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大文学观”作为近年来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命题，倡导以更加包容和开放的视野审视文学活动的多元形态。本文以此为理论视角，考察文学“县”场的文学实践。通过分析其内涵、特征，揭示文学“县”场在推动当代文学审美转向方面的意义和价值，并探讨当下文学创作多元化发展的路径和可能性。具体而言，文学“县”场实践侧重于动态的意义生产空间，促使文学呈现出真实在场的状态，也包含对地方性知识与个体经验的重新发现，从而成为理解文学多元与多元文学的重要参照。

关键词：“大文学观” 文学“县”场 当代文学 审美转向 地方性写作

近年来，随着文学界对“大文学观”讨论的深入，这一理念已不再局限于学术研究领域，而是有着更加广泛的应用，并开始影响文学政策制定和文学组织实践。如果对“大文学观”进行知识考古的话，可以回溯到2003年，杨义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中提出，应树立起“大文学观”的理念，“从文化表达的层面创建现代中国的文学学理体系”1，这一理念主张打破学科壁垒，将文学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强调文学与文化、历史、民族、地理等多维度的内在关联。

与“大文学观”之间存在深层呼应，中国作家协会启动的著名作家抵达文学“县”场系列活动自2025年来持续开展，活动邀请国内文学名家走进县域，形式丰富多元，涵盖文学沙龙、读书分享、文学市集、名刊改稿会、名家进校园、古镇采风等，注重作家与基层读者、文学爱好者之间的面对面深度交流。自启动以来，活动已相继走进江西修水、新疆吉木萨尔、河南西峡、云南弥勒、江苏昆山、辽宁康平、广东开平、四川马边、山东博山等多个县域，阿来、毕飞宇、徐则臣、刘慈欣、李佩甫、周大新、王跃文等众多文学名家先后参与其中。

“大文学观”强调文学边界的开放性和文学功能的多元性，而文学“县”场实践恰恰打破了传统文学活动集中于中心城市、精英圈层的格局，将文学带入县域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作家深入县域生活现场，重视、关注民众真实的日常经验与精神图景。文学“县”场通过多种文学形式，使文学与地方文化、民间传统、群众生活发生实质性联结，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县”场实践是大文学观在组织制度和空间实践层面的具体展开。

然而，目前学界对文学“县”场实践的研究和观照还不多，基于此，本文从“大文学观”理论视野出发，对中国作协文学“县”场实践与“大文学观”理论话语的关联、制度设计、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考察，揭示文学“县”场在推动当代文学审美转向方面的意义和价值，以及探讨当下文学创作多元化发展的路径和可能性。

一、“大文学观”、文化多元与县域社会的书写

杨义在1990年代提出大文学观，直接针对的是纯文学观的局限性。他认为：“必须以“大文学观”，才能总览文学纷纭复杂的历史的、审美的文化存在，深入其牵系着人心与文化的内在本质，展示其广阔丰饶的文化地图，揭示其错综纷繁的精神谱系。”2在这个意义上，“大文学观”试图在纯文学和其他文化样式之间探索一条更全面的路径。

“大文学观”的核心内涵可以从多个维度加以把握。首先是文学边界的拓展。“大文学观”反对将文学限定在狭义的“纯文学”范畴之内，主张将各类具有文学性的文化文本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杨义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中还提出书面文学与口承文学、民族文学的密切关系3。边界的拓展并没有否认纯文学的独特性，而是重建文学与社会生活、文化传统之间的丰富关联。

文学的公共性也是“大文学观”的维度之一。1980年代以来，各学科对县域的关注逐渐增多，人类学、社会学及文学研究均将目光投向这一介于城乡之间的特殊空间。费孝通提出“小城镇、大问题”的命题4，这一理论不仅推动了社会学领域对小城镇现象的关注，更让作为城乡过渡地带的城镇空间开始进入文学批评家的研究视野。

