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学》2026年第11期|武歆:双街之街
编者按
武歆长篇纪实作品《津门故里》本期刊发最新章节《双街之街》。天津古文化街由宫北、宫南两条主街组成,在街上,通庆里、玉皇阁、王十二胡同和萨宝石胡同、袜子胡同,“天津三绝”桂发祥、桂顺斋、十八街麻花……这些津门故里熙攘的过往始终与双街有关,作者细细观察、聆听老街的过往与未来,以舒缓、沉静的笔调认真讲述这里曾发生过的那些动人的天津故事。
双街之街
//武 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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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古文化街,由宫北、宫南两条主街构成,这是一条能给百姓带来情绪价值的古老街道,人们日常中的喜怒哀乐,都能在老街上找到亲切的回响。它就像一位慈祥的老奶奶,倾听着每个普通人的心声。走在这条拥有斑斓岁月的老街上,能够感悟到生活中的许多乐趣——寻常日子中的独特品味、油盐酱醋茶的有趣体验。
每个人在清晨醒来,开始一天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讲,犹如一场开放式戏剧即将上演。“开放式戏剧,以它们独特的艺术构思和语汇表达,在剧作家、舞台和观众之间,形成循环互动的方式。”[1]于是,我想到了舞台,思想犹如旋转的云,飘飞到了天津古文化街。古文化街就是一座带有艺术构思的开放式舞台,街区的设计者和建设者就是剧作家,来到这里的人们就是观众。三方之间的亲切互动,正如中国古语所言:“相视而笑,莫逆于心。”
初来乍到的外地人,也许不能立刻感悟古文化街的文化魅力。绝大多数游客可能没有想过,走进古文化街的不同方向决定着能否在短时间内深入这条老街的内心世界。按照古文化街当下路况,除了南北两个方向的入口,东西朝向还有七个入口可以进入。但要深刻感受历史与文化的双重“撞击”,还是要从南北方向的入口进入,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近代百年看天津”的含义,这也是古文化街特有的“天津情趣”。
秋冬季节,最好是在上午十点左右从宫北大街进入古文化街。那时候掠过海河河面的阳光,正好温暖地打在你的后背,你望着前方阳光下人影晃动的地面,内心深处充满似水的柔情。
在进入宫北大街前,你要拿出一定的时间在牌楼前面驻足。牌楼是翠顶朱楹,选用清代“烟琢墨石撵玉”的“旋子大点金”彩绘形式。牌楼匾额上书写“沽上艺苑”四个字,它不是某位名人的书法作品,是集合了明清两代著名书法家的名帖中的字。从这些很容易被忽略的细微之处,可以看出天津城市文化包罗万象的开放精神和文化气质。
面向牌楼看向左面,隔着海河能看到望海楼教堂三座青灰色平顶塔楼,呈现“山”字形布局,这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风格,这种风格主要适用于天主教教堂。“火烧望海楼”的故事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有着多个层面的解读。再将目光看向右面,街角的半圆形建筑是东北角新华书店。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直至新千年,东北角新华书店曾是“三北地区”(中国华北、西北、东北)规模最大的书店,也是天津老城区存在了二十多年的文化地标。我曾经无数次在这家书店流连。
顺着东北角新华书店,继续向前瞭望,能够看到宽阔整洁的北马路。数年前写作一部小说,需要核对北马路上一条胡同的名字,我曾迎着刺骨的寒风,在北马路上无数次徘徊,还与街边晒太阳的耄耋老人聊天,尽力寻找有用的信息:北马路曾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以货栈、杂货庄、银号作为掩护的多家地下联络站的所在地,1948年5月被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查封,中共“地工”十多人被秘密押解到北平,无人知晓在这个“黎明前的黑暗”中革命英雄们的命运如何。8个月之后,天津迎来了新世界的曙光。
走过牌楼,依旧不要急于前行,回头再看牌楼背面,上书“金鏊”两字——“‘金’取贵重之意,鲤鱼越过龙门之后称为‘鏊’,是龙的化身。比喻当年小小的直沽寨,经历了鱼跃龙门的蜕变,化身如‘金鏊’一般大气的存在。”[2]过了牌楼,还要继续耐下心来——站在宫北大街入口,再往右面看一眼,入口平行位置的建筑是官银号。官银号在天津大名鼎鼎,老天津卫有过民谣:“东北角,官银号,乡祠以东三义庙。”最早的官银号不在这个位置。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天津,各国纷纷在天津设立银行,本地大多数钱庄被排挤,导致萎缩或破产。清政府于1902年在天津成立直隶官银号,位置在东北角西侧。我所熟悉的官银号模样,还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时的官银号没有一点金融氛围,是一个繁华的大市场,夹在五和商场和天津影院中间。我去天津影院看电影路过官银号时,蔬菜的清香和鱼虾的腥鲜气息,至今还烙印在我的少年记忆中。后来古文化街改造,建设者按照官银号老照片,保持原貌地移植过来。如今看来,这是一件大好事,让老天津卫在走进宫北大街之前,能够拥有回忆往事的现实氛围,也能让外地游客在天津的体验更加丰富多彩。
带着“看得见的乡愁”走进宫北大街,寻常日子便有了岁月的厚重感,即使是第一次来到古文化街的外地游客,也对天津工商文化、建筑文化有了一些直观的了解。
2
微微发红的阳光,照在青色的石板路面上,变成浅灰色,同时也让街口地面铺设的十二枚铜钱,添了世俗层面的喜庆和欢乐。350米长的宫北大街,弥漫着朴素务实的气息。
