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采诗”：新媒体诗歌的看法与读法
内容提要：数字时代的新媒体诗歌正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广泛创作与传播，以B站和快手推出的诗集为例，平台发起的“采诗”行为，既重塑了诗歌的定义与阅读方式，也从侧面反映出新媒体诗歌在文本形式与媒介语境上的复杂性。新媒体诗歌依赖短视频、音乐、互动评论等多元素材构成数字情境，传统的纯文本阅读习惯难以完全捕捉这些诗歌的内涵，而平台通过选编诗集既推动了诗歌的大众化与时代适应，也体现了其作为内容生产和公关策略的双重属性，折射出诗歌与诗人在数码环境中的新生存状态。
关键词：新媒体诗歌 互联网采诗 数字平台 数码情境
中国文学经典的源头始于早期大众诗歌的大量结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从源头锚定了诗与诗集的文学史地位，也因此决定了大众创作对中国文学的重要意义：无署名的诗人作者们创作的作品，唯有通过对文学文本有意识的集结和整理，才能进入经典文学阅读与传播的序列。
这一制造文学经典的故事到了数字时代仍在延续。诗歌，这种古老的典范文体，如同永不浇灭的文学之花，正在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盛开在由数字平台构筑起来的新媒体土壤上1。过去几年里，“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简称“B站”）和“快手”等视频平台，陆续集结了平台内散落着的网络诗歌，精心将它们编成两本风格差异极大的诗歌总集。我把这些诗集看作在互联网世界里“采诗”的成果。诗集的选编为直面以弥散状态存在的网络诗歌提供了富有张力的曝光管道，但这种由平台发起的在互联网“采诗”的举动，却也如实暴露出如何正确看待新媒体诗歌的困境：新媒体时代的诗歌需要新的视角去定义它的“看法”，与之构成一体两面的是，这些诗歌也在不断挑战既有诗歌的“读法”。
一、平等拥抱每一个人的诗时代
我们正在步入一个诗歌平等拥抱每一个人的诗时代。“人人都能写诗”的主张很大程度上彰显着互联网对当代诗歌的深刻影响。据统计，在快手已有超60万人在写诗，而小红书上的诗歌笔记已超两百万，创作者数量将近90万2。这些诗作原本散落在互联网平台的各个角落里，有些已拥有了持续关注它们的观众和读者，有些仍等待着被更多人看到，不论网络诗歌在互联网上的命运如何，当平台开始选编诗集的“采诗”活动，其实就已经在不经意间改写了诗歌在网络平台中被表达和呈现的面目。
“采诗”行为本身就为诗歌的阅读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讨论场域。历来围绕文学总集的研究都绕不开关于何种诗歌被选编、以什么原则选编以及用什么方式结集等基本问题。此处提及的两本源自视频网站的诗集，就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选编意图和方法。B站推出的《不再努力成为另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网络诗歌以匿名形式散落分布和传播的特征。不论是在B站写作的匿名作者，还是那些散落而不确定其章法的文句，都被“采诗者”有意一一捡拾，最终编排成为一本既失去作者面目，也切断其文本情境的诗集。这一点如实体现在书籍作者被命名为“B站网友”的刻意设定上，而细读其中所收录的诗歌，大多是网友发表在网站上的各类文字资讯——不论是视频标题还是弹幕和评论，有些在写下时就被认为是“诗”，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或许从一开始就不曾意识到它们是“诗”。这意味着，分散在B站的各种带有诗意的文字内容，唯有经由编选者的筛选才具备了被列入诗集的资格。可以说，B站上的诗与文学，是伴随着文学总集的选编而得到定义的，此处的网络诗歌因而是被“采诗”这一行为塑造出来的。
