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喀什大巴扎口子上，一个老汉坐在手推车边，闭着眼，哼着一段木卡姆。

满巴扎都是维吾尔语的喊价、汉语的报秤，偶尔夹一句别的什么话，在一笔买卖里来回翻滚。孜然撞翻了，黄澄澄撒了一地。没人急着骂。风一吹，香。

我就在这片喧闹里，站在做馕老人的摊前，听他说了一件事。

那是个波斯古词：bāzār。

在喀什，叫“巴扎”；在泉州，叫“巴刹”；在宁夏，换了名字，叫“集”。

头回听见“巴刹”，是在泉州。

那年夏天我拐进老城一条窄巷，骑楼的荫凉把巷子切成两半。阿婆坐在暗的那一半里刮鱼鳞，汗顺着脸颊往下淌。有人拎着菜篮子路过，跟她打招呼，说去巴刹买菜。我问，巴刹就是菜市场？她抬头看我一眼，说，从小就这么叫，我阿嬷、太阿嬷，都这么叫。我记下了。

后来到喀什，在大巴扎里坐着，满耳朵都是“巴扎”，才觉出两个词有点像。也没往深里想。直到这天，做馕老人说他跑长途的侄子提过，南边很远的地方，有个差不多的叫法，好像叫什么“刹”。

我心里动了一下。巴刹。

老人祖孙三代守这方馕坑，掌心茧子厚得发硬，指头蹭过馕坑边沿的黑灰，混着几十年的麦香和炭味。我站得久了，没买东西，他反手从坑里钩出半块热馕，说出远门的人，别空着肚子走。他粗糙的指头摩挲着馕坑边沿，问我那个词到底叫啥。

我说，在福建闽南叫“巴刹”，和“巴扎”一样，只是一个走陆路，一个走海路。

他愣了愣，笑了。走了那么远的路啊，那敢情好，天下的集市，原来是一家。

从那天起，我开始找这个词的来路。

二

这个词的词源，可以追溯到波斯高原的干风里。

公元前六世纪的波斯戈壁，太阳毒得能把石头晒裂。bāzār最初就是沙窝子里攒起来的市集。几顶帐篷，几匹瘦骆驼，就敢跟荒原叫板。

最早把这词驮来东方的，是骑着瘦骆驼的粟特人。

他们的驼队踩着塔里木盆地的绿洲，一站一站往东挪。每到歇脚处，就支起帐篷攒成市集。波斯语的调子，在语言流转中转成突厥语的卷舌，再抿成汉语的平仄，像摆渡人，把词从这里带往那里。

遇着沙暴，风裹着沙子往脸上割，整队人连驼带货埋进沙里，只剩半块刻着字的木牌，被后来的旅人从沙堆里抠出来。

遇着兵火，商道说断就断。等世道安稳了，商道重开，断了的话才又顺着新踩出来的脚印，慢慢续上。

驼队翻过天山的雪，第一脚踏进中原的关口，就是固原。

安史之乱后，河西走廊的商道堵了百十年。固原城里的粟特后人把文书埋进黄土，改了汉姓，连说话的调子都慢慢往本地靠。那些跟着驼队来的西域词，就这么沉进了方言的最深处。直到后来商路经西夏的榷场重新接通，这些词才又慢慢拱出土，往东往南，散进风里。

断过的话续上时，已经沾了黄土的性子，干、硬、沉。

多年后，我在固原博物馆见到了一片粟特文书残片。

残片不大，墨迹却干爽利落，像昨天才写上去的。我的指尖隔着玻璃，离那一千年前的笔画只有一寸。那一寸里，塞满了黄土。玻璃上蒙着我刚才哈的气。

我忽然想起一个人。

马万全，同心人，在义乌给老外当翻译。一千多年前姓史的粟特翻译，和今天姓马的同心翻译，中间隔了十四个世纪的黄土，脚下踩的是同一片土地。

九十年代起，同心的碎娃们成批地往义乌跑，马万全是一九九八年去的。头回上阵是在篁园市场三楼，一个沙特客商指着一盏水晶灯问价。马万全听懂了，转头翻给摊主，一紧张，把“水晶”说成了“水井”。

