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乡圩集镇是农民农事生产以及日常生活场所的空间延伸，蕴藏着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变革的内在动因。在新时期以来湖南乡土小说中，乡圩集镇作为城乡沟通的中介，既承载着传统乡土的人情与烟火，也孕育着现代文明的萌芽，作家们通过对赶圩场景的细致描摹、对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怀，让乡土文学超越了单纯的乡愁书写，成为记录时代、反思发展、传递人文温度的重要载体。在新型城镇化政策背景下，以新时期以来的湖南乡土小说为例，剖析检视政策的演进和走向，既可厘清政策的内在合理逻辑，亦能更好确认此一政策的价值坐标和方位。

关键词：新时期文学 集镇 湖南乡土小说 赶圩

引 言‌

在新时期以来湖南乡土小说的视域中，一批湘楚地域文化特色鲜明的乡土小说蔚为大观，仅从《浮屠岭》《蒲叶溪磨坊》《爬满青藤的木屋》《山道弯弯》《那山·那人·那狗》《栗坡纪事》《没有航标的河流》等透露着浓郁山土气息和水韵气味的小说题目上，也可见“小说湖南”的乡土特色端倪，有论者甚至认为湖南作家群“基本上是一个乡土文学的作家群”1。就“小说湖南”的现代传统而言，湖南的现代乡土小说从来就自成一派，别具一格，无论从时间、出生地还是文化取向等方面来说，“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湖南乡土小说家都比较分散，但湘楚地域文化内在的共性把他们凝聚在一起，他们的创作以鲜明的地域特色，蓬勃发展，前后相继，形成了一个继鲁迅开创乡土文学体式、引领浙东乡土作家群之后较早出现的另一个地域特色鲜明的乡土小说创作群体”2。而现代湖南乡土小说的集大成者，无疑是构筑了“边城世界”的沈从文。

如果说，“小说湖南”的现代乡土文学传统其来有自，那么在中国经济建设及城镇化取得惊人飞跃、现代化成就举世瞩目的新时代语境中来讨论“小说湖南”的乡土文学，实有必要回到“乡土”概念的原初界定上来。有论者试图将现代乡土文学的“乡土”空间边界确定为“乡土文学一定是要不能离乡土的地域特色鲜明的农村题材作品，其地域范围至多扩大到县一级的小城镇”3。将行政区域意义的县城确定为“乡土”的外延边界，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究其实质，这不过是出于概念外延界定的必要为之，严格说来，并无实质性的约束意义。我们看到，即便是现今地市一级的大城市，仍有很多地方保有城乡结合部的痕迹。“乡土”的空间边界，说到底，还是从经济角度予以界定的，即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程度，决定了“乡土”的外延范围。大体而言，在现代化进程尚未完全展开的20世纪前半叶，农业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大部分疆土可谓都是乡土世界，就此而言，现代文学的半壁江山，其实也都是由乡土文学的实绩所支撑。以文学地理空间为例，我们看到，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边城”、师陀的“果园城”、萧红的“呼兰河”等，固然与农村、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也未完全脱离开城镇的干系。

