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穆涛的散文创作为构建中国气派的文化表达提供了重要范例。从文体上看，其创作接续中华“大文学”传统浑融气象，以汉代为方法重铸散文筋骨，同时，在观念、文体、语言等方面自觉赓续“五四”现代散文“小传统”；从内容上看，其散文“让经典说话”和“用经典说话”，赋予沉寂典籍以生命体温，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从价值指向看，其书写在“整理国故”中挖掘古代文明的恒常智慧，为时代困境提供历史镜鉴与精神滋养。穆涛的创作实践，不仅为当代散文开辟新境，更深层地体现了文化自信的文学落地，彰显了中国文学气派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穆涛 散文 文脉 传统 文化

在全球文化交融与本土文化自觉的双重语境下，当代中国文化散文创作正处于一个关键转型期，如何构建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表达成为摆在创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穆涛的散文创作以其独特的文化视角和艺术创新，为这一课题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答案。在当代散文界，穆涛是一位独特作家，他长期担任《美文》杂志副主编，不仅是“大散文”理念的坚定执行者与推手，更以《中国历史的体温》《中国人的大局观》《先前的风气》等系列著作，对这一理念进行了深刻的创造性实践。其散文根植中华文脉，激活传统智慧，回应时代命题，形成了“根柢槃深”而“枝叶峻茂”的美学品格。他以汉代为方法，以文化为经纬，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个体与时代的张力场中，开创了一条既赓续文脉又彰显中国气派的散文新径。

一、书写先前的风气：传统文脉的双向赓续

穆涛的散文根植于深厚的传统之文，这首先表现在对传统文脉的自觉传承和赓续。其创作实践既延续了古代散文“文以载道”的大传统，亦观照了“五四”以来现代作家形成的文学创作“小传统”，赋予了散文文体以新的时代内涵。

（一）重返“大文学”的浑融气象

在当代作家群体里，若论深度扎根文学现场、广涉散文文本且思考精深之人，穆涛可位居前列。早在2009年出版的《散文观察》一书中，他就以“宏观着眼，微观落笔……打通经脉”1，表现出对散文创作的整体性思考。他敏锐洞察到当代散文的危机在于文体过度分化，“散文……到了现代文学以后，大家庭分崩离析了……‘杂文’独立了，‘报告文学’独立了，‘随笔’独立了，‘小品文’独立了……与古代散文传统里最产生文学力量的‘血亲’关联淡化了，隔膜了”2。从“天地混沌”到“分崩离析”，导致了散文生命力的弱化。对这一问题有研究者给出了一种解决方案，即“要振兴中国当代散文，要提升当代散文家内心深处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使中国当代散文在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关键之点是要回到我国伟大的‘文’的传统，这是中国散文的大道”3。这种方案在穆涛的散文创作中已成为一种自觉的创作方法，在长期研读古代经典文本的过程中，穆涛抓住了汉代这个文化和文学的重要节点，以汉代作为一种方法，“以儒学为突破口，接通了中国文脉”4。他将《史记》《汉书》视为中国散文文体自觉的原点，“既是中国社会观察与考察的集大成作品，在文体上也有开创之功。汉以前的文章，都是囫囵着去写的，自两本书始，才有了体裁类别的讲究”5。穆涛散文的厚重感正是源于对中华“大文学”传统的深度体认与自觉接续，直溯先秦两汉的“杂文学”传统，在文史哲的融通中重构散文的疆域。

