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诗学与新世纪诗歌的自然审美转型
内容提要：21世纪以来，博物学的复兴有效推动了诗歌的自然审美转型。首先，以博物学的自然整体观为指引，新世纪诗歌突破新诗自然审美对象的狭隘性，关注被忽略或贬低的审美对象，以此抵达对完整自然的审美观照和生态伦理的诗性建构。其次，在博物学知识与方法的浸淫中，新世纪诗歌扭转以往局限于自然表面的艺术化欣赏姿态和“如画”风景美学范式，注重对自然本身的沉浸体验与精准命名，重建词语与自然的内在联系。最后，博物学对地方性知识的热衷与推崇激发了新世纪诗歌的地域书写热潮，自然意义上的地方重新进入诗歌。作为一种自然审美范式，“博物诗学”改变了中国新诗自然审美的基本面向，预示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崭新方式。
关键词：博物诗学 新世纪诗歌 自然审美 词与物 地方性
博物学是一种古老的科学，在漫长的历史中形塑了人类对自然的认知与体悟方式。博物学与古今中外文学均有着内在而复杂的互动关系，“自古希腊时期发端以来，博物学写作与文学写作之间就有着密切联系：博物学家常用诗性的语言描述他们的自然发现与命名；而博物学的知识与术语，也在文学作品中俯拾皆是”1。这种传统在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那里得以发扬，他们以丰沛的浪漫热情和丰富的博物学知识表达对自然的观察与情感契合。20世纪中期兴起于美国的“自然写作”，以博物学为知识基础，在对荒野自然的长期观察中实现生态伦理的建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如《山海经》《黄帝内经》《徐霞客游记》《本草纲目》等诗意地记录了大量自然物，而《诗经》《楚辞》和唐诗宋词中更是镂刻着难以磨灭的博物学印记。“我们的祖先是热爱大自然的，中国的古代文明有着浓厚的博物色彩。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本来是靠博物而生存下来的。只是在最近两百年里，由于中西碰撞，受外在的压力，我们迅速抛弃了传统，遗忘了自己的文化。”2尽管鲁迅、周作人、冯至等现代作家对博物学有浓郁的兴趣并进行了零星的博物书写，但这一传统在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断裂和式微是显而易见的。新世纪以来，环境问题与生态危机的大规模出现促使人们重审人与自然的关系，“博物学以亲近自然的诗意形象回归，并构成对现代性反思的面向之一”3。博物学的复兴是全方位的，它的跨学科特性引发了哲学、人类学、文学、艺术等学科领域的联袂互动，以至于田松称之为“新博物学运动”，“中国的新博物学运动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后，新博物学运动是一个学术运动，也是一个社会文化运动”4。与之同步，博物学的思想方法与价值观念渗入诗歌创作，自然书写、生态诗歌成为新世纪诗坛的重要现象，出现了雷平阳、李少君、臧棣、华海、沈苇、李元胜、哨兵、阿信、江非、徐俊国、张二棍等数量可观的以自然书写享誉诗坛的诗人，以自然书写为主题的诗集大量出现5。2020年以来，《诗刊》《十月》《人民文学》《天涯》《扬子江诗刊》《草原》等综合性文学刊物纷纷开设生态诗歌或自然写作专栏，并举办自然诗会、生态文学奖等活动。
新世纪诗歌的自然审美，或致力于表达对自然万物生命纹理的精微认识，或呈现人类重新投入自然后的精神状态，或传达出浓郁的生态伦理观念，这些思想观念的投射源自诗人对自然万物丰富而精准的书写。这种审美能力的获得，恰恰得益于新世纪以来博物学的复兴与流行，致力于自然书写的诗人大多具有自觉的博物意识和丰富的博物学知识，博物学和诗歌的自然审美在他们那里得以融合，形成了新世纪诗歌自然书写的重要范式——博物诗学。博物诗学有效拓展了新世纪诗歌自然书写的广度、准度和深度，铸造了自然审美的新范式。
一、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诗性重建
