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思想的三个基本维度
陈映真（1937-2016）身后留下的小说、散文、杂文及访谈等文字，呈现了他思想中的自由精神、民族认同和马克思主义三个维度，这一基本的思想结构使其成为战后台湾思想史上备受争议、无法忽视的存在。
自由精神维度
陈映真幼年时期受家庭影响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这深刻地影响了他的精神世界。其小说中有强烈的宗教忏悔意识、人道主义的同情、博爱、牺牲与宽恕精神，以及对自由的无限向往。陈映真追求自由、对权力转移的敏感、反抗一切可能的权力压抑的内在去权力化欲望，都来自基督教精神的影响。
陈映真内在的自由精神与外在于个体的世俗社会权力的冲突导致了他对国家威权体制的反抗。陈映真对自由的敏感，使得他意识到当时的“台湾在艰苦、认真地进行一个自由化的过程”。于是，陈映真在1980年代不断突破政治禁区，接连创作了《铃铛花》《山路》和《赵南栋》。这三篇小说处理的是绵延整个195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时代国民党当局对左翼及无辜民众的逮捕、囚禁与捕杀，重现了理想主义的、爱国的知识分子理想受挫的遭遇。《铃铛花》《山路》和《赵南栋》的写作带有极大的试探性，在当时台湾的言论还没有完全放开的情境下，冒着风险写下这段隐藏在“官方”叙述背后的历史，显示了陈映真冲撞禁忌追求政治自由的勇气。这样一个追求自由的陈映真，自然会受到自由主义者的亲近。台湾“儒家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徐复观曾赞誉陈映真为“海峡东西第一人”（徐复观：《海峡东西第一人》，《陈映真作品集14：爱情的故事》，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第115页）；“西化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林毓生把陈映真等人的文学创作，作为六七十年代台湾自由主义运动的重要收获。显然，自由主义者们各自在陈映真这里看到了那扎根于灵魂最深处最为根本的自由精神。
民族认同维度
陈映真在鲁迅的影响下自少年时代便建立起来的“中国认同”意识，成为陈映真国家观念塑形的主要思想基础。通过鲁迅的《阿Q正传》，“我于是才知道了中国的贫穷、的愚昧、的落后，而这中国就是我的；我于是也知道：应该全心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而当每一个中国的儿女都能起而为中国的自由和新生献上自己，中国就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他特别强调鲁迅在民族认同方面给他的影响：“几十年来，每当我预见丧失了对自己民族认同的机能的中国人；预见对中国的苦难和落后抱着无知的轻蔑感和羞耻感的中国人；甚至预见幻想着宁为他国的臣民，以求取‘民主的、富足的生活’的中国人，在痛苦的怜悯之余，有深切的感谢——感谢少年时代的那本小说集，使我成为一个充满自信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爱国者。”在台湾与大陆分断的情况下，陈映真通过鲁迅和其他30年代的作家理解了现代中国的苦难，理解了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道路，从而使他得以免于和他同时代的一小部分人的分离主义倾向的“疾病”。正如松永正义所指出的那样，鲁迅给予陈映真的是与他的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观察台湾社会的广阔视野和清醒的批判力，使得陈映真虽然置身在“台湾民族主义”的气氛中，却“还能具备从全中国的范围来看台湾的视野”。
对“省籍问题”的关注和对“本土意识”的批判是陈映真民族认同的重要表现。他的小说涉及本省人与外省人的遇合题材的有十多篇。1964年发表的《将军族》首次涉及省籍问题，即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关系这一敏感话题。在这篇小说中，陈映真通过阶级意识弥合“三角脸”和“小瘦丫头”之间的省籍沟壑。他的相关小说以“省籍矛盾”为中心，前溯日据时期被涵括于“中国意识”之下的“本土意识”，后至分离主义言论中的“本土意识”，以政治、经济然而始终未曾脱离文学的多重视角，结构出了台湾现代史一条潜在的脉络。1980年代的《万商帝君》（1983）则设置了“本省人-外省人”对立的线索，表达他对“‘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论”的深在忧虑。世纪之交，陈映真的《归乡》（1999）《夜雾》（2000）《忠孝公园》（2001）等小说在中国近代史的宏大背景上反思1990年代后日益扭曲的“省籍问题”，认为“台湾分离主义，其实是中国近代史上黑暗的政治和国际帝国主义所生下来的异胎”。他一再强调，这种和外省人对抗的“台湾意识”，究其实质只是“省籍”的矛盾，并非“国家意识”的矛盾。他希望在现时代重现“50年代心怀一面赤旗，奔走于暗夜的台湾，籍不分大陆本省，不惜以锦秀青春纵身飞跃，投入锻造新中国的熊熊炉火的一代人”的精神高蹈，希望“一切自己承认是中国人的人们，怀着深刻的悔疚，用最深的爱和忍耐，为增强民族内部的团结与和平，在各自生活中做出永远不知疲倦的努力”。在50年的创作生涯中，陈映真始终愿意把他的作品“献给在民族分裂时代中为良心、爱、正义而热烈地生活、创作和战斗的人们”。从这种热切的呼吁中，我们看到陈映真真诚而坚定的中国信念。
马克思主义维度