汉代的文学观是大方大器的，强调“文章尔雅，训辞深厚”，但更以“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为先，贾谊的文章因洞察社会趋势而被《史记》《汉书》收录便是明证。穆涛的创作深得秦汉文学精髓，“挟着原典时代汉语的真气呼啸而来……心仪先秦气象血脉，又得汉代史家真传，兼有魏晋文章的笔意”6，在《先前的风气》《中国历史的体温》等作品中充分体现了这种浑融气象。这些文本很难以单一的文体标准来界定，它们既是文学性的，又包含严谨的史学考据，同时还渗透着深刻的哲学思考，其文体更近乎“古代……‘杂文学’传统，即文史哲三位一体……实用文章和非实用文章混杂，文学与非文学交织”7。以《从发现时间开始：一根由神奇到神圣的棍子》一文为例，穆涛从中国最原始的计时工具“表”谈起，这看似是一个科技史的考据话题，却随即与“光阴”概念的诞生相联系，从具体器物到抽象概念的跨越，显示出其文章哲学思考的维度。而后，这根棍子在尧帝时代被命名为“诽谤木”，承担“倾听不同政见”的新使命时，文本又自然过渡到政治学领域。“一根棍子”勾连起从公元前6500年伏羲时代人类在天文学领域对“时间”的发现，到公元前2000年尧帝时代“诽谤木”所表征的朴素政治学，再到今天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华表。《〈汉书〉告诫我们的》一文，看似对史学著作的评介，实则融入了作者对汉代政治智慧、社会治理理念以及文学表达方式的综合思考。穆涛指出：“《汉书》因袭《史记》，但有自己的创新和发扬，其《地理志》和《艺文志》开启了后代几个重要学科。”8这样的评述兼具史学判断、知识分类的哲学思考以及对文学传统的理解和认同。文史哲思考无缝融合、古今自然跨越，在穆涛的散文集中比比皆是，穆涛的散文“是承续着散文的文脉的，是承接着先前的散文风气的，是立德立言之文，是敦厚风气之文”9，所论不虚。

（二）接续中国现代散文的新传统

穆涛的散文写作不仅有对中国散文大传统“‘底线’与‘规矩’的坚守”10，还有着对“五四”以来现代散文“小传统”的继承。

在文学观念上，他强调“散文是文学。文学的核心点是人”11，“是讲述人生的，不是享受人生的”12，“散文在传统里是正途，是立言，是立身，是树人的千古事”13，创作“离不开生存经验，生存经验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借鉴别人的”14……这些观念和表述都自觉呼应了“五四”新文学“须言之有物”和“人的文学”的文学主张。

在文体上，他认为“文章的名目虽然也有分别，但在认识上是一个整体，统称‘散文’”，“韵文之外皆为散文”15，这与郁达夫、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提出的“散文既经由我们决定是与韵文对立的文体……是没有韵的文章”16的广义散文观一脉相承，拓展了僵化的文体边界。

在写法上，穆涛倡导“散文的核心是言之有物”17，“要说人话，说家常话，说实话，说中肯的话，说有个性、有水平的话”；“不说虚话，不说没实质内容的话，不说言而无物的话，不说没用的话”18；“要有自己的看法，也要有自己的语言味”19。这些主张内在呼应了胡适等提出的“须言之有物、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避俗字俗语”等新文学倡导。

在语言实践上，他以白话为基地，糅合文言表达的凝练，化用方言俗语，引入流行语，锻造出“朴而深峻”的现代雅言。在美学上，追求“《美文》的美，取的是充实。‘大散文’的大，取的是充实而有光辉”20。

在文学价值指向上，主张作者要对当下有清晰的认识，“散文的新，意识的新是第一重要，要先看清楚，再想清楚，更要和当下的生存有血肉关系”21。同时，“散文作为最直接的一种文学品类，应更有力地介入当下生活，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把自己置于无法逃避的境地。散文发展的节拍，应该成为社会思潮律动节奏的主要组成部分”22。这种对散文功能的认知延续了“五四”新文学的现实关怀。

或许是因其独特的介入文坛的方式，穆涛高度认同中国新文学早期文学研究、创作、观察、实践的一体化模式，“突出的文学写作者也是突出的研究者、观察者，是冲锋陷阵的人，也是摇旗呐喊的人。像旧戏班子里的名角，自己登台，自己扮相，自己做自己的形象工程”，因此，“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是互为生态的”，“文学进步的标高是双曲线并行，是双轨制。一条曲线是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一条是文学创作”23。鲁迅、郁达夫等中国新文学传统开创期的先行者们，既是破旧立新的理论旗手，又是筚路蓝缕的创作实践者，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交织共振，构成了新文学运动的原生动力。胡适倡导“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实践中有了《尝试集》；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以《小河》等诗文践行人性书写；鲁迅“立人”的思想具象化为《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穆涛亦具此使命感，凭借《美文》平台，以“稿边笔记”方式持续写作、发表、交流，践行大散文理念，成就了独特的“穆涛体”24。

