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历史化”与“再历史化”之间 ——论“新东北文学”的发生与审美困境
内容提要：“新东北文学”的发生是内外部共同影响的结果。外部而言，文艺体制的变化和传播媒介的冲击，使“新东北文学”“有限”地承担了“重视现实”这一社会主义文艺体制延续的使命；内部而言，“新东北文学”则有着针对先锋思潮与现实主义文艺的“双向反思”。正是这种复杂的文学质地，使得以班宇、郑执、双雪涛为代表的“新东北作家群”，其作品在“去历史化”与“再历史化”之间生成“混合现实”的审美特征：既有先锋文学笔法，也有现实主义意义呈现，又表现出网络时代虚拟技术下的“数据库写作”趋向。
关键词：“新东北文学” “铁西三剑客” 班宇 双雪涛 郑执
2011年，林嵒在《“渤海论坛”主持人语》提出“新东北作家群”理念1，并于2015年进一步阐释：“作为对‘新东北作家群’的研究，其不仅有鲜明的地域性特质，而且具备中国文学史所蕴含的许多共性……其文学形态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受到整个中国文学发展规律的制约和影响。”2 2020年，黄平在《“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写道：“‘新东北作家群’的崛起，将不仅仅是‘东北文学’的变化，而是从东北开始的文学的变化。”3由此观之，“新东北文学”从不是有范围的地域性概念，而是一个小—大，局部—整体的互动格局，对“新东北文学”进行概念梳理，有助于把握中国当代文学新的审美风尚。延续这一思路，有学者从社会阶级层面出发，认为“新东北文学”“代表了普遍的工人阶级的乡愁”4；也有学者从“大历史、大中国”角度，思考“新东北文学”的发生与历史的东北、中国的东北之间的关系5。黄平则在文化层面对“新东北文学”进行外部与内部辨析6，本文在此基础上扩展外部与内部视角，“将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研究称为‘内部研究’，将文学作品同作者思想、社会等之间的关系研究称为‘外部研究’”7。进一步探讨“新东北文学”在上述互动关系中如何发生、发展，并最终生成自身的审美特质与内在困境。
一、外部研究：文艺体制的变化与新媒介的影响
“如果没有东北老工业基地九十年代的‘下岗’，就不会有今天的‘新东北作家群’。”8现有的“新东北文学”研究，普遍将1990年代东北下岗潮视为重要生成背景。然而该视角尚存解释缺口：继1990年代“新现实主义”创作浪潮之后，“新东北文学”何以在下岗潮发生二十年之后，才“再次”获得文学场域与普通读者的广泛关注？
一方面，我们可从文艺生产与创作群体身份变迁的关系中寻找答案。左翼文学拥有文艺大众化的传统，延安文艺进一步明确这一方向，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形成“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正如毛泽东所言“一桶水应该是从地面上提高而不是悬于空中去提高”9，创作通俗易懂、契合大众审美趣味的作品，要求持续从人民群众之中培育“业余作家”。因此，现实主义诉求，与业余作家培养体制休戚相关。1950年代，各级作协、文联以及高校文学院承担培育本土作家的职责，开设各类研修班，发掘并培养本地富有创作天赋的普通群众10。同时兴办改造文化馆，发现培养业余文艺工作者11。传统社会主义文艺体制倡导作家深入生活，立足现实开展创作，既重视现实主义道路，也积极发掘业余创作者，催生大批潜在写作者，促成业余作家、专业作家与普通大众之间的良性互动。19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各地出版社陆续创办文学期刊12。这类期刊面向读者市场，部分延续“培养业余作家”的职能，但期刊市场化的冲击，令业余作家培养工作难以为继13。一方面，业余作家的减少以及文学的逐步市场化，致使作家阶层固化、专业作家“精英化”；另一方面，先锋文学对西方文学观念的引进，也形成对现实主义观念的冲击，“他们反抗现实主义墨守成规的套路，从而去追求西方的现代派，冲破文学史固定的秩序”14。
然而，1990年代以来，依然存在“新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等现实主义的回潮，与纯文学作家的“精英化”与“中产化”的趋势形成对峙，构成社会主义文艺体制内部的结构性张力。因此，作为结构性要素，新世纪语境下“现实主义”在“新东北文学”中的复兴，既是社会主义文艺体制内在延续性的体现，也是对先锋文学思潮的反向纠拨。考察“新东北作家”的成名路径，会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双雪涛、班宇、郑执都非纯粹的“期刊作家”，其创作早期与港台文学报刊、豆瓣等民间新媒介联系紧密15（尽管他们成名后，也得到期刊推崇）。他们成功出圈后，又迅速得到官方的“现实主义”追认16，都表明了他们在传统社会主义文艺与先锋艺术之间的摇摆性。
