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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当代民族文学创作持续向好、佳作迭出，生动展现各民族独特的精神与文化风貌。但创作中仍存在个体叙事与群体书写失衡的问题，二者常彼此割裂，制约作品人文意蕴挖掘，也削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表达。立足传记、民族志与民族文学的跨学科视野，融合传统传记“以人载群”理念与西方反思民族志叙事手法，调和个体与群体书写的内在矛盾，能够为当代民族文学纾解创作困境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传记 民族志 民族文学 跨学科

民族文学既是讲述民族故事、完善当代文学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助推各民族文化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文艺抓手。新时代以来，国家民委、中国作协等部门持续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搭建创作平台，通过骏马奖评选、少数民族作家培育等系列举措，不断壮大创作队伍、激活民族文学生产活力。政策赋能之下，当代民族文学创作生态持续优化，题材维度不断拓宽、叙事手法持续革新，涌现出大批兼具时代内涵与民族特质的优质作品，除《尘埃落定》《额尔古纳河右岸》等经典之作外，近年骏马奖获奖作品更是覆盖边疆发展、文化传承、民族交融等多元主题，彰显出民族文学旺盛的创作活力与丰富的审美价值。

但整体观之，当代民族文学仍存在个体叙事与群体书写的结构性失衡，形成两种极端创作弊病，难以实现二者良性共生。部分作品过度放大个体私人体验，将人物剥离于族群文脉与社群语境，使族群文化沦为虚化背景，消解了民族文学的文化根基与族群属性。另有作品片面堆砌民俗符号、展演族群集体文化，将个体矮化为文化展演的工具符号，遮蔽了真实的个体情感与生命诉求，缺失人文精神关怀。针对这一核心叙事困境，借鉴中国本土传记“以人载群”的书写智慧与西方反思民族志叙事范式，融通中外优质书写经验，已然成为当代民族文学突破叙事桎梏、实现创作突围的有效路径。

一、当代民族文学的叙事困境：个体与群体关系失衡

纵观当代民族文学整体创作生态，个体叙事与群体书写的关系失衡，并非少数作品的个别创作瑕疵，而是贯穿各类创作、普遍存在的结构性叙事问题。当前学界也已充分关注到这一典型创作症候，并展开了大量针对性批判与学理分析。

比如，当代学者刘大先在《文艺报》关于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特刊上发表文章，题目为《从静止的传统到现代性的流变》。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一些青年作家为了突出现代性主题，“乡土、族群、血缘在叙述中成为现代化的牺牲者”1，割裂了个体与族群之间的内在关联。张丽军、李卓煌在相关研究中也认为，当下青年写作存在一种普遍症候，“地方沦为故事中一个模糊的、可随意置换的布景，其独特的文化肌理与内在生命力逐渐消散。当代青年作家大多在城市中完成社会化，与故乡、在地文化的血脉联系几近断裂，高度标准化的都市生活模板，使得青年群体个体生命经验趋同，创作极易陷入经验同质化困境，切断文学与地域、传统、社群的深层联结”2。具体到当代少数民族青年写作，部分创作者盲目套用现代叙事范式，集中书写少数民族青年入城后的生存困顿、身份焦虑与精神叛逆，着力渲染个体与乡土传统的割裂对立、现代都市语境下的孤独迷茫，却仅将民族身份作为外在叙事标签，丧失独有的文化辨识度与民族文学特质。