穆涛对“五四”一代散文家推崇备至。他评价鲁迅、郁达夫等人的散文“结构上求简约明快，不雕不饰，平淡无奇，着眼点在微言大义；在语言使用上主张日常化，反对出新或取巧”25；认为沈从文、张爱玲的作品好在“一方面写了别人所未写，一方面，他们用了别人没用过的方式来写”26；坦言周作人“文章写得超一流的好，我个人几乎到了热爱的程度”27；拘礼膜拜汪曾祺，评价其散文“平实中见大奇”28……在穆涛的散文创作中能见到周作人的意趣理趣、鲁迅的深刻批判，汪曾祺的平中见奇，正如王尧所论：“他的说和写……又像明清像民国，但分明又喘着时代的气息。文化传统在他血液里混杂流淌，练就了一种区别于张三李四王五的本领。徐缓而紧凑，散漫而凝神，光滑而蕴藉，尖刻而宽厚，幽默而不流于油滑，文字上如此；或声东击西，或欲扬先抑，或皮里阳秋，表达上如此。”29如《中国历史的体温》中《长安城散步》一篇，借古城墙、老槐树、兼职的理发匠、藻露堂、终南山、旧书店等意象的描写，构建起长安城虚实相生、古今杂糅的意义空间。他的散文多有夹叙夹议、叙议融合的佳篇，将个人判断融入历史文本、融进传说故事、融入当代空间，呈现独特的“趣味”。在《算缗和告缗》一文中，穆涛对汉代经济政策的分析具有专业史学论文的精确性，其表达方式却是文学语言的生动形象，“‘算缗’是经营者自行申报财产”，是“中国大历史里农业税之外的首项财产税，为开拓之属”；“告缗”则是鼓励百姓对隐匿财产不报者检举揭发，“百姓风行给政府打小报告，做政府的密探”30，对一项国家税收政策的前世今生、褒贬评价尽在其中。

二、感知历史的体温：经典文本的现代激活

细数穆涛近年散文，文中征引古代典籍数量繁多，令人叹服。其中既有大众熟知的《史记》《汉书》，亦囊括《黄帝内经》《管子》《列子》《春秋繁露》《西京杂记》《周易》等典籍。他以散文之力，将那些被束之高阁、令现代人望而生畏的传统文化经典转化为自己的文学材料。“文化是虚象的，但时间久了沉淀下来，浸入土壤地脉就成了实的。”31他的写作，绝非简单的历史文化知识普及或浅层引用，而是巧妙的文学和文化经典的现代激活。

（一）让经典说话：重构的智性与温度

穆涛以对浩瀚典籍如数家珍般的熟悉，以宏阔的历史认知高度，精选话题、钩沉事件、重新组合、形成判断，对沉寂的或是被符号化的简牍文书进行现代重构，成为一种有温度、有吸引力的文字，成为表达作者对当下时代深刻思考的“雅言”。这种重构在穆涛散文中表现为一个充满智性与温度的创造性过程：

首先，精选话题，切入现实。穆涛并非盲目地沉溺于故纸堆，而是以敏锐的当代意识，从庞杂的经典中“钩沉”出那些跨越时空依然叩击当下人心灵的核心话题。他善于捕捉那些涉及权力、欲望、道德等人性根本的问题，探究制度、风气、民心等社会运行一般规律，或是引发宇宙人生的哲思。这些话题往往具有文化母题的特征，为经典文本与现代读者之间搭建了天然的共鸣桥梁。

