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重要时间节点上的浙江儿童文学研讨

2018年11月24－25日，改革开放40年与浙江儿童文学研讨会暨2018年浙江儿童文学年会在西子湖畔举行。晋杜娟、汤汤、方卫平、孙建江、吴其南、周锐、李建树、谢华以及近百名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山东和浙江本地的儿童文学作家、学者、出版人、期刊主编参加了会议。高洪波、艾伟和任溶溶、金波、海飞、张之路等发来贺词贺信。

会议现场

浙江省作家协会秘书长晋杜娟在致辞中谈到，此次会议既是对改革开放40年来浙江儿童文学发展成就的回顾总结，更是对新时代儿童文学发展的深入研探。浙江儿童文学实力强劲，希望广大作家、学者、编辑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按照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要求，处理好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为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少年儿童奉献更多更精彩的文学作品。

浙江儿童文学在中国儿童文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在贺信中寄语：“为儿童文学的浙军喝彩！40年童心熠熠，40年初心不改。40年兵强马又壮。40年春风化雨来。衷心希望‘改革开放40年与浙江儿童文学研讨会暨2018年浙江儿童文学年会’开成风味独殊，风景独好的会议。”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艾伟发来书面致辞：“在浙江文学的大家庭中，儿童文学无疑是值得赞美和骄傲的。你们的作品收获了一代一代孩子们的喜爱，同时得到了一次次全国奖项的认证。在儿童文学创委会年会召开之际，我要对所有儿童文学作家、批评家和编辑家表达由衷的敬意。谢谢你们为孩子们写作。儿童文学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超过任何一种文体，因为你们的作品可能是孩子们人生中第一堂文学课。你们因此怀有更为重大的责任，让一个孩子在生命的最初，通过你们的作品，懂得人之为人的美德，让他们懂得勇气、荣誉、希望、尊严、同情与牺牲精神。衷心祝福每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写出你们的得意之作，希望你们永远保持童心，保持孩提时代旺盛的好奇心和想像力，希望你们是《皇帝新装》里的那个孩子，向世界指出某些荒谬的境遇。一个人的观念和行为总是连结着他长期的教化、处境和个人生命感觉，一些习焉不察的生活惯性常常会蒙蔽我们的内心，因此你们要格外小心，希望你们有力量回到最本真的状态，通过你们的写作让孩子们懂得生命的自由和奇迹。祝年会圆满，谢谢你们。”

96岁高寿、文化大家任溶溶发来祝贺：“祝贺浙江儿童文学年会召开，希望再创辉煌！”著作儿童文学作家金波在贺信中表示：“值此浙江省儿童文学年会召开之际，我以愉快幸福的心情向你们表示祝贺！你们的一年一度的年会，已经成为总结和展望的聚会，也是一次值得关注的聚会。我羡慕你们，羡慕你们所取得的成果，羡慕你们瞭望的远方，羡慕你们温暖的儿童文学情怀。浙江是儿童文学的大省，也是我的朋友较多的地方。在我的心目中，老中青的朋友都是有情怀的朋友。有情怀，就像一位智者，懂得大千世界，特别是懂得儿童，记得童年，一生向儿童心悦诚服地致敬，心中有一片澄明的天地。改革开放的40年，给我们带来了敞开的心扉，思考着变革，激励着儿童文学创作，在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呼之欲出的形象、色彩和声音，和儿童一起寻美、向善、求真！祝贺年会圆满成功！祝愿朋友创作丰收！”童书出版家海飞发来贺词：“儿文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浙江来。”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在贺信中说：“想起浙江，就想起那些儿童文学编辑朋友，那些评论家朋友，还有作家朋友们。改革开放40年，我们都是亲历者，同时我们也都是感恩者，也正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相识，我们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我们创作出了孩子们喜爱的作品。改革开放40年，浙江的儿童文学工作者为少年儿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会议由大会主题报告和专题讨论两部分组成。应邀作大会主题报告的有学者吴其南《儿童文学是一种什么样的事业》、方卫平《如何书写和塑造更好的童年》、杜传坤《中国当代儿童文学40年》、胡丽娜《童年感觉与幼儿文学创作》，作家周锐《影响我的儿童文学创作的六个人的六句话》、汤汤《阅读对我写作灵感的启发》、顾抒《童心——森林里的一朵小花》、小河丁丁《白居易与周作人——文脉的找寻》、王路《情感与性，儿童文学需要新的突破和尝试》，编辑冯臻《被悬置的童年——当下短篇儿童小说扫描》、谢倩霓《改稿的前世今身》、冷林蔚《我们期待中的儿童文学——杂志编辑手记》、楼倩《浅谈新时期儿童文学出版的三大趋势》等。专题讨论分“儿童文学创作和阅读”、“儿童文学出版和传播”和“儿童文学理论和批评”三个专题进行。

