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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王安忆的新作《儿女风云录》以民间舞林高手“老法师”这样一个未开蒙的历史局外人为叙事中心，通过一系列“旧人类”和江湖小儿女的命运沉浮与情感关系，在开阔的历史维度上，重构了一个跨越代际、性别、阶层的都市“江湖”。王安忆借助“江湖”想象，打开历史的皱褶，回到城市自然史中去接通在各个历史时期活跃着的都市民间生活经验，剖解历史处境中人的命运谜题。都市“江湖”也是高度现代化、社会化、秩序化的现代都市的一种自我想象和疗愈，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域下，小说对都市“江湖”的想象性重构既是对老上海的招魂，也是对新都市精神的可能性探索，也赋予了以英雄传奇为表征的传统江湖叙事更丰富的艺术形态与当代文化内涵。

关键词：王安忆 《儿女风云录》 都市“江湖” 想象性重构

上海作为中国重要的城市空间，始终在参与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叙事，它既是现实意义上全球化的国际大都市，又是承载着历史文化与情感记忆的寓居者的家园，它还是被影视文学想象的上海。继《长恨歌》之后三十年，王安忆的新作《儿女风云录》再次回到日常中掀动历史风云，续写“魔都”上海的新都市传奇。《儿女风云录》也是王安忆富有江湖情怀的一部小说，从“儿女”与“风云”的词汇选择上也能窥测到作家“江湖”叙事的意图，小说也多次提到“江湖”二字，“江湖上，千难万险，归总起来不出两个关碍，一是饮食一是男女”1。上海这个城市的自我文化建构里也历史地拥有海纳百川、纵横四海的江湖文化气息。小说以民间舞林高手“老法师”小瑟这样一个未开蒙的历史局外人为叙事中心，借助“江湖”想象，打开历史的皱褶，回到城市自然史中去接通在各个历史时代活跃着的民间生活经验，从一个街区一个弄堂的社会生态辐射到都市生活的自然生存图景，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域下，剖解历史处境中人的命运谜题，探求现代都市人与人、人与城之间情感精神联结的更多可能。

一、都市“江湖”：城市景观的旷野气象

《儿女风云录》延续了王安忆弄堂叙事的艺术风格，作家似乎坚信，捕获“魔都”上海的内心，在弄堂的寻常百姓家。《长恨歌》开篇第一句：“站一个制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2城市的背景不是摩天大楼，而是小家碧玉们生长的弄堂，而弄堂的壮观不仅体现在外在建筑规模上，更指涉作为一方水土的城市内在的历史文化血脉。在《儿女风云录》中，作家对城市景观的打量，也不自觉地带有这样一种极目远眺的广角视野，“天际线呈现弧度，视野球面展开，有一种俯瞰的效果”3。这种俯瞰视角，从空间上也是要极力打开被“折叠”的城市景观，日月星辰、高架高楼，指挥城市运行的信号灯，行道树里的不夜城，橱窗里的人世间，还有那些看不见的城市风景，如资本的运作流动，时代的更迭、新生，阶层的重新洗牌；从时间上看，则是要从历史的纵深探看老上海的前世今生。

对于具有历史局限性的个体而言，弄堂里的人生也惊心动魄，也堪称风云，这显然也是王安忆从个体生命角度出发的“历史观”。弄堂这样的日常生活空间更能体现出一个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这城市的纪年，不以时间，而以空间，一个街角、一个街角划分”4。城市的历史凝结在弄堂小巷的一栋房屋、一个街区的日常生活形态的变迁上，“那时候也没什么人，清阔得很，早晚进出的动静还大些，到了午后，只看见院墙上，夹竹桃摇曳，无花果落在地上，噗噗的几声，洋辣子也落下来了……后来，人渐渐多起来，变得杂沓……时间过到八十、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历史的脚步骤然加快……最后剩下这半排房子，前后不搭几个门牌号”5。小说给读者呈现出了一幅历时性的清明上河图，随着城市的扩张和建设，老上海在大幅度地收缩阵线，就像弄堂仅剩的半排房子，小瑟最后仅剩的一间屋，被历史强力分割的弄堂是老上海最后的记忆，那点记忆也在一点点地坍塌。

