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知道”文化主题沙龙文字实录(3)

　　在一个时代里，如果想象不出来另一个生活的可能性，这个时代就是悠长的看待的时代，我们丧失了技术本身带来的自然得无根状态，它变成一种此刻生活，没有未来，没有依托未来的设想，没有过去产生的联系，所有东西都是在眼前、现在，这样生活是没有坐标没有意义的。因为所有人挤在眼前的现在，所有的人生活是庸俗不堪高度竞争的。这有点像我们此刻的状况。

　　所以说内在的流亡怎么建立和事物的关联？怎么样真正把为虚荣的写作变成为荣誉写作？我们怎么跟伟大的思想和传统产生关联？而不是像文学像生活中一样说话，而是需要说话像文学一样。这个过程除了纵横坐标也需要横坐标。我知道其他国家知识分子如何抵抗。这是我想应该去讨论的，当我能够把我的感受表达出来的时候，那一刻我是最镇定的，最安静的。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写作是帮助我获得一种超越，这有点自我浪漫和抒情的情份，我写的也不好，我希望将来写的更好，更接近我说的那个伟大的思想和传统。

　　梁文道：写作要在现实前面设置隔离层

　　梁文道：他们二位都写了很重要的作品集、评论集，都是切入当前社会各种各样的问题。相比之下我是一个“烂人”，我觉得很尴尬。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比较起来好像这是很轻的一个东西，他们一个讲89，一个讲环球时报这个事。我就写吃喝好像很不入流，于是我们可以联想到这个轻重，这个轻重的概念，我理解的并不是一般的平常常常讲的这个东西写的很重，这是一个轻的话题，这是轻文学，这个是重文学。

　　我的理解并不是这样，我仍同塔尔为莫的说法，是因为我读到了他怎么样谈轻的时候，我觉得他说出来我没办法说出来的话。他讲了一个有名的希腊神话，希腊神话是长满蛇发的女妖，她看你一眼就会变成石头，卡接维斯是拿了一个盾牌，从盾牌里面折射看到她从后面来了，然后一剑把她的头砍掉，这是因为他隔着盾牌，所以不怕看到她了。这个例子说明眼神就是现实，它很沉重，重到一定程度你直接盯着它会被拖入泥沼陷进去。那么怎么办？他认为文学或者一切的写作应该是轻盈的。像隔着一个盾牌一样，不是直入现实，而是侧眼看现实。好的写作不能直面写作，要歪着面对现实，歪着面对的时候逃逸了，跑掉了。梅杜莎死了之后，她的血里面诞生了那批有名的后来为帕森斯继承的飞马，非常漂亮的骏马，它如此的飘逸轻盈，在天空中飞翔。

　　中国的文化是很基本的，从古代殷商的时候青铜器，是国家铸造的一些关涉国家根本的一个很重要的物品，这个东西在中国很奇怪，古代世界各地皇权的行政希望做大的东西，中国不是。中国是东西不一定大，但是要重，这叫国之重计划有时候举行典礼的时候，一些臣子拿的杯子其实没那么重，但是他要装出太重了的样子，拿不起来。我们对重的偏好有时候会扭曲变成今天我们常常说这个东西好，它很重，很有分量很厚重。一个作品很厚重很有分量当然很好，但是这个重并不指的是题材之重，还牵扯到写作的深，它到底该不该重？该怎么样重？我理解的重是假如你直接面对世界，那么自然而然不加思索毫无间隔，没有空间隔在中间投进去的话，你会被它拖走，你会沦陷。只有像帕森斯那样隔一层看起来，你就轻了，像小鸟一样在天上飞了起来。

　　这种写作观念对我什么影响呢？我跟二位不同，他们两个是很早发现自己有写作天赋的。也许一开始对写作抱着很重要的期许。我一开始是怎么知道自己能够写东西呢？是因为我在台湾念中学，学校有周记，周记我们那边是要写出来本周我的大事，本国国家大事，本周国际大事。我觉得这个东西好玩儿的是，一个周记是累计自己一个礼拜所思四想，对自己的一个看法。但是老师还要给分数，日记为什么还要给分数呢？我觉得很无聊，我怀疑这种东西有什么价值？于是我开始发展一个习惯，每周周记不按格式写，我自己编段子。老师看了之后觉得莫名其妙，写的不是我要的周记。但是他觉得我写的段子太好笑了，所以他不知道怎么评分，他的评分通常是马马虎虎也不像不及格，也不是好分数，就是过了。那时候我知道我能写作，我的写作有在于一开始我写的东西是什么的一种距离感。