三个人，大眼瞪小眼。

那天马万全挣了一百二十块，回到出租屋数了三遍，从包里摸出一块家里带来的馍。馍干得掉渣，他掰不开，就着凉水啃了半拉。往后的日子，他每天收了工，就抱着本子蹲在市场门口，听本地人怎么吵架，怎么砍价，一个字一个字地磨嘴皮子。半年后，摊主点名要他。后来他自己开了外贸公司，把生意做到了迪拜。如今他儿子也干这行，一口外语比他爹还溜。

几十年过去，深圳、广州、泉州，乃至迪拜、开罗等地，到处都有同心人的身影。他们嘴里吐出的外语，带着韦州的口音、下马关的风沙，和固原黄土的颗粒感。

从同心往南，丝路北道的旧辙穿过韦州、下马关，一路颠簸到固原。

旧辙里长着沙蓬，车轱辘碾过去，沙蓬籽就卡在轮胎缝里，跟着车跑到固原。那些被驼蹄踩出来的路，如今跑着摩托车和三轮车。车一过，黄尘呛得路边的羊直打喷嚏，尘落了，路还在，集也还在。

三

bāzār走到喀什，就脱了波斯的袍子，换上艾德莱斯的袷袢，活成了巴扎。

回鹘西迁的一支建了喀喇汗王朝，定都喀什噶尔。

昔日驱策畜群的呼喝渐渐消散，市井交易的声响悄然响起，巴扎便在荒漠腹地就此落地生根。

站在艾提尕尔广场上，夕阳把大巴扎的檐角照成一个影子。风一吹，那影子晃了晃，你就摸到了这座城千年没变的脉搏。

香料摊上，孜然、姜黄、辣椒面堆得尖尖的，指尖一捻就收出挺括的顶。

风裹着沙，说话都带着夯土的劲儿。字咬得实，音落得重。这响声被风卷着往东北刮，刮过戈壁芨芨草，到韦州黄土坡上，就成了另一种动静。

同一个意思，飘到宁夏黄土地上，就叫“集”。

汉语里“集”这个字，在这片土地上喊了几千年。裤脚蹭的，鞋底沾的，集上风刮起来的，全是细碎的土星子。bāzār沿着丝路往东，一脚踏进宁夏的黄土窝，跟这个喊了几千年的老名字撞了个满怀。凑一堆人，换点东西，闻点活气，说的本是同一桩事。

那个把“水晶”说成“水井”的同心翻译马万全在义乌闯了十几年，前年回了老家。

他把义乌带回来的亮皮鞋收进柜子最底层，换上千层底。脚底板踩在自家院里的黄土地上，才感到了心中的踏实。

我去看他时，他正蹲在院角用干艾草煨蜂箱。

艾草是他秋天从坡上割的，晒了三个月，烟味不呛，拧着细旋儿往上飘。蜜蜂嗡嗡绕着，不蜇人，像认得他掌心的厚茧。那茧子是常年搬货磨出来的。

屋里婆姨正在炸油香，嗞啦一声，香味撞开门涌出来，混着艾草的微苦。

他抬下巴朝屋里努了努，喊：“娃他妈，火小点。”他一边往蜂箱底下塞艾草，一边唠当年在义乌的窘事。

刚去时，他的外语能跟外商勉强掰扯，可跟本地老板说不通。有一回进小饭馆要面，比划得胳膊都酸了，老板以为他渴，端来一碗漂着蔫葱的清汤，没半点油花。他喝了，又比划，老板又端一碗，连灌三碗，胃里胀得发慌，才见着面的影子。

“那汤咸得齁人，我喝了半瓶凉水才压下味儿。”