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离不开公众阅读，有论者指出，1980年代“一方面是文学阅读空前繁荣的时期，另一方面也是阅读公众走向成熟的时期”5。除主流作家文学创作外，与此同时，作为国家重大文化工程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6梳理、编撰、出版工作也在县域层面普遍开展，民间文学工作者整理形成了近30亿字的县域民间文学资料7，这些县卷本忠实、质朴地记录了中国社会最基层的文化生态与民间记忆。在多重视野的关注下，县域作为一个具有独立的审美与研究价值的空间逐渐显现其独特意义。

与乡土文学或城市文学等主要依据题材空间命名的既有话语不同，“县”场之“县”，既是一个行政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空间概念，县是中国行政区划体系中的基础单元，是连接城市与乡村的关键节点，有论者提出，作为“乡村和城市之间的中间状态或过渡形态”8，县城与县城写作常常被忽略。

回顾中国文学发展史，县域书写、阅读及接受自宋元话本、明清小说的传播时期便已广泛存在，但县域及其中的人尚未成为叙事的中心。“五四”启蒙运动催生了新文学对民众及其生活的乡土空间的关注，乡土文学创作与批评也随之兴起，不同作家、学人笔下的“地方”或故乡，大多涉及县域空间，尽管在内涵上多有分歧，但学界对乡土文学区域的定义却大多呈现出一致性，乡土文学一般默认是地域特色鲜明的农村题材作品9。由此可见，县域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早已存在，只是长期被遮蔽于乡土叙事的整体框架之下。

随着文学与民众之间关系讨论的日益深入10，重建文学与乡土联系的呼吁也随之而来11，以“地方”为视角重勘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路径成为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县域经验也成为理解乡土中国的另一重可能，然而在社会转型期，恰恰是更多写作者选择了都市，与此相对应的是，县域空间内部丰富的生命经验面临被忽视的境遇。

在这一意义上，文学“县”场的概念便得以明晰，既是“现在”，也是县域。前者指的是对县域空间现场的关注与抵达，强调作家必须重返生活现场，将文学的关切与民众紧密相连，以在场的姿态直面县域空间，让文学在时代中始终呈现出“在场”的状态；后者则指向“县域”这一特定地理与文化空间的象征意义。

与文学“县”场的开端几乎同时，文学理论评论界的两个高频关键词是“大文学观”与“新大众文艺”，两个议题的深度交织在于，“新大众文艺”的迸发式传播需要文学理论做出回应，而早在新世纪之初就正式成为话语和概念的“大文学观”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理论资源：它既能够解释“新大众文艺”的文学性来源，又能够为“新大众文艺”的发展提供方向性的指引。进一步而言，在这两个议题的交织与覆盖下，即使尚未有意关注过“县”这一行政地理概念，大部分人也能通过日常经验感知其独特的位置属性。

在新媒体平台上，“县城文学”作为一种特定的话题和摄影风格被分享，并以忧郁怀旧的情绪表达、低饱和度的视觉色调和对老式建筑与静谧街景的凝视，唤起人们对确定性、安定感、被承接感的模糊感受。视频主题多集中于怀旧创伤叙事和城乡关系反思，既表现出对县城的情感认同，同时也流露出对压抑、破败等县城生活困境的困惑12，这是一种介于“去怀念”与“被困住”的挣扎状态。

在乡村和都市的缝隙间，县域在当代大众文化想象中，是一种与乡愁、怀旧相关的情感空间。与城市相比，它少了超速现代化影响下空间的建构与毁灭的并存性，与传统的乡村相比，它又少了那种封闭凝滞的同质性，多了一些流动与开放带来的不确定。

从文化空间角度看，县城承载着多元而丰富的地方文化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和日常生活实践，构成了文学生产与接受的特定场域。那么，文学“县”场指称以县域为空间单元的文学场域形态，更强调一种在特定社会结构、历史变迁与文化语境中生成的文学介入现实的方式与实践姿态，侧重于一种动态的、流动的、互动的、当下的经验场域与意义生产空间。