此外，大量地方族群宣传导向的民族题材散文、小说集中暴露出群体书写吞并个体叙事的弊病。研究者纷纷指出，部分民族文学作品以展示民族地域风貌、展演族群集体精神为创作导向，通过密集书写族群风貌、节庆祭祀、民族歌舞礼制等外在文化元素，全景式呈现少数民族集体生活图景。但在模板化的文化展演与宏大的群体叙事框架下，个体人物完全丧失主体性，无专属生命体验和内在情感褶皱，性格同质化、脸谱化严重，民族文学仅作为族群文化传播、地域形象宣传的工具。刘大先在同一篇文章中批评了民族文学这种题材窄化、套路化、人物扁平化的内卷现象，指出原本鲜活多样的民族传统“成为由某些具体意象、符号、故事类型所构成的固化存在”。他从文学写作进而延伸到文学批评，认为当代民族文学的研究中“同样存在着诸如机械套用身份认同、族群理论”的问题。个体、地方、族群和国家叙事应该做到动态化统一，不能顾此失彼，“如果将民族身份与文化书写为由某些特征所构成的静态之物”，就会“割裂了具体族群与整个国家历史进程的关联，成为一种封闭叙事的想象套路”3。因此，要谨慎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

值得深入讨论的是，即便斩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优质主流作品，虽整体创作成熟、立意深厚，但在个体叙事与群体书写的辩证平衡上，仍存在一定的调适难度与叙事局限。第十三届骏马奖多部获奖长篇，立足地域变迁、时代发展与民族交融的宏大历史脉络，格局开阔、主题厚重，但个别作品的叙事重心天然偏向群体性历史图景、地域性文化风貌与公共性时代主题。正因宏大叙事的主导性结构，部分人物的个性化精神褶皱、私人情感困惑与独特生命体验，在整体叙事中仍难免被不同程度弱化，难以实现个体主体性与群体宏大叙事的完全对等共生。

针对民族文学个体叙事与群体书写的共生建构关系，当代学者徐俊六在民族文学叙事研究中描绘了一种理想模式，即“个人叙事与国家叙事的互动、民间叙事与中华文化叙事的统一、边疆民族叙事与中华民族叙事的融通”4。三种融通模式指向当代民族文学中华民族叙事的理想状态，根本上是个体与群体、地方与共同体关系的互动共生。对此，当代人文研究者需上下求索，突破固有视野，寻求突围路径，而立足传记、民族志与民族文学的跨学科对话，融通中国本土与域外经验，将有助于中华民族叙事理想模式的真正落地。

二、中国传记传统的本土资源支撑

不同于西方传记侧重个体私人生命、个性品格的书写逻辑，中国本土传记自诞生之初便兼具个体叙事的细腻性与群体书写的整体性，构建了以个体载群体、以传记显族群的成熟书写体系，积淀了可直接借鉴的叙事经验与理论成果，是破解当代民族文学叙事困境的本土核心资源。

“传”“记”“志”等是中国传记传统中常用的体裁，尽管表述不同，但这些概念最初均为一种文字记载的体例，其记录范围兼具记人、记事、记朝代、记族群，并无明确的界限划分。纵观历代史书，“传”“记”“志”杂用的现象颇为普遍，例如周代史书便有《周书》《周记》《周志》等不同名称。随着传记理论的逐步发展，“传”逐渐专指记人，“记”专指记事，而后传记的范畴进一步窄化，最终仅特指对人物生平的记录。这一演变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传记理论的影响。但从传记的起源考察可知，传记并非自始便专门记人，其本身就蕴含着对群体维度的关注，擅长在个体书写中承载集体历史与文化精神，这正是中国传记传统区别于西方传记的核心特质，也是其能够为当代民族文学群体书写提供本土支撑的关键。