在陈映真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基督教奠定的是其道德的、人格的和理想主义的自由精神基础，而鲁迅（及30年代左翼文学）赋予了他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然而，当他以理想主义的方式去观察台湾社会，却产生了困惑：透过白色恐怖的50年代以及此后长时期的“戒严”体制，他看到的是政治权力对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和自由权利的严重挑衅，是在意识形态压抑下异化而来的“分离主义”情绪。在思想的困境中，命运之手“把他求知的目光移向社会科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这文学青年的生命深处点燃了激动的火炬。从此，《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教程》、斯诺《中国的红星》（日译本）、莫斯科外语出版社《马列选集》第一册（英语）、出版于抗日战争时期、纸质粗砺的毛泽东写的小册子……一寸寸改变和塑造着他”。从此，马克思主义成为陈映真追求真理道路上的一盏明灯，指引陈映真从政治经济学的、物质决定论的和社会发展史的层面来考虑台湾社会的现实问题，找到了得以解释他的自由精神、中国民族主义情怀和压抑的政治现状之间矛盾的突破口。
1968年，陈映真因被台湾当局冠以“阅读毛泽东、鲁迅的著作”“为共产主义宣传”的罪名而入狱7年；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中，又因余光中向当局秘密告发陈映真“有‘新马克思主义’的危险思想”的必死之罪而险遭不测。即使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而几经坎坷，陈映真依然坚持信仰，并在与陈芳明的论战中坦承自己认识台湾的马克思主义进路，这是陈映真在经过了十数年的社会科学研究之后，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清理台湾历史的一次精彩的思想演练，是其步入思想成熟期的标志。1990年代后，对台湾历史的阐释成为“统”“独”论争的焦点。陈芳明利用台湾包括“省籍问题”在内的复杂历史扰人视听，进行他的“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企图从文化上论证分离主义的“台湾意识”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正当性。陈芳明借助文学史的建构，抛出台湾社会性质的“三阶段”论，即“殖民-再殖民-后殖民”的历史诠释。针对此论调，陈映真秉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构成论，力图从“社会性质”来解释台湾新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从而将话题引导到社会性质的讨论上来。这是文学诠释权的争夺，但争论的焦点已经不是台湾新文学史应如何写的纯文学问题，而是台湾属何种社会性质、台湾的未来应该朝向“独立建国”还是“国家统一”等问题。陈芳明强调，其“台湾文学史”的叙述框架，是在1987年以后台湾社会的“后殖民”形态的视野下，对于“殖民”“再殖民”社会下文学形态的一种反观。对此，陈映真以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决定论作为其历史分期说的知识基础，参照列宁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认定，认为初期台湾新文学所对应的社会应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重点论证了战后台湾社会的“后殖民”性质和1950年以后冷战构造下的“新殖民”性质，而非陈芳明所谓的“战后中国殖民台湾”的再殖民论。而后，陈映真又以“第三世界”理论为武器，在挑战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霸权的同时，也对陈芳明所谓的“后殖民”方法作了有效的反驳。他指出，陈芳明“以西方新殖民主义的文化概念描写台湾，正是后殖民批判理论的批判对象的核心”，从而抽空了他“台湾新文学史”叙述的理论基础。这场论战中，陈映真坚持其一贯的“第三世界”立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观察解释台湾历史、现实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从而在全球史视野下对包含台湾史在内的中国近现代史作出了新的解释，这在台湾是绝无仅有的。
结 语
陈映真思想中的自由精神、民族认同和马克思主义视野三位一体，成为支撑其思想体系的三大支柱。陈映真的自由精神使他坚持对台湾社会、政治、经济的批判立场，即使身陷囹圄、孤独前行，也从未改变他作为在野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意识；他坚定的“中国认同”立场，使他成为台湾进步文化界的旗帜，他继承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传统，始终站在反民族分裂的第一线；他运用唯物史观、阶级学说、帝国主义论述、第三世界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等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以宏阔的社会观察、深入的事实引证、雄辩的逻辑论断方式，在“认同”问题被刻意扭曲的台湾，不断地发出属于“中国”的声音。
陈映真的一生经历了台湾走出殖民时代又走进“冷战·民族分裂”时代继而进入“国族”论述多元化时代的整个历史过程。当殷海光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有感于台湾知识分子的精神萎缩而痛陈“知识分子的失落”之时，陈映真步履坚定地通过文学走进了台湾知识界。他以其独立思考的判断力、强烈的民族情怀、饱含人道主义的深切的人间关怀、基于道德勇气的担当精神和批判精神以及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信仰与使用，不断地为深陷历史与现实双重困境而举步维艰的台湾指出位置和方向。陈映真的思想是指引方向的“脚前的提灯”，是催促前进的“严厉的鞭子”，是海峡两岸知识界共同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