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璩家花园》的历史书写与日常建构
内容提要：文学如何书写历史是经久不衰的话题，新历史写作从1980年代延续至今，是当代文学的一支重要脉络。《璩家花园》通过讲述几代人的市井生活，重构了1949年至新世纪的共和国历史图景。小说以个人化的言说解构历史巨型景观，打破线性叙事，呈现个体的微观生命经验；又通过对器物的迷恋和对市井生活肌理的描写，以及对隐秘创伤的挖掘，构筑起平淡琐碎的日常世界。纪实细节与虚构叙事在此交融，实现历史与文学的汇合。
关键词：叶兆言 《璩家花园》 历史书写 日常建构
叶兆言是新历史主义代表作家。尽管他常被划入“先锋派”“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其创作却无法被这类标签束缚。他的小说文本既以先锋笔法打乱传统线性历史叙述，又以新写实的笔法如显微镜般透视市井肌理。新作《璩家花园》时间跨度最长，打破了历史巨型景观的遮蔽，将南京城的百年沧桑浓缩于璩家花园三代人的市井日常之中，编织出独特的历史认知图景。
叶兆言曾在采访中说道：“好的小说就是景观当中的亭台楼阁。为什么要盖这样一座亭台楼阁呢？因为在风景绝美的地方有一个小亭子，你会看得更远、更好。”1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小说家并非创造景观，而是建构观察世界和历史的特定视角，而小说的历史书写就是为观察一座城市的历史提供了“景观当中的亭台楼阁”。叶兆言作为极具地域辨识度的创作者，《璩家花园》的历史书写也为审视南京这座城市的肌理提供了入口。和传统家族小说以家族的代际兴衰展现历史不同，小说聚焦璩家花园中市井百姓的日常生活，真实与虚构之间，是由他们的情感体验组成的真实可感的南京城历史。在这里，璩家花园以恒定的空间折射流动的历史，成为时间和空间的压缩表现，它与共和国七十年的历史共同沉浮，完成了对市民琐碎生活和日常生活肌理的书写。
一、历史景观的书写：历史巨型景观的消隐与历史言说的个人化
叶兆言的中篇小说“夜泊秦淮系列”勾勒民国市井历史图景，传统历史叙事里宏大的革命与战争，经由家族和个体命运重新铺展。此后，他另有一批历史小说聚焦民国年间的革命与战事：《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以南京沦陷为叙事底色；《刻骨铭心》自1920年代写至抗战胜利，交织南京军阀混战与日军侵华的时代背景；《南京传》属非虚构作品，叙写南京千年沧桑，从三国东吴一路延伸至民国、抗战落幕；《仪凤之门》描摹晚清至民国的南京世态，书中人物随时代浮沉辗转前行。而相较于之前作品对战争、革命等宏大命题的消解，《璩家花园》的历史事件更加弱化，从“事件”进一步走向“生活”，铺陈几代人琐碎的人生境遇。有研究者指出：“从《南京传》到《仪凤之门》到《璩家花园》，叙事视角不断向后撤，从一个很大的外在景观转向内在生命经验。”2叙事中的宏大历史景观越来越远离小说的“焦点”，甚至越来越模糊，小说“镜头”越发聚焦于个体的微观情感与生命经验。《璩家花园》被称为1949年后的《南京传》，《南京传》侧重重大历史事件与风云人物；《璩家花园》则将笔墨落在寻常百姓的日常生计之上。“真正让南京人能够眼红的，是那些有钱人家的宅门和园子，譬如甘熙宅第和胡家花园”3，而《璩家花园》里，璩家花园这片屋舍早已变卖，几经易手，成了杂乱拥挤的大杂院。天井和阿四对此全然不知，他们只清楚自己生于长于璩家花园。那些被《南京传》中士绅宅邸所遮蔽的民间生存真相，在璩家花园斑驳的雕花门楣下得以被重新讲述。