另一方面，“消费端”读者兴趣变化亦影响到“新东北文学”。消费群体变化，不仅是文学市场化的影响，更来自“网络阅读的冲击”。现实原因有三：第一，2009年1月工信部为中国移动、联通、电信发布3G牌照，中国从此进入3G时代，次年8月，第一代小米手机上市，售价不足同期旗舰手机的一半17，国产手机迅速普及、机型价格持续下探，大众群体的手机持有率进一步提升；第二，2008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出台政策，全面推进家电下乡，包括电脑、彩电、手机等18，这一政策有效提升了农村地区的手机持有率与使用率，而该群体既是外来务工人员的主体，也是传统纸媒刊物的重要读者群体；第三，2010年网络文学“大爆发”，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达到1.62亿人19，其中读者最喜爱类型为仙侠玄幻类小说20，与传统纸媒发表的文学类型大不相同。由此观之，2010年前后，“消费端”读者受移动阅读新媒介的强烈冲击，阅读媒介与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革。
新媒介的冲击深刻重塑了大众的阅读趣味与作家的写作取向。如前文所述，仙侠玄幻等虚拟题材成为网络文学的主流21，意味着读者阅读兴趣，从传统纸媒文学刊物描绘的“现实”转向到“虚拟”。由此观之，传播媒介方式变化，使得“新东北文学”的产生环境复杂化了。一方面，由于网络文学虚拟性的增强，传统文学“寻找现实”的冲动更强烈了；另一方面，“新东北文学”恰是在“虚拟”与“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虚拟现实也是现实，这一点在后文详述。
“铁西三剑客”中的班宇、双雪涛，其父辈皆为底层工人阶层，双雪涛在采访中谈到父母是拖拉机厂下岗工人22；班宇在采访中回忆起儿时家庭贫困，在姥姥家顿顿吃酸菜的场景23；郑执的父辈经营一家小面馆，属于个体经济者24。并不是说父辈处于底层，写出的作品就是现实主义，而是其作品以“子一代”视角，关注到父辈的境遇与经历。虽然这是一种“想象的现实”，但正如黄平提到的，这是一个“共同体内部的写作”25。父辈既是集体事件亲历者，集体记忆继承者，又是独立的、高度私我化的个体，是扎根现实与生活的“现实主义”载体。从外部层面而言，“新东北文学”的发生受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冲击与新媒介的共同影响，作家创作趣味、艺术风格发生转变，传播方式随之更新。在“去历史化”与“去现实化”的潮流之中，“新东北文学”重新确立“重视现实”“再历史”的新标杆。
二、“一半”的现实：“双向”的内部审美反动
从社会主义文艺体制变化与新媒介的冲击而言，“新东北文学”急切需要反映现实，然而从艺术发生内在规律而言，其笔下的“现实”，又不是传统意义的“现实主义”，而是经过了“先锋化的虚拟”改造过后的“现实”。
首先，“铁西三剑客”的作品融合强烈的“超现实”情节与结构特征，将“现实”与“超现实”融为一体。在郑执《仙症》中，出现了“我”的姐夫王战勇被“大仙”附体、大姑通过“作法”为其治病的“超现实”情节。再如标题本身就带有“超现实”倾向的《蒙地卡罗食人记》，小说以“变熊”“吃人”的超现实情节收尾，“我这才伸手去摸自己的脸，终于觉出不对，首先不是脸，而是我的一双手不再是手，那是一副利爪”26。班宇小说的“超现实”表达更侧重人物内心层面，集中体现为大量梦境书写。梦境叙事几乎贯穿班宇全部创作：既有《逍遥游》中大篇幅、直接呈现的梦境段落27，也包含《山脉》里“断断续续，近乎梦境”28的叙述，以及《凌空》结尾“我”半梦半醒29的间接梦境暗示。双雪涛则更大胆地将“超现实”情节作为叙事结构的重要一极。例如《刺杀小说家》中，现实世界的“寻女”“刺杀”线索与虚构世界“逃亡”“复仇”情节双线发展。《光明堂》中“我”、柳丁和姑鸟儿掉入影子湖，遇到“眼镜”在审判化为“手铐”的赵戈新，被发觉是怕光的影子后，“眼镜”化作鱼试图逃脱，“眼镜猛烈地摇晃脑袋，礼帽掉了下来，透过衣服，光里面是一片鱼鳞”30。这一“超现实”情节既是对前文“林牧师被害”的回应，也是整个故事的收束。
其次，“铁西三剑客”的作品，其先锋叙事特征也十分突出。例如班宇《山脉》，叙述围绕一篇并不存在的小说展开，全文由评论、讣告、日记、作品《东方之星》、访谈五个部分构成。班宇在小说《山脉》中构筑了“实在现实”与“文本现实”。所谓“实在现实”，即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而“文本现实”与其说是一种现实，不如说是持续的解构与建构活动——小说《山脉》讲述一篇并不存在、同样名为《山脉》的作品。这篇虚拟的《山脉》是破碎、被解构的，读者只能依靠零散的评论、访谈、日记去建构这篇不存在的小说，并且永远无法拼凑出它的全貌。但与此同时，这篇不存在的《山脉》借助多种叙述形态，呈现出主观与客观彼此交织的“真实性”。班宇的另一篇小说《双河》也具有这一特征。双雪涛和郑执的作品则带有先锋性的多视角叙事特征。
