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对从事写作的人来讲，来巴黎旅行，怎么能不去蒙帕纳斯公墓呢？原因无他，这里安葬了如此之多的文学名人。去这里走一遭，相当于重温一遍法国文学史。我肯定不能免俗，到巴黎的第二天，就跟朋友专程来到了这里。倘若以公墓北门为界，往右手边走最受关注的当属萨特和波伏瓦之墓，往左手边走则是杜拉斯之墓。想请萨特和波伏瓦原谅，在他们的墓前略站了站，我就往杜拉斯的墓地赶去，毕竟这是一位我仰慕已久的作家，早就想来祭拜一下。注意到摆放在墓碑后面的花盆里插满了各种颜色的原子笔，我心头一颤。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悼念方式了。在平躺的墓碑上，放着各种文字写就的纸条，凑近看去，其中有一张上面用汉字写道：“走过千万里的路，我来到这里看你。我想看到你备受摧残的面容，但你却已经安眠。我不忍心打扰你，但请允许我站在这里，静静地陪你一小段时间，或者反过来说，请你再静静陪我一小段时间。”字迹簇新，很可能是不久之前才来过的中国读者留下的。

墓碑上最显著的标志是刻在碑头的“M. D.”，这是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的姓名缩写，又是杨·安德烈亚（Yann Andrea）作品的名称（中文版翻译为《我的情人杜拉斯》）。杨曾在此书里感叹：“我是她最喜欢的人，她是我最喜欢的人。”而今，他们合葬于此，也算是得偿所愿了。杜拉斯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吗？不是的，但她绝对是我最喜欢的法国作家。朋友笑问我：“你要不要给杜拉斯留下一段话？”我摇头回：“那张字条里已经写下了我想说的话。现在我就想在这里站一站。”朋友说好，默默地守在我旁边。我们来时是十月中旬，正值金秋，公墓笼罩在蜜糖色的秋光里。来墓地里散步的人群三三两两从我们身后经过。风吹来，栗子树椭圆的叶片簌簌作响。以前杜拉斯会不会来蒙帕纳斯公墓转一转呢？或许有可能，毕竟这里已经存在了上百年，是来散心的好地方。安葬在这里，是杜拉斯生前就表达的意愿，这里也的确适合她安息。

我对杜拉斯生平的了解，基本上来自法国作家劳拉·阿德莱尔所写的《杜拉斯传》。传记中曾提到作家遗物中有一本簿子，上面有杜拉斯写的只言片语，其中有一条写道：“很多次，我们都害怕一张纸还没写满就要死了……”相对于肉体的死亡，她身为作家，最害怕的却是写作被死亡打断。“不写作的时候，应该走进一座永远不会关上门的森林，因为那里，是一座封闭的森林，你被囚禁了。”现在，杜拉斯永远地被囚禁在这里了。我作为读者，没有办法救她出来，能做的事只有一件：把随身带的一支笔插进花盆里。

离开杜拉斯墓地后，我们在公墓里闲逛。我如数家珍地说起杜拉斯种种，朋友好奇地问：“我对她不是很熟悉，你说说看，她对你来说有什么吸引力？”这是个好问题。从一座座墓碑前走过，阅读杜拉斯的回忆也一幕幕地浮现在脑海中。我这才赫然意识到：杜拉斯早已深埋在我的写作意识之中，只是过去我未曾察觉而已。在我家里有一本厚厚的文集《解读杜拉斯》，里面收录了一篇让-皮埃尔·瑟东的短文《有时为写作哭泣的玛格丽特·杜拉斯》。文中写道：“杜拉斯超脱于社会规约，正如她自己所言，她不受任何廉耻的束缚，因而她的自由一直延伸到幻想，小说构建了她的存在。”或许杜拉斯于我最大的魅力，就是她提到的“不受任何廉耻的束缚”。而这恰好是我缺乏的。杜拉斯一旦开始写作，可以说毫无顾忌，哪怕因此伤害了亲友也在所不惜，哪怕身边的人抗议她也不管。多少写作者能做到这样的程度？至少对我来说，是不敢去想的。对那些被杜拉斯文字伤害过的人，我们作为外人深表同情，但作为读者，却因此看到了一个极为坦荡甚至明亮的杜拉斯世界，爱就极致地爱，恨就极致地恨，不会去磨平因断裂产生的毛刺，也绝不遮掩人性的恶念……一切都以极为简练的文字锋芒毕露地写出来，读起来有时候感觉非常扎人，但也因此刺破了世故的保护膜，得到的是从其他作家那里很难有的透气感。

