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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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伶后来去北京进修过多次，最久的一次，在北京待了半年之久，因行踪不定，我们的联络逐渐不比从前。
她后来终于成了一流的双簧管演奏家，这是我所预料不到的。一苇初中时，她回岛城休假。我带一苇去见她，她让一苇演了一支练习曲，听到一苇的演奏，她的眼睛亮了一下。她说，马丁，你这孩子我要了。可是当时她还在新加坡的乐团工作，我总不能让一苇跟她去新加坡吧。晓伶说，有什么不能的，我带他几年，包他考上好大学。我想了想，这件事不太靠谱，回家都没跟李娜商量。晓伶下次见面也没再提，只是要我有空时多带一苇去见她，他们加了微信。一苇是个内向的孩子，可是见了晓伶不眼生，他们有许多专业问题可以交流。
晓伶的模样与少年时相比没有大的变化，只是眼睛旁边多了几道纹路，而脸上的轮廓稍稍有些坚硬。她穿了一件蓝色条纹的衬衣，时值六月，岛城的天气还有点凉，她将一件暗红色的毛衫像围巾一样搭在肩头，两条袖子在胸前打了一个结。我不确定她能否想起这身穿搭的来历，而我是一分钟都没有忘记过。
初中时，我刚随老金学双簧管时，电视上正在播放一部新加坡的电视连续剧《调色板》。我与晓伶曾经把那首主题曲改成二重奏，在课间吹着玩。新加坡没有冬天，电视剧里的男女主角在天气稍凉时，会把毛衣披在身上，毛衣是套头的，谁会想到把它像围巾一样披在肩上？毛衣披在肩上，袖子在胸前打个结，这是我们跟《调色板》里学的穿搭，那年我与晓伶都这样穿，她的毛衣是深蓝色的，我的是鲜艳的红色，我们披着毛衣在中山路上吹双簧管。《调色板》里的男孩喜欢打壁球，那时找遍岛城也没有一个壁球馆，我们到体工大队的网球场上对着墙打，我也不会，她也不会，球飞到墙外，一个跳高运动员捡起球给扔回来，他嘴里嘟囔着，搞对象跑这儿来，真会找地方。
我看到她的样子，就恍了神。大三那个暑假时，就要面临毕业的去向了。我们那时开始“双向选择”，可以等学校分配工作，回本省，也可以自己联系工作，联系好之后放弃学校的分配就行。杭城与北方的城市已经显示出较大的差别，我的大学老师，有好几位从学校辞职去广告公司、证券公司，其中的一位老师对我特别好，可以推荐我去一家银行工作。南方的经济文化发展快，新建的爱乐乐团已经排在了全国前列，我去听过他们的音乐会，节目单上，两位双簧管的名字后面都写着“特邀”。庆春路上的杭城火车站与三年前已经大不一样，客流骤增，广场上坐满了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大街上的姑娘穿着暴露，一到了晚上，许多小巷子里粉灯闪烁。这座古老的南方城市，像刚刚更换了马达的绿皮火车，陈旧的车厢在加倍的牵引作用下，正在风驰电掣起来。但是这些都没有打动我，我想，假如晓伶能来杭城，我就留在杭城，要是她不想来，那我就回山东。
我像以往一样，订了杭城到济南的车票，给晓伶的传呼机留了言，告知我到济南的日期，然后熟门熟路地到了“宋”的宿舍。“宋”正在一个人玩扑克，看到我来，表情复杂。我放下包，开始理桌上的扑克，想跟他来个“二人勾”，他却没有动。他沉默地看着我，突然说，兄弟，晓伶还没跟你说吧，我们要去新加坡了，她、我，还有我们团的一个中提琴。
我一下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我说，去新加坡演出吗？晓伶没跟我说。
“宋”往后退了两步，坐在床上，侧过头去，斜着眼看我，那个眼神与姿态，就像是拳击手在擂台上瞄他的对手，看看哪个部位下拳比较合适。我感受到了他眼神与姿态里的异常。我继续问，去演出吗？
“宋”说，不是，新加坡新成立了一支乐团，乐团特地留有几个华人乐手的席位。你知道，新加坡华人多，他们希望能时不时地演奏一些中国作品，你知道，我们中国作曲家的很多作品其实都是从民间戏曲、民歌里找的素材，很多五声音阶，老外不灵，就得咱们来。你知道，就得咱们来。
新加坡乐团的薪水高，是他们团工资的二十倍，新加坡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各方面的条件都比国内好很多。“宋”滔滔不绝地说，我却听得越来越恍惚。我冲出“宋”的宿舍，去女生楼找晓伶，宿管阿姨的传呼电话打着免提，晓伶寝室一直都没有回应，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一口气冲上了四楼，疾风骤雨般敲着426房门，我说，晓伶你出来，我知道你在里面，你要出国我不拦着你，你好歹跟我见一面。里面毫无声息，宿管阿姨气喘吁吁地从楼梯口过来，站在我旁边，同情地看着我，等我不敲门了，她说，小伙子，别敲了，这姑娘你看不住。