他说完嘿嘿笑，露出被旱烟熏黄的牙。笑完了低头蹭了蹭蜂箱上被烟熏黑的印子，蜜蜂擦着脸颊飞过去，他躲都不躲。

“在外面漂了十几年，钱挣了些，可脚底下虚得很。”他说。有一回在迪拜，他半夜忽然就想起小时候跟爷爷去韦州赶集。韦州离同心四十里，集上有个老汉卖甜醅子，用本地麦子酿的，带着淡淡的微酸，酸甜交织。

他想那味道想了半晚上，起来灌了半瓶冰矿泉水，还是压不住那股子从胃里泛上来的酸。

“你说怪不怪？”他抬起头看我，眼角的艾草灰抖了抖，“想家不想人，不想那片地，想的是韦州集上的甜醅子味儿。”

四

过了几天，我去韦州赶集。

太阳刚偏西，光线斜斜打在马万全的后背上。我远远地看见他蹲在集口墙根，一动不动。

走近才认出是他，蓝布衫上沾着几点艾草的灰，还有前几天煨蜂箱蹭的黑印。他没瞧见我，我也不想惊动，就捡了一块半埋在土里的青石板，也蹲下来。屁股底下硌着个小土坷垃，我没挪，就这么硌着。

集市的人流从他身边淌过去。鞋底蹭起的灰落在他裤腿上，他也不掸。卖羊杂碎的老板认出他，递了一根没点的纸烟，烟卷上沾着老板指头上的羊油味。他接过来，随手夹在耳朵上。

卖枸杞的老杨招了招手，继续低头晃着肩膀听秦腔，是《三滴血》。马万全小时候跟着他爷听过这调子，现在听着，像回到了十岁那年的集上。

羊杂碎摊的铁勺磕着锅沿，把儿上缠的旧布条磨得发亮。切羊肚的节奏是噔噔——噔噔噔，他听了半辈子。

骡马市那边，一匹骡子打了个响鼻，前蹄刨起一捧黄土。土星子在午后太阳里亮了一瞬，又砸回地上。

他还是没说话，耳朵里塞的全是走了这些年没变的声音。

也有变的。集口新开了个快递点，一个碎媳妇坐在里面，对着亮晶晶的屏幕不停地说话：“家人们看这枸杞，韦州产的，甜得很！”

马万全盯着那屏幕。旁边人告诉他，这是直播卖枸杞，隔着屏幕就能发到广东或者福建，一天几十单。

他咂咂嘴，盯着骡子粪蛋。他觉得，那冒着的热气，比屏幕里的光实在多了。喧闹撞在他身上，又绕过去。

他就那么蹲着，像块磨圆的卵石嵌在集的浪里。我蹲在几步外，也是块石头。浪淌过去，石头不动。蹲到半晌，他大概是腿麻了，换了个姿势，膝盖发出咯吱一声。一扭头看见了我。

他愣了一下，对我点了点头，我也点了点头。他又转回去，继续蹲着。我也继续蹲着。两个人各蹲各的，中间隔了几步远，知道彼此在，但不需要说话。

后半晌集快散了，人像退潮似的稀下去。老杨把苇席往胳肢窝一夹，席边磨得起了毛，扫过马万全的肩膀，带起一阵陈年麦香。他喊：“回了啊。”尾音拖得长长的，和三十年前喊他爷的调子一模一样。

羊杂碎摊的铁锅不冒热气了，老板娘把铁勺往锅里一扔，哐当一声，惊得墙根的黄狗一激灵，然后跑远了。

风从街那头灌进来，卷着炸油糕的甜香、羊杂碎的膻气、骡粪的热乎味，还有半干的艾草烟，从空荡荡的街面上刮过去。

骡马市那边只剩几堆冒着热气的粪蛋和满地蹄印。

一个半大小子穿着破夹克，袖口磨出了洞，拿棍子拨拉着粪蛋玩，看见缝隙里露出两颗骡子没嚼烂的黄豆。马万全看着他，笑了，说：“我小时候也这么干。”

