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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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年前，贾平凹的长篇《废都》发表并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当年引发关注的倒未必是这部长篇对当代知识分子人性时态的聚焦。20多年来，沿着《废都》所开启的时代进入极致甚至极端阶段——佯狂时代，人性癫狂至极亦迎来它的落幕。佯狂时代落幕之际，陕西作家向岛一部小长篇《佯狂》（发表于《中国作家》2016年第12期），尽扫陕西文学接续之乏力与低迷，以14万字的篇幅吞纳了40万字甚至更巨的新旧时代交替之社会体相体量，充分彰显了一个作家时代使命的自觉担当。

小说所深沉表达“佯狂”并非佯狂之本意假装的癫狂，而是“张狂”之极致“癫狂”的代称，是放肆到没有敬畏感的人性变态之常态写真。“佯狂”一词在文本中出现了13次，表达了各个层次层面人的骨子里的张狂；“张狂”一词出现了15次，也表达了各个层次层面的张狂甚至是被长久压制的老百姓正常的喜怒哀乐。其实这些所有的“佯狂”与“张狂”都不是向岛剑锋所指，只不过是社会人性的普遍时态而已。他真正所指的对社会人性具有“导向、引领”意义的“佯狂”或“张狂”者元兴国、鄢静之、铁成、庞志坚等权力金钱结合体代表并没有出场，甚至时时提及“佯狂”的恰恰是被强势的元兴国、鄢静之等“佯狂”者所压制之人或者是从未“佯狂”者，被动生存者。向岛正是以被“佯狂”所压制的尚存人性本真之人，剖析、反思了“佯狂”者时代性的“佯狂”。小说以未曾出场者之“佯狂”似瘟疫般的社会各个层次层面的蔓延，正是整个社会精神迷失时态。“佯狂”在陕西方言里是个贬义词，即“有点二”，没有敬畏意识的人，不就有点二吗？从这个意义上讲，“佯狂”只是向岛借此词之古雅表达、批判人性之癫狂时态曲意深晦之举罢了。

向岛明白，一个社会整体风气的改良与革新，从来都是自上而下地引领与落实，换句话说权力拥有者在很多程度上是社会精神面貌的风向标和掌舵者。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向岛的人性批判是犀利指向权力层面的。然而，从文本来看，这种指向权力的犀利批判的“佯狂”或权力者之“佯狂”，似乎在小说第3章就已坠入深渊，第3章之后的“佯狂”只不过是真正癫狂者的在社会各个层面精神遗存或权力层面的上行下效罢与人性回归罢了。

那么，向岛这14万字篇幅，核心表达的究竟是什么？

向岛的《佯狂》将小说的隐藏艺术发挥到淋漓精致之境地。站在小说之外俯瞰，“佯狂”首先是一种人性癫狂的强力批判；其次是一个旧时代的落幕，一个新时代的序曲。然而，这在向岛看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为癫狂时代的落幕之后寻找安妥的精神归途。这就是第三层涵义，“佯狂”背后真正隐藏的人性本真的回归。当更多的更年轻的作家沉溺、醉心于存在之个体精神苦闷，安妥求索无果之伤魂性表达时，向岛已经穿破沉沉雾霾大步迈进了新的时代，为人们心灵铺设了一条有着终极安妥意义的归途。

与近年流行的成功化解新闻事件的文本不同，向岛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辅之以艺术的虚构，以有限的篇幅容纳了近乎于无限的世象。倘若勉强认为是新闻事件较成功的化解的话，那么在向岛的文本中，它也只是小说的策动中心或核爆点，只不过是借新闻体表达完结或终结而已。而核爆裂所产生的冲击波由此向周围密集辐射，不但影响到各个社会层次层面上种种人群的现实生活，更是影响了他们的精神。文本所涉及的社会生活及精神层面十分广阔，代表社会各个层次层面的人物高达数十多个。从官场、市场、商场，到家庭，从城市到乡村，从文化艺术到教育，从眼前到未来，从人上之人到寻常百姓，从现实状态到终极存在感，几乎兼容并包。而且整体呈现出人性时态的悖论：愈是处于社会低位的人其精神负重愈小，其精神愈明朗坦荡，处于所谓上流社会层面的人却不时地深陷恐慌之中。