我每天早晨六点准时坐到晓伶宿舍楼的门口，一直到晚上十点熄灯才走。那是1998年的夏天，济南的风特别大，风里有沙子以及《泰坦尼克号》的音乐，苏格兰风笛的音色与苇秆哨片的振动有一些像，我的耳朵里灌满了沙子和风笛，以至于许多年来，一听到那个声音就禁不住流泪。
晓伶就这样离开了我，她去了新加坡，都没有跟我道个别。我一直当她是我的女朋友，她在走的时候却躲着我。我问“宋”，这是为什么？“宋”的宿舍里有趵突泉牌的白酒，也有趵突泉牌的啤酒，白酒称“白趵”，啤酒称“黑趵”，无论我问他什么问题，他的回答都是一样的：黑趵还是白趵？
我白天去晓伶楼下蹲点，晚上跟“宋”喝趵突泉，这样往复三天，自己也就颓了。这天中午，我从晓伶宿舍楼下回来，决定先回岛城，我从包里找出最后一瓶樱花牌指甲油，交给了“宋”。在这之前的一年，老内与我的通信已经中断。我告诉了“宋”指甲油的用法，“宋”赞叹不已，他问我，你是喝黑趵还是白趵呢？我去食堂打两块把子肉。
我没吃“宋”的把子肉，坐下午的第一班“齐鲁号”回了岛城，下了火车天刚擦黑，没回家，直接就去了“标准音餐厅”。
餐馆里人满为患，老金也在端菜端饭，我站在那儿东看西看，老金忙得四脚朝天，跟我没好气地说，还不赶紧帮忙，站那儿甜晒？我放下包，就开始帮忙传菜、收拾碗碟，正是旅游旺季，一拨接一拨的客人不断，一直到晚上九点才消停。小卫招呼老金与我一起吃饭，我跟他们喝了两杯啤酒。我说，师傅，听说晓伶要去新加坡，您同意了吗？老金说，哪有什么同意不同意，她就是告诉了我一声。蓝阿姨也同意吗？她哪有什么同意不同意，老金含含糊糊地说，孩子大了，只能由着她，再说了，趁着年轻出去见见世面是好事，你要有机会也出去看看。
我想跟老金说，我要跟晓伶在一起，可是老金的话密不透风，连水都泼不进去，这个话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气口。老金跟我高谈阔论了一个多小时，眼看末班车又来了，我才跟小卫一起上了车。在叮叮咣咣的5路电车上，小卫与我一起坐在长椅上。他突然说，你跟晓伶这就散了？我喉头像是被谁卡住了，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而我又不敢看他，唯恐眼泪不争气地流出来。小卫拍拍我的肩膀说，也好，晓伶那孩子也不是个居家过日子的，你还年轻，好姑娘有的是。我说，我明天再去找找我师傅，我不信晓伶不听他的。小卫说，别去找了。听我的，你师傅现在也是一头“蘑菇”，顾不上你了。
小卫到市立医院就下了车，车过儿童公园后，车厢里就剩下了我一个，公交车先后路过花生油厂、啤酒厂、卷烟厂和农药厂，油料、麦芽、烟草、毒药的味道在潮湿的空气里依次涌进来，我闻着这五味杂陈的城市，无论如何也想不清楚我的爱情为何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暑假过后，我回到学校，收到了晓伶发自新加坡的一封短信。信中简单说了她去新加坡的理由，不过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以及不想回到岛城的家，然后又介绍了她在新加坡的生活，说工作仍然是面对乐谱，背对世界，而同伴，仍然是国内来的那几位老朋友。信中没有提“我们”的事，只在最后鼓励我努力学习，把握机会，迎接更好的未来。她的信封是非常窄小的航空信封，信纸是Lee Garden的便笺，因为演奏家公寓尚未修建完毕，此时新响的国际乐师们都住在酒店里。Lee Garden是高级酒店，我只在上海的新锦江旁边看到过，晓伶已经进入了新的世界，而我现在连给她打电话的钱都拿不出来。
几年后，我与几位本专业的学者一起到南洋理工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交流项目。此时我已娶妻生子，与晓伶也已不怎么联系。时间是农历腊月初一，主办方邀请了当地的许多华人华侨举行盛大晚宴，享誉国际乐坛的新加坡交响乐团也前来助兴。演出的开始曲特地选取了李焕之的《春节序曲》。演出开始前，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木管声部中站起身来，吹奏出那个揪心的“A”，她连续吹了三遍，然后微笑着回到自己座席上。
“新响”在演出时，我魂飞天外，有那么一瞬，甚至觉得又回到了那个看《调色板》的六月。可是，此时我与晓伶都已各自成家，中断联络也有三四年了。
“新响”音乐会选的曲目在我听起来就是一个扎心，先是《波莱罗舞曲》，又是《一千零一夜》的第三首。《波莱罗舞曲》里木管声部占的比重很大，长笛、黑管、双簧管，连巴松都有一段SOLO，而《一千零一夜》里节选出来的这一首，叫作《年轻的王子和公主》，是由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写的。两首作品都充满了柔情蜜意，特别是后一首专门用来刻画王子与公主间的美好情愫。长笛奏响主旋律后，旋律会逐步过渡，双簧管此时则会演奏优美的和声，长笛与双簧管像一对年轻的情侣，穿过花地与绿茵，彼此追逐，令人心碎。是的，唯有心碎可以形容我彼时的感受，这场音乐会的录影里，晓伶有四五个长镜，她随着自己吹奏出的旋律，轻轻摇摆，因为演奏之故，脸颊上的线条有几分紧张，而在换气的时候，五官会有十分之一秒的舒朗。我屏住呼吸，与她一起换气，一起摇摆，那音乐太美，晓伶的技艺也今非昔比。此时我也在业界有了一点影响，正要晋升教授，然而那些论文、著作叠加起来建筑的信心，在她一次次送气，一次次换气时就已经随风飘走。