马万全站起来拍裤子，裤腿上的土簌簌往下掉。他拍干净了土，转身往家走。我在空荡荡的集上站了会儿，也站起来，朝他走过来。他看见我，笑了一下，露出熏黄的牙。他说，你也在集上？我点点头。他说，走，到家里吃饭去。

到了家门口，他推开院门，朝屋里喊：“油香炸好了么？”桂兰端出一盘热油香，烫得她两手倒换，指节上还沾着揉面的白面屑。她笑着说：“你给客人讲讲你在义乌喝了三碗汤的事嘛。”说完自己先笑弯了腰，围裙上的面渣抖下来，落在青石地上。

马万全也笑，接过来递给我，说趁热吃，凉了就不是韦州集上的味儿了。

我咬了一口，外皮脆得掉渣，里面的面芯软乎乎的，烫得舌尖发麻，混着桂兰手上白面的香、艾草的微苦，还有风从集上捎来的所有味道。

五

宁夏的集，山里和川里，不是一个长相。

同心往南，韦州逢农历二、五、八开集，下马关逢三、六、九。逢集的日子，十里八乡的人都往镇上挪。骑摩托车的，搭三轮车的，轮子碾过干土路。

七月，枸杞下来了。韦州的老街两边，到处是红：苇席上晾的枸杞是红的，卖枸杞的人指甲缝是红的，连骡子踩过的土，都沁了一层淡绛。空气里飘着枸杞甜腥，混着羊杂膻、油糕香，还有西瓜的清冽。

街口的羊杂碎摊支着大铁锅，白汤敞着口咕嘟着。羊肚羊肺堆成小山，在案板上稳稳码着。有人要一碗，老板娘噔噔噔在案板上切碎，手腕一抖，肉片子全拨进滚汤里，勺子搅着滚几个来回。捞起时连汤带肉，勺子背一压，沥去大半汤水，撒一把香菜蒜苗，滚汤一浇，辣子油泼得红亮，红油立刻汪在上面。

她男人蹲在灶边打饼子，双肩落了一层面粉，两个人没话，一个眼神递过去，就知道是该递饼，还是应添汤。

往里走，老杨守在枸杞摊后头，膝头放着个小收音机，里面唱秦腔，调子高得能穿透集上的喧闹。

他的枸杞是自家种的，七月摘了晾在苇席上，晾到皮皱糖出，捏在手里黏糊糊的。他伸过手让我看，十个指头，指甲缝全是绛红色，洗了多少遍也洗不掉，一到夏天指尖就黏，那是枸杞的糖浆渗进了皮肉里。小孙子凑过来捏他的指头，凑上去闻了嗅，说爷爷的手是甜的。

有人问价，他不急着回价，说头茬子，你尝了再说。人家捏一颗放嘴里，嚼了两下，不吭气了，把袋子递过来。他拿小簸箕盛了倒进去，末了又抓一小把添上，算送的。

集的最东头是骡马市。

买卖不在嘴上，在袖筒里。两个人的手在黑布衫子底下捏来捏去，外面的人看不清，只知道捏了半天，袖筒一抽，交易就成了。一匹黑骡子站着，鬃毛编了小辫子，不安分地刨前蹄，黄土踢得老高。旁边墙根下靠个老汉，叼着旱烟杆眯眼瞅，瞅了一上午，走的时候把烟杆在鞋底上磕了磕，留一句：这骡子牙口好，值那个价。说完背着手走了，烟锅里的火星子掉进浮土里，灭了。

南部山区的人喊“跟集”，北部川区的人喊“赶集”。

中宁的集走公历，鸣沙逢二、五、八，白马逢一、四、七。鸣沙的集在黄河冲出来的平川里，路宽，街直，赶集的人骑电动车、开三轮，少了山区的尘土，多了几分缓慢与悠闲。

风从黄河水面刮过来，裹着水汽，淡了脸上的土味，多了股水腥气。街口的吃食摊挤着，羊杂碎、炸油糕、凉皮，热气裹着香气往人脸上扑。这里面有个卖饦饹子的丁老汉，守着个不大的摊子。

