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转型与深圳文学城乡关系问题 ——论吴君长篇小说《同乐街》
内容提要：深圳作为改革开放新城，这座城市的文学也一直被期许为“新城市文学”，而吴君的长篇小说《同乐街》拓展了我们对于深圳城市文学之“新”的理解。深圳城市文学的“新”，不是抹除其乡土根基的“超现实”之“新”，而是一种立足于传统乡土文明的“城市化转型历程之新”。《同乐街》的重要性，正在于它扎实地呈现了深圳由乡土村落转型为社会主义新城的文明转型之历程。吴君通过塑造城市改造中的钉子户形象，写出了城市现代化建设背后人的现代精神转型之难，也借由驻村干部钟欣欣这个人物，表现了中国城市文明转型的独特性。
关键词：吴君 《同乐街》 深圳文学 文明转型 城乡关系
引论：深圳文学的“旧”面
作为改革开放政策背景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当代新城，深圳带给世人的印象是一切都是新的。包括深圳的文学，人们也想当然地寄予很多“新质”期待。1990年代，深圳文学界曾探讨“新都市文学”概念；2014年前后，深圳民治街道主办的文学内刊《民治·新城市文学》也曾召集一批作家、学者围绕“新城市文学”展开讨论1。源自深圳本土“新都市文学”“新城市文学”的召唤，自然是希望在通常的都市、城市文学前面冠以“新”字，来照亮深圳这座新城市的新文学。如深圳评论家于爱成所言：“深圳是个新城市，与作家共同成长，处于变动过程之中，所以作为一个背景、舞台，天天发生着城市故事。不存在一个相对固化的城市中心和属性，让作家无所适从，无从把握它的前世今生。这是深圳城市与作家可以对话的一个特点，也是所谓新城市文学的一个特点。”2包括陈培浩的阐述，认为深圳“作为高科技巨型都会的‘新城市’”，是“去根化、同质化、景观化的”，深圳的新城市文学也就要区别于上海、南京等城市文学的“返古”“寻根”特质3。强调深圳城市的无根性和变动性，突出深圳文学不同于国内其他城市文学的新质性，这类界定可以找到很多文本支撑。但是，对深圳文学的“新质”期待，预设的新城市文学想象，对于我们切实地理解深圳城市文学是否也构成了一种遮蔽？比如深圳的城乡关系如何？深圳新城市文学有没有传统“旧”的一面？这些“不新”的问题，在评论家们逐“新”的目光下，是否被有意无意地屏蔽掉了？
也许，只有在回顾深圳城的发展史、看到深圳的前史时，我们才会注意到一个基本事实：深圳无数的高楼大厦，都是建在乡间田野上的；深圳很多的时尚街道，前身也是村落土巷。深圳不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城市，它作为“市”、作为“城”的历史虽短，但它不可能无中生有，也不可能凭空建造，它成为城市之前的乡土、村落，也是深圳的历史，这历史甚至可以视作一个浓缩版的中国城市史。中国城市的前身，如果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环壕聚落，也都是农耕意义上的村落和农田，“聚落的规模大约在直径200米左右，集中居住着以亲子关系为纽带的庞大家族，是母村和子村不断重复分裂结合、基本上无阶层差别的农耕社会”4。乡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基源。传统中国的城市文明，基本上也是与乡土、农耕文明交织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中国所有的城市，不管建城、立市的历史久远还是短暂，其根基都是传统中国的乡土文明。深圳也不例外，深圳不是无根的城市。而且，因为深圳作为城市的历史足够短暂，作为“根”的乡土文明也就在城市中表现得更为清晰。深圳的城市史，几乎就是从传统乡土文明转型为现代城市文明的改造史。这转型和改造，包括物质文明领域的建筑以及各类硬件设施的扩张，也包括精神文明层面人心意识的现代转型。看深圳城市的规划和建筑史，可以了解物质文明的现代改造，而精神意识、观念思维方面的改变，却需要通过文艺作品来表达。
