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永远是我的老师——王忠诚院士传》（节选）
本书是忠实记录一个因贫高中辍学、靠打工完成大学学业的青年学子，如何成长为“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最高荣誉勋章”和“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的人物传记，近日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
中国医学会会长张雁灵在第一时间，向读者发出 “新书推荐语”，说：“精读李家杰先生著《病人永远是我的老师——王忠诚院士传》一书，让我再次回忆起王忠诚院士的伟大和崇高。书名是王忠诚院士一生的遵循，他把病人永远当成老师去学习，也把病人永远作为老师去尊重”。
据传记作者介绍，王忠诚出生在山东烟台福山镇门楼沟村一个农民家庭，祖祖辈辈都没进过校门。他经历过挨饿、受冻、辍学、被诬陷、受迫害等人间种种磨难，抵制过急功近利、弄虚作假、临床腐败、草菅人命等世间种种荒唐，不惜以付出个人白细胞为代价，创造临床检测新方法；在手术台上，长期保持难以逾越的高治愈率和低死亡率……
虽然临床起点比同时代人偏低，但他摘下了神经外科临床研究桂冠上最为璀璨夺目的一颗明珠，为全世界脑干肿瘤患者开辟出一条道路，为祖国赢得了“国际神经外科话语权”。
在中国神经外科史上，王忠诚是一个划时代的重要标志。在王忠诚之前，国内缺乏高倍显微镜、CT、MRI、神经外科导航仪等现代检测观察设备支持，在攀登神经外科技术高峰的过程中，无人达到他后来达到的高度；在他之后，神经外科手术分工精细，医生工作面变得狭窄，在征服神经外科疾病病种的进程中，后人几乎不再有可能达到他的广度；在同时代人中，包括基础理论和临床技术，两个方面都无人达到他的深度。
王忠诚始终将“如何更好地为劳苦大众修复身体健康放在心上”，年届古稀之时仍前往中国西部地区，为农村重症患者免费做手术。
如何对待病人，是这本传记的主题，它贯穿全书1至12章。这部传记不仅适合医生阅读，同样适合患者及家属阅读。
北京天坛医院会议室洁白的墙壁上，没有悬挂张贴任何装饰物，摆放在室中央的长条桌，边角处油漆已经剥落，裸露出木质的本色。在条桌四周，一前一后，放置着两排靠椅。医院院长兼院神经外科中心主任王忠诚，坐在前排的一把靠椅上，“中心”其他大夫坐在他的左右两侧和对面。
就当下的敏感话题——“医生的资质”展开讨论的务虚会，与往常召开的其他主题的务虚会并无不同。谁第一个发言，谁最后一个发言，没有明确规定。凡参加会议者，不论职务高低，不分资历辈分，人人可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在各自充分发表意见和建议后，主持会议的神经外科中心副主任高之宪，笑着对王忠诚说：“王院长，只剩下最后5分钟了，您给大家讲讲吧。”
“好啊。”王忠诚似乎早有思想准备，不假思索话就冲口而出；而内容却“淡如一杯白开水”。几个第一次参加务虚会的年轻大夫私下嘀咕：堂堂一个国际知名的大专家，就这个话题发表的演说，记录下来，至少也是一篇论文，可以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而今怎么只有一句话——“医生的资质就是要能给病人治好病”。“这也未免太简单了吧……”一个刚拿到博士学位的年轻人迷惑不解：“就这么简单？”
王忠诚两眼直视着青年博士那张稚气尚未褪尽的娃娃脸，反问道：“不能给病人治好病，能算是合格的医生吗？”在学校政治课课堂上，被灌输了许多动听而不切实际的高调，工作以后，开会发言也习惯唱高调的“娃娃脸”，咧开嘴笑起来。可能是受到会场活跃气氛的感染，王忠诚一反常态，进一步说出了一段，在医生听来比较刺耳的话。