每家店铺门口的墙上,都挂着绒布做成的幌子,好像一只只热情的手臂。深紫色的绒布上面印着店铺的名字,铺名和绒布的边缘是黄颜色,幌子在微风中轻微晃动,即使距离很远也能看得清楚。每家店铺除了招徕的幌子,还有亮眼的牌匾。房檐下面漂亮的木雕或砖雕,用彩绘展现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戏曲人物、吉祥图案以及“四大名著”。因为雕刻手法采用“苏式九晕”传统手法,所以有着强烈的民族风格。古文化街的魅力,就是在容易忽略的微小之处,尽情呈现传统文化的精髓。我发现,无论是外地游客还是本地人,不仅喜欢欣赏主街的建筑和砖雕、木雕,也同样关注两边的胡同和周边建筑。这样的效果与古文化街的初始定位完全吻合。当初建设古文化街的目的,就是要以历史文化街区的方式,打造天津文化品牌,使其成为“天津民俗文化的代言者”。
我目睹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古文化街改造之前的场景,也看过宫北大街的老照片:水泥电线杆、拉煤小推车、居民用碎砖头搭建的放着煤球炉子的小屋、遮挡雨雪的木板厦子、青砖与红砖混杂的二层房屋,特别是天后宫山门外、宫北大街南端的过街楼阁——张仙阁,看上去摇摇欲坠,总是让人担心过路人的剧烈咳嗽或是响亮的喷嚏会不会让它掉下来。
古文化街管委会提供的资料显示:2023年,古文化街平日游客量每日2万人次,公休日每日5万人次,节假日每日20万人次。全年游客量达到1300万人,商贸区营业额可达十几个亿。2026年的各项数字肯定又有了上涨,自2004年9月古文化街重新开街,2006年9月古文化街“旅游商贸区”建成,这条充满历史风情、与时代同行的古老街道,始终保持着昂扬勃发的生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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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宫北大街进入,在欣赏主街的同时,还要细细品味两旁的胡同和建筑:左面的通庆里、大狮子胡同、严复铜像以及玉皇阁,右面的王十二胡同、萨宝石胡同和袜子胡同。
我第一次去通庆里,是在十多年前。朋友开公司,办公地点就在通庆里。那天晚上,我们在他的公司吃了晚饭,海阔天空聊了很久。聊天间隙,我出屋站在二楼走廊上,看着秋季的老城夜空,至今记忆深刻。因为写作这部作品,通庆里去得多了,知道它始建于1913年,是天津重点保护等级的历史风貌建筑。“占地面积约1800平方米,建筑面积1700平方米,由6个相对独立的院落组成,进而形成长60.5米、宽3.2米的里巷。通庆里巷口顶端镶有‘蝴蝶’状的镂空木雕,寓意‘通达吉庆’,通庆里也因此得名。”[3]根据古文化街建设者的回忆,整体改造前的通庆里居住着72户人家,有的人家还是老少三代。在每个院落里都搭建了临时小屋,这里没有上下水,没有供暖设施,完全依靠煤球炉子取暖、做饭。一户人家生火做饭,全院都被烟雾笼罩。葱花儿、姜末儿是不是放多了,花椒、大料放得是否恰到好处,谁家炒什么菜、吃什么饭,通过飘散的味道就能判断出来。这让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了年轻时看过的电影《七十二家房客》中的场景。通庆里有着徽派建筑的风格,还有着西洋建筑特色。二层外廊、飞檐以及每个院落的楼梯和阳台围栏,又呈现出南北交融、中西合璧的特色——天津院落式里弄格局和近代折中主义建筑样式,更显示出天津包容的城市发展理念。这里曾经有过多家银号,看现在的建筑布局,也能明白是“前房经营、后房居住”的经营风格。遗憾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商业中心的转移,通庆里逐渐成为居民住宅,原有的建筑设施有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古文化街在改造时,通过“修旧如旧”的方法,将通庆里恢复原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显示出决策者的长远眼光。
除了通庆里,在宫北大街,大狮子胡同和严复铜像是最值得一去的地方,游客会在这里长时间驻足。大狮子胡同因当年胡同西端有一对石狮子而得名,严复铜像让这条本是普通的热闹商业小街有了哲学意蕴,两者逐渐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严复是中国近代名人,是思想、教育、翻译等方面的“大家”。为了纪念严复和他翻译的《天演论》,古文化街设计者决定在宫北大街和大狮子胡同的交口处,建起天演广场,放置严复铜像,并在其身后及身侧放置刻有其生平介绍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石刻。许多游客走到这里停下来拍照,有的大人还给孩子念着两块石碑上的文字。无论孩子们懂得多少,碑文是否深入内心,这座铜像能伫立在嘈杂的商业街上,让游客驻足去了解这位已去世一百多年的思想家,就足以让人感受到设计者的良苦用心。大狮子胡同至今还是古文化街东西走向的街道中最热闹的一条。
我时常问自己,古文化街的文化在哪里?在古文化街居住过的名人又是谁?其实,根本不用多想,立刻想到的文化名人便是严复。严复是中国近代思想先驱之一。清政府在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惨败,在中国思想界、知识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严复适时发表了《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主张维新变法。他翻译了英国作家赫胥黎所著《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前两章,取名为《天演论》。这本书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译成,1898年正式出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呼吁,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很大影响。《天演论》在成为畅销书籍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国人救亡图存的爱国意识。
