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学术前沿：文化符号学

王小英 祝东 全球化语境下的伦理符号学研究进路——以中国先秦典籍为中心

伦理符号学是符号学研究中的一种视角，认为整个人类知识都与符号活动相关，融入了对人类行为的控制，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人类行为的责任担当。全球化传播-生产的语境中，符号学必须担负起必要的责任；符号过程本身就是生命交汇的过程，人类作为“符号的动物”，是一个责任主体。先秦是中国传统符号思想奠基的时期，先秦易学与诸子学文献典籍，保留了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思考评价材料，特别是符号对自然的映现、对人类生活符号世界的反思等，其中包含着生命关怀和道德价值评判的准则，与国际上还在兴起的伦理符号学理论观点有极大的契合性。无论是“文化”还是“自然”，其实都是理智建构出来的，而符号学正是建构理智圈的一个系统。其中语言符号系统对自然世界进行模塑（自然符号学）、对人类社会的表意行为（文化符号学）规范的影响及意义，以及由此而来的责任担当（伦理符号学视域），则是先秦典籍的伦理符号学思想研究进路。

方小莉 奇幻文学的“三度区隔”问题研究——兼与赵毅衡先生商榷

奇幻文学有别于一般的小说，其在虚构二度区隔世界中区隔出第三度区隔，这个虚构的奇幻世界三度偏离经验世界。三度区隔框架可以为具象存在，也可以隐形处理，它划出一个独立的虚构奇幻世界，具有独立规则，从而迫使启动新的解释元语言。虚构的现实世界和虚构的奇幻世界虽互不干扰，但也会出现相互交集，人物穿梭于两个世界，打破原有的文本边界，或违反原来世界的规则，从而导致区隔犯框。借用区隔理论来研究奇幻文学，能够更深刻地探究奇幻文学的表意与解释方式，同时，奇幻文学的特殊性构成又可以检验“双层区隔”原则，扩大其内涵。因此本文在梳理区隔理论的同时，也尝试与赵毅衡先生商榷，希望能够与之形成对话。

彭佳 汤黎 论隐喻-转喻的双重机制：符号学透视

雅柯布森的隐喻—转喻并行结构，是符号表意机制的基本模式。然而，在符号学研究中，皮尔斯的隐喻像似观所之范式，与艾柯的隐喻—转喻双重机制，有着印合之处，值得详加探讨。转喻作为隐喻语义生成之下的深层结构，以空间邻近性和概念上的指涉关联性，实现了隐喻的转义。并且，转喻的滑动和蔓生，持续地推动着隐喻的意义生产。

陆正兰 赵毅衡 “美学”与“艺术哲学”的纠缠带给中国学术的难题

“美学”在发展的历史上，与“艺术哲学”时分时合。哪怕“美学”讨论的是“艺术哲学”时，行文上也经常用“美学”这个方便的单词。这在西语中说得通，因为原词aesthetics多义，可以分别理解为对“感性”“美”“艺术”的研究。中文此词借用自日文汉字，一旦意译就把这学科固定在一个意义上。由此造成的最大困难，是“审美”这个意义明确的术语，与当代艺术研究在一系列问题上难以兼容。二者意义冲突，早就是一个问题，只是在讨论后现代文化时，变得更加尖锐。例如，究竟我们面对的当今社会，是“泛审美化”，还是“泛艺术化”？新的社会文化问题，使我们无法再如过去一个世纪那样含混下去。

翻译研究

张强 中国志怪小说的叙事重构：以卫三畏英译《聊斋志异》为例

卫三畏是最早将《聊斋志异》中的部分故事译介到英语世界的西方汉学家之一。本文探讨其散见于《中国总论》《拾级大成》以及《中国丛报》中的选译故事对中国志怪小说的叙事重构，并指出卫氏的翻译策略主要表现为文学文本的宗教化处理、直译形式下的意译改编，以及选译策略下的主题重构。其翻译策略有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一方面，卫氏无视中西方读者对同一故事主题阐释视角的差异，从词语的选择、叙事视角的转换，以及情节的删减来引导读者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他的传教士身份使得其译本被贯注了很强的宗教价值导向，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原文的叙事重构，以期证明在中国传教的可行性、必然性及迫切性。

乔媛 “当代飞散译者宋德利《聊斋志异》英译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和疏离

本文从翻译家宋德利移居美国后出版的第一部英译《聊斋志异》（Strange Tales from ofa Lonely Studio）来考察当代海外华人译者的飞散现象。译本扉页写给母亲的献词暗示着海外华人在异域的主流文化外的孤独，表明译者是通过书写/翻译中国古典小说来书写自己的乡愁。在母国文化与异国文化的冲撞中，译者在翻译聊斋时明确故事发生的物理空间——中国，以在潜意识中不断确认故国方位；同时凸显《聊斋志异》的道德寓意对于社会生活的指导意义，来抵抗异域的宗教信仰。然而，文学规范和能指符号的归化意味着异域文化在日常语言实践中完成了对于译者的主体召唤。宋德利在翻译《聊斋志异》中与家园文化的联系与疏离，清楚地表明所有的翻译都是文化杂合的过程。

高博 从“仿中国诗”（1914）到《诗经》（1954）——埃兹拉·庞德 对中国传统诗论“兴”的译介

作为译者，埃兹拉·庞德翻译过许多中国古典诗歌和文集；而作为诗人和批评家，他又不断地从中国传统诗学中汲取学养。目前的研究多从“译者”的视角来审视庞德，重点考察了他对中国古典诗歌以及文化典籍文本的译介。然而，从“诗人和批评家”的角度来考察庞德对中国传统诗学理论的译介研究则较为罕见。本文即探讨作为“诗人和批评家”的庞德对中国传统诗论“兴”的接受过程与译介模式。

