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普米族作家文学作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典型个案，其生成和发展对于探索中国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实践的基本路径和理论启示都具有重要价值。普米族作家文学产生于新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及相关制度性条件，并在本民族文化的浸润下逐渐成长，二者共同孕育了该民族独特的书面文学表达。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新时代语境下，普米族作家需要在坚守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同时，自觉探索与中华文化共性价值及时代精神的深度连接，实现从“民族自述”向“共同体叙事”的创造性升华。这不仅为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学发展提供了实践启示，也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下的民族文学发展提供了鲜活案例。

关键词：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少数民族文学 普米族 民族文学

作为我国西南边疆地区的人口较少民族之一，普米族在久远的历史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由于普米族缺少本民族文字，其文学大都呈现为史诗、神话、传说等民间口头文学的形式，其文化亦经由民间口头文学、民俗仪式等方式传承至今。新中国成立后，普米族作家文学开始萌芽，并在改革开放后快速成长。自1980年普米族作家何顺明发表诗歌《啊，泸沽湖》以来，普米族已有七位作家共计七次获得骏马奖。这对于总人口数仅四万余人的民族而言，该成绩尤为亮眼，可谓是中国多民族文学格局中一个具有典型意义和参照价值的案例。

学界对普米族作家文学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从整体性概述到局部深化的演进过程。早期研究侧重于对文学现象的整体把握。学者对云南八个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文学的宏观描述，将普米族作家文学置于多民族文学的框架中加以定位，梳理了其发展轨迹与整体格局。此类研究为后续工作提供了基础性的认知框架。随着代表性诗人何顺明、鲁若迪基、曹翔、殷海涛的创作持续涌现，研究焦点逐步收束于具体文本的阐释。相关成果围绕特定诗人的诗歌主题、情感结构与语言风格展开，将其创作视为改革开放以来新生作家文学的标志1。此类讨论从民族文化身份与故乡情怀的角度解读诗歌的文化根源2，或从爱与生命意识切入探讨作品的情感内涵3，并在文本细读层面积累了丰富成果。

近年来，相关研究开始呈现出理论视角的自觉转换。对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发生发展机制的考察，将普米族文学纳入更宏大的制度性分析框架，关注国家政策、文学体制与创作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4。部分研究从民间口头传统与书面创作的关系出发，探讨族群记忆如何进入文学表达5。此类讨论共同展现出，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独特性不仅在于题材的民族性，更在于其承载的文化转译功能。普米族作家文学正被置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多元文化对话的语境中加以审视，研究者开始关注其如何通过文学实践参与共同体叙事建构。由此可见，普米族作家文学研究正从个案分析迈向更具理论自觉的比较与综合阶段。

本文以普米族作家文学为案例，视其为“时代政策”与“民族文化”共同孵化的产物，综合考察其生成的制度性条件和内在文化根脉，以及在新时代语境下的发展可能性。一方面，分析民族政策、教育体系、文艺体制等外部因素如何催生并塑造了文学创作主体与文学生产空间。另一方面，深入剖析作家如何对本民族的口头传统、仪式符号、民族文化进行文学转化与叙事重构，完成文化资源的文学性“转译”。最终，通过对这一典型个案的系统分析，总结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从“被孕育”到“自觉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可能路径，为建构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多民族文学培养机制和实践方法，贡献来自边疆民族文学的鲜活经验与学理思考。

一、时代哺育：新中国民族文艺政策与普米族作家文学的发生

普米族作家文学的发生是一个由外部政策制度深刻塑造的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识别工作的推进赋予了普米族群众法定的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基础，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建立为其培育了具备汉语读写能力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全国性与地方性文艺扶持政策、发表平台及激励机制的构建，则为普米族知识分子开辟了书面创作的制度化路径。这一系列的外部保障，推动普米族群体中兼具本民族文化传承经验和现代知识素养的先行者，完成了从口头文化承载者向现代书面写作者的身份转型，最终促成了普米族作家文学的诞生。

