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命年写作，献给2018怎样的故事
费振钟：本命年写作更有紧迫感
再过两周，农历正月初九，就是费振钟的六十大寿，“本命年写作上更有一种紧迫感了，”他说。
去年出版的《兴化八镇》，是费振钟以自己的故乡江苏兴化为观察对象，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进行了近距离的考察后写出的散文作品。这部作品入选《收获》年度非虚构作品专家榜前十名。今年，他的写作对象依然是兴化乡村，不过写的是1970年代这十年之间发生的故事。
“1970年代是文学叙事中很容易被遗忘的一个时段，但是这个时代也特别重要，它夹杂着绝望和希望，是一个历史转折的十年。”
与分析评述意味更浓的《兴化八镇》相比，在这部新作中，费振钟将回到他曾经生活的兴化顾庄乡（现已并到戴南镇），讲述更多的乡村故事——乡村学校、赤脚医生、农村青年的生活、乡村权力的争斗等等。以个人视角去描写农村嬗变的过程，也可以称作是他“一个人的村庄史”。
这些年来，乡村一直是费振钟写作的重点和主题。但他所关注的村庄，并非“故乡”，他并不是要带着对故乡的感情去写乡村，而是站在更为冷静旁观的角度去观察乡村的变化，他的写作当中看不到抒情，也没有乡愁，故乡提供给他的，是他认知乡村的一个样本。“既不是要去歌颂，也不是要去批判，就是去梳理乡村生活变化的脉络。”
因为在泰州文广新局挂职，费振钟呆在泰州的时间比较多，不过并不参与具体的行政工作，主要是为泰州做些地方文化方面的事情，这些年他给泰州主编了七十一卷本的地方文献，出了一套五十一卷本的地方知识丛书。
爱人在武汉，这个春节他还是像以往那样在武汉过年，但年后很快就回兴化，因为母亲希望他回家过个“整生日”，同时他也可以为手上的这部新作做进一步的案头准备和调查工作。“目前已经写了7万多字，计划写20万字。慢慢写，不着急。”费振钟说。
李静睿：时间的流逝让我沮丧
毕业于南京大学新闻系的李静睿，曾做过八年法律记者。现定居北京，以写作为生，偶尔也做做编剧。“上一次来南京还是十年前，遇上一场大雪，之后一直没有机会，也找不到什么借口，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曾经太熟悉的地方，反而永远不会再去。”她说。
去年，李静睿的两部小说集《北方大道》和《小城：十二种人生》分别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和译林出版社出版。后者是李静睿的第一本小说集，2013年由上海三联书店首版，这次是修订重版，这也可见这位年轻作家不俗的市场表现。在书中，她把笔触伸向自己的故乡——川西小城自贡，写的都是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在孤寂晚景中渴望着亲人温情的外婆、凉皮铺里曾经形影不离尔后分道扬镳的女孩们、在苟且中寻觅幸福生活的茶馆老板吴树生……
这部作品带有浓烈的个人色彩，不过李静睿表示，在这之后应该很久不再会出这类非虚构性质的作品了。“写故乡其实是为了写自己，现在我对写自己已经失去了兴趣，起码不是以太过赤裸的方式，所以我现在也不大写故乡了。”她已经好多年没有回家过年，“有时候出国，有时候在北京，今年就在北京了。”
辞职专业写作后，李静睿目前的生活状态固定而枯燥。她习惯晚睡晚起，上午处理一些杂事读读书，下午写作，五点准时起身做饭。
除了写小说，对于公共事件李静睿也有独到的看法。最大的乐趣还是读书，今年可能会出一部书评专栏的合集。
“我的阅读量其实算不上巨大，因为我没有那种某本书必须要读的焦虑感。但阅读完全是深入我骨血里的东西，就算做饭的时候等水开，我也会神经质拿起Kindle读两页。读书时没有什么习惯，是读书本身就是一种习惯，我读得慢，除了言情小说，一天很少超过一百页，但可能很少有一天，我是完全没有打开书的。”
从前年开始，她一直在写一个长篇，现在完成了十四万字，希望今年能写完，“是以一百年前的自贡为背景的小说，书写的是对历史的想象。”
本命年来了，李静睿的感受是，“只希望留在去年，时间的流逝让我沮丧。”
朱婧：故事开始于12年前