深圳文学在表达深圳城市的乡土文明根基方面，其实有很多作品都会触及到。近作方面典型像郭建勋的《清平墟》，就是借着清平墟这块古老土地，讲述深圳前史意义上的岭南故事。但《清平墟》只是“前史”，不触及深圳作为城市之后的城市化转型问题。呈现深圳文学的“旧”面，不是要完全脱离深圳作为城市之后的“新”面，而是在讲述深圳之为新城时如何处理它的“旧”。书写深圳由“旧”到“新”的历史变迁，就是直面深圳的乡城转型，这方面问题在吴君最新长篇小说《同乐街》里得到很好的呈现。《同乐街》的“同乐街”，在深圳建市前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南方村落。1980年宝安县改为深圳市时，同乐村被划入新安公社，同年开始有制衣厂等现代工厂进入，开始了自己的城市化进程。吴君在《同乐街》的最后附了“我们同乐人的大事记”。所谓“大事记”就是记录深圳建市后同乐村的城市化变迁过程，这份记录包括建筑、街道的变化，也包括现代生活器具的更换，更涉及小说人物陈有光一家三代人的生活变迁，尤其陈有光与他人、与同乐这个大集体关系的转变。“大事记”虽简略，但直观说明小说《同乐街》处理的正是深圳的城乡关系问题。从同乐村发展为同乐街，村转换为街，这是当代意义上的由乡村转型为城市的完整案例。看《同乐街》，不仅看到同乐作为深圳城市部分空间的城市化过程，更通过陈有光一家人的观念变化，折射当代中国的乡—城文明转型。
一、塑造城市化转型期的钉子户形象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物质文明层面的现代化建设相对容易，其成就也是直观可见的，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却不容易完成，它的进展程度也很难发觉。《同乐街》聚焦钉子户家庭人物的观念转变，最具挑战也最有典型性。吴君深入到钉子户家庭的生活和心理内部，剖析陈有光一家为什么会成为钉子户，写出陈有光内心的屈和苦，理解这个家庭每个人心理的怨和恨。在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转型过程中，钉子户形象一直是负面的，经常被诟病，认为他们阻碍了城市的发展，影响了城市的美观，包括怀疑他们的动机，将他们想象为自私、蛮横、没有公德心的人。这些印象或许是很多钉子户的基本特征，但他们为何会甘愿顶着这些不光彩的帽子而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诉求？他们一定有自己的心结，有自己的怨念。《同乐街》人物陈有光作为钉子户家庭主角，一直被同乐人嘲笑、鄙视，“偏执又无知”，“阿吱阿咗说个没完令人烦”。因为陈有光，这一家人都被同乐人嫌弃，“同乐人哪会这个样子，这屋人是烂泥扶唔上壁嘅，成日不思进取，冇办法啦”5。陈有光的父亲陈水是同乐成为“街”之前的村委会主任，这个“前干部”家庭为何会沦为与时代格格不入的钉子户？起点性事件是陈水连任村主任失败后失意走向赌博，输光了村里产业的分红。同时陈有光当年因父亲村主任职务之便拿到村里进城招工指标去外面打工几年后，再回到同乐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没能恢复他进城之前的制衣厂厂长职位。时代发展太快，深圳、同乐变化太大，当初为同乐人争抢的进城指标和城镇户口最后都成为了“劣势”，错过了同乐改革黄金期的陈有光成为了“无业游民”，这个家只剩下一处又小又旧的房子——“老祖宗留下来的住了几代人的旧屋”。面对这样的家庭变故和人生际遇，陈有光内心蓄满了怨恨，他抱怨同乐人忘恩负义、不记得陈水当年为同乐村发展做出的贡献。同时，陈有光因为做过报关员、制衣厂厂长，“参与了深圳的建设”，以深圳的“开荒牛”自居。为此，陈有光一方面以自己一家对同乐、深圳的发展有贡献而“居功自傲”，另一方面又因为自己的生活不如意、被周边所有人嘲笑而心生怨恨。这一心理特别复杂，内心的骄傲自尊与外在的不堪受辱形成两种难以调和的情绪，陈有光也就走向了自大偏执，导致的后果就是排斥新事物，对同乐街新的生活等都抱以鄙视，总想着突然间回到当年的风光时刻。有着如此心理的陈有光，遇到集体需要征求他的意见完成拆迁和城市更新时，必然会反弹出一些“过分”的要求，注定成为钉子户。