没有束缚，杜拉斯因此所能拥有的自由，是我无法想象的。每当我写作时，“温柔敦厚”就像是无形的戒律一般制约着我，让我必须把那些冲撞的欲望、情绪、态度都归置到一条默认的界限之内，而在界限之外有着不可控的风险，就像是本来安全待在港口的船只莽撞地冲到了深海区。滔天大浪扑打过来，想想就让人害怕，其结果就是安全而乏味。而对杜拉斯来说，根本不存在写作的安全区和禁区，她要怎么写就怎么写，何曾畏惧过任何流言蜚语？当然你也可以把“不受束缚”换成贬义的“厚颜无耻”，要看你站在什么角度来看待。上世纪八十年代，杜拉斯在一次演讲中说，“如果我敢说我是个天才，如果说我有时敢于厚颜无耻地把自己写的东西视为天才之作，这不是出于虚荣心。这是一种谦虚的形式。虽然我说的是自己的书，但即便这些书不是我的，我也会这么说。萨特式的谦虚，知识分子的罪恶感只能让我觉得恐怖。”不知道现场的读者感受如何，于我来说，可能忍不住无声惊呼：“哪怕心里是这样想的，就可以这样赤裸裸地说出来吗？！”可她就这样做了。必须承认，这让我羡慕。

朋友听完我转述这段杜拉斯的演讲，忍不住咋舌：“她好自恋啊！”说对了，杜拉斯的确是一个极为自恋的人。当然公平地讲，或多或少地，谁不自恋？而杜拉斯的自恋却是登峰造极的，尤其是到了晚年。“我觉得我为文学增添了新的一页，一个名叫杜拉斯的作者。”在一本小学生练习簿上，她得意洋洋地写道。当然，她有这样做的底气。要知道《情人》之后，全球读者的赞誉汹涌而至，她沉醉其中，不可自拔。《杜拉斯传》里提到一个细节，“她在住处的入口处贴了一张《世界报》的广告页，上面是《情人》的销售曲线。旁边她还贴了一张浮冰上企鹅的照片，亲手注释道：《情人》的读者。”一想到我作为《情人》的读者与南极的企鹅站在一起，着实让人捧腹。

杜拉斯反复地讨论自己，从不厌倦，开口不说“我”，只说“杜拉斯”。她绝不允许任何人批评她的作品，最亲密的朋友都不行。而且她极易被得罪，出版社也好，导演也罢，管你是谁，稍有不慎，就会惹恼她。她必须是那个绝对的中心人物。她无法忍受目光的旁落，因而变得极为敏感，甚至可以说脆弱。而脆弱，正是杜拉斯另一个吸引我的地方。当然，太过自恋是有后果的，那就是把自己封存在虚荣的琥珀中，与外界隔绝，成了孤家寡人。没有一个人能长久地占据他人的目光，即便是天才如杜拉斯，大家都还有其他要关注的人与事。孤独才是生活常态，不是吗？在孤独中，她感受到了写不出来的恐惧。她酗酒，她昏迷，她走动，她在狂喜与绝望中来回摆荡。

她曾在日记里写道：“我在找一句话，有点醉了，坐在桌前，我找一句话，它再也回不来了。昨天这句话还在飘荡，今天它就在我的心里碎了。它再也重建不了啦。它很长，很活泼，像曲子一样和谐，有一种重唱的意味，像是抑扬顿挫，很有规律的抱怨。我还想得起来的词包括：淤泥、死亡、风扇、受惊的小鸟、小偷，我在寻找这句话。今晚我找不到它，这是怎样一种令人赞叹的痛苦啊。明天它会回来的，就像一条小狗在捕完猎物后又回到主人身边，夜晚多么不可告人。”真是梦一般的呓语啊，我每一个字都能懂，因为只要写作的人，一定都会明白这种挣扎的感受。写作曾经带给作家多大的荣耀，现在这一刻就带来多深的痛苦。正是这种绝不掩饰的坦诚，让我在杜拉斯这里得到了同行者的慰藉。

