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气质，新的时代自有别样的风采。特别是近五年来，在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鼓舞下，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广大文学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的指示精神，努力把握文艺发展的历史方位和时代特征，不断应和着时代的旋律和生活的节律调姿定位，以强烈的时代激情、充沛的创造热情，切近着时代脉搏潜心创作，围绕着服务人民努力耕耘，文学领域的各类创作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整体呈现出昂扬向上、百舸争流的喜人景象。五年来文学的显著进展与突出实绩向人们表明，广大文学工作者在承负历史使命上展现新担当，在讲述中国故事上体现新作为，以扎扎实实的文学创作和硕果累累的作品成果，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自己的独特力量。

一、“两个计划”与新时代文学工作的系统推进

文学创作的进展与成就，既在于写法的多样与样式的纷繁，更在于内蕴的丰厚与品质的优良。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强调“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内容选材要严、思想开掘要深、艺术创造要精，不断提升作品的精神能量、文化内涵、艺术价值”。在党的二十大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中谈到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时，习近平总书记向文艺工作者提出“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的时代要求。这些目标与要求，既体现了党和人民对于文艺工作的殷切期望，也切合了文艺创作与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了把“提高质量”和助推“优秀作品”落到实处和取得实效，中国作协在2022年相继推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在中国作协的强力主导和文学领域、出版部门的各个方面的协同努力下，广大作家把创作优秀作品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踊跃参与“两个计划”的征稿与评选，使“两个计划”在几年间连续不断地推出小说佳作，有力带动了现实题材的小说创作，引领文学创作不断“聚焦创作生产优秀作品这一中心环节”。这都鲜明体现了新时代文学工作的系统性。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从2022年启动起，就陆续推出与乡村题材与主题有关的长篇小说新作。比如，2022年有杨志军的《雪山大地》、王松的《热雪》、欧阳黔森的《莫道君行早》；2023年有周瑄璞的《芬芳》；2024年有刘庆邦的《花灯调》、老藤的《草木志》；2025年有柳岸的《天下良田》、何常在的《向上》、麦苏的《陶三圆的春夏秋冬》；2026年有畀愚的《纯真年代》等。这些作品以生动鲜活的故事讲述和各具个性的艺术表述，既体现了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上的新追求，也显示了农村与乡村题材小说创作的新水准。尤其是《雪山大地》《热雪》《花灯调》《草木志》等作品，作者在充分深入生活和把握现实的基础上，倾注了充沛的文学激情，调用了多年的艺术积累，以多种手段并用的方式，悉心描绘了人文气息与时代气韵交织融合的乡村生活的新变，精心塑造了具有新时代气质的文学新人。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与可读性有机融合、相得益彰，具有较高的文学品质。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从2022年启动以来，连续不断推出长篇新作，优秀作品纷至沓来。比如，2022年有乔叶的《宝水》、水运宪的《戴花》、王跃文的《家山》、熊育群的《金墟》、徐坤的《神圣婚姻》、叶舟的《凉州十八拍》、魏微的《烟霞里》、马伯庸的《大医》、石一枫的《入魂枪》、葛亮的《燕食记》；2023年有毕飞宇的《欢迎来到人间》、阿舍的《阿娜河畔》、陆天明的《沿途》、储福金的《直溪》、齐橙的《何日请长缨》；2024年有刘醒龙的《听漏》、格非的《登春台》、吕新的《深山》、张楚的《云落》、叶兆言的《璩家花园》、李修文的《猛虎下山》、张炜的《去老万玉家》、麦家的《人间信》、杨少衡的《深蓝》、马金莲的《亲爱的人们》、达真的《家园》；2025年有刘震云的《咸的玩笑》、苏童的《好天气》、范稳的《青云梯》、张者的《天边》、赵德发的《大海风》、王尧的《桃花坞》、李铁的《匠户志》；2026年有王松的《橘红》、特·官布扎布的《大草地》、艾伟的《春歌》、林那北的《蓝眼泪》等。

