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认认真真地写了十几年了，但我觉得自己还只是一个笨拙的学徒，我所遭遇的困惑和困境不仅没有变少，而且还变本加厉，向我汹涌袭来。我像是海上渔夫，只得握紧栏杆，在苍茫无际的海面上寻思着自己的处境。我忽然发现，在这天地之间，时间并非人的容器，人才是时间的容器。人作为生命的进程，时间在其中展现了它的三种面向：历史、现在与未来，因此，人的命运、人的创造、人的局限，便和那三种面向纠葛在了一起。一个写作的人，喜欢在语言的世界里组装和还原这三种面向，但是失败如影随形。因为写作受制于写作的人，写作的人在时间的苍茫海面上需要看得更多、望得更远，才能带给写作真正的自由。

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不乏惶恐地打算把那些惊鸿一瞥的思想风景分享出来，寻找着同行者的批评与启发，那就像是因为另外一片透镜的叠加，从而诞生了洞穿星际的望远镜。

历史如洪流，不由分说地把我们涤荡过来。我们可以体验到，在个人生存话语和总体历史话语之间，其实存在着巨大的罅隙，这是一个作家的基本困境。以人的想象力和同情心，去记忆历史的碎片，去修复历史的裂痕，才能清晰地看到人类的来路，才能恰当地理解我们的现实，从而思考人类的去处。因此，只有先“立人”，才能触摸到有温度的历史。尤其对写作来说，历史化的个人写作意味着历史与个人的一种互动关系。发现历史的连续性，其实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化的理论建构，因为在那“连续性”中究竟是怎样的逻辑和动力在起作用，这决定了一个人对于世界的根本判断和信念。作家并非理论家，但作家是“可能性”的专家，在“可能性”当中可以窥见关于“连续性”的各种真相。

在可能性当中，我们也在更深地开掘着现实的意义。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天生具有探究时代与现实的精神力量。这种文学与现实、与人生的紧密关系，在我看来已经成为文学的核心灵魂。但是，我们也得看到，很多作品已经失去了人的灵魂和力量，只是在现实生活的外壳上做文章。虽说小说的“物质外壳”很重要，但小说只有“物质外壳”，只有世界的“外在景观”，便丧失了灵魂的位置。这个科技迅猛发展的年代，人自身的危机才是最大的危机，我们得想方设法重返人和现实的深层关系，洞穿“物质外壳”的蒙蔽，获得灵魂的景深，才能有力回应人的危机。

人的危机的集中体现，更是体现在历史和未来的双向拉扯，这让我们有些不知所措。未来并非提前抵达，未来永远只是未来，悬在那永不抵达的明天；但是，现实越来越快地被未来所塑造。是关于未来的想象、概念、揣测影响着今天的认知与行动，今天的认知和行动愈加成功，未来也被证明为愈加正确。在这种复杂的缠绕中，我们看到的是“现在”与“未来”的距离在不断缩短。因此我觉得，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准未来时代”。我们如何以最大的程度向未来的经验敞开？我们又如何书写出历史行进到此刻所无法化解的焦虑、痛苦与渴望？

速度带来的巨大动能冲破了众多界限，与此对应的是中国飞速融入世界的历程。中国人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入世界的腹部，但是，另一方面，总体的历史惯性仍是巨大的，那就像是灵敏的触手已经伸出很远，而庞大的躯体仍在迟疑慢行。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体现在每个青年人的梦想与现实的矛盾中。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早就提出，科技知识更替得越来越快，人类已经步入了“后喻文化”的时代，也就是由晚辈来主导文化传递的方式，这与前现代由长辈主导文化传递的方式有了本质的不同。所以，年轻一代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他们在尚未得到前辈的真正理解之际，就已经启动了新的未来模式。但我们不禁要追问：经受积年累月人文教育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能否像别的知识领域那样，可以迅速启动某种未来模式？我看很难，但至少我们应该对那种未知模式进行正与反的思考。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这个语言，自然指的是人文语言。人文语言正在受到隐蔽的数理语言的侵蚀，我们天天刷手机，看着碎片化的信息，其实是被载体和技术所控制。人类文明在这方面的萎缩，会加剧人的危机，我们会距离美、距离诗意、距离生命本身越来越遥远。坦率说，我们每个人都对文学在这个时代的存在产生着各种各样的焦虑和质疑，文学的意义何在？写作的意义何在？

让我们回到小说诞生之初的历史现场，看到小说的诞生，是如何建构了人和社会价值的共同想象。小说叙事的背后，站立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他发出了独特的声音，这个独特的声音意味着个体的生命是不能被集体、消费和科技所淹没的。每次读那些伟大的小说，比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的，你的脑海里都会被那伟大的声音所唤醒，他的声音唤醒了你自己的声音。你有了自己内心的声音，你和世界的关系才有了真正的开端。小说作为一种唤醒，它的唤醒功能跟其他的社会科学知识都不一样，因为小说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一种关乎心灵和生命的鲜活知识。因此，在这个文明大转型的时期，我认为小说又重新变成了最为重要的艺术形式。它不再通过铺天盖地的信息轰炸妄图启蒙，而是依靠语言对人的命运与文明整体之间的关系反复探询，留下珍贵的文明凝聚态。

亲爱的朋友们，这些管锥之见只是我在风中的呢喃，旋即飘散，但无论如何，我们可能还是得做出艰难的决断：那就是回到我们的焦虑当中，回到我们的痛苦当中，回到我们的困境当中，在煎熬与探索中加剧那焦虑，深刻那痛苦，拓宽那困境，只有如此，写作和文学才能成为支撑我们生命循环的根本分泌，我们才能在复杂丰富的当代语境中，用自己独特的声音写出可以超越时间、又扎根此在的“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