塑造陈有光这个钉子户形象，最基础的意义就是帮助我们去理解一类平常理解不了的人物。新时期以来，国内小说极少将拆迁钉子户设置为核心叙事主角，长篇小说更是难见，《同乐街》为我们补上了这样一种缺憾。陈有光的形象是丰满的，他有令人厌恶的一面，也有使人感动的时刻。比如陈有光和儿子陈小桥在汕尾同住时，作家借陈小桥的口转述了陈有光的梦话，“我听见你说恨自己，如果不是因为有阿爷阿嫲要照顾，我还没有长大，你会死的”6。陈有光对同乐有怨，同时也恨自己无能，但有家人要照顾，他还不能彻底摆烂，他也在尽力地为这个家争取更多的利益，想各种办法来改变生活的不堪，只不过他没办法走出自己的心结，以至于所选择的改善生活的办法都是偏执化的、走捷径的。不管陈有光如何不堪，只要跟着叙述走进他的内心，都会对他产生同情感。可见，作家对这个人物的情感是复杂的，没有先在的道德褒贬，是将人物置入深圳、同乐这个大环境中，尽可能细致地写出他的生活和心理，让读者自然而然地跟着叙述去理解他、同情他。
人性维度看陈有光之外，更可从社会文化维度来分析这个形象，同样有着丰富的阐释空间。在陈有光身上，可以看到所有当代城市钉子户的基本特征，更有独属于深圳这座改革开放新城的钉子户特征，他身上聚集了当代中国城市现代化转型的诸多问题。陈有光错过同乐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看似是个人的错过，是这家人自身的原因，但也不能忽略中国当代快速的城市化进程问题。尤其在深圳，城市发展变化得快，很多政策的实施只能是短期内有效，这导致很多人因为“政策红利”而迅速致富，而一些因各种个人或非个人原因而错过政策红利、没能与更多邻人同步致富的个人和家庭，很容易出现心理不平衡，并将这种不如意怪罪于时代。陈有光之所以偏执，一大原因就是他并不觉得同乐其他家庭的生活变化是个人能力带来的，而是时代、政策赋予了他们发达机会——只是个“机会”而已。陈有光从不怀疑自己的能力，只想着有个“机会”，为此他一直怪罪同乐街道不给自己这个“前干部”后代、有功劳的“开荒牛”安排编制岗职务。当房产骗子阿见承诺会给他老板、股东等发达机遇时，他也毫无戒备地开始做梦、屏蔽他人告诫义无反顾地“入局”。包括小说中的前任同乐社区主任陈德福，作为当年的商业成功人物，回到同乐就是想为同乐发展做贡献，想着帮助同乐人改善生活，他犯错误的原因正是想“捞政策红利”，鼓励、帮助村民在拆迁、改造前加建房屋。深圳在2014年才出台正式文件严令禁止加建，文件出台之前，有很多侥幸者因加建获得了额外的福利。2014年之后，加建就是抢建，陈德福因组织村民抢建而被处分，对此也是耿耿于怀，认为自己是真正为同乐人谋福利，并没有错，这也成了他的心结。该如何理解以及处理这种因政策变动带来的利益分配矛盾，这是很复杂的城市规划和治理问题，涉及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公平正义原则。作为文学作品，《同乐街》不能提供什么实际的决策方案来解决其中可能存在的分歧，但小说叙述帮陈有光、陈德福等“受委屈者”发出了声音，同时也使得更多人能够尝试着去理解或思考这份“委屈”背后的文化和社会问题。
二、“同乐”新型合作社与深圳城市化路径
有了对钉子户形象的人性内涵和文化意义阐释，再看《同乐街》叙述的钉子户人物精神转变问题。陈有光最后能够走出偏执思维，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同乐社区这个集体的保护，他才摆脱了房产骗子阿见，保住了房产和家人的安全。就小说叙事逻辑来讲，这个转变缘由来得比较突然，导致小说大篇幅叙述的钟欣欣的努力劝说失去了最终的有效性回应。也就是说，陈有光虽然很感激钟欣欣，但他的转变缘由主要不是因为钟欣欣，而是同乐社区这个集体、尤其社区主任郭正安等人长期的、藏在背后的努力，是一种“制度性保护”让陈有光保住了房产。这里面的区别，对于小说叙事而言有偏离主线的嫌疑，但这个“偏离”本身对于我们阐释深圳独特的乡—城转型路径有很好的帮助。