学者孙建江作研讨总结。

儿童文学作家要警惕“伪童年”书写

浙江文学占据了现代文学的大半壁江山，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儿童文学发展版图中，浙江儿童文学亦是极具分量，文脉相承，不绝如缕，在新时代里，必将攀登上新的高峰。与会的作家学者回顾了40年来浙江儿童文学取得的成就，更以高屋建瓴的视角，再度审视儿童文学的地位和作用，直指当下儿童文学存在的“伪童年”缺陷，对如何进行“好的童年书写”，提出了开放性的尖锐的意见。

儿童文学理论家吴其南直言不讳地表示：儿童文学是一项什么样的事业？很多人说高尚，幸福，可也有人说“儿童文学是一项总体败坏的事业”，说这话的不是别人，而是大名鼎鼎的儿童文学理论家佩里•诺德曼。当人们用礼仪、用自己选定的文化知识规范儿童的言语行为时，自然将这些规约赋予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塑造了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思维。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童年”“儿童”都是作家建构出来的，作家所以要建构这样的童年、儿童，不光是为儿童的，也是为成人自己的。成人根据自己的想象创设的标准的童年版本。创设当然不是无中生有，每种标准的童年版本中都包含了儿童自身的依据，但主导建构这些标准童年版本的毕竟都是成人，建构这些童年版本的目的与其说是为儿童的，不如说是为成年自己的，为社会的，即将儿童建构成社会和成人需要的人。真正的儿童心理学、教育学是到启蒙运动时期才进入人们的视野的。如将“纯真”作为一个标准的童年版本，人们一般都是出于善意，以为自己是从儿童出发，尊重儿童，把握了儿童自身的特点的。我们看不到这一认识后面的隐含的成人，看不见后面隐含的意识形态。重要的是这种误判中包含着合理性。将纯真作为童年的典型特征、并以此作为校正成人社会的社会良方固然偏颇，但儿童没有深入地进入社会，没有涉及太多的人际关系，心灵较为单纯，却又是事实。特别是礼仪、知识文化一类社会规约、社会经验人生经验，是人们长期生活经验的总结，其中无疑包含了相当多的合理部分。至于那些主要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现代思维，则更多的反映着文化发展的方向，只要不将其推向极端，对成长的作用应是积极的，和儿童思维中的积极部分也不一定都形成矛盾。

吴其南指出：为儿童写作就是一项工作，和许许多多的工作一样，本身并不注定高尚或败坏，关键是看人们怎么做。长时间以来，人们或出于对儿童事业的重视或出于对一个易被人轻视的工作的敏感，把为儿童写作美好化；现在又有人倒过来，将儿童文学看作一项总体败坏的事业，两者都不正确。但比较而言，后者无疑更深刻一些。因为说这话的人多半是经过思考，有自己的想法的。事实可能也是这样。对此，所有从事儿童文学的人，特别是那些荣誉感强、对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较为在意因而特别喜欢自嗨的人，应该有足够的警惕。

儿童文学理论家方卫平借用了中国古代哲学“道”与“器”的概念，认为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涉及具体文本和创作方面的问题，属于“器”的层面的探讨。但是，儿童文学的所有书写、价值、社会意义，都离不开儿童文学哲学层面的思考，例如童年观、童年精神层面的探讨。这就是“道”。在欧美等国家，他们是把童年问题放在国家战略层面来看待的，放在文明建构的核心地位来看待的。童年对一个孩子的成长、对一个国家的未来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是不过份的。我们想要辨清儿童文学的发展方向，就不能不认真思考相关的童年观与童年精神问题。儿童文学中的童年主体意识，得到了空前的张扬和肯定。与传统的乖孩子、好孩子形象相比，今天童年的游戏和“玩”的天性，作为童年的权利，在儿童文学书写中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这对过去重教育轻娱乐的传统，是一个重要的反驳，成了真正为童年的作品。在这样一种书写中，儿童和成人的权利关系被颠倒，儿童不再简单接受承认成人给予的价值和判断、要求，而常常要表达自己真实的权利诉求。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今天的儿童意识也可能会滑落为一种伪童年本位意识，要警惕把儿童自我意识等同于儿童唯我意识，把儿童中心等同于儿童自我中心。虽然只是一两个字的差别，但其中的童年观和童年精神，可能谬以千里。所谓伪童年本位的儿童文学作品，表面上格外突出对童年游戏和娱乐生活的表现,对童年存在感与实践力的肯定,以及对儿童相对于成人的生活权力的张扬,但所有这些却是在一种狭隘、油滑、自我中心的童年姿态中得到表达的。我认为，在儿童文学书写中，在张扬童年的天性和特质的同时，保持一种纯真和良善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要思考，如何从儿童的主体建构向理想的儿童主体的建构拓进。当代儿童文学所关注和致力于表现的儿童主体,一方面是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儿童主体姿态的一种反映和表达,另一方面,也是对于未来生活中的儿童主体理想的一种想象和表现。

方卫平指出，作为儿童世界的守护者、引领者,作为儿童成长的文学陪伴者,儿童文学写作者们还有责任通过作品为儿童读者提供有关他们自我发展的理想图景。这理想不只来自儿童自己的愿望,也来自成人作家以其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深入的人生思考所得出的关于童年可能性的洞见。他以为,对于当代儿童文学的艺术发展而言,后者正是它所亟须的。

