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知道”文化主题沙龙文字实录(4)

　　我当时提出了反对意见，我并不认为公民是褒义词，因为我们中国不是公民社会，所以大家对公民抱着很高的期许，一说公民就觉得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回顾法国大革命那时候公民和同志是一个概念，你们一起去杀人，什么后面都加一个公民。那么公民是公共意志形成的一个国家，但是这样的公民也可能会去作恶。这样的情况下如何需要一个抵抗机制抵抗公民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我想这就需要回到人的概念本身。谈人的自由，公民更多的情况下是有见功性，回到人的自由本身有可能就会形成一种抵抗的。

　　比如有时候我们说消极自由，回到人的本身，我生活在这个国家，生活在这个社会，但是我有权利脱离这个国家，有权利脱离这个社会。并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把你的触角伸到我身上来，我是可以割断这些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或者在公民教育之前一定要有一个所谓的人的教育。包括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我一直认为刚才知远也谈到了精英的问题，我是在一定程度上比较认同他的说法，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非不分。这方面很多时候也是道德层面和神性的动作被削减了，一切都不值得敬畏。整个社会觉得道德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东西。过去如果谁谈到的我们最重要的是道德，如果你谈用道德要求别人的时候他说你是道德暴力。

　　比如莫言领诺贝尔奖希望他说一些推动社会进步的话，有人说为什么要求他说，这是道德暴力，这其实不是道德暴力是一种期许。其实这种道德也好，或者人的神性也好、尊严也好，这是我们需要培养的对人本身的一种教育，它是要优先于公民教育的。

　　第二个问题有一个就事论事的问题，首先是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中国现在很多讨论最后讨论不下去，比如说在前几年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好的词，很人多被评为40位公共知识分子，觉得这是光荣的事情。但是尤其去年韩寒(韩寒腾讯博客)针对方舟子的讨伐，很多人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糟糕的词。我想说的是，到底谁是知识分子？不能说他在网上说了几句貌似有知识的话，他就是公共知识分子。而且有一些人他在说话的过程中，公共知识分子说了这样你认为很糟糕的话，就把这个人贴上标签蔓延开来认为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我不太同意我们用一些标签帖一个群体。因为人都不一样。在思考过程中，我是觉得如果我们只是拿一个负面的因素形容一个整体，其他东西抛开的话我觉得这是不公平。

　　在具体承担方面我觉得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分开的。我在这个书里谈到了一些事情，比如马丁。路德金，他在美国推动黑人权利平等过程中做了非常大的贡献，但是后来有一个细节，实际上马丁路德金在各地演讲过程中，FBA联邦调查局一直在跟踪他，偷录了他很多生活细节，他们找到马丁路德金在演讲过程中在那个城市里还找了小姐了招妓。马丁路德金到各地演讲可能就为了到各地招小姐，这样道德就败坏了。其实就事论事，他到底在做什么，哪些是真正在做的，不能因为有一些细节不认同就磨灭他的其他做的其他的事情。

　　梁文道：宽容基础不在感情，在理性

　　提问：我想问一下许老师，您对刚才梁老师讲的关于写作轻重的看法，因为我听您的看法感觉对这个时代还是很悲观的，正如梁老师讲的，这个时代太挤了，您看的太重了，假如轻一点看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许知远：我刚才是很同意他说的轻，其实我们谈论写作边缘视角的时候都是在寻找轻。如果你稍微认真读一些还凑合的东西的时候，角度都是从轻的角度出发。当然重很重要，我想是因为生活本身太轻了，需要寻找某种平衡感。

　　坦白说，可能现在我们把一种端庄的表达误认为是重，其实我们只是在寻找一种端庄的表达。我们整个判断系统少掉了一个环节，写作的轻和重我觉得是这个线索的丢失带来的。

　　提问：我来自天津南开大学，有一个问题问个梁文道先生，我看过你的开卷八分钟，讲过马明谦先生的一生，那本书我看过之后对我的感受就是一句话，迦叶是尊者，佛教很包容这样的宗教，那个时代会也是非常不包容的比如提摩达多。我想问一下梁先生您认为这个社会应该怎么样去保持一种让别人有头的权利，怎么能飘出去保持我个人有头的权利？