陈有光走出骗局之后，同乐社区主任郭正安向他透露：“当初为了保全陈有光一家的房产，还有陈有光全家人的身体不受伤害，陈德福连夜召开会议，对陈有光家里进行了特殊处理，并要求七个董事严格保密，防止陈水那些债主来闹事。哪怕被误会也不能说，直到陈有光家还掉了债务，陈小桥懂事后，他们才把这个账目公开，才把这份分红还给陈有光全家。陈德福提出每年分红之日，由欧影代陈有光签字取出分红，在陈德福和郭正安的见证下还给债主。总之，现在陈有光一家的债务早已经还完，不仅如此，还为陈小桥存了一笔创业的启动金。”7这段话透露了同乐社区如何挽救、保护陈有光一家，是同乐这个集体的决策帮助这个家庭慢慢还完了债务，也是这个集体保住了陈有光的房产不会被阿见等骗走或廉价买走。本来，作为成年人的陈有光，作为有权力处置家庭财产的现代家庭，陈有光、陈家人完全可以以自然人身份转让房屋获得他接受的补偿，但同乐社区的保护，阻止了他多次的“交易”。为此同乐社区两任主任都挨了很多骂，“你们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房子是陈有光的，买卖是他的自由，你们有什么权力阻拦，烂人就应该受到惩罚”。陈德福回应道，“他不是烂人，而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不能落井下石，他的这个便宜我们不能占，也不许同乐任何一个人占”8。集体对个体的保护，在这里表现得很突出。对此，我们可能会问：现代城市社区，个体与集体该有一种怎样的关系才能合理合法？显然，乡土时代的宗法、族制已经不合适，但如果带有传统村落、家族意义上的“集体”直接退场，只交给纯粹法律关系的“政府—个人”，没有一个偏重情感关系和帮扶关系的集体，很多弱势个体、暂时陷入困难的家庭很可能会因一时之需而失去长期性的生活保障，导致越来越大的社会问题。同乐社区保住了陈有光的分红，也挽救了陈家的老宅，这相当于是乡土时代的村集体转化为城市的新型合作化社区，这个“合作化社区”与大多数城市的一般意义上的街道下设的居委会意义上的社区不同。这个“不同”正是中国城市的城市化过程中的特色所在，它存在于中国很多城市，像上海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性实物资产和货币资产，经过清产核资和评估以后，按照劳动年限折成股份量化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时提取一定比例的公益金和公积金（集体股），主要用于村委会或社区公共管理和村民公共福利事业支出，并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股分红。这种分配方案先评估村级组织的集体资产然后按农龄（从事农业生产的年限）将资产量化给农民。在组建股份合作社时，农民再根据需要，按规定认购合作社股份，成为合作社股东，享受合作社的年终分红。9
上海城市的扩张需要把周边的农村纳入城市，也存在农村城市化问题。深圳更是典型的直接在农村基础上建设城市，如何处理农村的城市化转型更是敏感性问题。小说中同乐村，在1980—1990年代，是作为传统的工业区招商引资型发展模式，村民通过“三来一补”获得工资补偿。新世纪之后，深圳逐渐推进产业转型，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同乐“三来一补”的厂都搬走了，同乐也面临转型。在如何转型的问题上，陈德福与郭正安出现矛盾。陈德福当年回到同乐，就是希望为同乐留住土地，而不是卖掉，当面对新的转型需要同乐人出让土地、房产时，他也是拒绝的，甚至带领同乐人违法抢建以至于被开除党籍。郭正安接手管理同乐后，同乐开始接受改造，也就有了陈有光这个钉子户问题。小说没有写出同乐村具体采用了哪种模式的“就地城市化”途径，但结合后记中吴君的话可以猜测应该是类似于前述上海的股份合作社方法。吴君说道：“新形势下的合作化是国家为深圳农民留住的一道防线，为用土地换了货币的农民保留的退路，这是深圳先行先试精神指引下的宝贵实践。”10这种新型的合作化道路，延续了乡土时代的一些基本情缘，这个集体还葆有一种共同体、共命运感。在乡土阶段，是家族亲缘和土地资源维系这个集体的共存和发展；成为城市社区后，维系这个集体的，除开亲缘关系，更有土地货币化之后作为合作社股东的利益关联性。社区的和谐，要有亲缘意义上的互助，但基础依然是收益方面的平衡和保障。
