵大梨树，像看望一个亲爱的人。认真画几幅梨花，收起来，有时间挂出来自己瞧瞧、看看。大梨树附近是榆、槐，还有我说不清名称的一些灌木。树干粗壮的梨树任性地站在路边，覆盖了很大一块面积，不知道是陵园方面有意栽培，还是自己野蛮生长出来的。这么茂盛的一棵大梨树，这么一树蓬蓬勃勃雪白的梨花，在我生活的这座北方城市，真是难得一见。我甚至不愿意告诉别人这里有这么一棵大梨树，害怕游人的探访破坏这里的清静。一个人，仰望一树雪白的梨花，与带着暗香的梨花对视，把几天后就可能被春风、春雨凋零了的自然之美挽留在纸上，真好。

林子里很静。虫子不多，还听不到鸣叫。树叶嫩小，没成气候。只有春风微拂。这会儿的风很温柔，正与花朵们耳鬓厮磨。树上的梨花朵朵开到纸上。不知道过了多久，清静被破坏了。破坏清静的不是游人、不是风，是手机铃声。家里人知道我出来写生，一般不会给我打电话。第一串声音，我没理睬。眼下手机骚扰电话太多，不是理财、放贷就是卖房子、装修房子的，烦得很。铃声很快又响起来，顽强、固执，在静静的林子里格外刺耳，令我扫兴。看一眼来电显示，却不得不接。电话号是座机，区号是老家的。妈妈独自一人在那里。万一有什么情况呢。最好别有什么情况。这个电话得接。心里慌乱，热汗很快淌下来。春风吹凉了热汗，粘在皮肤上，一点不爽。也许，真应该去看看医生了。感觉是心脏不好呵。

电话里是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请问是程丹青吗？你好，你是沈秋霞老人的女儿吧？这两天还要麻烦你到拆迁办来一下，关于你母亲的房子。你们家老人太固执了，需要你们晚辈继续做工作。对，越快越好。别人家都签字了，很多人家都搬走了。她一个老人家，孤零零一个人，住在一个黑咚咚、路灯断了电的地方，也不安全是不？”

又是拆迁。拆迁这事进行至少三四年了，户口早就冻结，时而传说动迁，时而又说没钱暂时不动了。这回是动真格的了？电话那端的陌生女人绵里藏针。话不多，细思极恐。白楼一带水泥窄路本来就多年失修，路灯断了电，走路很危险。更何况妈妈已经有了白内障。还没到必须手术的程度，但视力很受影响。万一出点什么事情，譬如有人强拆，故意伤害房主，连个证人都难找到。网上流传的一些视频、段子让我不能不提高警惕。这位女士应该是新来的，不是头几次打电话的那个中年男人。声音听上去年轻，但很老辣。

老家的房子，妈妈一个人住在那儿。那里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妈妈自从和我爸结婚就一直住在那儿，中间几次有机会换更大些的房子，她不愿意动地方，不愿意搬家。她说离不开经营了多少年的小花园。我倒是从来不反对那里拆迁，我一直在做妈妈的工作，但爸爸去世后房本改成她的名字，她不签字我没办法。妈妈总是把户口本、房本看得死死的，就像我小时候她看着家里的粮本、粮票、煤证、豆腐票、白糖票、布票。我真不知道她把房本藏在哪个角落。那片房子拆得越快越好呵。拆得太晚了。拆迁了妈妈无处可去，就可以离开老家，搬过来跟我一起住，免得我惦记。因为妈妈不肯离开老房子，我得经常开两个小时车往回跑，三天两头打电话问候妈妈，还要提心吊胆面对随时可能接到的任何来自家乡的陌生号码。那些陌生号码个个都像无名陷阱，也许表示妈妈走路摔了被路人送去医院，也许表示妈妈有了另外更严重的什么问题。因为不在她身边，我脑子里经常浮现她出了什么事情的幻觉，并经常为此心慌。最怕来自家乡区号的电话，不得不接的也是来自家乡号码的电话。我有时候觉得，自己近来心脏不好，可能就是被那些电话吓的。

老家的房子，比我妈妈年纪还老，一楼的下水道经常堵塞，冬天暖气温吞吞刚不拔手，住户们多少年来因为室内温度不达标投诉。卫生间三家十几口人公用，空间窄小，早晨、晚上要排队，用起来极不方便。积垢多年的厕所，散发着无法躲避的骚臭，难闻的气味一年四季往屋子里钻，妈妈燃了各种香也不能完全遮蔽。洗浴要去外面的公共澡堂。每次回家，我都极其矛盾。既必须回去又不情愿回去。虽然在这里长大，但我不再能忍受落后的卫生设施，我已经习惯了早晚各洗一次澡，在独属于我一个人的卧室浴房里，泡上香草浴盐放松，或者去外面消费更高的地方洗SPA，以水疗整理心情。现如今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去外面无论公出还是旅游，住的房间通常都带独立卫生间，很少还有十几个人共用的吧？通常我捏着鼻子在家住一两个晚上就忍不下去要往自己小家跑。各种不放心，各种充满了离奇色彩的丰富想象，很快我又得再跑回来。周而复始，高速公路过路费和汽油钱不计其数。干净了一辈子的妈妈坚持住在条件很差的老房子，真让我无法理解。在我妈妈眼里，她住的是天底下最好的房子吧。金窝银窝不如她的老窝。我先生买了别墅，我们自己家住了两层楼，条件比这个六户人家共住的老旧两层楼好了不知多少，冬天不冷，夏天不热，还有一个三百平方米的花园，家务事有钟点工打理。我一遍遍把iPad里的别墅照片给她看，把给她准备好的房间给她看，她脸贴近屏幕，手摸屏幕上的房子、花园，不断感叹“好好好”，但就是不肯搬过来，甚至连每天上门三两个小时的钟点工都不接受，你们说我该怎么办？

