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2026年第11期|存朴:故园
小说
火车车速极快,大地上的事物在视线中迅速后退,而时间匆匆向前。车厢里,现世安稳的氛围很贴近。邻座的男孩品尝过一杯咖啡,目光沉溺在手机屏幕中;中年男人闭目侧身,沉溺在旅途的梦境里;对面的小女孩平静中略显兴奋,沉溺在耳机音乐里;我阅读着荷兰作家赫布兰德·巴克的小说,此刻视线刚跳脱出来,拇指插在三分之二页面处,让书页半开半合。小说里,貌似冷漠的叙述表象下,心绪的涟漪暗自扩展,像一个人午后醒来,沉闷地坐在院子里打量远处的事物,什么都和自己无关又丝缕相连。这是一个发生在荷兰乡间农庄的故事:赫尔默和亨克为孪生兄弟,弟弟亨克本分听话,精于农活,很讨父亲欢喜;哥哥赫尔默则相反,心怀城市梦想,与父亲情感疏离。后来,亨克在车祸中丧生,原本打算离开农庄的赫尔默被迫中断学业,三十年如一日地守在农庄。这期间,母亲离世,父亲年老体衰,卧床不起,冷淡的父子关系日趋恶化。赫尔默,这位年逾中年的独身男人,以“我”的口吻说着往事、日常和内心。封面上,几笔平淡的字形符号,像细长的刀片,又像鞭影。
如果亨克不出车祸,赫尔默的情形会是怎样?或许,在阿姆斯特丹的某个街头,一个荷兰乡下来的人,依旧会感到孤独和迷惘。
此刻,坐在一列通向故乡的列车里,我想起父亲,一位老兵,侥幸存活于世间,中年后因病卧床多年,黯然去世。他的血色记忆中,有饥荒、贫困,以及一生的动荡不安,我没能力给他多少慰藉。我未曾像赫尔默那样坚守,也不像亨克那样精于农活,而孤独与迷茫,并不比赫尔默少。我只是试图从小说中捕捉某种精神属性,寻获追忆中充满悖论的裂痕或者痛悔的东西。关于出走或坚守,局限于认知,我无法获得圆满的答案。现实的锋利和曲折幽微,比小说更使人五味杂陈,百感交集。这种感受,在返乡途中,一路伴随着我。
记忆
那个阴凉而湿润的清晨,连同溪流、叶片纷披的桃树、水稻田,一直存活于某个幽暗角落,形神兼备。无数日子纷沓而来,又悄然逝去,没有什么新意。年年相似的重复,不过是深化记忆的颜色,增加了某种非物质性存在的厚度与密度。
风从山坡下来,吹过田垄与溪涧。流水轻抚水草,灌浆的水稻微卷绿浪,植物和露水的气味融入鼻息。从容的日光给予事物以吉祥和睦的外套,人在这样的光影中,内心的冀望一片簇新。他的眼神在溪流里游弋,语声轻淡。那层平静的声色皮相,包裹住不可触碰的暗伤。
时隔多年,我仍然惊叹于他的平静,像一位看尽世相的老者。谈话过程太过冗长,我们起先站在田埂上,接着挨近土坎,最后坐在溪边那株桃树的阴影里。风翻起他的衬衣下摆,露出里面泛黄的白背心。同样泛黄的,还有他的手指和牙齿,一支纸烟点燃,夹在食指与中指间,被嘴唇触抚、吮吸,蓝色烟缕便散漫地浮过头顶,仿佛叙说短暂的梦想。
纸烟一支又一支燃烧,发出“咝咝”的轻微声音。我低头坐在那里,双手不安地揪揉草根,样子腼腆又怯懦。自记事起,我总是以这副神情示他,却从没能躲开那双洞彻一切的眼睛;微妙的心绪,在他那里都不是隐私。年龄的悬殊,阅历的差距,使兄弟几若父子。他说,就这些。谈话结束。一个小本从他口袋里转到我手中,轻飘,随意;卷角的页面上,债务记录似溪水流淌,密集而急促。不动声色的早晨,不动声色的桃树垂落大片阴影,遮挡住溪水的清明与敞亮。
记忆说,那年我十八,他三十五,两个理想主义者,拾起父亲遗弃的墨笔,饱蘸生存的暮色,书写命运册页。那个早晨像一种暗示,饱含深意。对我们而言,某趟满载家族成员的列车历经长途旅程,停靠在身边。车厢大门敞开着,几位年长者神色憔悴,似乎听得见他们粗重的喘息声;更多的长辈则在旅途中走失。我们站在车门前仓皇四顾,没有勇气离去。这么多年,我都有意无意地淡漠了一个事实:时间不间断地穿过身体,像渔猎者倾向于“追逐”,在捕获猎物的丛林中,在寻找鱼群的海面上,无法反顾。那些穿梭般的时间,轻易地遗失,轻易地被篡改。