三、精神转型与现代城市文明建设
同乐这个集体保护了陈有光一家的财产和生命安全，新型合作社解决了他们失去土地和房产的后顾之忧，于是甩掉了“钉子户”帽子，通过努力也逐渐融入了同乐大家庭，获得了新生。完成这种转变，虽源于集体力量的保护，但也不能忽略下乡干部钟欣欣的作用。小说主线是叙述钟欣欣对陈有光及其家人的劝导，写她反反复复地沟通和无数次的失效。这种劝导，是要帮助陈有光一家完成精神、观念层面的转变，而无数次的失效本身即意味着观念转变之难，只有在物质层面得到兜底保障时，思维观念上的调整才真正完成。选择一个阳光、充满活力的90后女青年来帮扶陈有光，显然是要给这个沉浸于过去、不愿抬头看向未来的陈家人带去真正的“光”。陈有光包括陈德福这些人，最后也确实被钟欣欣的朝气所感染，走出了心结和阴影。小说最后，钟欣欣完成下基层任务要离开同乐街，再见陈有光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话，陈有光坦诚了一些心理话，“其实这些年我都是害怕离开这个集体的，哪怕是瞎折腾，我也没有走远”，“我现在要说的是如果没有同乐，我陈有光什么都不是”11。这是他重新回归同乐这个集体的情感表达，这是一个曾经排斥他人、对集体充满敌意的形象，在内心层面找到了集体归属感和城市认同感。
回到社区、认同集体，陈有光由个体回归集体的精神转型，似乎与常规意义上以个体独立为核心的现代精神相矛盾。对此，我们需要更完整地理解陈有光的人生经历，看到陈有光之前有一个从“传统集体”出离成为极端意义上的“钉子户个体”的过程。成为钉子户之前，陈有光凭借父亲作为村支书的便利，获得了优先进入城市的捷径，这个因权力而可以便利的“前集体”是非现代的集体，通过捷径来进入城市的“个体”也不可能成为现代的、讲求独立精神的个体，为此陈有光从外面回到同乐时成为了一心想着被权力照顾的钉子户。而摆脱钉子户形象之后的陈有光，已经有了质的改变，是全新的愿意自食其力、也愿意参与公共事务的新个体，而他所认同的同乐社区也是全新的集体。这个新集体有中国特色，是新型合作社意义上的城市社区；同时，它也有世界意义上现代城市社区的普遍性属性。比如帕克对城市“社区”的解释：
“社区”是指这个有着更大范围和极大包容性的社会环境，它存在于我们自身、我们的家庭和我们亲密的邻里之外。在那里，个人不仅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而存在，更是作为一个具体的人而生活于其中。
与个人相比，社区和家庭有着更广泛的利益、更宏大的目标和更深思熟虑的目的。它们围绕着我们，包含着我们，甚至也强迫着我们顺从；不过，这种强迫不是来自于无形的压力，也不是来自于害怕被责备，而是由于我们感觉到我们的个人利益存在于他人所构成的社区利益之中，感觉到我们对社区的责任。12
包括乔纳森·罗斯关于和谐城市五种特质的论述：“和谐城市的第四种特质是社区——由和谐的人组成的社会网络。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幸福不仅只是一种个人状态，它同时也与集体相关。这种共同的核心来源于普遍的繁荣、安定、健康、教育、社会联系、集体效率以及公平的福利分配等，所有这些构成了人类的福祉。”13帕克主要是理论层面解释“社区”的基本属性，说明社区与个人、家庭的关系，个人不仅仅是单独的个体，更是生活在“社区”的人，个人、家庭的利益存在于“他人所构成的社区利益之中”。罗斯强调的是理想意义上的社区属性，说明人作为社会性动物必然要生活在一个集体中，个人的幸福是与集体的和谐以及人类福祉相关联的。世界范围内理论上或者理想意义上的城市社区，也是深圳同乐这个社区的基本特征。陈有光对同乐社区的回归与认同，物质缘由当然是他的利益与同乐这个集体的利益直接相关，这利益不是抽象的，它是中国当代农村转型为城市过程中所创造的、新型合作社保护下的各项利益。小说最后，陈有光成为社区志愿者，服务同乐这个大家庭。这一作为志愿者的服务行动，不是简单的义务性要求，而是发自陈有光内心的责任感表达。