严复在大狮子胡同居住了20年。1899年因为邻居住宅失火,他的住宅也被损毁,故居没有保留下来,否则一定会是古文化街的文化地标。如今,只能通过天演广场和严复铜像来弥补故居的缺失,使之成为严复与他所倡导的思想在古文化街的“当下存在”。每次来到古文化街,我站在天演广场上凝视着严复铜像,耳边是游客们来自各地的乡音,街上弥漫着炸糕、面茶、麻花的香气,那一刻,我又会想到青年时期读到的一篇小说《市场街上的斯宾诺莎》,这是美国作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小说。每当想到辛格在这篇小说开篇写下的“内厄姆·菲谢尔森博士在华沙市场街他那阁楼上来回地踱步”[4]时,便会想到100多年前的严复。当年的严复先生在大狮子胡同的房间里,是否也有过同样的踱步?他望着大狮子胡同和宫北大街上的店铺、商贩,嗅到各种吃食味道的时候,是否正在翻译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就像天津早年间的文化书院,不是建在远离尘嚣的偏僻之地,而是建在老城厢的居民住宅之间。读书声与小贩的吆喝声、家长里短的说话声混杂在一起,无法剥离。日常生活中的烟火气包围着高雅的书院,这就是独一无二的天津特色。生活在大狮子胡同的严复,就是在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的宫北大街上,做着放眼世界的文化大事。
沿着大狮子胡同向西去,就会发现一处“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之地——玉皇阁。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挎着一架天津产的“东方牌”照相机,在老城厢寻寻觅觅,拍下了老城厢大规模拆迁前的街头景象。这些照片我精心保存,每次去古文化街之前,都要在家里看看老照片。那时候,玉皇阁还深藏在一所小学校的后操场。我在小学传达室看门老人面前,举起我手里的照相机,又把天津市作家协会的工作证递过去,不仅收获了尊敬的目光,老人还热情地给我指明前往的路线。那会儿正是课间休息时间,前院孩子们的欢笑声犹如无数只喜鹊在院落上空飞扬,而深藏在后院的玉皇阁悄然无声,像早已被历史遗忘。
多年后,游客们在玉皇阁前听着导游的讲解。因为星期一是全国公共文化场馆和人文景观的闭馆日,游客们只好站在玉皇阁前,端详着沉默的大门。我站在队伍后面,听着导游的讲解——
玉皇阁,请注意,按照天津人的习惯称呼,这里的“阁”应该念gǎo,原为道教建筑群,因为战争原因以及年久失修,除了主体建筑清虚阁外,其他附属建筑1956年被拆除,庞大的建筑群早已不存在了。它是天津市区仅存的年代最早的木结构高层古代楼阁,因为玉皇阁前面地势开阔,早年间这里还是重阳节登高望远的好去处。古文化街提升改造,经过抢救性修复,被人遗忘的玉皇阁重现过去风采。它分为上下两层。阁顶为九脊歇山顶,檐头和脊兽为绿琉璃瓦,中心为黄琉璃瓦,称为“剪边”。正脊中央置两层琉璃小阁楼,骑跨在扣脊瓦上,这样的式样在外地的古建筑中非常少见。
在古文化街管委会提供的资料中,有一位参与古文化街初始设计的专家回忆,当年他们在古文化街改造调研期间去了玉皇阁小学,发现学校后面院落里的大殿和高高挑起的飞檐。走进大殿后,发现大殿已经变成了小学校的“仓库”。他们小心翼翼地上到二楼,双脚刚刚踏上,立刻惊扰了脚下的灰尘,所有人同时嗅到了呛人的味道,他们发现地面上有一尺多厚的尘土。后来进行整修时,装走了好几个大麻袋的尘土。如今思来,若不是当年小学校还有民房的层层包围,这座道观大殿如今的命运就不得而知了。在古文化街建设者们看来,这座古建筑算是失而复得,也正是玉皇阁的“重生”,为古文化街营造了深厚浓郁的历史与文化氛围。
当然,与玉皇阁的命运比起来,宫北杨家大院就是另一番光景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写过一系列天津“新旧八大家”主题的随笔,包括八大家之一的“长源杨家”。因为当时报纸栏目的字数限制,还有当时我刚刚关注天津历史,不太熟悉宫北杨家大院的详细情况,文章现在读来不甚清晰完整。再次翻阅资料,我才得知:长源杨家在清代中期曾购入宫北大街的一处宅院,作为营生场所和自住房屋。杨家有了经济实力之后,开始不断扩大宅院规模,最后形成占地6千多平方米、4排30多个院落、200余间房屋的“合院式建筑群”。所有院落之间都有箭道相连,呈现清代特有的建筑风格。但随着八国联军攻陷天津以及1912年2月29日(农历壬子年正月十二)发生的壬子兵变波及天津,长源杨家元气大伤,作为杨家支柱产业的当铺生意迅速下滑,盐业专卖也随之撤销,盛极一时的长源杨家开始走向衰落。宫北杨家大院自然发生了变化,杨家后代从杨家大院不断迁出,外姓人家陆续迁入,最后形成了一百多户居民、三百多人的大杂院。
我至今没有去过杨家大院,但我去过相似的华家大院,也是“八大家”之一、被称为“高台阶华家”的华世奎家族。外地人不知道华世奎,但要说是写“天津劝业场”牌匾的华世奎,很多人就知道了。前面说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在老城厢一带拍过好多照片,记得有一次,我在仓门口基督教堂(天津市基督教会仓门口堂,现在的鼓楼东街,原东门内大街)拍过照片,也进过教堂和后面带有月亮门的两进院子。从仓门口基督教堂出来,我漫无目的地转来转去,后来在东门内一带进到一个院子里。院门不是很大,但是进去后我惊讶地发现,院子套着院子,每户屋门旁边都搭建了一个小屋子,里面放着煤球炉子,能够走人的通道非常狭窄。房屋大多破旧,但是房檐、门框、窗户的细微之处,有着精美的木雕或砖雕,依然能够看出曾经的奢华与精致。因为完全沉浸其中,我几乎迷了路,一时找不到出口。很多年以后查阅资料,我恍然大悟,当初让我迷路的院落,很有可能就是华家大院。华家大院也是“合院式建筑群”,有150间到200间左右。同是“八大家”之一的卞家大院我也去过,记忆中,卞家大院的院落之间是一条条小胡同,不是箭道,迷宫般的感觉不太明显。我说的这些情况,都是30多年前的模糊记忆,有些可能不太准确。1995年修建天津内环线拓宽老铁桥大街,杨家大院的部分房屋被拆除,改为车辆和行人通行的大街。到了2003年古文化街提升改造时,遗留的小部分建筑也全部被拆除。假如杨家大院还留有部分历史建筑,宫北大街又会是什么模样?