在以往的诗学传统中，存在着一套“哪些自然事物可以入诗”的审美法则和“某种自然物对应何种象征意涵”的审美积淀，如果说前者限制了诗歌自然书写的范围，那么后者则遮蔽了自然万物的生命本身。在博物文化的塑造下，当代诗人的自然审美观念发生变化，“博物学试图从整体上关爱自然，体悟自然，在同是生命的意义上达成沟通”6。博物学打开了诗人与自然万物接触的崭新窗口，诗人们试图重绘“缺失自然”的整体面貌，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当代诗人臧棣的诗集《诗歌植物学》收入近三百首植物诗作，堪称诗歌版的植物百科全书。臧棣以细腻的诗思激活了一个个鲜活的植物主体，极大地丰富了当代诗歌自然书写的范围，他“对植物有特别的亲近感，以植物为对象的写作，也有意挣脱象征化的咏物诗模式，向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致意，以一种‘慢’的、‘与物同游’的方式，细心体察、体会人和植物之间的紧密关系”7。在臧棣的诗歌中，那些日常生活中被忽略的植物以细腻而饱满的生命形态呈现出来，如《羊齿植物简史》写已灭绝的古老植物物种：“活下来，但拒绝归入/任何意义上的幸存；/来自桫椤的教育，甚至更冷僻——/比原始还绿，意味着/不论我们的旋转/出了什么问题，你身上/始终有一个新鲜的你/比羽状历史记载得更古老。”在更多的时候，它们只是以“蕨类植物”的名词称谓出现在日常生活中，抑或以古老的名称出现在各类博物馆和濒临灭绝植物名录中。臧棣从活下来与幸存、新鲜与古老的悖论中提炼诗意，还原并激活了这一古老植物的内在生命。“它们会怀念雨霁的时刻，/并耐心等待新的分类。/与其说你看见过它们，/不如说你发现过它们——/它们是认真的，不会因人的丑陋/而耽搁神秘的祝福。有何世界末日可言？/假如你能确认：这些可爱的蕨类/是可以和心灵直接对话的植物。”8臧棣诗句的字里行间包蕴着深刻的反讽，植物以其坚定“无我”的生命姿态，折射了人的丑陋与傲慢，召唤着人类与植物“直接对话”的心灵复归。在臧棣的诗歌中，较多博物学术语的出现，显示了诗人博物学知识的丰富以及将博物学融入诗歌文本的诗艺追求。更重要的是，这种博物诗学通过对植物之历史与生命印迹的诗意烛照，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亲密关系，这也暗合了博物学在新世纪复兴的内在要求。“博物概念的再度兴起，与生态主义、环境意识的觉醒有关。作家从关注自我、内在、生命经验转向关注自然中各种植物、动物，是对生态的回归，很多博物书写都在表达这样一种生态思维。”9与臧棣逐个洞穿植物的生命空间不同，诗人剑男在对多种植物的观察、比较中理解生命的共在，演绎出一种基于自然万物的“博物之兴”的诗学实践：“阳台花盆长着很多植物，有紫苏、藿香/鱼腥草、血莲，一株栀子树/和一棵葡萄，丝瓜是谷雨时栽下的……它们的生命力都强过/我刻意种上的任何一种植物/我想它们的种子/应该是被风吹来的或鸟雀衔来的/它们在讲述生命的共生/也在讲述生命中无处不在的偶遇。”10这首题为《阳台上的植物》的诗提示我们，对生命的共在的讲述发生在阳台这一典型的都市空间，这意味着抒情主体从包围着我们的都市喧嚣中逃逸出来，凝视并聆听花盆中那些来路不明的杂草的生命之音。
聚焦于野生动植物，在新世纪诗歌的自然书写中成为一个显著现象，这与诗人们走入荒野并深度观察、体验自然的博物实践紧密相关。罗尔斯顿指出：“作为生态系统的自然并非不好的意义上的‘荒野’，也不是堕落的，更不是没有价值的。相反，她是一个呈现着美丽、完整与稳定的生命共同体。”11当代诗人注重荒野中的生命体验与精神沟通，荒野成为人与自然进行生命交通的空间载体。新世纪以来，更多的诗人走向荒野、深入荒野，在他们看来，荒野不是生命的沉寂，而是演奏着自然万物生命的神秘交响，“不仅是动植物，就是岩石、水等自然物质也有神灵之光”12。组诗《青城诗章》是诗人哑石与山野自然的谈话录，其中《交谈》一诗记录荒野中人与自然的灵魂沟通：“拨开齐腰深的草丛 在山谷里/我找到了那些鸟蛋蓝幽幽的声音：/暗褐是野鸽的 银白是雷鸟的。/……/或许 我真的领悟了植物们/潦乱中的精确有序 领悟了动物/温顺隐忍、但又迥然相异的命运──/瞧 山体里潜伏的钨矿正沙哑地/悸动 其额头润泽、坚韧……/而当我试着与周围彻夜地交谈/那双宏大之手就会使一切变得简拙/像流泉 轰的一声将星空、微尘点燃。”13荒野中的博物实践使诗人得以独自面对自然万物浩大的生命，以一种建立在凝视基础上的对自然的直觉性思考，获得“自然神圣”的顿悟，领受自然本身的伟大教育。如爱默生所言：“任何人一旦接触到这些神圣的自然本质，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变得神圣起来。这些自然的影响能够使肉体获得新生，就如同一颗崭新的心灵再造肉身一样。”14哨兵是活跃在新世纪诗坛的优秀诗人，他以故乡洪湖为自然体验的基点，颖悟到微弱的事物内蕴的浑厚生命力。我们从哨兵的洪湖诗歌中领略到的是自我消融于自然之中、自然意志与人之生命精神的合二为一：“我一直头枕水鸟叫唤入眠或者/醒来。那藕丝般颤晃又悠远的声音/轻轻安放耳边/是一位好姐姐均匀的呼吸/……/任水鸟叫唤轻轻托起/且用心的/倾听/眺望/冥想/湖上每一微弱的事物/梦幻和神秘。而当我再次入眠 水鸟叫唤/便是湖里波光和风中天籁特制的安神药物。”15不同于都市中的深夜失眠者，哨兵融于自然，在自然的节奏中入眠或者醒来，这是一个“无人”然而充满生命律动的世界。