然而，由于主流文学长期以来对县域经验的忽视，县城文学或县域书写作为一个文学现象，仍未获得主流文学界足够的关注与回应。数字化时代，文学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县域基层涌现出大量活跃的文学创作者和文学爱好者，他们借助网络平台发表作品、交流心得，形成了自发的文学生产网络。然而，这些基层创作者普遍面临缺乏专业指导、发表渠道有限、与主流文学界联系薄弱等困境。中国作协的文学“县”场实践，本质上是在县域这一特定空间尺度上重新配置文学资源、重构文学关系的制度性努力。

二、文学制度与“大文学观”的合力：作协的“县”场行动

1949年，茅盾在《人民文学》发刊词中提出，要“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斗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歌颂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13。

这一文学主张意味着新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与新中国文学制度的建立密不可分，同时也对新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1949年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标志着新中国文学组织化、制度化建设的开端。此后，从全国文联到各级地方文联、从中国作协到各省市作协，一个覆盖全国的文学组织网络逐步建立起来。

从中国作协的职能定位来看，推动优质文学资源直达基层是其作为人民团体的基本职责。中国作家协会章程明确规定，作协的宗旨是“团结、服务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推动文学繁荣发展”14。即便如此，在“纯文学”观念下，长期以来，文学资源的配置依然存在于大城市或专业文学机构，而县域基层的文学创作力量则相对薄弱。这种不均衡既制约了基层文学创作者的发展空间，也影响了文学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有机联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县”场实践的制度创新意义首先体现在它对传统文学生产方式的突破。传统的文学生产主要遵循创作、发表、传播、批评的线性模式，正如王本朝所言：“现代社会的职业作家创作机制，报纸杂志的传媒机制，读者接受的消费机制，文学社团、文学机构的组织机制以及文学批评的规约机制等等，共同形成了中国作家写作难以逾越的文学制度。”15那么，在当代文学资源的配置中，城市文学的书写、传播是范围更广的，与此相比，文学“县”场实践则试图建立一种双向流动的文学资源配置模式：一方面将城市积累的优质文学资源向县域基层输送；另一方面发掘和激活县域基层的文学创作力量，将其纳入更广阔的文学版图。

在文学“县”场的实践语境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体现在文学创作主体位置的重新明确上。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就格外注重处理作家与地方、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早在辛亥革命前，面向民间社会的启蒙运动便开启了20世纪中国走向民众的历史潮流16。随后，“到民间去”不仅作为一种社会运动，也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深刻影响了作家的自我定位。鲁迅较早地意识到文学创作主体的问题，他认为不管是“平民文学”还是“民众文学”，都只是知识分子启蒙视野下的他者化表达，无法真正呈现民众真实的内在声音——“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17。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是纯文学与“民间”的又一次交汇。毛巧晖提出，解放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提倡文学创作要用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利用民间文艺的策略与党的建设理论相结合，确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纲领下民间文学的地位并要求用政治性来重构民间文学。在这一重构中知识分子起了中介作用”18。

中国作协文学“县”场的实践，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中，为文学创作主体位置的重新明确提供了当代路径。与知识分子单向度的“到民间去”启蒙与代言不同的是，这一实践更加强调创作主体的在地性与共生性。在文学“县”场的语境下，作家不再仅仅是外部的观察者、记录者，而是深入到县域的具体生活之中，成为县域文化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县”场首先强调文学更为持续的在场状态。写作者通过驻留、交流、讲座、改稿等多种方式嵌入县域日常之中，其文学行动本身成为文学生活、地方性的一部分，从而进一步密切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当然，这样有效打破了传统文学创作中可能存在的精英与大众的二元对立。县域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重要节点，其生活形态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复杂性和过渡性。文学“县”场将创作的重心下移到县域，鼓励作家关注这片广阔而富有活力的土地，这本身就是对创作主体空间位置的一种调整。创作主体与表现对象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和良性的文化互动。更进一步看，双向的、多维度的文化对话与建构，使得知识分子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民间的文化逻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具本土性和原创性的文学创作。