史传实践层面，作为中国传记典范之作，《史记》的整体编纂体现出以华夏为中心、以大一统为旨归的历史视野。全书在篇章结构、传主取舍、民族叙事与族群关系的书写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天下一统、四夷宾服的整体史观，意在塑造汉王朝文治武功、兼容四方的大一统文明形象。司马迁并未将人物传记孤立为个体生平的铺陈，而是通过人物个体传记实现“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的整体目标，即以人物为纲、以时代为纬，把个体命运、家族兴衰、族群互动与王朝治乱统一于一部华夏通史之中，真正实现了个体叙事与华夏民族整体书写的有机融合，为中国传记传统以人载史、以传显群的群体书写范式确立了经典范式。从《史记》传主的遴选标准来看，个体叙事始终服务于华夏大一统格局的整体建构：司马迁将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等帝王，萧何、张良、卫青、霍去病、张骞等维系统一、安边拓疆的功臣列为核心传主，以个体生平串联起天下一统、四夷宾服的历史进程；对项羽、英布等割据纷争者，则置于顺应大一统历史趋势的叙事框架中评判其成败。更为重要的是，《史记》首创族群传记体例，借为匈奴、南越、东越、西南夷、朝鲜、大宛等族群领袖立传，实则撰写该族群的整体传记，将族群命运变迁与传主个人生平事迹紧密结合、相辅相成。通过这种以大一统为指向的列传叙事策略，司马迁将个体叙事、族群书写与王朝正统叙事熔于一炉，实现了个体传记与华夏民族通史整体书写的高度统一。除《史记》外，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亦有多卷专为少数族群作传，对其群体性格与族群文化特征进行了翔实的刻画，进一步延续了《史记》的群体书写传统，丰富了中国史传中族群书写的实践。

传记理论层面，在西方学术传入与本土传统复兴的双重推动下，近代学者进一步从理论上明确了传记书写的群体维度，在个体性格之外提出了“群体人格”等重要观念，实现了对传统传记观念的重要革新。“群体人格”的概念，源于梁启超对“人的专史”的相关论述。他突破传统英雄传记的单一视角提出“多数的人格者”概念，主张将民族、阶级、党派等视作一个整体性“人格”，通过其意识觉醒、组织形态、社会运动来把握其精神特质。“‘多数的人格者’代表民族人格，或阶级人格，党派人格，将全民族、全阶级、全党派看做一个人，以观察其心理。此种‘人格者’，以其意识之觉醒，觇其人格之存在；以其组织之确立，觇其人格之长成；以其运动之奋迅，觇其人格之扩大；以其运动之衰息，组织之涣散，意识之沉睡，觇其人格之萎病或死亡。”5

这一概念的核心目标正是超越个体、呈现集体精神。尽管梁启超并未直接提出为某一族群立传的主张，仅从“人的专史”的角度，探讨了特定党派、群体人物传记的写作方法，但已明确关注到超越个体人格之上的群体人格塑造。著名传记作者和理论家朱东润在其《八代传叙文学述论》中，进一步肯定了“家传”作为专门记载门阀世家人物事迹的传记种类，其实也是对该家族群体人格的描摹6，是对《史记》以来“以类立传、以群观人”传记实践的理论升华。在“人的专史”之外，梁启超还提到了“地方专史”概念，明确指出“地方的专史就是地方志的变相”7，撰写地方专史应“把乡土的历史、风俗、事故、人情考察明白”8，这一论述指明了地方专史的研究方向与核心目标。既然地方专史是地方志的变相，其体例应与地方志、民族志相近，核心是通过书写一族、一地的历史，彰显其精神特质，勾勒其地方人情与民族性格。当地方、族群被人格化后，便成为传记的传主，读者通过阅读过程中的传译，可获得对该族群整体精神风貌的认知。从本质而言，书写一个族群的历史，就是描摹该族群的集体性格，展现该族群共同的族群意识与文化特征，勾勒出该族群的整体肖像。