宫北大街是一条“内容丰富”的老街,不仅有通庆里、玉皇阁、杨家大院等这样有着曲折历史的标志性建筑群,还因其中三条颇有特色的老胡同——王十二胡同、萨宝石胡同和袜子胡同而为天津人所知晓。
王十二胡同靠近宫北大街入口,看胡同口的标牌介绍,是从清咸丰八年(1858年)开始逐渐形成的。因为当时胡同里居住着著名中医王瀛洲,他在王姓家族中排行十二,所以当地人把这条胡同称为“王十二胡同”。对于普通游客来说,他们记住的可能不是王瀛洲的医术,而是“王十二”这个名字。假如叫“王医生胡同”或“王大夫胡同”,绝不会有现在的效果。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天津人“好玩”的性格,说明了戏谑、乐趣在天津拥有广阔的民间文化土壤。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记得十多年前,我在安徽六安市大别山、佛子岭水库采访,翻阅了很多当地文化部门提供的档案材料,“王小孩”这个名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他人的名字我全都忘记了,唯独“王小孩”记得牢固,可见名字的重要性。但是逆向推理,假如只是在名字上煞费苦心,没有实际的内容,恐怕也就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过了王十二胡同,顺着宫北大街前行,在王十二胡同一侧是萨宝石胡同。这又是一个特别有趣的名字。清同治年间,俄国商人李特维诺夫在这条胡同里开设了顺丰洋行,俗称“萨宝石洋行”,这条胡同也就因此得名。
顺着宫北大街继续前行,便来到了袜子胡同。和王十二胡同、萨宝石胡同一样,袜子胡同虽然不长,但是非常热闹。这条胡同名字的由来,不是因为某个知名人士,是因为胡同形状犹如袜子而得名。旧时的袜子胡同店铺云集,从早到晚人流不断,喧闹之声不绝于耳,它还是天津皇会的“会道”。如今的袜子胡同与旧时一样,没有太大改变,拥挤逼仄的窄街,店铺一家挨着一家。各种颜色的硕大遮阳伞,把店铺中间的小路完全遮蔽,几乎看不到头顶的天空。这里的商铺经营的大多是玉石、印章、手串等,与宫北大街另一侧的天津玉石城倒是合拍。
宫北大街上的王十二胡同、萨宝石胡同和袜子胡同,只要耐下心来深入挖掘,肯定能够得到引人入胜的好故事——因为它们“出生”在宫北大街上,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深藏着天津地域文化的深厚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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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后宫作为“双街”的中心节点,以北是宫北大街,以南为宫南大街。宫南大街的商业布局,更多体现在日常性上,与“吃、穿、用”密切关联,不像宫北大街的商业布局,文房四宝和民间艺术更多些。从宫南大街进入古文化街的绝佳时间,我认为在春夏季节的下午时分,要是赶上一个阴天,效果更好。
同样要在牌楼面前稍作停留。面对牌楼,左右两面都是食品商店:左面售卖桂发祥十八街麻花,右面专营桂顺斋糕点。这两家商店在天津,是人人皆知的老字号。十八街麻花不用多说,它曾以“天津三绝”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至于桂顺斋糕点,外地人未必清楚,作为有着百余年历史的清真糕点,桂顺斋在天津老一辈人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走亲戚、看朋友,求人办事或是事后表达谢意,提上两盒桂顺斋糕点,再来6个国光苹果,犹如矮个子男人相亲偷偷穿上增高鞋,不仅能够带来超强的自信,还能向对方传递心中的诚意。要是去看望未来的丈母娘,带上这样的礼物,绝对能够“冲关”成功。
在走进宫南大街之前,说一说近在咫尺、东西走向的水阁大街。这条街道同样非常著名。在清朝,这条街是周围百姓到海河取水的必经之路。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官府在街道中间地段修建了一座过街楼阁,供奉观音菩萨,所以楼阁又叫“观音阁”。时间久了,天津人便将观音阁又称为“水阁”,少了一个字,叫起来更加随意,与日常生活更加贴合。日子久了,大家都只叫这条街为“水阁大街”了。水阁大街最有名的地标是“水阁医院”。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水阁医院是一个非常具有“权威性”的名字,是老城厢居民心中的大医院。清光绪二十八年就已经有这家医院了,它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早的公立妇产科专科医院。最初的名字是天津北洋女医院,后来改名水阁医院。老城厢的居民家里生孩子,最有脸面的方式就是到水阁医院生产。传闻中,水阁医院的医生不会拿产钳夹婴儿脑袋,保证出生的孩子脑袋一定是圆鼓鼓的,不会有“三梆子”脑袋,孩子、大人也会顺利平安。在我的少年时代,一直认为水阁医院是天津所有医院的总称;印象较深的其他医院还有“反帝医院”,也就是现在的天津骨科医院。除此之外,我再也不知道其他医院了。据有关资料记载,在水阁医院100多年的历史中,大约有10万名婴儿在此健康出生。我不知道60多年前自己是不是在水阁医院出生的,年轻的时候想不起询问这些事,上了年岁回忆往事的时候,父母却又早已离开,无法再问。2003年,海河两岸提升改造,水阁医院整体搬迁,在搬迁前的几天里,医院动员临产孕妇到其他医院生产,居住在附近那些马上要当奶奶或姥姥的老人们不答应,一定要让闺女或是儿媳妇在此生产。在正式搬迁前的忙乱中,医生们在不同寻常的氛围中接生了多名婴儿。想到这样“赖着不走”的场面,也让人感到有趣与感动。