儿童文学评论家杜传坤通过向“文学性”回归、向“儿童性”回归、新世纪多元共存、众声喧哗中走向成熟和繁荣、何谓好的童年书写等四个角度，深入解构了儿童文学的历史定位和面临的隐忧，更对未来做出了展望。她认为，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儿童文学被定义为“教育儿童的文学”，到80年代展开对“教育工具论”的批判，提出针锋相对的“儿童文学是文学”，“教育性”问题是当代整个儿童文学都无法绕开的问题，它那么深刻地影响了一个时代儿童文学的精神气质与艺术品格。从世界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教育与娱乐、教育与审美的关系也是恒久的议题。好的儿童文学，必定也是好的文学，人们对于好文学的期望，也适用于儿童文学。好文学的标准集中体现于文学经典。她同样提到了“伪童真”的问题。她说：“当现代性所标榜的二元对立逐渐制度化，便会走入一个封闭的话语空间。以这样的对立来想象儿童及其童年，就可能在作品中将儿童或成人的世界‘他者化’来突出儿童与成人的差异性，从而拒斥共性与互融。无论是以成人的睿智理性来映衬儿童的幼稚无知，还是丑化成人形象而凸显儿童形象的美好，最终塑造出的概念化人物和‘伪童真’都会大大削弱儿童文学的艺术魅力，导致童年书写的单薄、失真以及同质化。每一种文学所建构的目标读者也将成为不同种类的，这势必会加剧不同年龄儿童的差异，从而使各个年龄段之间的过渡成为问题，由此导致我们必须去研究各种‘衔接’、‘桥梁’式的阅读。悖论是，逐渐分层细化的儿童文学在强调尊重差异的同时，却可能使孩子们变得越来越相同，或者说越来越‘同质化’，因为他们与同龄人在阅读同样的内容，而且会重复更年长儿童的阅读轨迹。更令人担忧的是，当儿童文学的特殊性被过度强调，它通过从内容到形式的独特媒介代码，将儿童与成人隔离在彼此的阅读场景之外，就可能把儿童文学变成“儿童惟一能阅读”的文学以及通常“只有儿童才阅读”的文学——前者表明儿童没有能力阅读“复杂深刻”的文学，后者意味着儿童文学简单贫乏无法吸引成人。”杜传坤建议：儿童文学只有超越儿童/成人之间简单的二元对立，关于生命、死亡、苦难、爱、文明等大主题才能理直气壮地延续，以艺术的方式去表现深度与厚度，与孩子分享大美、大爱、大智慧，也才能“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

与会的多家期刊主编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当下儿童文学创作面临的问题。

《儿童文学》主编冯臻表示当前儿童短篇小说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作品比较集中在表现留守儿童、贫瘠乡村的孩子、家庭残缺的孩子生活上，或者是挖掘作者自己的儿童时代的经历和童年经验，以乡愁的方式来书写童年。但是对当下童年生活却存在失语或者说疏离，将当下的童年悬置起来，与现在的孩子缺少生命经验的对接与交流。二是对童年的悬置，将童年视为“理想国”，在作品中童年只成为一种概念，或者说成了一种空中楼阁式的信仰。不少作家在创作中，对童年的理解仅仅停留在理念的层面，理想的层面，那么这并不是对童年的最佳的尊重方式，反而成了创作的惰性。童年的成长不是孤立的，更非是一个类似于真空的纯净世界，它始终与孩子无法把握的事物、同龄群体以及成人之间的冲突交织在一起，在这种冲突中寻求解决的途径，并获得自我生长的空间。理想的儿童文学，是成人与孩子之间对于这个世界理解的一种审美沟通。经由儿童文学的审美通道，将人之为人的核心价值以真实、正确、真诚的方式来实现儿童与成人之间的有效交往。单方面替孩子说话、帮孩子说话未必是就是儿童本位，就像蹲下来和孩子说话，这种俯就式的身体位置的变化，未必能真正达到了和孩子平等的状态。我们需要为孩子争取话语权，替孩子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也需要孩子对成人有丰富理解的可能性，相互尊重，平等互待，才具有实现代际之间的交往。

《十月少年文学》执行主编冷林蔚畅谈了对不同文学体裁的一点思考。她说：一位作家曾经说过“小说写小”，也就是小处着笔，意在言外，这是很有道理的，有时候一些作品过于追求情节性，人为制造跌宕起伏的情节而忽略了生活的真实，这是不可取的，小说真正的动人之处还是在于写情和写人。关于散文，目前有太多作品都是以成人的视角回忆童年的，这会让作品与读者产生隔膜，非常希望作者们能够在创作时回到童年，用孩童之眼看世界。童话创作方面，我们发现近几年作家们开始热衷于创作中国特色的幻想故事，深度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内容。在诗歌方面，我们希望突破传统童诗风格的限制，和世界童诗审美接轨，注重作品中的童心，童趣，注重诗意的有效传达。好的儿童文学的标准随着时代发展也会有所变化，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弥合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人为的鸿沟，希望在文学的名义下推出题材丰富、风格多样的适合儿童阅读的作品，希望儿童文学不是“只有儿童才会去读的文学”，而是“可以读一辈子的文学”。