二

从公墓出来，我们来到了大街上。蒙帕纳斯真是一个非常适合漫步的地方，下午的阳光毫不吝啬地泼洒下来。沿路的咖啡馆、酒吧、各色的店铺……我现在所看到的风景，跟当年经常在这一带活动的杜拉斯所看到的，可能有不小的差别，但基本的空间格局应该变化不大。一九三○年代，这个地方咖啡馆遍地都是，多少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在里面高谈阔论，抽烟、喝酒、争吵，当然也恋爱。作为大学生的杜拉斯厕身其中，大家都在未知的躁动中寻找未来法国的出路。二十岁出头的杜拉斯，观念解放，性格独立，把自己的热情投放到社会运动中去，也投放到“荡气回肠的爱情”中去。她的思想与生活是狂热的，也是不确定的，一切都是崭新的，当然也是未知的。法郎士给年轻的杜拉斯起了个绰号叫“猫”，因为这个富有东方情调的女人有着暗色的皮肤和长长的眼睛。《杜拉斯传》里写到这个时候的杜拉斯，“有时变成金褐色的绿眼睛，梳得十分精心整齐的头发，无可指摘的裙子，略带乡愁却满面欢笑的神情，东方人的轮廓。很多人都会对她一见钟情。”

如果说这是“阳面”的杜拉斯，那始终困扰她的“阴面”也在蒙帕纳斯萦绕不去。熟悉杜拉斯的读者都知道她有一个可怕的大哥皮埃尔，那时也在蒙帕纳斯一带游荡。在杜拉斯的童年时代，皮埃尔就是一个萦绕不去的噩梦，正如她在《情人》中描述的，“他还算不上匪徒，他是家中的流氓，撬柜的窃贼，一个不拿凶器杀人的杀人犯”。杜拉斯虽然已经长大了，还是不得不忍受这个“家中的流氓”时常不请自到的骚扰：圣伯努瓦街的门被敲响，恬不知耻地要钱，从她家的壁柜里偷窃。对这样不靠谱的大哥，杜拉斯既憎恶，又依恋。我记得有一张旧照，少女杜拉斯坐在椅上微笑地看着镜头，而她的大哥西装革履，看起来风流倜傥、一表人才，正侧视远方。单看这张照片，弥漫着温馨又疏离的表演气氛。而一回到现实，大哥抖落了伪装，再次成为施虐的恶魔。

既然提到了大哥，就不能不提母亲，那个无限宠溺大哥的母亲、只把爱给了儿子的母亲。“在我的幼年，我的梦充满着我母亲的不幸。”杜拉斯在《情人》里写道。一方面，这个在殖民地挣扎求生的家庭，带给杜拉斯无尽的痛苦和创伤；一方面，杜拉斯文学世界的建立，其基底又是其家庭。母亲、大哥、二哥，既是现实中她的亲人，又是文学上光彩熠熠的角色。原生家庭，她挥之不去的梦魇，她要力求切割的毒瘤，但她又受惠于它。这个家族核心成员不是早逝的父亲，而是母亲，物理意义上的母亲，也是她文学意义上的母亲。终其一生，母亲成为她源源不断的创作之动力。她在作品里塑造母亲，不断地回味母亲带给她的痛苦、伤害，当然也有少之又少的温暖和甜蜜。