宫南大街入口处的牌楼,外部造型和制作工艺与宫北大街的牌楼一样。宫南大街牌楼匾额上面书写的是“津门故里”。牌楼背书“晴雪”二字,“取材于明代大学士李东阳《直沽八景》中的诗句‘海门晴雪浸金鏊,百道沽来涌暗滔’,‘晴雪’是刚刚下完雪后的景色,描绘了雪后初晴街上游人如织的景象”。[5]尽管有着这样冬季情境的“背书”,我还是固执地认为,春夏季节从宫南大街进入,更能体验天津的市民文化。其实在雪花飘飘或细雨纷飞的日子来到古文化街,无论从东、西、南、北哪个入口进入,游客都能体会纯正的“天津味道”。
宫南大街入口处的地面,是用十二生肖图案的石砖铺装的,有时间有兴趣的话可以放慢脚步,找一找自己的生肖。那一刻,感觉自己刹那间回到少年时代,好像正在与小伙伴们玩着“跳房子”,耳边响起了抖空竹的嗡嗡声。宫南大街的商铺有糕点铺、茶馆、卖沙琪玛和雪梨汤的食品店,还有外来的马迭尔冰棍专卖店。看着那些馋人的招牌,就让人有不可抑制的消费冲动。说起来,把十八街麻花和桂顺斋糕点放在入口最显眼的位置,也有着明显的昭示:天津人永远有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1976年,天津受到唐山大地震的严重波及,地震后的第二天,天津卫的早点铺照样开门,买馃子、豆腐脑还像平常一样排队等候,有人对着炸馃子的师傅扯起嗓门:“您嘞,馃子给炸老点儿!”不管大地多么摇荡,生活绝对不能乱了方寸。
说到外地人熟悉的“天津大麻花”,天津人讲究的是,绝不能拿起来就吃,那样的话会被人笑话。天津人吃麻花就像这个“花”字,是要吃出“花儿”来的。渣子掉得哪儿都是,是会让人笑掉大牙的。天津人可以“当当(均读作dàng,典当之意)吃海货,不算不会过”,可当真大手大脚、没有技术含量地吃东西,又要被街坊邻居笑话。怎么吃?桌上铺张白纸,反方向拧开麻花,顿时变成无数个碎块儿,然后一小块儿一小块儿地吃。吃完了,白纸上满是麻花渣子。把渣子放到小碗里,等到做凉拌菠菜时,把麻花渣子撒上去,喝上一口烧酒,再吃上一碗带有麻花渣子的凉拌菠菜,这时候拧开电匣子,听上一段儿“天津时调”,心情好得就像“二他妈妈快拿大木盆来,我可赶上这一拨儿了”那样痛快淋漓。其实天津大麻花的制作,外地人不是特别清楚,因为有三种不同的制作方法:两根或三根白条拧在一起不捏头叫“绳子头”;两根白条加一根麻条拧在一起叫“花里虎”;两根或三根麻条拧在一起叫“麻轴”。天津人在吃的问题上绝不马虎,一板一眼,讲究着呢。
我走在宫南大街上,看着熟悉的店铺,对于家乡的回忆与热爱,在周边游客的欢笑声中越发浓烈。我看到了“老美华”——这家有着100多年历史的鞋店,是老天津人心中的名牌。在我年少时代,去同学家或在胡同里玩耍,经常能看到小脚老太太。小脚老人们有着共同特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藏青色或深黑色的裤褂,裤脚用细绳扎牢,腰板挺直。如今回想起来,小脚老人们腰板挺直,是因为她们是用脚后跟支撑身体、用脚后跟走路,所以身子必须挺直。同时老太太们的性格也特别要强,让我在敬佩老人们之时又有着无限伤感。小脚老太太们的鞋子除了到鞋店定做,还有一个买鞋的去处,那就是老美华。根据相关史料介绍:老美华品牌创始于1911年。为什么叫“老美华”?因为创始人庞鹤年创办鞋店时的资金是向父亲借来的,当时父亲开出的条件是钱可以借,但要儿子负责赡养没有出嫁的姑姑庞美华。庞鹤年为了向父亲表明自己的决心,将鞋铺起名“老美华”。这个决定,也从侧面说明天津这片土地对维系亲情纽带的看重。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老美华扩展业务范围,接受上门量体定做旗袍、马褂以及绣裙等服装样式,在具体操作中始终秉承“体型观察、纸样打板、手工缝制”的专业特色,严守手工制鞋工艺,逐步形成严苛的八道工序制度。
老美华主要售卖绣花鞋、杭元鞋还有老年人喜爱的“骆驼鞍鞋”。我至今觉得“骆驼鞍鞋”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鞋子。那时候的中老年人都穿过“骆驼鞍鞋”,有单鞋,有棉鞋,不用系鞋带,不用弯腰,穿起来方便舒服。中国人非常重视鞋子的好坏,民间俗话“乍穿新鞋高抬脚,脚下没鞋穷半截”,这里的“没鞋”倒不是指赤脚,而是指鞋子破旧寒酸的意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鞋子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哲学含义。《说文》中把“礼”训为“履”,“礼,履也”。“履”的本义为鞋子,所谓“履,足所依也”,引申为走路与实践。改革开放后,老美华顺应时代发展,相继增添了平跟、坡跟、方跟鞋等多种款式,不断满足市场化需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老美华被国家商业部命名为首批“中华老字号”。十多年前,他们的手工制鞋技艺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另外还有“津派旗袍”和“盘扣制作”等技艺,也被列入天津“市级非遗”。
每一家店铺后面,都有着引人入胜的故事。所有行业都能诞生经典,但是产生经典的前提,是要传承本国优秀文化、蕴含民族精神。“中国人的精神,是中国人赖以生存之物,是本民族固有的心态、性情和情操。这种民族精神使之有别于其他任何民族,特别是有别于现代的欧美人。”[6]街上的一家鞋店能让人产生许多历史与当下的联想,能将历史与文化穿在身上,带去世界各地。或许这就是古文化街的魅力所在,也是人们喜欢来到这里的原因吧。
走在宫南大街上,思绪总是无边无际地飘飞,但又不自觉地把它与宫北大街进行比较。宫南大街长230米,比宫北大街短120米,似乎总让人觉得宫南大街没有宫北大街“内容丰富”,但这也正是宫南大街的特点——节奏舒缓、心平气和。