再次，“新东北文学”同样具备传统现实主义特质，作品注重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塑造，但笔下的典型人物大多带有残缺特质（黄平将其概括为“畸人”31，人物身体或精神上的“残疾”本身也构成一则现实主义困境寓言）。例如双雪涛处女作《翅鬼》中的萧朗，为获取雪国人身份被迫割去翅膀，《跛人》则直接于标题点明主人公特质——仅有一条腿的跛人。班宇《逍遥游》里，主人公许玲玲是身患绝症、依靠透析维持生命的病人，《盘锦豹子》中手部有残缺的孙旭庭，还有《漫长的季节》贯穿全文、身染重病的母亲。郑执的《森中有林》亦借人物口吻直白展露人物的残缺特质，“以前家里就我们父女俩，一共两只好眼睛，平均一人一只，后来为我姑爷牺牲一只，他又进这个家，三个人三只好眼睛，平均还是一人一只”32。残缺同样体现在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破损之上，诸如工人下岗、夫妻离异、亲人离世、人物边缘化等。除典型人物之外，“新东北文学”也塑造典型环境，大多指向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日常公共空间的衰败。如班宇在《工人村》中所描写的，“进入八十年代后，新式住宅鳞次栉比，工人村逐渐成为落后的典型，独门独户的住宅被认为更接近时代……这些苟延残喘的廉价社会住宅，居然也变成了古董，待价而沽”33。再如《渠潮》所描写的体育场，“体育场里的草坪已经荒芜，变得十分不均匀，球门两侧的杂草成堆，其余大部分区域则已变得光秃，露出本来的土色”34。这些景象象征旧工业基地衰落连带整个日常公共空间的落寞。此外，“铁西三剑客”写作中频繁运用东北方言与日常口语，辅以方言独有的修辞方式，拉近文本与现实的距离。
最后，“新东北文学”书写的现实，裹挟着浓厚的虚无主义色彩。“虚无”体现在无法抗拒的历史浪潮及其催生的破败环境：工人阶级曾经的荣光、工厂昔日的繁盛与后来的衰败构成强烈对照。从“厂内业务繁忙，气氛火热，日夜开工，各级工种福利待遇都有上调，勾兑的汽水儿随便喝，午饭天天都有溜肉段”35，变为“空旷的车间里，经常有重物坠地的声音长久回荡，所有人比从前要更加沉默、辛苦”36。在历史与环境的巨变下，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受到巨大影响。由此，“虚无”落实在个体生存困境与近乎“命中注定”的无力感之中，这也正是“铁西三剑客”笔下的典型人物大多是“残缺之人”的内在缘由。
不过，“铁西三剑客”的创作并未止步于呈现虚无绝境，而是在虚无底色之上持续探寻救赎的可能。鲁太光认为，“双雪涛小说有两个面向，一是‘世界瓦解、粉碎的过程’，二是‘很强的救赎意味’”37。这一特征在《光明堂》的意象建构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小说开篇便以死亡场景奠定悲剧基调，“他的疯病第二次发作，想要抓住我，结果掉进湖里淹死了”38，后续情节中，“我们”掉入湖中，受到“眼镜”的审判。无论被淹死的廖澄湖，还是意外掉入湖中的姑鸟儿，人物命运始终与“水”紧密绑定。黄平在解读班宇小说时提出，“水”是历史暴力的隐喻39，这一阐释同样适用于《光明堂》。小说中的“水”，既是破碎暴力的具象载体，也是不可抗拒的命运的象征。但双雪涛并未让人物彻底臣服于宿命，他加入了抗争情节，“水漫了进来，突如其来……我被卷进了水里……我奋力朝姑鸟儿的方向游，她也看见了我，朝我挥手，她好像在朝我大喊……少年犯扯住它的鱼鳍不放手，姑鸟儿抱住它的尾巴”40。绝境中的抗争，构成了对虚无命运的主动反抗。小说结尾“我拉起姑鸟儿的手，沿着湖岸，朝着家的方向走去”41，以“家”的意象寄托精神希望，“走向家”意味走向希望。除此之外，文本中教堂、十字架、《圣经》等宗教意象，也进一步承担着虚无底色下的救赎功能。正如丛治辰的评价一般，“令人眼前一亮的是，他们极为自觉地也极有华彩地写出了那些小人物的尊严”42。由此观之，“抗争与救赎”代表着个体对生存意义的追寻与期许，但此意义是否可以真正实现？“新东北文学”持有保留态度，仅设置“意义”召唤结构，是“朝着家的方向”而不是“看到了家”。