快手出品的诗集《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则将平台上存在着的诗歌创作者们会集在一起。相比之下，这本诗集保留了诗人们的网络身份。与其说这是一本诗歌总集，不如说这是由短视频平台所发起的用以展示诗歌与诗人的“纸面展览”，目的是呈现出快手用户们“虽然细琐但同样值得被看见的人生”3，等同于以诗集形式展现每一位诗人的个人传记。同时不难看出，快手拣选的诗人和作品充满了对“泥土味”的底层、草根作者的偏爱。《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自称为“不是诗人写的诗集”，就是强调诗歌作者的素人身份，诗集编选者如是描述这群人的创作，“你能够在这本诗集里读到内心最原始的呐喊，对生活笨拙的热爱”4。无独有偶，2025年3月，快手公众号发布推文《沂蒙二姐全网刷屏，千万人从她的诗里看见春天》5，其中把“沂蒙二姐”所创作诗歌命名为“诞生于泥土之中的文字”。所谓“原始”“笨拙”和“泥土”之类的评语，实则蕴含着偏向素人身份的价值倾向。
互联网平台之所以能容纳“人人都能写诗”的创作生态，本质是因为，这些平台本身就是当代文化内容的集大成者。写诗不过是其中一种互联网内容的生产形式。在数字平台内写诗的人，既是诗人，也是互联网上的内容生产者6。正如《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结集了快手平台中涌现的各种诗歌，目的是聚焦在平台内写诗的用户，这群人既是“快手老铁”，又是在快手平台中写诗的“野生诗人”。互联网“写诗”背后的这组双重身份进而构成了互联网上“采诗”一事的两面性。因为在互联网上有意识地采集诗歌并编纂成集，对于数字平台而言，除却是一种独特的挖掘文学新人的举措，历来还被认为是一种极具正面影响力的公关策略。有广告行业的评论者认为，出版诗集标志着“快手似乎愈发偏离作为一个数字短视频平台的定位”，而且“以快手的集体名义”推出诗集反而“有助于平台生成自有IP”，最终人们会更容易记住“可以让人写诗的‘快手’”而不是“某个具体的达人”7。
“诗歌属于每一个人”——快手如是总结在短视频平台中写诗的现象。在这股由平台发起的网络诗歌浪潮中，重要的不只是在短视频平台里培育出一群以诗歌写作为个人标签的网红，而是要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历来被认为太过“下沉”的短视频平台，如今也具备了在数字时代延续传统文学精神的潜能，从而营造一幅技术向善的美好图景。
可互联网时代“人人都能写诗”的两面性，已经深刻影响到我们如何去看待并阅读这些网络诗歌。当我们翻看这些从网络中采集和选编的诗歌时，重要的已经不是说服自己相信“我也能在互联网上写诗”，而只会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诗歌很可能早已不是从前的样子，只不过因为我们仍习惯于用交换纸面的方式来读诗，于是在互联网上“采诗”并将之结集为诗集出版才是有意义的。
二、回归情境：新媒体中的诗与诗人
如何看待新媒体形态下的诗歌？《诗刊》编辑丁鹏谈及“沂蒙二姐”的诗歌时曾有非常精准的观察，他特别指出，“诗歌只是其短视频的构成要素之一”，由此提醒读者注意到，新媒体的多元表达方式才是这些诗歌之所以“存在”的原初情境，“我个人认为，评价吕玉霞的诗不应脱离其短视频的表现形式。显然，吕玉霞的作品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粹诗歌文本，诗歌只是其短视频的构成要素之一。诗歌的文案、本人的演绎与田园的背景共同构成了吕玉霞的诗歌作品”8。
“诗歌的文案、本人的演绎与田园的背景”杂糅的表达形式也许典型代表了以短视频为媒介的诗歌写作方式。基于这一观察，不难发现，编选诗集的“采诗”行为定然改变了新媒体时代网络诗歌的存在方式，也由此带来了许多新问题。
“采诗”之后，新媒体诗歌的多维表达被刻意“降维”成白纸黑字，只留存下孤立而单调的文本信息。与历史上的“采诗”相似，将诗歌从活生生的生活实践领域里“截取”出来并汇编成文集，注定会为经历采集的诗歌文本留下大量阐释空白。在历史上，当诗集被编订，诗歌意义的阐释最初源自经师的口传心授，而后成为经学史上围绕诗歌文本展开的漫长争论。进入现代以来，随着解读文学的视角和方式发生改变，人们开始意识到，只要把诗歌文本“还原”到其诞生时刻的具体社会历史情境中，就会产生许多不同于经学传统的颠覆性读法，而所有关于作品的具体训释和解读，终将导向关乎整本诗集连同诗歌这种文体的重新阐释。好比说，用口述历史传统阐释荷马史诗，用伊丽莎白时期的通俗剧院解释莎士比亚戏剧，或者用英国19世纪通俗浪漫小说流行一时的语境来解读狄更斯小说，这些都是学术史上用具体化文本情境的方式改变了文学解读的经典案例。