可以看出，“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推出的作品，大都是文学名家和实力派作家的小说新作，都是作家基于长期生活积累的苦心经营之作，在看取生活的角度、阅读生活的深度、表现生活的力度等方面，都有自己在内蕴上的出新与艺术上的突破。其中，《戴花》《家山》《金墟》《燕食记》《去老万玉家》《春歌》等作品，在同类题材创作中独辟蹊径，别具历史的深度与人文的厚度。《听漏》《登春台》《猛虎下山》《深蓝》等作品，虽都是直面当下的现实题材书写，但在呈现视角和方式上都各有不同、别有洞天。此外，《云落》把镜头聚焦在生活泥淖中摸爬滚打的小人物，书写了普通人的生活史与心灵史。《亲爱的人们》通过马家三代人的默默奋斗，以亲人们的生活追求折射出时代前行的历程。《匠户志》通过工匠艺人之间的竞技，表现了民族工匠不懈的技艺追求和独特的工匠精神。在近期先后召开的《璩家花园》和《咸的玩笑》的研讨会上，很多专家认为这两部新作体现了两位作家在艺术上的新探索。这些作品的接踵而至，既彰显了作家们在小说创作中各有千秋的艺术个性，也显示了当下的小说创作建立在艺术个性基础上的多样发展。

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在“两个计划”之外出版的作品也不胜枚举，其中也不乏优秀之作。其中影响较大的如陈彦的《星空与半棵树》《人间广厦》、王安忆的《儿女风云录》、毕淑敏的《昆仑约定》、胡学文的《龙凤歌》、津子围的《大辽河》、路内的《山水》等。把所有的作品综合起来看，我们才能真正看到当下长篇小说创作多措并举、多头发展的生动局面。

二、书写时代之变成为最为响亮的主旋律

新时代新征程，蕴积了百年巨变的辉煌成果，寄寓了民族复兴的伟大愿景，是最需要歌吟的历史活剧、最值得书写的全新现实。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紧跟时代步伐，从时代的脉搏中感悟艺术的脉动，把艺术创造向着亿万人民的伟大奋斗敞开，向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敞开，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

无论是小说、诗歌、散文，还是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戏剧，各类文学体裁与样式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表现现实、反映时代。五年来，广大文学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深入时代变革前沿，投身社会生活激流，深刻把握历史和现实的内在逻辑，创作出一大批各具特色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从近五年评选出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获奖作品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作家们充分发挥“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协同并用的优长，聚焦各行各业的变革与演进，形成书写人民奋斗征程的创作洪流。可以说，书写时代之变，成为新时代文学创作最为响亮的主旋律。

关于新时代文学创作的这一特征，我们可以报告文学为例来展开进一步的论述。在诸种文体中，报告文学因为新闻与文学两种功能的合二为一，在书写时代之变上更加具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倾心书写时代之变的报告文学，主要集中体现于三类大的题材与主题。

第一个方面，是有关山乡与城镇的振兴与巨变的写作。譬如，罗伟章的《下庄村的道路》、季栋梁的《西海固笔记》，分别描写了巫山县下庄村和宁夏西海固经由久久为功的艰苦奋斗，使有名的贫困山乡变为脱贫致富典型的非凡经历和感人故事；欧阳黔森的《黔村行记》、劳罕等人的《山这边，山那边》和《神山星火》等，以持续的踏访和深度的走访，以强烈的现场感近距离地描述了一个地区由贫穷落后到致富振兴的生动画面；姚瑶的《“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罗羽的《“村超”的乐子、路子与日子》、徐静的《大田歌谣》，则分别聚焦村民的篮球爱好如何成为有力抓手助兴文旅产业、诗教下乡如何激活基层文化生态促使乡村旧貌换新颜，从独特的角度表现了文化赋能乡村带来的新变化与新面貌。