妈妈一直住着的那一带老房子，在我老家，大家习惯了叫白楼。白楼是伪满时期日本人建的工房。所谓白楼，是相对红楼而言。红楼建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三层红砖罩面，斜坡瓦顶，有暖气、上下水、独立卫生间，据说是当年与苏联交好时的中苏友谊楼。红楼一共二十栋，在其建成的1953年，这种条件的住宅楼在全国范围都算不错吧，多少人眼红，羡慕不已。专业技术人员、转业军人从五湖四海来到冰天雪地的东北山沟，为了多采矿石、多炼钢铁。我现在生活的城市，没拆迁改造前的铁西工人村和皇姑三台子飞机厂这一带，每次走到这些地方我都倍感亲切，这里的红砖楼跟我老家的红楼一模一样，建成的年代应该也差不多。红楼是我老家矿区当年条件最好的房子，至今看上去仍旧徐娘半老，有一种跟新房子不一样的韵致。与红楼隔了一条铁道的白楼，外墙其实不白，准确说是灰白，更准确说就是水泥罩面。这一片住宅，一共三十栋，都是二层小楼，一般楼上住三家，楼下住三家，楼上楼下各一个窄小的卫生间，每一层三户人家共用。八十年多前，这里是本地的高级住宅。当年在这里看管采矿场的日本人和一些伪满高级管理人员，就住在这些有上下水的水泥罩面房子里。白楼的房龄，比红楼要长十年，也许多了将近二十年？我没查到准确的资料，不乱讲。地理位置上，白楼更好，距东面的采矿场更远。距离远意味着晃动小，安全性更好。在矿区，我小的时候，地面晃动是常态，那不是来自大自然的地震，通常意味着采矿场扩大开采面，又打眼放炮了。我们这些在矿区长大的孩子，从小就习惯了二三级地震的晃动。长白山余脉向辽东半岛甩出了一串不够高大的小山，一般只有海拔两三百米，山肚子里却富含铁矿石。这一带类似的矿山还有四五座。曾经海拔两百八十米高、绿树覆盖的青山，我老家这座号称亚洲最大的露天铁矿，经过百年开采，经过无数次火药崩炸，如今采矿场已经深入到海拔负二百多将近负三百米。地球表面被层层剥开，炸出了大坑，大卡车年复一年往外运送着矿石。小时候上学工课，工宣队带我们参观矿山，从采矿场的最高处俯瞰，深入地下的矿坑像一个倒置的金字塔，又像伸向地心的灰色梯田。别处的盘山路都是绕着山脉走，我老家矿坑里的盘山路伸向地层深处。经过初选的铁矿石运往市区内的钢厂，最后炼成的钢铁，如果制成铁轨，老家的矿山人自豪地说，能绕地球十圈。百年老矿，开采于1916年，1945年日本人逃跑时就已经把山头削平，跟地面平行了。地下矿脉还能开采多少年？我不知道。如果我爸还活着，他肯定知道，毕竟他是采矿工程师。

我妈妈不愿意搬走固然有她的理由，但影响了整个棚户区改造的搬迁进程，做钉子户，这不好。我得做她工作。我们至少不能做最后一户搬走的吧。

过去几年的事实证明，劝我妈在动迁合同上签字，从老房子搬离，比我在纸上画梨花难得多呀。

自从接了陌生女人电话，眼前的梨花好像变了颜色，不再像我刚来时那么雪白。我知道这可能是光线变强的缘故，但更可能是我走神了。这一树梨花让我想起老家院子里的梨花。院子里的南果梨树，有我爸、我妈的故事，承载着辛酸的家史。我是不是应该在房子拆迁之前回去，画一画那两棵梨树呢？至少要多拍几张照片吧。将来房子拆掉，再也看不见那两棵树了。我们家的梨树也已经很老了，树干上长了树瘤，结的果实越来越少，不再像当年那样果实满枝，让邻居们羡慕。靠南面的那棵梨树，头几年开始生虫子，每年结的果实手指头数得过来。居委会曾经来人，说要帮我们家把生虫子的那棵梨树锯掉，被我妈妈严辞拒绝了。所以，即使不拆迁，这两棵树说不定哪天也会自己死去。我真应该画一画。