许多年后,在城市的街巷里孤独地走过,我忽然想起那个远去的清晨,感到身体里泛起一阵莫名的疼痛。
客舍
“客舍青青柳色新”——没有王维的诗情,没有要送别的人,也没有必须去见的人,我一整天坐在旅馆的房间里,独自发呆。旅馆门口的花圃里倒是有几棵柳树,在农历四月的春风催促下,嫩绿的柳叶正在抽条。旅馆位置较偏,在城区与郊野的过渡地段。房间有两个窗口,北窗靠近山坡,林木森然,三两声鸟鸣越过空气,让房间气息生动;透过南窗,则可以看见一河两岸的灯火,以及青黛色的远山。
清明那天上午,去墓地看望父母,他们住在名叫五梅窝的一个冈上,灌木和马尾松簇拥在墓地周围。坡下,一条山溪终年清澈,溪边大片的水田里,每年夏天莲花如期绽放。这一天雨水初歇,阳光温煦,我在父母身边坐了半天,坐在农历四月的风里,而鸟鸣声那么热烈,像一个人的内心独白。
当天晚上住进县城一家旅馆。办理入住手续时,我还没说话,前台小妹就用普通话问好,我则用方言回应她。她笑起来,说误把我当作外地游客。大约生意清淡,给房间换了床单、被套以后,打好开水,她就出门去了。那几天,整个旅馆住客稀少,安静得有点过分,一本德国作家黑塞的《我走入宁静蔚蓝的日子》放在手边,读来使人内心柔软。除了下楼吃饭,大多数时候我都坐在南窗边,视线在城区的河岸、道路和房屋之间荡来荡去,我的目光是涣散的——我无法从视野中寻获那些往昔事物,也无法像黑塞那样,因为“自由、空气、阳光、寂寞和创作”,把提契诺的卡萨卡木齐当成寄养余生的居所。在旅馆待了两天,我没有出门见谁。离开时,前台小妹说:“欢迎下次回来做客。”这一次,她用的是方言。
鸭子薮
站在县城新装的红绿灯下,我有些恍惚。路人匆匆,每一张面孔都似曾相识,然而不会有一张绽放出亲近的表情。这种暌隔的感觉,让我迟疑地站在原地发呆。故人逐渐散佚,鸭子薮,还有人知道这个地名吗?
现在的鸭子薮,是一块没有名字的空闲地,近似无人认领的“无主之地”。空地边角上,在曾经是厨房的位置,有人畏畏缩缩地种了两畦蔬菜,豌豆苗摇曳着翠嫩的茎叶,开着白花,像隐含着某种无声的宣示。菜畦之外,一大片泥地被日光覆盖,几丛乱草,让空地显得更为空旷。空地四周,新房子高低错杂地围着,让空旷至为寂寞。
很多年前,空地上有一排三间瓦屋,屋前是一个小小的敞开的院坪;瓦屋周围有几亩水田、一口鱼塘、一棵乌桕、一棵香樟、一棵白杨;从乡道下来,推开瓦屋木门,母亲就会从一张杉木椅子上起身,笑盈盈地接过行李,替我拍打几下衣衫,嘘寒问暖。
八十岁以后,她不太出门,安坐着,静若菩萨。每隔几天我都会和她通电话,不管什么时候,拨通那串熟悉的号码,不出五秒,另一端就响起她的声音。第一句话总是说:“我猜你会打电话来。”第二句话则是:“你吃饭了吗?”下午三四点打过去,她也是这样说。对一位经历过饥饿的母亲而言,吃饭,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其他事都得排在后面。我们共度几十年,好像总是围绕着“吃饭”的事相依为命——我尚未出生的前四十年里,她为吃饭活着;我成长后离开她,也是为吃饭而漂泊;她去世后,如果还有几十年的话,我依然要面对吃饭这件事,孤独地活着。“吃饭”,是圣经,也是心经。
瓦屋五十米之外,母亲打理几十年的菜园,被水泥铺设的河堤篡改,而曾经岸草葱茏、水清沙白、鱼石可辨的河流,近乎干涸,浅浅一线水,如此忧伤地曲折而去。河对面的水稻田,则成了一个风景旅游园区,油菜花铺设的金黄色地毯上,稀疏的游人在挽留着春天最后的消息。
如今,在草木的护佑下,在松涛清风的陪伴中,母亲和父亲,安静地睡在某个山坡的怀抱里,已然多年。
故人