具体来看，新中国成立后推行的民族平等政策和民族识别工作，首先为普米族书面文学主体的诞生奠定了根本性政治基础。普米族自称“培米”，旧有他称“西番”或“巴苴”“巴”。经民族识别后，根据本民族的意愿正名为普米族。民族识别工作的推进不仅为其正式定名，赋予其平等的法定民族地位，更破解了其长期以来“身份模糊”的困境。对于拥有丰富口头传统却无本民族文字、书面表达长期缺位的普米族而言，这一历史性转折让知识分子在“我是谁”的身份追问中获得了国家层面的明确归属与文化认同。这种被官方确认的民族主体性，正是其从“口头传承”走向“书面创作”的核心前提，当民族身份获得法定认可，原本潜藏于民间的文化记忆与族群情感便有了被书写、被表达的正当性与内在驱动力。

与民族识别赋予的法定身份相呼应，新中国推行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为普米族书面文学主体的形成提供了关键的知识支撑与能力保障。吴刚认为，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的整体发展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6。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对普米族作家“汉语读写能力”的培育，本质是自主知识体系“知识生产机制”的基层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7，而教育作为知识生产的基础环节，在“经过将近三十年的现代教育，培育起了本民族的第一代文化人才”8。教育体系所承载的现代知识、文学经典与科学观念等内容，为普米族群众打开了一个超越本地区、本民族经验与传统文化的广阔世界。此类知识层面的启蒙与审美层面的提升，促使普米族知识分子从传统乡土社会中承载口头文化的“民间歌手”，成长为能够运用现代文学形式反思本民族文化、与外部世界对话的“现代知识主体”。

作家创作的产生和发展既需要内部文化积淀，更离不开外部环境的支撑。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主导建立的以刊物为核心的“发表平台”和以奖项为核心的“评价机制”，共同为普米族作家文学开辟了制度化的发展和传播路径，构成其从个体创作走向群体认同的关键推力。一方面，全国性与地方性文学刊物的创办，为普米族作家提供了从地方到全国的阶梯式发表渠道。国家级刊物《民族文学》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专门载体，自创办起便以扶持少数民族文学为使命，其刊发认可意味着作品进入国家文学评价体系的核心圈层；省级刊物《边疆文学》、地州级刊物《玉龙山》《怒江》等则以高接纳度为基层作家提供了初始展示平台。正如徐俊六所言，这些刊物作为“外部推力”在云南民族文学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宣传与推动作用9。对于普米族的首批作家而言，上述渠道更显得尤为重要。1980年何顺明的诗歌《啊，泸沽湖》在《玉龙山》发表，成为当下所见的最早公开出版的普米族作家文学10。此后，汤格·萨甲博在《民族文学》《边疆文学》上发表作品，由此开启了普米族作家在全国性文学平台上的“亮相”。2014年10月《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普米族卷》获得出版，该选集将零散的个体创作整合为集体的文学形象，使普米族作家“结束了以往那种零散自为的状态”11，有效提升了普米族作家文学的整体知名度。另一方面，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后称“骏马奖”）的设立为普米族作家提供了具有权威性的评价和激励制度。该奖项作为面向少数民族作家的最高文学荣誉，体现着“政策性扶持”和“专业性评价”的双重职能，是检验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成就的核心标杆。1981年，何顺明的诗歌《啊，泸沽湖》斩获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这是普米族作家首次获得全国性最高奖项。在此之后，殷海涛、尹善龙与尹秀龙、蔡金华、曹翔、鲁若迪基等人也先后斩获“骏马奖”，这不仅有效提升了作家个体的创作信心和业内知名度，更进一步激励了本民族青年的创作热情，标示出普米族文学创作的价值高度与社会认可度。