饦饹子有点像馕，炭火吊炉上下烤。如今集上卖的人越来越少。可婚丧嫁娶、逢年过节，谁家都离不了。提前订几十个，用红纸包了摆在席面上，才叫体面。

丁老汉的饦饹子都是在家烤的，天不亮起来揉面、上吊炉，烤好了用白布包严实，装在纸箱子捆在三轮车后座上拉来。

卖的时候掀开白布，热气呼地扑出来。给熟客称完，他总要掰一小块饼边递过去——不是送，是让你尝这一窑的火候。有一回我问这饼叫啥。他头也不抬，说饦饹子嘛。又问名字咋来的，他想了想，说不上来。反正好吃就行了，管它叫啥。说完低头拨秤杆，秤砣摇摆几下，最终停在了对应的斤两刻度上。

后来我在喀什啃着刚出炉的热馕，在泉州骑楼下看人炸粿条，总会想起韦州集上的羊杂碎和鸣沙集上的饦饹子。

馕是馕坑壁上烙下的月白斑，饦饹子是铁皮夹子铰出的麦穗花。都是旱塬上磨出来的吃食，揣在怀里能扛三五天路。

往东南走几千里，米多面少，便有了闽南的粿，年节时炸得金黄，阿婆装在竹篮里，喊一声“买粿哦”，尾音软乎乎的。黄河边上也有果子，也是滚油里翻出来的金黄，奶奶装在瓷盘里，喊孙娃子“拿馃子来”，调子脆生生的。

两个词的音，和巴扎、巴刹的喊声一样，隔着山海撞在一起。油锅里的嗞啦声，和敲馕坑、刮鱼鳞的响动叠在一处，风一吹，就散成了满世界的烟火气。

也不只是往里传。中宁的枸杞早在元代就沿丝路传到了中亚，“枸杞”的音译至今留在中亚的语言里。

谁也想不到，西汉张骞从西域带回的葡萄种苗，两千年后在贺兰山东麓长成了一片紫色的海。

六

本世纪初，有个福建人，来到贺兰山下，看到的是一片连草都长不好的砾石滩。

当地人说这地方种啥都不行。他蹲下来抓了一把土捏了捏，说这土种葡萄好。同去的人都笑：“这里别说葡萄了，连棵沙枣都长不大。”他没吭声，回去筹了钱，雇人把石头一块一块捡走，从几百公里外拉来羊粪拌进土里。

三年后，第一批酿酒葡萄结了果。当年笑他的人，都成了酒庄里的工人。后来，这片葡萄园成了当地种植面积最大的葡萄园。站在园子里一抬眼，葡萄藤爬满了砾石滩，叶子上的白霜，像骆驼蹄子踩起来的、还没落定的浮土。

我去过其中一座酒庄。

管园子的李师傅是位移民，早些年在地里掰玉米棒子，一双手全是老茧。刚搬来那年，他在葡萄园边上偷偷种了一垄玉米，就是觉得地里不长几棵玉米不踏实。

他婆姨从老家带来一缸浆水，芹菜胡萝卜切碎了泡在瓷缸里，酸冽清亮，天热的时候舀一碗灌下去，好不凉爽。缸边搁着半个饦饹子，是鸣沙集上带回来的，掰着泡浆水，酥软有麦香，得劲儿的一顿饭。