陈有光的转变，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体精神的真正成熟，也是集体—城市文明的现代质变。个人对社区—集体的认同，这是现代城市文明建设的起点，“社会认同是文明共同体的内在文化品质，是城市文明秩序的逻辑基点”14。“对一个城市而言，城市文明秩序最终体现的是城市居民集体的心态，展示的是城市居民集体的文明素养和‘文明’的价值取向，包含共同的价值观、社会心理和思维结构及其主导的行为方式。”15深圳的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正是要从陈有光这样的一个个个体出发，完成精神独立的同时，也在社区集体中找到了内心归属感，及至对深圳这座城市形成文化认同感，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文明秩序才得以建立。
结语：城市化与文明转型
钟欣欣完成下基层任务、离开同乐街时劝陈有光说，“不要想那些旧事，大家都在向前看”16。“向前看”是《同乐街》这部小说频繁出现的劝说辞，不能“向前看”是陈有光、陈德福等人无法自己解开心结、走出偏执心性的主要缘由。同时，习惯于“向前看”还是“向后看”，这也是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的一种习性差异。在小说中，陈有光的不愿向前看，还关联着他对乡土生活方式的怀恋，“我们本来阳光好大好足，那边是稻田，前面是小河，可以洗衣服、捞鱼、抓蟹”17。排斥新事物，沉浸于过去，迷恋当年的田园时光，这不是后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怀旧，而是前现代性质的乡土思维。而当陈有光走出偏执、完成观念转型之后，他与钟欣欣谈及同乐的舞狮传统时，又一次提及“乡下人”话题。钟欣欣说：“舞狮这个很好啊，你可以传给你的仔，不要丢了这个手艺。”陈有光回应：“这算什么手艺，你们有文化的人就是喜欢笑话我们乡下人土啦。”18“舞狮”这个传统手艺，在现代人眼里是“非遗”，并不是“乡下人的土”。传统的技艺，包括陈有光夫妇在改革开放之初参与深圳建设的一些物件，存续下来是作为文化遗产，这是为了后人能够更好地面向未来而做出的历史文化保护。而陈有光当初对田园、乡土生活的迷恋，是否定现实、没有未来的“看过去”。一个是拒绝未来的迷恋过去，一个是面向未来的保护历史，这两种观念很大程度上可以对应于前现代乡土思维与现代城市思维。费孝通说，“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19。这种“土气”不是贬义，而是乡土时代农民的生活特征和思维习性，它是求稳定、重传承的。而现代城市是流动的，是求变化和重创新发展的。《同乐街》写出了陈有光从乡土思维转向现代城市思维的过程，这个转向并非彻底抛弃传统，而是有所传承的基础上获得新变。新生的陈有光，不再沉湎于过去，有了“不要总是用老眼光看人”20等一类新质，但也承续了他前半生作为乡土人的“旧”技艺和“旧”情感。“陈有光再也不想离开同乐了，同乐是他陈有光的命，哪怕别人说半句不好他也不允许。”21这种心理，表达出他对家族、同乐这个集体的朴质情感。乡土性已转化为“朴质”和“可爱”，不再是土气和偏执。
陈有光身上的“旧”与“新”，引导我们回到文章最初的问题：深圳城市文学的新与旧。吴君的小说告诉我们，深圳也有农民、深圳文学也有旧面。吴君曾自述：“十二岁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农村……想不到，我会在深圳这个大都市与农民相遇。”22这“农民”在很多深圳小说中是外来务工的农民工，而在吴君的《万福》《同乐街》等小说中，农民是深圳这座城市的原住民。作为原住民的农民，他们的城市转型属于就地城市化，这需要触及物质和精神、个体和集体等多个层面的城市化。《同乐街》以陈有光这个钉子户形象的转变作为主线，借助复调叙事结构，既揭示陈有光、陈德福、欧影等个体人物的精神变化，也呈现同乐街作为现代城市社区集体的乡—城转型内涵。