　　第二年又考，香港考大学可以自选考什么，有一门宗教课，真的考宗教知识的。我选了宗教课程，我也是瞎来，有一题说宗教是什么？我讲了一个意识形态和国家理论谈宗教，后来很意外的批分的老师让我的宗教得了很好的分数。我把这些都当我写作，在我看来写任何东西都是一种写作，都应该去想包括你写报纸、新闻稿，不是说每一篇都应该这样写，但是要知道我在写什么，它是谁，跟我什么关系。我们常常说做媒体应该反省社会责任等等，我觉得反省应该从这一刹那开始，我对着镜头的时候我跟镜头什么关系？观众是谁？他们跟我什么关系？他们跟我什么时间上展开的什么样的关系？我常常想这些，这是让我保持轻盈的根本。这是轻，轻是什么，就是把现实替换掉，挪掉，跑到另一个空间不断的后退或者逃亡。

　　于是我发现后来我写的东西，无论社评，书评早年写艺术评论，后来写音乐、电影、写类似小说的散文，或者类似散文的小说，到写饮食，我都不觉得它们有太大的分别。我不觉得有时候我写的是重的东西，有时候写的是轻的东西。在我看来所谓的题材本身没有轻重的分别，有的只是我处理它们的方法。假如以为写饮食是很轻的话，那是因为你对这个东西是直接的，其实是重的，而不是轻的，但是我们以为它轻。

　　我不敢说每一次写作都是做到了这样的效果，但是我总是在想，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人他们喜欢看的人，说吃、说喝，为什么喜欢看这样的文章？这是怎么回事？写饮食的原本是什么？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写饮食，但是中国甚至是世界上最早餐馆业发达的国家。最早有餐厅这个行业而且成为一个行业从中国开始的，欧洲是很晚法国大革命之后才开始。但是很奇怪宋朝的杭州那么多的餐馆没有出一本餐饮指南。而法国大革命之后就出了一本餐饮指南，我想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写作在写什么，写的对象是什么？写给谁看？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似乎在饮食，但是其实已经逃出去了，轻了。

　　同样写时评的就算除了很沉重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我也是总想办法不是直接的掉进去，而是要把我讲的现实问题变成一个隔离层的务实。变成另一种叙事，在那个叙事里面我们才能自由的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它、处理它，看到不同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在现实中是看不到可能性的，我们把现实拿到写作环境下，所有的环境我们都是试想它的各种可能性。我觉得培云也好，知远也好，他们的写作这是我能够跟他们炫的地方，我常常看到他们想的问题。

　　举个例子，比如说培云这本书的介绍里面说到，乌托邦时代为了未来抚平现在…如果我们在写作里面跳出来，换作一种逃亡、很轻盈的飞出去了，我们就能看到哪有那么沉重，这个世界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沉重得很痛苦的拉着我们的后退让你非掉下去不可。这就是我自己认同的一种写作态度和想法。

　　但是我不能保证我永远都能够清醒的秉持这样的想法来写作。尤其我本来就不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无论做任何媒体工作，做电视也好，做写作也好，我都不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我到最后还是觉得对不起大家。谢谢！

　　熊培云：中国最缺的不是公民教育 是人的教育

　　熊培云：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听了文道讲了这么久才想起来他在讲自由在高处。

　　梁文道：今天在场的各位朋友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意见？可以批评指正。

　　提问：谢谢三位老师，我有两个问题。我们国家现在仍然没有建成一个公民社会，现在很多知识分子也在呼吁这个事情。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一个前提就是公民自我参与的过程，但是我们发现现在中国这方面东西很少，大家还是想这是知识分子的事不是我自己的事，请问老师你们觉得怎么能够推进在中国的公民意识的转变？

　　第二个问题我昨天也参加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北大的一个沙龙，上面王荣博老师讲到现在公共知识分子里面很多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呼吁得到一些权利，却没有承担一些责任。他认为鲁迅 笔下的君子也在公众知识分子中存在，你们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熊培云：虽然我们谈公民谈的很多，就中国最缺的应该不是公民教育，最缺的应该是人的教育，这应该是先于公民之前的的一个教育。比如谈尊严、谈权利，很多我们是拿在国家框架和社会来说，但是对人性本身的探讨，对美好人生的探讨，对我说的尊严的探讨实际上是非常少的。事实上我们讲公民，我记得几年前在北大参加过一个会，就是叫公民社会的培养类似这样的主题，台下有一个人问台上北大的一个老师说，老师你认为公民是一个褒义词还是贬义词？教师说我认为公民是一个褒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