表达自然万物之间的隐秘联系，诗人们更善于通过细腻幽微的观察，看到自然现象背后的关联，赋予被遮蔽的自然世界以神秘气息。在青年诗人张二棍和徐俊国的诗中，既存在共同的整体自然的诗学建构向度，同时呈现出自然审美范式的微观差异。张二棍是地质队的一名矿工，常年行走于山林峡谷，建立了对自然万物的独特观察与感知视角，他的自然书写在某种意义上走向了其矿工职业的反面——葆有对自然万物的细腻观察与悲悯情怀，《生在此山中》较为典型地体现了其诗学姿态：“草长过，莺也飞过。更多的爬虫/与走兽，生在此山中，死也在/小溪蹉跎，野花静好/它们用自己的无名，静候着/四季更迭。假如陨落在山谷里的/星辰，需要无声的祭奠/那么山风中，将飞过一群/洁白的萤火虫。假如崖壁上/啜啜的雏鸟，正在找寻一条/返回巢穴的捷径。那么，每一棵酸枣树上/都将，高高挂起几粒，羸弱的灯笼。”16张二棍的诗是对自然万物的本然书写，建构了一个自然万物充盈的无人之境，其背后是我们心领神会的自然规律，自然万物之间的沟通是建立在长期而细腻的自然观察基础上的自然赋魅。徐俊国深受生态文学的先驱卢梭和雅姆的影响，“一直以生态情怀关注自然万物和生态状态，并构筑了一个理想而诗意的生态乌托邦世界”17。他的诗歌《鸢尾花》是对自然的凭吊：“时光凋谢了很多年，/竹林中随处可见生命的遗骸。/一小截干瘪的蚯蚓，/代表一声不吭的劳动者，/倾斜在土里的蜗牛壳，/代表大地之上最小的纪念碑，/半片羽毛，代表小鸟苦苦飞翔的一生。//我把它们掩埋，并一一凭吊。/当我起身离开，蓦然发现，/一朵鸢尾花静静点燃在这些遗骸中间，/宛如大自然蓝色的灵魂：至少三个花瓣。”18徐俊国在遗骸里透视生命，即是以典型的博物学方法从标本中回溯生命的起源与灿烂，在死与生、点燃与凋谢之间重建自然万物的神秘联系。
李敬泽指出，“博物学这些年能兴起，某种程度上，是人类在这种情况下要重新思考我是不是可以和世界建立另一种亲密的关系”19。如何在诗学层面建立博物式的亲密关系，需要对传统的诗学脉络进行梳理和反思，意味着对古典诗学与现代诗传统的双重反思与超越。对于这一问题，一些诗人和学者有相对明晰的思考。诗人路也认为，中国古代诗人“大都喜欢将自己主观意绪投射到植物上，将人类伦理运用为植物伦理，少有人愿意把植物世界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客观的领域来对待”20。在姜涛看来，“五四”之后的新诗发展中，“山川自然或者作为‘我’的情绪、意志的外化，或作为民族精神和社会变革活力的象征，更多还是以一种主体的“风景”形态来呈现的”21。概而言之，中国新诗在面对自然万物时，往往聚焦于自然物与抒情主体之间的精神联系，而忽略了自然万物之间更加内在的生命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审美范式的转型已成为当代诗歌的自觉意识与内在要求，即从自动化、模式化的象征性书写转向基于观察与凝视的本然物性书写。
二、重建词与物的诗性关联
博物学的核心诉求是探寻自然的秩序，其基本方法是命名、分类、描述自然。某种意义上，博物学为当代诗人提供了对自然万物进行诗意命名的基础与条件，同时内在地要求诗人通过博物致知重建词与物的关系。博物诗学指向对自然万物的非象征化书写，旨在以博物学的自然观察呈现自然万物的本来面目。这种审美姿态与卡尔松意义上的“恰当自然审美”高度吻合，意味着诗人从“观光者”向“栖居者”的姿态转变，即放弃“如画美学”从外部征服景观的要求，以一种“内在视野”“看进事物的生命”22。在此基础上，诗人对微观自然的认知与想象得以敞开，自然世界的丰富性和神秘性在诗歌中获得充分表达。
从“如画美学”到“博物诗学”的审美范式变迁，意味着从“观看”向“凝视”的转变。沈苇认为，“凝视产生‘物哀’和物心合一。当我们观察一种植物时，这种植物也在观看我们，这是主客交融、物我两忘的时刻。在某个忘乎所以的瞬间，通过显在的形态，经由隐喻和象征，我们是可以与植物隐在的神性和神秘性相通的”23。沈苇是诗人，同时也是博物学家，他曾常年行走于西部荒野。他《雪后》中的诗句呈现了“我”与茫茫雪地上的一株白桦树之间的目光交融与情感碰撞：“原野闪闪发光。在眩晕和战栗中/一株白桦树正用人的目光向我凝望//在它开口之前，在它交出体内的余温之前/泪水突然溢满了我的双眼。”24沈苇通过与白桦树的对视获得某种神秘性的精神沟通，旨在传达领略植物内在情感与生命温度之后的精神冲击。诗人陈先发将“凝视”提升到诗歌写作本体的维度，认为“诗是从观看到达凝视”，他的诗歌《自然的伦理》在对自然的“凝视”中体悟自然的伦理：“晚饭后坐在阳台上，/坐在风的线条中。/风的浮力，正是它的思想。/鸟鸣，被我们的耳朵/塑造出来。/蝴蝶的斑斓来自它的自我折磨。/一只短尾雀，在/晾衣绳上踱来踱去/它教会我如何将/每一次的观看，都/变成第一次观看——/我每个瞬间的形象/被晚风固定下来，并/永恒保存在某处。