从现实生活和历史文脉中汲取创作灵感

此次与会的作家中，既有周锐、李建树、李燕昌、谢华、张婴音这样在儿童文学耕耘一生的老作家、中年作家，也有汤汤、赵海虹、顾抒、小河丁丁、王路、毛芦芦、金旸、孙玉虎等勇于探索的新锐实力作家，他们在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时发现，当下的中国儿童文学的根深深扎根于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化历史血脉之中，浙江儿童文学从来不是独立发展的，或多或少受到了中外儿童文学乃至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作家们也对如何坚持守护童心的初心，以及对儿童文学未来的发展和突破，提出了新的展望和思考。

儿童文学作家汤汤提到了三个黑暗童话给她的创作灵感。它们分别是安徒生的《影子》、王尔德的《夜莺与玫瑰》、雅诺什的《我所有的小鸭子》。汤汤认为在安徒生的《影子》中，真实的美好的东西被忽视，被摧残，被毁灭，而虚假丑陋的东西却大行其道，快乐光鲜地招摇过市，安徒生几乎没有在故事里流露出一点对学者的同情和对影子的憎恨，他是冷静的，犀利的，嘲讽的，客观的，甚至有点冷酷无情的，读者在故事里几乎看不到一点光亮，一点温暖，和一点希望。安徒生为什么要这样写？一方面他敏锐地看到了世界和人性里阴暗、邪恶的一面，一方面他对这个不够美好的世界，内心充满了失望和悲伤，更重要的是，他写黑暗，是为了让我们正视黑暗，冷酷无情的叙述后面，是一颗炽热的心和一双流泪的眼睛。同时，如此黑暗，冷酷和悲伤的故事，安徒生偏偏不用忧伤的低沉的笔调去写，相反他写得轻松幽默好玩，甚至让你读得笑起来，两者形成极强的艺术张力，带来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和超凡魅力。安徒生把反讽的手法用到了最高明和纯熟的境界，给读者非同一般的阅读体验。而王尔德的《夜莺与玫瑰》简直是有点恶作剧地写下了悲惨的结局，彻底毁灭故事前半部分营造的美丽、纯洁、崇高、神圣、和悲怆的氛围。他让读者真真切切地看到，人们对待真爱的漠然和冷酷，人们对实际用处的追求远远高于对真爱的追求。王尔德说过，心是用来碎的，在这个世俗功利冷酷无情的世界里，一颗充满热烈的、纯洁的、真挚的爱的心灵，是早晚都会碎裂的么？他把爱写得那么珍贵，把为爱付出的过程写得那么惊心动魄震撼灵魂，然后，又仿佛漫不经心地让这一切都粉碎，都被车轮子压过去。他深知人世间的黑暗和残酷，深知爱的美丽和脆弱，他只是把最真实的一切呈现出来却让你惊愕不已罢了。他没有在文字里发出自己哪怕只有半句的感慨，他没有半个字主观的评价，世界就是这样的，人性就是这样的，他漫不经心地，又狠狠地刺痛你，让你从以往甜腻的童话里惊醒，他告诉你，生命是一个个悲剧，爱是一次次心碎。德国童话作家雅诺什的《我所有的小鸭子》将黑暗和明亮，残酷和温柔，欢乐和悲伤啊，生和死，幸与不幸，生命里的绝望，绝望里的希望，构筑了一种奇特的循环往复。

儿童文学作家周锐在创作道路上，同样受到中外经典文化作品的影响。他以生动风趣的语言，介绍了影响他的儿童文学创作的六个人的六句话。他说：“第一个人叫郑渊洁。1982年，郑渊洁作为北京《东方少年》的编辑到南京约稿，郑渊洁展示了他崭新的儿童观，并对我只敢写在本子上的童话习作说了六个字：‘你可以写童话。’第二个人是阿达。阿达看了我撰写的动画片剧本说：‘我们互相错过了。我是看到你作品里的新东西，而你看到的是以前动画片里的旧东西。’第三个人是梅子涵。我读了《女儿的故事》，挺羡慕他生活中居然有这么多有趣的真事可写，他反问一句：‘你怎么知道都是真的？’我才明白，看起来很像真事的那些描写其实是有真有假或者半真半假的，这对我后来写作《中国兔子德国草》挺有启发。第四个人是秦文君。我曾经问她：‘你为什么要重复自己呢？’她回答：‘等把这个系列写完，我会有新东西的。’我很有触动：儿童文学作家不能满足于出版和获奖，如果孩子没能得到你的奉献，岂不可悲？从那以后我也有了很受欢迎的系列作品。第五个人是彭懿。他介绍我看美国电视剧《越狱》。他说‘每一集的最后都是绝路，但永远能走得通。’这给了我信心，以后在创作中长篇时想个大框架就往下写，不怕写不下去。故事会自己发展，有时写着写着坏人就变成好人了。第六个人是汤汤，她总结出‘原来儿童文学里也可以有黑暗。’打开了我的创作思路。”