除文学刊物和奖项之外，针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培训工程也促进了普米族知识分子在创作技巧、视野和题材上的提升，使其从文学爱好者成长为成熟的职业创作者。中国作协的“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鲁迅文学院创作培训班为来自基层和边疆的少数民族作家提供了赴京学习的机会，使他们能与其他民族和地区的写作名家进行互动交流。上述培训课程在讲授写作技巧的同时，进一步将作家纳入了国家层面的培养计划，强化了他们的国家认同和创作自觉，提升了专业素养。而地方层面的省级和州县级文学机构、刊物则为普米族作家提供了更为基础的支撑力量。对于绝大多数的普米族作家而言，其作品大多首次发表在《边疆文学》《原野》《玉龙山》《怒江》《金沙江文艺》等本土刊物之上。这些报刊的接纳度高、受众聚焦、基层影响力广泛，为作家的创作尝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平台，并与更高级别的刊物形成了输送优质作品的互动渠道。此外，云南省作家协会通过组织笔会、评选地方文学奖、编纂《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等方式，有组织和有计划地对本省的少数民族作家进行激励和整合，强化了其作为省级文学力量的整体形象。丽江市文联作为拥有普米族作家数量最多的市级文学团体，也开展了大量的文学写作活动。从2004年开始，丽江市文联每三年对优秀文艺作品进行一次评奖和奖励，后在2008年设立重点文艺出版扶持项目来资助丽江作者出版优秀作品，至今已出版57部文学作品，2015年又创建了《民族文学》丽江创阅中心，每年邀请国内名家为本地的文学创作者进行授课，这些自上而下的扶持政策进一步为本土化作家群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前提条件。

普米族作家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本质是新中国民族文艺制度协同作用的结果。由民族识别赋予的法定身份、现代教育培育的知识能力为根基，以《民族文学》等各级刊物为传播载体，以中国作协培训机制为成长支撑，以“骏马奖”等荣誉为价值标杆，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文学“孵化器”。这既确保了创作有平台发表、有渠道传播、有标准评价，更将普米族作家的个体创作纳入国家文化发展框架，构建起官方认可的文化生产与传播路径。正是这套制度化保障推动普米族作家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地方走向全国，完成了从口头文化传承者到现代书面创作者的转型，促成了普米族作家文学的诞生，印证了当代中国民族政策在文化领域的实践成效。

二、民族滋养：地方性知识与文学书写的内在转化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在阐释“地方性知识”的概念时提出，“事情发生经过自有地方特性并与当地人对事物之想象能力相联系”12。这类知识往往难以脱离具体的文化语境而被完全“翻译”，并以潜在而稳定的方式体现在作家文学书写的叙事结构、意象系统和情感表达之中。少数民族作家依托自身“内部视角”，拥有阐释本民族地方性知识的合法话语权。对于长期以口头传统作为主要文化传承方式的普米族而言，神话、史诗、歌谣与仪式叙事正是地方性知识得以延续的核心载体。而对于普米族作家而言，其文学创作的起点通常是建立在本民族民间口头文学之上的。“即便是书面文学相对发达的民族地区，口头传统仍作为一种深层结构影响到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主题、题材、结构、意象。”13因此，神话、传说、仪式与民俗不仅仅是作家创作的素材仓库，更内化生成一套专属的神话思维、叙事模型与象征系统。普米族作家文学精神指向上的独特性亦是建立在其理解世界、认识社会、认知自我的基本框架之上的。

普米族作家文学的独特性集中体现在对其深邃宇宙观的文学重构之中。其中，“万物有灵”观构成了普米族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自然界中的山川、河流、动物与祖先灵魂共同组成了一个相互感应、彼此制约的生命整体，现代汉语书写的介入并未使这种认知方式产生消亡，而是持续浸润到了作家的文学书写之中。在尹善龙的散文《神秘的那恰罗》14中，作者以高黎贡山和耸拉勒卡雪山为叙事的地理背景，用一对端庄的“亲姐妹”来比拟雪山，使自然景观具有了情感与人格属性。作品中的自然世界不再是沉默的叙事背景，而是与情节叙事、人物情感走向相关联的重要存在，这种文学的处理方式使作品在理性的汉语书写之下，始终潜藏着本民族内在的文化力量。洪水神话作为原始先民的世界观和宇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普米族史诗和传说中也反复出现，象征着旧世界的毁灭和新世界的产生，蕴含着原始先民对自然灾难的生存经验和文化解释，以及对生命延续的执着信念。作家殷海涛的诗歌《猪槽船》体现出洪水再生母题在当代文学中的转化，诗人通过“猪槽船”这一富有民间生活气息的器物，将远古传说、现实记忆、个体情感交织在一起。诗中的普通劳动者“喂猪大妈”用日常的生活经验巧妙化解了灾难来临时的生存危机，呈现出一种源自民间生活的朴素智慧。而“载着生活慢慢变老”15的意象也隐含着在灾难中保存文化和确认归属的自我意识，这使得洪水叙事超越了自然灾害的本身，具有象征族群命运的深刻意涵。