对新时期以来湖南乡土小说呈现的地方特色，有研究者曾以“茶子花流派”来命名概括，欲以此跟“山药蛋派”等当代文学知名的地方文学流派展开对话。“茶子花流派”是以周立波为首，“包括柯蓝、周健明、谢璞、未央、孙健忠、古华、叶蔚林、谭谈、彭见明等36位作家，主要是湖南的作家。他们创作了数以百计的优秀作品，得过的国际和国家级的奖励三十余次”4。而就茶子花这一文学意象而言，周立波也的确曾创作过以茶子花为表现内容的文学作品：“我想起了/山茶花下的金色的年头/……最难忘记的/是微风十月的秋山里，飘荡着的/标致的蓝布小围裙/那正是洁白的山茶花，杂着红叶，斑斓的/掩映在青松林里的时节/金色朝阳/已经布满了林间/花片上的露珠还滴/谁最美丽？/是含露的山茶花/是花下的人的微笑/还是人的情意？/……”5这是周立波1930年代在上海参加左翼后，创作的早期诗歌之一。我们看到，在这首名为《我想起了山茶花下的笑和情意》的现代白话诗中，山茶花成了一种寄托乡愁的意象。以山茶花的自然景物来命名一个有待证实的文学流派，还主要是就这些风格大致相似的小说所体现的审美旨趣与文本风格而言的，即主要还是在比喻的意义上来确证湖南的乡土文学特色。但具体到“小说湖南”的“乡土”实质内容构成上说，茶子花并不足以支撑起湖南“乡土”的全貌来：湖南现代乡土文学着墨茶子花的并不多见，新时期以来的湖南乡土小说，即使写到茶子花的，也大多是以衬景形式出现。

新时期湖南乡土小说的文学魅力，更藏在湘楚山水的肌理与烟火人间的褶皱里。作家们以湘方言为骨、湖湘文脉为魂，将沅水辰河的涛声、湘西吊脚楼的剪影、湘南圩场的喧嚣，都糅进文字肌理。彭见明《那山·那人·那狗》以细腻笔触，写乡邮员父子在山间邮路上的同行，将湘西山野的苍茫、人情的温厚，藏在每一次脚步与溪流的共鸣中；叶蔚林《没有航标的河流》则借辰河上的放排生涯，串联起湘地百姓的苦难与坚韧，河水的奔腾与停滞，恰是时代变迁的隐喻。这些作品不刻意雕琢乡土符号，却让湖南的山、水、人自然交融，既保留了 “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乡愁底色，也藏着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朴素向往，为新型城镇化的前史书写，添上了浓墨重彩的文学注脚。

一、乡圩集镇：贸易集散与社会融通

就湖南乡土小说的“乡土”内涵，及其区别于其他地域乡土文学的特质而言，水边“碾坊”与边地“集镇”，或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景观。而以“小说湖南”的现代传统而论，在湖南乡土小说的集大成者沈从文那里，“集镇”与“碾坊”恰恰构成他笔下最“乡土”的两个母题。大家一般都比较熟悉沈从文的“边城”世界，但在以爱情为主要表现对象的《边城》中，作为一个特色小镇，“边城”更像是一块虚构的飞地6，集镇生活的枝枝叶叶并没有得到过多的展现，在《又读〈边城〉》中，汪曾祺就认为：“‘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意思不是说这是个边地的小城。这同时是一个时间概念，文化概念。‘边城’是大城市的对立面。这是‘中国另一地方另外一种事情’。”7反而在他的另一部长篇力作《长河》中，乡圩集镇“活色生香”的景观才得以生动呈现。《长河》的故事周转站是一个叫吕家坪的小水码头，据小说交代，吕家坪离辰溪县约一百四十里，是辰河中部一个腰站，作者称之为“小埠”，究其实质，就是一个靠水边的乡圩集镇：

三八逢场，附近三五十里乡下人，都趁期来交换有无，携带了猪、羊、牛、狗和家禽野兽，石臼和木碓，到场上来寻找主顾。依赖飘乡为生的江西宝庆小商人，且带了冰糖、青盐、布匹、纸张、黄丝烟、爆竹以及其他百凡杂货，就地搭棚子做生意。到时候走路来的，驾小木船和大毛竹编就的筏子来的，无不集合在一处。布匹花纱因为是人所必需之物，交易照例特别大。耕牛和猪羊与农村经济不可分，因为本身是一生物，时常叫叫咬咬，作生意时又要嚷嚷骂骂，加上习惯成交以前必盟神发誓，成交后还得在附近吃食棚子里去喝酒挂红，交易因而特别热闹。飘乡银匠和卖针线妇人，更忙乱得可观。银匠手艺高的，多当场表演镀金发蓝手艺，用个小管子吹火焰作镶嵌细工，摊子前必然围上百十好奇爱美乡下女人。此外用“赛诸葛”名称算命卖卜的，用“红十字”商标拔牙卖膏药符水的，无不各有主顾。若当春秋季节，还有开磨坊的人，牵了黑色大叫骡，开油坊的人，牵了火赤色的大黄牯牛，在场坪一角，搭个小小棚子，用布单围好，竭诚恭候乡下人牵了家中骒马母牛来交合接种。野孩子从布幕间偷瞧西洋景时，乡保甲多忽然从幕中钻出，大声吆喝加以驱逐。8