而她母亲又如何看待她的作品？只有一个答案：愤怒。她不愿意进入女儿的文学世界，不愿意成为他人谈论的角色。不过事与愿违，这位母亲已然成为世界文学中相当知名的存在。《杜拉斯传》里写道，“她的母亲恨的正是这个，恨她把这一切陈述了出来——即便是以小说的形式，对母亲而言，这一切应该是私人的，秘密的，根本不应该公开。对于母亲来说，她女儿是个作家，这事实本身就够下流的……母亲从来不想进入女儿笔下的故事。她宁愿置身度外，谩骂攻击”。杜拉斯写的东西、拍的电影，她母亲都不愿意去看，更遑论感动，“然而只有写作才能让女儿活下去。女儿还是继续在写，因为她要在母亲的眼皮底下活下去”。置身事外的我们，是否要全盘接纳杜拉斯的书写呢？同为写作者，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写自己的家人时，很难做到“零度”书写，你的怨念嗔痴都会影响到你对亲人的刻画。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出版后，杜拉斯专程去了母亲的住所，随后她母亲在楼上卧室读了整整一夜，而她在楼下焦灼不安地等待，结果母亲看完后极为愤怒，指控女儿撒谎和背叛，而且书写得也高度淫秽。可以想象她母亲的恼恨，她预料得到自己的人生将会被无数陌生人议论，这是何等可怕的凝视？杜拉斯看到母亲这样激烈的反应，内心很委屈，因为在她看来，她明明是对母亲表达敬意，但母亲毫不领情。这太让人心碎了。

杜拉斯曾在小说中以母亲的口吻写下母亲对女儿的想法：“我担心您会误会我的感情。在您看来，也许我没有做我应该做的事，对一个爱着我的孩子无动于衷，漠不关心。您错了，恰恰相反，我对她怀有一份强烈而令人心碎的爱，我爱她如此之深以至于不敢轻易涉及。有的爱是没有出路的，即便是在母亲和孩子之间，也存在着完全排他的爱情。”这是一个颇有意思的角度。即杜拉斯如何想母亲如何想她。但现实中的母亲是这样吗？不敢，也不愿深想。可我想母亲对杜拉斯或许是有爱的。回到那个还在蒙帕纳斯活跃的年轻杜拉斯，她的生活花费可都是仰仗于她母亲源源不断的支援。

传记里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在母亲回到法国生活后，杜拉斯精心策划了一次“解释性的晚会”，专门邀请母亲到家里来，还让她的男友们为她撑腰，“她想弄个明白，而且希望从母亲那里听到请她原谅之类的话，以平息在童年和少女时代所承受的一切痛苦”。等她母亲到了之后，吃了晚饭，杜拉斯借机离开，她的男人又开始了攻击，“问她为什么如此粗暴地对待自己的女儿，要求她对此做出解释。谈话变成了质问，持续了大半夜。母亲的反应表明她似乎根本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一直到母亲要走，女儿才回来”。这样的细节初看让人发噱，再一想却不由得让人心痛，既为杜拉斯，也为她母亲。一九六五年《树上的岁月》上演，玛德莱娜·勒诺饰演树夫人，即杜拉斯的母亲。彩排的那天，杜拉斯到了现场，看着自己的母亲被这位杰出的演员“复活”在舞台上，坐在那里几乎一动不能动。“就在那里，这就足够了。已经是足够了。玛德莱娜很快就理解了母亲对儿子那种变态的爱，母亲日渐变得疯狂，中断职业时的痛苦，沉沦在绝望之中。词语在回响。玛德莱娜能够理解一切，这个女人的所有矛盾和痛苦。”这一幕让我动容。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三日，杜拉斯母亲在法国泰尔特城堡去世，享年七十九岁。杜拉斯收到电报后，连夜赶了过去，传记里写道：“在入葬前她吻了吻母亲冰凉的前额。哥哥哭了。她看着他哭。她不想哭。一点也不感动。”一九七六年，影片《树上的岁月》在电视上公映，杜拉斯眼含热泪地再次回忆起母亲临终前的细节。“她最后的话是对我的大哥说的。她只要有他在身边，她唯一的儿子，她只要他，除了他什么也不要。”大哥，所有方面都那么糟糕的大哥，却能得到母亲所有的爱，而她，在外人看来如此优秀的女儿，得到的只有母亲的咒骂。想想真是意难平。后来，在《夜里的最后一个客人》中，她写道：“我一点也不为死去的这个女人感到痛苦，还有这个哭泣的男人，她的儿子，我从来没有为他们感到过痛苦。”这会是真的吗？或许只有痛苦到极点，才会宣称自己感觉不到痛苦吧。或许她真的已经麻木了，不再为之心痛。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答案，甚至就连杜拉斯也未必完全明了。