小说以璩民有、璩天井、璩达三代人铺展各色市井群像，借他们跨越半世纪的人生轨迹为脉络，把南京城与时代沧桑融于普通人读书谋生、婚丧起落的日常里。而值得注意的是，小说还特意设置诸多无解答的悬念，如天井和璩达未解的身世之谜、阿五的失踪与回归、南京不了了之的分尸案等，真相湮灭，确定性不断缺席，历史被撕裂又缝合，不再完整统一。个体也不再只是见证历史的工具，个体生命经验成为历史的重要基底，不同个体之间重叠的历史记忆共同构成了历史，“这种呈现具有叙事性本身所有形式上的连贯性。但是，这将会把‘意义’（meaning）（它总是被建构而不是被发现）错认为‘实在’（reality）（它总是被发现而不是被建构）”4。《璩家花园》中李择佳放弃追究天井推人的缘由成为小说中永恒的谜团，而这种历史的无解状态或许本就是历史常态，当历史试图以因果逻辑统摄一切时，个体的情感选择却以一种非理性姿态对抗历史的解释。小说中，不论是不可知的身世、案件，还是不了了之的事情与情感，都构成了真实可感的、打破整体性与因果逻辑的历史。断裂性的叙事瓦解了历史的连续性幻觉，呈现出一种更为广泛且本真的历史真实。
在这个层面上，文本得以进行个人化的历史言说。叶兆言通过对作品的理性控制使得历史具有主体化特征，注重主观时空观念而非历史客观时空，从而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在真实历史生活之上凸显主观感受，“历史小说由于表现对象的非现在性和非现时性，以及主体与对象的远距离性，作家不能不以一种理性的原则和秩序去重建世界形式”5。历史被解构为流动的阐释空间。在这一空间内，历史的源起与脉络被刻意模糊，历史被不断改写，所谓的真相则在叙事的持续重构中变得可疑且不可追寻。
在《璩家花园》的叙事场域中，历史巨型景观退隐为模糊的背景幕布，微观生命经验被推至聚光灯下。“任何目光都将由生理组织、文化代码和意识形态成见共同组成；在这个意义上，‘真’可能成为一种伸缩不定的度量。”6历史的聚焦点一变，景象随之而异。《璩家花园》中历史景观也转换为声音的混合，形成“一种所有社会生活在其细枝末节上都被严密组织起来并受到严格的控制的感觉”7。小说中宏大历史图景带来的遮蔽被不断破除，正如南帆所言，历史本应如此，历史本质上不应过度聚焦于战争或社会动荡等历史巨型景观，深入家族内部的伦理纠葛与日常经验，反而能从微观处重构出更具复杂性、也更有温度的历史图景8。因此，政治、战争与家族的历史实为平行共生的人类经验不同切面，却又彼此交错，历史便在这复杂的互动中生成。具体而言，文本如何打破历史景观的遮蔽，与其采用的文学话语有关，“无孔不入的权力终于掌管了话语的诸多环节”9，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的分野在此尤为关键：历史话语聚焦社会整体与巨型景观，文学话语则关注世俗人生与细微情感。
《璩家花园》刻意打破巨型历史景观的遮蔽，转而采用个人化视角言说历史。文中将“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等政治运动一笔带过，刻画侯晋如的消沉与对日常的专注——个体以此抵抗历史暴力的侵袭与痛苦；借天井童年的感官体验来写最真实的饥饿记忆，弱化困难时期背景。除此之外，小说里“天安门事件”仅作为分手信内容出现，章明为自己找借口，阿四也完全不理解所谓的英雄性，“愤怒的不是天安门革命群众被镇压……而是愤怒章明居然提出了要与她分手”10。历史事件的崇高性被个体欲望所消解，公私领域中关于公和私的价值排序也被颠倒。小说也写到唐山大地震，当全城陷入恐慌时，文本却聚焦阿四找天井分享成功上夜校的喜悦，“这事来得有些突然，很突然，太突然……高兴还来不及”11，重大历史性恐慌时刻戏谑地转化为个体生命的喜悦情感，这些被宏大历史遮蔽的个体瞬间情绪反而构成生命最真实的体验。
文本从历史外在景观不断转向生命内在经验，不仅是对历史的重新阐释，也是对历史真实的消解。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不仅是宏大的，更是细微的，是需要面对活生生的个体的。有学者依托福柯《词与物》探讨语言与世界的关联12：语言建构主体，客观世界由语言编码，因而语言构成符号系统，决定主体如何认识世界。但是，文学话语有对既定符号系统进行颠覆的潜能。虽然过往的社会文化传统以及权力结构都通过符号体系被固化，但是“以往的文化史证明，符号秩序之中显然隐含了各种无法摆脱的压迫和歧视的信息。因此……逃离既有的符号秩序是一个强大的冲动——尽管不可能长时间真正地逃离”13。文学所具有的特殊话语形式，也赋予了小说历史书写的意义。