《长河》中的这段略带导览性质的赶场（或曰赶圩）描写，活泼轻松，生灵活现。我们看到，在吕家坪的集市上，三教九流各显神通，贩夫走卒应有尽有，既极富乡圩集镇的底层生活气息，同时吕家坪的集市也可说是现代中国农村经济的一个缩影。作为内陆农业大省的湖南，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曾一度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不光解放前如此，解放后也未得到明显改观。进入“十一五”后，湖南全省不断推动城乡、区域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29.75%提高到2012年的46.65%，年均提高1.41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截至2012年，湖南全省的农业从业人员仍有1668.99万人之巨9。而农村劳动生产的物质需求与农民日常生活的物质资料补给，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集镇来完成的。在题为《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中，费孝通谈道：“我早年在农村调查时就感觉到了有一种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的存在，这种社会实体是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它们都具有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能缺少的联系。我们把这样的社会实体用一个普通的名字加以概括，称之为‘小城镇’。”10费孝通将小城镇分为三种层级，县属镇（县行政中心所在地，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县城），乡属镇和村镇。其实小城镇三种层级的边界也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比如乡属镇与村镇这两级，有时往往是混为一谈的，本文所说的乡圩集镇即属于这一类。

乡圩集镇是农民农事生产以及日常生活场所的空间延伸，农村生活、生产物资的补给更新无须上县城，更没必要去省城一类的大城市，一般通过乡圩集镇贸易就能得以实现。而追溯乡圩集镇的形成，其本身就是由地处要塞中心、交通往来便利的村庄发展而来，因此，乡圩集镇的常住人口，也大多是由刚脱离农村生活的人而来，他们在乡圩集镇或通过某一门手艺活，或长期从事一种买卖生意，形成最初的原始积累，从而得以摆脱相对繁重苦役的农村生产劳动。可以说在乡圩集镇，自发地形成了初等级的市场经济。北方人俗称的“赶集”，湘南老百姓一般叫“赶圩”“赶闹子”“赶场”，类似说法在“小说湖南”的长中短篇中屡见不鲜、比比皆是，即使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这种说法也仍在沿用。而湖南当地的很多集镇，干脆就是以“圩”来命名的。以湖南永州为例，该市就有像井头圩、凡龙圩、零头圩、菱角圩、太平圩、上江圩、回龙圩、金盆圩、祠堂圩、邮亭圩、牛角圩等以“圩”为名的乡圩集镇（村）不下20个11。

湘南各乡圩集镇每月的圩期，一般都是交叉错开，因地而异，此地一三五逢单，他处则就二四六逢双。正如沈从文《长河》所描绘的那样，逢圩日，四里八乡的农民，聚集到镇上的集市，进行农副产品交易和日用零杂买卖。集镇的集市一般都是临时的露天场所，买卖生意甚至都没有固定摊位，赶圩从一大早开张，能持续整个上午，约大半天的时间，下午一二点散圩收场。在湘南有的地方，每年还会有一次赶圩的“大狂欢”，即“赶社”，类似于北方的“庙会”。赶社的那天，可以说是一年中最隆重的圩日，甚至连整个县城的主干道，都会成为临时摊点的摆放场所。与现当代乡土文学中常见的地方景观一样，湖南乡土文学最独特的还是所谓的城镇，更准确点说，是乡圩集镇。以古华声名远播的《芙蓉镇》为例，严格说来，芙蓉镇是集镇而非城市，更谈不上是繁华都市。