弄堂看似平常的人间烟火蕴藏着历史运行的能量，有宏阔的历史视野，才能看到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有对过往岁月的深情，也才能听到时光深处无花果落到地上的噗噗声。“王安忆的小说叙事总是埋藏在极深幽、绵密的环境描绘、人物描写、心态描摹，甚至是对声音、气味、触感、想象、回忆等的细腻而又不厌其烦的描述中。”6弄堂处处是时间的痕迹，是市井的声息，“灯泡蒙了油垢，水龙头的橡皮圈松了，拧不紧，有点漏水，一会儿一滴，一会儿一滴，后天井的落水管子则是轰隆隆直贯到底，连坐似的一排房子都在震动”7。王安忆曾在访谈中表示，《长恨歌》想要写出“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8。《儿女风云录》更是试图碰触老上海的灵魂，以大地视角，重新铺展那些被宏大叙事遮蔽的城市日常景观，打开城市辽阔的一面，在日益格式化的现代城市生活中寻找心灵的旷野。

在时间与空间的广角视野下，《儿女风云录》的上海城市景观呈现出了层峦叠嶂、沟壑纵横、江河闪耀的都市旷野气象，“推开房门，跳进一幅夜景图，车流在地面和高架交互盘旋，仿佛破窗而入，扑上身来。手在墙上摸到开关，瞬息寂静了”9。我们司空见惯的逼仄拥塞的都市景观在作家“人世间”的开阔视野下呈现出了都市旷野气象，“楼宇层峦叠嶂，车在沟壑里穿行，一串串的星链，甩出去，收回来”10，“窗外忽然亮起夕照，投在花砖地上，转眼间，她已经站在后弄里。惘然中，见半扇玻璃窗轻轻摇动，将日光折来折去，刺着眼睛，证明方才所见所闻不是白日梦”11。城市也有夕照，也有星空，有星空下的乱梦。“楼梯间拐弯处的长窗，正对着外滩。每下一层，黄浦江便扑面而来，迅速变换光色，橙黄、白灼，有一刹那竟然是蓝绿，青瓷一般，海关大钟敲响了！”12外滩、黄浦江、海关大钟这些上海的地标性景观，在天光水色之中色彩斑斓、气象万千，但这些诗意化了的旷野意象却是从城市有限的窗格视角看出去的，显然是要突破现实时空的局限，呈现精神空间的开阔。在张爱玲的“荒凉”心境里投射出来的殖民都市上海也呈现出了旷野之象，在“下了一黄昏的雨”后，“回来一开门，一房的风声雨味”13，从公寓高楼的后阳台望出去，“城市成了旷野，苍苍的无数的红的灰的屋脊，都是些后院子、后窗、后衖堂，连天也背过脸去了，无面目的阴阴的一片”14。各种恍惚的“市声”里，青森的夜晚如深海底，阳台如海底的沉船，可见城市风景也是人内心风景的投射，有阔大生命境界的人内心时时珍藏着大自然的江河湖海，这或许也是文学“江湖”的一种深层隐喻。

张爱玲曾说，“我喜欢听市声”，“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15。在王安忆这里，“所谓市声，其实是耳语、窃笑、饮泣，还有梦呓”16。王安忆的上海叙事也重笔描写市声，但王安忆的市声更倾向于“人声”，是日常居家过日子的各种声息，“车轱辘碾过路面的坑；铜舀子打在缸沿；婴儿的啼哭声，女人的碎嘴子——细碎却绵密，见缝就钻”17。《儿女风云录》里多次出现“坊间”这个词，“坊间”是生动的民间江湖，上海的弄堂就是“坊间”的具身化。弄堂的民间江湖乱象丛生，但却有生气，弄堂也在某种程度上沦为上海城市流言的衍生地，“这城市的弄堂有多少，流言就有多少，是数也数不清，说也说不完的”18。但八卦和流言并非全是无稽之谈，王安忆看出这八卦和流言中的“热闹的人世间”，有正史无法替代的细节和丰富，“虽是杂拌儿，可是有细节呀！不像正史，宏大叙事盖棺定论，闲人插不进嘴去，这可是渔樵，热闹的人世间”19。流言和八卦里的历史，也是江湖儿女们隐秘或公开的生活史生命史，琐碎、喧嚣、愉悦，都市生活的“真相”就在这江湖八卦的“混沌”中敞开。