及至近代著名方志学者李泰棻，中国史志研究与人类学、民族学的关联愈发紧密。李泰棻深受西方人类学进化论、族群学理论的影响，在地方志研究中大量吸纳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谱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其著作《方志学》在章学诚方志学理论基础上注重对地方与族群原始文化形态的考察，提升了地方志在本土文化保存中的价值。在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中，方志成为族群自我身份的重要象征。无论是族群对自我身份的言说，还是从他者视角对异族身份的界定；无论是按照行政区域划分的县志、府志，还是以族群为单位划分的族群志、民族志，均承担着记忆历史、展示族群个性、与其他族群形成本质区分的传记性功能。李泰棻认为，《史记》中为匈奴、东越、朝鲜等族群所作的传记，既是地方志，也是民族志，更是这些族群的总体传记。这些传记通过描摹对象的地理物产、风土人情、兴衰变革，勾勒出该族群的群体人格与文化特质，并对其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入阐释9。李泰棻的这一论断，清晰揭示了中国传记与西方民族志在群体书写上的内在一致性，为二者的跨学科互鉴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综上，通过梳理中国传记传统实践与理论可知，个体叙事与群体书写结合，是中国族群传、家传、类传、地方志等不同传记类别存在的共同特质，也是近代学者对传统传记观念革新的核心成果。中国本土传记传统兼具丰富的实践范式与成熟的理论体系，其核心优势在于始终坚守个体与群体的辩证共生，既不弱化个体的鲜活度，也不空洞化群体的精神表达，为当代民族文学破解当下叙事困境，提供了深厚的本土资源支撑。

三、反思民族志叙事的跨学科融通

如果说中国传记传统为当代民族文学叙事重构提供了本土价值立场与叙事范式，那么西方反思民族志则为其提供了科学的阐释方法与文本技巧。西方民族志以族群、社群等群体文化为核心研究对象，在百年发展中完成了从经典客观书写到反思人文书写的迭代，格尔茨的深描、地方性知识理论，肖斯塔克的生命史书写范式，为当代民族文学实现个体叙事与群体书写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可直接借鉴的域外经验。

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经典民族志以田野参与式观察为核心，构建了系统的族群文化研究范式，注重对族群民俗仪式、生活习俗、制度规范的整体梳理与客观记录。但受时代研究范式局限，这类书写往往侧重文化外在形态的整合罗列，容易将动态鲜活的族群文化固化为静态、体系化的资料文本，难以深入触及族群深层的精神肌理与个体的生命温度。克利福德·格尔茨提出的“深描”与“地方性知识”理论，弥补了传统民族志表层书写的局限，主张跳出单一的符号记录，立足个体具体行为、日常实践、情感体验，深挖微观表象背后潜藏的族群文化逻辑、价值观念与集体精神。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以“眨眼”这一简单的个体行为作为例子，生动阐释了“深描”的核心内涵。他明确区分了“单纯的眨眼”与“有意义的眨眼”：“同样是眼睑的颤动，可能是无意的抽搐，可能是刻意的眨眼示意，也可能是演员在舞台上模仿眨眼——这一微小的个体行为，其意义并非源于行为本身，而是源于它所处的族群文化语境与社会关系网络。”10他进一步指出，民族志的“深描”就是要挖掘这种个体微小行为背后的族群文化逻辑。同样是“眨眼”这一看似客观的动作，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不同的时空逻辑下，其承载的含义截然不同：在有的族群中，“眨眼”可能是传递隐秘信息的暗号；在另一些族群里，“眨眼”代表某种调侃；在其他文化语境中，“眨眼”或许是表达敬畏的郑重方式；但对行为当事人而言，“眨眼”也可能只是眼睛不适时的自然反应，并无任何特殊寓意。因此，对任何文化现象的解读都无法脱离其所属的族群文化背景，每一种解读都与族群的交往规则、价值观念深度绑定。当代民族文学应当且必须精准呈现一个族群的独特文化，但不应再停留在对其服饰、节庆、饮食等民俗元素的简单陈列，而应以鲜活个体的日常行为、独特仪式实践为切入点，深入描摹其背后蕴含的族群价值、宗教信仰与精神内核。此外，格尔茨提出的“地方性知识”概念，进一步丰富了“深描”的内涵，强调在民族志叙事中充分展现地方文化的在地性、独特性与活态性。“地方性知识”并非孤立的文化碎片，而是深深植根于每一位个体的日常言行之中，个体对自身生命经历的叙事、人际交往中的细微表达，乃至日常生活中的琐碎选择，都承载着族群独特的“地方性知识”，而这些散落的个体表达，共同构成了族群整体的文化内涵。从这一意义而言，将“地方性知识”融入当代民族文学写作，能够推动创作立足个体叙事、关联在地语境，打通个体生命轨迹与族群文化脉络，有效破解民族文学文化阐释表层化、符号化的创作困境。

