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版《艾青选集》梳考
内容提要：1951年7月开明书店出版的“新文学选集”丛书内，《艾青选集》列入其中，为健在新文学家选集之一种。艾青作为“中国新文学”历程中最重要的现代诗人，主要得益于他进步的政治追求、白话新诗的创作实绩，和特殊的延安生活经历形成的知识分子标本价值。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政治语境下真正面对其诗歌选集编选的时候，艾青显得十分的慎重，严格地对延安时期的诗歌作品进行了“筛选”和“自我审查”。《吴满有》是延安时期让艾青获得重要声誉的叙事诗代表作，但因所写对象吴满有被认定有“被俘叛变”的失节行为，艾青有效地规避了它的入选。他重新建构了延安时期的诗歌写作脉络，试图真正跟进、共振人民共和国初期政治语境对文学的“塑形”。
关键词：开明书店 艾青 《艾青选集》 编选策略 《吴满有》
1951年7月起，开明书店陆续出版“新文学选集”丛书。这套丛书分为逝去的新文学家选集（作为第一辑）和健在的新文学家选集（作为第二辑），共出版两辑，原计划将陆续出版第三辑、第四辑。迟至1952年4月《茅盾选集》的出版，“新文学选集”丛书的编辑工作就真正告一段落，计划直接中断。1951年7月出版的十七种“新文学选集”丛书书籍内，《艾青选集》进入这个序列之中。此书按照丛书编辑委员会起草的《编辑凡例》的内在规定，严格执行其编选的意图。艾青当时属于健在的新文学家，其选集当然应由他本人亲自来编选。按照丛书的出版体例，书内有作者像二帧（一帧为近影，一帧为1928年个人照）、作家手迹（为新创作的诗歌《献给斯大林》之一页），另加丛书编辑委员会起草并定稿的《编辑凡例》，和艾青为这部选集的编选写作的《自序》，共同组成《艾青选集》所谓的“副文本”1。艾青的《自序》完成的时间在这套丛书里是比较早的，它是在1950年7月29日“北行旅途中”仓促完成的。1950年9月1日，《人民文学》第2卷第5期刊载出此文，文章最初取名为《诗选自序》。经过笔者对初刊本与初版本的文字对比，初版本除了几处语气词的增删之外（相对于初刊本），大体上是相同的2。这就说明，《诗选自序》收录进开明书店出版的《艾青选集》作为其“序言”时，艾青并没有对其表达的原始意思再做任何的“修改”或“改动”。
其实，研究界完全可以把《艾青选集》当作诗人艾青的“自选集”来予以看待，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这一新的政治与历史环境之下，艾青的第一部关于自己诗歌的自选诗选。尽管在1955年1月和1979年7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过另外两种版本的《艾青诗选》，仔细梳理相关篇目的选择及编选的策略，其“底本”显然就是来自开明书店出版于1951年7月的这部《艾青选集》。所以，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环境与政治语境里，作为“自选集”色彩较为浓重的《艾青选集》也就具有了特别之处：它是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这一特殊时期研究界关于诗人艾青的文化心态研究的最好选本材料，同时还具有特殊的文化与思想的意义。而艾青亲自操刀的《自序》，更显示出诗人对待自己诗歌作品评价的某些经典性与症候性的表述。本文的研究，就先从艾青的这篇《自序》的解读开始。
一、《自序》文字的背后：延安经验的“特殊性”
作为健在的新文学家、著名的中国现代诗人，艾青进入“新文学选集”丛书的这一新文学家序列里，肯定算得上是实至名归的人选安排与编辑意图。这当然是新文学选集丛书编辑委员会对代表性新诗人艾青的文学史定位3。艾青原名蒋正涵，字海澄，1910年3月27日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县，童年时期是在“被冷漠和被歧视的空气里长大”4。1930年代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代表性诗人，他的诗歌创作有其独特之处，茅盾、胡风和杜衡就以文学批评家的眼光，表达出对当时出版的《大堰河》诗集的“喜欢”，这里分别摘抄如下：
茅盾：新近我读了青年诗人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这是一首长诗。用沉郁的笔调细写了乳娘兼女佣（大堰河）的生活痛苦，这在体制上使我联想到《学徒苦》。可是两诗比较，我不能不喜欢《大堰河》。这问题当然不在两诗人才力之高下，而在两人不同的生活经验等等。5
胡风：我想写一点介绍，不仅因为他唱出了他自己所交往的，但依然是我们所能够感受的一角人生，也因为他底歌唱总是通过他底脉脉流动的情愫，他底言语不过于枯瘦而不过于喧哗，更没有纸花纸叶式的繁饰，平易地然而是气息鲜活地唱出了被现实生活所波动的他底情愫，唱出了被他底情愫所温暖的现实生活底几幅面影。6
杜衡：在形式的完整上，在情绪和思想的和谐上，在表现的充分上，我们无疑是应该举出这本薄薄的集子的第一首诗《大堰河——我的保姆》来做代表的。7
从中可以看出，艾青1936年11月以《大堰河》诗集亮相于1930年代的中国现代诗坛，即赢得了很高的文学地位。这就是说，艾青很快以自己富有实力的诗歌创作能力奠定了其坚实的诗歌地位。
进入延安边区之前，艾青的诗歌创作一直“笼罩着薄暗的哀郁的阴影”，“他的诗渲染着素美的彩色，淳朴而美丽；他的诗体现着大地的浑厚的广阔的风貌”8，也有比利时大诗人凡尔哈仑的“影子”9。抵达延安之后，特别是经历了较为彻底的思想洗礼与政治熏染，艾青最终在1945年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949年2月进入北平之后，艾青赢得了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更深的政治信任，获得极高的政治地位，成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代表解放区文学艺术工作者作关于解放区的艺术教育的专题文艺报告，同时也是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候补委员，创刊的国家级文学刊物10《人民文学》的副主编，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候选人选考虑名单。此时，艾青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体制内的重要诗人（某种程度上，其在诗歌领域的地位仅次于郭沫若），编选个人的自选集，其相关文字的叙述是值得注意的，这不仅牵扯出对他自身历程的政治与文学的评价，更涉及中国现代新诗的历史定位与评价的问题。
在这篇《自序》的文字里面，艾青谈到自己编选《艾青选集》呈现出的时间上的“短促”之感。尽管自认为是如此的“短促”，他还是从自己已出版的十二部诗集里“选出这个本子”，诗歌创作的时间，横跨“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五年间”。这里可以看得出，艾青把《艾青选集》这部诗歌选集确实当作了自己的“创作生活的一个初步的总结”。首先，他立足的是对自己家庭出身与政治历程的总结，落脚点放在了自己的“延安之行”：