为什么“新东北文学”会出现上述“一半的现实”？诺思罗普·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提出了一种“文学模式循环”，即“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非移用神话”三者是“循环的模式”43。弗莱认为：“自然界循环的上半部分是浪漫故事的世界以及天真的类比；下半部分是‘现实主义’的世界以及经验的类比。”44弗莱认为的“浪漫主义”是“朝着理想化了的方向使内容程式化，以形成与‘现实主义’相反的那种倾向”45，与本文讨论的“先锋”有相似之处，弗莱的“文学模式循环”可以用以阐释现实主义与先锋文学的内在摇摆关系。
置于中国当代文学史脉络来看，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新世纪新写实主义、底层文学再到“新东北文学”，现实主义的演进始终与新时期先锋文艺思潮保持着张力结构。“新东北文学”虽具有典型人物、典型环境，具备现实批判与意义建构的维度，又充斥着浓厚的虚无主义色彩，不断抽空确定性的价值意义，最终呈现出残缺的、被高度审美化的“现实”46。这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反向突破，又是对纯粹先锋写作的反拨。
综上，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视域下，“新东北文学”实现了现实主义与先锋主义的双向合流与双向反动，这也是其形成“一半现实”这一独特文学形态的内在原因。
三、“虚拟”的“东北”：“新东北文学”的审美困境
在上述“双向合流与反动”之中，“新东北文学”生成了怎样的内在张力？其未来发展道路又在何处？正如双雪涛在《不间断的人》扉页所写，“最大的乐趣是，朝向未知迈进”47。
近年来，“铁西三剑客”的创作显现愈发突出的“去东北化”“走出东北”倾向，双雪涛的作品表现最为明显，其2018年发表的《抱河》，地域层面的东北特征被有意隐去，取而代之的是“住在北京的，‘我’曾经喜欢的女孩”48，文中还提到我下班走的“滨河路”，但“滨河路”是国内多数城市普遍存在的道路名称，难以锁定故事发生的具体地域。同样刊发于2018年的短篇小说《女儿》亦完全隐去地域信息，以“S市”作为地点代称。此后双雪涛作品的地域书写大致呈现四种走向。第一，书写定居北京等城市的东北人，例如《起夜》（2019）、《猎人》（2019）、《预感》（2019）、《香山来客》（2023）。第二，隐去真实地域名称，以“L市”“S市”这类代号指代，例如《剧场》（2019）、《刺客爱人》（2021）、《不间断的人》（2024）。第三，文本保留东北关联线索，如《Sen》（2019）中的侯森早年曾在东北修筑铁路，所以“他的中国话带一点东北口音”49；又如《武术家》（2019）里的武术家早年到过东北。第四，彻底抹去明确地域坐标，依靠回忆、感官体验暗示地域底色，除《抱河》之外，《松鼠》（2019）追忆初中时期烈士陵园的经历亦是如此。而郑执从早期《我只在乎你》到近期《森中有林》都有“走出东北”的情节。班宇则在《飞鸟与地下》开篇写道，“十五天前，小柳从上海回来，我掐着手指头算日子，心情比较纠结”50，又写道“父母曾于全世界漂泊游荡，不过他说的却是东北话”51，也是东北人在异乡的设定。一方面“铁西三剑客”努力寻找新经验，另一方面又无法完全割舍有地域特色的“东北”。
“历史”是对现实的延长与回溯，不论是“去历史化”还是“再历史化”，本质是对“现实”的艺术加工。为什么“现实”尤为重要？陈晓明指出：“任何有力量的写作，最重要的动力在于从本民族的历史或现实中找到那些令人震惊的事实，这些事实经常构成写作的经验表象，而且内在地起到无意识的支配作用。”52上世纪意识流小说的兴起，除却“上帝已死”“我是谁”等现代主义思潮的推动，更核心的原因是彼时社会现实趋于停滞，无法为文学供给新鲜的外部经验，创作只能向内探寻、聚焦内心世界。同理，当固有的东北现实经验趋于枯竭，无法持续为创作赋能时，“铁西三剑客”的书写便自然转向全新的经验，这也正是其近年创作转型的核心动因。
那么，“新经验”是什么？作为“旧经验”的东北又该置于何种创作位置？以“铁西三剑客”为核心的“新东北文学”存在天然的创作局限：其笔下建构的“现实”，本质是想象的现实，正如牛煜所言：“他们接受的是早已尘埃落定的‘现实’。‘新东北作家’无法颠倒时序，回到历史那个最具包孕性的时刻，他们与历史之间充其量只能保持一种极具主观性的想象关系……现实主义也就变成一种或许无法实现的美学愿景了。”53换言之，“新东北作家”的现实经验本身源于主体想象，是带有主观建构色彩的历史，亦即“去历史化”的历史。与此同时，作家又将东北地域经验内化重构，融合自我想象、父辈记忆与个体生命体验，形成区别于其他地域的异质性东北经验，完成对地域历史的“再历史化”书写。正如双雪涛所言：“当你去写作的时候，就没有所谓的写实了，实在的东西已经不存在了，已经通过你大脑过滤了，唯心的东西对于写作还是必要的……小说世界里所有东西其实都是带有某种精神性的东西，就是你自己看怎么操作。”54