“是病人在培养我们医生。我们医生的本领有不少是从病人的痛苦代价中获得的。所谓的好医生，只不过是刻苦钻研、及时吸取经验教训，少犯错误而已。”他环顾四周，观察在座各位的反应，看到大家都全神贯注地在听他发言，就进一步说道：“医生必须牢记：是病人用自身的病痛甚至是生命，传授给医生医学知识。医生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手术技术都来自病人。病人是医生的老师，医生没有理由不尊敬老师、爱护老师、关心老师，虚心地向老师学习。”
第二天中午12点20分，门诊诊室里最后一个病人离去后，王忠诚继续昨天的话题，对跟随他出诊的博士研究生说：“作为一个医生，时刻不要忘记，我们的知识和本领是病人教出来的。当病人前来就诊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耐烦。”半年以后，按照国家明文《规定》——“可以认定已经死亡”的一个重症患者，被不知道国家这项“规定”的家属，抬进北京天坛医院急诊室。值班医生张俊廷为病人做完检查后，来到院长办公室，请示王忠诚：“要不要为这个病人做手术？”王忠诚盯着张俊廷一言不发。“这是什么意思呢”，张俊廷猜不透王头儿是怎么想的。王忠诚张口说话了，“医生的名声无论多重，都重不过病人的生命。”
“王头儿说的和做的，实际上，是紧紧地抓住了‘治病救人’这个医疗改革的宗旨。他带领神经外科团队做的，首先是准确地认识病，然后是如何有效地治好病。他最关注的是把病真正治好了没有。在他看来，如果病没有治好，医院及医生就没有起到作用”。这个信念从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来到天津总医院，成为一名住院医生起，就在王忠诚心底开始萌生。
王忠诚选定世界前沿课题开展研究，第一个目标锁定的，是脊髓内肿瘤。他对任文德解释说：“首选这个目标，是因为脊髓内肿瘤的发病率非常高，约占椎管内肿瘤的15%到20%。”这种肿瘤多发生在颈及胸段脊髓内。脊髓非常娇嫩，表面布满神经和血管。术中稍有不慎，术后就会出现呼吸障碍、中枢性高热、上消化道出血等一系列严重不良后果，甚至出现毁灭性的并发症。在王忠诚攻下脊髓内肿瘤前，国内普遍采用椎板减压，或通过活检加放疗等方法进行治疗。而采取这类保守疗法治疗，病人将终身摆脱不掉被病痛折磨。
王忠诚率领专门的科研小组，首先对天坛医院保存的近千例脊髓外肿瘤手术病例，做出全面的分析总结，然后建立动物模型，开展脊髓血管闭塞试验，探索脊髓内肿瘤手术的入路方法，及摘取肿瘤的技巧。在进入临床试验前，他对科研小组的谈话，再一次反映出他时刻把病人放在心上的一贯主张——“发病人群年龄跨度较大，开展研究所选病例，必须相应拉大年龄跨度。第一批选择的138个病例，年龄跨度应从10岁开始，到70岁为止。这当中的60年，每隔10年一选，一个年龄段都不出现遗漏。”
一项研究工作，从起步开始，就首先想到病人的需求，取得的成果将不可能不是患者的救星。以后，北京天坛医院脊髓内肿瘤全切除率节节上升，最后达到前所未有的80%以上，而且，没有出现一例肢体瘫痪或死亡的病例，有力地证实了这个判断——王忠诚是全国第一个明确表态，他“不赞成对脊髓髓内肿瘤、治疗偏于保守的观点”，并率先提出“脊髓缺血预处理的理论和髓内肿瘤可以全切除”。同时指出，“单纯后颅窝减压，不能从根本上解除下疝问题，切除下疝的小脑组织，才是治疗的关键”。这些观点在以后的临床实践中，普遍得到证实，是完全正确的。
脑动脉3次出血，死亡率80%。成纫干已出血6次。1984年9月8日，成纫干被推进手术室。王忠诚刚打开颅骨，正全神贯注寻找出血点位置，包括无影灯在内，手术室灯光骤然间全部熄灭，顿时伸手不见五指。王忠诚异常镇静。他立即向助手、麻醉师和护士下达指令，说：“这可能是临时停电，大家保持原有的姿态，谁也不要动。手上拿的器械都不要放下。”一周以后，王忠诚走进成纫干病房。“成书记，你好啊。”“你是谁呀，我不认识你。”“我是王忠诚呀。”听到王忠诚三个字，成纫干双手撑住沙发的扶手，用尽全身的力气，缓缓地站立起来，面对着王忠诚，毕恭毕敬地鞠了三个躬。额头上的汗珠大颗大颗往下掉，嘴里不断地念道：“救命大恩人，救命大恩人……”