其次，钩沉事件，还原细节。围绕选定的主题，作家像一位高明的文化炼金者，从史书、子书、杂记中打捞出具体、生动或是被正史边缘化的历史事件、人物言行、生活场景、制度细节。这些“历史的碎片”被赋予同情的理解，成为阐释主题、引发思考的鲜活例证。在穆涛的散文中，董仲舒的策论、班固的记载、刘歆的杂谈、《周易》的卦爻辞等都化入可感可知的具体情境。

再次，重新组合，架构新意。作家打破了原典的线性束缚和固有分类，根据所要阐发的主题，将不同来源、不同时代的经典片段、人物言论、思想火花进行基于深刻理解后的有机整合。他将《史记》中的事件与《春秋繁露》的段论述并置，将《汉书》的记载与《西京杂记》的逸闻互文，以跨越文本藩篱的互证与对话，生发出全新的意义空间和思想张力。从另一个维度来看，穆涛大部分散文都表达着主体对文化的整体性认知，对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智慧的延续性和生命力的阐发。

最后，形成判断，赋予温度。前三个步骤最终指向作者基于深厚学养和独立精神所形成的判断，穆涛将自己的体认，融合理性思考、人文关怀和现实忧思的温度灌注到经典材料之中，激活古老的智慧，呈现出直指人心的文学力量。凡如此，原本沉寂的经典文本焕活了生命的体温，变成了当下人能感受到呼吸、情感、力量的“活”的文字。这种“活”，体现在其将古语化为今言的平实生动，其思想的切中肯綮，其情感的真挚深沉，娓娓道来，邀请读者一同进入历史的现场，感受先贤的智慧与困境，在古今对照中获得对时代、对个体生命的省思。

（二）用经典说话：笔记体的创造性转化

穆涛散文之所以能成功激活传统文化经典，其核心密码在于自觉而娴熟地运用并创新了中国传统笔记体散文形式，接续了现代作家周作人所开创的“文抄公体”散文的经验。诚然，如周作人当年遭遇钱玄同“专抄古书，不发表意见”的“文抄公体”戏谑一样，穆涛散文中对典籍大量征引，也被部分批评者贴上“文字搬运工”的标签。然而，这种表面上的“搬运”，恰恰是这种特殊文体力量的关键所在，其深意需要超越简单的“掉书袋”或“卖弄学问”的成见去理解。一般读者“把看尺牍题跋的眼光移了去看笔记，多少难免有龃龉不相入处”32，这种错位导致了对笔记体既定价值的误判甚至颠倒。周作人在《关于傅青主》一文中，抱怨世人只看到引经据典的堆砌，却读不出其中精心埋藏的“微讽之意”，流露出对知音难觅的“寂寞之叹”33。他视“抄书”为一种高度主观化的文体实验，一种通过精心选择、剪裁、排列他人文字来曲折表达己意、营造独特审美与思想空间的写作策略。

穆涛深谙此道，并将这种文体的潜能进一步发挥，这主要体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首先，从语体风格看，穆涛的文字具有浓郁的宋明笔记体散文特征。其语言明快简约，追求一种洗练的历史感叙述。他擅长在高度概括性的历史叙事中穿插作者见闻或感悟，淡化了对故事情节和背景的繁复铺陈，直指对历史规律、人性本质、文化精神的抽象之“理”的探寻，这正是传统笔记体散文“寓理于事”“以简驭繁”精髓的体现。

其次是主观性的深度介入。穆涛的“抄书”绝非信手拈来的堆砌，而是主观性的选择和点评。作者的内容选择即立场，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钩沉哪些片段这本就是作者思想倾向、价值判断和现实关怀的直接映射。穆涛选择的多是那些能穿透时空、与当下困境形成深刻对话的文本。除了内容选择，谋篇布局中也体现了作者匠心，在行文中如何组织引文、安排顺序、比例和关系等，这些处理构成了文章的核心骨架和论证逻辑，是作者思想脉络的具象化。《没有底线的时代，笨人是怎么守拙的》一文，由六个章节组成，其结构严谨如议论文。开篇从字义考据，先解释“笨”字意，以《庄子》《管子》《黄帝外经》等经典中的论述引出了对“中国人讲究大智若愚”即守拙的判断，也是对题目中“笨人守拙”的破题。第二部分以时代背景铺陈，论述了战国是“思想者之间的理性碰撞固化为你死我活的政治丛林……这样的文化生态是反文明的”34，作为立论的依据。第三部分是核心故事“范氏有子曰子华”的摘录。第四部分是故事拆解。第五部分引用孔子对此事的评论，以权威观点强化“守拙”即守信至诚的力量。最后一部分从经典来到民间，从“四六不懂”的数落之语和吕洞宾的悟道之言拓展了对“守拙”的理解，在天地自然中知道天高地厚，在家庭日常中体悟“人的根本”。