互联网时代的“采诗”实则和《诗经》这类文学总集的结集逻辑相似。可以想见，在结集和选编的过程中，一定会尽可能地消除掉文字以外的一切对阅读行为来说显得“冗余”的视听媒体信息，目的是把诗以最为经典和纯粹文本形式保留下来。如果说《诗经》时代以文字记录口头诗歌，可算是诗歌史上具有革命性的突破，让时隔千年的后人也有可能通过文字符号沟通古人心意，那么今天的媒介环境使人们面对文学的语境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媒体文学的现场与我们生活的时代几乎不存在任何距离，应该说，我们就是新媒体文学的同时代人。从这种角度回观在互联网“采诗”的做法，无疑就是让诗歌脱离了其诞生的“第一现场”，而“采诗”所形成的诗歌总集充其量只能称得上是诗歌阅读和传播的“第二现场”。“采诗”的悖论正在于此。诗集试图让诗歌以典范文本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就必然伴随着针对图片、视频等媒介形式的“删削”，因而也就剥离了诗歌创作时刻本真面目。
随之而来的是，“采诗”导致网络诗歌在原生媒介形态和纯文本形态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差异和鸿沟。对此，快手诗集《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作了非常真实的展示。首先在内容方面，这本诗集有偏向性地选择采集那些关乎民情民生的诗歌题材。如快手诗人“滴水结霜”，其身份是51岁居住于山东聊城承揽装修工程的工人，选编的两首诗作，无不凸显其打工身份。其中《陌生》是一首只有四句的仿旧体诗歌：“初到城市风雪急/路边打车的士稀/工地离此三十里/怎么回去成了谜。”9其中“初到城市”“工地离此三十里”等语句，用三言两句勾勒出一个因不熟悉城市环境而困惑迷惘的农民工形象。另一首诗歌《打工难》如标题所示，内容完全是对打工收入太低的抱怨，这首诗语言同样浅显直白，却道出了经济状况不佳给个人带来的道德羞耻感：“外出打工十几天/今日归来无笑颜/两手空空心难受/钱没挣到路费完/低头匆匆怕人问/进了大门忙上栓/最怕家人提此事/唠唠叨叨个没完。”10这些诗歌展现打工者生存状态，无疑是具备实录特质的作品，其语言是拟古的，可情愫却是“真古”，充满了作诗以怨的色彩。但问题是，如果打开“滴水结霜”的快手页面，仔细浏览诗歌创作的整体状况，却会看到，尽管语言和写作风格仍保持不变，但相比较于诗集中的“采诗”作品，“滴水结霜”写诗的常态其实只是对日常生活随感的描写。
写日常恐怕正是绝大多数快手诗人写作的常态。同样以“滴水结霜”的诗作为例，其中一首充分体现出短视频创作即时捕捉与记录当下的特质。这首诗是写沙尘暴的《变天》：“沙尘弥漫狂风吹/雷声震耳惊心扉/瞬间天空受灰暗/落叶随雨又乱飞。”11要评价这首诗的语言艺术怕是很难，但这首诗贵在真实且即时，这种优点与其说是诗歌自身的特质，不如说是短视频让创作的即时性得到了最大可能的伸张。短视频创作者习惯用写诗来记录一切即时所见的事物，这也许才是最配适短视频的诗歌创作方式。但从整体来看，打工在内的职场、经济主题，在这群网络诗人的创作中通常占比不高。或许是因为，围绕工作与生计展开的诗作往往带有严肃的生活反思；这类诗歌虽在短视频平台有所体现，但富有深度的创作，大致还是不够契合于短视频的即时特质。
其次，从形式而言，诗集里当然无法听到“诗人”们为诗歌配上的各种音乐、图片和视频，而视听媒介恰恰构成网络诗歌多元的存在形式。快手诗人“蔡遇夏”不只是个诗人，还是个民谣唱作人，但如果单纯翻看诗集，便只知道他是个“30多岁，天津人，做过程序员”，却“看”不到他为诗歌文案精心配上的音乐。快手诗集中收录的《电子厂诗人·其一》在快手平台上既有音乐也有配图。诗歌的配图是一盏蜡烛，正配合着这首诗里“我多么想有一支不会熄灭的蜡烛/可以在漆黑的世界里/继续研读海子和余秀华”一句。再往前读，诗人坦白这首诗作于病中，当他“卧病在床/孤独地听室友说起/俄乌战况消息”的时候偏偏停电了，这才唤起“我多么想有一支不会熄灭的蜡烛”的感慨，这种感慨又建立在电子厂“没有诗和远方/只有被现实的怒涛/冲破堤防的可怜人”12的清醒认识之上。所以，诗歌配图“蜡烛”显然不是随意为之，而是象征着诗人在忍受电子厂的异化生活时，为自己点燃的一份寄托和渴望，图片在此有着不亚于文字的表意功能。