置于1978年以来“小说湖南”的文学视野下，古华依托《芙蓉镇》的成功，其乡圩集镇叙事流传最广、影响最为深远。《芙蓉镇》写解放之初，芙蓉镇的圩期因循旧例，逢三、六、九，一旬三圩，一月九集。而1958年的“大跃进”，加上区、县政府的批判城乡资本主义势力运动，则使得“芙蓉镇由三天一圩变成了星期圩，变成了十天圩，最后变成了半月圩”12，圩期的频繁更改，给当地农村生产劳动和农民生活造成极大不便，农村经济由此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直到1961年下半年，县政府下公文改半月圩为五天圩，但终究是元气大伤，“芙蓉镇再没有恢复成为三省十八县客商云集的万人集市”13。古华实际上是以芙蓉镇之小，来见中国之大，从而反映出“文革”给整个国民经济造成的伤害。在古华后来的小说《“九十九堆”礼俗》中，同样也有赶圩场景的描绘，不过《“九十九堆”礼俗》则是以主人公的视角来打量集市的赶圩场景，“杨梅姐不觉来到了山口芭蕉圩上。如今上级政策放宽，开放农贸土产市场，但见满圩满街人成河，摊摊担担，花花绿绿，叫叫喊喊，拍拍满满……真是吃的穿的用的耍的，五花八门，卖什么的都有”14。与《芙蓉镇》不同的是，《“九十九堆”礼俗》中的赶圩描写汇入了主人公的视野，即小说叙事者的视角与小说主人公的眼光重叠到了一起。

芙蓉镇的圩期，由原来的半自发的形成约定，到人为的政策干预规定，圩期的更改延长，也一定程度地重新塑造着农民的日常生活空间：圩期周期越改越长，也就意味着农民们自发集会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农民间的往来联系，越来越受到严格的政治干预控制。因为赶圩或赶场所承担的并不仅仅是经济贸易的功能，同样还有社会交际、消息传递的民间交往功能。赶圩的这一额外功能价值在莫应丰的小说《美神》中就有很好的体现：

这一天是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逢五逢十，赶场的日子……常有那许久不见的亲戚在街上碰面了，让开拥挤的人流，走到僻静一些的地方，或站着，或蹲着，拿出烟包来，用从算术本上撕下来的硬纸片卷上两支烟，吞云吐雾，谈起各自的家事。临别前招手说一声：“过年来耍呀！”15

又到了赶场的日子，山民们穿着宽大的棉布衣裤，挑来了他们的时令土产。太阳烤得人头上冒汗，人们把货担子摆在街市的一侧，阳光充足的另一侧留给过往的行人。除了做买卖，还兼传递新闻，这是山乡集市的一大特色。16

赶场或赶圩，塑造的是一个流动混杂的公共空间，它不仅暂时将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也为亲朋的联系见面提供了机会，节省了时间成本。与此同时，赶圩让农民得以置身社会舆论的生成现场，甚至参与到民间公众娱乐活动之中——正如沈从文的《长河》所揭示的那样，走江湖的民间艺人多喜欢在观众集中的赶圩、赶闹子的场合亮相表演。乡圩集镇承担起了农村沟通城市的中介功能，“中介性使小城镇拥有了与城市和乡村相同又相异的社会、生活场景和文化特性，或者说它调和了处于鲜明对比中的城市与乡村，那些大多由农村小集市、小村落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必然与广大的乡土中国血脉相连，保留了更多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拥有丰富而复杂的地域文化；而介于城乡之间的独特位置，也必然使小城镇比乡村有更早和更多的机会、途径，接触到来自城市的新生事物与文化”17。但在一个特殊的年代，赶圩这种自发的不可控的空间流动性，对有着严格秩序诉求的政治运动来说，显然是一种存有风险的不稳定因素。