我出身于中国东南部的一个地主家庭，在一个贫苦的农妇家里抚养到五岁，感染了农民的忧郁回到父母家里，在被冷漠与被歧视的空气里长大，受过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影响，在中学的最后一个学期，看见一九二七年的昙花一现的大革命，在艺术学校学了一学期绘画，到资本主义国家流浪了几年，乱七八糟地读了一些哲学和文学的书。日本侵略东北后回到中国来，很快就被送进了监狱，过了几年黑暗的不自由的生活，出狱后，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所统治的上海一直到国共合作，抗日战争爆发，满怀热情从中国东部到中部，从中部到北部，从北部到南部，又从南部到西北部——延安，才算真正看见了光明。11
其次，是对其创作生活的“总结”，艾青以三个时期来予以分段，分别界定为“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时期”“抗日战争初期”和“延安时期”，并对选集内七个部分诗歌内容板块的时期归属做出具体说明：写于上海巡捕房看守所的第一部分和出狱后的上海亭子间的第二部分的相关诗作，归入“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时期”；第三部分和第八部分（长诗《向太阳》）、第四部分的大后方诗作归入“抗日战争初期”；第五部分、第六部分和第七部分的诗作都归入“延安时期”。最后，凸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作为划时代文献的重要意义，“一九四二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参加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五年间的整风学习，对我是一次大改造，我将永远感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所给予我的教育。这个期间，我的创作风格，起了很大的变化，交识了一些劳动人民里面的英雄人物，写了一些记录性的散文，学习采用民歌体写诗”。在《自序》中，艾青还遵照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会议精神，对自己的创作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公开“检讨”，直指已经成为文学遗产的“五四新文学”和“外国文学”，和带有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色彩的生活方式：
我所受的文学教育多半是五·四新文学和外国文学。我是在一种缺乏指导与帮助的情况中，进行自由阅读的。因此，所受的影响也是复杂的。十九世纪俄罗斯旧现实主义的大师们揭开了我对现实社会认识的帷幕。从诗上说，我是喜欢过盔特曼·凡尔哈仑，和苏联十月革命时期的大诗人玛耶可夫斯基、布洛克的作品的；由于出生在农村，甚至也曾欢喜过对旧式农村表示怀念的叶遂宁。法国诗人，我比较欢喜兰波。我是欢喜比较接近我们自己时代的诗人们。
我曾尝试了许多诗体，较多的是采用所谓“自由诗体”，努力把自己所感受到的世界不受拘束地表达出来。创作的态度始终是严肃的，自信还不至于被一时的热闹而把头脑弄得昏眩了的。直到近年，为了接受中国诗的民族传统，才竭力使自己的诗格律化。12
正如前面艾青所强调的，因自己时间的“短促”，他并没有“更好地分析和批判”自己的这些作品，但他诚恳地希望读者能对他“过去的作品多多提出意见和批评”，这从侧面表达出他有努力追赶新的时代步伐的进步追求。
可见，《自序》文字所涉及内容的历史容量，远不是这一千五百个字能够真正给予概括的。这也可以看出，《自序》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这一新的历史语境、政治语境之下，艾青对其文学创作生涯最为重要的总结性文字，且这种文字是由作家本人总结时所陈述的，其文学意义、思想价值非同一般。仅从“延安”一词的出现频次来看，它就高达七次之多。这正好对应着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起草的《编辑凡例》所要达到的编选目的：一是“新文学的历史就是从批判的现实主义到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二是“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便有了一个新的更大的发展，并建立了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最高指导原则”13。
追溯诗人的诗歌创作历程，从1932年7月20日以诗题《东方部的汇合》在《北斗》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刊载为其创作的时间起点，至1950年7月29日前写作《自序》止，艾青已经走过十八年的诗歌创作生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辑的这部《艾青选集》，艾青在《自序》中提及：“这些诗，是从我的十二个诗集中选出的，是我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五年间的创作生活的一个初步的总结。”14这里，艾青明确规定了两个潜在的诗歌编选维度：一是诗选的时间跨度，从1932年到1945年；二是诗歌选本的选辑范围，是从十二部诗集中挑选出来的。按照艾青创作年表透露出的信息，笔者找到了这十二部诗集，按出版时间顺序整理如下：
（1）《大堰河》，诗集，上海群众杂志公司，1936年11月版15，收录诗歌共八首。
（2）《他死在第二次》，诗集，上海杂志公司，1939年11月版16，收录诗歌共八首。
（3）《旷野》，诗集，重庆生活书店，1940年9月版17，收录诗歌共三十六首，分为两辑：一为“旷野集”（二十三首），一为“马槽集”（十三首）。
（4）《向太阳》，叙事长诗，香港海燕书店，1940年6月版18。
（5）《火把》，叙事长诗，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6月版19。
（6）《北方》，诗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2年1月版20，收录诗歌共十六首。
（7）《黎明的通知》，诗集，桂林文化供应社，1943年5月版21，收录诗歌共三十三首。
（8）《吴满有》，叙事长诗，延安新华书店1943年12月版22。
（9）《反法西斯》，诗集，延安华北书店1943年12月版23，收录诗歌共十九首，分为三辑：“中国人民的歌”（十首）、“希特勒主义”（八首）和“敬礼啊——苏维埃联邦”（一首）。
（10）《愿春天早点来》，诗集，桂林诗艺社，1944年8月版，收录诗歌共三十三首。
（11）《雪里钻》，叙事长诗，重庆新群出版社，1944年11月版24。
（12）《献给乡村的诗》，诗集，昆明北门出版社，1945年6月版25，收录诗歌共十七首。