在《儿女风云录》中，城市日常生活画卷最壮观的是菜市场，和八卦流言一起组成了热闹的“人世间”，“鱼盆里咕咕地打氧气；生蔬底下细细喷着水雾，蔫巴的绿叶菜又硬挺起来；豆制品的木格子大半空了，散发出醋酵味”20。在《中国的日夜》里，张爱玲从菜市场回来，寻找到了她生根落脚的空间和时间，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赋诗一首，“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21。王安忆对张爱玲是心领神会的，在创作访谈中多次提到张爱玲。相比于洋房人家的下午茶会、艺术沙龙、打牌等小资情调，生机勃勃的菜市场蒸腾着让人踏实心安的人间烟火，也有王安忆为之浓墨重彩的“柴米油盐里的一点精神生活”22。

二、江湖情义：心情的呵护与柔软

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向来是和日新月异的新世界联系在一起，但《儿女风云录》偏偏要聚焦这个新世界里那些和旧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瓜葛的人和事。时代加速向前，越是在上海这样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内心越容易破碎与惶恐，“不仅是人，还有物，今天这样，明天那样，要命的是，你再想不起昨天是怎样的”23。在改天换地的新时代，那些情感记忆仍流连于过往的人，往往没能跟上时代的节奏，沦为金粉世界里的局外人。然而，他们的存在却自有其稀缺的情感价值，这也正是王安忆小说谱系中一众“旧人类”的意义所在。

王安忆的创作越发流露出对跨越时间的旧物与旧人满怀的深情与疼惜。面对时代的风云变幻，“50后”作家们往往有历史叙述的强烈冲动，然其文学创作又常常是“反历史”的，《儿女风云录》都市叙事的“反历史”性主要体现在中心人物形象上，如小瑟那样在现实世界里“懵懂”、看似被历史淘汰的 “旧人类”。在访谈中，她对《儿女风云录》的“儿女”一词如此解释，“‘儿女’们，大多是余绪中人。所谓体面，只是外部的光鲜，败絮其中。家境在上一轮的鼎革中已经落败，又面临下一个周期的此消彼长，岌岌可危”，并以“懵懂人生的结局大凡都是难堪”24来概括小瑟的一生。小瑟是时代大浪淘沙下来的一粒沙砾，是张爱玲笔下“软弱的凡人”，不像柯柯懂得经营人生，也不像阿郭懂得周旋。看上去他的人生都是“被安排”的，婚姻的离散，事业的起落。阿郭说：“世界上的人，只有两类，一类旧，一类新！”25阿郭是一个适应新时代的“旧人类”，是承接新旧两个世界的那个“中间物”，是维护身世落魄的小瑟一家最后一点体面的存在。小瑟一家人都是与时代疏离的人，是《红楼梦》里长不大的孩子，“流徙的人世里，有那么一二桩不变，成为时间的坐标，小瑟母子可算一桩”26。作家显然对小瑟一家这类被社会历史发展自然淘汰的“贵族遗老”，以及“像是给那一个华丽世界作陪衬”27的汽车间儿女阿陆头等有着深刻的同情、理解乃至某种层面的认同。

“懵懂”的文学人物形象谱系可以追溯到《红楼梦》，贾宝玉的痴傻疯癫换个说法也是至情至性。小瑟虽是舞场的风云人物，但似乎总有点不务正业，也正是这样的不务正业，给严丝密缝的现实人生撕开了一道口子。柯柯的人生是紧实的、步步为营的，然而这样“正确”的人生显然不是小瑟的选择。小瑟对阿郭说：“要我看，世上人分有趣和无趣，阿郭你最有趣。”28而这个有趣、无趣的划分，强调的是人的性情，和人的心情心境有关。离开上海前往美国前夕，小瑟想起柯柯坐在桌边，一帧一帧地放孩子玩腻了的幻灯片，沉浸在投影墙上的姹紫嫣红里，“光影里的脸，扇动的眼睫，即使平淡如柯柯，也是有心情的”29。显然，“心情”是文学格外看重的，关乎心灵，关乎情感，小瑟的“懵懂”何尝不是对自身“心情”的呵护？“他发现，许多懂的道理无法表达，不懂的却可以滔滔不绝”。30小瑟的“懵懂”也是面对城市生活喧嚣的一种抵拒，“他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都市里全是现实人生”31。小瑟从现实世界节节败退，他以舞蹈的柔软身姿面对这个世界时，他的人生结局也注定是“难堪”，这也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历史观。这个人物的意义或许已经溢出了作家的预设框架，担负了让城市心灵史自然敞开的叙事功能。现代都市生活中的疏离感，原本就是生命个体的本然存在，小瑟携带着这部分柔软的存在，反倒给了那些难以被历史叙述但恰恰需要文学去关注的“心情”得到了宣泄和表达。