/世上没有什么铁律或不能/废去的奥义。/世上只有我们无法摆脱的/自然的伦理。”25风的思想和短尾雀的教化使诗人领略到自然的伦理，这首诗潜含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消解倾向，以异常坚定的语调表达了对自然伦理的皈依。这种自然伦理广泛地表现为自然活力的激活、生态乌托邦的建构以及古典自然智慧的拓展。在凝视中洞见自然的伦理，有时指向人类在自然面前的“不能”和自然本身的“无”，诗人江非的《树》即有力地彰显了这种带有道家自然哲学意味的审美范式：“站在那棵树下/想抬头看看树上有什么/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这样去看一棵树/可是，并不能/看得很高，除了几枝底部的树杈/整个树冠，被密密的叶子封住/我并不能看到枝叶间有什么/我不能看尽一棵树/除了生长和忘我，什么也看不到。”26江非的诗句彰显出新世纪诗歌观照自然的方式转变，“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这样去看一棵树”，诗人旨在清理树意象所附着的主体情感与价值，以现象学还原的方式，重塑我与一棵树的生命联系，这是一种深刻的转变。如果说“生长”指向一种原初的鲜活生命力，那么“忘我”则暗示了“我”沉浸于自然雄健之生命的灵魂状态。毋宁说，一棵树的背后恰是博物文化所追求的生生不息的自然力量。“在博物文化中，人与自然不是对象性关系，大自然、生命具有灵性或神圣性，不可能仅以物质或比特的形式来充分把握。博物学文化尊重大自然的变化过程和巨大力量，不过分夸耀人类的征服能力，不会高喊‘人定胜天’，也不会盲目崇拜强力与速度。‘天地之大德曰生’，和谐共生、生生不息是博物学文化的终极旨趣。”27在词语的表层，这首诗持一种“祛博物化”的诗歌书写方法，但其自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凝视与灵魂投入，重建了自然书写中词与物的关系。
伴随着“凝视”诗学的深入，当代诗人致力于重获对自然万物诗意命名的能力，在对自然万物的具象审美中领悟自然本身的奥秘。博物学者田松指出：“没有博物学基础，就无法深入描绘所面对的自然界，就写不出‘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现代人只能写‘两只黄鸟叫绿树，一行白鸟上蓝天’。因为黄鹂、白鹭、柳，都是具体的自然物。”28当代诗人李少君的表述与其惊人地相似，“我们的当代文学受西方现代性的影响，早期过于强调文学是人学，而且曾经强调所谓的人性，……我们的当代文学包括诗歌中不会写风景了，不会描写自然，只会叙事”29。新世纪诗歌从1990年代诗歌的叙事潮流中挣脱出来，重新面向自然，逐渐恢复了书写自然、命名自然的能力。诗人们逐渐扬弃模式化、象征化的自然书写，重新进入自然万物的内在生命空间，并获得诗意命名的能力。诗人沈苇对《文心雕龙》中“动植皆文”的表述有独到的理解，“‘文’是自然万物作为主体的清晰的呈现和表达，以及某种被命名、被再次创造的朦胧渴望”30。新世纪诗歌致力于恢复对具体的自然万物的认识与书写能力，意味着从模糊的象征化书写到精准的具象化书写。在剑男的《山腰上的老屋》一诗中，老屋紧闭的门扉（及其内部的草木）即召唤着这种命名与创造：“一座老屋前长着乌桕、白继、油桐/枸骨身上有刺，和丛生的木槿/被种在菜园的旁边，枫杨树长在左侧/一半的枝丫遮住半边厢房，但是独木/在乡村，不成形的叫杂木，壮直的叫木材/因此乌桕、白继和油桐共生一处/……/惊异于门前的野花开得冷艳、荒芜/那紧闭的柴扉似乎就要被一首诗歌叩开。”31此诗首先给人以浓郁的博物气息，在当今忙忙碌碌的社会语境下，能够认出这些树木的名称，实属不易，这也是当代生态诗人的看家本领——他们大多醉心于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对自然进行潜心的认知与领悟。但随着诗歌的演进，我们发现诗人将目光聚焦于一棵枫杨树，这是一棵“独木”，它呼应着时代的价值观。随即诗人再次进行书写视角的反转，枫杨、老屋、野花共同组成了某种诗歌的感性，于是，老屋即将被一首诗叩开。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由植物进入，随后联想到时代的价值观，最后落脚于古典化的山水田园风光，暗示着诗人重返自然的诗意，这其中的微妙反讽值得细细品味。