第二个方面，是有关科技与工业的创新与蝶变的写作。如丁晓平的《秦山里的中国：一座核电站的强核报国之路》、章剑华的《向苍穹：中国天文发展三部曲》、刘国强的《大船》、王雄的《高铁让地球变小》、丁捷的《望洋惊叹》、纪红建的《大国制造》等，分别以核电研发、天文科技、造船工业、高铁建造、港口建设、装备制造等为描写对象，展现了一些关键领域的重要科技创新、大国重器的打造和国家建设的发展。而钟兆云的《奔跑的中国草》、黄传会的《仰望星空：共和国功勋孙家栋》等，则通过描摹杰出科技大家不断突破自我、攀登科技高峰，反映了功勋科学家的科学创造精神和巨大引领作用。

第三个方面，是有关生态与环境的改观与新变的写作。在这一方面，有徐刚的《守望山川》、鲁顺民的《将军和他的树》、王国平的《地球友好，你在奔跑》、任林举的《江如练》、叶梅的《三峡飞歌》、黄亮斌的《湘江向北》、王剑冰的《中国绿》、肖睿的《库布其生命歌》等。这些作品或写一个地区的绿化建设，或写一条河流的流域治理，或写一座城市的环境改变，或写生态领域的英模人物和示范工程。作品既着眼于状写这些地域生态样貌的改观，更着力于揭示这种改变背后的先进理念和重要经验。

这些作品的联袂而来，既从不同角度描绘了当代中国各个领域由“时代之变”带来的波澜壮阔的壮美画卷，也充分彰显了我们的作家在“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方面的自觉性与能动性。“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因此，持有拥抱时代的热情，拥有感知美好的眼睛，是更令人欣慰的。

报告文学的题材与主题，对应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无所不可表现。譬如，何建明接连推出《万鸟归巢》《昆山景象》《石榴花开》《如诗的大地》《商的芭蕾：广东外贸史诗》等多部新作。这些作品所表现的题材与主题都异常重大，所包含的内容与内涵也相当庞杂。面对这些很难把握与书写的对象，他也举重若轻，应付裕如。还有一些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作品，不一定紧扣重大题材和主题，但都与社会现实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因而同样重要和精彩。比如，徐剑的《西藏妈妈》《运河谣》、李舫的《回家》、杨黎光的《奔腾的深圳河》，陈启文的《穿越人间的象群》、余艳的《与鹤一起飞》、刘大先的《去北川》、李发锁的《热血：东北抗联》、刘笑伟和樊卓婧的《星火接力》、丰收的《太阳是一颗种子：寻找遗失的可可托海》、谭楷的《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等。这些作品都是不同的题材与主题领域里值得关注的优秀之作，它们不仅内容独特，而且写法独到。

时代之变召唤越来越多的写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探索新的时代内容和艺术形式，不断提升文学作品的原创品格和创新特质。

三、新大众文艺蓬勃兴起促动文艺生态不断新变

近五年间，令人意外惊喜的，是新大众文艺的兴盛与发展。其陡然崛起的情形，给人的感觉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其实，与新大众文艺有关的现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一直在悄然萌生，蓄势待发。只是这些隐形又分散的现象需要敏锐的发现与精到的评介。因此，《延河》杂志2024年第7期发表的《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一文，提出新大众文艺的概念，简述新大众文艺的特点，具有发现新现象、提出新问题的首倡之功。

关于互联网技术可能给文艺领域带来的种种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早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特别强调：“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发展，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加强正面引导力度。近些年来，民营文化工作室、民营文化经纪机构、网络文艺社群等新的文艺组织大量涌现，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工作者等新的文艺群体十分活跃。这些人中很有可能产生文艺名家，古今中外很多文艺名家都是从社会和人民中产生的。我们要扩大工作覆盖面，延伸联系手臂，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他们，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吸引他们，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今天，各种艺术门类互融互通，各种表现形式交叉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催生了文艺形式创新，拓宽了文艺空间。”这些论述中所提到的“新的文艺类型”“文艺形式创新”以及“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既内含了新大众文艺现象，也预见了其可能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