作为原始先民对万物起源和生命本质的追问，图腾符号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之中。普米族民间文学中的图腾符号承担着精神原型的功能，其中的“蛙”“羊”图腾最具代表性。青蛙在普米族创世史诗《支呆木楠》中被认为是带来光明和秩序的动物，《指引人喝到智慧水》《青蛙舅舅》中的青蛙则带有拯救族群、赋予人类智慧的功绩。曹翔的诗歌《青蛙》16通过描述现实生活中的一次不期而遇，由此引发了对于洪水灾难、祖先记忆和自然伦理的深层联想。青蛙在作家的诗歌中象征着智慧与庇护，隐含着对自然惩戒力量的警示，使之在现代语境下具有了生态伦理的深刻意涵。此外，“羊”在普米族文化中贯穿婚礼、丧葬等重要生命仪式，是连接生命起点与灵魂归宿的重要象征。鲁若迪基在诗歌《都市牧羊人》中将这一传统图腾置入现代城市语境，通过刻画“心里装着一群绵羊走进城市”17的个体感悟，呈现出传统文化在现代都市文明冲击下的失序与漂泊。相关研究指出，当代普米族诗歌中的图腾意象已不再承担原初的巫术功能，而是更多地转化为对现代性经验的文化反思。鲁若迪基笔下的“羊”既保留了民间文化中关于纯洁与生命延续的象征意义，又为现代社会中民族文化脆弱处境的表达提供了重要隐喻。

除神话与图腾之外，普米族作家还广泛吸纳成丁礼、丧仪与送魂路线等民俗仪式的内容，以及神山、圣湖、白石等地方风物，将其从原本的文化意义中抽离出来，重构为当下的文学叙事和情感象征。作家在该过程中通过审美提炼使原本的文化事象成为探讨生命起源、灵魂归宿与历史记忆的重要媒介。例如，在鲁若迪基、和文平等诗人的作品中“白色”作为重要的审美元素与羊图腾、河流、雪山等意象相互联系，形成了一种能够体现民族文化深层结构的象征系统。这种反复出现的色彩和意象使地方性知识从具象化的民俗经验，升华为稳定而可辨识的文学符号。而普米族丧仪中由祭司韩规吟诵的《指路经》，原本是一部讲述迁徙历史、祖先记忆的口头文学经典。但在和文平《送魂线》、鲁若迪基《我曾属于原始的苍茫》等作品中，该内容被转化为对民族根脉的追溯，以及对现代处境的深刻反思。鲁若迪基通过“火塘”“罐罐山”等具有祭祀意义的意象，建构出一个关于灵魂归宿与文化认同的诗性空间，死亡不再呈现为终结，而是一种神圣而庄重的回归。这种对死亡的哲学化处理，使普米族文学在现代汉语诗歌体系中保持了独特的神性气质与悲悯情怀。

普米族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的浸润不仅体现在表层的题材和意象借鉴上，还体现在深层的叙事结构和美学表达等多个层面。流传于民众日常生活的史诗、神话、传说、歌谣首先为作家提供了一个根植于本民族认知传统的故事模型，以及书面创作的结构范式。史诗中规模宏大的线性叙事、神话的象征解释体系、民间歌谣中回环复沓的节奏循环共同组成了一个内容海量的资源库。作家在童年时期受到此类民间文艺作品的滋养，其内容和特质早已深刻浸润于作家个体认知，在从事现代书面文学创作后，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吸纳这些结构性元素，使其作品在内在肌理上呈现出与传统口头文学的同构性特征，即其他学者所概括的“口头传统的现代变体”。其次，民间文学所承载的集体情感和世界观也深刻塑造了普米族作家文学的价值表达。源自民间信仰仪式、史诗神话中对自然的敬畏、对祖先的追念、对族群命运的关切都渗透在作家文学的情感表达之中，这种将集体无意识转化为个体创作中有意识的审美选择与哲学思考的做法，使作家作品的情感基调具有鲜明的群体性心理特征。因此，文学史上所有得到世界性公认的杰作，可以说都是将文学的民族独特性体验与人类共通体验完美结合的成果，都是民族性与泛民族性二者兼容的载体18。普米族作家文学的独特品质，植根于作家对本民族地方性知识系统的内在转化。通过这种创造性的内在转化，普米族作家成功实现了地方性知识从集体口头传承向个体书面创作、从民俗事象向普适性人文议题的转变，为其文学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与鲜明的民族身份标识。