1991年3月下旬，王忠诚为一个名叫肖志勋的患者，成功地切除脑干星型细胞瘤。以后，肖志勋每年都要在他父亲陪伴下，专程到北京天坛医院复查一次。
第一年来复查，老肖对王忠诚说：“原以为咱孩子要成为一个废物，现在他已能帮咱做家务事了。”第二年来复查，老肖对王忠诚说：“咱孩子已经复学，考试成绩好着嘞。”第三年来复查，老肖双手捧着一个粉红色花布袋，送到王忠诚跟前。
“王教授，俺知道您老的为人。您救了俺儿子的性命，俺本应该重谢您老人家。但是，俺是个农民，拿不出像样的东西。这一斤新花生仁，是俺来北京前，头天晚上，全家人围在一起，一颗一颗剥出来的。就这点心意，您老别嫌弃。”
老农脸上深一道、浅一道沟坎，嵌入王忠诚心坎。他顿时感到，任何拒绝的话，无论多么婉转，都会深深地刺伤这位老农。他身不由己地伸出双手，从老农手上，接过了粉红色花布袋。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收下了病人家属送给他的一份礼物。
2013年仲夏，在中国神经外科发祥地天津，和中国神经外科明星城市上海，两个神经外科界的中青年，一个在北，一个在南，围绕着一位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有过一番耐人寻味的议论。在南方的是上海的青年副教授赵曜。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复旦大学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周良辅教授培养的博士，长着一张娃娃脸，说话带有浓厚的“70后”色彩。
“以前，认为神经外科是一个小科。现在，胡锦涛主席代表国家，向王忠诚颁发大奖，一下子把神经外科提升到了大科的位置上。真是不得了。”在讲这段话的时候，赵曜笑声不断。大概是兴奋的缘故，虽然一口的上海话，却用北京独有的民间叫法，把王忠诚叫做“老爷子”。他说：“老爷子现在已经上升到了原则的高度，他虽然不再上台做手术，但是，凡是遇到难度太大的手术，我们还是要向老爷子请教的，还是得靠老爷子指导的。我们这一代人是蛮崇拜老爷子的。”
在北方发表看法的，是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研究所所长张建宁博士。他的分析十分特殊，不一定能够为众人所接受，但是，他还是说了。“王忠诚是一个承前启后、过去不可能出现；今后不可能再有、当代中国无人可比的神经外科专家。”
张建宁的根据是，在赵以成生前，CT、MRI虽然已经问世，但中国没有。缺乏这些先进的检查设备，神经外科手术的广度和深度都受到极大的限制。而王忠诚赶上了好时代。在王忠诚年富力强的时候，中国神经外科就开始拥有高倍显微镜、CT、MRI、神经外科导航仪。赵以成没有可能打破神经外科手术禁区——做脑干手术，而到了王忠诚这一代，打破“禁区”的客观条件已全部具备。这就是为什么说是“前无古人”的理由。
“后无来者”的理由也十分充分。从王忠诚这一代开始，神经外科手术越分越细。由此医生可以集中精力，把手术做得更加精致。另一方面，又使医生的工作面变得比过去狭窄。出现精于一种疾病的手术治疗，而疏于其他疾病的手术治疗。这样的结果造成，后辈要超过几乎对每一个病种的手术，都做得非常漂亮的王忠诚，就太困难了，甚至根本不可能做到。
如果这个说法能够成立，那么作为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性符号，王忠诚将被永远载入中国神经外科史册。
（《病人永远是我的老师——王忠诚院士传》，李家杰著，作家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