一个不算十分恰当的比方：齐白石绘画讲求“似”与“不似”之间，画作贴近描绘对象，便是“似”；画作凸显笔墨自身，便是“不似”55。同理，当“东北”在先锋与现实的合流反动中化为审美经验时，便是“似”，即带有主观性但具备现实根基的“东北”。一旦“东北”从“经验东北”退为“背景东北”，则成为“不似”。这里的“不似”，是把东北当作叙事媒介，“东北”固有的现实性彻底消散，经验随之转变为虚拟经验。现实能够提供经验，虚拟同样可以生成经验；当现实难以持续供给经验，作家便转而从虚拟之中寻找经验。换言之，“东北”由原先的“经验东北”转变为“虚拟东北”，也就是东北形象的“数据库化”。这意味着，作为先锋思潮（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双向合流与反动产物的“东北”，同虚拟化的“东北”共同构成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意义上的“混合现实”。
我们如何解释“虚拟东北”？又如何解释东北经验的“数据库化”？首先，贝尔纳·斯蒂格勒提出“技术构成了人类的本质”56的观点，面对爱比米修斯未能为人类分配天赋的过失，普罗米修斯选择盗取火种以保护人类，由此观之，人类是在学会“用火”这一技术后才得以生存的。而“虚拟技术”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革命性的思维变革。同时，“技术化”也意味着“身体化”与“欲望化”。大塚英志在《“御宅族”的精神史：1980年代论》中提到日本的“物语文化”57，这是一个被阉割的虚拟产物，却通过“去政治化”和“去历史化”完成二次元化的欲望开发。如此，文学作品从心灵艺术转变为虚拟的欲望艺术：以往读者被作家的思想与精神所吸引，这种吸引力依托内在主体建构，实现知觉与体验的统一。而虚拟维度下的“欲望艺术”，则把心灵、肉身、知觉与社会经验加以虚拟技术化处理。身体知觉取代深度体验，“身体性”即“欲望性”，虚拟技术重塑人的感知与思维方式。由此，“新东北文学”呈现出一定的“数据库写作”趋向。贺予飞指出：“‘数据库写作’是指，作者将文学已出现的创作元素和符号当作可共享的数据，模拟数据库的采集、存储、提取和更新方式来进行写作。”58作为“虚拟技术”载体的“东北”重在罗列事实，而非评判事实。在虚拟化书写里，核心不再是完整叙事，而是叙事装置与碎片。沦为背景的“东北”，失去了意义生产与叙事功能。其次，“东北”成为一种工具性、符号性叙事表征，作者只需要持续地从作为背景的“东北”数据库提取创作元素，与东浩纪提出的“资料库消费”59有相似之处。依托这种“资料库消费”模式，不单创作者，读者也能够更快在“数据库化”的“东北”之中把握文本里的东北意象——虚拟的经验，满足了读者占有的欲望。之前书写东北，往往依托人物处境、环境描摹、意象与情节搭建繁复的东北叙事空间，如今却可简化为“东北”二字。再次，除东北地域意象之外，“符号性叙事表征”还体现为“死亡”母题，双雪涛短篇小说集《不间断的人》中的七篇小说均出现死亡情节。这类死亡叙事近似网络文学中的刺激性符号（如“虐点”），成为“数据库量化积累的叙事资源，被大量作者使用，生成快感性的叙事语法”60。最后，“虚拟东北”体现在文本的“不确定”。例如前文提及的《抱河》刻意隐去具体地域空间，仅留存“滨河路”这类缺乏明确指向的空间感受；《剧场》《刺客爱人》运用“S市”“L市”等代号遮蔽真实地点，转而诉诸“酷寒”这类身体感官体验。又如《松鼠》依靠“我”与周五二人的回忆推进叙事，时空边界模糊，这种不确定性正是身体化与虚拟化书写的体现。
由此观之，“虚拟的东北”既反映了网络时代对纯文学领域的冲击，也延续了先锋后现代性自带的虚拟审美想象。除了双雪涛的作品，班宇《山脉》《双河》等，也具有“暴露叙事”与“游戏叙事”机制，诸多包含作者、人物、读者多维互动的元小说文本，亦是典型例证。相较于网络文学庞大的文本体量与类型体系，“新东北文学”的创作体量有限，极易让读者产生同质化阅读感受。而作家所探寻的全新写作经验，譬如频繁出现的北京都市空间、新增的AI与科幻叙事元素等，能否复刻父辈东北经验所构建的“地方—整体”现实互动格局，还是再度落入“技术东北”的数据库化陷阱，成为新的审美困境，这也是当下“新东北文学”创作面临的核心难题。
结 语
综上所述，“新东北文学”的发生由内外部共同推动：内部而言，是先锋思潮与现实主义的双向合流反动；外部而言，则是文艺体制与新媒介共同影响的结果。新媒介助推了“新东北文学”的转型与发展，在虚拟媒介日益普及的当下，如何辩证看待虚拟经验与现实经验的关系，显得尤为关键。如今虚拟现实渗透社会生活各处，甚至重塑着人的思维与感知方式。对此，我们既要正视这一时代趋势，也要警惕“技术本体化”给文学创作与社会发展带来的潜在弊端，兼顾真实现实与虚拟经验的价值意义。在文学创作“去历史化”与“再历史化”的辩证张力之中，接续社会主义文艺优良传统、真切彰显文学的时代质感，或将成为“新东北文学”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多民族文学语言的融合互嵌研究”（项目编号：25CZW10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参见林嵒《“渤海论坛”主持人语》，《渤海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2 林喦：《“新东北作家群”的提出及“新东北作家群”研究的可能性》，《芒种》2015年第23期。