严格意义上说来，艾青《自序》文字里提及的“十二部诗集”，只能算作十一部。经由诗集内容的仔细对比看得出来：《愿春天早点来》这部诗集，其实是《黎明的通知》的“改装版”。不管在诗歌的篇目还是诗歌的内容，还是在具体的文字上，都没有发生细节的变化，只是变换了书名、更改了发行的出版社而已。艾青还谈到自己诗歌写作中存在的问题：“由于长期的流浪与监禁，也由于长期过的是个人的自由生活，我对于中国社会的了解，和对于劳动人民的认识都是不够深刻的。在我的诗里，有时也写到士兵和农民，但所出现的人物常常是有些知识分子气质的，意念化了的。”26不管是对中国社会和劳动人民认识的“不够深刻”，还是诗歌里透露出的“知识分子气质”和“意念化”，明显带着自我批判的眼光和深刻检讨的心态，烙下了特殊时代的那种明显印记。作为有着延安经历的新文学家，艾青的这种自我批判既是对自己诗歌创作历史的一种回顾，更是特殊的作家身份的一种“自我标榜”与“自我宣誓”。他不断强化其延安经历的背后，实质上是为了塑造延安作为一种独特的人生经历对于一名诗歌写作者成长的意义。而具体到诗歌篇目的编选与还原的过程中，或许我们还能够窥见其内在的“秘密”。
二、入选篇目的“细节”问题：文艺观念变迁的“背后”
在《自序》的陈述过程中，艾青把自己1932年至1945年的创作生活明显地分成“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时期”“抗日战争初期”和“延安时期”三个时期。他把自己的人生行走路线描写得很清楚，“抗日战争爆发，满怀热情从中国东部到中部，从中部到北部，从北部到南部，又从南部到西北部——延安，才算真正看见了光明”27。这个意义上来说，延安的生活经历及其文学创作，对于诗人艾青就有着予以特别强调的意义，它被艾青自己凸显到诗人的人生历程中最为“特殊性”的这个层面之上28。此前的生活环境，按照艾青的这种说法来加以推论，就是处在黑暗之中，并没有见到所谓的“光明”。这里，我们以《艾青选集》入选诗篇的具体情况来进行分析，时间以收录诗歌最晚写作的《悼罗曼·罗兰》（1945年1月27日）为下限，标准以入选艾青个人最初诗集、重复收录只记最初收录：
《艾青选集》入选诗歌篇目总计为四十六首，其中，《向太阳》是长篇叙事诗，曾出版过单行本。其他四十五首诗歌，除《拖住它》《悼罗曼·罗兰》未曾入集任何诗集外，主要来自《大堰河》（五首）、《旷野》（十首）、《北方》（八首）、《他死在第二次》（四首）、《黎明的通知》（七首）、《反法西斯》（九首）这六部诗集。诗人在自己的诗选编排上，对于延安时期创作的诗歌，倾注的情感亦较多，符合他在《自序》中对延安特殊情感的文字“流露”。延安时期写作的诗歌入选篇目总计为十二首，包括《希特勒》《希特勒》（又一首）、《欧罗巴》《土伦的反抗》《悼罗曼·罗兰》《毛泽东》《向世界宣布吧》《黎明的通知》《给太阳》《太阳的话》《拖住它》和《十月祝贺》31，创作时间横跨1941年7月2日至1945年7月2日。但按照艾青自己的叙述，1940年重庆之行得中共高层领导人周恩来的接见，以及他提出艾青去延安“可以安心写作”的期待，这在艾青的思想认识、精神追求上呈现出新的意义。所以，关于延安时期的诗歌创作，其时间还可提前到1940年春天。这也是艾青在《艾青选集》编选过程中，其内心深处隐藏的一条隐秘的情感暗线，他的组诗《新的伊甸集》，表达的就是这种情感。表面上，艾青表达的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生活的“歌颂”，内在心里表达的却是诗人自己对延安生活的“向往”。如果以这样的思路（艾青在1954年编选新版选集《艾青诗选》时，就是这样的思路）来反观《艾青选集》入选的诗歌篇目就不是前面所说的十二首，而是二十一首。这个数量，接近选集的篇目数的百分之四十六（几近占到一半的比重）。以这样的入选结果来看，延安的“前经验”和进入延安后实际的“生活经验”，成为艾青在编选个人的这部特殊的自选集《艾青选集》时内在的隐秘线索，他的确把延安的生活作为自己人生成长中重要的、特殊的生活。诗歌篇目的这种编选内在思路，正如他在《自序》中对延安流露的情感32诉诸的文字。
“新文学选集”丛书的《编辑凡例》特别强调，选集各册的编辑过程与编辑意图要体现“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以后，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便有了一个新的更大的发展，并建立了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最高指导原则”33，而且还要与“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作出“分工”，“选集的对象主要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们”34。在篇目具体编选的过程中，到底要不要把1942年以后的文学作品编入选集，这是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延安经验”又如何有效地加以呈现，显然是编选者艾青必然思考的重要出发点。
艾青1942年5月之后创作的诗歌，入选进《艾青选集》的诗篇本身包括了《希特勒》《土伦的反抗》《悼罗曼·罗兰》《向世界宣布吧》《十月祝贺》共五首。《艾青选集》的下限时间推延到1945年1月的《悼罗曼·罗兰》，按照《自序》中艾青自己的说法，如果不是“经历了人民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做了几年的行政工作，写作比较少，印刷条件也比较困难，没有出过单行本”35这样的条件限制，可能其时间下限还会有所延长36。进入延安生活的经历让艾青无法忘怀，尽管距离1950年7月29日已过去了近十年，他对“1942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十分敏锐，“一九四二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参加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间的整风学习，对我是一次大改造，我将永远感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予我的教育”37。照着这样的思路，艾青在诗篇的具体编选过程中，“讲话”之后的诗歌作品应该用一定的数量来加以“凸显”，才能真正符合作家写作历程的历史回顾与现实关照，亦实现“新文学选集”丛书的《编辑凡例》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真正体现出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历程。
在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的过程中，艾青参加了整风运动，并进行过“思想改造”，这开启了他文学写作风格的“转变”，“这个期间，我的创作的风格，起了很大的变化”。这里有一个疑点不得不引起研究界注意，当年（1942年5月23日后）艾青创作风格转变之后的文学创作实绩，其文学评价到底如何？诗人以谦虚的态度说，“因为这些作品多半都是学习性质的，也因为有的作品所歌颂的人物已有变化，这个时期的作品就不选了”38，难道研究者们面对这一时期的诗歌写作时，就真正不审视他创作的这些诗歌作品？另外，这还需要我们重新进入艾青文学创作历程中，看看延安时期他创作的哪些诗歌被诗人有意遮蔽了？以《艾青年谱长编》内提供的艾青创作记录情况来看，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议召开之后至1945年1月27日创作《悼罗曼·罗兰》止，艾青创作的诗歌此处简单罗列如下：