中国社会走过百年之偏颇激进，目前精神回归之势愈加凸显，向岛以《佯狂》完成了文学精神意义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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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究这部有着求索精神进路或走向的小说，必然涉及到人物结构关系分析。在我看来，《佯狂》这部小说是没有主人公的，甚至每个小说人物都是这部小说的主角，所不同的只不过是他们在各自所处的社会层面上演绎着自己代表社会层面真实的人性。无论是从小说叙事构架还是主旨承载来说，这部小说只存在着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之分，并不存在谁是主人公之无疑确定。

如前文所述，《佯狂》是一部关于被“佯狂”者压制者在新旧时代交替中得以突围精神困境，找到安妥的归途之旅。同时，它也是“佯狂”者之慕名者追随者艰难自省的过程，更是被压制者与慕名者追随者在社会政治文明演进交接点上的相互比照，比照之中更是为众人找到生之安妥。

就小说的主要人物或者担负文本核心使命而言，马川无疑是良知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清楚地看到了人性的时代性癫狂，因此不再写小说，甚至游离于社会时潮之外，甚至活得有些麻木。因着元兴国前妻韩宵之“佯狂”甚至癫狂，患上了严重夜游症，乃至于“睡梦中自己把自己的右手手腕啃了个血肉模糊”，整个精神处于失魂失真状态。第五剑作为“佯狂”的主要叙事者，他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底层精神的关注和体验者。高尔升作为从官场退出的失意者，沉潜者，最终构建了人性理想的“王国”，似乎成为真正意义上闲适的“精神贵族”。白小白和秦伊力是所谓中级层次“佯狂”者之“佯狂”的叙事者，历经了一场迷梦的最终清醒、觉悟者，她们的深深的失落与高尔升、马川、第五剑的精神彻底解脱构成鲜明比照。而其他更多的人物，则是文本补叙者，构成密密匝匝、详实而有力地撑起社会整体性的时代面孔。高尔升退出官场回归乡土再次创出一片天地与元兴国、鄢静之等构成鲜明对比，两相对比中，多层次补叙中，生命安妥之选择，人性之精神安妥之走向，更加了然。

无疑，马川、第五剑、高尔升都是极端“佯狂者”挤压下极度有限的人性选择者。马川的夜游重度魔怔，实际上是普通社会个体的精神隐疾的隐喻，是“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经·小雅·节南山》）的精神被挤压无以伸展的准性映照。小说从马川睡梦中把自己手腕啃得血肉模糊开始，以马川“睡到天亮睡到自然醒”完结，完成了人之终极意蕴的安妥苦苦求索，亦完成了作品的隐线之神魂一统与归结。而高尔升回归乡土创建理想家园，邀请第五剑加盟理想之事业，甚至白小白病中的开悟，元兴国前妻韩宵“钟声长鸣”微博之寻求自己的“声音”与“存在”等等，其实都是马川这种重度精神隐疾的最终处方，他们各自的属于自己的精神处方。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这些主要人物乃至补叙性人物，都是人性“佯狂”的被挤压者或“佯狂”的迷失者，更是这个社会极度偏颇的“佯狂时代”的受伤者。在小说中，他们只是文本深层人性反思与探究的功能性载体而已，他们任何一个人并不能成为小说的主人公，甚至所有的人物都是叙事及叙事互补的承担者，只是他们处在不同程度的载体性站位上。马川是这个“佯狂”旧时代的普通社会个体精神受难的载体；第五剑是社会底层百姓，时代的见证者和最具充实意义的生命存在感的现实载体；高尔升则是处于权力与人文情怀之间生命理想存在落地感的载体；白小白、秦伊力则是主动卷入“佯狂”时代旋涡又被抛弃的物质、精神双重受伤者；韩宵则是替代元兴国、鄢静之的权力层面自我反思，进而回归生命本真者。除此之外，还有贾宝民、顾若虚等后知后觉者，或许还更多的没有抵达人性彼岸但已有所觉悟者。

除却被“佯狂”所挤压的马川、第五剑、高尔升等人，几乎所有的权力之下的“佯狂”者的种种受伤、重创及精神安妥之历程，恰恰在第3章由绛云观康平道长“知止”二字所全部注解。这既是小说的哲学意蕴的隐埋，也是终极哲变意义的彰显。正如病床上的白小白所说，“……人家马老师貌似原地站着，咱貌似跑个不停，最后下来，咱还是落在马老师后面呢。”而对于马川而言，他的得与失，或许只有他自己承受，自己感知。佯狂时代，骤变与不变，不变与安妥，与时俱进与保守落伍等等，实际上人生从来都是得失同行的。就这一点而言，在文本布局章法上，向岛成功地汲取并游刃有余地运用了《红楼梦》构结技法，先有终局之一统，而后才有具体之展开，同时亦充分体现了向岛对文本驾驭的纯熟与轻盈。