再往前走,就是《漕航帆影》木雕。上面的文字介绍:“传说早年间渔舟与商船每逢出海,常挂起红色灯笼以示吉祥。并且,海船上普遍供奉妈祖神像,以祈求航行平安顺利。”如今,这座帆船木雕已经成为古文化街上的“坐标”。我在旁边站了片刻,耳边好几个游客在电话里都在说“你在哪儿啦?我在帆船木雕旁边,咱们在这集合”的相约话语。而在帆船木雕左右,是东西朝向的两条道路,一边是天津民俗博物馆,一边是风情美食街。再往前走上几十步,就是天后宫了,那里是宫南大街与宫北大街的分界点和连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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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采访中得知,宫北、宫南大街最初并非古文化街选址的唯一选择。
1985年,天津市政府为改善城市人民生活,要在市内建设一条古文化街,当时有四个选址方案:东门内大街、南市华安街、清和街以及宫北、宫南大街。我熟悉这四条街道,总觉得华安街、清和街进入备选方案不可思议。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家从老城厢搬到华安街,我也从老城厢的南门东小学转学到福安街小学。华安街、清和街是我少年时代常走的街,直到10年后再次搬家离开那片地区。如今回想起来,当时这几条街道两旁都是居民住宅和小工厂、小商店,可能并不具备改造成为商业街区的基础。
华安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老物件”好像只有“老电台”。我们班上有个姓戴的同学,家就住在老电台。我和戴同学同在一个学习小组,学习地点就在戴同学家里。老电台在华安街和广善大街交口处。从外面看老电台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一扇破旧的双开灰色大铁门,大铁门平时不开,只开铁门上的小门,小门没有锁,永远半敞着。走进院落,像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院子很大,树木茂密,像是一个大花园。不过,不是鲜花盛开的花园,是破败的花园,鹅卵石铺就的甬道犹如八爪鱼,伸向大院各个方向。有的甬道上落满枯萎的树叶。戴同学的家是一座带坡顶的独幢房屋,灰色水泥的外墙,墙面呈现粗犷的颗粒质感,有着“拉毛墙面”效果。屋门前面有几级破损的台阶,屋门两边是舒缓的坡道,现在想来是为了方便小汽车开到屋门前。戴同学家有两个很大的房间,还有一个很小的储藏间。屋里是暗红色的地板和护墙板。戴同学给我们展示过储藏间,他从里面拿出好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因为没有见过,也就没有印象了。戴同学的爸妈是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无论是他的爸妈还是他和妹妹,穿戴都非常讲究,我甚至还记得他夏天的装束:小翻领花色衬衣,带有背带的灰色短裤,白色高筒袜子,锃亮的黑色皮鞋。上小学五年级时,戴同学全家又回到了印度尼西亚,走之前他送了我一个笔记本留作纪念。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老电台曾是国民党时期的天津广播电台所在地,也是解放初期天津新华广播电台旧址。现有的资料介绍,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的当晚,八点钟,天津军管会接管了电台,并以“天津新华广播电台”的名义直播稿件。当时接管电台的指挥名叫鲁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进入作家协会,因为工作关系接触过鲁荻,他那时的身份是专业作家,他是我当时接触的专业作家中性格特征最明显的人。6年以后的1955年,广播电台才搬到六里台。据说“小彩舞”骆玉笙、“小蘑菇”常宝堃以及马三立等众多老艺人,都曾在老电台录制过曲艺节目。
至于清和街周边情况,如今想来,引人关注的地方,可能就是1984年用了100天建起来的天津食品街了。当初有专家提议在清和街建设古文化街,大概也是考虑邻近有食品街的缘故,想要借助当时火爆全国的食品街给古文化街发展增加热度,还能与两年以后建成的距离清和街不远的天津服装街共同形成区域性的商业体系,达到连体成片的目的。我相信那个时候,服装街的建设构想已经摆在决策者的案头了。而作为另一个备选的东门内大街,是除了宫北、宫南大街最有可能成为选址地的。那里有着浓郁的老城厢文化氛围,还坐落着带有古旧气息的二道牌坊以及文庙等古建文化地标,能和古文化街的“古”字,形成互动的传统文化氛围。
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宫北、宫南大街?根据来自古文化街管委会和南开区档案馆提供的资料显示:宫北、宫南大街在天津城市发展历史进程中,曾在市民中间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对天后宫具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天后宫周边区域也曾是天津最早的商贸中心,地理位置优越;从建设角度分析,相比其他三个备选,宫北、宫南大街投资成本低、工程量小。1985年到1986年的改造,只是对两条大街的低成本改造,当时原则是“不华丽、不简陋,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既要节约又要有较高的建筑艺术水平”。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宫北、宫南大街迎来了新名字——天津古文化街,为日后腾飞式发展奠定了基础。