因此，从社会秩序控制的角度讲，政府对圩期的一再更改并且是越改越长，也就不难理解了。与《芙蓉镇》圩期频繁更改大致相似的，还有土家族作家孙健忠的《甜甜的刺莓》18中的里耶小街：

离桴木寨十多里远近，有一条行得机帆船的叫做酉水的大河；酉水拐弯处，有一条将近五百户人家的叫做里耶的小街。当地习俗，每逢四、九赶场。近年里，上级贴出布告，为着少耽搁生产，把五天一场改成十天一场，把场期定为每月的初十、二十、三十三天。

今天逢十，是春耕大忙前的最后一个场期。下街赶场的人真多啊！有人是来看姑娘家背起竹背篓甩同边手的；有人来赶狗肉、猪杂碎下酒的口福；有人来卖脱猪儿、羊、鸡和鸡蛋，采办一些火柴、盐和各色零碎的东西，备足大忙期间的缴用。因为往后的个把多月，每逢场期都是“冷场”，忙得两头黑的土家人，那些天是没得工夫再到里耶来光顾的。19

看得出来，里耶小镇的规模，跟芙蓉镇大致相当，其赶圩的场景，也跟芙蓉镇大致相似。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里耶的圩期跟芙蓉镇一样，也是越改越长。反讽的是，“文革”期间，赶圩周期的延长依据是“少耽搁生产”，但这种调整事实上是对自发的市场经济的人为干预，非但不能达到“少耽搁生产”的目的，往往还会适得其反。另外，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农村经济并未获得长足发展，我们看到里耶集镇的商品贸易，仍基本以农副产品交易为主。

在这次赶圩过程中，毕兰大婶，也就是桴木寨的党支书，知道了女儿竹妹跟布谷寨的党支书向塔山交往的情况，她极力反对女儿跟向塔山的恋爱关系，但竹妹不听母亲劝告还是跟他走到了一起，并最终酿成了一段婚姻悲剧。从小说情节进展的角度说，赶圩成了整篇小说的一个转折点，即竹妹的感情由之前的三牛倒向向塔山，在赶圩这得到了反映。

二、赶圩：流动的风景

以赶圩来结构小说，并以此呈现独具地方特色的城镇景观，并不仅限于孙健忠《甜甜的刺莓》，某种意义上也是新时期湖南乡土小说的一大特色，前文所述莫应丰的《美神》可以说表现得更为典型，《美神》上部便采用对称式结构，以赶圩场景开启全篇、收束段落：

冻得鼻子通红的山民们，挑着箩筐，提着篮子，挎着背篓，或三五成群，或单行独步，从若干条崎岖的山间小路上走来，陆续踏上了那条仅能行驶一辆卡车的土公路，汇成一股断断续续的人流，朝小集镇走去。

这一天是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逢五逢十，赶场的日子。

集镇上挤满了人，交换的货物大都是不值钱的。红薯米、干辣椒、白萝卜、芋头片、竹篮子、木火箱、棕蓑衣、纸灯笼、大石蛙、穿山甲、麂皮鞋、虎骨酒，就连最难找到买主的粗糠壳也有人挑来卖。运气好的早早地卖掉了挑来的土货，拥进供销社打一瓶酱油，买两包廉价饼干，扯一段花布，高高兴兴地穿过街市回家去。20

在莫应丰笔下，开篇的九龙山赶圩，成了一道展示当地民风、民俗、民情的流动风景21。这一本地山民无比熟悉的生活场景，在接下来出场的女主人公节节青眼里，却显得异常的陌生而有趣，“像到了外国似的，一切都很新鲜”22。而也恰恰是她这种不明就里的好奇与无知者的无畏，加上心地善良纯真，让她做出了于闹市中救风眼婆于困境的举动，从而一下子将自己无形地置于本地复杂的人物关系网中，结构性地推动了小说情节的紧凑进展。