虽然我再三克制，但终究难以抑制那份渴望，于是我去后台找到了晓伶。或许是因为她还没有从演出的气氛中出来，看到我，晓伶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错愕。在她刚来新加坡的时候我们还时常通信，她兴奋地讲她在这里的生活。在我再三追问下，她也含糊地解释过为什么没有跟我告别，她的说辞是，当时非常犹豫要不要来新加坡，非常想来，又怕遇到阻拦。她说，我害怕一切反对，你肯定会说新加坡没有什么好，所以我连见你，跟你说一下这件事的勇气也没有了。
这是真正的原因，还是她想出来的托词，我一时无法分辨。那时同城的浙江大学管理系与南洋理工有交换项目，我就去考了浙大管理系的研究生。讽刺的是，等我千辛万苦考进了浙大管理系，我本科的母校杭城大学也合并进了浙大，两校合并后，两边的老师一时无法融合，只能各按自己原有的路径培养学生。我就像《三国演义》里那个在蜀魏两方摇摆不定的将领孟达一样，成为双方都嫌弃的人。硕士导师认为我来自杭大，而本科的老师又对我盲目出走的行为有点鄙视，这样再去争取交换生，就几无可能了。我断了出国的念想，回岛城的大学寻了一份工作，娶妻生子，过起日子来。
我与晓伶彼此敞开心扉，讲述十年经历，是在新加坡的Lee Garden酒店，我埋怨她不应该离我而去，她埋怨我从未对她表白。我说，我每年假期都去济南找你，跟好几个吹长号的胖子都喝成了哥儿们，这还不算表白吗？晓伶默不作声。我说，你还没告诉我，这些年怎么过的？结婚了吗？有几个孩子？
Lee Garden的餐厅里有一个牛肉拉面的档口，做出的面与国内相差无几，我想起从前有位邻居，听说在国外做拉面能赚大钱，天天在家苦练拉面技术，扯起面来要上下抖动，时常撞得案板当当响，有时从晚饭后一直响到晚上十点多。这样练习了小半年，他终于如愿去了巴西，听说在里约热内卢开了第一家海鲜牛肉面馆。不过十多年过去，人们已经难以想象那时人们对于“出国”这件事的迷恋了。
晓伶说，吹双簧管、做拉面，其实没啥区别，都是讨碗饭吃。我说，你有那必要吗？在乐团不是好好的？晓伶说，你根本不知道，那时候在乐团就开始乱了，同事们有的开始做买卖，有的一心要出国，集体宿舍不可能住一辈子，但是团里没有房子，我靠什么生活？我说，你回岛城去，不是还有个家，何必背井离乡这么辛苦？晓伶说，那时她爸跟她妈正在闹离婚，家里空气紧张，一分钟也待不了。我想说，其实我爸妈早就离婚了，我刚毕业工作的时候，学校里的条件也很差，但是现在一切都好了，学校分了房子，我除了教学，还参与校办公司的经营，一切都越来越好，何苦跑到这里来？
这些话我都没能说出口。因为此时的晓伶在我的眼中依然是少年时的感觉，我每看她一眼，就感觉心里流进了什么，一直看着她，心里的某些东西就慢慢坍塌了，许多陈年的尘渣漂浮起来，流进了动脉，分布到毛细血管里，又从皮肤的孔隙里无声地渗透出来，不一会儿就觉得身体各处的皮肤都结了痂，风吹过，水淋到，都会有一丝疼痛，然后换来一点点的轻松。
我说，你结婚了吗？有儿女吗？这些年过得好吗？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的语气低沉，像一个饱经世事的老人。晓伶轻缓摇头，她说，你别问了，我在其他同学那里知道你的消息，你的儿子学双簧管，曾经得过“小金钟”，如果他要考“杨秀桃”，我能帮上忙。
那天我们闲谈了一会儿，她就要走了，哪知刚刚走出酒店，又转头回来，她打开乐器箱子，拿出一个蓝宝石色的哨片盒，她的哨片盒显然是定做的，盒子上刻着“Kim”，她的盒子比一般的哨片盒要大一些，晓伶打开盒子，十个哨片整齐地陈列着，旁边还有一个水滴状的小瓷瓶，正是樱花牌指甲油的包装。晓伶向我神秘地笑了一下，她说，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用，一直是樱花牌，新加坡可以买到。她说，谢谢你，这是我们的秘密，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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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责编韩新枝、张丽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