透过密密匝匝而繁复的人物一一亮相与自我演绎，回到文本，不难发现除了小说核爆点之载体未曾出场的元兴国、鄢静之等，承担主体社会性层面的马川、第五剑、高尔升及白小白之外，其他人物几乎都是补充叙事性的文本性存在。另外，以社会底层人物第五剑转述表述权力人物，恰恰是佯狂时代权力在百姓眼中的真切印记。这些也令人眼花缭乱的人物群像，与叙事空间从城市到农村的转换，强有力地支撑起中国社会癫狂时代之面孔。

因此，向岛长篇《佯狂》人物构建是颇具匠心且就轻驾熟的，他从容地驾驭了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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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马川的精神隐疾如同《白鹿原》之白鹿精灵一样一线统领小说神魂的话，时代广场埋藏着元兴国、鄢静之、铁成、庞志坚等权钱结合体层面的“佯狂”，乃至癫狂的长龙大厦爆破及清理，则如同原上的革命擎起一个新旧时代的交接点。如前文所述，权力层的“佯狂”乃至癫狂，随着大楼化为尘埃在第3章似乎已经尘埃落定，然而关于佯狂时代之人性的反思及安妥归途的求索才徐徐开始，精神安妥的社会现实层面的承载者高尔升于第4章才缓缓出场。小说没有正面叙写权力层面的“佯狂”或癫狂，甚至没有让真正的主导社会癫狂的元兴国、鄢静之、铁成、庞志坚等出场，仅是以于权力相关层面的“佯狂”，以第三者及他者立场和视角，深入表述、剖析了权钱层面的“佯狂”态势及骤然落幕。加之钱权崇拜者遭受重创之后的补叙，强力提升了“佯狂”时代的人性批判力度。会同时代性的反思与回归大主题，《佯狂》无疑是一部富于犀利社会批判的超主流表达的主流作品。

以元兴国、鄢静之、庞志坚等为核心的权钱结合集团的覆灭，“佯狂”时代落幕中一个新的时代缓缓走来。小说第一章饱满、充实，总览全局，深埋了许多人物命运走向的线索。

白小白与秦伊力是贴近权力层面的人物，她们在小说第1章一出场，便给人一种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招摇之感。她们俩与被她们俩所“挟持”的长宁日报社文艺部主任耿亚红的三人行，“越发衬托得耿亚红黑瘦地缩在后面”。“佯狂”者肆无忌惮地“佯狂”着，被“佯狂”者所压制者，似乎除了顺从别无选择。白小白和秦伊力是没有出场的元兴国阴影辐射，她们约耿亚红只不过为紧贴元兴国给她派活（为元兴国书记在文艺版发稿）而已。白小白作为马川的领导约他，只不过是为了“显摆”甚至“示威”而已，即领导只有对他人的攫取而无需付出。白、秦二人走后，以“垫背”者耿亚红与马川之间关于白小白的对话，揭批白小白所谓光鲜光环之下的原本真实成色。对此，“马川呵呵笑道，我啥都不知道的”，这显然是一种难以名状的隐忍，近乎于至死的隐忍。在文坛充斥着小丑、群魔乱舞的时代，良知知识分子（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似乎只能隐忍决绝地放下手中的笔。随后又以第五剑的逼问，进一步揭示白小白的身份——马川曾经的情人而已。

向岛笔锋一转，将视点落在了时代广场，曾经的“长宁第一楼”长龙大厦整体爆破正在实施中，连同爆破公司也以醒目的悬浮气球竖幅为自己做着“佯狂”无比的广告。长龙大厦爆破工程本身也是一种权力层面“佯狂”的昭示：开发商如走马灯似的更替着，实际上还不是权力层面的无以复加的折腾而已，五年前大楼奠基人山人海，今天的整体爆破依旧万众瞩目。文本以普通百姓的惊异、困惑等种种观感挟裹着对权力的烈度批判。同时以寻常百姓口中对这块地皮原本坟地的转述，预示了此地亦是最高层面的“佯狂”者自掘的葬身之地。