以博物学为基础的词与物的关系重建，不是刻意追求以名词的方式对自然万物进行博物式呈现，而是以“人文博物”的姿态凝视自然、融入自然。这是一种吉尔伯特·怀特意义上的“人文博物”，“取一种田园主义的态度，力求用自然的观点来解释万物的活动，又倡导人应该在与所有有机体的和谐共存中，过一种简单纯粹的生活”32。李元胜沉浸于自然景物摄影并以博物而著称，他的诗歌源于对荒野自然长久而专注的观察，他善于通过对植物的细微观察，发掘其柔软形体背后的浩大生命，“即便是那些隐藏在污泥草丛中的小小的昆虫，它也是一个小生命，也有它的思想，足以带领我们触及最高深、最动人的课题，并把我们引到一个如诗如画的神奇境界里”33。李元胜在旅行中阅读自然，不管是面对熟悉的花朵，还是冷僻物种，都欣然其中，如《雨林笔记》中所述：“就像边缘磨损的书/我喜欢无人光顾的小溪，林中空地/喜欢它无穷的闲笔/我喜欢树林像溪水一样经过我/熟悉花朵仿佛旧友重逢/冷僻物种如深奥文字/我读得很慢，时光因为无用而令人欣喜。”34李元胜寥寥几句所勾勒的，正是人类栖身旷野、阅读自然的诗意栖居状态，这得益于李元胜长期以来的自然博物实践，他对自然有一种微观的诗性观察，这也是博物诗学与生物科学研究的本质区别。诗人们的自然写作植根于长期而深入的自然观察，他们自觉融合博物学的相关知识与方法，形成了兼具自然基础与审美内涵的生命诗学。
三、重建遭受全球化侵蚀的地方感
中国古典诗词是以鲜明而多元的地方书写为基础的，但这种地方感在新诗的现代化过程中逐渐丧失。新世纪以来，地域书写、地方性、诗歌地理等成为重要的诗歌现象，诗人们试图“接通人与大自然的通幽路径，重建清晰、稳定的地方感”35。新世纪诗坛出现了一批具有典型地方性标识的诗人，如于坚、雷平阳之于云南，吉狄马加、倮伍拉且之于凉山，沈苇的西域，阿信的甘南，江非的平墩湖，徐俊国的鹅塘村，哨兵的洪湖，等等。新世纪诗歌中地方性的回归与重建，与博物学对地方性的推崇与眷恋内在契合，“博物学承认不同生命形态之间的相互关联，尊重人类文明的地方性与多样性”36。在全球化的整体视域中，新世纪诗歌致力于重建遭受全球化侵蚀的地方感，在诗歌文本中恢复一个个具有鲜明博物学印迹的地方。
诗人们敏锐地意识到工业化和全球化对地方自然生态的“修剪”所造成的生物多样性锐减和生态失衡现象。诗人李少君被称为自然诗人，他的诗有鲜明的生态指向，《某苏南小镇》聚焦于那些被修剪的青草和树木，将它们纳入生命视野：“那天清晨青草被斩首，树木被割头/惊愕的上午，持续多年的平静因此打破/浓烈呛人的植物的死亡气味经久不散//这在植物界被称为史上最黑暗时期的‘暴戮事件’/人类却轻描淡写为‘修剪行动’。”37这首诗从植物的生命角度审视人类的行为，敞开了“当代诗歌中崭新的生态主义视野”38，拓展了新的人与自然书写维度。这里存在着剧烈的伦理冲突——人类整齐化的世界秩序与具有地域特征的草木生命世界的对抗。诗人龚学敏出生、生活于四川九寨沟，他的动物主题诗集《濒临》抒写了近80种当地动物，为生态危机时代提供了一份濒临词典，如《川金丝猴》中，“这么多村寨的杂草，被机耕道的剪刀/修剪成风景/空气与金丝猴一同退缩/直到，成为风景的招牌，和伸进游人口袋的手”39。同样是在现代工业的“修剪”与“风景”美学背景下，自然物难逃厄运。再如《壤巴拉的马鹿》，“塑料的编号正在代替族群的角/越来越短，像草原上渐渐干涸的河流/把影子遗弃在地图的保护区中”40。《濒临》中一个个“濒临”的动物，“绝非只是个体的命运遭际或族群的数量危机，而是与一个个时空结构或地方性知识密切关联。这些动物是地方性知识其中的一个根系，它们代表了整体性的危机”41。这是博物学实践带来的诗歌审美对象与经验的扩容，具有重要的审美转型价值。
新世纪以来，基于云南、凉山、藏区等西部边地的诗歌书写成为诗坛的独特景观。诗人于坚持续对云南大地进行深入书写，雷平阳、李森、何永飞、冯娜等都擅长书写云南的自然风物。雷平阳说：“多年以来，我就这么一寸一寸地靠近云南，并怀着感恩之心，生活在它的山水之间。承蒙上天的恩赐，落生于此，让我知道，在云南，山上的万千物种，都有神灵附体。”42雷平阳的《酒歌》强调对云南高原的神性体悟：“生活在/伟大的云南高原，你们知道/在每一个角落，都有碰到神的可能/小鸟会叫春，花朵会叫床/石头会叫魂。”43出生于云南的白族诗人冯娜倾听《云南的声响》：“在云南 人人都会三种以上的语言/一种能将天上的云呼喊成你想要的模样/一种在迷路时引出松林中的菌子/一种能让大象停在芭蕉叶下 让它顺从于井水。”44这种地方性语言奇迹般地联通着人与自然万物，谱写着生命体之间的内在和谐。以吉狄马加、倮伍拉且等诗人为代表的凉山彝族诗群，是当代诗歌地理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吉狄马加基于彝族宗教神话建构起“地方志诗学”，通过重写神话而抵达某种生态理想。倮伍拉且是更年轻一代大凉山彝族诗人的代表，他继承凉山彝族的歌唱传统，在对凉山的深情抒写中建构起独特的地方诗学。倮伍拉且在诗歌中有隐微的批判，但更多的是对万物隐秘交响的歌唱，这在《庄稼和树木同样长着眼睛和耳朵》中得以体现：“庄稼树木和牧草同样长着眼睛/同样长着耳朵/我的故乡大凉山的怀抱里/所有的植物都长着眼睛和耳朵/我听得懂那些耳朵里听到的所有话语/我看得到那些耳朵上和牛羊的耳朵上一样/挂着太阳和月亮。”45倮伍拉且诗歌中的自然是一种神灵化的自然，人与自然万物通过听觉、视觉以及精神的默默沟通，建立起一种普遍的生命联系。
