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抒写中华民族新史诗，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的期待和要求，也是作家艺术家在精神与艺术上的内在追求。

今天我们抒写中华民族新史诗，不仅要努力在中国文学的脉络中勇攀高峰，而且要有雄心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情感与精神，凝结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经典之作。

在第十次文代会、第九次作代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揭示人类命运和民族前途是文艺工作者的追求。伟大的作品一定是对个体、民族、国家命运最深刻把握的作品。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

抒写中华民族新史诗，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的期待，也是作家艺术家在精神与艺术上的内在追求。所谓“中华民族新史诗”，我们可以从四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史诗”，这里的史诗不是指特定体裁，而是指包容了巨大历史内容而又具有诗性的作品；二是“民族史诗”，是指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历史、精神、美学的史诗性作品；三是“中华民族史诗”，是指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情感、记忆的民族史诗，在其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在这个意义上，从《史记》到《红楼梦》，再到鲁迅的小说，都是中华民族的“史诗”；四是“中华民族新史诗”，是指中国人在改革开放时代所创造的新的历史及其在文学中的呈现，可以从整体上凝聚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情感与精神，让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时代，看到中国，看到我们自己。

中华民族新史诗何以匮乏

在当代中国文学界，可以称为“中华民族新史诗”的作品相对匮乏。之所以如此，在我看来，与19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两种倾向相关。一是忽视中国经验，注重“西方理论”。新时期以来不少作家模仿西方文学尤其是现代派文学，我们并不反对借鉴西方文学，但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创造，为了表达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而不是以西方的标准规范中国文学。但是在一些作品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现代派的形式与技巧，以及抽象的对“人性”“死亡”“欲望”等问题的探讨，很少看到中国人的生存经验与内心世界。作品中即使写到中国人，也并不像生活中的中国人，而是按照某种理论抽象出来的符号，因而失去了生动性与鲜活性。二是消解“宏大叙事”，热衷“个人故事”。创作者越来越关注“自我”及其“日常生活”，缺乏宽广的历史眼光与社会意识。这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新时期之初，作为对此前公式化概念化创作的一种反拨，强调“自我”与“日常生活”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如果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只有描写“自我”或“日常生活”才是好的文学，而关注他人、关注世界、关注社会议题，便不会有好的作品，这就陷入了偏颇与谬误。所谓“宏大叙事”的消解，作为理论探讨有其脉络与价值，但实际上这一命题消解的只是特定的“宏大叙事”，也让作为主体的人更加碎片化，需要我们从理论上作出反思。现在不少创作者囿于“自我”“小叙事”的藩篱，极大限制了个人视野的拓展与艺术才华的发挥，这一点在青年作家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少有青年作家可以驾驭宏大的题材，相对于50后、60后作家，他们的气象、格局与境界偏于狭小，这也是青年作家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然我们谈论抒写中华民族新史诗，并不是要抹煞个人经验与日常生活，而是要从个人经验与日常生活出发，抵达一个更加开阔的境界。艺术创作的一个规律，就是要从创作者最熟悉的生活着手，从其艺术敏感点切入，只有这样，才能让创作更加丰富饱满，更有艺术的生命力，否则便容易陷入空洞或干瘪，甚或走向另一种公式化，这自然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抒写中华民族新史诗，就需要将个人体验与中国经验结合起来，并不断拓展生活范围，提高艺术眼光与思想能力。

如何抒写中华民族新史诗

对于当代中国作家来说，要抒写中华民族新史诗，需要具备新的历史眼光、社会意识和世界视野。

所谓新的历史眼光，是指将生活重新“相对化”的反思眼光与能力，我们的生活并不是从来如此的，也不是必然如此的。没有历史感，就没有现实感，我们只有在历史脉络的细致把握中，才能够更深刻地感知和把握到“现实”。在飞速发展剧烈变化的当代中国，我们每一个人都仿佛置身于激流之中，我们的日常生活也都在发生着变化，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时代的深刻变化也渗透在日常生活之中。以通讯方式为例，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我们跨过了电话、呼机、手机时代，现在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再以火车交通为例，我们也跨过了绿皮车、快车、特快、动车时代，现在进入了高铁时代。类似这样的变化所在多有，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也在悄然改变着中国人的时空观念。这是新的“中国故事”，是此前的中国史上所没有的，我们置身于这一伟大变革之中，只有具备历史的眼光，才能深刻认识其价值。

所谓新的社会意识，是指创作者要突破“自我”的藩篱，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只是社会某个阶层的一员，个人的生存经验或许并不能够代表其他阶层、群体或个人，而是有其局限性的。这就需要我们的作家走出“自我”，关注他人，关注时代，关注世界，尤其要关注社会底层的生活与内心。底层民众构成了中国人的主体，他们的故事是更广泛、更典型、更有代表性的“中国故事”，只有走进他们的生活世界，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才能触摸到时代变化的脉搏。底层民众也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力量，创作者只有参与到他们创造历史的进程之中，才能切身感受到中国经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才能刻画出中国人的生活史与心灵史，才能创作出为他们所接受喜爱的优秀作品。

所谓新的世界视野，是指我们需要重建面对世界的心态，重构新的世界图景。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2008年奥运会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越来越强了，整体社会氛围和人们的自我意识也在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可以说自近代以来，中国人都在以“落后者”“追赶者”的心态面对西方国家与西方文化，我们的整个知识、思想系统及其问题意识都是以此为基础的。而伴随着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增强，我们不仅可以更加从容地面对西方文化，而且需要重新审视近代以来的知识系统，在新的问题意识之中，重新构造我们的思维与感觉结构，对此我们显然还缺乏知识与心理准备。而对于文学来说，只有具备这样的眼光与视野，我们才能讲好新的中国故事。

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无论是《战争与和平》《浮士德》，还是《红楼梦》《水浒传》，这些经典作品都以其对人类生活及其命运丰富性、复杂性、深刻性的揭示与探索，在文明的星空中闪烁着璀璨而永恒的光芒。今天我们抒写中华民族新史诗，不仅要努力在中国文学的脉络中勇攀高峰，而且要有雄心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情感与精神，凝结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经典之作。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是当代中国作家所应有的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