沿着鸭子薮旁边的河岸上溯半里地,在河道拐弯处,一个丘陵山坡上,从前是N的几间泥房子。房前是一个院落,围墙边,一棵桃树碗口粗细,春天会开出一树嫣红。院墙外,沙土路向北延伸,田野与山冈上书写着四时风貌。当我重新探望这里时,院墙与泥房已经易主,原貌不复,取而代之的是两栋七层高的新楼,隔一条水泥路,从前凤尾竹摇曳的河岸上,一排同样七层高的新楼矗立着,遮住远山、田野、河流,修改了人们的视域。
每年夏季多雷雨天气。一到午后,天边乌云涌动,骤雨遽然而至,雨雾蒸腾,远山松林漠漠,荷塘水汽氤氲,不一会儿,遍地水流如注,让劳作的人猝不及防。暴雨来临时,先是大风,树枝在风中摇曳,翻卷出绿色波涛。风中有斑鸠的鸣声传出,鸣声消歇之时,充满缄默的“存在”意味。深灰色云层像一块巨大湿布,即便是斑鸠那富有爆破力的语言,也未能将其撕开。
风过后电闪雷鸣,大雨随即降临,像一条河流倒挂天际,无数水滴泼洒而下,在大地上激起无数声响,仿佛进行一场洗礼般的仪轨。雨水荡涤万物,草木的沙沙声,地面的哗哗声,缭绕耳际,使人躁急,而分蘖出无数裂痕,如同佩索阿笔下花样繁多的异名,以这种分裂,照见人间的卑微。骤雨过后,河水激湍,浊浪翻腾,岸草寥落,岸边的树木被深切洗刷过的枝梢新绿盎然,像一次新生。
因为骤雨来临,我们放下手里的农活,跑去N的房子里避雨。他家地势高敞,远处的屋舍、田畴、山冈、河流在视野里一览无余。他母亲年轻时很漂亮,据说是邻村的“村花”。他父亲在商业部门工作,空闲时常被村民请去主持红白喜事,写门对,拟悼词或碑文,酒量不大,嗜饮而易醉。他从小耳濡目染,逐渐喜欢上酒桌上那种痛快淋漓的感觉。作为唯一的男孩——其下是三个妹妹——他不像我们有忙不完的农活。我们去砍柴,他跟去山野闲逛,衣兜内总有几颗糖果、几块饼干。如果是周末又遇上雨天,我们会相约跑去祠堂玩。雨滴从瓦缝间落下来,落在祠堂的天井里,噼噼啪啪。陶缸里的荷叶上,雨水像珠子一样滚动。有老人在讲鬼故事,有男女拉着二胡唱采茶调,有人打纸牌。他父亲坐在祠堂上厅的长凳上,与人谈对联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他也学着在纸上写好,拿给父亲点评,被夸奖,颇为得意,越发用功。有一次去他家,他从抽屉翻出父亲的日记本,上面抄录着《红楼梦》诗词,字体潇洒而恣肆。湿热多雨的天气、祠堂里的清凉与幽暗光线,让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N没有考上高中,五亩水旱地由他和他母亲耕作。我从学校回来,去田里干活,总能遇见他慢条斯理地做着农活,那头黄牛也像他一样,在犁地时慢悠悠地迈着四只蹄子。农事有张弛,家境也还宽裕,他却像一头困兽,在沉闷、空虚的日子里,与向往外面世界的青春热血相互冲撞。他学会了喝酒,沉湎于自我哀怜和诗酒风流的怀想。他经常坐在田埂上默默地抽烟,英武的脸孔和乌黑的头发,在日光里泛出年华独有的质感。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有些事或许会有所改变。而有些事在深夜里反省,总使人心生隐痛。刚满二十岁,他就结婚了,婚后生了一个女儿,越明年,第二个女儿出生。此间他去过多次外地,试图寻获另一种生活,每一次,都是乌托邦一样的追逐。
几年后,在南方一个名叫石湾镇的地方,某个上午,他正往货车上搬运瓷砖,落满头发和肩背的白灰,差点让我与他擦身而过。但那身穿戴和起身弯腰的姿势,到底还是让我感觉那么熟悉。他说随一位同乡出来,做搬运工,辛苦不说,所得寥寥。那天阳光炽热,空气混浊,他脸上的汗水与白灰也很混浊。第二天,他提着行李走进我的办公室,我带他进车间,托付给一位车间骨干,学一门技术。我把想法告诉他,他有点茫然,有点兴奋。当他穿上工装,一米七的身板向车间走去时,我忽然开始莫名地担忧。这里不是故乡,没有荷风稻浪,没有春花秋月。这里四季如一,晨昏如一,日光灯下的流水线整齐如一,彻日彻夜的机器轰鸣里只有速度与订单;没有田园诗与古典想象,只有契约精神和协作制度。每一个从田野走来的人,一旦寄身于流水线,无疑要经历一次脱胎换骨的洗礼,这是一种艰难的价值观意义上的重生。