李师傅蹲在葡萄垄里，捏着一串葡萄，指头缝里漏下几缕阳光，他说这葡萄粒上的白霜，像他婆姨腌的浆水表面的那层沫，都是好东西。

现在他捏着一串葡萄就能说出糖分酸度，讲起发酵来头头是道。

他搓着手上的薄茧笑，说哪想过这辈子能跟葡萄酒打交道，在家门口就能挣钱，娃上学也方便。

这些带着贺兰山石砾气息的紫色酒液，后来去了很远的地方。欧洲、澳洲，以及当年波斯商队出发的地方。

千年前粟特人牵着骆驼把西域物产沿陆路驮进中原，千年后宁夏的葡萄酒沿着海路，走向了当年驼队出发的地方。

六盘山下的黄土里，还埋着更多东西。

1983年深秋，固原南郊，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重见天日。棺椁旁，一只鎏金银壶静立，银辉温润。鸭嘴细颈，圆鼓下腹，壶身上的小人卷发高鼻，穿的衣裳老百姓问谁都没见过。当年抡锤锻打这壶的中亚匠人不会知道，它最终会埋进这里的黄土。就像那些把“bāzār”一路驮到东方的粟特商队不会想到，这个词会在喀什变成“巴扎”，在泉州变成“巴刹”，在宁夏变成“集”。

固原西北，须弥山红砂岩立着。顺寺口子河入清水河谷，北行至中宁，折西便是黄河。双龙山斜倚北岸，沙中曾刨出几尊北魏小像，眉眼清瘦，衣褶如水波。山下，土坯房伏着。炉膛烤饦饹子，烫手心。顺着双龙山往北，黄河水拐了个大弯，把牛首山甩在东岸。山不高，模样憨，像个卧着的大牛头，双角插进云里。

从牛首山下来，风一吹，我想起泉州那个卖鱼的阿婆。

她嘴里喊了一辈子的“巴刹”，比巴扎晚了足足五个世纪。

七

走海路的买卖，比走戈壁滩的驼队，晚了足有五百年。词语顺着阿拉伯商队的船，融进了环印度洋的风里。

热带海风裹着咸腥气，从波斯湾到马六甲，从锡兰到爪哇，黝黑的、浅棕的、晒得发红的手，都指着货摊喊着同一个词的不同调。马六甲的老巴刹里，马来妇人挎着竹篮喊pasar pagi（马来话里的早市）。她哪里晓得，千里之外的西域，早几百年就有粟特商人在驼铃里喊bāzār，意思和她嘴里的pasar，一模一样。

闽南水手刚把船缆拴在马六甲的木桩上，裤腿还滴着海水，耳朵先认了路——他们在泉州老家赶惯了西街的集，听见pasar的吆喝，那股子讨价还价的吵嚷、油锅里炸粿的嗞啦、竹筐碰着竹筐的脆响，和他们老家集上的动静，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没人去翻词源的账本，也不用翻。等他们驾船回到泉州，顺着泉漳话入声的短促，顺口就译成了“巴刹”——这两个字落在西街的石板路上，还带着南洋海风的潮气。

阿婆坐在骑楼的阴凉里，汗顺着鬓角往下淌。

塑料桶磕着青石板，鱼鳞刮着竹篾，水滴砸着湿地面。巷子深处飘来一声闽南话的叫卖：“买鱼哦——”声音往下坠，沉下去，又晃悠着浮上来。

阿婆手里的带鱼甩在案板上，鱼鳞闪着细碎的银光。

算账时，她总爱用围裙角蹭蹭指尖。那围裙飘过来一股味儿——不是鱼腥，是一缕极淡的沙茶香。早晨在家给孙子炒面，虾米花生在热油里爆过，那股香就钻进了棉线里。换了这条刮鱼鳞的围裙，可那股子沙茶味，像她自己长出来的体味，跟着她从家门口一路飘到巴刹。她浑然不觉，就带着这味儿刮了一上午带鱼。