玛乔丽·肖斯塔克的《妮萨》堪称以个人生命史融合个体传记与族群命运的典范之作，创造了人类学著作出版史上的奇迹。她以喀拉哈里沙漠昆人妇女妮萨的生命叙事为核心，通过妮萨的口述，完整记录了她从童年、少女、婚姻、生育，到衰老的一生。文本中妮萨的自述直白而细腻，既有个人的悲欢离合也有昆人群体的生存图景。童年的饥饿、婚姻的波折、失去孩子的痛苦，昆人群体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紧密交织的亲属关系、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明确的性别分工，以及面对殖民冲击时的文化坚守与变迁，个人命运与族群命运深度交融、密不可分。肖斯塔克在文本序言中明确指出，之所以选择妮萨，并非因为她是昆人中的特例，或是所谓的“英雄”，她“跟周遭的女人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她仍然是一名典型的昆族妇女”11，她的故事就是无数昆族女性的故事，她的经历，藏着昆人族群得以延续的生存智慧与文化密码。记录妮萨的生命史，便是记录一个昆人个体的成长与蜕变，而在这份蜕变里，我们能看到整个昆人群体的文化样貌。她的一生，是昆人微型文化史的生动注脚，是族群命运的缩影。

从传统民族志到反思民族志，格尔茨提出的“深描”与“地方性知识”强调结合个体日常实践与具体语境解读文化行为背后的内在逻辑，肖斯塔克的生命史书写，进一步将这种阐释思路落实到具体叙事当中，调和了群体文化记录与个体生命表达之间的疏离问题。总体来看，反思民族志的理论方法与叙事范式，能够为当代中国民族文学处理个体叙事与族群书写的关系，提供有益的跨学科、跨文化参考。针对民族文学写作中常见的民俗符号堆砌、文化阐释浅表化、个体表达与族群叙事脱节等问题，格尔茨的理论有助于创作者跳出景观化书写，依托具体在地语境解读民俗背后的文化内涵；肖斯塔克的生命史和个人口述史范式，则提示民族文学可通过普通个体的生活经验与生命历程，呈现族群文化的真实样貌与活态延续方式。二者相互补充，为民族文学平衡个体书写与族群文化呈现、细化文化阐释维度，提供了可行的方法借鉴。

四、传记与民族志视域下民族文学叙事的突围

中国传记传统的本土范式与西方民族志的域外方法，形成了价值与方法的互补格局。纵观当代民族文学文坛，阿来、迟子建等经典作家的标杆性作品，以及多届骏马奖中的优质获奖作品，均主动践行个体与群体共生的叙事逻辑，有效规避了二元叙事偏差，实现了人文温度与文化厚度的高度统一，充分印证了跨学科借鉴路径的可行性与有效性。立足传记与民族志的跨学科对话，结合当代民族文学优秀创作实践，可梳理出三条清晰的叙事突围路径，切实推动当代民族文学高质量精品化发展。

