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文学月｜名家讲经典系列活动—— 石一枫：老舍写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11月2日，“名家讲经典——石一枫：老舍小说的时代主题，以及北京小说创作的发展”文学活动在北京工业大学举办。鲁迅文学奖得主、作家石一枫为现场师生及线上读者讲述老舍各个创作阶段的时代主题，以及老舍之后北京文学的发展与变化。作为“‘京’彩文化 青春绽放”行动计划“书香行”系列活动以及第11届北京十月文学月重要活动之一，本场活动由北京工业大学、首都文化科技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现场400余名师生参加活动。
1926年，舒庆春在《老张的哲学》于《小说月报》连载期间首次使用“老舍”作为笔名，至今恰逢一百周年。石一枫认为，老舍作品是非常独特的经典，他的作品不是学校或老师要求去读的，而是早已渗入了北京人的生活。祥子、虎妞、大赤包、王掌柜……这些人物早已不只是小说里的名字，而成了日常语言里一个个特定的概念，比如现在也常听到有人说“我就是一祥子”。“就像我们想家的时候会说‘床前明月光’，最了不起的作家，是写下的东西已经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老舍就是这样的作家。”
老舍究竟了不起在哪儿？在石一枫看来，老舍是“京味文学”最早也是最著名的代表作家。北京作家的口语与书面语高度接近，老舍的作品读起来朗朗上口，有着鲜明的音韵之美。但仅凭一口北京话，并不足以成就一位大作家。他认为，老舍真正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的创作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而每一个阶段都回应了当时中国社会最迫切的问题。
第一个阶段的关键词是“启蒙”。五四运动之后，用新的思想唤醒普通中国人成为时代主潮，老舍写下了《猫城记》《二马》等作品，在众多书写启蒙主题的作家中写得“最好看”，最深入人心。石一枫分享，一位土耳其汉学家曾告诉他，《猫城记》译成土耳其文在土耳其的销量非常大。在他看来，两个曾经辉煌又在近代衰落的古老国家，对那段历史有着感同身受之处，这或许是《猫城记》在土耳其大受欢迎的原因。
第二个阶段的关键词是“压迫”。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老舍将笔触对准社会的阶级压迫，写出了名气最大的《骆驼祥子》。石一枫认为，这部小说的结构十分简单，就是祥子想买一辆自己的洋车，却怎么也买不成：靠力气不行，给人拉包车不行，好不容易买了车又被抢走，最终不仅生活堕落，精神也随之堕落。他建议读者把《骆驼祥子》与同样写洋车夫的《黑白李》对照着读，能从中体会到生活在那个时代“人”的无奈。
第三个阶段的关键词是“救亡”。抗战时期，老舍写下了自己篇幅最长的作品《四世同堂》。他还写过一个短篇，讲一位喜爱古董、颇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因舍不得自己的收藏留在沦陷的北平，最终被迫做了汉奸，读来令人唏嘘。石一枫指出，老舍擅长以讽刺、幽默乃至夸张的笔法刻画人物，他塑造了很多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人物，比如大赤包、冠晓荷，正面人物祁瑞宣的形象也较为饱满、丰富。
第四个阶段的关键词是“建设”。新中国成立后，老舍与北京人艺合作，写出《龙须沟》《茶馆》等剧作，《龙须沟》写的正是当年脏乱差的龙须沟经过改造，恶霸被打倒、百姓安居乐业的故事，在当时反响极大。石一枫感慨，老舍在晚年写作的《正红旗下》在语言和节奏上已臻化境，可能是老舍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却没有写完，“对北京人来说，《正红旗下》没写完是特别大的遗憾”。
“一个作家有一部作品能够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这个作家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老舍在每个阶段都写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石一枫认为，老舍对时代的敏锐感知，以及回答时代问题的勇气，是他作为一个作家最了不起的地方。
老舍之后，北京文学又有怎样的发展？石一枫认为，老舍确立了“京味文学”的许多特质，并影响了一代代北京作家。老舍有一颗悲悯之心，他关注、关心小人物的喜怒哀乐，这个特点对后来的北京作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邓友梅的《那五》、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都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并通过小人物写出大时代的变化。“这个城市是大人物扎堆的城市，但是作家爱写小人物，要说文学还有点风骨，我觉得这就叫风骨，因为文学会注视、照亮生活中的弱势者。”
与此同时，小说里的北京也在不断变大。从老舍笔下“出了西直门就是出北京了”，到陈建功的二环沿线、王朔的三环沿线，再到今天的国贸、中关村、望京，北京在小说地图里不断扩展。石一枫坦言，今天的作家很难像老舍那样用一部小说把北京写尽，自己的作品往往只能写北京的一个侧面，比如北漂聚集的麦子店，又如原来的菜农与高学历新住户比邻而居的中关村，“只能说不断变化的城市赋予了作家新的故事”。
互动环节，石一枫就“老舍笔下的人物是否脸谱化”“如何看待作品的影视改编”“环境描写在今天是否仍有必要”等话题与现场读者互动交流。石一枫说，“像老舍这样的作家，到今天我们仍然要不断学习。他最了不起的地方，还是在于每次都对时代最尖锐、最迫切的问题用作品给予回应，这是今天的作家尤其需要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