这想法让我分神。我一边收拾画架子、折叠凳，一边给我先生打电话，告诉他我马上要回老家。他在那边担心我：“这么急？不能等周末我陪你一起回去？”

我先生已经过了正常退休年龄，但公司是自己家的，儿子还在美国读书，不可能回来接班，他暂时退不下来，还得为挣钱继续多操心。挣钱在我看来不是容易事，所以但凡能不麻烦他，我都自己来。

“不能。这就得走。”

万一妈妈今晚出了什么事情呢？黑灯瞎火地摔一下怎么办？这样的念头让我心慌，身上马上又出了一层汗。

我心里清楚，这么多年过去，妈妈心里对我先生这个女婿仍旧没有完全接受。她从来没有明白说出来为什么，最大的可能是嫌我先生比我大了十五岁呗。还有，就是他有过婚史。当年妈妈为了把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为了城镇户口有粮本、粮票，委屈自己嫁给只有一条胳膊的我爸，她肯定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在婚姻上再受委屈，但她不理解我嫁给一个年纪大的男人正是因为不想自己受委屈。我想画自己喜欢的东西，不用为是否卖钱、能不能开画展或者得奖委屈自己。所以我爱上了一个有钱而且还热爱艺术同时也热爱艺术家的男人。我和我先生是在一个展览上认识的，展览上有我的两幅画作，而他恰好喜欢上其中的一幅风景。用他的话说：超级喜欢。他想收藏那幅画。他通过熟人找到我，握手时我感觉他的手掌粗壮有力，像吃过苦的劳动人民的手。我对能吃苦的人有一种天生的信任感，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能吃苦的人。嫁给一个年长自己并且能吃苦的人，这辈子也许自己会少吃些苦。我跟妈妈说过无数次这个想法，她就是不理解。所谓代沟，在我和妈妈身上确实存在。

我知道我先生其实也从来不愿意陪我回去住那间浸着厕所味的老房子，每次回去他都是看我的面子，在考虑我的感受。所以，这一次，我还是自己开车回去吧。

我妈向来固执。对待女婿如此，在搬迁这件事上当钉子户，也就不奇怪。我一直在想，这跟她可能是日本孩子有关吗？在我们老家，老一辈的人，管那些日本战败逃跑时丢下的孩子叫日本孩子。我妈妈是日本孩子。更准确说，我妈是我姥姥、姥爷认为的日本孩子。这在我们老家那儿好像不是什么新闻。但我是十五岁那年才知道的。那年姥姥急性阑尾炎手术住院，我和妈妈轮流去医院陪护。那是姥姥平生头一次住院手术。她生我那三个舅舅都是在家里土炕上，村子里的接生婆替代了医生。我姥姥从麻醉中清醒过来，身体一定非常难受。她可能认为自己快不行了，趁病房里只有我和她，小声告诉我：“丹青，姥姥现在告诉你，你妈是日本孩子，她不是我亲生女儿，是我捡来的。姥姥还告诉你，你肯定是沈秋霞的女儿，我看着她在产房生的你。”

术后姥姥发烧，我以为她是在说胡话。等她病好了出院，我小心翼翼问她为什么说我妈是日本孩子，她先是愣着，大概忘记了自己说过这方面的话，很快就把话说开了：“你这么大了，告诉你也无妨。你妈确实是我们捡来的，她自己知道，她懂事的时候我就告诉她了。我们没隐瞒她。”

“姥姥，您怎么知道我妈是日本孩子？”