　　梁文道：提摩达多是佛教的一个叛徒，我们要了解佛教2500年的历史，它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的东西，佛教史上的确有潮流式的恐提摩达多，同样的道理我们常说佛教是最非暴力的宗教，但是仔细看，虽然我是一个佛教徒，但是情况不是这样，日本战国年代那些声音是怎么回事，抗日战争年间日本佛教积极支持他们的军国主义，我们认为的佛教是什么，是一个历史很久散布范围很广的现象。

　　回头讲，今天的这个社会所谓的宽容，我们今天有一句口头禅，比如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是我要誓死捍卫你表达自己说法的权利。这句话不是道德上自己神圣化的一种感情，恰恰是怎么样懂得跟这种感情保持距离。宽容基础不在感情，在理性，包括非常冷酷的距离感。

　　我们自古以来说不要以言废人，多少人做到了？是我们太容易的看到说这个人是坏人，所以他说了这个话。但是反过来，由于这个人他说了这样那样的话，我们很少想到那是他的一个意见，但是我们很快的会跳到这说明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举一个例子，曾经有一阵子方舟子先生批评我说，说我重庆还是四川的一个道者李一，说我跟他学什么什么，说我太迷信了。前一阵子我在电视节目里也介绍了一本他的书，后来有人问我说，你这么讲是不是表示要向方舟子道歉，屈服他了？我觉得很奇怪，我介绍他的书觉得他的书写的好，那个礼拜我是讲中国科普书，他写的科普文章真的好。我讲的时候大家想这是你肯定了方舟子的人格，你不只是肯定他，你还认错了，屈服了，这就是今天我们最流行的一种思路。仔细想想这种思路就跟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誓死捍卫…那句话是相反的。

　　熊培云：文道说的那句话这是大家经常说是伏尔泰说的一句话，事实上他从来没有说过，这是给他写传记的作者，其实是写作不规范。他写的时候说从此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誓死捍卫你的观点。事实上这句话伏尔泰生前从来没说过。

　　这句话我原来讲座的时候也谈过，我们事实上没有哪一个人真正做到这一点，其实也没有必要做到这一点，因为即便我们说话每个人也是有底线的。不可能希特勒说把所有犹太人都杀掉的时候你说誓死捍卫他。

　　提问：请问熊培云老师，您觉得这个世界会好吗？

　　熊培云：我通常给大家的印象是非常乐观的，但是我不是盲目的乐观，我的乐观是审慎的乐观。比如我看到一些朋友在积极的做事情，我看很人多在推进社会进步，有理由相信中国社会会更好。

　　但是我也看到周围那么多朋友在积极的做事情，但是推动很慢或者是举步维艰。说到这儿想起去年11月份去美国观摩他们的大选，走了很多个城市，也询问了很多人。我问他们今年大选你会投谁的票？得到的答案是，我问了十个人，九个半人告诉我投的是奥巴马。为什么说九个半，是因为其中有一个人说我还不太确定。但是当时的媒体抽样得到和我的印象是不一样的，媒体民意调查是一半一半，罗姆尼和奥巴马是一一半一半的数。我为什么说我自己得到的95%的印象和民调的印象有很大的区别，我很快意识到一个问题，我在抽样的时候有问题，我问的都是我接触到的底层的，比如黑人、华人、西班牙裔的人，他们给我的答案当然是这样，因为奥巴马代表公平、平等对少数人的关心。

　　回到我对这个社会的判断，我平时接触的人其实也是在抽样，我看到文道在积极做事情，看到瑞琳积极做事情，看到我演讲上课的时候很人多在积极做事情，我看到95%的人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国可以很快推进转型。事实上不是这样，有些人可能我可能根本没有接触到，好像新京报前天所谓出事以后，很人多说好人永远不知道坏人有多坏，有些人我们没有接触到，说到这儿想起一本书叫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讲到了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是光明之子，他们希望通过他的贡献、牺牲、努力，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另一方面他也可能举步维艰，经过一个大的浪潮以后发现世界还是很难回到黑暗的手里。说到这点，这个社会它本身的确是千条万缕，有非常复杂的关系。所以我们推动社会的变革不要觉得立刻就能怎么怎么样，然后拿这个结果来指导自己。如果没有立刻怎么怎么样就会变得很郁闷，变得觉得实在活不下去了，或者说太不可以接受了。

　　说到这儿想起另外三本书是弗兰克尔的《活出意义来》，那本书讲了当年在集中营里有一些人是怎么死的？比如说盟军打到某个地方觉得应该差不多了，过了一些天他认为应该有一些好的前途的时候，能被释放的时候他发现没有。他原来能够忍受三年五年最后一个星期都忍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