三、创作指向：在“第二个结合”中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

随着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的深入与创作实践的发展，对少数民族文学独特性的发掘和阐释已取得丰硕成果。然而，学界也逐渐认识到，如若长期停留在对民族文化符号、地方性风物的差异性呈现，则可能导致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和研究视角的某种自我限定。以云南地区的民族文学为例，学界对当代云南民族文学的认知存在固化倾向，常将其视为对特有历史文化的“客观性描述与民族性展示”，这种观点“遮蔽了云南民族文学的真实状态”19。而在少数民族作家自身，其早期创作也常以“本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为起点，天然侧重于对本民族内部的文化进行呈现和表达20。现有的对于“独特性”的单一维度的强调，在确立民族文学身份的同时，也可能在无形中构筑了一道美学的边界，使得创作视野和创作议题的深度受制于作家的主观判断。进一步而言，对于“地方性知识”的话语化用在实践中容易导向一种对“地方性阐释”的偏重，“地方性知识”是展示民族文学独特性的重要标识，但它“不仅是某一区域某一民族的知识，也是中华民族知识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21。倘若创作实践仅仅满足于对动物图腾、民俗风物、民间信仰仪式的风情化、异质化的表层转译和陈列，则停留在“多元”的差异性展示层面而未能有效地完成从“多元”到“一体”的创造性转化。其结果亦如学者所忧虑的，容易使少数民族文化被叙述为一种“桃花源式”的孤立体22。

当下普米族作家文学的创作指向，面临着从自觉的“文化展示”到自觉的“价值建构”的深刻转型。这意味着作者的创作需要超越将本民族文化视为一种可供征用的“资源库”的阶段，转而深入挖掘其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相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精神内涵，深度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书写。从具体的操作层面来看，普米族作家文学在“第二个结合”中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书写，大致需要两个方法论层面的步骤。首先是“超越”原有的本土化、地方化、民族化的文学描摹和静态展示，在叙事的题材选择和文本内容上从“族群自述”转向“共同体叙事”的深度参与，实现从多元呈现到价值共鸣的深化；其次是“结合”，即作家应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创造性地运用于对本民族历史变迁与当代命运的观察与叙事中，创作出既扎根民族土壤，又彰显时代精神与人类共同情感的精品，在个性表达中自然融入中华民族的共性追求。“超越”与“结合”不是各自独立的两个步骤，而是“一体两面”的协同状态。

所谓“超越”，即对普米族作家书写深化的内在要求。当下的普米族作家文学正处于一个从审美自觉迈向价值自觉的转型关键期，其未来的创作指向，要求作家的创作实践主要超越对民族风情与地方性知识的静态描摹和符号化展示，转而深度参与到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宏大叙事之中。“‘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论断，如果单纯强调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民族性、地域性特色，在今天已经显得可疑或稍嫌狭隘。在全球化网络融媒体时代，诸如‘后人类’‘元宇宙’‘数智文明’等新的话语，对固有文学观念的冲击已毋庸置疑。”23因此，若长期局限于对独特性的反复言说，容易陷入题材同质化与意义内卷的困境，也难以在更广阔的思想场域引发深层共鸣。而实现转型的关键则在于需要从本民族的文化资源中，提炼出那些与中华文明共性价值及人类共同情感相通的精神元素。例如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的作品，其虽根植于小凉山的地理风物、民族文化记忆，但诗歌中也存在着对自然的敬畏、对土地的眷恋、对亲情的珍视，以及对生命尊严的维护，此类情感具有超越族群的感染力。作家笔下的“小凉山”不仅是地理层面的故乡，更成为一种精神原乡的象征，能够在文学情感的层面使更多的读者“抵达”其内心的、自我的、精神的“小凉山”。而在90后普米族女性作家包成秀的散文中，作者将自己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对亲情和人性的体悟、对万象世界的洞察都予以刻画，用极为细腻的语言表述着一种女性作家特有的生命感受，其《我是我周围的事物》24《纸鹤不能独飞》25等作品在情绪刻画、情感抒发等层面都展现了对于个性特征和共性表达的有效平衡，并试图以“共感”的文字情绪进一步贴近当代青年读者的内心世界。这种能够被转译、通感、置换的文学意象和情感表达，正是将“族群自述”转化为能够引发广泛“价值共鸣”的情感层面的有效素材。因此，新时代的普米族作家应在叙事题材与文本内涵上进行自觉开拓，积极探索本民族成员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心灵轨迹，通过这种深度的、互文的叙事参与，推动普米族文学真正实现从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一元”，向贡献于共同体核心价值建构的“一员”的创造性转化，并在“第二个结合”的实践中完成自身文学价值的升华与重塑。