3 6 8 25 31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
4 黄平：《出东北记：从东北书写到算法时代的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0页。
5 杨丹丹：《“新东北文学”的东北问题、写作传统和新东北故事》，《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4年第1期。
7 [美]勒内·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罗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71页。
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9页。
10 13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26页。
11截至1957年，全国文化馆已达2748所。参见梁泽楚《群众文化史(当代部分)》，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
12例如花城出版社于1979年4月创办《花城》，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9年6月创办《当代》。
14 52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25页。
班宇最早以“坦克手贝吉塔”为ID在豆瓣发表文学作品，2017年斩获第四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首奖；郑执首部半自传体长篇校园小说《我们是不是很无聊》最初于网络连载，凭借近360万的阅读热度引发热议，并于2018年获得《鲤》、腾讯大家、理想国联合主办的首届“匿名作家计划”大赛首奖；双雪涛则在2011年凭借处女作小说《翅鬼》，斩获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由此可见，“铁西三剑客”均非依托国内传统文学期刊体系成长起来的作家。
16《收获》于2015年第2期刊发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2018年第4期刊发班宇《逍遥游》，2019年第4期刊发郑执《蒙地卡罗食人记》。与此同时，黄平、刘大先等学者于2020年前后围绕“铁西三剑客”与“新东北作家群”发表系列研究成果，从学术层面追认了“新东北文学”作为当代重要文学现象的合法性与价值。
17 王昕、贾天荣：《独一无二的国产手机“黄金时代”》，《IT时报》2024年5月10日。
18 除此之外，还提到要“拓展电子信息、通信产品、文化娱乐等消费。引导个性化、时尚化、品牌化消费”，这进一步扩展了手机以及电子产品市场。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的意见》，国办发〔2008〕134号，2008年12月30日。
19 参见《2010年〈信息化蓝皮书〉：1.62亿中国人读网络文学，2.65亿玩网络游戏》，《中华读书报》2010年9月1日。
20 参见舒晋瑜《2010：网络文学的主旋律化》，《中华读书报》2010年12月22日。
21 《2023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网络文学用户题材偏好前五位仍是玄幻奇幻、悬疑推理、新类型小说（如二次元、同人、轻小说等）、灵异科幻和武侠仙侠。参见张建林《我国网络文学用户累计达5.5亿，他们都热衷看啥？》，《新京报》2024年7月12日。
22 黄月：《平原上的双雪涛》，界面新闻2017年9月26日，引自https://m.jiemian.com/article/1649482_toutiao.html。
23 沈轶伦：《鸡蛋酱之味——专访青年作家班宇》，上观新闻2021年12月4日，引自https://export.shobserver.com/toutiao/html/429226.html。
24 参见苏炜《东北、穷鬼乐园、仙症：作家郑执的文字世界》，《新周刊》2020年11月，引自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2593083553149907&wfr=spider&for=pc。