从另外一方面说，乡圩集镇也可谓农村经济的晴雨表，集市的农副产品交易，一定程度反映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对比莫应丰《美神》与沈从文《长河》中的集镇赶场片段描写，我们明显可以看出，湖南农民的生活水平，在解放之后似乎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提高，集镇的货物贸易基本上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子——这一现实后果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文革”造成的，我们或许很难逐一细细量化。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文革”给农村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但农民们乐天的生活热情，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这从农民们的赶圩态度上也可见一斑。在小说开篇的这段赶场描写中，集市上随处可见政治口号与大幅标语，但赶圩的山民“差不多完全无人注意街市两边墙上的标语，好像山民们都是不识字的”23。对九龙山山民来说，尽管强制性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席卷了整个九龙山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生活重心还是围绕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展开。

“小说湖南”呈现的乡圩集镇盎然生机，除了多以本地人的熟悉视角加以观照，还设置了外来者这一陌生观察维度——莫应丰《美神》中的主人公节节青即是一例。置于“小说湖南”的集镇叙事视野下，外来者与本地人的视角差异，为我们多维考察乡圩集镇风貌创造了不可多得的条件。与落难迁徙至九龙山的节节青母女处境相似的，还有此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群体。在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中，作家就是以一个外来者的知青身份对集镇风情做了详细描绘：

这是靠甘溪的一个小镇，四周有小城墙，是以前为防土匪修建的。墙内麻石“管道”通小码头，有各种店铺。碰到“赶闹子”，总是人群拥挤不通，热热闹闹。其中最引知青们兴趣的是竹器、草田柚、大板栗，还有一些老婆婆叫卖的粉红色糖酸萝卜。24

“赶闹子”即赶圩、赶场、赶集，在地摊前或买或卖，讨价还价，人声鼎沸，“赶闹子”的说法，可谓再形象不过了。在韩少功那里，乡圩集镇的“赶闹子”是作为知青眼中的一大特色风俗出现的，某种意义上说，“赶闹子”是知青们农村生活的一大节日。韩少功对知青时代“赶闹子”的记忆历久弥新，这在他后来的长篇小说《日夜书》中，同样得到了贴切的展现：

每逢农历三、六、九，农民们来此赶集，交换一些土产品，以货易货，调剂余缺，大多聚集在猪市、牛市以及竹木市。知青们则大多是冲食物而来，见到甜酒，米粉，猪血肠，糍粑，包子，板栗，菱角，杨梅一类必兴奋不已。本地小贩都不大喜欢这些外地人。有人说，这些街痞子，太没规矩，用磁铁块暗贴称砣，一个钱买两个钱的货，太歹毒了。还有人说到更无聊的事：买一个包子，吃完半个后假装失手，把剩下的一半落在油锅里，气得女店主欲哭无泪，“祖宗，你吃包子就吃包子，这一下吸走我二两油呵。”25

在这段以知青视角展开书写的文本中，赶圩成了一道具有熏染色彩的故事背景。但也恰是在赶圩这一并不多见的生活场景中，我们看到知青跟当地百姓的关系得到了另一种呈现。或者说，知青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个陌生的语境中反倒显得更加真实。作为下乡接受劳动锻炼的外来群体，知青在日常农事劳作中并无优势可言，其源自城市身份与知识水平的优越感，在乡土环境中持续受到抑制——事实上，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正是知青下放运动的初衷。只有置身赶圩这一临时性的集市空间，知青见多识广的阅历优势、城乡落差形成的身份优势，才能获得释放与显现。他们玩弄手段伎俩，占尽小便宜，这既带有年轻人的天性顽劣，其实也不乏知识分子对农民的作弄，因此本地农民并不喜欢这些行为略显轻浮的年轻知识分子。