文学是介入历史的独特路径，以真切细碎的个体生命经验诘问固有秩序。日常细节的陌生化与叙事实验可以唤醒鲜活的个体感知并冲击既定符号秩序。《璩家花园》以璩家三代人的生命体验为镜，折射出以往被宏大历史叙事所遮蔽的个体生活与微观生命体验。在历史记忆日趋景观化、符号化、碎片化、数字化的时代，向内转的书写让遥远的事件在当下的个体情感中获得延续，延缓了历史的衰变与消隐。天井、阿四等普通市民的细碎心绪与人生抉择，恰恰构成解读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最鲜活的视角。历史真实不再寄身于宏大的景观，而蛰伏于个体生命的幽微之处。
二、日常生活的建构：平淡琐碎与不可言说
张清华曾归纳新历史小说的核心特征。谈及叶兆言，张清华指出他在叙事视角、历史与价值观念的转换上极具代表性，这也是其区别于其他新历史小说作家的特质，“叶兆言的作品不像苏童那样充满了苍茫的古韵与空灵的诗意，相反，他的叙事风格似更有意追求‘浮生小记’式的真实，因而有人亦把他看作‘新写实’作家”14。相较于苏童饱含古典诗意、深挖意象的文字，以及莫言充满传奇想象、感官浓烈的叙事，叶兆言侧重铺展生活图景，细致描摹市井百态。历史缝隙里的细碎体验、转瞬起伏的心绪、自觉维系的仪式，共同构筑出日常。日常赋予人生意义，剥离了琐碎经验的生命将失却真实。“日常生活经验，各种细节，这是文学的独特内容。”15小说中的过去已然化为一种生存形态，那便是“日常”。《璩家花园》借书写对旧物的眷恋、铺陈生活肌理、深挖个体细腻的情绪创伤，构筑起平凡琐碎、难以言说的日常世界，让历史重回每个生命的隐秘深处。
“从日常生活中发掘出具有时代感的事物并将其意象化，是叶兆言的一贯风格。”16小说格外凸显个体对器物的迷恋，器物的绵延成为时间的寓言。器物的衰变丈量时间，文中人物对器物的迷恋随岁月流转发生变化，日常器物由此承载生命重量，呼应时代与历史的回声。小说原名为《缝纫机，蝴蝶牌》，故事由缝纫机引出一系列情节。直至小说结尾，各类旧物均已淘汰，天井和阿四仍舍不得丢掉那台从未派上用场的蝴蝶牌缝纫机。作为父辈的专属记忆，缝纫机在当年是十分重要的物件，一台缝纫机甚至左右了李择佳人生诸多选择。蝴蝶牌缝纫机作为核心意象，既是婚姻伦理的物质载体，正如李择佳要求民有购置缝纫机才肯成婚；也承载时代与历史记忆，缝纫机从生活必需品沦为闲置留存的旧物，最终成了家中摆放黑白电视机的台子。手杖同样是费教授格外珍视的器物，这件物品贯穿费教授一生，在不同年代多次出现，从早年身份象征，到后来遗失、更换款式，暗含费教授与时代的隔阂。费教授的手杖从代表知识分子身份地位的“文明棍”变为老年人的拐杖，文人精神在“文革”特殊时期难以传承，手杖的生命轨迹以沉默的姿态见证历史起伏。
从胡塞尔、卢卡奇到其他理论家，日常生活不再被看作平庸无意义之物。日常生活占据人类大部分时空，理应纳入哲学审美反思范畴，对人的存在意义重大。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同样重视日常生活的价值，“在日常生活中，个人以多种形式使自身对象化。他塑造他的世界（他的直接环境）并以此塑造自身”17。
小说以白描手法细密编织市井生活的情状，使日常成为理解历史与现实的重要场域。而璩家三代人与周边各色市井巷陌百姓的命运，也是一种旁枝蔓延的另类家族叙事。“右派”改造、“文革”、知青下乡、工厂夜校、改革开放、工人下岗……各类重大历史事件尽数融于璩家花园街巷烟火之中。无论身边人如何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中活跃，天井都始终以静默的姿态行走在历史潮流之下，他拒绝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下岗后艰难谋生的韧性，显现出平凡日常里的生存尊严。在生命意义不断淡化的年代，他依旧带着近乎固执的坚守踏实生活，对照1980年代后璩民有嫖娼、岳维谷出轨、陆晓明骗婚等空洞纷乱的生活，天井对日常的固守与体悟，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现代化生存困境的回应。内心欲望淡薄的天井活得安宁，被阿四称作“第八个铜像”。