（1）《风的歌》，1942年9月6日作；（2）《献给乡村的诗》，1942年9月7日作；（3）《希特勒》，1942年9月16日作；（4）《悼词——献给反法西斯战争中殉难的朝鲜烈士们》，1942年9月17日作；（5）《向世界宣布吧》，1942年9月24日作；（6）《祝贺》，1942年11月作；（7）《保卫斯大林格勒》，1942年11月作；（8）《土伦的反抗》，1942年11月30日作；（9）《中国人民的歌——为庆祝中美、中英新约而作》，1943年2月4日作；（10）《欢迎三位劳动英雄》，1943年2月6日作；（11）《吴满有》，1943年2月6日至3月9日作；（12）《拥护自己的军队——献给三五九旅》；（13）《保甲连坐》，1943年8月26日作；（14）《两亲家》，1943年8月26日作；（15）《悼罗曼·罗兰》，1945年1月27日作39。
这十五首诗歌（考虑到可能还有散佚的部分诗歌篇目没有被学界发现），从《艾青选集》入选篇目列表中可看出，艾青只选入了其中的五首诗歌（如前所述），所占比例显然不及此时段创作数量的三分之一，这进一步证明艾青编选《艾青选集》时的刻意遮蔽行为。还需要注意的是，1942年5月至9月的三个多月，和1943年8月至1945年1月的一年六个月，艾青停止了诗歌的创作，时间跨度相加长达二十二个月。不管是艾青的年谱记录，还是艾青的传记文字，均不提及这二十二个月的时间里，作家到底在那里（延安）经历了什么？他又为什么停止了自己心爱的诗歌写作？显然，《艾青选集》编选背后的隐秘线索，值得研究界进一步予以“追问”。
艾青在这部选集的《自序》中还提及，“交识了一些劳动人民里面的英雄人物，写了一些记录性的散文”，这些“记录性的散文”，应该指的是人物通讯或报告文学作品，包括了《俘虏》《养羊英雄刘占海》《金炉不断千年火——佟玉新记》三篇。《俘虏》写作的时间不详，发表于《解放日报》1944年10月22日，按照文稿内容来推断其写作时间，应为艾青下乡体验生活中对部队进行观察的时候，这个时间当然在1942年5月之后。《养羊英雄刘占海》的创作时间为1945年1月3日，《金炉不断千年火——佟玉新记》发表于《解放日报》1945年1月15日。不知道为什么，这三篇曾获得高度评价的作品，顺应当时延安文坛创作潮流的作品，艾青似乎并不感兴趣，也不放置在《艾青选集》内加以呈现和凸显。如果说“因为有的作品所歌颂的人物已有变化”是有所指（《吴满有》，后文将专谈），但刘占海、佟玉新这样的普通劳动英雄，后来并没有经历所谓的大起大落，不是照样没有进入编选的考虑内吗？可以看出，这显然是艾青的一种公开的“托辞”。艾青这种公开托辞的背后，到底掩藏着什么呢？研究界至今并没有做出过进一步的探问。
迟至1950年12月，“新文学选集”这套丛书的编选工作已进入尾声，“全数为四百五十万言，将付开明，明年上半年当可出齐”40，《艾青选集》应该在此列（他1950年7月29日出国滞留时间很长）。按新文学选集丛书编辑委员会所起草的《编辑凡例》的说法，1942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年份，身处在延安这一文化场域中的诗人集团内，艾青显然属于典型的在场者、延安生活的亲历者。他后来是如何描述自己在这段特殊政治环境中的生活的，这里不妨看看他在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与经历“文革”之后的新时期时所呈现出的差异性表述：
1950年3月：感谢毛主席，他纠正了我们的错误，他给我们指出了新的方向，文艺要和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文艺要和革命的群众相结合，文艺要面向工、农、兵，文艺要做到使劳动人民都能喜闻乐见。文艺要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一九四三年，我在延安看见了鲁迅文艺学院在广场中演出《兄妹开荒》和《花鼓》，成千成万的观众狂热地欢迎他们，我是深深地感动了，我改变了过去对民间文艺所抱的那种错误的态度，我开始接触民间文艺，看了一些民间文艺的作品，搜集了一些民歌和剪纸，在创作的时候，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接近民间的风格。41
1978年12月：在座谈会之后，我写信给毛主席提出想到前方去。他回信说：“赞成你去晋西北，但不宜走得太远，因同蒲路不好过”；“目前这个阶段希望你顿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到前方，切实研究一下农村阶级关系，不然对中国战况总是不很明晰的……”//他指示我学习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实际上叫我投入接着不久就来到的“整风运动”，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去战胜一切领域中的唯心主义。42
这两次的回忆文字，均指向1942年5月召开的那场文艺座谈会，但艾青侧重的面向却是不同的。1950年3月提及延安经验时，艾青明确地指出，他自己原来坚守的文艺观念是错误的，这顺应着1943年后以高度的热情参加到秧歌剧运动之中，学习民间文艺、搜集民间艺术，也是对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最高指导原则（坚持与贯彻毛泽东主席的文艺方针43）的“恪守”。1978年12月提及时，他却对此有所保留，他不再承认自己文艺观的那种错误，至少他没有再顺应1949年7月（甚至是1942年5月）以来形成的对延安文艺座谈会内容的强制顺从，他当年（1942年）选择到前方去，更大的内心想法显然来自回避特殊的延安现实，这与公开出版《萧军延安日记》里透露出的萧军当时的想法是相一致的。后来参加“整风运动”，并不是艾青积极的、主动的参与行为，明显地是特殊时期与环境里的不得不为的政治任务。艾青身不由己，不得不参加到这场政治运动之中，开启自己文艺观念和政治观念的“修正”。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艾青写过系列文艺论文，展现、透露出自己的文艺观念，其中最重要的一篇就是在延安写的，时间为1942年3月。题目为《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为〈文艺〉百期纪念而写》，它充分表达出艾青对文艺家、文艺的真实看法，明确表达文艺家的“自由写作”“尊重作家先要了解他的作品”“作家的工作是保卫人类精神的健康”，讽刺那些希望文艺家做“百灵鸟”，希望作家把“癣疥写成花朵”“脓包写成蓓蕾”的人44。艾青还谈及要正确地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认为“在为同一的目的而进行艰苦斗争的时代，文艺应该（有时甚至必须）服从政治，因为后者必须具备了组织和汇集一切力量的能力，才能最后战胜敌人”，“但文艺并不就是政治的附庸物，或者是政治的留声机和播音器”45。1942年5月后，延安文学创作整体转向的过程中，人物通讯与报告文学成为最重要的文学样式，但此前艾青对人物通讯与报告文学这两种文学样式也有自己的看法，强烈要求“不要用狭隘的眼光去看文艺”，“不要把文艺当作新闻通讯一样报道消息的东西；或者以为作家都是‘新闻记者’，非传达某个号召或某个事件的始末不可”46。从这些文字的表述来看，某种程度上他还在坚守着文艺家身份的独立与写作的自由。