其一，锚定共同体叙事立场，凸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共同体核心要义。当代民族文学想要挣脱狭隘族群叙事的桎梏、走出个体抒情的封闭困境，需要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价值内核，重构文学书写的视野与格局。长久以来，部分民族题材创作拘囿于单一民族的风土描摹与个体悲欢，将族群文化与家国大局割裂开来，使得叙事格局局促、精神视野受限。依托中国传统传记“以人载群”的文学传统，优秀的民族文学创作能够跳出孤立的书写视角，将个体生命起落、族群文化赓续深度融入中华民族整体发展脉络，构筑起个体生命、族群传承与国家发展相融共生的叙事形态。文学叙事不再片面聚焦单一民族的文化特质与命运走向，而是以鲜活真切的个体生命体验，映照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阐释多元一体格局的包容底蕴与时代活力，让民族文学成为承载、传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审美载体。阿来《尘埃落定》12以康巴藏区傻子少爷的个体命运浮沉为微观切口，在土司制度落幕、新旧文明迭代的历史叙事中，铺展藏区融入现代文明、归属于国家整体发展的时代大势；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13以鄂温克族百年族群变迁与个体生命轮回为叙事主线，记录少数民族从传统山林游牧生活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轨迹，于文化传承与时代变革的交织中，彰显少数民族依托家国发展、融入时代大局的生存底色；第十三届骏马奖获奖作品《阿娜河畔》14聚焦两代边疆建设者的青春抉择与毕生坚守，描摹新疆多民族聚居共生、守望相助的日常图景，以普通人的家国情怀与人生悲欢，具象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休戚与共、荣辱相依的精神内核。这些作品挣脱了单一族群的封闭叙事，以个体微光映照族群长河，以地域风貌联通家国格局，完成了民族文学从狭隘族群书写向宏大共同体叙事的境界跃升。

其二，以个体传记主线承载族群历史变迁，构建双向共生叙事结构。叙事结构的失衡，是当代民族文学创作流于空洞或趋于细碎的重要原因。片面侧重族群集体叙事，容易堆砌宏大概念、缺失人文温度；单纯沉溺个体私密抒写，又会割裂文化根脉、消解历史厚度。立足中国传记文学的人格塑造传统，融合西方民族志生命史的书写范式，当代民族文学得以建构起个体与群体双向赋能、共生互证的良性叙事结构。作品以完整鲜活的个体生命历程为显性叙事脉络，串联起散落的人生际遇与生命感悟，同时将族群集体记忆、民俗发展谱系、地域时代变迁与民族交融历程潜藏于文本深处，让个体抒情有历史根基，让群体叙事有生命质感。瑶族作家光盘《烟雨漫漓江》15跳出民族题材创作惯有的民俗符号展演、空泛族群宏大叙事的写作范式，将叙事重心锚定于漓江沿岸瑶族、壮族、汉族普通乡民的日常人生。小说以明灯、明山等乡村青年的留守抉择、返乡求索、生态守护与情感纠葛作为个体叙事主线，铺展漓江流域多民族共生、乡土文脉赓续、生态文明传承的地域群体图景。作品既不刻意拔高族群集体精神，亦不孤立描摹个体悲欢，借助平凡人物的生命轨迹与生活实践，自然呈现岭南多民族交融共生的乡土秩序、地域民俗传统与新时代乡村的转型变迁。宏大的地域族群风貌与时代变革，不再是抽象概念，而转化为可触可感的个体生命故事，为厚重的群体叙事增添细腻温润的人文肌理。藏族作家尼玛潘多《在高原》16扎根西藏百年社会转型的宏大背景，避开笼统的集体叙事范式，深耕几代高原儿女的个性化生命体验，细致描摹不同时代藏族民众的生存困境、精神求索与成长蜕变。个体的悲欢起落、坚守与突围，不断丰盈族群变迁的叙事细节，消解了宏大叙事的空洞生硬，让民族历史的演进有温度、有细节、有质感，真正实现个体经验与群体历史的双向对话。