在新世纪诗歌的地方书写中，一些诗人直接借鉴博物学的方法，由此形成了“地方辞典”的诗学路径。从博物学的视角出发，命名本身就是“人类建立同自然的深刻而亲密关系的第一步”46。此类辞典诗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赋”这一文体表现形式（罗列万物名称）的继承，同时也是对地方性知识的诗学转化。在雷平阳《读〈西双版纳植物名录〉》、阿信《词条：卓尼杜鹃》、徐俊国《乡村词典》等以“辞典”“词条”命名的诗歌作品中，从题目本身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博物意蕴。雷平阳写云南高原上的自然万物，他在《读〈西双版纳植物名录〉》中以博物学为基础，从那些生僻的植物目录中激活植物生命的诗意空间：“热带的繁荣，是由264科高等植物/迅速地完成的，其中还不包括/那些亚种和变种。当假鹊肾树的纤维/死死地缠住一棵伞树，我们知道/一种非植物学的树种又诞生了/见血飞是另一种藤类植物/如果它们，彻底地蔓延，带着歹毒的叶片/龙牙草就将在自己的体液中腐朽……”47这是一首“植物之诗”，其中“假鹊肾树”“见血飞”“龙牙草”等植物名称的出现，显示出鲜明的博物倾向。植物对亡灵的呼叫，是人类与自然生命神秘沟通的一种隐喻。雷平阳的诗是以植物为主体的书写与思考，它思考的是自然生命之间的幽微联系，是试图深入植物内在生命的书写。诗人阿信长期生活在甘南草原，是一位专注于叙写边地草原物象的诗人，“无论是对飞鸟（《群鸦》）还是神祇（《扎尕那女神》），他都如数家珍，专注细致地请出被日常经验围困的地方，投射以诗的光辉”48。他的诗《词条：卓尼杜鹃》以博物学词条的方式抒写甘南特有的植物——卓尼杜鹃：“杜鹃花科。高山杜鹃亚属。/生长地：甘南卓尼，光盖山脉之阴坡。/坡上雪松、苔原、砾石和冰川；/坡下砂石、灌木、隆隆作响的峡谷。/……/信奉地方主义、原教旨主义，/拒绝异地嫁接和栽培。/不取悦人类。/性器官，只对自然界打开。/灿烂、放肆、如火如荼——/濒临窒息的美，分明是向死而生。/我不幸靠近了它们，从此/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花痴。”49卓尼杜鹃这一名称本身就带有鲜明的地方性色彩，诗人阿信将这种甘南特有的植物之生命特性用诗的语言一一道出，诉诸对其生命主体性的书写。抒情主体对卓尼杜鹃的靠近与迷醉昭示着自然生态审美的切实发生。“只有当一个人作为栖居者站立在家园之中，打开与自然相接的所有通道，为物的本质存在留出自由空间，从自然内部经历自然生命的涌动，遭遇自然存在的本然显现，为自然的内在光辉所照亮，获得与生命存在本源的切近感，从而为一种惊奇、赞叹、快乐、震撼和感恩的情绪所充满，对自然的生态审美经验才会真正发生。”50诗人被植物的内在光辉照亮，内心深处升腾起一种难以遏制的对生命本源的敬畏感。而“拒绝异地嫁接和栽培”“不取悦人类”“只对自然界打开”等诗句内蕴的否定语气，投射出鲜明的批判锋芒。由此，植物在诗歌中由工具化的意象上升为本体化的生命存在，预示了自然审美在诗歌中的多元化存在。
地方性诗学为新世纪诗歌的自然审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暗含着新诗内部的范式转换，“从整体性话语到地方性话语，这种诗学内部语境的变化，或许正是未来新诗的普遍生存模态”51。在博物学与生态学的融合视域中，新世纪诗歌的地方诗学建构是在新时代语境下面向人与自然这一人类“元问题”提供的新的审美经验，接续并改造了以《诗经》《楚辞》为源头的地方诗学传统。
结语：建构一种面向生态文明的博物诗学
总而言之，面向生态文明时代的博物诗学正在“自觉地告别以主观人文情怀濡染自然的传统人文惯性”52，在审美对象、表现方式以及主体建构等维度均发生重要的转型。新世纪诗歌的自然书写是一种以博物学为基础的自然审美，博物诗学是一种深度融合的诗学范式，它有效内化了博物文化的精神内涵，秉持博物学的观看与体悟方式，在与自然的真切接触中洞见自然的内在奥秘，抵达人与自然融合的审美体验。博物诗学敞开了新世纪诗歌自然书写的诸多面向，有助于在诗歌中重建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和谐关系、重新召唤当代诗歌书写自然与命名万物的能力、重建地方性的诗学话语。某种意义上，新世纪以来博物学的复兴与诗歌自然书写的潮流是同步的，这种同步性昭示着新世纪以来自然观的转变，多学科正以同步联动的方式积极践行生态文明建设。