以广东江门开平举办的文学交流活动为例，网络文学成为活动主题，作者们围绕传统文化当代转译、网络文学叙事建构、地域题材文学书写等议题展开深度研讨，写作者不再仅依赖个人经验或抽象判断来建构地方形象，而是在反复的接触与对话中，逐渐形成对县域生活在地性、丰富性、复杂性的感知。文学创作真正意义上成为一种在具体、真实、可感的生活情境中展开的双向的流动与共建。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文学“县”场使得以往在文学批评中处于模糊地带的空间形态得以被重新审视。就文学“县”场的实践而言，在成为观察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更迭重要切口的同时，也作为一种文学研究视角存在，即对被折叠、压缩、遮蔽的空间及其经验的再发现、再看见与再讨论，从而拓展了当代文学地域研究的可能范围。

“大文学观”强调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文学的发展演变，杨义在发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两年后，又发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一文，后者是对前者提出若干问题的进一步反思与阐释，他指出：“我们之所以要重绘，第一是因为以往的‘绘’是不完整的，基本上是一个汉语的书面文学史，忽略了我们多民族、多区域、多形态的、互动共谋的历史。”19这种历史意识使“大文学观”天然地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能够容纳不同形态、不同层次的文学实践。诚然，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文学的形成是各民族文化长期互动、交融的结果，少数民族文学不是边缘或补充的角色，而是构成中国文学主体性的关键部分。

西海固文学创作群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中期，近年来，西吉作家群的“再发现”又重新使其创作置于文学界的焦点，马金莲、马骏等作家在书写日常生活和感性关怀之间为文学地域写作增加了多元化的维度，比如马金莲呈现了西海固乡村女性的生存境遇与精神挣扎。进一步而言，于地域经验中逐渐敞开的世界性视野，意味着作家在具体的地域书写中不断地突破自身原有的思维局限，在持续的反省与批判中走向更广阔的生存关怀与人类共通情感的体认。由地域出发却超越地域的书写姿态，成为通向世界文学对话的重要路径。

就作家与地域的关系而言，不论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书写，作家总在与自身所携带的地域经验发生持续的对话。这种对话既源于对原始地域经验的回忆与重构，也来自对当下地域变迁的感知与回应。在这一过程中，作家的地域书写会涉及对某地的自然景观、人文风貌、历史记忆和社会现状的呈现与思考，但更深层的，是自我身份与外部世界持续碰撞中产生的新的心理空间——一种被遮蔽却在自我省思与确证中逐渐敞开的世界性视野。

此外，中国当代社会前所未有的流动性与开放性，使得城乡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作家们在回望故土的同时，亦不得不面对一个加速变迁的社会现实：旧有的乡土经验固然存在，新的都市城中村经验、区域空间等文化经验亦在悄然生成。除了关注度较高的“新南方叙事”“打工文学”等文学现象外，粤港澳大湾区中存在的流动人口书写、新东北、新西部文学等新兴文学样态均在拓展传统地域书写的边界。这些文学现象和既有的地域文化传统形成对话，又在跨文化的流动经验中重构了地方的现代性想象。

从文学形式与审美层面来看，文学“县”场的实践不必然催生一种可以被概括为县域文学的统一题材或风格。不同作家在县域中的写作，仍然呈现出题材选择、叙事方式与语言风格上的多样性。一个较为清晰的变化在于，文学经验的重心在具体书写与研究中发生了偏移：相较于以历史进程或社会结构为主导的宏大叙事，文学更频繁地将注意力投注于具体地域中的日常生活本貌，即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个体生命的细微震颤。与以由宏入微的阐释视角相反，重视日常生活的考察强调的是从个体生存经验出发，在顺应、触摸、揣摩日常生活的具体细节上寻觅社会变迁。这是还原个人文学真实细节与挖掘外来文化影响内在支撑的一种必要方法20。