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之下，个体的日常不再是背景，而是历史本身的肌理。不管是民有由教师划为右派、平反复职后下海经商的身份变迁，还是阿四从工人转为茶馆老板而后入狱，这些个体私密日常不再是宏大历史进程的注脚，而是借个体经验呈现历史的另一重维度。譬如民有被划为右派下放劳改，重返南京接天井时，小说特意铺写二人吃饭的细节，“民有父子大快朵颐，天井印象中，这是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虽然就两三个菜，实在是太好吃了”18。甚至民有似乎已经忘记曾经让他无比心痛却又不得不遗弃的甜甜和米米，就连费教授也忘记去问。历史话语偏重宏观社会与时间，琐碎细节往往被历史叙事舍弃。但文学话语聚焦个体微观生命，看重那些被正史搁置的日常体验，这正是小说历史书写的价值所在：它跳出线性逻辑，让那些细碎偶然的个体经验，获得独立的意义重量。
《璩家花园》横跨四代人的生活，以温和叙事讲述共和国七十年起伏变迁，小说遍布隐忍难言的“平静”，平静叙述之下蕴藏巨大张力。这种外表平静、内里饱含情绪张力的叙事，得以挖掘个体深藏的精神创伤与隐秘情感。王德威曾指出，叶兆言的笔法与言情小说的传统有关，“用白描笔法写世俗人生，叶兆言应是汲取了言情小说传统。……而当叶兆言糅合了民国言情小说的这两种传统，并挪为己用时，他才真正令我们眼界一开”19。
小说《刻骨铭心》中，秀兰对希俨的情意、希俨和碧如的纠葛，都隐秘而微弱。秀兰多次试探希俨，希俨件件回应，态度却不痛不痒，难以看透他内心真实想法。而旧情已断恨意未消的碧如，仍觉得嫁给无动于衷的希俨不清不楚，却在多次暗示后仍听不到希俨一句表白。《璩家花园》亦是这般，书中尽是人性暗处与各类隐秘情感。譬如特殊年代，从前潇洒自得的民有被逼落泪，只是暗自流泪、默默用拳头捶自己的头。李择佳亦是如此，弥留之际，当着民有夫妻的面，她只能紧紧握住民有的手。李择佳爱慕民有，这份感情却长久深埋心底。无论民有与李择佳，还是费教授与江慕莲，彼此的情感都十分隐秘。
不可言说的平静与隐秘的情感背后，与特殊年代个体的精神创伤有关。1960—1970年代是小说的重要时间背景，在这段时期，个人的私人生活被迫与公共生活交织。《璩家花园》中，人物命运和内心世界总是以隐秘不发的方式指向某一历史节点，这一潜在的精神创伤显示出无法愈合的历史伤痕，隐匿在小说众多人物幽微的情感中。如海登·怀特所言，尼采认为人类拥有一种以颠倒形象自我欺瞒的独特能力，“他有能力梦想、在想像中嬉戏、遮盖住他在对于不朽的梦境一般的暗示中因为意识到他自己的有限而产生的恐怖、痛苦和折磨”20。然而特定年代的创伤记忆总在遗忘与铭记之间拉扯，即便人主观想要忘却，过往创伤仍会潜藏在记忆深处，“过去与现在不仅形成了断裂，而且记忆在主观上试图遗忘过去，但过去始终以某种偷渡的方式存在于现在”21。《璩家花园》里，改革开放后政策规定档案里留存的“右派”材料要交由本人销毁，政工小宗拿出档案袋时，这份档案再度勾起岁月创伤：天井父亲民有被划为“右派”，连自身温饱都难以维系，只能把天井等三个孩子托付旁人。叶兆言以节制的笔触轻抚历史与人性的褶皱之处，将精神创伤隐匿于不可言说的平静之下，个体记忆想要通过遗忘得以疗愈，但是创伤从未消逝，而总是蛰伏于日常的裂隙中。
三、历史与文学的交汇、纪实与虚构的融合
有研究者曾言：“有一种说法，认为对于历史小说家，历史是用来居住，不是用来考察的。”22《璩家花园》亦是如此，作者以历史“居住者”的姿态，在纪实与虚构间讲述南京城内几户人家的故事。小说对南京史料多有考证，涵盖历史地点、事件与具体时间点，呈现出历史真实；同时又运用小说笔法进行虚构与想象。