小说随后转入马川所住的小区，脑梗女人和元兴国书记前妻韩宵相继出场。脑梗女人的令人恐惧的精神状态无疑是惊心的，直到小说临近结束，读者才明白这一切依旧源自权力层面的“佯狂”所致。而长宁实验小学校长韩宵神神道道地在自家门口烧纸，也是元兴国书记“佯狂”时代彻底落幕的隐性序曲。因着韩宵的出场，文本补叙了马川“隐疾”的成因——韩宵的癫狂式“佯狂”，以及隐疾的进一步严重趋势——梦中自己咬自己手指，与开篇自己梦中咬自己手腕相呼应。马川百无聊奈之中看元兴国现任妻子沈晶的电视节目“晶晶私房菜”，亦是长宁权力最高层面元兴国的“佯狂”补叙：权力的不甘寂寞的“作秀”亦是一种“佯狂”。“想一想那《红楼梦》里，贾雨村们从来只是过场人物，若是把那种人作了主角写来写去，类似于当今的所谓官场小说，该多么枯燥乏味！”一句对《红楼梦》的深刻感叹，正是对以元兴国为代表的权力“佯狂”者必将谢幕终极命运的含蓄表达。尽管马川采取了种种措施，还是在梦中自己咬伤了自己的手腕，灰烟弥漫，长龙大厦坍塌。

在第1章里，向岛以密不透风的叙事展开，凝铸了“权力佯狂者”所构筑社会整体性“佯狂”天网，给被“佯狂”压制者所造成灵魂性的深度重度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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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底层的人物第五剑，不仅仅是“佯狂”的重要叙事者，同时更是一种质朴的恒性价值观念的持有者，他大胆地质疑着实质上虚浮存在的种种“佯狂”世象。在小说第2章中，他与马川的思想性交流，既是小说爆裂性推进的缓冲，同时也是向岛设置的文本思想性内质层面的展开。马川与他的交流，其实也是社会理性认知与感性认知的激荡。

第二章噩梦惊扰中文本延续了马川的精神隐疾，并为这种隐疾设置了心理学家族渊源，这是文本展开、深入的理性考虑。马川与第五剑吃蘸水面时聊起足浴店的芮性女孩因与做了警察的男友感情纠葛用修脚刀割腕而死，“马川说，唉，现在这社会，就是底层人互相残杀的多，可怜。第五剑咧嘴笑笑，说把两个娃放在农村的话，说不定一对好夫妻呢，买个摩托车，出门时一个把一个一带，最不行也有个电动车，你说对不对？马川说，问题是年轻人在农村呆不住么，都要往城里跑。”第五剑古朴观念侧重于对单纯纯情时代的眷念，有点老子“小国寡民”的意味，这为他后来回归乡土埋下了伏笔。马川则是从社会现象及时代演进的角度考量的，他是在发展中审视社会的。

渭河与泾河汇合之处，“马川说，这就是成语里“泾渭分明”的地方。第五剑说，分明啥呢，你看那两股浑水，一球样。不是第五剑说，如今真是没啥两样了，反倒让人怀疑当初造那成语时，真的就‘分明’吗？”这无异于对“佯狂”时代“佯狂”程度的极致概括与准性表达，更是对人性时态的一针见血的拷问。第五剑对自己妻子的忠诚不变的态度，是人之为人基本情感、底线的昭示，而马川与妻子分居，则是精神隐疾难以言表。马川在“魔咒”下苦苦煎熬，而第五剑则能吃能睡，这是不同层次上的人性对比。生命存在的充实感上，马川是有足够厉害羡慕嫉妒恨第五剑的。对于微信，马川从便捷的角度认为是一种新的交流形式，而第五剑则认为，“有啥交流的？人活着都是仗着那一口气，胡佯狂哩。佯狂完了，城里人一把火农村人一堆土，最终都一球样。”在第五剑看来，所谓社会进步，更多的是些虚头马脑的玩意，其实人的本质存在并没有变化，微信只不过给人以无所事事之中必然的无事生非便利而已。从文本整体看，向岛其实以第五剑的质朴从第二章开始为人性的本真回归暗自铺垫、蓄势蓄力。

“佯狂”者依旧佯狂，向岛以骤然坠落之“圆石”以天示方式征兆了他们的危机渐现。随着第五剑和马川共同恩师高老师三周年的临近，小说重要人物高尔升出场。多年前因为母亲去世办理后事而官场翻船的高尔升，又一次面临同样的抉择，不过这一次面对的是好友，不是官场同僚或潜在对手。因着高尔升父亲的三周年忌日，小说从城市叙事转入乡土古朴情怀，对逝去的甘于寂寞、无私奉献的高老师的追忆，文本提出了人应该怎样活着的严肃命题。高尔升作为小说中最大的担当者，人性本真归途真正起步。