《儿女风云录》的主要人物形象与人物关系蕴含有一定的江湖意味，其中跨越代际的非血缘情感联结成为江湖情义建构的重点。王安忆在小说中着力塑造阿郭这一人物形象，使之成为上海社会历史风云的深度介入者，串联起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作家借埃塞俄比亚之口说小瑟是个“旧人类”，“是有渊源的人”32。这里的“渊源”，更多指向阿郭这样的老江湖，有来历，有根基，能够顺势而为。阿郭是浦东乡下农户出身，少年出来当差，从杂役做到汽车夫，后到了房管所，“又是一重江湖”，“左右逢源，逼仄处都转得开舵”33。阿郭辗转新旧社会的不同“江湖”，“好比万变不离其宗的那个‘宗’，坊间说法，就是‘万能胶’”34。阿郭和小瑟一家始终保持着家人般的情感联系，“一路过来，每逢劫数都有他伴随”35，不仅帮小瑟一家要回了房屋，还在柯柯的请求下，“出差”去煤城将小瑟带回上海，还帮助发配青海农场劳改三年的小瑟父亲办理回沪手续，恢复公职身份。此外，阿郭也在协调家族内部事务的过程中，充当关系枢纽的作用。在小瑟家的下午茶沙龙上，“因为有了阿郭，就和宏大历史有了联系”36。

如果说“路路通”的阿郭是都市江湖忠诚侠义的代表，那么阿陆头则显现了上海民间女性的胆识与情义。阿陆头在知青下乡时期先后辗转内蒙古、云南等地，参与组建文艺宣传队伍，但在运动结束之际却怀有身孕返回上海，关于其丈夫的缅共身份，坊间流言四起。阿陆头数十年单身的真正缘由，小说仅在一处插叙中寥寥数语交代，“她不能背弃他，将来到了冥界，见面说什么？那一身衣服，也为了好认，人山人海中一眼看见的，就是这个人”37。阿陆头当年奔赴刑场，于一众五花大绑的人犯之中，一眼望见身着她亲手缝制衣物的丈夫。那场天崩地裂般的精神崩塌，小说仅通过数十年后的这段闪回轻轻道出，其间满蓄的情感风雷令人惊心。阿陆头称呼小瑟为爷叔，可见二人辈分有别，却又是舞伴。同是飘零无依，各自心底都埋藏着伤痛，借舞蹈抒发心绪，“说到底，她总是野路子，是在舞场里学习的拉丁舞。但她感染到他的情绪，有一种伤痛，不明来由，却触动她，谁没有伤心事啊！两人泪汪汪的到了曲终，互相不敢看，躲过对方的视线”38。回国后的小瑟，蓦然回首，重新发现了阿陆头，“阿陆头的广场舞，阿陆头的多层单元房，阿陆头的旧舞衣，肋下绽了线，阿陆头发胖了……阿陆头自然有阿陆头的长处，轻松！享受也是累人的，需要休息，阿陆头就是休息”39。经历了人生大风大浪的阿陆头骨子里也是个“旧人类”，他们才会惺惺相惜，成为灵魂舞伴。当小瑟因骗婚罪入狱，阿陆头倒成了小瑟最后可托付的对象，“到头来，还是阿陆头托得到”40。终究能够托付的，是阿陆头所代表的粗粝皮实的日常生活世界，也就是张爱玲笔下的“中国的日夜”，在“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41。