隔壁炸粿条的油锅滚着，粿条下去嗞啦一声，油星溅在摊边的干荷叶上——那是早上包椰浆饭剩的。

油星一烫，荷叶蒸起混着椰香和焦叶的气息，扑过来，和阿婆身上的沙茶味撞了个满怀。这些走了几万里的味道，成了泉州人的一日三餐。

阿婆算账，油锅嗞啦，刮鳞沙沙，混在一起，是这条巷子最安稳的脉动。

我在她摊上买过两斤带鱼，她顺手多塞了一条小黄花，说煮汤鲜。熟了，拉我去旁边茶摊喝工夫茶。茶盏烫得我指尖发麻，她那双糙手扶着盏，稳得很。

我说，新疆那边也有个差不多的词，叫“巴扎”。跟“巴刹”是同一个词，一个走海路，一个走陆路。

她“哦”了一声，低头续水。半晌，抬起头：“那很远哦。”“是很远。”她又想了想，问：“那边也有带鱼吗？”我愣住。风把我的话吹散了，她也没等我回答，低头继续烫盏。

八

那个在馕坑忙碌的喀什老人，那个守着鱼摊的泉州阿婆，一辈子没见过面。

喊了一辈子的“巴扎”和“巴刹”，不知道彼此的存在。马万全在义乌啃过的干粮馍、在迪拜的深夜里想起的甜醅子，丁老汉说不上来由的饦饹子，老杨指甲缝里洗不掉的枸杞红，他们也不知道。

今年夏天，我去了一趟闽宁镇。

掀开帘子，热浪混着泥土腥甜扑面，新一茬小番茄正转红，累累挂在藤蔓上。大棚那头有两个人。一个是本地回族老汉，帽子晒得泛黄，手里捏着一把剪枝的剪刀。另一个是从福建来的碎娃，年纪轻些，穿着洗旧的格子衬衫，说一口闽南腔的普通话，把“番茄”念得像“欢茄”。老汉听了一遍没听懂，碎娃又说了一遍，还是没听懂。碎娃捡起一根枯枝，在地上画大棚，指了指棚顶又指了隔风口。老汉凑近了看，看了半天，忽然点了点头，用剪刀柄敲了敲地上的画。

老汉从藤上挑了一颗最红的小番茄，摘下来递给碎娃。

碎娃接过来丢进嘴里，老汉盯着他的嘴。碎娃嚼了两下，脖子一扬咽了，用袖子抹了抹嘴。老汉笑了，伸出一个大拇指。碎娃点点头，也伸出大拇指。两个大拇指对着晃了晃，两个人都笑了。老汉笑的时候露出缺了一颗的牙齿，碎娃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

老汉从兜里摸出一个小塑料袋，里面装着他自家腌的沙葱，咸津津的，带着一点酸。他递给碎娃，说，我婆姨腌的，你尝呀，咸不咸。碎娃捏了一根放进嘴里，嚼了嚼，点了点头，又点了点头。

过了一阵，碎娃起身走到棚口接电话，压着嗓子说闽南话，语速快，听不清内容。

老汉蹲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剪刀悬在半空，棚顶水珠砸土无声。碎娃挂了电话回来，又蹲下。老汉什么也没问，指了指藤上那些还没红透的果子，又用剪刀比了一个手势：再等等，等果子红，等下一个夏天。碎娃点了点头。

我从大棚出来的时候，他们还在比比画画。

走到地头，身后传来喊声。老汉站在棚口，拢着手喊了一嗓子：“明年——还来啊——”说完，转身钻回大棚里去了。帘子晃了两下，不动了。

一只沙扑扑贴着田埂蹿进草丛，也不见了。

风从贺兰山那边吹过来，棚顶塑料膜一鼓一鼓的。风里裹着沙，裹着闽南的咸、喀什的土、韦州集上炸油糕的香。巴扎不知道带鱼是什么，巴刹没见过骆驼，集上的人听不懂木卡姆。

它们各守着日子，各讲各的语言，各有各的脾气，而生活，却是一样的。

【作者简介：吴国廷，宁夏中宁人，作品散见于《朔方》《南方周末》《新民晚报》《人民政协报》《宁夏日报》《共产党人》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