三

临近黄昏，我和朋友走到了蒙马特高地顶端圣心大教堂，已经有很多游客等在了教堂前面。太阳徐徐落下，壮丽得让我不由得屏住了呼吸。举目远眺，巴黎城区的楼群往天边铺排而去，漫天霞光横陈在眼前。那光层层叠叠汹涌而来，万物都浸润在光海之中。那轮落日，扁圆的一团，像被一股无形的蛮力不容商量地往地平线按去。每沉没一寸，霞光便深沉一分，从镶着金边的鲜红，蜕变成暗紫，最后宛如烧透后的锦绣，化成灰烬。夜色，从四面八方汩汩地涨了上来。

永隆。突然在我的脑中跳出这个越南的地名。也是在这样的黄昏时分，一位母亲深感愁闷，便叫人套上两轮轻便马车去永隆的郊外。她女儿陪着她看到了黄昏之后刚刚到来的夜色：“光从天上飞流而下，化作透明的瀑布，沉潜于无声与静止之墓。空气是蓝的，可以掬于手指间。蓝。天空就是这种光的亮度持续的闪耀。夜照耀着一切，照亮了大河两岸的原野一直到一望无际的尽头。每一夜都是独特的，每一夜都可以叫作夜的延绵的时间。夜的声音就是乡野犬吠的声音。犬向着不可知的神秘长吠。它们从一个个村庄此呼彼应，这样的呼应一直持续到夜的空间与时间从整体上消失。”这是《情人》里我极为喜欢的段落。此后那么多年，在巴黎的夜色里，离东方如此遥远，杜拉斯是不是偶尔会涌起乡愁？

很可惜没去过越南，但我曾站在澜沧江畔看着亿万年不变的同一轮夕阳，缓缓落于山间，翡翠绿的江水在峡谷中极快流动，蜿蜒向南，流出国境，摇身变成湄公河，在东南亚诸国之间穿行，最终在湄公河三角洲入海，永隆就在那里，杜拉斯的童年也在那里。当我看到杜拉斯生于一九一四年时，立马想到我祖母只小她两岁，可以算是同龄人了。但她们的命运走向何其不同，一位是光彩熠熠的大作家，一位是湮没无闻的农民。但此刻我有了祖母这个锚点，能让那些离我很远的人与事变得可以衡量和把握。时代大潮中有弄潮儿，也有我祖母这样毫无声息的普通人，他们共同生活在那个时空中。当我看杜拉斯在越南的童年生活，我会想起同一时刻我祖母的孩童时代。这种场景并置，让我对历史的感觉变得具体。回到杜拉斯这里，她跟我祖母一样，出生时面临同样困窘的处境，她们的母亲都在种地。但这只是表面的相似，杜拉斯是殖民者的后代，她有机会摆脱这样的生活，而我祖母一辈子都未曾离开村庄，一个是“有得选”，一个是“没得选”。我会忍不住想，倘若我祖母有机会念书识字，当她拿起笔写自己的人生，会是什么样的？很可惜，跟那个时代的中国大多数女性一样，她们彻底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从这个层面上讲，书写也是一种特权。

在这片溽热潮湿的土地上，杜拉斯一家对于当地人来讲当然是特权阶级，对法国的高等白人来讲却是不折不扣的底层，这种夹在中间的悬置感，最能让人体会到尊严的缺失带给人心的伤害。抱歉，我又忍不住回到我祖母的视角，即土著的视角，来旁观杜拉斯一家。当杜拉斯的母亲要筑一道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农民们感到有些吃惊。首先，因为几千年来大海每每侵袭平原，他们对此早已习惯，以至他们也许从未想象到能够阻止大海这么做。其次，因为他们的贫困已经使他们无所作为，习惯于听天由命，这成为他们面对饿死的孩子或被盐碱灼毁的庄稼时，默默忍受的唯一办法”。这极有可能是我祖母的生命态度。对她，对千千万万的土著来讲，他们承受着上苍赐予的一切，理所当然地在这片土地上生老病死，在精神上并无悬置的痛苦。感到痛苦的，恰恰是那些杜拉斯母亲这样的人，不甘心，就不安分，就会折腾，最终主动迎上了命运的重锤。

