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尺巷”故事的背后……
“六尺巷”的故事想必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的了。传说大清朝一个达官贵人张英，老家安徽桐城的宅子旁边有一块空地，邻居吴家盖房要占用，张家不同意，于是告到县衙。县衙因为张家吴家都是官宦人家，颇为难，迟迟不予结案，于是张家人就一封信寄到京城，向张英求援。张英看了，回书一封，写的就是那首著名的诗：“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存，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人看了，很受启发，便决定主动让出三尺地。后来吴家的人知道了，也颇受感动，也决定让出三尺地——于是“六尺巷”得以形成，张英“礼让”邻里的故事于是也天下传扬。 历史上这个故事是像这样传说的，但是具体的细节却往往让人感到十分地困惑。就比如张家老宅子旁边的那块空地的产权问题吧，我们不禁要问：它是张家的私产吗？因为张英是“礼让”，所以这个问题就显得极为重要——如果不是他们张家的，我们凭什么定性说张英的行为是“礼让”呢？可关于这块空地，史料上偏偏又含糊其辞，没有明说是属于他们张家的，所以我们并不好直接判定，也不能凭空说是属于他们张家的。不错，关于这块空地，史料上是说吴家“越用之”——但即使是吴家真的“越用之”，也不足以证明这块空地的所有权就一定是属于他们张家的。我们不妨这样推断一下：如果那块地是属于张家的，那么，吴家官位没有张家官位高，势力没有张家大，吴家势单力孤，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打张家的主意，觊觎张家的私产吗？退一万步说，即使吴家当初打了张家私产的主意，那么事情“闹大”之后，吴家还敢在县衙中硬着头皮始终坚持不放弃，敢在张家人已经修书一封到京城之后也保持那么一种强硬的态势不退缩、不撒手吗？显然不敢。所以这块地的所有权不属于张家，则是一定的事。——更何况，吴姓也是官宦人家，朝中有人，也有关系；他不求助任何的人、不凭任何的关系，有勇气独力打官司，也旁证了真理应该在他的这边——俗语不是说“有理走遍天下”嘛，人家怕什么？！但有人对此也可能不以为然，说：“你说的不对！‘恶人先告状’，吴家咋不兴是个流氓赖皮人家呢！”然而，在本案例中，是吴家的人先告状的吗？不是。吴家是一个不讲道理的流氓赖皮人家吗？也应该不是。为什么？因为若是的话，那么吴家后来会深深感动、并钦佩于张英的举动，也同样做出退让三尺地的举动吗？ 其实那块空地，不属于张家，也从桐城县衙的迟迟不能判决中可以窥见一斑。我们不妨这样想一下：它如果是张家的私产，那么桐城县衙还会有什么顾虑，迟迟不能判决呢？——张家的官位又比吴家的高，势力比吴家的大，县衙判张家胜诉，简直就只有功德，没有一点风险可言。可问题是事实恰恰与此相反，桐城县衙的反应却是顾虑重重，迟迟不能判决。它不就恰恰证明了此时的桐城县衙正处在“势”和“理”的纠结之中而首鼠两端不能自拔吗？倒向“理”，伸张正义吧，便得罪了张家，自家恐有祸患；倒向“势”，置天理良心道义于不顾吧，偏却他还天性未灭，良心未泯……于是县衙就装糊涂起来了，不作为，也不敢为起来了，——这不是很明摆的事情么？！ 所以整个“六尺巷”的故事，要我说，细究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感动人、教人礼敬的地方。那块空地，虽然在他们张家老宅子旁边，但并不是他张家的资产；张英的所谓“礼让”，只不过是他给他们张家人一个体面的“下台”的阶梯而已。把一块本不属于自己的地块“让”出去，张家最多是没有占上这块空地的便宜罢了——但这于他们张家何尝有丝毫损失？最多是他张英还算是个明白人，没有因为他自己的权势唆使他们家人或者是他们家乡官员强取豪夺罢了！所以由此盛赞张英的“礼让”，我觉得是我们后人在有意地美化和抬举张英——其实他张英心里何尝不清楚是他们家人不在理？只不过他那时与家人相隔万里，不好意思在信中白纸黑字明白地点出他们家人的不占理罢了；否则，他老家人千里飞鸿郑重修书“说事”，那块地又如果确属他家无疑，那么他会简单的一首诗，就打发了他的老家人；就什么也不说，便轻率地否定了老家人的意见，放弃了本属于他们老张家的正当的权益吗？ 行文到此，有人肯定还会有疑问：你说那块空地不是张家的，那史料上说吴家用这块空地，为什么要用“越用之”这三个字来形容？其实这个道理也不难理解：这“越”，说白了，就是吴家和张家相邻，吴家要盖房，要占用这块地，只是之前没有给张家通气打招呼、征求张家的意见——大家是邻居嘛，低头不见抬头见，又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家，有事了通个气、打个招呼是彼此的情分，也是个尊重嘛！——或者是吴家虽与张家事先通气打招呼了但张家没有同意，吴家却置之不理，要强行盖房占地——总之是张家在吴家盖房用地这件事上面子上下不来，气不过，便坚决反对吴家用地，“意气用事”罢了。这“越”无他，说白了，只不过是写史料捉笔杆子的文人为捧张英，跟大家玩了一个叫作“春秋笔法”的游戏而已。 但我读“六尺巷”的故事，其实对张英的“礼让”精神并不是太感兴趣。在今天，张英的那种“礼让”的精神多了去了，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奇。我感兴趣的，倒是对故事里的那个桐城县衙——故事里那个桐城县衙在情与理、势与法面前的不作为，也不敢为，则让我于心常有戚戚焉。是呀，我常想我们究竟是该感谢那位县衙，还是该抨击那位县衙的那种不作为、也不敢为的行径呢？有了他那样的官员和他那样的行径存在，正义和公平就往往不能得到伸张，甚至还要遭到损抑；可是没有了他那样的官员和他那样的行径存在，“六尺巷”的故事却也不能由此催生出来；人性的美，却也不能由此彰显出来……唉！我愚笨，我实在是不能回答我自己了。但是我又想：我干嘛非要沉溺在古代这种陈旧的故事里不能自拔呢？像昔日桐城县衙那样的官员，现在都该因为时代的不同和进步，与我们国家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而消失殆尽了吧！我们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正视现实，面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