宫北、宫南大街发生脱胎换骨的大变化是在2003年——23年前的提升改造,已经不是简单修修补补,而是包含2万平方米的古文化街旧址以及周边占地18万平方米区域的全部提升改造。参与过2003年古文化街改造的老同志们回忆起当年的工程情况依然很感慨。他们详细介绍了改造前的情况:危陋平房占绝大多数,两条街道的居民有5千余户,建筑密度高达90%以上,而且95%以上的房屋年久失修;公共设施配套也并不健全;改造区域内的其他问题也不少:没有集中供热和煤气设施,污水外溢情况也非常严重等等。他们还介绍说,当时两条街上的商店布局和管理也并不尽如人意,有一些集中重复的问题,比如有不少商店都在经营五金建材和灯具,外地人来到了古文化街,看到的古文化街与“中国味、天津味、古味、文化味”的宗旨并不完全相符;售货员站在店堂门口,一边走一边吆喝;还有的店铺用一个电喇叭反复播放商品介绍,吆喝声此起彼伏,犹如杂乱无序的乡村集市。
在这一次升级改造工程动工之前,有关部门召开过200多次的专家论证会,逐步形成两种提升改造思路:第一种意见是全部拆除,利用现代手段进行大规模重建,还要将两条古街裁弯取直;第二种意见也是拆除重建,但是保留两边建筑和道路肌理,主街楼层控制在2-3层,同时街区走向不改变,房屋立面外形和细部节点按照原有的明清建筑风格进行设计。经过反复论证,最后决定采用第二种办法。我看过南开区档案馆提供的改造之前的宫北大街的老照片,与现在改造好的样子不完全一样。改造前街道模样与华安街、清和街、东门内大街没有太大区别。我这才恍然大悟,当初为何把华安街、清和街、东门内大街也作为备选。从2002年12月25日开始,宫北、宫南大街的拆迁工作全面展开,到2003年10月中旬,在南开区政府和附近居民的大力配合下,顺利完成了5千余户居民和近千家公建的拆迁任务。
如今,20多年后回头再去梳理分析,选择宫北、宫南大街作为天津古文化街,是完全正确的决定。没有裁弯取直,保存原有的道路肌理,为原汁原味的提升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专家们兴奋地说,宫北、宫南大街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浓郁的民俗文化,还有着数百年来所形成的商业氛围,这种商业氛围凝结着永不褪色的文化色彩——700年历史的天后宫、600年历史的玉皇阁、100多年历史的通庆里等历史风貌建筑将古文化街包裹其间;又具备地处市中心,位于和平、南开、河北、红桥四个区交界之处的天然区位优势,同时东临海河、西临文庙,还有金钢桥、狮子林桥、金汤桥等景观桥梁,地理上的优越性带来的商业运营空间很大。整个区域相对集中紧凑的格局,天然形成了一个旅游商业体系,周边空地也可通过建设大型建筑扩充区域内的商业空间,使得民俗文化和现代商业能够有机融合,也为后来古玩城、文化小城等现代设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在提升改造前,天津电影制片厂将街道原有旧貌拍摄下来,在后续施工中按照原貌进行了真实复原。同时,为了保证整条街道的风格协调统一,新建房屋全部设计为仿古风格,特别去掉了一些比较突兀的4层现代建筑,恢复低层的明清建筑风格。提升改造过程中还有一个大手笔,就是将戏楼广场与海河亲水平台打通,恢复戏楼原有的演出功能。这样改造的好处是,戏楼有了前后两个广场。大型活动可以利用亲水平台,面对海河进行演出,更能显出开阔的气势;平时的小型活动就在天后宫和戏楼之间的广场演出。
建设天津古文化街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现代理念与传统设计相结合,将历史与文化深度具象化,将时间的凝固与流动结合在一起。我们不仅可以从当下感受时代的巨大革新为城市建设与居民生活所带来幸福与舒适,也能从街区的沧桑变化所保留下的历史沉淀之中,感知当下生活的来之不易。
在中国近代史上,宫北、宫南大街是两条命运多舛的大街:1912年,壬子兵变波及保定、天津等地,宫北、宫南大街遭乱兵洗劫,沿街商户蒙受很大损失;8年过后,商铺总算恢复元气,但再次遭遇直皖战争的破坏;还有之后的1922年和1924年两次“直奉战争”——12年来持续不断的战乱与动荡,使得曾经喧闹繁华的宫北、宫南大街千疮百孔,原有的大型商店、商号还有银号开始迁入租界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方策动天津事变,宫北、宫南大街没有迁入租界地的商户再次遭受损失;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天津沦陷,宫北、宫南大街走向衰落;新中国成立之前,宫北、宫南大街商户始终寥寥无几……
正因如此,如今,走在繁华热闹的古文化街上,回望宫北、宫南大街的沧桑历史,怎能不令人感慨万千?700多年来,天津历史上的大事、要事,一直在这条老街上回响,从天津建城至今,许多事情都在宫北、宫南大街上发生了,也还在发生着。在某种意义上,宫北、宫南大街变成了天津城一本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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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世界各地的著名老街,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历史文化与现代商业紧密结合,形成独特的商业氛围。没有文化参与的商业,即使初期再繁华也会转瞬即逝。