“怎么知道的？那年不是八一五光复吗，鬼子兵打了败仗，矿上的日本人带着家属也都往外跑，兵荒马乱的，咱们的护矿队把铁轨毁了，阻止日本人往外运送贵重东西。铁路停运，全靠汽车。听说撤退的车辆有限，想挤上去很难，有的日本爹妈只能顾自己，就把带不走的大东西和小孩子丢下了，小女孩儿更多些。日本人也重男轻女呀。有的爹妈给孩子留下了身份信息或者信物，有写下日本家庭地址的，有留下首饰、和服腰带什么的，也有的可能走得匆忙，什么都没留下。丹青，姥姥跟你讲，咱们东北人，即使在那个年月，在我们这一带，也没有故意丢下孩子不要的。除了光复那一阵子，也没听说谁家捡过孩子。咱们这儿的人，从山东、河北闯关东来的多，坐地户管我们这些移民来的叫山东棒子、唐山老呔儿。村子里谁老家来客了，家家都知道，想瞒都瞒不过去。伪满那会儿有保长，更不可能生人来了村里人不知道的。你妈妈丢的时候白白胖胖的，一看就胎里足，平时吃得好，生活条件不错。那时候你姥爷在矿上做工，砸矿石挣钱养家，我们刚结婚，你舅他们还没出生呢。我去白楼那边给人家送苞米，约好了送完苞米等你姥爷下工一起回家。我们往家走时，已经是傍晚，就在老火车站站房那儿，看见一群人围着说话，近前一看，一个小丫头片子哇哇哭，我和你姥爷听不明白她讲什么。那个小丫头就是你妈。我和你姥爷核计半天，孩子挺可怜的，没人要我们就抱回家吧。万一将来孩子爹妈找来了，再还给人家。管她是哪国、谁家孩子呢，怎么也是一条命。矿上很多老人知道你妈是我们捡的。那时候捡到日本孩子的不光我们，这一带六七家肯定有，在整个东三省，捡到日本孩子的不稀奇。我们这儿被收留、收养的孩子，头些年民政部门帮着陆续联系上日本家人，差不多都走了，最晚走的是1976年去了大阪的菅野一雄，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一年唐山大地震，他们是在地震以后走的。菅野一雄中国名叫冯鸿章，跟你爸在一个工段待过。你管他叫冯叔？对，就是那个人。他把老婆孩子都带回日本了，回日本之前把他养父母送进了敬老院。他养父母老冯头、老冯太太年轻时住在葫芦岛，他们一辈子没生育，只带大了他一个孩子。冯鸿章走了他们挺伤心的，那也没办法，人家本来就是日本孩子，日本爹妈当年丢下孩子肯定也是没办法，做父母的没有舍得扔下自己孩子的，将来你自己有了孩子你就知道了。那些年我们一直很纳闷儿，你妈为什么从来没人来找？我和你姥爷把你妈妈的情况跟民政部门汇报过很多次，公社、区里、市里，我们都去找过。可是一直没人来找她。我们估摸，她家里人肯定早就没了，要不然哪个当爹妈的心能那么狠，丢了孩子不找？听说当年日本人逃跑时，路上也死了不少人的，丢下你妈妈的那对父母没准儿也在路上没了。我们捡到你妈妈时，她穿的衣服跟咱们中国孩子一样，她身上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作身份证明，民政部门说这种情况日本政府不承认，所以你妈就回不了日本，到现在她也不知道自己亲爹亲妈到底是谁。你看看，你妈妈是不是也挺可怜？所以你平时要更懂事，别惹你妈妈生气，多帮你妈妈干活。你妈妈不容易，再说你哥哥又出了这档子事。日本国承不承认咱不管，姥姥告诉你，我和你姥爷都敢肯定，你妈妈一定是日本孩子。她那性格，怎么说呢，天生的，跟你那三个舅舅一点不一样，和咱们村里长大的姑娘们也不一样。你妈妈身上有一股子狠劲儿、倔劲儿。就说当年跟你爸搞对象这事，尽管你爸念过北京钢铁学院，有文化，还有城镇户口，但他只有一条胳膊、一只手呀，一个外来户，南方人，个头也就跟你妈一样高，说话咵了吧唧的，爹妈都不在身边，过日子一点忙帮不上，一般姑娘谁肯嫁给他？就你妈敢，一点不犹豫，我和你姥爷不愿意也没用。嫁了你爸，还怂恿你爸要白楼的房子，你爸因为是工伤，又是大学生，要房子时有点加分优先条件，可以在红楼要一个单间，当时红楼是红眼楼，一般年轻职工住不上。现成的红楼新房子你妈不要，非要去住白楼，跟我们说的是白楼虽然旧，但有两个小房间，将来有了孩子方便住，还说什么白楼的房子是一楼，有个西边的院子可以种菜，相当于涨工资了。那年月大家不富裕，都饿怕了，有一疙瘩地种，当然是好事。但我琢磨着，有院子种菜不是最重要的理由，她骨子里肯定认为白楼以前住的是日本人，她对那个地方亲。”自从姥姥跟我把话挑明了，她说起我妈当年的事情滔滔不绝——

“你妈嫁给你爸是1962年正月。你小，可能不知道那一年是什么情况。挨饿呀，死了不少人。我们这些住在村里的吃的也供不上溜，你那三个舅舅正是如狼似虎长身体的年龄，那时候我最愁的事情就是进灶房做饭。没有粮食，缺油少糖，我手再巧有什么用？！话说，你妈当年，急急忙忙就嫁过去了。从冯鸿章他爸老冯头腊月里到我们家来提亲，到你妈嫁过去，你爸、你妈认识不到一个月。你妈懂事、心善。跟你爸一分钱彩礼没要。临走头天晚上，她悄悄跟我说：妈，我嫁过去，还能给家里省点口粮。我弟他们不能再饿下去了。以后我能省下点油、糖什么的及时给你们送回来，别影响我弟他们长个头。你妈就是这么说的，当时我心里那个不是滋味呀。那时候城镇户口每个月有固定的口粮，有几斤大米、白面，还有固定的三两豆油。我们住在农村的就没准了，全看头一年大队收成怎么样，种没种油料作物，队里能留下多少。说良心话，我和你姥爷对你妈一直不错，真是当亲生的看待。她一个姑娘家，胃口不大，我们家差的不是她一个人的口粮。我们只有她一个闺女，拿她当大小姐养着的。家里这么多张嘴的情况下，我们一直供她念完高中。大学是她自己没考上。她真考上了，我们也会想办法供她。砸锅卖铁也能供她。那个时候高中生也非常稀罕呢，她高中毕业回来，队里让她当了会计，她干得挺好，从来没出过差错。就是在结婚找对象这件事情上，她很执拗，左邻右舍介绍了七八个，没一个她看上的，连当兵的她也不去相看。她年纪一天天大了起来，我和你姥爷都急得不行。也不知道怎么她一下子就看上你爸了。嫁给你爸，转成城镇户口，大队不能让她当会计拿工分了，大家还感觉挺可惜的呢。”