三、“天地的大”：“异地”的精神建构

江湖叙事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人物的跨地流动。《儿女风云录》并未固守上海一城一地，小说以小瑟为叙事中心，在全球流动的地理版图之上，以上海为圆心搭建起“出走—归来”的叙事模式，暗含历史风云之中人物命运的多重走向。在上海与“异地”之间的出走与归来，令小瑟开阔眼界，促成他的精神成长与生命觉醒，“他经历过世事，长了胆子，开了眼界，也有了自省，就会辨人识物，能看到过去不曾看到的面向”42。每一次离开上海，对他的精神世界都是一次扩容。少年时期去北京学舞蹈，感受到了北京的肃穆庄严，“车行一路，没有看进去多少景色，只觉得天地的大，把人衬得很小”43。当他去往偏远的内地煤城，感受到外埠的自在松弛，看见天地，聆听到大地的声息，开悟了生命境界，进而重新审视自我与人生。“他常想起那个铁路枢纽上的城市，与上海相比，面积只在集镇，却有静气笼罩，变得无边的寂阔。”44在北京“只觉得天地的大”时，他尚且年少，北京的宏大指向空间层面；而有黑三的那个煤城，那个乡野气息古朴的城市，那些携带着厚重历史信息的人和事，让他从精神层面领悟到了“天地的大”。在黑三一家人面前，身处奶奶的“古”的世界，在与历史接续的过程中，他看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民间江湖。奶奶这样一位民间老人深透通达、义薄云天，古城间质朴的江湖情义，呼应了潜藏在他内心“柔软”的情感诉求。他在黑三家的宅院里如鱼得水、如归故里，“她说，每人都有一颗星……下露水了，她换了说法，人变成草，一株草顶一颗露珠！他向以为‘流星’和‘露珠’是语文的修辞，不想原来是有实物的”45。

在“异地”煤城，人与天地万物共生，世界豁然辽阔，都市生活的隔膜与疏离，在此全然消融。小瑟与黑三之间的情意相投，颇有《红楼梦》中宝黛之间的相知相惜，“他变聪明了，一点就亮。原本是个懵懂的人，和周围都隔着一层膜，其实是寂寞的，要命的是自己并不觉得”46。虽然带有越轨性质，然而黑三的野性自然开启了小瑟内心深处不曾被唤醒的一种对天地万物的亲近，生命变得明亮开阔。也正是因为人生中有这一段旅程，小瑟看到了生命的另一重境界，发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和他内心深藏的另一个自己。“阿郭看他一眼，觉出有变化，不知变在哪里，似乎沉静些。”47小说对“异地”情感的建构，与上海的婚姻家庭形态构成某种意义上的对照结构，从而对城市情感体系的探索更加深入。

江湖是现实中人带有逃离性质的想象空间，在小瑟一系列江湖式逃离里，随父母移民美国洛杉矶，却是为了逃离日渐衰败的命运。他们本是投奔一位孤寡年迈的亲戚，算得上从上海败退。“唐人街像电影里的清朝”，“路上走的都是末代遗民”48。美国梦的破碎成了小瑟人生的最后清醒，“他本来是个晚熟的人，好容易醒过来，不知蹉跎多少岁月”49。在美国的十几年，小瑟的人生仿佛被按了暂停键。父亲交代小瑟要把母亲和他的骨灰带回上海，他们这个年纪把全部身家抵押在了无根无底的美国，人生已没了可以修正的机会，唯一的念想是死后要叶落归根。带着三个骨殖从美国回来的小瑟，见了世面，见到了历史，见到了自己。“他向来不是有心智的人，意识不到自己的寂寞，其实是金粉世界的局外人。他享受过的好日子，其实都带有日常居家的烟火气。”50与江湖想象共同体紧密相依的，依旧是家国情怀。人孤悬海外，如同无根浮萍，故国与家园的意义也由此彰显。至此，上海在小瑟的生命里拥有了全新的意义，成为他人生最后的依托。

