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众生平等的烟火人间
我的写作历史总共二十五年，前十五年，我一直以小说家自居。第十六个年头，我首次尝试了非虚构写作，因为我的父亲患了阿尔茨海默症。这话已经有无数人问过我，我也回答过太多遍：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安定，我还有什么能力去虚构一个个新世界？非虚构，只有非虚构，才能写出我的恐惧、我的狼狈、我的绝望。
那一年，我从怀疑、害怕，到不得不承认我的父亲病了，然后，我们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想拽住他飞速远去的脚步，然而，他还是在飞快地逃跑，只用了两年时间，他就把全家人忘记，把自己忘记，忘记如何吃喝拉撒、如何走路、如何说出一个清晰的单词。我写下了那个日渐“远去的人”。2014年夏天，我人生中的首部长篇非虚构《远去的人》发表于《收获》。而那个夏天，他已经把我们隔绝在了他的世界之外，他听不见我们对他的呼唤，看不见我们注视他的目光，他义无反顾地走向更深的深渊，孤独、决绝。
2015年早春，《远去的人》（又名《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出版，一个月后，他住进了医院的老年病房。他躺在一张白色的病床上，他被命名为“7号床”，他丧失了作为人的所有功能：思维、表达、控制、发出指令、完成落实……他也无法让我们知道，除了不受控制的吞咽和排泄，他内心还有没有爱，有没有愤怒，有没有悲伤，或者，有没有留恋。他是一头丧失了行为与思想的困兽。然而，我却不能因为他丧失了作为人的功能而否认我对他的爱。
我们把他送进了医院的老年病房，私下里，我把它叫作“临终医院”。因为，住进老年病房的人，很少会活着出院。
“临终医院”的日子，就是从那个万物复苏的春天开始的，整整五年。我没有再去写他，因为，他停止在深度的失智与失能中，一张病床，是他的全部生存空间。虽然他早就失去了记忆，不会行动，不会说话，也不会认人。可他的消化功能似乎不错，吃喝拉撒规律有序，心脏也没坏。他还很能吃，饭菜或水果打成泥，喂到他嘴边，他会张嘴吞入……这是他与我们互动的唯一方式，在汤匙碰到他的嘴唇时，他以张嘴来回应，直至最后一年，只要床头出现一个俯瞰的人影，他就会张开嘴巴，如嗷嗷待哺的幼雀。
我没有去写他那几乎静止的五年，时光落在年轻人身上，是发动机、助力泵，是催化剂、加速器。时光落在他身上，却是静止的。他在静止的时光里活着，活得很慢很慢，以至于我们都觉得，他这个人，也是静止的。
五年后，也是一个万物复苏的春天，他给了我们一个突然的告别，猝不及防，而又在预料之中。我的第二部非虚构《太阳透过玻璃》首发《收获》时，已是2023年春天。这一部，不再是记录他那静止的五年，而是，记录在那个如同终点站一样的地方生活着的人们。他们是病人、家属、医生，还有一群我最喜欢的人，她们在临终医院里热火朝天地工作着、生活着。
她们壮阔的嗓门，她们壮实的身躯，她们力大无穷，她们忙忙碌碌，她们在操作间里煮玉米、蒸南瓜，她们用罐头瓶腌咸菜，她们见缝插针地刷手机、织毛线活，她们用她们创造的名称大声呼喊着7号床的女儿、23号床的外孙女。她们创造出某种喧哗的、热烈的、百无禁忌的生活调性。那种充满声色的调性，使临终医院更像一个熟人村庄，她们是村庄里的三姑六婆。我的想象在人声喧哗的村庄上空盘旋，我听到种地人的吆喝声，听到女当家端着碗大口喝粥的吸溜声，当然，更多的，是老槐树下的聚集，鸡毛蒜皮的八卦，飞短流长、烟火众生。
这是临终医院，这是人间，这里充满了“活”的声音，因为有她们。没有人要求她们“安静”，在这个最靠近死神的地方，她们用喧哗的众声表达她们粗鄙而又无畏的精气神。五年中，那些声音，成了我最喜欢的声音，那些身影，也成了我无法摆脱的依赖。我太喜欢她们了，喜欢她们的“粗鄙”和“无畏”，喜欢她们并非刻意制造的那种气氛，那种莫名的欢愉，以及无所禁忌的生机。
2024年1月，《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出版。我没有让家人阅读，因为书中写到父亲的章节，多半是疼痛与无望的，我不想让我的家人继续沉浸于失去的悲伤。我的家人也对我的这本书保持缄默，似乎，我们在用心照不宣的沉默共同守护着某种思念，不谈论，不追怀，不回望，也不给自己制造遗憾的余思。
可是，我多么希望把这本书送给那些护工读一读，我想让她们看看，在我的记录中，她们是如何鲜活，如何可爱，又如何给了我无尽的力量。她们让我觉得，死亡压根是一件不值一提的事，她们也让我相信，在这里，在临终医院，众生平等。
可惜的是，她们多半没有时间来读我的书，她们当然要把从时间的裂缝里挤出来的一点点空隙留给玉米，留给南瓜，留给咸菜，留给手织毛线拖鞋，以及，留给充满了霸道总裁和婆媳矛盾的短视频。她们活得本真而朴素，她们一点儿都不在乎要不要做一个精致的人，抑或做一个有思想的人，她们就这么热热闹闹地生活在临终医院。
这就是我在第二部非虚构中最珍惜的部分。尽管，所有的一切都在无限接近逝去，以及失去，但护工们用生活本身看见和记得。而我，写下这本书，亦是为了看见和记得，在那个众生平等的烟火人间，人们是怎样活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