参加文艺座谈会及后来参加到延安整风运动之后，艾青的文艺观念进行了较大的修正（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彻底的“转变”）。比如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他不再坚持文艺在从属于政治基础上的这种独立性表现，而是坚持毫不犹豫地从属于政治：“文艺服从政治，不是降低了文艺，而是把文艺无限地提高了。对于我们来说，艺术性与政治性不是相矛盾的东西，而是统一的东西。那种以为文艺一同政治结合，就贬低了文艺的价值的想法，是一种十分自私与庸俗的想法；而那种把文艺服从政治的看做是政治的留声机、播音筒之类的话，不是故意回避责任的遁词，就是把文学艺术看做完全是被动的无生气的活动的抱怨，甚至是对于进步的文学艺术的一种讽刺。”47他透露出这样的“观点”，实质上已变成了演绎和阐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种最直接的体现方式。可以看出，他彻底放弃了此前作为自由文艺家的独立尊严和文艺创作的自由坚守。“文艺家”的这个称谓，也在艾青的心底逐渐发生了些微的变化，逐渐变成了“文艺工作者”。这实质上透露出中国共产党在战时环境对于文艺工作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它与革命工作方向保持着“一致”。也就是说，文艺只是革命这个庞大的机器系统中应该承担的一个“齿轮”或一枚“螺丝钉”，它要围绕着大机器进行正常的运转。
到了1950年代中期，艾青甚至还进一步地自我进行宣称，“这个时代是要用许多的大合唱和交响乐来反映的，我只不过是无数的乐队中的一个吹笛子的人，只是为这个时代所兴奋，对光明的远景寄予无限的祝福而已”48。面对19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新的时代需要——不管是“大合唱”还是“交响乐”，艾青携带的这根“芦笛”（个人），只能是庞大乐队中（集体与时代）的一种乐器而已，而这种乐器也要在合唱中奏出时代所需要的“兴奋”“远景”和“祝福”，他成为那个时代的“政治抒情诗人”。
三、被遮蔽的重要诗篇：长篇叙事诗《吴满有》的回避行为
距离《自序》写作时间最近的一篇文章，是1950年3月中旬写就的文艺论文《谈大众化和旧形式》。艾青在这篇文章里对1942年5月的“文艺讲话”给予中国文学艺术界的影响做出自己的回应时，曾这样说道，“自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的讲话发表以来，中国的革命的文艺界，在这七八年中起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革命的新文艺，终于得到了广大的劳动人民的欢迎，我们的革命的新文艺，在中国人民为了争取独立自主的战争中，在反对国内外各种敌人的、各个时期的斗争中，贡献了力量，起了巨大的宣传教育作用”，“这是一次新的革命，这次革命，完成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艺所没有完成的工作——革命的新文艺和广大的劳动人民结合起来了”49。这既是对召开不久的全国文代大会（第一次文代会）精神的一种回应，也是艾青作为“延安经验”的政治资本的有意流露。“延安经验”，成为艾青叙述自我的成长历程中不得不观照的一个重要参照点，应该说这个参照点贯穿了他1949年7月以后的整个人生历程。他强调文艺工作者“思想情感上经过了改造”之后带来的文艺创作的变化：“使我们的文艺在内容上比中国新文艺任何时期都更丰富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50
要凸显1942年5月这个时间分水岭在其文学创作生涯中的重要意义，艾青不能（也不应该）回避1942年前后文学创作观念的转变问题，特别是转变之后取得的重要文学实绩，甚至他的下限可以延展到1950年7月29日写作《自序》之前，毕竟他在书中的插页里就透露了新创作的《献给斯大林》这首诗歌的手稿，但他却斩钉截铁地要以1945年1月27日作为终结点。其实，从1947至1948年少量的诗歌创作来看（主要体现在组诗《播谷鸟集》中），不管是《送粪》还是《浇地》，仍旧体现出的是艾青习惯的表述方式，“表达沉重和忧伤的笔，一时还来不及换上适合于它的色调和情绪”，编选《艾青选集》时，“这批作品反而意外地落选，不是被编辑，而是被作者本人从书里面删掉了”51。这种删掉诗篇的行为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诗歌味道里仍旧带有所谓的“小资情调”。
我们还得回到《自序》中的这句话上来思考，“这个期间，我的创作风格，起了很大的变化，交识了一些劳动人民里面的英雄人物，写了一些记录性的散文，学习采用民歌体写诗，但因为这些作品多半都是学习性质的，也因为有的作品所歌颂的人物已有变化，这个时期的作品就不选了”52。前面说及写的作品带有的“学习性质”，一方面，可能表达了艾青的“自谦”，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作家在文艺观念的坚守中呈现出的“差异”，对于这一点研究界都可以以同情之理解态度予以接受。但以“有的作品所歌颂的人物已有变化”作为“借口”，显然是艾青的“话外有话”。
细读《自序》里的这一千五百字，我们发现艾青自始至终都没有真正把“歌颂的人物已有变化”落到实处，也并没有真正地予以直接指正出来，他刻意地进行了很大程度的“遮蔽”（甚至是回避）。那这个所谓的“变化”，也许并不是艾青自己所说的那么简单的“变化”。中性词语“变化”的背后，实质上隐藏着艾青不能告人的“秘密”。1954年5月8日，王瑶在回复“叔度同志”的那一通信札里，涉及关于艾青在《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写作细节，其中的内容是这样讲述的：“4.艾青《吴满有》是因为所写的人物发生了问题，我曾问过艾青同志，他不主张讲。”53考虑到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写作中涉及《吴满有》应是在下册的内容里，其写信询问艾青的时间应该在1952年5月之前（甚至还可以提前）。从艾青自述的“所歌颂的人物已有变化”，到他给王瑶信札中说的“所写的人物发生了问题”，我们看到艾青在公开表述中的自我保护行为，而在私人信件中透露出的这一问题（话题）的“严重性”。这个“吴满有”是怎么回事，让艾青如此带着忌惮的态度且不得不加以回避？