最后，诗集自然也无法展现网络诗歌的互动方式。前文提到的诗人“滴水结霜”，他的诗歌页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就是在“提及页”中有大量与其他快手诗人相互“@”的“和诗”。这显然是很难被诗集记录下来的趣事。更典型的一则例子是快手诗人“一壶明月6”，他有一首被收录在诗集中的诗歌《小店》。这是一首以仿旧体形式写成的感时“刺诗”，发布日期是2022年5月7日，讲述了“新冠”疫情解封时刻的景象。诗歌立意颇有“诗史”之风，语言晓畅易懂又近似打油诗：“小店久封首日开/无聊独坐守空台/门铃乍响急迎客/却是房东讨账来。”13有趣的是，翻看这首诗歌的评论区，还留有一位昵称为“易安居士”的用户，同样用诗歌方式写就了一则回帖：“疫情闹得百业哀，今日解封应开怀。管他房东与主顾，笑脸相迎好运来。”14这首诗完全是对原作的应和，可见传统诗歌的应和如今化作了平台内的发帖与回帖，在此，质朴的诗歌却留下了特殊时期极其可贵的记录。
当然也有一些创作者从平台上“消失”，诗集却保留了他们昔日的创作痕迹。如《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中收录的快手诗人“别河”和“六月星光629”，如今都将账号设置为私密，这意味着他们也许放弃了快手这片创作天地。
不管怎样，通过上面这些举例，我想已经充分证明了新媒体诗歌“不是供阅读或朗诵的诗，是供观看和续写的诗”15。经过选编的诗歌非但脱离了创作的原初场景，也拒绝把新媒体环境视作“阐释”文学的恰当场所，因而“采诗”不仅很难代表新媒体诗歌的“真声音”，终究也不可能通向一种适合于新媒体情境的诗歌批评方法。但是，我们正处在纸面阅读和媒介阅读并存的时代。之所以需要从互联网平台里“采诗”并编选诗集，是因为纸质读本依旧是人们最习惯的读诗方式，同时诗集也让许多不习惯借助网络平台“读诗”的人，得以接触网络诗歌。
三、“采诗”之外：如何在数码环境中“栖居”
从新媒体环境里截取诗歌的文本形式，固然消抹了大量文字以外的媒介信息，但当我们回到这些诗歌投放到短视频平台里的样子，用观看短视频的方式去“读诗”，就真的等于通向了大众的真实吗？
这里的问题在于，新媒体诗歌所置身的原初媒介语境与其说代表了“真实”，不如说是作者（同时也是视频账号的用户）有意呈现给观众/读者的人造数码情境。如小红书写诗一定会把诗歌文本镶嵌到精心筛选的图片之中，视频媒介中的诗歌创作同样不只是为了单纯发布诗歌文本，而是变成了作者以各种视频形式构筑文字的“现场”。关于这一点，一个极端案例来自快手诗人“书虫虫666”，这位诗人的快手页面完全是她的个人社交媒体展示页，诗歌创作与短视频平台上营造出来的人设几乎完全无关，我们只能从她的诗句“一次次改变/这潦草的半生/鬓角掺杂了些许白发/却拿不出丰功伟绩……”16，对照她那被有意装点的个人页面，尝试去“读”懂这个会写诗的女性。这种创作与网络人设的分离也是数字平台中极为真实的“创作状态”。
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新媒体表达所创造的人造数码情境。新媒体的表达和阅读方式在各个方面都不同于纸上的书写。不惟平台上的视频、图文总要经过各类技术化处理，譬如图片依靠滤镜进行“风格化”处理，视频也能够借助不同颗粒度的“一键生成”模式完成技术性改编。这表明，以技术手段实现创作者在媒体表达层面的创作意图，始终是一种异于阅读和创作经验的东西；就连诗歌阅读，也需要调动诸多上网经验，或称数字经验，才能“读懂”这些被包裹在各种媒介表达中的诗歌。所以说，媒体诗歌注定是不够纯粹的，因为我们很容易辨认出文字以外的媒介表达意图。即便有人仍坚持把短视频当作纯粹发布文本的地方，但大多数时候，网络诗歌往往有着其他看似与文学无关的功能——有人用诗歌营造“诗歌博主”的人设，有人则是把诗歌作为“随手拍”的附加文案。但它们都是“网络诗歌”，他们也都是“网络诗人”。
阅读新媒体诗歌，注定要在人造的“造境”中去“阅读”，这种阅读方式，或许终将取代以往依靠字里行间体味与知人论世的诗歌阅读方法。更进一步说，新媒体环境正在决定性地改变我们观看“人”与“文学”的视角与方法。因为诞生于新媒体造境的诗歌，总是以文字资讯的方式被放置在作者个人的平台页面上，所以诗歌也就很难摆脱被用于营造个人形象的目的。终究，诗歌在今天或许不过是平台内容生产的一条赛道而已。所有这些变化，都在挑战传统单纯经由文字来“读”诗的理解与阐释方式，突破现代以来依靠印刷文字传播观念与思想的基本模式。
于是，诗歌就在这种因媒介技术带来的资讯革命中走向了令人不安的歧途。我们正目睹着诗歌如何在媒介声音交织纷扰的状态里，实现自我更新与自我适应。或许，来自普罗大众的新媒体诗歌创作和新大众文艺实践，正是这一境况下诗歌“适应”当下数码时代的一种方式。