儿童文学作家小河丁丁则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自己的创作灵感。他从阅读沈从文、朱自清、徐自摩、戴望舒、曾祺、废名、契诃夫、泰戈尔等中外名家作品入手，一直读到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读到白居易妇孺皆读的诗歌。小河丁丁认为：民国这一代人的文章，都有经史子集的家底。从文言文到白话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是外表上的变化，骨子里有不变的东西，好比女大十八变，变成变去总还是这个人。用周作人的话来说，“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上世纪30年代，晚明小品形成了出版与阅读的风潮，那一代的文章家，包括鲁迅、林语堂、阿英、俞平伯、郁达夫、钱钟书等等，几乎没有不受影响的。所以我们看白话文大家，看他们那些简练优雅的作品，跟看明清小品，有一种相似的味道，那就是血脉未断。我们常说几千年中国文明没有断绝，从文学这个领域来说，几千年的中国文脉也没有断绝。

儿童文学评论家胡丽娜表示，自从当了妈妈之后，从儿童文学研究者转换到母亲的身份密切观察童年生命、进行幼儿文学阅读试验的时候，自己对儿童文学与现实功用，儿童文学的教育性等话题，对童年感觉如何在幼儿文学中进行传达有了新的感想。比如童谣和诗歌，这是孩子成长中特别容易受忽视且格外重要的文类。在和童年生命接触的每一天，她经常被童年触角的敏锐、细腻、惊奇所打动。在日常言行中，在孩子的自言自语中，看到了幼儿生命，以他的认真、纯粹不断在探究“世界为谁而存在”“我来自哪里”等试图用各种文学去表现和阐释的重要话题。孩子的不经意或自然的言语却是我们孜孜以求的“诗眼”，是我们所渴求的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那种“意思”和“意味”。但这一切，在孩子的生活中，却是如此自然，水到渠成的一句话而已。生活中的孩子也在不断通过发问来用他们自己的逻辑来解释和理解这个世界，这是一个童年生命在生活中所展现的一种童年感觉，我觉得这种童年感觉是很可贵的，是个案的，但又是普遍的。我很感叹，孩子远比我们大人要更认真投入地在生活。幼儿文学写作的追求或许也正在在这种既接近儿童的生命感觉和生活，又绝不仅停留于对生活的还原和描摹，而是在看似这些“无意思”的日常中写出“无意思之意思”，让幼儿文学亲切、自然中升腾出隽永恒久的意味，这或许也是理想的幼儿文学应该有的样子。

新时代期待新突破新变革

当下是个正处于激烈变革期的新时代，儿童文学本身也在剧烈变化和发展之中，与会的不少学者、作家、出版人、期刊主编对儿童文学的创作手法和题材如何响应时代，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让儿童文学探索新的传播渠道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儿童文学作家顾抒提到了在当今剧烈变化的、信息爆炸、纷繁复杂的年代，儿童文学作家和儿童文学守护童心的重要性。顾抒表示：保护一颗童心，在一个每一天都在剧烈变动的现代社会里是十分困难的事情。甚至连保护这个概念本身，也可能会变成一种过度的干扰，甚至伤害。今天的儿童面对的社会和昨天迥然不同。新生代的儿童从出生开始就默认了电子设备的存在，无数父母为了自己能喘口气，学会了用手机打发孩子。孩子们的童心不经意间被蒙上了一层消费主义和商业潮流的色彩。在这样的社会里，一方面孩子们显得很大方，走上台指着一张照片就可以说“这是我十二岁的时候，失恋已经三年了”，另一方面，想要透过这层外壳看见他的心灵，比以往要难。有时，他们宁可对着一个网路上的陌生人坦露真正的心声，也不愿和身边的人说一个字。与此同时，孩子的文章里频繁出现的人物不是父母，而是爷爷奶奶，他们为爷爷奶奶的生病和死亡感到悲伤，甚至当堂哽咽。所谓的留守儿童绝对不只在乡村，城市的高楼大厦里也一样多。而且他们未必像想象中那样早熟懂事，而是更有可能变成问题儿童。在当下的教育体系中，孩子的生活变成了一个单调无趣的平面，根本见不到“与自己类型不同”的人和世界，甚至童心也受到污染，更会受到伤害。然而幸运的是，童心就是这样的一朵小花，只要有一点土壤，它就会悄悄绽放。它会用自己独特的想象力，去保护自己，甚至切换时间的流动方式，改变现实的样子。

胡丽娜认为，浙江的儿童文学一直在不断的摸索和创新中，而且经常有领先时代的突破性作品，比如1980年代的《当代少年》曾刊发程玮的《白色的塔》、班马的《鱼幻》等具有文学探索和先锋意识的佳作，使得这一刊物成为儿童文学探索思潮的重要阵地。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 丛书对儿童文学幽默品质的倡导、“纽带•海外华文儿童文学典藏”丛书对华文儿童文学的整合，都显示出别具气象和格局的建设意识。