三、进入“县”场：当代文学的审美转向与地方性

文学“县”场实践的深层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地方性写作通向审美共同体的可能路径。当代文学在社会转型中不断变动、更新，阅读方式也在不断分化，文学表达的形式和题材日益丰富多元，在这一背景下，如何让分散的情感经验汇聚成为具有普遍性的审美共识，成为当代文学面临的重要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县”场活动将“附近”的经验转化为一种更具包容性与参与性的文化实践。审美共同体不是通过统一命题、整齐风格的方式加以完成的，而是在不同地域经验的相互激荡、彼此对话中自然生成的。文学“县”场活动通过搭建跨地域的文学交流平台，让博山的陶琉文化、南昌的赣鄱风物、东北的工业记忆等各具特色的地方经验得以进入全国性的文学视野。这些地方经验在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同时，又通过文学这一普遍性媒介，与其他地域经验产生共鸣，最终汇聚为多元一体的审美共同体。

在与经济、文化、全民阅读相关的国家话语推动下，这一有组织的公共文化行动促使文学呈现出真实在场的状态，专业与业余、创作与接受、经典与日常的边界在此变得模糊。关仁山在河南西峡县的文学公开课、王跃文在西峡县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创作分享、李佩甫、周大新等作家的读者交流会，都是在“县”场中进行双向经验的真实对话、交流与碰撞。在云南弥勒县现场，刘亮程、范稳、意千重、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等作家与《诗刊》《十月》等多家杂志编辑，与弥勒本地民众、作家交流，分享创作经验并深入探讨县域文学的在地性表达，朝向县域民众的生活世界抵达、贴近、拥抱，不仅是经验积累的需求，更是重塑自我的必然。

此外，在“大文学观”的视野下，关注边地文学尤为重要。在当代文学中，外来者和异乡人的县域书写始终是一个有活力的命题。如刘大先根据其挂职经验写就的《去北川》一书，细微呈现了北川羌族自治县在地震搬迁后重建的过程。作者观察平凡的人与事，将县城的风光、地理景观、民俗、社会等以非虚构写作呈现，他写道：“当你真的在那里观察过、工作过、生活过、思考过，你会感觉到那里已经同自己融为了一体，它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空间、一块模糊的地域、一个远离自身的群落，而是鲜活的血肉，人们的音容笑貌、忧愁与欢欣、顽强与勇气都融化为自己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21

如何保持中立和客观去看待他者的文化、传统与变迁，对于下沉到县域、地方的作者而言，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文学写作任务。彭兆荣曾将文学介入人类学向度研究，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民族志者个体性的‘异文化’田野调查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填平‘主观因素’与‘科学原则’之间的距离？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迄今为止仍见仁见智。”22

在他看来，不仅是文献文本属于文学性表述，在最近几十年文学也极大影响了民族志的记录方式，因此“写文化”便成为民族志无法回避和省略的反思性问题23。作为凉山彝族题材写实文学，《凉山叙事》是观察凉山彝族地区县城的新型文学民族志“写文化”实践。与大部分传统报告文学展开的地理空间及背景不同，他两赴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昭觉、喜德县，通过实地走访等田野调查的方法，深入彝族地区调研脱贫攻坚工作。此时，县域不再是文学想象中模糊的背景，作家也不是居高临下的叙述者，而是共生于县域空间的具体历史、鲜活人事、真实困境与希望的叙述现场。

文学“县”场的抵达意味着县域空间内部的文学经验被唤醒与重构的过程。这种经验包含对地方性知识与个体私密经验的重新发现，呼应了“对文学多样性、多元化的呼唤和期待，是对当下文学总体格局‘再结构’的一种努力”24，是理解文学多元与多元文学的重要参照。

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县”场既使作家下沉基层，基层作家获得关注，又通过县域进入文学视野的实践，重新构造文学经验的过程。县域空间作为城乡二元结构的过渡地带，被赋予了全新的认知维度，成为可深度介入的具体生活场域。在这一互动性话语中，作家的创作定位随之发生调整：一方面是专业作家对非职业写作者的扶持与引导，另一方面是非职业写作者以其原生在地经验对主流文学话语形成反哺。通过驻留、深度参与与接触，作家和在地创作者都会沉淀创作经验，成为文学创作的生长根基。