再次，穆涛擅长以介入性评述构成文章，他对经典的引用不是孤立的存在，穆涛常常在引文前后或中间，插入精练而有力量的评述。三言两语，却如点睛之笔，正是这些看似简短的评述，将分散的引文凝聚成一个有机整体，深深镂刻了个人思考的鲜明印记。

穆涛散文实践的核心力量在于深度的文化阐释与批判性重构。他不满足于传统历史散文的线性叙述或简单的善恶评判，致力于让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文本在文中形成跨时空对话，以个人化、独特的表述阐释复杂的历史现象与制度，形成兼具智性与诗性的文风，大幅增强文本的可读性与感染力。古代典籍片段经他书写重获“体温”，成为诉说时代关切、参与当代精神建构的鲜活“雅言”。

三、构建中国人的大局观：散文写作的当代性

穆涛散文写作绝非沉溺于故纸堆的怀旧或学究式的考据，其核心旨归在于立足当代，激活传统，以宏阔深邃的“中国人的大局观”编织贯通古今的思想图景，为纷繁复杂的当代社会提供历史智慧的镜鉴与文明恒温的滋养。这种“大局观”的书写，正是其散文文学写作当代性最核心、最深刻的体现。

（一）“整理国故”，以古鉴今

穆涛格外推崇汉代，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其时整理国故、重建文脉功绩的认可。秦代焚书坑儒后，汉代系统整理古籍，“继承并弘扬传统的，以‘六艺’……为主轴，依靠文化老人的记忆，重新挖掘整理出大量古代文献著述，进而打通了中国文脉”35。汉代的制度创新保障了文脉的延续和文化的地位，“秦亡汉兴，不仅解除书禁，还下达‘征书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书籍，而且整理修复典籍……尤其重要的，是在汉武帝刘彻时期，确立‘五经’为官员‘察举制’考试用书，立‘五经博士’为国家级学术带头人”36。正因为此，“汉代文化先贤们上接传统，恩泽后世，修复了被秦始皇割裂的文化生态，以向后走的方式向前行进，把文化的大后方照亮成了远方”37。

中国文化是一座巨大的宝库，数千年的文明积累了丰厚的文化库存。在这个急速发展的时代，人们总是忙着追赶科技的、经济的、数字智能的一波波潮流，但大多数人注定是在潮尾而非潮头。因此，有了急躁，生了焦虑。穆涛的写作正是以文学的笔触，进行一场有选择的、精深的“整理国故”，以此回应时代的焦虑，给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左传》中“礼”关乎“职守国家，政令畅通，民心所向”的核心要义，“家宅六神”信仰背后“敬天敬地、守心守道，循规矩而行”是普遍伦理指向，汉文帝减免田租所体现的政治理念在今天仍有启发意义……回头看其实是为了往前走，“有些地方可能走不通，有些时候辨识不了方向，那就回头看看我们历史上发生的事，从历史经验里找找方法，找打开难题之锁的钥匙”38。穆涛致力于剥离历史的尘垢，揭示其超越具体时代的价值，成为照亮当下迷思的“历史灯塔”。这种以史为鉴的历史意识，对于纠正当下社会的短视和功利倾向具有积极意义。