小说将作家的个体记忆与集体历史相互融合，既融入作家个体的真实生命体验，也记录了诸多公共历史事件，“在天井和阿四刚读夜校的那段日子，发生的大事情特别多，一件件接着来，大地震风波刚过去，朱德他老人家过世了，毛主席他老人家也走了，四人帮粉碎了，人们又上街游行，到处挂起了英明领袖毛主席的肖像，再然后，被第二次打倒的邓小平，又一次出山了”23。小说这一场景的刻画并非以新闻纪实的笔法复现历史现场，而是通过天井和阿四在夜校就读的个体感知完成书写，从而使得历史变革的宏大事件，得以从个体的视角呈现。小说通过天井与阿四的夜校生活，将那个时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唐山大地震、朱德与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复出等融入市井百姓视角的日常，实现真实历史事件与文学虚构的重叠。
又如小说里天井的钳工经历、七千元党费事件，均源自作家亲身经历的真实细节。天井身上融合了多重人物影子：1971年初中毕业后，他与阿四一同分配至金陵标准件厂，被伍师傅选中做机修钳工，这段情节便有作者四年钳工生涯的写照；而七千元党费的情节，则取材于叶兆言父亲的真实往事。正如叶兆言的回忆：“因为‘文革’开始，我父亲母亲把所有工资上交了党费……到了1970年、1971年左右，这些党费都退给他们……小说里考大学的事情也很真实。我自己做了四年钳工。当时为了考大学，到处去蹭人家补习学校的课。”24因此，这部小说满是作者与身边人的影子，书中真人真事众多，不能像从前民国小说那样在虚构里掺真实，反而要把真事写得假一些，“这些人都活生生地在我眼前。我太熟悉他们了。跟写民国的小说不一样，写民国属于自己瞎编，故意弄得跟真的一样。这个小说太真了，太真了以后我必须把它弄得跟假的一样”25。
除个体记忆外，小说里也遍布集体历史痕迹，“一化三改”、公私合营、反右派斗争、“文革”“上山下乡”、高考恢复、简化字推行、国企制度改革，还有抽水马桶使用、粮票停用等日常细碎细节。海登·怀特认可历史事件客观存在，但我们感知到的历史，是经史料重组、语言修辞加工而成的话语建构。传统史学常把历史书写看作客观中立，可历史学家总要整合史料，以叙事重构因果逻辑，将零散碎片编织出有阐释力的事件，“在‘客观’历史中，‘真实’永远不过是一种躲藏在貌似强大的指涉物背后的未曾表述的所指”26。传统历史主义区分历史与文学的边界，新历史主义者却强调二者具有同质性。一方面文本具备历史性，承载特定时代的历史印记；另一方面历史拥有文本性，由此“新历史主义者主张在文学研究中引入对‘文本的历史性’（historicity of texts）和‘历史的文本性’（textuality of history）的双向关注”。如此，历史不再是背景，文学也不再封闭，“历史不可能仅仅是文学文本的对照物或者是稳定的背景，而文学文本受保护的独立状态也应让位于文学文本与其他文本的互动，以及它们边界的相互渗透”28。
“如果说福柯使我们认识到了历史的文本性的话，后结构主义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则使我们进一步看到了作为文本的历史内在的文学性。”29以往历史话语标榜客观真实，叙述却自带文学创作特质，因此历史书写与文学创作具有同构性。历史与文学的关系由历史的文本性延伸至内在文学性，二者更为贴近。《璩家花园》不断消解历史与文学的对立，完成二者同构。天井的工厂经历既是叶兆言个人记忆的投射，也是以微观视角重述集体历史经验。“文革”工厂安置就业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被转化，依托日常叙事重新组织，历史纪实与文学虚构相互交融。小说融合集体历史与个人记忆，私人记忆成为认知历史的路径；主人公天井不仅是作者青年时期的写照，也是无数未载入史册普通人的缩影。故事从璩家大院延续至新冠时期南京禄口机场，历史不再是封存的过往、固化的背景，而是持续书写、充满变数与未知的未完成文本。