后来的事情，不用姥姥讲，我渐渐回忆起来很多。我妈妈念过高中，在矿区的妇女中算高学历、文化人，又因为嫁了工伤的我爸，按工伤人员家属优待条例安排工作，在矿山小学当老师，专教刚入学的一年级小豆包。我哥和我，一年级的班主任都是我妈妈。

自从姥姥透露我妈妈是日本孩子，我开始处处留心妈妈。我妈妈爱干净，无论什么时候，家里总要收拾得干干净净，从我有记忆起，她一年四季总在洗刷刷。夏天还好，衣服单薄，晾在我家院子里很快就干了。冬天，自来水冰手，房间里暖气不够热，衣服干得慢。那时候我们做饭已经用上了罐装液化气，但用来烧热水洗东西还是舍不得。每到快过年时，浆洗被褥是一件艰巨的家务，经常要折腾到大半夜。哗哗的洗衣声伴我入梦。这种事情，别人家爸爸多少能帮上忙，而我们家爸爸只有一条胳膊、一只手，我和哥哥年纪尚小，也帮不上忙，就只靠妈妈一个人在操劳。一年四季，妈妈每周都要带我们去澡堂子洗两次澡，风雨无阻。我们小时候她带我和哥哥一起去女澡堂。爸爸带哥哥洗澡实在不方便。作为一个南方人，他本来也不喜欢到大澡堂子洗澡。他说他刚上大学那会儿，对北方人大家伙儿脱光了赤裸在一起洗澡极为惊讶，非常不习惯。爸爸说他们车间里有专供工人洗澡的地方，工友们下班以后通常把自己洗干净了再回家。有更勤快的，会把工作服也都洗了。但爸爸总是把工作服拿回来交给妈妈，因为他自己没法洗衣服。哥哥四岁那年夏天，女澡堂不让他进了，他只能跟爸爸去男澡堂，在那之前，妈妈已经教会他自己脱换衣服、简单搓洗。日本人留下来的老澡堂，男澡堂我没进去过，不知道什么样子，女澡堂里，水泥砌的大、小两个池子，大池子里水温高，通常泡着上了岁数不怕烫的老太太。小池子水温相对不那么烫人，是年轻人和小孩子泡澡的地方。幼小的孩子是在木桶里泡澡的。澡堂子里永远充满了热气腾腾的水蒸汽，脱得光赤溜的大人、小孩在里面挤来挤去，地面湿滑，经常有淘气乱跑的小孩摔倒，哭声在赤裸的人缝间绕来绕去，回响在整个澡堂里。我小时候，整个矿区能够让家属洗澡的公共浴池只有这一个，所以澡堂里永远拥挤不堪。老澡堂子保留了一部分日本人洗浴的习惯，有木桶，还有木屐，我们习惯把木屐叫趿拉板。趿拉板只有大人没有小孩的，妈妈穿上趿拉板摇摇摆摆，跟她平时走路的姿式大不一样。我们和妈妈一般先在不太烫的那个热水池子里泡，然后要到喷水淋浴那边去抢占位置，洗头、冲洗身子。每次妈妈都亲自给我和我哥哥搓背，她的手非常有劲道，给我们搓背时，下手很重，恨不得把我们身上的表皮搓下来一层，洗完澡后一两天，我身上皮肤总是火辣辣的。我哥小时候不爱搓澡，每当轮到他时，他总挣扎着跑开，然后又被我妈妈牢牢地抓住。哥哥的笑点在腋窝底下，我妈妈用手胳肢他的腋窝，他身子笑软了，就老实不跑了。买澡票要花钱，再没有像我妈妈这么频繁带孩子去洗澡的。我妈妈不舍得给自己买雪花膏擦脸，为洗澡花钱不吝啬。

澡堂子在白楼的南面。回想起来，大概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妈带我去澡堂子，那天下大雨，我和妈妈共打一把油伞，大雨点潲到我们身上，把衣服打湿了。我嘟囔：“妈妈咱们等天晴了再去洗澡呗。”我妈说：“下雨天人少，池子里水干净，多好。”妈妈还说：“咱们就这么走呵走呵，先往南走，再往东走，就能走到老家。”我后来猜想，她所说的老家，会不会就是她心目中的日本国呢？我长大后有了方位感，知道姥姥家其实在白楼的北面偏西，跟南和东不挨边。