博物学以其自身的不同侧面对人们的自然观进行全面改造，“作为知识体系，博物学可以使人获得与自然打交道的能力，重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作为思维方式，博物学能够产生一种非机械的自然观——走向生态学自然观乃至盖娅自然观——将自然视为生命集合体，能够以整体的、有机的、地方性的视角看待自然和生活本身；作为价值观，博物学有助于人们放弃强人类中心主义，走向弱人类中心主义乃至非人类中心主义，这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爱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高度吻合”53。博物学与诗歌的深层融合，既是对新世纪生态危机的有效回应，同时也是对中国自然诗学传统的继承与转化。“古老的博物学乃是直接走进自然、经验地考察自然、整体地理解自然的学问，有益于培育人类万物一体式的生存智慧，客观上呼应了当代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核心理念。”54这种智慧与理念正被更多的诗人接受、实践。如诗人徐俊国在创作谈中记录自己作为“自然之子”的博物实践，“我在练习写作之前就是一个蹲在田埂上观察草虫的孩子，几十年以后还保持着这个平常姿势，只不过观察的对象多了，我的身份在不断缩小，从一位诗人缩小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再缩小为一只低头吃草的山羊，最终是一只蚂蚁，一粒落入时间的尘埃，卑微到极致，‘然后开出花来’”55。无独有偶，早年以“打工诗歌”享誉诗坛的诗人郑小琼，在最新的诗集中也论及由“博物”而来的观念转型与诗学实践，“为了弄清楚白云山的树木、花草，我用‘形色’软件了解这些植物，它们能分辨照片中植物的名字、习性、价值……还有历代诗人是不是写过与这株植物有关的诗歌。几个月时间，我认识的植物越来越多，记住了很多有关植物的诗歌。这些在路上朴素得无人关注的花草，不仅有美丽的名字，还有很多诗人为它们写过诗”56。博物诗学是自然与人文的交叉融合，只有进行长期恒久的自然观察与体验，才可能真正体悟到自然的奥秘，我们也期待着新时代语境下诗人沿着这种路径进行更深入的开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生态文明视域下的21世纪中国诗歌研究”（项目编号：25FZWB07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艾莲、郭晓燕：《湖畔派诗人：从博物学知识到自然写作实践》，《文艺争鸣》2018年第11期。
2 27刘华杰：《博物人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45页。
3 周金泰：《书写中国古代博物学的历史：概念、语境与方法》，《天津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4 28 36 53田松：《博物学，作为面向生态文明的基础教育之核心》，《自然辩证法研究》2023年第1期。
5 较有代表性的有：李少君《自然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张二棍《入林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江非《自然与时日》（中国言实出版社2023年版）。
6 田松：《博物学：人类拯救灵魂的一条小路》，《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7 21姜涛：《从冯至的“山水”讲到臧棣的“植物学”》，《文艺争鸣》2023年第6期。
8 臧棣：《诗歌植物学》，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46页。
9 刘小波：《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文艺报》2022年5月27日。
10 31剑男：《星空和青瓦》，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09、6页。
11[美]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12华海：《当代生态诗歌》，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13哑石：《哑石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5页。
14[美]爱默生：《论自然·美国学者》，赵一凡译，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51页。