有学者肯定文学蕴含的历史意识与历史判断，“虽然文学是一个虚拟的世界，文学中的历史判断也应该具有可公度性”30。《璩家花园》通过纪实与虚构的融合，实现了历史与文学的交汇。文本既借历史缝隙里的个体补足历史空白，又对历史进行了主观化重构。海登·怀特强调历史编纂的文学性，《璩家花园》也印证了文学书写的史学价值与文史相融的意义。诗比历史更真实、更哲学、更严肃，其价值不只依靠微观叙事还原宏大话语遮蔽的个体生命经验，还借文学虚构呈现历史意识与价值，赋予历史生命力，这或许也是对当下历史小说创作趋势的又一次印证。
注释：
1 叶兆言、舒晋瑜：《叶兆言：我珍惜自己还能写的状态》，《中华读书报》2024年12月4日。
2 杨庆祥：《重返虚构与重塑历史——叶兆言〈璩家花园〉六人谈》，中国作家网2025年1月7日，引自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5/0107/c404030-40396961.html。
3 叶兆言：《南京传》，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419页。
4 26[美]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董立河译，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3页。
5 洪治纲：《新历史小说论》，《浙江师大学报》1991年第4期。
6 8 南帆：《叙事话语的颠覆：历史和文学》，《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4期。
7 [美]弗兰克·林特利查：《福柯的遗产：一种新历史主义？》，王逢振译，《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9 南帆：《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重组的形式》，《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10 11 18 23叶兆言：《璩家花园》，译林出版社2024年版，第196、199、177、200页。
12 13 15南帆：《文学的意义生产与接受：六个问题》，《东南学术》2010年第6期。
14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2页。
16张晓琴：《叶兆言长篇小说〈璩家花园〉：以文字为舟楫，渡人亦渡己》，《文艺报》2024年11月22日。
17[匈牙利]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19王德威：《艳歌行——小说“小说”》，《读书》1998年第1期。
20[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462页。
21顾晓伟：《创伤记忆与历史表现的悖论——评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文艺研究》2013年第9期。
22程德培：《“过去的声音”开启虚构之门——评叶兆言的长篇小说〈仪凤之门〉》，《上海文化》2023年第3期。
24 25黄茜：《小说家叶兆言：璩家花园是个有普遍性的地方》，《南方都市报》2024年9月22日。
27 28 29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673、672、672页。
30汪正龙：《重审文学的历史维度——兼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文学评论》2018年第6期。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