新大众文艺的产生与兴起并非偶然，而是在新世纪到新时代社会生活的发展演进和文艺文化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由人民文脉承续、信息科技赋能、文化需求驱动三方面的内在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与新时代的思想引领、技术创新和需求新变等密切相关，是新时代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新大众文艺跨越文学与艺术两大领域。艺术方面的代表性现象主要是立足于互联网平台的短视频、微短剧、脱口秀等；文学方面的代表性现象主要是被称为“素人写作”的“新打工者写作”，代表人物如范雨素（家政工）、王计兵（外卖员）、胡安焉（快递员）、王晚（外卖员）、李文丽（家政工）、陈年喜（煤矿工人）等。还有宁夏西海固的“新农民写作”，代表人物有马慧娟、单小花、曹兵、王秀玲、马骏、李成山、凡姝等。广东东莞近年涌现出“新移民写作群”，代表人物有王瑛、温雄珍、曾为民、章新宏、沈汉炎、易翔等。还有创作所谓“老辈子文学”的作者，如河北退休人员王玉珍、贵州阿姨祝薪雁、农民工安三山等。

新大众文艺，是人民大众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时代变革，自己担当主体、主创、主角，运用互联网等新的媒介手段，突破传统文艺生产传播流程，创新文艺形式和表达方式，从而形成的一种共创共享的新型文艺生态。新大众文艺消融了文学与艺术的边界，通过去中心化、互动化、参与化等新机制，使“文艺”从圈子化的状态与模式变为大众普遍参与和欣赏的生活文化。因此，新大众文艺在作者主体、作品文体和表现方式等方面，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大众化、自主性等特征，其构成要素也以人民性为主轴展开，彰显着新时代特有的新因素、新现实催生出的新经验。这些都充分表明，新大众文艺是人民大众创造、服务人民大众的文艺新生态，是人民文艺的时代化、具象化实践。若将各种分散的新大众文艺现象整合起来观察和探究，便能把握其基本的构成要素与突出特征。这主要体现在突出的人民性、充分的网媒性和鲜明的公共性三个方面。

作为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并表现出蓬勃生机与活力的文艺现象，新大众文艺最为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在于，它不仅推动了文艺普及与提高工作的协调发展，使更多的人民能够参与到文艺创作活动中，能够享受到文艺的滋养与熏陶，而且主导了文艺现状的变革，催生了文艺形态的转型，促进了文艺与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使文艺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新的文艺大众化实践反思了旧有的文艺观念，更新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构建了文艺的新生态，为文艺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与方向。在文化软实力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新大众文艺不仅实现了从“为大众”“写大众”到“大众写”“大众享”的转变，而且承载了情感共鸣与价值引导的基本功能，发挥着强化社会认同、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作用。

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兴起，彰显出人民大众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展现出整个社会的文化生产的广阔前景。作为一种植根于人民生活和数字时代的新生文化形态，新大众文艺既丰富了当代文艺的构成，拓展了当下文坛的格局，又以种种“超越”和“融合”生成多种有待调适的矛盾关系，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理论问题。面对现状和面向未来，迫切需要深化理论研究和批评研讨，加强价值引领和组织引导，完善技术应用与体制机制，为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与运行创造良好环境，有计划、有组织地推动新大众文艺持续而健康地发展。

四、文学新现实引动理论批评走向求真务实

我们通常把文学批评看作是对应着文学创作的理性评价活动，所以，对于这二者，素来有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的说法。这种认识确有其道理，但也存有明显局限。文学评论既要评说创作得失与作品优劣，也要阐发其思想蕴含、美学意义、文化价值。它面对的不只是作家与作品，还要面对读者与阅读、传播与接受，具有立足文学、影响社会的更大作用。关于文学评论的功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这一重要论述有两个要点：一是文学批评要发挥综合性的社会功能；二是无论是促进创作，还是引领审美，都要直面现状，务本求真，切实发挥实际作用。与这样的要求比起来，我们的理论批评确实存在较大差距。显见的不足，既在于理论批评基本上处于一种内部循环的状态，对于圈子之外的辐射和影响非常有限，还在于理论批评中仍然存在某些凌空蹈虚、夸夸其谈的现象，常常不着边际也不切实际。这些问题既限制了理论批评发挥应有的作用，也影响了理论批评自身的发展进步。