吴满有实有其人。他1928年从榆林逃荒，进入陕北延安县吴家枣园安居，是延安边区一个勤劳朴实的普通农民。吴满有是在1942年春被记者莫艾发现的，连续十五个月以新闻报道文字在《解放日报》塑造出来的新农民形象54。莫艾发现吴满有，在当时当然有其重要的政治意义，“采访报道劳动英雄吴满有及其开展的劳动竞赛，推动了边区的农业生产，其社会价值不低于20万担救国公粮（1941年陕甘宁边区征收农业税的总数）”55。1942年至1947年，吴满有成为延安边区家喻户晓的人物、著名的劳动英雄，其知名度据说仅次于政治领袖毛泽东和军事领袖朱德56，也是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的“政治明星”。“吴满有”这个名字，还频繁出现在1942年至1948年的中共中央有关文件中。1946年，毛泽东委托吴满有做毛岸英的老师，让毛岸英跟着吴满有“了解农村、了解农民，要向农民学习”57。吴满有的这种政治声誉，给他文学形象的传达提供了实施的契机，特别是经历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后，描写工农兵成为最时髦的题材。先后涉及吴满有形象塑造的文艺家，不仅包括艾青、丁玲、孔厥，还包括音乐、美术、电影工作者们，“用自己的作品奋起歌颂吴满有这位劳动英雄”58。但吴满有在1948年4月参军保卫边区的战役中的被俘、且被认出其真实的政治身份之后，他的政治声誉发生戏剧性的“转变”。国民党的宣传机构利用这一契机大肆宣传“吴满有被俘”，不仅利用其所控报纸《中央日报》以“中央社”的名义大量刊文，还借助密布全国的广播通讯网络进行广播播报，甚至派遣飞机散播“吴满有叛变”的宣传资料，“提高普通民众对吴满有被俘自首宣传的‘效果’”59，“实在是出于政治舆论宣传之需要”60。1950年3月，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救的战俘吴满有回到延安的吴家枣园，却很快被当地的党组织作出政治定性，确认了他公开投敌的叛变行为，宣布开除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尽管吴满有曾托辞托人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信辩护自己的被俘过程，相关信件均石沉大海。1959年3月，吴满有郁郁而终，享年六十六岁，结束了一个政治人物不平淡的一生。
作为文学形象，“吴满有”却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叛变行为这一政治性判断，不得不让所有的文艺工作者变得“谨慎”与“小心”。最先进行回避型修改的是女作家丁玲，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内有一细节涉及吴满有。1950年后的新版出版时，她悄悄地把“吴满有”改成“刘玉厚”，她的修改“是当时顺应政治情势的改动”61。艾青也是其中的一位，表现得异常的明显，这就是《自序》里欲言又止的、让人感到颇为暧昧的那个地方。新文学史家王瑶试图把长诗《吴满有》放置到中国新文学史的诗歌中加以定位，艾青却提出“不主张讲”。说艾青对他的长诗《吴满有》没有感情，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把视线往回拉，向1940年代拉近时，可以反向进行察看。
1943年3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第四版整版刊载艾青的长诗《吴满有》，使这部作品成为诗人在延安文学创作生涯中重要的“代表作”。配合这首长诗的刊载，《解放日报》还编排社论文章作为支撑，认为艾青的《吴满有》是“朝着文艺的‘新方向’发展的东西”62。此诗后来还被重庆《新华日报》及时转载，由此进入国统区文艺界的格局与视野中，其影响力深远而广泛。它当然给艾青带来了很高的政治声誉：“这首诗在艾青同志自己是一个转变，即由写小资产阶级而转变为写劳苦群众。这首诗在《新华日报》发表以后，影响许多大后方的青年向往延安，宣传了我党在边区的经济建设。”631943年12月，延安新华书店以“大众文艺小丛书”的名义推出第二种书籍时，选择的正是艾青的《吴满有》，正如研究者指出的，这套丛书是“以实践延安及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的目的和意识形态建设需要，以及提供并满足工农大众读者及其人群的阅读期待等而编辑的综合性丛书”64。出版长诗《吴满有》，也应该是遵从于丛书的这个出版目的的。
1944年5月，艾青的延安生活迎来重大的转机。他写作的文艺论文《秧歌剧的形式》得到毛泽东的重视，“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65。之后艾青在政治上得到更大的信任，作为重要的文化界代表出席了1944年6月24日招待中外记者团的集会，作了题为“我的声明”的发言，提及“有人问我为什么近来没有发表过作品，这是因为我在参加组织秧歌队，秧歌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好形式，我很高兴把我的时间和劳力放在这个工作里”66。文艺观念的彻底转变，他更明白地予以表露。这个发言，在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7月4日一期中被作为重要发言予以刊布，放置到比较显眼的位置。1945年1月13日，陕甘宁边区群英大会举行授奖典礼，艾青是甲等模范工作者的获得者，他获奖评语中排在第一条的就是长诗《吴满有》的创作：“在整风以来，执行毛主席的文艺方向，于去年赴吴家枣园调查，写了《吴满有》的诗篇，并给吴满有朗诵，走向调查研究、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文艺方向。这首诗在艾青同志自己是一个转变，即由写小资产阶级而转变为写劳苦群众。这首诗在《新华日报》发表以后，影响许多大后方的青年向往延安，宣传了我党在边区的经济建设。”67在这些荣誉光环的洋溢之下，1945年3月，艾青还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从延安的文学经历和人生际遇对于艾青的人生意义来讲，长诗《吴满有》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回避的重要诗篇。但现实生活中的吴满有奇特经历（被认定为被俘且叛变），肯定打击了诗歌创作者艾青对这部长诗的喜爱，“人物的政治经历变化是艾青根本无法防备和预测的”68。艾青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必然遵从党组织对吴满有的政治判断（开除出党）。从艾青留下的文字来看，其实他与当时延安很多劳动英雄都有“交集”，其中有一首诗写了三个劳动英雄（《欢迎三位劳动英雄》），不仅包括吴满有，而且还有赵占魁、黄立德、佟玉新、刘占海等人，但从政治立意的角度来看，他们都不及吴满有的政治影响力大。艾青他后来不对这些作品予以保留和再评价，由此可见一斑。迟至1980年代，艾青还专门谈及过《吴满有》这部长诗，“后来由于吴满有本身出了问题，这首长诗好长时间不再提它了”69。这道出了开明版《艾青选集》编选背后的“真相”：艾青并不是不喜欢长诗《吴满有》，而是因为“吴满有”这个人的政治问题，使诗人萌生了有效规避它的举动，内心深处他并没有忘记这首长诗。艾青的这种刻意回避长诗《吴满有》的编选行为，今天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我们当然完全可以加以理解。这是诗人艾青在特殊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自我审视中做出的有效动作：一方面是实现自我保护的政治警惕，另一方面则是努力达到“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国家行为与写作坚守。