毕业于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朱婧，生活的轨迹简单平凡，从一所学校来到另一所学校，最终又回到原点。
“2000年的时候，我来到南师读书，2004年毕业去了南大读研，南大毕业去了鲁院读书，鲁院读完回到母校南师教书。校车每次驶进学校，我总有一种，别人的人生在往前走，而我在走回来的感觉。”
写作这件事，对于她来说，是以另一种理所当然的方式发生的。最好的时候在上一个狗年，2005年出版了第一本书《关于爱，关于药》，2006年出版了两本书，短篇小说集《惘然记》和长篇小说《幸福迷藏》。
学生时代的创作，应和着80后青春文学的黄金时代，一切都异常顺利，对她来说，需要做的事情，不过写稿，把稿给熟悉的编辑，几乎像学生交作业似的方式——写稿，刊发，出版。
可在毕业以后，她的创作骤减，创作的能力和勇气似乎突然失去。2007年出版小说集《美术馆旁边的动物园》后，以单篇小说的间断写作持续着相当低产的状态，力图转型的时期，也经历过他人的质疑和自我的怀疑，“其时对我来说，最大的困惑是我并没有能力处理写作之外的与写作相关的事情。于是居然就放下了写作这一件事。”
在不能解困的时候，进入校园后的老师的身份，给了她另一种空间。自然到来的生活内容，写作也罢，教书也罢，或者其他，去迎接它，不再惧怕。曾经在20岁前没写作过的人，拿起笔，从第一个小说开始，被看到，做了一个作家；曾经很难想象能做老师的人，从颤抖着走向讲台也做了十年的老师，如果迎接生活的另一种假设，也并非没有勇与力。
2017年是她恢复工作，当然更多意指实务工作的第一年，她着力科研，写文章，做课题，她恢复创作，与作协做了签约作家的项目；如此看来，这一个12过去，这一个新年，更适合她发愿，比任何一种借力新年的愿望都更具真义。“年岁在变，环境在变，也知应该改变，有时也觉得很难改变。”故事开始于12年，而时间经过的方式自然有它的价值和道理。
王威廉：人生来到了转折点
村上春树有个短篇小说《游泳池畔》，写的是一个人35岁生日当天的感受——“他确认自己已拐过了人生转折点。”去年，35岁的王威廉，“来到人生转折点”的感受尚不明显，只是很兴奋，马不停蹄地写了多篇小说、散文和评论，出版了两部小说集，拿到了花城的新锐作家奖和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还做了父亲，人生进入新阶段。
今年陡然就有了危机感。一个明显的感觉是：现实生活正变得越来越科幻。就拿最近的两则新闻来说，一是“打飞的”的技术在广州已经成熟，坐飞机上班不再是梦；二是美国猎鹰重型火箭成功升空。呼啸而来的新科技、新生活，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命题。处在这样一个科幻的“准未来时代”，如何思考城市文明，思考人类前进的方向，都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回避不了的问题。
王威廉出生在青海海晏县，王洛宾先生的那首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就是在海晏县的金银滩草原上写的。初中时，因为父母工作调动，去了一个更加西部的地方：德令哈市。不过在当时，他还不知道诗人海子，也不知道海子在德令哈写过的那首著名的诗《姐姐》。后来，他回陕西短暂地读过书。再后来，考入了中山大学物理系，从大西北来到了华南。
当年最让他痛苦的是，是坐火车这件事。假如从青海德令哈坐火车到珠海（当时中大前两年要在珠海校区上课），要坐50多个小时的火车，快坐疯了，坐过的火车里程，可以绕着地球跑几圈。
成年之前四处迁徙的经历，让王威廉成为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他在广州呆了近20年，可算是此刻生命的一半了。虽然很爱这个城市，有时也觉很难融入，最厉害的屏障就是它的语言：粤语。这种无家可归感，成为他写作上的源泉，也是一个痛点。
曾经是一名学物理的理科生，后来转学人类学，博士阶段才读的中文。理科学习背景让王威廉对这个世界的本质更加感兴趣，他的写作，希望能够穿越浮华的表面，抵达一个更加深刻的、能够寄放精神内核的地方。去年出版的两部小说集《生活课》《倒立生活》，都带有他对当下城市生活的思考。
贾彬彬：在没有大事件发生的今天，90后写什么