我妈妈可能是日本孩子。知道这事以后，直到上大学之前，我没敢正面问她。我把姥姥透露给我的秘密埋在心里。我总是偷偷观察妈妈。我怕她再伤心。妈妈已经伤心过一次，因为我哥。我哥比我只大一岁，生于1963年，属兔。他长得跟妈妈很像。我长得更像我爸。有一阵风靡日本电影，同学认识我妈妈的都说她长得像《追捕》里的真由美，长得像妈妈的我哥你们就能想象他什么样了吧。他的皮肤像我爸，江浙一带人的那种白。我哥从小身体不大好，软弱，爱生病。我妈说他胎里不足，怀他的时候缺营养，没吃到什么好东西。妈妈生我哥，坐月子时一共吃了十个鸡蛋，还是我姥姥走遍全村淘到的。没吃到好东西不是我爸舍不得，不是姥姥姥爷舍不得，是真没有。我爸说：“要是在老家就好了，老家到处是河汊子，小鱼小虾多的是，吃了补钙。我们老家男孩子很多从小就到水里练游泳。游泳是最好的锻炼方式了。我从小就能下河摸鱼捉虾，小鱼小虾烧出来味道也不错。”我哥可能是听了我爸说的这话，开始跃跃欲试学游泳。在我们老家，那时候没有室内游泳馆。到现在其实也没有。可以游泳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生活区与矿区之间的小河。发源自千山山脉的小河水流很小，在南方长大的我爸眼里那就是小溪，不配叫河。河水一般只能没到脚面，只有七八月份发大水时小孩子才可以在里面扑腾起来。胆子大的男孩子一般是去矿上的尾矿坝玩水。矿山往地下开采时，矿坑里会积下很多水，一般都用水泵抽出来，排到专门的地方。尾矿坝那里的水曾经很深很深，深不见底，我爸说十多米是有的。矿区的男孩子，胆子大些的，夏天就会结伙到那里去游泳。我哥小，不会游泳，跟着一帮大孩子去那里学。他们在尾矿坝附近找废弃的枕木或者旧的汽车轮胎当救生圈。记得那几年暑假，我哥每次回家我妈总要用指甲挠他皮肤。邻居志强妈妈说，洗野澡的孩子，在水里泡时间长了，身上的皮肤用指甲挠就会出现白印。志强妈妈每年夏天总是用这个办法检查他家里的三个儿子。每次我妈检查时，我哥身上都没有白印，不知道是志强妈妈说的没道理，还是我哥采取了什么措施。只有一次，我哥胳膊、腿上蹭了很多黑油，明显是从废枕木上蹭到的。那种黑油，其实是沥清，只有用汽油才能洗掉。我哥一定是没及时找到汽油，就把自己暴露了。私自去尾矿坝玩水、游泳，这还了得？不知道那地方危险吗？年年淹死人不知道吗？！

我哥被我爸打得嗷嗷叫，满屋子乱跑。我爸用一只右手，挥舞家里的鸡毛掸子抽打我哥，打在衣服、皮肉上，声音响亮。我爸很少打我哥，打一次就打得惊天动地。我哥哭着告饶，说他不了，以后再也不去了。但他说话不算数。他要是说话算数多好！

第二年夏天，我哥死在尾矿坝。淹死的。听说找到他时，他身上缠满了水草。我和妈妈，都没能亲眼看见那样的场面。爸爸死拦着不让我们去看，我妈妈哭哑了嗓子他也不动摇。你们不能去！我不让你们去！

那一年，我哥十二，小学刚毕业，马上就要成中学生了。那一年是1975年，我十一岁。第二年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地震过后，菅野一雄——我爸的同事，我冯叔，带领全家回了日本。如果我妈早一些被承认是日本孩子，我们也许跟着妈妈去了日本的大阪或者什么地方，那样也许我哥他就还能活着呢。后来他会考上什么样的大学呢？他会像我爸爸一样学工科，当一个高级工程师吗？这种胡乱想象，总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成为我心中无法治愈的痛。现在，被姥姥姥爷捡回来的我妈妈仍旧生活在矿区，她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我姥姥认为她是日本孩子没什么用，日本政府听不到她的话。她的所谓证据，人家不承认。我姥姥一直说，日本人凭着妈妈没穿日本衣裳就不承认她是日本孩子没道理，是刁难人，故意打赖。那些准备逃跑的日本人，明知道途中可能遇到很多情况，为了安全，给小孩子换上中国孩子穿的衣裳，是一种保护。连他们大人都可能穿上中国衣裳呢。日本政府连这么一点常识都没有吗？

我妈妈真可怜，她这辈子，不知道自己的准确生年。姥姥曾说，我妈妈的年龄和生日都不准，只能说是大概齐。他们从老火车站把我妈抱回家时，我妈看上去三四岁的样子，问她几岁了，她先说日本话，看我姥姥我姥爷好像听不懂，又改说中国话。她说她三岁多。再问她生日哪天，她不吱声。姓什么呢？还是小丫头的我妈妈说了句日本话，我姥姥姥爷都听不懂，也没记住发音。他们说回村以后再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再不说话了，嘴巴闭得牢牢的。我姥姥姥爷说，我妈妈到他们家头几年，有时候一天不说一句话。能说一句的话不说两句。很多年之后的现在，我妈妈一句日本话都不会说了，也记不得一丁点自己的日本名字。她甚至不记得自己会说日本话。她在矿山小学教算术，也教语文。当年在学校读书时，她学的外语是俄语。七十多岁了，如今她还能用俄语流利背诵高尔基的《海燕》。

