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期刊的总体格局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权威，形塑着生长中的当代文学史，其形态演变历经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昭示出宏大背景下的文学情绪——传统道德结构坍塌，精神伦理文化转型，作家对写作对象的观照。文学总是围绕某种真实展开，“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2016年，各大文学期刊直陈文化裂变和生存之谜，在不懈思索的风格氛围下，这年度的《人民文学》对忧患困顿的审美逐渐告别对不理想生活的简单情理认同，对新公民意识的索求也不仅仅诉诸于现实生活层面，总之，《人民文学》在2016年的文学维度指向诸多尚未与时俱逝的“真实”和“存在”。

《极花》讲述乡村凋敝、贩卖妇女等现实和问题，贾平凹以个人记忆的专属区块为沃土，生长出具有某种历史印记的小人物、边缘者在大时代当下的遭遇和与之相适的心理变迁，以此溢出其本来的乡土视域，辐照驳杂的城市文明与社会文化。此外，张炜的《独药师》、曹文轩的《蜻蜓眼》、孙惠芬的《寻找张展》三部长篇也是诚意之作。《独药师》借鉴传奇笔法，以“长生”设喻，溯“原道”、探“新变”，而还原历史的旨意太小，绝非张炜此书格局。《蜻蜓眼》讲述了无处安放的人类姿态、家庭期待以及文明的尊严，故事残酷凄凉，却在毁灭的废墟上搭建出关于美好生活和沟通理解的梦想。曹文轩叙事优雅，翩翩风度中异国女人被命运的巨大悲剧吞噬。《寻找张展》如孙惠芬自白是一部救赎小说，小说上部多视角地提出疑惑：张展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孩子？可是我们需要问一个戴面具的人是谁吗？张展是个象征，成就和颠覆他同样都是艺术。象征是因为人性才拥有力量。否则，象征没有意义。但如果有足够多的“张展”现象发生，世界的景色也许大不一样。

近年来，小说的创作实力趋稳趋强，中短篇佳作无疑是《人民文学》颇有分量的集中展现。《人民文学》在2016年第9期以“青年小说展”呈现小说创作群的更新与延伸。正如该期卷首所言：“文学向来不以年轻与否论英雄，然而，年轻出英才也是必然的常态。” 肖江虹的《傩面》以匠人笔触叙述傩面师的死亡，作者对世相的表达已然跳出“固守”与“瓦解”的两点一线，对地域、民俗多层面多维度的实情描状乘万箭穿心之势，直击生命、人性与神性，以此反观生存与苦难。强雯的《石燕》娓娓道出古文物专家华绵无法忍受商业社会的残忍、物质和粗陋却只能以死为终的故事，时代的宏大课题聚焦在作家笔下的古董房间，对人物内心的丝竹铺排似一曲挽歌长鸣。国产青春片轮番以“出轨”、“堕胎”轰炸青年一代三观，焦冲的《无花果》正是以“孕事”为引子，传统伦理和精神道德在死亡的阴影下切开，人性与伤害，理性与冷漠，成为不应对立的对立。李宏伟的《而阅读者不知所终》极易发评论话题，它天然带有许多被井字符（#）区隔的模块，供人们发散思维：虚实、真假、你我——哲学专业与生俱来的优势。大部分的情节不紧不慢，人物不慌不忙，小说在神秘空间下的日常感觉中完成叙事模式的切换。在李宏伟先锋意味的结构情结里，小说强调的是文学的形式和一个哲学家的自我拉扯，叙述的人称、视点的全知与限知、时空的回溯和绵延，小说里的所有要素都可重置，李宏伟用孜孜不倦的解构与重构创造了自省式的小说世界，颇有点“剪不断，理还乱”的隽永，而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东西，恰恰在于创作或阅读主体对文本的构建方式，文学的立场即是对存在于文学文本中独特的文学性的强调。

几乎没有作家的写作能与其身处的现实保持绝对适合的距离，这种几乎不可能抵达的可能却完美佐证了文学实践上的未知与无极限。青年作家们正在回应这种期待，他们或许还需要一点时间，但他们诚然正在形成一种“青年小说”的美学风貌，以《人民文学》“青年小说展”为例，青年们还年轻，但他们已经开始思考死亡，也正因为他们年轻，经历死亡对他们冲击巨大，死亡成为他们普遍采纳的叙事策略，映射青年文艺思潮的转折。同样地，《人民文学》推出“2016：中国报告”，连同“非虚构”和“报告文学”作品，共同处理着写作与现实的距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新浪潮”等栏目，也以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种文体记取“真实”与“存在”。

2016年《人民文学》呈现的文学样本兼具丰富性与代表性，其线上平台也在打造一种新媒体时代的完美分裂：坐拥新经济成长成果的文学期刊，即便与生俱来刻有时代的物质印痕，也不得不主动因时而动，在有形的实体存在和无形的真实存在的双向收编中彰显自己独特的复杂性、丰富性与矛盾性，其爆发力，还看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