冯臻认同当下儿童文学创作题材多元化的特点，他介绍了《儿童文学》刊登的多部作品－－黄文军的《去外滩抓狼》以孩子的游戏性想象来表现孩子的精神世界的特点，李光宇的《此心安处》虚实结合表现孩子对爱情的最初的理解，顾抒的《南歌》以作者特有的神秘轻灵文笔，将青春期少年自我的迷惘，以及身份的重新确认做了细腻的刻画，尤其是在故事套故事的结构中，紧紧围绕着“我是谁”这一哲学命题，完成了文本意义的相互指涉，作品既有对少年成长之痛的治愈力量，又有对如今这个“数字化生存时代”里个体价值的思索。

王路身兼儿童文学作家和网络作家双重身份，他认为，当下正面临中国复兴的历史浪潮，西方乃至整个世界从来没有那样迫切地需要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人在想什么，了解中国人的心灵。而儿童文学，就是一扇让全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孩子们心里在想什么的窗户。但遗憾的是，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的手法和题材，依然存在一些有形无形的“禁区”“红线”。比如青少年的情感问题、性意识萌芽的问题。一方面，学校开设生理卫生课，教孩子认识性器官，而家长则教孩子如何使用避孕套，社会中，也经常发生未成年孩子初尝禁果从而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例，可是另一方面，作家却自觉不自觉地在创作中刻意回避这方面的问题，甚至极端地认为，在校园题材小说中，不能出现孩子手拉手的场面。现实和小说的严重脱节，如同新时代的掩耳盗铃。当下孩子们的对男女情感对性充满着好奇、冲动以及无知，但学校、家庭、社会却难以正确教育引导他们，而这，正是儿童文学作家应该承担的使命。王路表示，目前，中国文学界和出版界也开始正视直面青少年的情感和性意识问题，今年，21世纪出版社集团联合麦克米伦出版集团、阅文集团，主办了首届中文原创YA文学奖，就是希望在这方面有所新的突破和创新。他创作的长篇青春小说《永不宽恕的背叛》获得了提名奖，这是五部获奖作品中，唯一一部以描写爱情和两性内容而获奖的作品。

王路引用儿童文学理论家朱自强在评审中的评语：本作品最大的亮点是对爱情及两性的描写，故事开头很有些王朔，甚至王小波的风范。不同于多数作品的遮遮掩掩欲说还休，这篇小说把少男爱情的萌发及对性的渴望与冲动都展示了出来。可惜并非如一些评审者认为的‘过度’，而是还‘不足’。全文以爱情为主线，故可以把它与二战后美国出现的一类‘少年浪漫爱情小说’（也称浪漫传奇）作比。这类小说的出现往往要遭受学校、父母、专家的联合围剿，却赢得了下自4年级、上至12年级的大批少年读者。本文作者一定熟知这一现状：国内大批小学高年级至初高中的学生，正付费追看大量言情、玄幻类网络小说（正对应美国浪漫传奇小说中“爱情”及“历险”两类），所以前瞻性地选择了这一题材。美国儿童文学界早已发现这一事实，越来越多的成熟作家着手尝试用各种形式的文本探讨少年人中的异性爱、同性爱、性别转换等现实问题。如果我们的作家继续回避这些问题，儿童文学必然要失去大片阵地，流失大量读者。儿童读者需要关注死亡与病残的现实主义作品，也需要花好月圆的浪漫主义情怀。不过，儿童文学中对性问题的描写难度更大，如何真实地再现生活又不流于色情，是很难把握的。另外，如何写出两性而不是单一的性别意识也是需要思考的。”王路认为，儿童文学中的两性情感和性问题，是不容忽视和规避的，这对作家的创作内容和方法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但这不能成为儿童文学作家回避这方面题材的理由，尤其是当下的中青年作家更应该有破冰的勇气和理想。

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儿童文学从高原走向了世界的高峰，以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为标志，中国儿童文学更充满信心地走向世界，与世界对话。这其中，多元化出版和网络新渠道成了当下从作家到出版界关注的一大热点。

浙少社文学分社副社长楼倩表示，从体裁上来看，新时期儿童文学出版在呈现各体裁全面开花的趋势。除了传统强势题材小说和童话，诗歌也开始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从公版的各类写给孩子的诗，到任溶溶、金波、林焕彰等儿童文学作家的童诗，市场表现都很不错，加上朗读版等有声概念的加入，为这个这一题材注入了更多的商机。幼儿文学借图画书的东风遇到了发展的新契机，很多优秀的图画书文本，本身就是一部优质的幼儿文学作品，比如孙玉虎的《其实我是一条鱼》，先是获得了第四届信谊图画书奖文字创作佳作奖，其次才以图画书的形式为大家所知晓，继而获得了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提到图画书，图画书是儿童文学大类下的一个分支，与普通的低幼认知类图画书不同，文学特质明显的图画书，其文本本身就是一个优秀的小短篇。目前市面上有不少图画书，都改编自小短篇，比如曹文轩的不少图画书、梅子涵的《小熊敲门》，包括彭懿的个别作品，文本自带文学性和故事性，再配以视觉呈现，可以使这类作品产生更为独特的效果。从载体的角度来看，融合发展成为儿童文学出版的新方向，有声读物、数字出版、AR技术等等，纷纷出现在少儿读物上，一些线上的大公司作为外行搅局也出现在出版领域，比如阿里、腾讯、爱奇艺等等。载体的多元化也将是新时期儿童文学出版的一个新方向，以及后续多元的线上营销，也会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图书出版的原始状态。