中外文学关系

王光东 从《春香传》到《春香》——一个朝鲜族文学文本的“跨国别重述”及意义分析

《春香传》是在民间传说故事的基础上形成的朝鲜族文学经典，在朝鲜半岛有着广泛的传播。《春香》是中国作家对这一故事的重述和再度创作。从《春香传》到《春香》的“跨国别重述”，通过神话原型的置换和重构，一方面继承了民间文化中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东亚文化背景下知识分子与传统、民间的复杂联系和精神思考，作家“跨国别重述”和文化想象的思想资源则与中国的当代问题和西方女性主义密切相关。

崔昌竻 陈华艳 幻想与惩罚：论现代韩人上海游记中的女性书写

在韩国日殖时期，现代韩人的上海游记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女性书写文本。本文旨在从性欲望、爱情与女性的社会角色等三个层面出发，分析韩人在特殊的现代性场所——上海租界所形成的女性观，揭示現代物质文明和异域文化对人的欲望的刺激和对女性的物化，并进一步指出殖民地知识分子对女性的双重期望和其现代性认知的内在分裂与异化，以期复原东亚现代进程的多元面貌。

元文广 佛经动物叙事对中国人兽对话型叙事的影响

动物叙事作为中国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先秦动物叙事分客观写实型叙事和人格化叙事两种，其中人格化叙事较有特色。但在先秦动物人格化叙事中，动物作人言、与人对话型叙事极为少见。而从魏晋开始，动物作人言、与人对话型叙事大量出现于各种文学典籍。通过研究，文章认为魏晋以后，中国典籍中大量出现的动物与人对话型叙事，不是中国动物叙事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受印度佛教人兽对话型叙事的影响所致。

田洪敏 鲍·阿库宁作品中的中国书写：历史叙事与文化记忆

中国或者中国叙事是当代俄罗斯作家鲍里斯·阿库宁书写对象之一。其中有着作家基于俄罗斯历史叙事与文化记忆视角下的审美阐释与形而上思考。与传统民族想象相对比，阿库宁的中国形象回溯是一种哲学质疑和美学边界思索，最终指涉当代俄罗斯历史进程。

杨林 张学丽 卢卡奇文艺思想在中国：一个接受史的回顾与启示

卢卡奇文艺思想自从20世纪30年代被引介到中国，至今已经走过了80多年历程。他的现实主义小说理论、典型性、总体性和物化理论已为国内文艺界耳熟能详。卢卡奇文艺思想在中国的接受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政治与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发轫、发展，至今形成了多元化的学理性探究局面。本文从历时角度，梳理卢卡奇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史，剖析其接受史呈现出的特征，阐释卢卡奇文艺思想对中国马克思文艺理论的建构作用。

郑体武 牧阿珍 试论俄国象征派对瓦格纳“综合艺术”思想的接受

“综合艺术”思想是德国作曲家、音乐家理查德·瓦格纳艺术理论的精髓。19世纪末20世纪初，瓦格纳的艺术理论在俄国文艺界广泛传播并掀起接受高潮，其“综合艺术”思想对俄国象征派，尤其是对年轻一代象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维·伊万诺夫、安德烈·别雷和亚·勃洛克的影响巨大：伊万诺夫建立“聚合性”戏剧和“创造神话”的尝试、别雷对“艺术分类”的探讨和进行“文学交响曲”的创新、勃洛克对“艺术与革命”的思考以及对“音乐精神”的延续都是将瓦格纳“综合艺术”思想内化的结果。对瓦格纳“综合艺术”思想的接受不仅成为年轻一代象征派理论架构的关键，也极大地丰富了象征派的文学创作。

杨振 《震旦大学院杂志》（1916-1929）中的知识分子与政治威权——从法国中世纪诗人维庸（François Villon）的形象谈起

1920年代，几乎每位维庸的中国译介者都会强调诗人的个性。1929年《震旦大学院杂志》发表的维庸与李白的对比文章，却刻意突出诗人面对掌权者时的顺从。维庸的这一形象出之有因。1920年起《震旦大学院杂志》发表的绝大部分文章，特别是用法文发表的中法文学作品对比、王阳明和曾国藩书信的法文翻译、学生致校长的法文书信等内容，均强调要尊崇天理或曰先王之道。这一意识形态促生了将政治人物塑造成英雄的倾向，也决定了该杂志将包括维庸、李白在内的知识分子塑造成政治人物追随者的必然性。巴黎耶稣会士档案馆关于震旦大学的档案表明，《震旦大学院杂志》对知识分子与政治威权之理想关系的塑造，可以被视为震旦校方所制定的学生行为准则的隐喻。这一准则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远离革命与叛逆，尊崇道德与既定威权。

刘雅静 无根与放逐时代的文化救赎：港台学界的存在主义接受——以1963年《大学生活》“存在主义专号”为例

20世纪50、60年代，香港与台湾几乎同时掀起存在主义热潮。那是一个无根与放逐的时代，国共内战与冷战地缘政治结构下的民族分裂及港台两地本土的政治高压统治（一为英国殖民统治，一为国民党威权统治）构成了存在主义接受的底色。一些有民族责任心的港台知识分子或显或隐地赋予存在主义一种文化救赎的想象：疗愈民族分裂创伤、复兴民族文化。香港1963年《大学生活》杂志的“存在主义专号”是反映这一历史现象的重要场域。这种感时忧国的文化想象能否真正“落地”则取决于知识分子能否正视本土现实问题，专号内的香港、台湾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现出分歧：前者未能脱离冷战意识形态的窠臼，未能正视香港本土的殖民问题；后者则触及到台湾文化“西化”与政治极权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存在主义专号”的分析，透过彼时港台知识分子对存在主义接受状况，重新审视无根与放逐时代下的港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