其三，运用民族志深描技法，深挖民俗符号的族群生成逻辑，彰显地方性文化品格，消解浅层符号化书写困境。在民族文学的创作实践中，浅表化的符号堆砌、景观化的民俗展演，长期桎梏着文本的精神深度。不少创作简单拼贴服饰、节庆、歌舞、仪式等外在民俗意象，将鲜活立体的地域文化窄化为固化、观赏性的异域布景，剥离了民俗文化积淀千年的生成逻辑、独属于族群的情感结构与差异化的地方品格，最终导致民族书写同质化、标签化。依托格尔茨民族志深描理论与地方性知识阐释体系，优质民族文学创作彻底跳出浅层书写的桎梏，将书写视角下沉至民众日常劳作、民俗实践、代际传承与人际互动的细微现场，以个体真切的生命感知为切入点，深度挖掘各类地域习俗、文化仪式背后的族群生存智慧、价值伦理、集体记忆与精神谱系。民俗不再是游离于人物之外的装饰性符号，而是族群依托独特地域环境、历史境遇孕育而成的活态文化载体，承载着民族独有的精神气质、审美范式与情感底色。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黑焰》17告别草原风光与游牧仪式的套路化堆砌，以扎实真切的田野体验为基底，通过主人公与草原生灵、游牧社群、自然天地的共生共处，挖掘游牧迁徙、那达慕盛会、草原礼仪等民俗背后，植根草原生态、敬畏自然、守望共生的文化生成逻辑。侗族作家杨仕芳《月地瓦》18立足鲜活的侗族乡土肌理，展开民俗文化的深度书写。小说不再将民俗当作装饰性地域符号，而是扎根三江侗寨日常社群生活，聚焦月地瓦百家宴、多耶歌舞等原生民俗仪式，依托村民代代传承的仪式实践、邻里交往与节庆共生图景，深挖侗族民俗体系之中崇文尚礼、以俗治乡的独特地方性知识。鼓楼构成侗寨的精神骨架，承载族群集体信仰；百家宴作为侗族最高待客礼俗，发挥消解人际隔阂、凝聚社群共同体的社会功能。这些生动的民俗实践承载着侗族特有的情感结构与文化品格，使地域文化书写挣脱浅层景观化的窠臼，达成民俗表象、地方精神与个体生命体验的深度统一。

结 语

新时代语境下，当代民族文学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症结，并非题材拓展与创作体量的表层问题，而是个体叙事与群体书写的结构性失衡。我国民族文学具备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悠久历史与多元丰厚的民俗文脉，提供了不竭的创作素材；国家少数民族文学精品工程、骏马奖评选等系列扶持政策，搭建了完善的创作与传播平台，培育出一批深耕民族沃土、坚守创作初心的优秀作家。依托现有优质发展基底，推动民族文学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在于对症下药、精准破局。传记、民族志与民族文学的跨学科融合，是本土文脉与域外经验的深度互补、价值立场与创作技法的双向赋能，绝非简单的理论拼接。新时代民族文学创作，需立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共同体立场，融通本土叙事智慧与域外跨学科经验，重构个体与群体共生互融的叙事范式。唯有如此，方能推动中华民族叙事的理想模式真正落地生根，打造兼具人文温度、文化厚度与时代高度的民族文学精品。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古代以色列正典的传记特征研究”（项目编号：21CWWJ0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3刘大先：《从静止的传统到现代性的流变》，《文艺报》2024年11月18日。

2 张丽军、李卓煌：《重建青年与时代、文学与生命的血肉关联——当代青年问题的文学症候及突围》，《南风》2026年第2期。

4 徐俊六：《当代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中华民族叙事：范型、意涵与经验》，《当代文坛》2026年第3期。

5 7 8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177、179页。

6 朱东润：《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9 李泰棻：《方志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10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11 [美]玛乔丽·肖斯塔克：《序言》，《妮萨：一名昆族女子的生活与心声》，杨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13页。

12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13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14阿舍：《阿娜河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

15光盘：《烟雨漫漓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16尼玛潘多：《在高原》，安徽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

17格日勒其木格·黑鹤：《黑焰》，接力出版社2006年版。

18杨仕芳：《月地瓦》，《广西文学》2022年第11期。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