《儿女风云录》在现实世界之外构建了一个“心”的江湖，世界的辽阔实则是内心的宽广，是人的精神格局。小说有意无意铺陈出几位江湖中闲云野鹤般的“世外高人”和高人之间的几次“对决”，如阿郭与黑三奶奶、阿郭与埃塞俄比亚。他们较量的“独门绝技”并非武艺，而是为人处世的境界与通透。那位蜷缩在舞厅幽暗角落、腔调洋派又颇有“道行”的埃塞俄比亚，曾在懵懂的小瑟面前借着太极故弄玄虚，“太极拳所有动作都是球形，将推拉融入行云流水，更高一筹……圆是最高境界”51。这些通关秘籍，亦是民间社会的生存法则与处世智慧。慈祥宽厚、不动声色的黑三奶奶同样是有“渊源”之人，她世事洞明、深明大义，通晓天道与人道，在巨大的历史风浪之中保全自身，积攒下私库，“不论从人从己从天下，常数都抵不了变数”52，灾年开了赈粥，护佑一方乡亲。这些现代社会的民间“高人”形象，也隐喻了浮泛的现代都市社会对传统江湖文化的招魂。

四、“历史的残余”：城市文化记忆与“江湖”余韵

带有地方文化特征的生活经验，往往是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作家将生活经验以文学方式进行表达的同时，也包含其对原有生活空间的历史想象与文化再现。《儿女风云录》通过江湖儿女的命运沉浮来捕捉一座城市的历史面相，复现上海城市文化景观，修复老上海断裂的历史记忆。在《儿女风云录》中，王安忆找到了舞蹈这根历史的引线，以这一文艺样式的大众化演变为小说叙事的动力装置。小瑟一生的起伏都和大历史息息相关，“虽然没有宏大的历史性，而是式微的人生，也称得上颠覆”53。小瑟一出场就带有传奇人物的身世想象，“上海地方，向来有一类人，叫作‘老法师’，他是其中一个”54。“老法师”这个称号就颇有江湖气，小瑟纵横驰骋的舞场是城市的隐秘江湖，有江湖的情义与险恶。叙述者在引导读者“观看”表演嘉宾“老法师”时，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我们”的群体性视角，“我们就能看他仔细”55，小说中的对话大量夹杂在“我们”视角的叙述中，作家有意弱化人物的声音，从而更多地邀请不同代际的读者参与进来，沉浸在小说叙述的历史场景和江湖想象中，通过人物生发的文化记忆，与街谈巷议的历史建立起一种感同身受的情感联系。

江湖是与现实城市空间相对照的想象共同体，小瑟的人生舞台就是舞蹈，舞厅就是从现实时空中切割出来的一个梦幻空间，“窗户用布幔遮严，挡住天光，电灯照明，于是有了夜色，还有违禁的气息——舞会的内心”56。舞厅里涌动着革命之后蠢蠢欲动的人心人性，夜上海的旧梦一点点归来，却不再是昔日的海上繁华梦，而是“坊间”普罗大众的江湖梦，“灯光亮起来，眼前金箭乱射，箭头上带着一点魂，梦的余韵。就像中了魅。到舞场不就是找这个来的”57。从拒绝外埠那个有编制的工作自谋生路开始，小瑟就彻底沉入了民间，他的人生一开场就预示了败局，然而构成矛盾冲突的不是有无编制，也不是有产无产，甚至也不是新与旧，而是城市历史运行的交通信号灯。世界虽大，人生进进退退，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命运巨手暗中把控，正如小说多处闲笔写到街头的交通信号灯，调度着庞大的城市有序运转。

《儿女风云录》以小瑟的舞者生涯的几度起落来揭示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1970年代，由于社会团体对文艺表演人才的旺盛需求，科班出身的小瑟由朋友小二黑带领进入编制外的艺术教育领域，甚至有了以“瑟”命名的练功房，开启了他人生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然而，很快高考恢复，艺考生大量减少，小瑟的业务迅速没落，几近失业。1980年代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挺进，城市文艺生态的社会运转逻辑发生重大转向，舞蹈这一文艺样式也由讲求政治宣传功能向经济效益转变，社会上兴起了社交舞的风潮，小瑟又复活了，辗转各个舞厅表演、教学，重新有了收入，进入“他一生中的高光时刻……舞蹈更给予一种身心的满足”58。小说以住“洋房”的小瑟和住“汽车间”的阿陆头两个阶层的舞者展开，阿陆头居住的那个弄堂汽车间更是被身份逻辑“折叠”的一个民间江湖社会，阿陆头从小跟父亲守更巡夜，过着汽车间多子女人家的粗鄙生活，承继的是和劳动相关的人生。阿陆头在少体校练过几年，后进入到宣传队，打下了一点舞蹈的底子。经过革命后回沪，小瑟离异后又无业，两人成为了拉丁舞搭档。阿陆头因为丈夫缅共事件消失了十几年，再现“江湖”时，已经成了广场舞的“老法师”，小瑟则为阿陆头做编舞指导。