我天真地以为,晃荡多年后,在青春即将逝去之际,他能够如愿以偿,安顿肉身也安妥灵魂。但我未能深切地认识到,我们一生都被那只名叫“生存”的鬣狗追击,毫无喘息之隙,亦无还手之力——像美国作家厄普代克笔下的“兔子”,狼狈而失意。N与我不同,他的童年烙满了美好印记,他的家庭背景,让他度过相当长的惬意时光,生存的重要性对他来说,远逊于诗酒里的快意。这是一个悖论:他成不了李白,也无力挣脱穷困的枷锁,他的无羁与散漫,注定使他难以适应流水线的生活。只一天,他就厌腻了车间,一早跑来抱怨,要求换岗。仓库管理,他说乏味。那么生管呢?他说与数字打交道,没意思。业务跟单?可以经常外出。他满口答应。他的字好,写得一手清秀雅丽的小楷,沟通能力也不错。最初半年,他跟着业务员出去,倒也勤快。试用期结束,我让他“单飞”,几个重要客户由他跟进。每天,他和司机出门,晚上提交书面汇报,客户资讯和业务报告写得颇为用心,各方面也守规矩。时间在繁忙有序中流逝,直至某天我接到客户投诉电话,说样品让他丢了,他正坐在人家办公室。“醉醺醺的,一副痞相。”“痞?”我难以置信。打电话,那头传来一片噪声,他舌头打卷地敷衍着。当晚,他清醒过来,一个劲地认错。见他卑微而羞惭的样子,我心一软。然而仅仅过去不到两个月,他“旧病复发”,一而再,再而三,险些把几家重要客户给弄丢。我知道不能再这样纵容下去,便找他谈话,顺带把“痞”这个词也转告了他。他一下爆发,拍打着办公桌,要立即结算工资离开。我让他冷静一下,考虑清楚,他挥着手臂说:“没什么好考虑的,我早就烦了!”事后,我很后悔言谈之间的唐突,让他尊严尽失。我没有耐心规劝,将事情冷处理,而是让人事给他办理离职手续,看他提着行李扬长而去。那天,他离开的背影是那样决绝,让我心中满怀不安与歉疚。
大约五个月后,他大妹打来电话,说他去了北京,在某个市场摆摊,生意不好,因为证件不全之类被收容几天,交了罚金才出来,实在没有出路,希望我能让他回来。我犹豫几天,也许是出于一种补偿心理,终究应允。他回来后,我要他保证不再像之前那样,他很确定地承诺。问起北京的日子,他说卖过一段时间熟食,又去过什么剧团做群众演员,每天三十元工钱,还去过某电视台拍节目。我知道他没说实话,也不好再多说什么。毕竟,我们常常高估人性,而总是以己之心度量他人。这一次,我汲取了前一次的教训,多次与他谈心,却终究没办法改变什么,半年后,他还是选择了离开,留下的,是宿舍床底下一地的空酒瓶,以及我的沮丧与忧伤。忙碌中,人事日渐疏远,偶尔坐在办公室窗前,望着那条厂区大道,想起自小与他相处的点滴,我总是不禁怅然。
他后来是因为肝病辞世的。去世前一个月,他来过一次电话,说肝部有点小问题,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后大为好转,过几天就可以出院。语调轻松的通话结束前,他说:“以前不听你规劝,一直记恨你,对不起啊。”我以为情况真像他描述的那样,就安慰了几句,表示回乡时再去看他……
那年农历五月的一个傍晚,在行将坍圮的祠堂的门口,我见到他的骨灰盒。他父亲潦草地谈起他最后十年的经历——喝酒,醉,把身体喝坏了……我看着老人脸上深刻的皱纹和密布的老年斑,觉得它们既像匆促的流水,也像故乡苍茫的暮色。
【存朴,出生于江西省石城县。有散文、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见于国内各报刊,曾出版散文集《私人手稿》《慢生活》,散文作品曾获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广东省第三届散文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