“在波兰中部,有一座名为罗兹的城市,它的市徽是一只迎风前行的小船,正如市名罗兹的含义。在罗兹有一条全长约4.2公里的皮奥特科夫斯卡大街,它不仅是欧洲最长的商业街之一,更是不可错过的城市地标。大街两旁店铺林立,餐厅、娱乐设施与工厂旧址交相辉映,形成一种跨越时空的独特氛围。”[7]假如继续探问的话,欧洲这条著名的大街还与作家瓦迪斯瓦夫·莱蒙特有关,这位192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作家,曾经写过一部名叫《福地》的长篇小说,故事的发生地就是罗兹。一个著名的商业街区与一本著名的小说,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没有任何阻隔地结合在一起的。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只说一个地名“斯特拉福德”,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它在哪里,也没有多少人会产生兴趣,但要说这是莎士比亚少年时代学习和生活的地方,肯定有人禁不住“啊”一声,随后便会产生探究的欲望。我就是因为那禁不住的感叹,从中国去往英国,坐上满车都是世界各国游客的大巴车,在看不到一句汉语、一个方块字的情况下,来到寂静的斯特拉福德。斯特拉福德多是木质结构的两层小楼,墙面用白色与原木颜色相互间隔来装饰。街边有很多精致的小教堂和挂着海报的小剧场。在那里,几乎看不见行人,感觉小镇的主街像是谁家的大客厅。如果没有《哈姆雷特》和《麦克白》,没有莎士比亚15岁辍学、跟随父亲学习宰牛而且宰杀前要进行一番动情演讲的传说,那么,无论这座小镇多么安宁、多么静谧、多么舒适,我和世界各地的游客还会不约而同选择这里吗?我还曾在一篇文章《瓦尔帕莱索的阳光》中写到另一座城市——瓦尔帕莱索老城:“这里拥有我迄今为止见到过的最为陡峭的城市街道。所有的路面都呈40度角,站在某个街角高处看下面驶过来的汽车,好像一颗又一颗炮弹从山谷里面飞上来。那种轰鸣般的引擎声,吓得外来的游客不自觉地躲到边道上,而所谓的边道仅能行走一个人。这里的街道不仅坡度陡峭,拐角处也极为局促,无论坐在车里还是站在街边上,都犹如大难来临一样惊悚。街边的墙壁就是一块块巨大的画板,有的能够看出画的内容,比如巨大的梵高画像;有的完全看不出是什么,纯粹的超现实主义绘画,梦幻与现实的完美融合。这里没有大商场也没有大餐馆,都是非常局促的店铺,或是小小的咖啡馆、画店。偶然遇到深些的院落也是大门紧锁,院子里落满枯败的树叶,似乎很多年没有打扫了,看不出有人居住的样子。街上看不到行人,都是带着风声的汽车。因为街道过于陡峭,只能以车代步。这里七八十岁的老人也能把汽车开得风驰电掣。为什么要来到遥远的智利瓦尔帕莱索?仅仅因为这里陡峭的街道和墙上的壁画吗?还是因为享誉世界的诗人聂鲁达在这里生活过,这里有保留完好的他的故居。望向太平洋时,耳边有着聂鲁达吟诵的诗句——‘俯视着黄昏,我把悲伤的网,撒向你海洋般的眼睛。那里,在最高的篝火上燃烧、蔓延。我的孤独,它像溺水者那样挥动着臂膀。我朝你那出神的眼睛送去红色的信号……从你的目光里时时显出惊惶的海岸。’”
天津人有一个共同特征,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看到一切景致都会情不自禁地与自己的家乡进行联系、比较,总是会发出“天津也这样呀”或“这不跟天津一样吗”的议论和感慨。我也有这样的习惯,无论在哪里,当我看到一条有着悠久历史的老街,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家乡的古文化街。
世界上所有著名的老街,除了与文学、文化、艺术有关,还会与国家发展、时代风貌形成热烈的互动。比如莫斯科的阿尔巴特街,它被称为“莫斯科的王府井”,最早形成于十五世纪,街上洋溢着民俗风情,大街两边有画摊、街头表演、手工艺品摊位。现在的阿尔巴特街呈现现代商业形态,到处可见品牌店铺和高级百货商场。过去的阿尔巴特街被称为“老阿尔巴特街”,现在则被称为“新阿尔巴特街”。尽管街道没变、街名没变,但是街道上的内容变了,变成普通工薪阶层无法消费的地方。十多年前飘雪的冬季夜晚,当我走在阿尔巴特街上时,脚踩着泥泞的黑色的雪地,同样想到了天津古文化街。
——然而,天津古文化街,这条“双街之街”在700多年的历史中,始终贴近普通百姓的需求,始终与百姓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依旧呈现“百姓模样”,保持着原有的内在气质与外在风貌,并且始终与时代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这是古文化街——宫北、宫南大街——永远受到百姓热爱、追捧的根本原因。
注释
[1]李昌珂:《布莱希特:从“叙事剧”到“辩证剧”》,《文艺报》,2026年2月4日,第5版。
[2]天津市南开区档案馆、天津市南开区古文化街管理委员会编著:《故里寻踪——天津古文化街》,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天津教育出版社,2025年2月第1版,第88页。
[3]同上,第89、90页。
[4]信德、仲南编选:《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第888页。
[5]天津市南开区档案馆、天津市南开区古文化街管理委员会编著:《故里寻踪——天津古文化街》,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天津教育出版社,2025年2月第1版,第86页。
[6]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第29页。
[7]李怡楠、韦思锐:《罗兹:莱蒙特的工业叙事从此开始》,《文艺报》,2025年12月3日,第6版。
【作者简介】
武歆,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以小说创作为主,另有散文、报告文学和评论等。出版长篇小说和作品集20余部。小说和散文入选多种文学选本,并改编为电视剧、广播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