26 郑执：《蒙地卡罗食人记》，《仙症》，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第66页。
27 参见班宇《逍遥游》，春风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30页。
28 班宇：《山脉》，《逍遥游》，春风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50页。
29 参见班宇《凌空》，《缓步》，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69页。
30 38 40 41双雪涛：《光明堂》，《飞行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2、24、92、92页。
32 郑执：《森中有林》，《仙症》，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第202页。
33 班宇：《工人村》，《冬泳》，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74页。
34 班宇：《渠潮》，《逍遥游》，春风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36页。
35 班宇：《盘锦豹子》，《冬泳》，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4页。
36 班宇：《空中道路》，《冬泳》，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33页。
37 鲁太光、双雪涛、刘岩：《纪实与虚构：文学中的“东北”》，《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2期。
39 黄平：《寓言与忧郁——论作为悲剧的班宇小说》，《小说评论》2020年第3期。
42 丛治辰：《何谓“东北”？何种“文艺”？何以“复兴”？——双雪涛、班宇、郑执与当前审美趣味的复杂结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4期。
43 参见陈慧《一部眼界宽宏的文学批评专著——〈批评的剖析〉译序》，《批评的剖析》，诺思罗普·弗莱著，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44 45[加]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151页。
46参见房子兮《抽象的“失效”与先锋的“溃败”——论双雪涛的小说〈光明堂〉及新东北文学的困境》，《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3期；周景雷、张诗曼《新东北文学的问题与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6年第1期。。
47 双雪涛：《不间断的人》，上海三联书店2024版，扉页。
48 双雪涛：《抱河》，《上海文学》2018年第1期。
双雪涛：《Sen》，《猎人》，北京日报出版社2019年版，第66页。
50 51班宇：《飞鸟与地下》，《小说选刊》2024年第4期。
53 牛煜：《现实主义与“纯文学”的“外部”——“新东北论”的意图、方法与限度》，《文艺研究》2025年第7期。
54 双雪涛：《白色绵羊里的黑色绵羊》，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76页。
55 彭峰：《之间与之外——兼论绘画的类型与写意绘画的特征》，《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56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03—204页。
57 参见[日]大塚英志《“御宅族”的精神史：1980年代论》，周以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58 60贺予飞：《从符号、装置到生产机制：网络文学数据库写作的变革及限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7期。
59[日]东浩纪：《动物化的后现代：御宅族如何影响日本社会》，褚炫初译，台湾大鸿艺术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75页。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