姥姥他们捡到我妈妈时，正值秋天，晚霞满天，红彤彤的，他们给她起了个名字叫秋霞，把捡到她那天当了她生日。姥姥他们当年找民政部门帮我妈妈寻亲、找日本爹妈时，跟人家说我妈妈小时候会说日本话。民政部门说，日本厚生省不会把这个当证据的，因为伪满时日本人搞奴化教育，很多中国小孩子也得学说日本话。不光小孩子，那时候的大人，会说几句日本话、甚至能跟日本人简单对话也不稀奇。

哥哥的死，对我爸我妈打击巨大。他们俩开始不停吵架。以前他们不吵。我妈性格刚毅，说话却总是很温柔，算是外柔内刚那种女人吧。我认为她对我爸其实挺崇拜的，嫁给我爸不简单因为可以转成城镇户口。我爸有文化，念过大学，而且是在首都北京念过大学，不得了。我妈自己没考上大学，她崇拜念过大学的人。我哥死了，我妈把原因归结为我爸说过男孩子应该会游泳，我爸如果没说过这样的话，也许她的儿子就不会去学游泳。从此她跟我爸说话经常发火，高声大嗓。半夜三更的，从他们的房间经常传出我妈哭闹的声音。她的声音经常从高亢到嘶哑低沉。在我考上大学离开家之前。那是我们家的黑暗时期。考上大学以后，我长出一口气，逃一样离开了家，离开了经常吵架的他们。

哥哥去世的第二年，妈妈开始在院子里种向日葵。每年种十二棵，因为我哥是十二岁那年没的。我哥爱吃葵花子，嗑瓜子技术超级一流，一颗瓜子扔进嘴里，靠牙和舌头就可以完成破皮、吃瓤、吐皮的过程，根本不用再上手，我清楚记得他的门牙因为嗑瓜子嗑出了小豁口。我们小的时候，葵花子是好玩意儿、奢侈品。但凡油料作物，当时都非常稀缺。大豆、葵花子、花生、芝麻都是好东西。香。比今天的肯德基、麦当劳招小孩子稀罕。我哥哥不知道从哪儿淘来瓜子，每次把瓜子带回家、从兜里往外掏东西时的得意样子，我现在还能想起来。上小学的时候我们还在院子里种过蓖麻。学校布置任务，每个人都得上交一些蓖麻籽，小学生也要支持国家航空事业。家里没有院子的同学羡慕我和哥哥，他们要到很远的农村亲戚家才能找到蓖麻籽。我哥去世以后，我们家不再种蓖麻，改种向日葵。我不止一次听见妈妈对着向日葵嘀咕：“千里，妈给你种毛嗑儿，让你吃个够。”在我们东北土话里，葵花子又叫毛嗑儿，有一种说法是因为老毛子爱嗑这种瓜子。老毛子是从前我们对苏联人的称呼。对着向日葵说话的妈妈让我害怕，让我想到她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我总是离开她，让自己听不见她的嘀咕，看不见她的表情。

我哥去世两年以后，高考恢复了。哥哥程千里的意外去世，妈和爸经常吵架，无形中成了我考大学的动力。我得从这里逃出去。逃离夺去我爸一条胳膊、夺去我哥性命的山沟，到城市去。逃离这个因为吵架而十分压抑的家。我爸重男轻女，但他支持我离开往外闯：“丹青，你要考大学。”妈妈也鼓励我：“闺女，你得考大学。你现在有机会考大学多好。”1981年，我考上省城的美术学院，这在我们生活的矿区，是一桩大新闻。矿区不乏念过大学的人，我爸就是北京钢铁学院毕业的，跟他脚前脚后来到矿山的还有一批大学生、中专生。我高中的老师里还有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当然，听说那个复旦毕业的数学孙老师是右派，如果不是被打成右派，作为上海人的他也不会屈尊来到我们这样的山沟里。我们矿区“文化大革命”前毕业的老大学生里，像我爸这种，读的大部分都是非常实用的采矿专业，矿区孩子读美术学院学画画的，我是头一个。在选择专业这件事情上，我一辈子感谢妈妈。爸爸认为女孩子当医生很好，救死扶伤，年纪越大越受人尊重。妈妈却说：“你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我从小爱画画，妈妈省吃俭用给我买纸、买笔、买颜料，从来不在我信手涂鸦时喊我去做家务活。我决定学美术以后，她甚至给我请了“文革”前美术学院毕业的吴老师，辅导我画素描，为我后来考上美术学院打下了坚实基础。这样的妈妈，左邻右舍里，我的妈妈是唯一的。我妈妈是有文化、有独立见解的人，我真为她骄傲。