高尔升从民办高校辞职回乡创业，构建了人生理想的田园精神栖息地，这确实是有着理想成分存在的，但这不足以成为向岛的文学乌托邦。在笔者看来，这是向岛基于当前社会整体性回归（精神回归和生态回归）而为人们及所谓物质富有者铺设的一条理想归途，它涵盖了人性本真的回归，具有现实基础及意义。从物质层面来说，它是从“先富”到“共富”的理想回归设置；从精神层面而言，它是基于人之基本伦理情感的理想回归设置；从生态层面看，它是遵从天道自然的理想回归设置。那么它究竟有没有现实的基础或渊源？作为一个严肃思考社会现状及未来的作家，向岛对信息是十分敏感的。文本有这般理想的设置，绝非空想臆造，必然有着许多现实近似版本，才促成了他《佯狂》文本的构建。在向岛的家乡乾县，就有许多早年在外成就了事业的人，本着叶落归根的数千年来的传统观念，回归故土，承包荒山，河流，栽种果树，饲养牛羊禽类，构筑自己天人合一的美丽新世界。其实，这在八百里关中大地上，已经成为一股很有影响的返璞归真的初潮。关中大地如此，在幅员辽阔的华夏莽原之上，应该还有更多的这样的人这样惠及千秋万代的新的事业。

虽然向岛的设置过于理想，但依旧是一种着眼于长远的人生本真性精神进路的探索，作为隐忍多年沉淀多年的高尔升，有这样宏图伟志，决不至于是乌托邦式的空想，更不是空想。它是一种物欲经济社会迷失本性的回归，一种心灵和谐的起底，绝不是评家以“乌托邦”这个词汇可以盖棺论定的，是一种人性安妥的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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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佯狂》的可贵还在于构建了“佯狂”者的极富终极意蕴的灵魂觉悟与自省，犀利地穿透了“佯狂”时代之极致“佯狂”的虚无性存在。这同时在文本深层内质构建上达成了艺术浑圆性平衡，不可不谓“功德圆满”。最明确的文本例证莫过于，久久曲于顾若虚之下书法家秦关终于得势，敲明要撤掉顾为绛云观所题写匾额换上自己的字，康平道长则换上了民国时郑孝胥题的老匾额，执两端而取中间，两不得罪。

白小白经济、社会低位因元兴国案发遭受重创，其虚荣心差点害了自己女儿。失势之后，他的丈夫老尤得以重新获得担负教育孩子责任的机会，终于引导女儿回归学业正道。白小白在安慰别人中得到了自我安慰，并于病床上终于有所觉悟。相比之下，秦伊力似乎看得更开。贾宝民因妻子鄢静之入狱失却“佯狂”资格，后向第五剑悔过，得到第五剑的谅解，并远赴妻子服刑之地，等待她出狱相守。第五剑给予他以宽容，他也以悲悯之心宽恕了鄢静之。这种种包容，都是华夏民族文化之“恕道”精义之精解。脑梗女人终于得到精神解脱，从一个将死之人回归生命活力。韩宵开始依托微博寻找自己的“声音”与“存在”，不再影响、戕害他人精神。顾若虚身心遭受重创，给予霞子以安妥生活，也算一种人生的自我救赎。而真正完成人生救赎大约是高尔升，他回到故土，撑起一片理想的天空，力图做于他人有益的事情。

人性的真正的救赎还得依赖以自己。正如白小白所言，“谁的病还得谁扛着。”又如文本所写道，“谁的伤就长在谁身上，别人没法替代。有的是明伤，别人能看见；有的是暗伤，只有自己对付。而谁，又能被上帝饶过？”

马川梦中自己咬伤自己手腕，亦是“佯狂”时代的精神异化，是对佯狂者佯狂极致，即人从来都是自己吞噬自己的一种隐喻。韩宵“钟声长鸣”微博，无异于人性长久的警钟长鸣。马川终于在空前的恐惧中获得了安妥的睡眠，亦即众生得到了精神的安眠，关照了小说开篇。

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诱惑太多太多，人很容易迷失心性。正因为心性迷失太久太久，才需要回归本真，才需要回归质朴。向岛大约不是意在书写人性癫狂的极致状态，而是重书灵魂的回归。

这个意义，毫无疑问地为《佯狂》确立准确定位：超主流表达的主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