所谓“结合”是要求普米族作家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相融合，以此为观察透镜和叙事框架，重新审视和书写本民族的历史纵深与当代实践。有学者指出，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需强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构筑中华文化共同体”，其创作应关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一系列内容”26。换言之，当下的少数民族作家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透视民族发展历程，以辩证思维解析传统与现代的复杂互动，并将其中蕴含的追求进步、崇尚和谐、坚韧不屈的精神元素，与当代中国的国家叙事相结合。这种“结合”对作家本人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其在创作思维层面进行根本性转化。以本文所探讨的普米族为例，普米族作家在书写本民族从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应积极运用唯物主义史观，将个人与家族的命运浮沉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变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中。汤格·萨甲博的小说为此提供了早期实践，其中篇小说《黑熊洞奇案》27以一场凶杀案的侦破为线索，不仅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边疆地区的社会复杂性，更通过公安人员依法调查、最终正义得以伸张的过程，艺术化地呈现了现代法治观念与程序正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的逐步确立。与此同时，还应深入挖掘和创造性转化本民族文化中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群众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仁者爱人”“天下为公”等理念相通的智慧。诗人鲁若迪基的创作对此也有过情感与价值提炼的范例，其诗集《小凉山歌谣》中的《第二辑·辽阔祖国》28通过日月潭、兵马俑、杜甫、者阴山战场等事物和景观，将一种“国家在场”的情感具象化地承接在作为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写作之中，表达出强烈的国家和民族认同，抒发着个体与祖国命运休戚与共的真挚情感。这种情感建构超越了单纯的乡愁表达，更深层次地契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家国同构”的伦理观念。可见，普米族作家在当下的创作路径，应当有意识地将这种分散的实践提升为自觉的方法论。作家需要“将自身的创造建立在辩证的历史观、清醒的现实感与理想主义的蓝图中”29，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更深刻地剖析本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内在矛盾、心灵轨迹与文化调适；同时更主动地将民族文化中的优秀质素与中华文明连续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特质进行创造性对接。最终，在如“直过叙事”、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具体而宏大的时代命题中，找到民族经验与国家叙事的诗意共鸣点，创作出既具有浓郁民族生活质感，又闪耀着普遍人性光辉与时代精神的厚重作品。

总之，普米族作家文学在未来的创造性发展，关键在于实现从“对本民族书写的超越”到“在共同体视域下进行价值重构”的自觉实践。这要求创作不止于对神话、仪式等文化符号的审美转译，更需践行“第二个结合”所指引的路径。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丰厚的本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将经过淬炼的地方性知识升华为参与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学叙事，使普米族作家的笔触既深植于本民族的文化根脉，又蓬勃跃动于共同体书写的时代洪流之中。