穆涛的散文始终带着强烈的当代问题意识。他钩沉历史事件，探讨汉匈和亲的屈辱本质，分析刘邦诛杀异姓王的制度隐患，揭示汉武帝“算缗告缗”政策异化，剖析冒顿单于的权谋逻辑，品味吕后回信的软硬外交智慧等，都绝非单纯讲故事，而是精准地选取那些能为当代困境提供深刻反省的历史教训和可供借鉴的历史智慧，让读者在历史的兴衰得失中看清权力、制度、人性、经济、生态等问题的复杂性，以此获得理解当下、思考未来的重要参照系。这种历史之“用”正是其散文当代性的根基。在穆涛看来，“文学不在实验室里，正如文而不化不是真的文化人一样”39，而应该有这强烈的现实关怀，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人类实际的生存处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不同，一个时代的文学最基本的特点应该写出时代感”40。

（二）确立当代文化坐标以今溯古

“小说、散文、诗歌，都是靠具体的作家和作品显示其力量的……”41文章的力量主要来自于作家的眼力、笔力、判断力。穆涛散文中对历史人物很少有简单的否定或颂扬，而是对具体语境、内在逻辑和演变轨迹的深入理解，其批判往往是辩证的。他一方面从文化建设的角度不断呈现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如敬、耻、信、仁的伦理价值，和生态保护、国家治理等的朴素智慧；另一方面，也清醒认识和点出了专制主义的阴影和局限；既有批判现代性带来的文化断裂与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也能看到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与机遇。

穆涛散文的当代性体现在他以今溯古努力探寻传统与现代创造性融合。他强调文化自信应建立在文化自省和文化自觉的基础上，主张文学写作如同盖房子，“用新砖瓦还是老石料，是建筑者的趣味，但都是为了现实地居住和应用”42。穆涛从当代问题出发，在散文中有大量对于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气象的寻根式追溯。在论及国家与世界的关系时，他指出：“中国自汉代起，才开始以世界的眼光重构国家的格局，这是汉代的大器之处，是‘汉唐气派’的原点所在。但是这个‘大’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历经了太多的韬光养晦和自强不息。对大国崛起之前压抑地带的反思与内省，应是今天建立中国气派大时代的基础课。”43韬光养晦、自强不息，是穆涛对当代大国崛起的期待和判断；他提出“政治学的中国方法”，“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家治理熔为一炉，给政府权力中注入中国智慧”44；提倡“知自卑，戒自大，才有自重”的中国人生存哲学；他提醒在高速发展中要有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之心，“中国人的大历史，基本是与中国天文学的起源同步的”45，“把立春确定为第一个节气，是古代中国人的科学发展观”46；“中国人讲养生，养生就是养气，阴阳和合，六神安详充盈，气是养护调理出来的”47，要内外兼修，培养做人的底气。这些认知超越了传统/现代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为传统的规矩意识、生态伦理等价值在当代的实践提供了思想框架。

穆涛散文对中国古代制度有着细致的考察，分封制、郡县制、和亲政策、税收、国家干预等，其文学关注都以当代性作为旨归。他聚焦制度设计背后的人性逻辑分析因果，揭示制度理想与实际运作之间的差距。在《这一仗，刘邦输了150年》中，他通过对汉初分封制的分析，指出了制度设计中的隐患，剖析经济政策如何在执行中背离“富国”初衷而沦为“敛财误国”的工具。这种对权力运行机制、政策异化风险、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洞察，为思考当代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等核心议题提供了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思想资源。

伦理价值的现代诠释与重建也是穆涛散文的重要取向。在对“敬”“耻”“信”等传统核心伦理价值的诠释中，他赋予其现代内涵和现实关怀。《黄羊解》中，他通过对黄羊特性的描述，将其群居特性引申为对“不拉帮结派”的民主社会伦理的向往，自然观察与伦理思考的结合，体现了独特的作家伦理关照。《礼仪之邦的底线》中，他将祭祀山川的古老仪式阐释为蕴含“敬天地自然之心”的生态伦理，“我们老祖宗给‘礼仪之邦’画出的底线是，国家建立规矩，君王及各级公职人员执行并带头遵守规矩，老百姓把遵守规矩当成体面事情”48，对“规矩”与“体面”的强调，反映了穆涛对现代社会伦理缺失的忧虑。《热不自热，寒不自寒》中，他重新诠释了“人定胜天”，“古人不鼓励逆天思维，而是人心安定，是天职，是天之胜，是老天最大的愿望”49，这种对传统观念的澄清体现了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穆涛散文诸多篇章都闪烁着从社会伦理失范、生态危机、信任缺失等问题出发，向传统资源追溯，寻找解决当代问题的思想火花。