然而乡圩集镇的“赶闹子”场景，无论依托本地人视角还是外来者目光，终究属于置身事外的旁观；唯有扎根其间的亲历者，才能以“在场者”的身份审视集镇百态。如前所述，在孙健忠《甜甜的刺莓》中，限于中篇小说的篇幅以及小说的主旨，政府干预圩期带来的影响，以及熙攘的赶圩场面在小说中都并未完全铺展开，有些意犹未尽，这在他后来的长篇小说《醉乡》中得到了“补偿”。《醉乡》里集镇赶圩的场面描写，以一个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参与者的主人公视角，而达到了一个相当繁复的高度：

从地理位置上说，此刻，矮子贵二正在龙溪坪场集的中心。这里有一条河，河的两岸，木、石、火砖结构的房屋栉比鳞次，形成两条青石板小街。各种款式的吊脚楼、骑马楼和转角楼，隔河凭窗相望。一座盖瓦、吊檐、有栏杆的长桥，横在河上，将两条河街连结拢来。长桥现在成了集市的中心，除去几座肉案，还有摆地摊的，借了居民户的门板和长凳，架起一个摊子的，也有将货物抱在怀里，拿在手上做生意的。桥上人挤人，背篓挤背篓，前边的人走不动，后边的人推着走。污浊的空气里，散发出刺鼻的汗臭，霉腐味、骚味和腥味，飘荡着讨价声，还价声，卖主的自夸吹牛声，买主的挑剔诋毁声，各种各样的喊叫声和争吵声。这些声音混合起来，形成嗡嗡嗡一片，将平时显得很大的河水声压下去了。如果透过这捉摸不定的声音，透过这繁荣和热闹，深入仔细地研究一下，便会发现这里是一座人生的大舞台，同时表演着一千出内容丰富的戏剧。到处有生存的竞争，有智力的较量，有心理的考验；有真诚，有虚假；有欺骗，有上当；有吹牛者的成功，有谦逊者的失败；有公平合理的交易，有乘人之危的落井下石；有赚了五分钱而心中窃喜的，有亏了一角钱而捶胸顿足的；有分明赚了钱反以为蚀了本的，有蚀了本却误以为赚了钱的……26

可以看到，小说叙述者颇具耐心，以将近整小节的篇幅着力铺写矮子贵二的赶圩见闻，呈现出新时期以来湖南乡土小说集镇叙事中最为丰富立体的全景画面。难能可贵之处在于，面对这场赶圩图景，孙健忠摒弃了对农民形象进行单一道德美化的创作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客观持平的观察视角。在原始粗放的初级市场经济环境中，作家将农民小富即安、计较微利的传统小农心态细致铺展，描摹丝丝入扣。如果围绕“赶圩”解读这部作品，“醉乡”之“醉”拥有两层内涵：既有农村经营体制改革收获成效而生出的陶醉，也暗含农民目睹市场经济兴起之际，内心无所适从的眩晕与迷茫。

1980年代初实施的“包干到户”政策极大活跃了农村经济，带给农民生活的希望。恰恰是这次为筹备宴席前往赶圩的见闻，使矮子贵二嗅到乡村发展的潜在机遇，打算在雀儿寨兴办油榨坊。凭借灵活的商业头脑与敏锐的政策感知，贵二抢先承包老碾坊，成为雀儿寨第一个富裕起来的人。“在《醉乡》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提供了一种强大的动力，它震塌了雀儿寨原有的价值观、爱情、婚姻结构的基础，导致价值观、爱情、婚姻形态的巨大变动。”27但论者显然是就农村新政策的历史结果而言的，事实上，农村的生产经营体制改革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般顺利，从改革之初落后观念的羁绊拖延，到改革深入之后的利益纠缠不清，这期间伴随有很多隐秘的阵痛，这些并未都通过乡圩集镇叙事得以全面体现，而在“小说湖南”的碾坊故事那里，我们才有所认知。