任何流行文艺的发展趋势，都能够在历史语境中寻得其生成逻辑。小瑟的贵族拉丁舞最终淹没在阿陆头所代表的声势浩大的广场舞浪潮之中，颇具象征意味。“广场舞者清一色本城居民……携带式音箱的播送，叫它‘时代曲’很恰当，民国金曲、革命红歌、民间小调、港台流行、新老电影配乐，囊括现当代文化演变，风气潮流，不拘一格。”59“从参与者年龄看，多是出生在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再看舞姿，凡过来人都有依稀记忆，敢说，至少领舞和编舞，有着宣传小分队的出身。”60小说追溯广场舞文化构筑的历史演进路线，实现了城市文艺生态与个体命运的交响，王安忆的上海叙事也由外在历史布景转向了城市内在的文化阐释，上海经验的表达展现出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记忆与江湖余韵。

在《儿女风云录》中，和历史相勾连的线索，除了舞蹈，还有房子。房子是中国人生活中的大事，房主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变迁，也是时代更迭的体现，“写城市里的人，首先要给他们找好住处，筑巢，什么样的巢规定了什么形态的命运”61。作家将小瑟一家居于上海弄堂洋房之中的聚散离合，作为投射城市历史变迁的隐线，“大浪淘沙，余下他们一房老底子……一幢楼渐渐压缩成一间，一家人变成他一个”62，而小瑟“和这间房子一样，属于历史的残余”63。家庭的聚散离合、人物的出场退场，以及房屋所有权的分割、收回，再因离婚、移民海外再度分割与变卖的历史变迁，映照出江湖儿女在时代风云激荡中的命运走向。

如果说传统乡土社会的江湖想象重在侠义，而现代都市社会的江湖想象则更倾向于情义，情是核心。现代城市也是寓居者的家园，需要情的灌注，需要有共同体的文化想象和情感记忆。历史粗暴地洗劫了一些东西，但抹不掉的是记忆、情感，是生命世界的宽广。经历过激烈动荡的大时代，文学对那些“失意者”“局外人”的关注，也是对都市情感的守护，对人的柔软与心情的呵护。阿陆头、小瑟这类新旧交织的江湖儿女，与历史之间依存关系更为紧密，也正是他们，自觉接续江湖文化的精神血脉，凝聚起寻常岁月里的情感力量。《儿女风云录》通过一系列“旧人类”和江湖小儿女的命运沉浮与情感关系，在城市的跨地书写中呈现出了一个跨越代际、性别、阶层的都市“江湖”。都市“江湖”是高度现代化、社会化、秩序化的现代都市的一种自我想象和疗愈，“现代的江湖更多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它超越了人们身份和空间的局限，是无处不在的”64。《儿女风云录》在开阔的历史维度上展开对现代都市的“江湖”想象，这既是对老上海的回望招魂，也是对新都市精神建构的可能性探索，也赋予了以英雄传奇为表征的传统江湖叙事更为丰富的艺术形态与当代文化内涵。

注释：

1 3 4 5 7 9 10 11 12 16 17 19 20 22 23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2 63王安忆：《儿女风云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162、255、96、12、14、10、11、33、319、16、6、18—19、5—6、289、80、321、80、317、311、283、230、156、246、60、121、83、209、312—313、230、317—318、321、132、62、129、155—156、158、189、292、310、317、243、134、273、1、5、1、5、226—227、19—20、48、14、11页。

2 18王安忆：《长恨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页。

6 李桂玲：《一场被迫上路的寻踪之旅——读王安忆〈向西，向西，向南〉》，《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4期。

8 齐红、林舟：《王安忆访谈》，《作家》1995年第10期。

13 15 41张爱玲：《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4、24、136页。

14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15页。

21张爱玲：《华丽缘》，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62页。

24 61王安忆、钟红明：《王安忆：小说让我着迷的是有足够时间描写“蜕变”》，《文汇报》2025年2月10日。

64[韩]李银贞：《从中国三部小说看中国江湖文化》，山东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中国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