王路呼吁传统儿童文学作家应该更重视网络平台的传播、推广作用。他认为儿童文学和网络文学并没有严格的局限，情感、想像，是两者的共性，唯一的区别，只是载体的不同。当下，已经有不少网络作家开始尝试创作儿童文学作品，各大网站也开辟了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传统文学栏目，而网络文学最大的受者同样是青少年儿童，因此，儿童文学作家理应重视通过网络传播自己的作品。除了网站，漫画、绘本、有声读物也是儿童文学新的传播渠道和市场热点。

多元化市场催生原创作品繁荣

儿童文学创作与儿童文学出版、市场密不可分，本次与会的作家、学者和出版人对儿童文学市场和需求进行深入探讨，一致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呈现了飞速发展的态势，尤其是近些年来，原创儿童文学在广度与深度上不断拓展，丰富的题材、多元的风格，自觉的艺术探索，彰显了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对童年的多维度的表达。而市场需求的增大、出版的繁荣，也在客观了促进创作队伍的壮大，出版界可以更主动地协助作家在中国社会文化语境、儿童生活情状里，立足于社会现实、少年儿童的生活现实，立足于孩子们成长需求的现实，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

冯臻表示，杂志社、出版社在引导、鼓励儿童文学作家创作优秀作品中，可以起到“引路人”的作用。他介绍了2018年《儿童文学》杂志举办现实题材小说创作大赛的情况，这次大赛一共刊登了54篇作品。从中可以看出，青年作家创作力旺盛，有马三枣、谢淼焱、邓西、晏菁、郭凯冰、廖小琴、孟纯青、徐玲、黄文军、吴新星、小河丁丁等作家参赛；题材的丰富性，除了常见的家庭生活、校园生活、乡村生活、城市生活等之外，还有海外华裔儿童的生活、抗战题材；当下的短篇儿童小说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可以说完全放开了手脚，只要适合表达和运用的艺术方式都大胆运用和呈现，不再像传统意义上的儿童小说那样一板一眼地讲故事，象征手法的运用、寓言式的写作，虚幻与现实的交融，故事套故事的叙事方式的运用，都为作品增加了文学的审美魅力。在近几年的原创短篇儿童文学作品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儿童文学作家越来越摆脱对童年生活的表象化描写，深入到童年精神的核心地带，并且将童年作为人类本初的美好状态予以彰显与表现。儿童文学作家就童年的本质性内容朝着文化、哲学方向进行的探索，比以往都显得更为自觉与积极。当下的短篇儿童小说在文化的思考、地域风俗与童年生活、现代性的反思，以及写作艺术的创新等方面延展着艺术力量。除了继续在校园小说、儿童生活小说、乡村题材小说等方面保持应有的可读性与艺术性水准之外，越来越多的作家在努力开发自身生活土壤的文化富矿，将风土人情、民风民俗作为童年叙事的文化土壤来生长出人物和故事。中国原创短篇儿童文学对精神深处的童年书写，表征了当下成人对童年意义的祈望，既希望孩子能安然地走过天真无知，在与自我、他人和世界的交往与对话中，实现个人生命的成长，又期望孩子们在迈向成熟的路途中，在内心保持一份本真，让这份本真抵御得住岁月的风雨。

