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少年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战争的动乱年代度过的，跟随当八路军的父母转移。形势紧张，特别是在日伪军扫荡时，就跟随父母随军反“扫荡”。时局稍稳定，或者到了抗日根据地，生活才能稳定下来。这时父母就把我寄养在老百姓家里，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也就成了这家的成员之一。为了掩护身份，防止日伪的突袭，我就改变姓名，跟这家姓。这家的老人就成了我的爷爷奶奶、干爹干妈、叔叔伯伯，这家的孩子也都与我以兄弟相称。这时我才有机会随这家的孩子在村里的小学读书。但这样的日子都不长，一般都是两三个月，最多也不超过半年。所以我到底在多少村庄住过，有多少个干爹干妈，起过多少个名字，我自己也记不清楚。至今能记得的地方，一是栖霞县的康家，二是蓬莱县的门楼镇，三是蓬莱县的郝家。
在栖霞县的康家，我是跟随伯父、伯母在一起。由于日伪汉奸的追迫，伯父投奔革命以后不久，伯母也率领全家背井离乡，到了栖霞县根据地。当时伯父在北海中学工作，就在北海中学这一带活动，在这里我才有机会上学。康家是一个小山村，所谓的小学，只有几间房子作为教室，而教师只有一个。遇到飞机轰炸，我们就钻进山后的树林里，挂块小黑板，听老师讲课。
1944年晚秋，我随巴山大姐从栖霞县到蓬莱县门楼镇，我们一行十多人，在日军的炮楼间穿行，还要过敌人的封锁线。当时我还不到十岁，跟随大人们急行军十分辛苦。有一天晚上住在一个村里，村长安排我们住在一间屋里，女同志睡在炕上，男同志睡在铺了麦秸的地上，我与男同志睡在地上。一天的行军大家都十分疲劳，睡得很沉，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的左腿不能动了，原来是一位男同志的步枪和大腿压在我的左腿上，压了一个晚上，血脉不通。早饭后又要赶路，大家只好轮流背着我走，就这样一直背到了门楼镇。从此我的左腿落下了毛病，经常腿疼。到了门楼镇，我与父母会合，住在了一起。这里是根据地，八路军的一些机关、工厂都在这里。我们的房东是个年轻的寡妇，叫时贵莲，我认她为干妈，也随其夫姓，改名为朱德斌。这是战争年代我所能记住的唯一一个干妈的名字和我所用过的名字。干妈无儿无女，对我非常好。她是妇女抗日救国会的骨干，像我妈一样也很忙。我就在村里的小学读书，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在门楼时发生了两件事，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在门楼镇上小学时，儿童团经常搞抗日宣传，刷标语，演节目，我是个活跃分子。在一个晚秋的夜晚，我和几个儿童团员在朱自英大姐的率领下，去一个小山村演出，慰问八路军。我扮演的是《小放牛》里的牧童，演出受到了官兵们的热烈欢迎。后来听说许世友司令也在那里看演出。演出结束已经很晚，在回来的路上我们还十分兴奋。那天晚上月朗星稀，山村很寂静，除了山风吹起的阵阵松涛声，就是我们叽叽喳喳的谈笑声。在过一条小河时，朱自英大姐一不小心踩在石头上滑倒了，一屁股坐在河里，弄得裤子湿透了。她在我们这一群中年纪最大，这一滑倒引得我们哈哈大笑，惊得林鸟纷纷鸣叫着飞起。另一件事也是在这个冬天，河里已经结冰。一天夜里日伪军突然包围了村子，母亲拉起熟睡的我，就和其他的同志迅速突围。在过一条小河时，我不小心，一只脚掉到了冰窟窿里，鞋子掉到了水里，来不及找，母亲拉起我就往山上跑。这样赤着一只脚跑进了一个山洞，这时的脚已被冻僵，不知道疼，但已被石头划破了。母亲只好撕下一块包袱布给我包起来，等到敌人退去才下山。但脚冻坏了，好长时间才好。这些事至今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没有群众的支持和掩护，我们很难在敌人的疯狂扫荡和残酷封锁下生存下来。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蒋介石就打起了内战，窜犯胶东解放区，我们被迫从县城退到山区。这时父亲已调到了胶东行署，我随母亲退到了蓬莱县的郝家村，这是一个依山临河的村子。我们住在母亲的姨母家里。母亲的姨母、姨父都还健在，还有一个表妹和表弟。我叫母亲的表弟小舅，我们两个年龄相仿。由于国民党经常窜犯，我们无学可上，只好与村里的小伙伴一起上山打柴，干些农活。但这样的日子常常被扫荡的国民党军队打破。就在这个冬天的一个晚上，有情报说，国民党军队出来扫荡，母亲连夜组织群众转移，我在慌乱中拿着一颗手榴弹，就跟随一群人往山里跑。这时只听到远处激烈的枪炮声，越来越近。子弹像烟火一样，尖叫着划破夜空。我也不知道母亲到哪里去了，等到天亮一看，原来我随着人群来到山沟，那里有一群被民兵押解着的地主土豪，这时我才有点害怕，想到他们一旦闹起来，民兵控制不住，我这个小八路可就有点危险了。我赶紧跑开，往其他的山沟里跑去。敌人搜山搞了一天。我跑出来时没来得及带吃的东西，肚子饿得直叫唤，只好到地里捡些冻了的地瓜和花生吃。战争就是这样，是坏事，但也锻炼了人。我的吃苦耐劳和临危不惧的品行，应该说是战争年代逼出来的。
日本投降后，我们进驻蓬莱城，父亲时任蓬莱县副县长，我在城东门里的长裕小学读书。再就是国民党被赶出胶东，我们重回蓬莱城，这时我住到了母亲的老家，离县城四里路的司家庄，住在大舅司子铮家，每天到村里的小学上学，帮大舅干农活。在司家庄小学，我当上了儿童团的团长，还参加了村里宣传减租减息，打土豪分田地的活动，当看到贫雇农翻身得解放的幸福样子，我也很高兴。虽然我不是村里的人，但是村长经常表扬我，还奖给了我一件小棉袄和一把带木剑鞘的小刀。
在人生的道路上，少年时期是短暂的。但对我这个跟随父母在战火中出生入死的小八路来说，生活的经历确实是十分丰富的。它不仅培养了我艰苦朴素、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性格，也养成了我平易近人、热爱群众的习惯。直到随军南下到了武汉，十四岁的我才进了正规的小学,从五年级读起。但战争又是一个大课堂，让我看到了许多灾难、种种痛苦，教给了我许多知识，使我懂得了许多道理，使我早早成熟起来。战争给我的最大收获是，我懂得了老百姓不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也是我们制敌取胜的坚强后盾，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们今天的革命政权。得天下难，坐天下更难。难在哪里呢？就难在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不脱离群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但愿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这个道理。
【巴忠人，出生1935年3月，七岁随父辗转于抗日战火中，1949年4月南下到武汉。先后在武汉市二中、五十二中、六十八中、武汉市建委、中共武汉市委办公厅、武汉市保密局等单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