不过也正因如此，脱离了从前“诗”的自我设定与约束，“诗”的读法确实变得更加丰富了。今天，人们不仅可以用经典诗歌的方式阅读，也可以用浏览短视频“文本”的方式去阅读。一旦学会用畅游媒介的方式去观看视频平台里的诗歌，连同在互联网上“采诗”选编诗集的做法，其中值得探究之处便不止一端：人们震撼于互联网为时代发掘出大量素人诗人，也不止于从茫茫“网海”中“打捞”出代表大众与时代的声音；更在于能够从诗歌内容与形式构成的反讽之中，透视诗歌持续映照、思考时代的可能性。例如快手诗人“可乐的诗”曾发过一首反讽短视频的作品《短诗频》：“今天抖音还没有发/不是没写/是没写窄的/1080P的诗，要求竖频/短诗频。”17这首诗本身就“写”在短视频里，却试图去解释和嘲弄网络诗歌的媒介存在形式，“首先短/然后诗/最后频”，这种反讽书写完全可以类比于在纸媒时代嘲弄纸笔或在戏剧舞台上“拆解第四面墙”的举动。事实上，相比于这些每天与短视频打交道的网络诗人，很少有人能如此深刻地认识到，新的媒介环境对于文学创作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恰恰是这种扎根于网络生存体验的创作，却往往与纸质诗集的选编趣味背道而驰。例如在《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中，也有一首诗谈及了书写媒介的问题，诗人宗小白《不用手机的人》如是表达着“在我整天想着扔掉手机，却又扔不掉的年纪”18的诸种杂思，字里行间体现着对前手机时代的怀念，这首诗歌或许也代表了选编者的态度。诗集中所流露的那种回望前数字媒介时代的怀旧目光，显然和网络诗人嘲弄媒介平台的尖锐态度构成了有趣的差异。
新媒体语境为诗歌的写法和读法，都带来了非常多的阐释可能性。当下的互联网“采诗”，往往将诗歌选编同诗人特定的社会身份联系起来，高度关注诗歌是否反映了工业色、泥土味，也特别强调诗人是否具有新的职业身份，却很难注意到，作为平台生产一部分的诗歌，其存在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反讽色彩。仍旧以网络诗人“可乐的诗”为例，这位诗人还是一位在全平台、全媒体展开诗歌创作实践的网络红人。不同于他在公众号上仅以文字形式发布的内容，短视频媒介显然赋予诗人更多的内容创意。如果说在微信上他只是一位诗歌公众号的运营者，那么快手使他进一步成为集诗歌创作、写作教学、鉴赏分析为一体的复合型诗歌博主。短视频媒介表达的多面性决定了这位诗歌博主必然走向复合的创作身份与实践，而这种复杂的诗人身份正与复杂媒介环境相契合——诗人想要在快手运营网红人设是真实的，但在短视频中写下嘲弄短视频媒介的诗歌也是真实的。两种真实源于对同一种“写诗”行为的不同解读视角。因为存储在网络空间里的诗歌，既是嵌在新媒体情境中的文字资讯，却又是遵从于新媒体平台玩法所必不可少的“挂件”。前者仍可以用读诗的方式去观看和解读，后者则是用观察互联网用户的方式，对内容生产的行为作出解释。
互联网是复杂的，连同在互联网上“存在”的人与文学，都呈现出比纸面文学更繁复的面目。在新媒体中写诗的意义，远不止于“俯身看见”他人的生活，而网络诗歌也不总是在迎合我们对素人的质朴想象，其中不乏带有自我反省与自我解构意味的创作，或许正是把新媒体经验融入诗歌创作的一种富有新意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网络诗人的媒介经验以及对媒介经验的自我检讨，同样为新媒体诗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结 语
面对复杂的人造数码环境，人总是比诗歌更早地适应了这个时代。诗人的个性也许尚未被悉数泯灭，但诗歌传统中至关重要的抵抗精神，如今却化作了对诗歌创作在形式与内容上的俏皮“吐槽”。笔者曾经指出，在微博诗歌时代，诗歌创作仍保有相当犀利的特质，彼时网络诗歌尚存“无厘头、快餐化、段子式”的狂热姿态，但进入平台化生产模式后，诗歌很可能会选择与平台彼此“相安无事”地共处19。这是因为，当平台成为我们汲取精神与文化需求不可绕开的中介，网络诗歌尚存的一切诗意，都必须在平台内部寻觅新的栖居之所。网络诗人发布于个人页面上种种前所未有的新样态，既是诗人迎合平台生产的自我塑造，同时也是诗歌用力“拥抱”时代环境的笨拙方式。今时今日的诗歌阅读，也注定要在平台所构筑的数码情境中，学会用更为复杂的方式来“读”这些诗歌。