《少年文艺》执行主编谢倩霓认为，好的作品是改出来的，杂志社、出版社可以主动介入作家创作，提供服务，为作家的成长、为作家队伍的更替和壮大、为作家队伍的基本建设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她介绍了始于2011年的“周庄杯”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始于2016年的“《少年文艺》青年作者改稿会”和始于2016年的“陈伯吹儿童文学讲习堂”，与作家互动的情况。其中，“《少年文艺》青年作者改稿会”源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为二十多位在儿童文学写作领域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召开了个人作品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作家们走向成熟、继续成长。2016年，凭借上海市新闻出版专项资金对老牌杂志的资助，《少年文艺》捡拾起优良传统，并在新时期加以改造，演变成“青年作者改稿会”。目前，已经有来自全国各地的42位作者参加了改稿会。其中，有多篇改稿会出来的作品获得了“周庄杯”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奖项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单篇作品奖。这一活动在业界形成了良好的口碑。作家、编辑集中在一起，就每一篇稿件进行认真研讨，从主题、构思、结构、细节、情节一直到语言，一篇作品存在的优点和缺点，都有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冷林蔚从《十月少年文学》编辑部审稿的角度，解构了期待中的儿童文学。她认为一部好的儿童文学作品首先是“有力量”，要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能够给人以触动和启迪，这种力量来源于作品坚实的情感内核、丰富的内涵和回味的空间。“直击内心的童年书写”也是小十月文学奖的口号。第二点是“为孩子”，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时需要处理好自我抒发和阅读对象的关系，因为读者是少年儿童，作家应该有一种守护童心和成长的责任感，将自我的童年经历扩展为具有共通性的情感经验，才能够创作出感动今天孩子的作品。第三点是“写当下”，从杂志收到的投稿情况来看，确实写当下孩子生活与情感的作品有些少。因为创作这类作品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需要作家去深入生活进行观察和体验，有一些作家做了很好的尝试，比如《少年的窑》写时代变迁给景德镇几代人的生活带来的冲击，《废墟上的白鸽》写地震给孩子带来的伤痛，《尼玛文森的画》写青海喇嘛庙里小喇嘛的生活，都是既有时代感又有内涵的作品。第四点是“敢创新”，文学创作应该具有创新精神，杂志倡导兼收并蓄，鼓励个性化的文学表达方式，比如诗化风格的小说《风的羊》、叙事方式具有创新的童话《罐子里的火》、独特面貌的童诗组诗《我和毛毛》等，都是非常有个性的优秀作品，带给读者不同的审美感受。

楼倩指出，从2003年起，主题出版的提法因新闻出版总署实施的主题出版工程面世，十余年内主题出版的数据翻了几番，社会效益至上已成为出版行业坚守的行业准则。儿童文学作为图书市场的宠儿，自然成为主题出版最受关注的板块之一。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100周年，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年建党100周年，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必然会出现一批反映相应主题的献礼之作，儿童文学作品也不能缺失。

儿童文学理论家孙建江在总结发言中谈到，浙江儿童文学年会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浙江儿童文学年会始于1980年，迄今已足足38年了。可以说，浙江儿童文学年会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成长起来的。早期年会一至三年举办一届不等，后来固定为每年一届。每届年会均邀请若干省外专家与会指导，彼此切磋交流，这个请进来的举措从第一届开始一直延续至今。近十来年，年会加重了学术含量，每届年会均精心规划研讨主题和研讨议程，以便在理论的统摄下整合打通儿童文学创作、评论、传播各个环节，提升浙江儿童文学的整体水准。客观地说，这样有主题、有规划、有愿景并且持续进行38年之久的儿童文学年会（显然这样的年会还将继续进行下去），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以至于“年会”本身也成为了浙江儿童文学的一道独特风景。

孙建江着重回应了“改革开放40年与浙江儿童文学”这一研讨主题。他认为，40年来，浙江儿童文学在国内一直处于第一方阵，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成就可以从不同角度很多方面进行总结。他重点谈了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文化底蕴深厚。浙江自古人文荟萃，素有文化之邦盛誉。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半部由浙江人写就。浙江儿童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周作人，同时就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人。这是40年浙江儿童文学发展的坚实底盘。第二，敢于创新，勇于创新。这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核心要义，同时，敢于创新，勇于创作，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浙江儿童文学发展的真实写照。冰波有新丽柔美的《窗下的树皮小屋》，有奇幻哲思的《狼蝙蝠》，还有风趣幽默的《阿笨猫》，更有后现代意味的《毒蜘蛛之死》。谢华有温馨抒情的《小桥吱呀吱呀》，又有悲剧意味的《岩石上的小蝌蚪》，还有谐趣风趣的《快乐老提》。小河丁丁在创作有相当数量的校园小说、侦探小说基础上，求新求变，寻找到了具有鲜明丁氏特点的现实传奇故事。汤汤从民间文学的借鉴出发，执着探索，发现了自己的本土文化的童话表达。第三，拥有包容气度。浙江儿童文学土壤肥沃，儿童文学氛围浓郁，有容乃大海纳百川，有一种磁石效应。不排斥外来者，人才进得来，为新人提供文学成长土壤。新人孙玉虎自来到浙江后成长迅速，很快脱颖而出。青年作家陈天中、甜老虎等亦陆续加入到了浙江儿童文学大家庭。由于生计等原因，一些作家工作生活在外地，但他们多不愿脱离浙江儿童文学。像小河丁丁、吴洲星等作家就明确表示无论在哪里生活会员关系必须留在浙江省作协。第四，梯队建设合理。浙江儿童文学有良好的代际延续传统，承上启下，老作家老当益壮，中年作家笔耕不辍，新生力量后续强劲，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代表人物，这为浙江儿童文学的整体推进提供了持续人才支撑。老一辈作家有田地、蒋风、金江、彭文席、倪树根等；新时期以降，有冰波、李建树、谢华、吴其南、方卫平等；进入新世纪后，有汤汤、赵海虹、小河丁丁、毛芦芦、王路、常立、吴洲星、慈琪、孙昱、吴新星、孙玉虎等。

中国改革开放为浙江儿童文学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也必将为浙江儿童文学的未来发展保驾护航。

与会专家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