结 语
艾青曾自述其所受的文艺教育，“几乎完全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艺和外国的文艺”70。“芦笛诗人”的命名背后，其实已经涉及艾青的文学创作资源建构，透露出他与法国文学的那种天然联系。他曾列举整风运动前的延安文艺活动，戏剧演出主要是以《㭴吝人》《巡按》《马门教授》《新木马计》《铁甲列车》《带枪的人》《傻瓜》《钟表店》《第四十一个》《茨冈》《驿站》《一年间》《神手》《生命的召唤》《上海屋檐下》《日出》《雷雨》《阿Q正传》《北京人》《蜕变》等名剧为主，音乐则以贝多芬、孟特尔松、李斯特名曲为主，“过分爱好新形式，盲目崇拜西洋的风气，使我们长期地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劳动人民，使我们的文学艺术成了一种文化的装饰，一种满足为数不多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欣赏趣味的东西”71。这说明，艾青当时的文学观念是颇为复杂的，甚至是相当的“驳杂”的。经历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界整风运动之后，艾青的文艺观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的创作风格也有了新的发展，比如放弃了过去的“沉郁”格调，追求报告文学式的文学写作方式，甚至人物通讯写作也能够得心应手，但真正对自己的创作历史进行总结时，他还是对此有所“保留”。
1951年7月开明版《艾青选集》是艾青自1932年7月开启创作之后的第一部个人自选集，在艾青的选集出版中有特殊的意义。长达十八年（以1950年的编选时间为参照）的诗歌创作历程中，拥有十一部新诗集的诗人，且有延安生活与创作的特殊经历，这些给予艾青增添光环的过程中，诗人的态度却是清醒的，他对政治的敏感度亦十分的警醒。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1950年这一历史平台上，艾青以《自序》的方式重新检视自己的文学创作（特别是新诗创作）历程，把该凸显的文学成绩予以重点突出，把需要遮蔽的长篇叙事诗《吴满有》剔除得干干净净，且在描述中也加以隐晦的轻描淡写，这背后实际上牵扯出艾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个人命运，以及他已经形成了的自我审视功能。艾青已经养成了类似检讨文字的写作习惯，他尽管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且在文艺场域里有着自己特殊的政治地位，但他仍旧按照此时新政权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思路和策略，对自己可能带有的小资产阶级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这一方面是对自我地位的某种加固，另一方面则明显地带有一定程度的示范作用，让原国统区的文化人们能够从延安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中获得某种程度的新生图景。
从这个意义上来予以衡量的话，《艾青选集》的出版就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艾青在努力遮蔽长篇叙事诗《吴满有》的这一过程中，也把延安《文艺讲话》前后的文学创作成绩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屏蔽”，亦把新闻文字如何转变为诗话语言的延安报告文学创作潮流予以遮蔽，从而把延安文学在1942年后一段时间的文学创作潮流与文学实绩、以及他本人的特殊贡献都做出一定程度的“涂改”。这可以说是艾青在政治上与文艺上进行自我改造的必然结果，但也可以看出，这是“新文学”这一观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面临的必然修正过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开明版‘新文学选集’丛书专题研究（1951—1952）”（项目编号：18XZW018）、贵州师范大学人才引进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与实践”（项目编号：202300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此处借用金宏宇先生提出的“副文本”概念。参见金宏宇《中国现代文学的副文本》，《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②“最近，我参加宣传保卫世界和平的旅行讲演回到首都时，受到朋友们再三的鼓励”，分别在“参加”后增加“了”字，“讲演”后增加“后”字，以及删除“再三”二字。另有两处标点符号的修改：一是“乱七八糟地读了一些哲学和文学的书”后的逗号改为句号；二是落款处“旅途中”后面原无标点符号，选集本中增加了句号。
③按照王瑶、老舍、蔡仪、李何林合编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来看，艾青在大纲里两次被重点章节提及，一次为1927至1937年时段的诗歌里当作“新的开始”，一次是1937年至1942年诗歌为祖国而歌里，艾青的诗歌被代表为“人的花朵”。参见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新建设》第4卷第4期。
④艾青：《诗选自序》，《人民文学》第2卷第5期。
⑤茅盾：《论初期白话诗》，《文学》第8卷第1号。
⑥胡风：《吹芦笛的诗人》，《文学》第8卷第2号。
⑦杜衡：《读〈大堰河〉》，《新诗月刊》第6期。
⑧吕荧：《人的花朵——艾青、田间合论》，《七月》半月刊第6集第3期。
⑨42艾青：《在汽笛的长鸣声中——〈艾青诗选〉自序》，《读书》1979年创刊号。
⑩此处采用吴俊教授的观点。他在《自序：“国家文学”解说》中，提出对《人民文学》这一刊物作为“国家文学”标本的探讨意义和价值。参见吴俊、郭战涛《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11 12 14 26 27 35 37 38 52艾青：《自序》，《艾青选集》，开明书店1951年版，第7、9、7、9、7、8、8、8、8页。
13 33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辑凡例》，1951年3月。