高速公路上，风很大。路两边的田野仍旧一片苍茫。这一带是水田，过阵子要种水稻，现在还没开始插秧。气候原因，东北的庄稼比南方种植要晚，大地上见到成片绿色的庄稼，还得些日子呢。我一路开车，一路想着家里的陈年往事。担心自己精神溜号开车不安全，到井泉服务区，我拐进去买了杯咖啡提神。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给妈妈打电话。历史的经验告诉我，如果回家的话，不能提前给她打电话，不得不打时，也要把时间缩到最短，否则她会一直站到路边等我。一想到她眼神不好、白发苍苍，宁可站在楼门口眼巴巴等我回家，也不肯到我身边、跟我一起住大房子，我心里说不出来的滋味儿。妈妈，这是为什么呀？

又半个多小时，钢厂的高炉群出现在高速公路左前方。天空上方开始混沌，钢厂一带明显有排放物。从达道弯路口下了高速，我轻车熟路，放慢速度，穿过热闹的城市，半小时后顺利抵达矿区。采矿场就在前面不远了。先到达采矿场下面的那片颜色已经不新鲜了的红楼，穿过铁路桥，就到白楼了。铁路桥西面三百多米远的老火车站房，就是我姥姥说她当年捡到我妈妈的地方。

白楼的罩面，已经很多年没有维修过，一些房子外墙的水泥已经大块脱落，看上去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千疮百孔。画画或者摄影，倒是很有画面感。本是灰白色的水泥墙面，风和雨、雪画出了人工不能复制的抽象图案。我们家在整个楼群的最西边，再往西走，就是山坡，山坡上是旱地，一般年景都种植玉米。我们家厨房窗户的西面，院子里夏天金色的向日葵，跟大田里的绿苞米，还有南果梨树上的绿色果子，颜色对比鲜明，真是好看。现在是初春，山坡上的大田已经起垅，但仍是泥土本色，玉米苗还没冒出来，而我家的院子里，梨花还在开吗？上次回来时梨花还是花苞呢。在整个白楼住宅区，院子里有南果梨树的，只有我们一家。当年我同学没来过我家的，告诉他们“有南果梨树的那个院子”，他们就能顺利找到。

南果梨树是我爸亲手栽下的，用他的一只右手。我爸跟我妈结婚时，应该不知道我妈是日本孩子。日本人当年掠走了无数矿石，日本人当年在这里飞扬跋扈，中国人反而是二等公民，所以我妈可能是日本孩子这事，并不光彩。至少不值得炫耀。我爸是外来户，年轻人不了解本地的复杂历史，不可能长这么多心眼，给他提亲的老冯头隐瞒了我妈妈的来历，我姥姥、姥爷也没告诉他。据说我爸知道我妈妈的身世传说还是从冯鸿章那里。冯叔酒喝多了，说漏了嘴。他们是一个工段的。冯叔比我妈妈年纪小，他被父母遗弃时还在襁褓里，他父母在襁褓里放了一条和服腰带，写下了一个日本大阪的地址，这成了他后来寻亲成功的重要线索。听说他找到日本家人的时间并不晚，但因为迟迟不肯在自愿放弃家族遗产的法律文件上签字，一直没办回日本的手续。1976年，他们家的三个孩子都在矿山小学读书，未来肯定还要上矿山中学。矿山中学的教学质量显然不能让冯叔一家满意。那时候高考还没有恢复，中学毕业生要上山下乡当农民。矿区的孩子野蛮生长，男孩子打架斗殴常见，冯叔家的大儿子就是个打架大王。我爸说冯叔为了把孩子们带回日本上学，不得不签了放弃继承财产的字据。据说冯叔在大阪有好几个战后出生的弟弟，日本家庭习俗，家族财产通常要传给长子，而他这个长子如果不放弃继承权，那几个日本弟弟不欢迎他回去。传说如此，不知真假。

不知道我妈妈的身世对我爸和她的生活有什么确切的影响。我妈妈说，她这辈子只去过一次我爸爸的泰兴老家。我认为这不合常理。这算不算影响呢？

我爸只在他们刚结婚时带妈妈回去过一次。我一直认为我爸重男轻女，他带他的新娘子回过一次老家，带我哥回过三次，却一次不带我。我爸回南方老家看爷爷、奶奶不带我去，我哭闹时，妈妈这样安慰我：“火车票太贵了，不去就不去吧。往返一次车票够你和你哥过年做新衣服了。你爸回来给咱们带好吃的就行。省下的火车票钱妈妈给你买炉果、买蛋糕。”我妈在吃上从来不惯我，这种说话方式不是她一贯风格。后来我慢慢懂得了，她这是在安慰我，也是在安慰她自己。我爸老家在江苏泰兴，因为没去过，我去图书馆找地理书，好奇地查找过资料。那里离样板戏《沙家浜》里郭建光养病的那个阳澄湖好像不算远，跟我们这样的东北山沟相比，也算鱼米之乡吧？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郭建光是这么唱的。泰兴有个黄桥镇，当地最有名的吃食是黄桥烧饼。当年新四军在那里打过日本兵。日本兵在那里杀过中国人。我爸是不是为这个不带我妈回老家呢？我不知道。不能问。问了也许加深他们的矛盾呢。万一也许真是因为火车票很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