探讨深圳文学的城乡关系问题，背后指向的亦是当代中国的城市文明转型。孟繁华讨论吴君小说时强调：“读过吴君的作品后，我强烈地感到她是一个对深圳生活——这个‘新文明’的生活有真切感受、也矛盾重重的作家。”23或许，在创作《万福》和《同乐街》之前，这种“矛盾重重”是隐约若现的。但在《同乐街》这里，吴君已经清晰地将“矛盾重重”消融在了小说的城乡关系书写当中，并且通过创作这部小说塑成了一种清晰的新文明判断。在后记里，吴君说道：“创作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重生的过程。终于，我从‘我’，走向了‘我们’，那个更广大的世界，更广阔的人民中间。”24陈有光摆脱偏执的“小我”回归了同乐社区新集体，而作家也走向了更广大的世界、走进了更广阔的人民中间。小说人物和作家自身的精神转变，是对一种城市新文明的确认和认同。这种新文明不同于现代西方城市文明意义上的文明，而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新文明，它建立在中华悠久的乡土文明基础之上，也综合了世界性现代城市的文明特质，它是融进了深圳特区精神、能够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代城市文明。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现代视域下人文城市建设与文化文学生产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5@ZH02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相关讨论成果收入裴亚红主编《〈民治·新城市文学〉精选集》（第8卷），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
2 于爱成：《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谈新城市文学——以深圳文学为例》，《文艺争鸣》2013年第10期。
3 陈培浩：《“新城市文学”的想象与实践——兼谈邓一光深圳书写的文学伦理》，《当代文坛》2018年第4期。
4 [日]冈村秀典：《中国文明：农业与礼制的考古学》，陈馨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04页。
5 6 7 8 10 11 16 17 18 20 21 24 吴君：《同乐街》，花城出版
社2022年版，第5、237、389、389—390、405、386、389、19—20、387、387、392、404页。
9 熊易寒：《移民政治：当代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与群体命运》，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80页。
12 [美]罗伯特·E.帕克等：《城市——有关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建议》，杭苏红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120页。
13 [美]乔纳森·罗斯：《什么造就了城市》，谢幕娟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1年版，第21—22页。
14 15 鲍宗豪：《当代中国文明论：文明与文明城市的理论研究》，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版，第117、109—110页。
19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年版，第3页。
22 吴君、傅小平：《书写深圳移民的心灵史》，《野草》2019年第3期。
23 孟繁华：《在新文明的崛起中寻找皈依之路——评吴君的小说创作》，《城市文学的兴起与实践——以深圳文学为中心》，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第101页。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