比如，以文学“县”场活动的山东博山站为例，会期内举办了文学沙龙、经典作品读书会、文学名家博山对话、走进特殊教育学校、新大众文艺专场等丰富多元的文学公益活动。此次活动在当地作者与文学爱好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这些活动可视为一种双向的审美对话，作家在与基层读者的交流中获取新的创作灵感，基层写作者在与名家的互动中获得专业提升。正如博山当地写作者刘小鱼在活动后的感言，这场活动“六百多人的会场座无虚席，我的心底满是感动。席间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衣着朴素的妇女，有眼眸澄澈的青年。原来喧嚣俗世里，从来不缺热爱文学的人”25，活动激发了她扎根乡土的创作热情。在这一过程中，写作者与自我、地方、文本之间的距离被重新审视。

正是在这种以日常生活为重心的审美转向中，文学“县”场所呈现出的是一种开放的、可持续的实践姿态。它更强调写作者在具体情境中的在场方式与关系位置，文学的意义是在反复接触、持续观察与不断反思中逐步显现的。这一过程未必带来明确的结论，却使文学得以贴近那些缓慢发生、容易被遗忘的生活现实。

从这一意义上看，文学“县”场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重新抵达现实的可能性。在高度流动、不断重组的当代社会现实中，它通过在地的交流与“附近”的重拾，使文学贴近生活并维系起一种温和而持久的现实连接。文学“县”场活动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在大文学观视野下理解当代文学审美转向的实践范式。当代文学的审美转向，本质上是对“文学何为”这一问题的重新回应。这条从地方出发、通向普遍的道路，或许正是中国当代文学实现地方性回归的方法论路径之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西南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史料整理与研究（1980—2023）”（项目编号：24BZW15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3 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

2 杨义：《以大文学观重开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新局》，《湖北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4 费孝通、方李莉：《费孝通论小城镇建设》，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41页。

5 赵勇：《文学活动的转型与文学公共性的消失——中国当代文学公共领域的反思》，《文艺研究》2009年第1期。

6 “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包括《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

7 张文：《对民间文学集成工作的回顾》，《民间文化论坛》2009年第5期。

8 徐勇：《作为方法的“县域书写”》，《中国文学批评》2025年第4期。

9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生存的特殊背景与价值的失范》，《文艺研究》2005年第8期。

10 段崇轩：《文学：距离底层民众有多远》，《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4期。

11 钱理群：《重建文学与乡土的血肉联系——李伯勇长篇小说〈旷野黄花〉序》，《小说评论》2009年第3期。

12 徐佳：《赛博故乡：数字化时代年轻人“想象县城图景”的媒介化构建》，《视听》2025年第19期。

13 茅盾：《发刊词》，《人民文学》1949年第1期。

14 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章程》，引自http://www.chinawriter.com.cn。

15 王本朝：《文学制度与文学的现代性》，《湖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16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7、242页。

17 鲁迅：《鲁迅杂文选》，译林出版社2023年版，第148页。

18 毛巧晖、刘颖、陈勤建：《20世纪民俗学视野下“民间”的流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19 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

20 李怡：《日常生活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艺争鸣》2022年第12期。

21 刘大先：《去北川》，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第8页。

22 彭兆荣：《民族志“书写”：徘徊于科学与诗学间的叙事》，《世界民族》2008年第4期。

23 邱婧：《文学民族志实践下的新时代报告文学——以〈凉山叙事〉为中心》，《阿来研究》2023年第1期。

24 孟繁华：《“地方”的崛起——当下文学总体格局的“再结构”》，《南方文坛》2025年第1期。

25 《参加完文学“县”场之后，博山写作者们这样说——》，引自https://news.qq.com/rain/a/20260611A046FH00。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