毋庸置疑，文学理论批评在这五年间，出现了一些令人欣慰的变化，呈现出向着求真务实的路向不断转变的可喜迹象。这种新变，既有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者在自省中增进认识、增强自信的主观原因，更有新的文学现实扑面而来，新大众文艺迎面而来，促使文学理论批评必须予以正面应对的客观原因。

概要地来看，五年来的文学理论批评围绕着“三新”（新世纪、新时代、新大众文艺），组织了系列的理论研讨，开展了多样化的学术活动，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共识性看法，在一些方面提出了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从话题的新颖性与重要性上来看，有关新时代文学的研究，有关新大众文艺的评说，既构成了热点，又形成了重点。一些专题研讨会和一些文学理论批评期刊专栏，就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现象、主要成就、基本特征和重要经验等，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和全方位的梳理，使行进中的新时代文学面目逐渐清晰。有关新大众文艺的研讨，既有对代表性现象的评说，又有对新气象、新走向的评估，还有对新大众文艺与新媒体时代、新大众文艺与大文学观等关联话题的探讨，显现出议题的丰富性和研讨的开放性。

在这些文学理论批评的探讨过程中，涌现出了一些标志性的概念，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新时代文学、新大众文艺和大文学观。新时代文学并非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它有着特定的内涵。它是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为历史起点、以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为思想原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以人民为中心、反映时代变迁、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中国文学。它与时代同行并进，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崭新阶段。新大众文艺是在新的时代背景、文化环境以及互联网语境的交互作用下，应时而生和顺势而起的新的文艺活动与新的文艺形态。新大众文艺的提出，是一种文艺现象的新发现，也是一种文艺理念的新认知。对于当代文学研究来说，这是一种深刻的提醒，也是一个重要的抓手。它启发我们高度重视文学的新现象，密切关注文坛的新变化。大文学观与新大众文艺密切相关。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兴起与强势崛起，在作者身份、创作追求、作品特色以及与新的传播方式、受众需求的密切关联等方面，都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提供了许多新鲜经验，也启迪我们必须面对现实，适应现状，构建和确立一种兼容并包、开放多元的新的大文学观。这种大文学观实际上也是以人民性为内核的大历史观、大时代观。

在新大众文艺现象的研讨和大文学观的探讨中，理论批评也遇到了新问题，面临着新挑战。新大众文艺以及网络文学所涉及的现象，都具有“超越”与“融合”的鲜明特征。网络文学有两个超越，一个是超越“纯文学”，一个是超越“文学体式”；新大众文艺也内含了两种超越，一个是超越“事业”范畴，一个是超越“文字语言”。文艺正从“事业”走向“产业”（商业与工业的结合），文艺也由原来的“文字语言的艺术”扩展为“图像语言艺术”“数字语言艺术”等等。这使得我们原来所熟悉的理论体系和知识系统已经不能有效把握这样的倾向、有力地解读这样的现象。面对这样全新的倾向与现象，我们的理论储备和知识准备，不仅缺斤短两、残缺不全，而且明显落伍和严重滞后。

这样一些新的文学现象与文学现实，显然也给理论批评提出了新的任务，那就是根据不断变化的文艺现实，在理论上和知识上有针对性地进行更新与丰富，补缺环、补短板、拓观念，使自身真正充实和丰厚起来。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这些新现实与新问题，既是新的挑战，也是新的机遇。事实上，从网络文学到新大众文艺，当代文艺一直在重构一种全新的文艺形态。这种新的文艺形态，也在引发文艺理论批评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给文艺理论批评提供了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良好契机。因此，面对现实，展望未来，文艺理论批评工作既大有可为，也任重道远，需要我们笃行不怠、奋发努力。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