综合上述分析与讨论，再回望各种视频平台发起的在互联网“采诗”的操作，可能只能从中读出一种怀旧的哀伤。“采诗”这一编订诗集的过程本身，只会将所有关乎新媒体诗歌的微妙感推至前台。人们一边在平台中主动打捞散落的诗情，一边对原初媒介情境的刻意删削，这样做固然让素人声音得以显影，却使诗歌在纸面规训与数码自由之间陷入更为复杂的游移。但正是通过解读“采诗”背后的种种媒介的复杂性，我们会逐渐认识到，当诗歌不再是我们熟悉的样子，作为读者也应该适应这个“令人不适”的时代，正如网络诗歌和诗人如此努力地参与这个时代那样。
注释：
1 廿四：《小红书、B站、快手，互联网平台掀起新一波“诗歌复兴”》，剁椒Sping公众号2023年4月22日，引自https://mp.weixin.qq.com/s/XoghwLqMqR_HDGSyugyBYw。
2 圆圆：《诗歌营销，再度复兴？》，广告文案圈公众号2023年8月16日，引自https://mp.weixin.qq.com/s/Co5kjDPNONUd_is985oAXw。
3 《编者按》，《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人间后视镜工作室、单读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Ⅰ页。
4 《我们从“快手诗集”的评论区中，汇编了一本番外〈〉》，快手公众号2023年4月13日，引自https://mp.weixin.qq.com/s/njNleA_2FgpKnq12H6yzFA。
5 《沂蒙二姐全网刷屏，千万人从她的诗里看见春天》，快手公众号2025年3月27日，引自https://mp.weixin.qq.com/s/oZNCC9ohdoLLP502VbHRCQ。
6 19 金方廷：《上小红书，做个诗歌博主》，《星星·诗歌理论》2025年第1期。
7 刘文导：《从诗集到CD，快手的营销越来越有文艺范儿》，首席营销观察公众号2023年5月10日，引自https://mp.weixin.qq.com/s/BVHoXSebYplObf9Dv31XKQ。
8 15 丁鹏：《“沂蒙二姐”走红：所有的宏大叙事，都始于田间的诗》，《诗刊》社公众号202年3月28日，引自https://mp.weixin.qq.com/s/Wb3Js4tUaRNV0qjPxgibYA。
9 滴水结霜：《陌生》，《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人间后视镜工作室、单读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50页
10 滴水结霜：《打工难》，《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人间后视镜工作室、单读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51页。
11 滴水结霜：《变天》，引自https://v.kuaishou.com/7FIZHNSL。
12 蔡遇夏：《电子厂诗人（其一）》，《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人间后视镜工作室、单读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47—48页。
13 14 一壶明月6：《小店》，引自https://v.kuaishou.com/nKml2A4I。
16 书虫虫666：《到过许多城市以后》，《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人间后视镜工作室、单读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45页。
17可乐的诗：《短诗频》，引自https://v.kuaishou.com/KbLUAVrH。
18 宗小白：《不用手机的人》，《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人间后视镜工作室、单读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100页。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