1994年出生的贾彬彬，和她的文学前辈韩寒、郭敬明、张悦然一样，经由“新概念作文大赛”出道，不满20岁已经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我在这里度过深夜》，成为一名典型的“90后”作家。不过，去年刚刚本科毕业的她，不得不停止了小说创作，将精力集中于无休止的剧本工作中。这种困扰几乎将她淹没。
这一年的剧本工作量超过100万字，参与的项目都属于影视圈现下大热的IP小说改编，贾彬彬学到了很多编剧技巧，却感受到了无尽的挫败与疲惫，不得不依赖镇定剂和抗抑郁药维系工作。
不过那些当时惊天动地的事故，在工作结束的两个月后就被遗忘得干干净净了。“不是我懦弱了，而是基于大脑对痛苦的本能反应。就像我只记得八岁时躺在病床上，牙医拿着镊子对我说‘张开嘴、再大一些’，而之后发生了什么我已经全然想不起来了。拔牙的记忆消失了，但空洞的牙床长出了新的牙齿。”
贾彬彬说，以前写小说时并不会思考那么多，所以导致写着写着容易失去自己，严肃的、悬疑的、历史的、软科幻的、非虚构的、青春的、言情的、甚至是童话，她都写过。最开始写的类型是史话新编，张爱玲、阎连科、鲁迅，李锐的这类型作品都在读。根据故事去摸索猜测一个人物的性格，很像解谜。也许因为小时候爱看张爱玲，所以又会格外关注有女性意识，她将唐传奇中的红拂女与聂隐娘的故事重新改写为《找乐》《唤真真》，将李靖假设为一个于连式的人物，而红拂则是要利用李靖逃离杨素、为他一生出谋划策，探究的是男女关系。
后来参加90后创意小说大赛、得了阿乙老师的指点后，她尝试将阿乙的中篇小说《春天》改为话剧剧本。小说原著是非常男性视角的，而话剧改编时则更强调爱情的欺骗与人性的推诿。改编时参考了英国话剧《探长来访》，戏核是：一起谋杀案凶手可能只有一个人，但一起自杀案，凶手一定是一群人。
而后，克莱尔·吉根的短篇集、拉什·努连、达里奥·福的作品给她很大启发：在没有大事件发生的当今，我们90后应该写什么。他们的作品描述的是平淡生活下的波澜壮阔、看似有序的生活怎样走向分崩离析，荒诞而又真实，简约而又有力，原来哪怕一对一的人物关系，那种焦虑、紧绷、脆弱、多变、谜团重重，真能折射出社会的缩影。
张春莹：我们90后身心比较健康
过去的一年，张春莹比较平顺，把好几年积在手里的小说稿子都发表出来了。由短篇小说续写成长篇的《双蕖影》，去年下半年投稿出去，等消息时一直战战兢兢，今年初《江南》发表了。“挺感谢的，因为在写的时候都不知道写完了有没有地方要，想起来就觉得比较悲观，但鼓励自己，也一门心思写下去了。”
前些天有编辑问她，《双蕖影》字数刚好10万字，是否可以再添加内容，到可以做成一本书的字数。“这么长的小说能发表已经很好了，要是能出个单行本，我自己是有点奢想，但是不敢抱多大指望。”不过这样的要求，对于她这个文坛新人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激励。
张春莹现在武汉一家文化公司做编辑，业余从事写作，工作、写作两方面协调有些难，但都尽力克服了。很多人写着写着就丢了，张春莹倒没这个担忧，因为从小就喜欢文学，现在业余时间写写怡情怡性。
据她观察，周围的同龄人看大部头著作的很少很少，“写作门槛很低的，能阅读会写字就可以写作，如今很多作者阅读量不大，也不大具有写作的素质，就来写作了。但另一方面它的门槛又很高，需要作者的头脑和思想，不然写作质量没保证。”
张春莹喜欢的外国作家有托尔斯泰、雨果、契诃夫等等。中国的偏爱古典诗词和小说，“李白、李商隐不必说了，可以给人一辈子养分的。小说看得较少，喜欢《聊斋志异》，没事时拿起来随便翻一篇看”。当下的，《繁花》很好，现在改编成评弹了，可惜不懂吴语，完全听不懂，不免小憾。
谈到90后的特点，张春莹说：“我们这代人集体晚熟，从小生长在平稳安逸的环境下，外在大环境没有给过我们什么冲击和影响，因此我们的身心又是比较健康的。”
今年过年还是和以前一样，跟家人一起，“只是长大了就不如小时那样满心高兴了，现在想也不知小时候为什么那么容易高兴，是小孩子都喜欢过年吧。以前每年除夕都看春晚，现在人们都不大看春晚了，都抢红包去了，除夕那天我也许看一会儿就不看了，有喜欢的明星出来唱歌肯定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