结 语

新时期以来的湖南乡土小说，多以湘楚大地的乡圩集镇为核心叙事场域，用细腻的文学笔触、鲜活的地域意象与真挚的人文情怀，记录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土中国的变迁轨迹，也完成了对湖湘乡土精神的文学传承与时代诠释。这些作品跳出了单一的乡土叙事框架，将乡圩集镇的赶圩场景、市井烟火与农民的生存状态、精神诉求深度绑定，既有着沈从文《长河》式的乡土本真，也有着古华《芙蓉镇》、孙健忠《甜甜的刺莓》式的时代反思，更有着彭见明、叶蔚林等作家对湘楚山水与人情的细腻描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风貌。

在文学表达上，湖南乡土文学作家们以湘方言为语言肌理，将茶子花、沅水、吊脚楼、圩场等地域符号融入叙事，既保留了乡土文学的质朴质感，又赋予其鲜明的湖湘文化标识——茶子花虽未成为乡土叙事的核心意象，却以衬景的形式点缀着湘楚大地的诗意；赶圩不仅是经济贸易的场景，更成为文学情节推进、人物关系展开、民风民俗呈现的重要载体，让乡土叙事有了流动的生命力。这种文学书写，既还原了新型城镇化起步阶段乡圩集镇的真实面貌，记录了农民在时代变革中的迷茫、坚守与向往，也为乡土文学的地域化创作提供了宝贵的范本。

新型城镇化进入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新阶段，更加注重城乡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强调集镇、县城在连接城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致力于构建城乡一体、均衡协调的发展格局，新型城镇化的路径和目标日益明晰。我们看到，新时期以来的湖南乡土小说提供的集镇故事和赶圩场景，既可视为新型城镇化的前史和序曲，也为“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新型城镇化的未来走向提供了一种可能。

[本文系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研究项目“新时代文学批评：现象与症候”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湖南新时期十年优秀文艺作品选》编委会：《湖南新时期10年优秀文艺作品选·文艺理论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88页。

2 张瑞英：《地域文化与现代乡土小说生命主题》，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页。

3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4 蒋静编著《茶子花流派与中国文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5 周立波：《周立波文集》（第4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458—459页。

6 吴晓东：《边城世界的虚构性》，《中华读书报》2011年6月22日。

7 汪曾祺：《又读〈边城〉》，《读书》1987年第1期。

8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9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0页。

9 数据源自湖南省统计局，引自http://www.hntj.gov.cn/fxbg/2013fxbg/2013jczx/201312/t20131224_106367.htm。

10 费孝通：《小城镇四记》，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详见湖南地名网，引自http://www.hndmw.gov.cn/。不妨再以深圳为例，“深圳”作为地名最早出现于明代早期（1410年），在原居民的传统理解上，只是指现今东门市场一带，即“深圳圩”。

12 13古华：《芙蓉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14 古华：《“九十九堆”礼俗》，《浮屠岭》，中原农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7页。

15 16 20 22 23莫应丰：《美神》，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3—4、219、3、41、42页。

17 赵冬梅：《溯源与比较：当代海峡两岸的小城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页。

18 孙健忠《甜甜的刺莓》初发表于《芙蓉》1980年第1期，后获1977—1980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二等奖。

19 孙健忠：《甜甜的刺莓》，《1977—1980全国获奖中篇小说集》（下），《文艺报》编辑部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332页。

21 1980年代中期，古笛作词、黄有异作曲的民歌《赶圩归来啊哩哩》，生动再现了赶圩场景热闹欢快的氛围，一度唱响全国。该曲目不仅被列为文化部声乐比赛必唱曲目，编入全国音乐院校及中小学音乐教材，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定为亚太地区音乐教材，影响力广泛而深远。

24 韩少功：《西望茅草地》，《归去来》，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25韩少功：《日夜书》，《收获》2013年第2期。

26 孙健忠：《醉乡》，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60—61页。

27 凌宇：《神酣意热话〈醉乡〉——写给孙健忠同志的一封信》，《读书》1985年第8期。

[作者单位：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