15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8月出版该社初版，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1942年2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50年仍旧以此版发行过，诗集篇目并没有变化。
16 1941年、1944年、1946年、1948年曾推行过此诗集，至第5版。
17重庆生活书店1942年4月再版，1947年1月推出胜利后第1版。
18上海希望社1947年、1949年和1955年仍旧出版过这部诗集。
19烽火社1941年再版，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年10月和1949年8月推出沪1版和2版。
20海涛先生曾透露，这部诗集曾由艾青自费出版过，时间在1938年，但至目前为止，学术界并没有找到这个版本的诗集。1943年12月、1945年，南天出版社发行过此诗集，编者均为胡风。1946年、1949年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过再版本和第3版。
21 1948年8月和1949年6月推出新1版、新2版。
22作家书屋1946年4月推出新版，列为“北方文丛”之一种。
23上海读书出版社1946年4月推出新版。
241945年12月在上海推出再版，1949年9月和12月还推出第3版和第4版。
251946年3月和1947年10月推出再版本和第3版，上海群众书店1947年推出新版。
28程光炜先生认为，“作为20世纪第二代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指艾青——引者注）个人的命运无法不与‘三四十年代’这个最令人难忘的历史阶段发生深刻的关联。”参见程光炜《艾青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91页。
29 1951年7月开明书店推出《艾青选集》时为其时间参照，以入选艾青个人最初诗集为衡量标准，重复收录只记最初收录。
30参考《艾青年谱长编》对此诗创作时间的订正，并查看诗集的初刊情况进行还原。参见叶锦编著《艾青年谱长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
31《哀巴黎》创作于1940年6月15日，艾青时在陪都重庆；《杜塔拉——参观“苏联农业展览会照片展览会”后作》创作于1940年11月初，艾青时在陪都重庆。
32 1955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艾青诗选》时，延安时期的诗歌列入诗选的第3辑，入选的诗歌高达四十三首，时间则从1937年12月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始。
34这里的“人民文艺丛书”，指的是“中国人民文艺丛书”，1948年陆续由新华书店出版，作品以1942年为天然分界线，主要选择的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产生的解放区重要文学作品。
36据笔者的观察，《闻一多选集》的作品选择下限，就到了1946年7月《最后一次的演讲》。另外，《朱自清选集》的作品选择下限，也突破了1942年这个时间限制。
39 65 66叶锦编著《艾青年谱长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126、122、123页。
40叶圣陶：《叶圣陶集》（第2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页。
41 49 50 70 71艾青：《谈大众化和旧形式》，《文艺报》第2卷第2期。
43《大会决议》，《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146页。
44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解放日报》1942年3月11日。
45 46艾青：《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解放日报》1942年5月15日。
47艾青：《文艺与政治》，《光明日报》1949年8月25日。
48艾青：《后记》，《春天》，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14页。
51 67程光炜：《艾青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95、384页。
53王瑶：《王瑶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8页。
54根据学者的统计，“吴满有的事迹从第一次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被宣传后，到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解放日报》停刊，刊登在《解放日报》上与吴满有事迹相关的新闻报道先后有111篇”。参见崔莉莉《“吴满有运动”与长诗〈吴满有〉的诞生》，《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55莫艾：《宣传吴满有开展吴满有运动的丰硕成果》，《记者莫艾》，齐志文编，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98页。
56[英]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李凤鸣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66页。
57孟昭庚：《毛岸英“劳动大学”的老师吴满有》，《世纪风采》2018年第4期。
58《延安第一部有声电影〈吴满有翻身〉开拍》，《风下》第40期。
59 68袁洪权：《艾青长诗〈吴满有〉的生产及其文学史问题》，《诗探索》2019年第7期。
60李晓灵：《英雄的终结——吴满有“投敌”的历史真相》，《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61龚明德：《改“吴满有”为“刘玉厚”》，《出版史料》2006年第4期。
62《编者的话》，《吴满有》，艾青等著，新华书店1943年版，第1页。
63鲁艺：《吴满有其人其事》，《山西档案》2006年第4期。
64王荣：《1940年代延安文艺专科性丛书述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7期。
69周红兴：《艾青研究与访问记》，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330页。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教育与文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