15哨兵：《清水堡》，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页。
16张二棍：《搬山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27页。
17罗小凤：《新世纪以来的“生态诗”景观透视——兼论“生态诗”之我观》，《南方文坛》2013年第1期。
18 徐俊国：《致万物：徐俊国诗选：2004—2018》，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9页。
19 29李敬泽等：《生态：作为文学的方法——“生态文学与自然诗歌论坛”发言选编》，《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年第1期。
20路也：《蔚然笔记：古代诗人与植物》，花山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45页。
22 50赵奎英：《论自然生态审美的三大观念转变》，《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
23 30沈苇：《自然写作与植物诗》，《群峰之上：自然写作十家诗选》，李少君、北乔主编，中国书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51、49页。
24沈苇：《我的尘土·我的坦途》，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页。
25 陈先发：《自然的伦理》，《诗刊》2018年第1期。
26江非：《自然与时日》，中国言实出版社2023年版，第69页。
32汪涌豪：《博物学：一种自然与生态的书写》，《文汇报·文汇学人》2015年4月17日。
33[法]勒格罗：《敬畏生命——法布尔传》，太阳工作室编译，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34李元胜：《旷野的诗意：李元胜博物旅行笔记》，重庆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54页。
35汪树东：《地方感的丧失与重建——论当代生态诗歌对于新诗的建设意义》，《江汉论坛》2021年第1期。
37李少君：《每一次的诞生都是痛苦：李少君诗选：1980—2022》，北岳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201页。
38吴晓东：《生态主义的诗学与政治——李少君诗歌论》，《南方文坛》2011年第3期。
39 40龚学敏：《濒临》，百花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38、80页。
41霍俊明：《遥远的目光或“大地伦理”——龚学敏诗歌及其“动物主题诗学”》，《滇池》2021年第6期。
42雷平阳：《诗歌不是高高在上的》，《文艺争鸣》2008年第6期。
43 47雷平阳：《雷平阳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5、146页。
44冯娜：《是什么让海水更蓝》，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61页。
45倮伍拉且：《大凉山》，青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46李鹿鸣：《博物学知识与自然审美欣赏之关系研究》，山东大学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
48丁帆主编《中国西部新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5页。
49阿信：《裸原：阿信诗选（1988—2021）》，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79页。
51卢桢：《新世纪诗歌的写作精神与想象空间》，《中国文学批评》2022年第2期。
52 54薛富兴：《博物学：恰当自然审美的必要基础》，《哲学动态》2023年第1期。
55徐俊国：《徐俊国诗选（2004—2014）》，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45页。
56郑小琼：《庭院的鸟群》，作家出版社2023年版，第209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