结 语

普米族作家文学的生成与发展历程为理解中国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整体演进提供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实践案例，呈现出一种外部制度性培育和内部文化滋养相结合的有效路径。新中国民族平等政策、现代教育普及以及国家性文学平台的建构，为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生成条件和发声平台。普米族丰厚的神话、史诗、仪式等口头传统与地方性知识构成了其创作风格、精神内涵的源头活水。在“制度性孵化”和“民族文化的内在转化”的共同作用下，普米族作家文学获得了持续发展的动力。可见，民族文学的产生和成长既离不开国家宏观文化政策的保障，也亟须作家对本民族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当前的普米族作家文学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与深化阶段。未来发展的根本路径在于自觉践行“第二个结合”的指引，推动普米族作家的创作实践超越对本民族文化符号的“资源性”展示，转而致力于挖掘并阐释深植于本民族传统文化之中的，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通的集体伦理、生态智慧、家国情怀等精神价值。在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将独特的地方性知识体系淬炼并升华为能够引发广泛共鸣的普遍性人文叙事。

在当下建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语境和使命下，普米族作家文学的发展更显现出独特价值，其发展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民族共生的文学生态和培养机制提供了范例参照。普米族作家文学的经验表明，和谐有效的民族文学生态依赖于国家宏观的文化制度安排与创作者的文化自觉，既向内深入族群历史与精神世界的腹地，汲取独特性养分；又向外拥抱国家发展的宏大叙事与人类共同的情感价值，寻求创造性连接的节点。进一步而言，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学发展首先需要依托国家民族政策与文艺体制所提供的稳定平台与身份认同，这是激发创作主体性的外部前提。其次，需要推动少数民族作家完成从民族文化的“持有者”向“转译者”的深度转型，即系统性地将本民族独特的地方性知识、叙事传统与情感结构，在“第二次结合”的过程中转化为当代文学的语言、形式与思想表达。“理论知识源于对实践经验的凝练与总结，中国伟大的历史实践与当代实践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源头活水。”30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生长点，恰恰蕴含于对这些“具体而微”的民族文化实践进行系统性总结、理论化提升与跨案例比较的过程中。通过对普米族等众多案例的深入研究，可以逐步归纳出更具解释力、更贴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文学发展理论与批评话语，从而打破对西方理论的简单套用，培育真正源于中国实践、能够解释中国经验、并指导未来发展的自主知识体系。这不仅是普米族个案价值的延伸，更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民族文学领域内生性成长的重要体现，为理解和支持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学格局提供了来自作家实践的鲜活经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西比较视野下中华民族统一性的历史逻辑与文化内涵研究”（项目编号：24&ZD193）、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自主科研项目“口头传统的再生产：普米族民间故事的资源转化研究”（项目编号：BZZKY-Y202504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马绍玺：《背靠凉山的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的诗歌创作》，《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3期。

2 尹善龙：《一位普米族作家的怒族“嘎求”》，《民族团结》1997年第4期。

3 马绍玺：《“小小的小民族，生我育我的小母亲”——云南人口较少民族三诗人论》，《民族文学研究》2010年第4期。

4 李长中：《历史记忆、族群认同与民间传统口头文学——以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为中心》，《语言文化研究辑刊》2014年第1期。

5 10 马绍玺：《普米族作家文学论》，《民族文学》2023年第9期。

6 吴刚：《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的发生发展及当下启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

7 习近平：《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年4月26日。

8 11 20黄玲：《拓荒与创造——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文学发展历程扫描》，《边疆文学（文艺评论）》2016年第4期。

9 19徐俊六：《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当代云南民族文学的发展现状及其建构路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0期。

12[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页。

13 23丹珍草：《新时代多民族文学批评的话语实践与边缘活力》，《民族文学研究》2022年第3期。

14尹善龙：《神秘的那恰罗》，《民族文学》1988年第1期。

15马绍玺编《小凉山诗人诗选》（第1辑），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16鲁若迪基：《母语唤醒的词》，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2页。

17鲁若迪基：《一个普米人的心经》，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

18关纪新、朝戈金：《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页。

21 26徐俊六：《论少数民族文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民族文学研究》2023年第3期。

22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9页。

24包成秀：《我是我周围的事物》，《民族文学》2025年第2期。

25包成秀：《纸鹤不能独飞》，《民族文学》2023年第12期。

27汤格·萨甲博：《黑熊洞奇案》，《大西南文学》1989年第9期。

28鲁若迪基：《小凉山歌谣》，百花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97—183页。

29刘大先：《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变迁与认同建构》，《文艺研究》2020年第6期。

30朱雪微：《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理论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10期。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