“三代肇造，汉代大成，绵延至今，千变万化，但中华文明的大局仍是那个大局。”50穆涛文化散文呈现的“大局观”也体现在宏阔的时空视野。从时间看上，其文笔自由穿梭于古今之间，《左传》的对话、汉代的政策、唐宋传奇、明清笔记与当下现实形成对话，在历史的纵深中定位当代。从空间上看，其文章融汇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生态等多重视角，包含制度分析、人性洞察、文化批判、伦理思考、生态关怀，展现社会运行的复杂性和整体性。其文学追求正如司马迁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贯通古今、融汇百家的视野，是应对当代病症的一剂良方，跟随阅读，能帮助读者超越一时一地的局限，从文明演进和人类生存的“大局”去思考个体与社会、历史与当下。

穆涛的文化散文创作，以其“根柢槃深”的文化底蕴催生了“枝叶峻茂”的文学生命，其对中华“大文学”浑融气象的接续与现代散文“小传统”的自觉，在文史哲的交融中重铸散文的疆域和精神，创造出一种融通古今、兼具智性深度与文学美感、承载中国思维与中国智慧的独特文体，生动诠释了具有中国底蕴、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学表达。他以“让经典说话”与“用经典说话”的双重路径，赋予沉寂典籍以生命的温度和言说的力量，实现了经典的现代激活；立足当下，以古鉴今，在“整理国故”中挖掘文明智慧，确立当代文化坐标，为纷繁复杂的时代提供历史镜鉴与精神滋养，彰显了文学写作的当代性，有力回应了文化虚无主义与浅薄复古的迷思，为树立基于深刻理解与自觉转化的理性文化自信提供了卓越的文学样本。

注释：

1 29王尧：《序》，《散文观察》，穆涛著，西安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11 12 13 14 18 19 20 22 23 25 26 27 28 39 40 穆涛：《散文观察》，西安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222、3、6、112、116、35、21、71、97—99、77、53、69、80、63、223页。

3 6 陈剑晖、张金城：《胸有万壑笔藏锋——穆涛散文论》，《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4期。

4 5 30 31 34 43 44 45 46 47 48 49穆涛：《中国历史的体温》，百花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167、172、159—161、80、89、143、9、41、52、51、179、189页。

7 陈剑晖：《深情凝视与现实关怀——谈陈平原的学者随笔》，《文艺争鸣》2023年第11期。

8 穆涛、舒晋瑜：《西安这块厚土让我长起来》，《中华读书报》2019年7月24日。

9 鲍鹏山：《散文，以及穆涛的散文》，《先前的风气》，穆涛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0页。

10 王兆胜：《中国之文的发现与再造》，《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4期。

15 35 36 37穆涛：《中国人的大局观》，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38、173、44—45、80页。

16郁达夫：《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影印本），赵家璧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17穆涛：《自序》，《散文观察》，西安出版社2009年版。

21穆涛：《稿边笔记》，《美文》（上半月）2007年第10期。

24丁帆：《儒风道韵点春秋》，《东吴学术》2014年第6期。

32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83—584页。

33钱理群：《周作人“文抄公体”散文及其他》，《安顺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38穆涛、赵命可：《文章的气象就是人的气象》，《文化艺术报》2023年6月20日。

41《穆涛：有判断力的作家注定会与历史同在》，《生活周刊》2022年1月16日。

42穆涛：《文学写作，认识力是第一位的》，中国作家网2023年5月8日，引自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3/0508/c405057-32680711.html。

50李敬泽：《序：作为汉人的穆涛》，《中国历史的体温》，穆涛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

[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