学者户思社形容杜拉斯是“法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颗怪味豆”，可谓是绝妙的比喻，并进一步阐述道，“用的是祖国母语，叙的是异国岁月。她竟然置语言于不顾，挥起大笔，直奔那异国他乡的风情与生活，完全不顾她所操的语言是否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完全不顾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会产生何种结果”。不过对杜拉斯来讲，印度支那对她来说不是“异国他乡”，而是故乡，她在文字中一次又一次回到那里。回望这些年来的阅读感受，我发现一个作家最动人的作品离自身生命痛感最切近。对杜拉斯如此，对我也如此。虚构当然赋予了我们发挥想象力的空间，但激发我们想要创作的，往往是来自生命深处发出的召唤。“作品就像风一样吹来，它毫无遮掩，就是墨水，就是作品，它进入生活，就像其他任何东西不进入生活一样，除了生活，别无他物。”杜拉斯如是说。这风是东南亚的风，裹挟着热带的气息，包裹住这个小个子的法国女人。她从风中攫取一粒粒法语单词，串成句子，织成段落，最终裁剪成作品。对法国人来讲，她写的是异国他乡，对当地人来讲，她写的是殖民者的生活。恰恰好是这样的“两无着落”，成就了杜拉斯的“怪味豆”风味。

四

在夜色中，我和朋友在街头分道扬镳。他要去看电影，而我决定去圣伯努瓦街5号，那里是杜拉斯故居所在地。虽然让-保尔·卡拉卡拉在《圣日耳曼德普雷的文艺范儿》一书里曾哀叹道：“近年来，左岸已被隶属于右岸商号的一些服装店、饰品店和卖小摆设的商店所入侵。”但对我这样的外国游客来说，目之所及都是新鲜的风景。那些百年不变的石头房子，杜拉斯与我看到的并无二致，不变的建筑和狭窄的街道，接纳着变化的人群和来自全球游客的目光。一九七八年杜拉斯拍摄了《黑夜号轮船》，并为此起草了一份说明，“每天夜里，在巴黎，几百个男男女女都会占用不属于自己的电话线，这是自德占期间就开始的事，他们不用真名，在电话里交谈，相爱。这些人，这些沉溺于爱情、欲望的人都因为爱情死去了，他们走不出孤独的深渊。这些在夜晚的深渊中叫喊的人也会相约。但是相约从来没有演绎为相见。只要有约会就好了。没有人会去的。这是深渊中的呼唤，是挑起欢娱的叫喊。”近五十年过去了，那些在酒吧里喝酒的人，那些在塞纳河畔大声唱歌的年轻男女，那些在亮着台灯的房间里休憩的老人……他们重复着杜拉斯时代的生活节奏，爱着，也恨着。

我并不急着到达目的地，沿着圣日耳曼大街慢悠悠地往前走。微风拂面，略有凉意，地面上滚动着落叶。这是一个电影感很强的城市，哪怕你只是一个路人，总会包含在他人的目光中。一九九二年，年迈的杜拉斯想要“拍一些偶发的、轻捷的、毫无准备的电影”，如何操作呢？她“梦想带着一小队人，在夜里的巴黎游荡着，看到什么就拍什么”，正如她在《绿眼睛》里写到的：“我们总是为拍电影寻找地方，可是有这么多地方在等着摄影机的镜头。”很可惜杜拉斯没有把这个想法付诸实践，不过换一个角度想，或许巴黎街头有足够丰富的细节，才会让她萌生拍摄的念头？很可惜杜拉斯没有赶上人人都能拿着手机拍摄的时代。但以杜拉斯晚年口无遮拦的个性，她那些欠考虑的发言，在这个网络时代会不会千万倍放大，进而导致她名声受损呢？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颇有意思的假设。她离开我们的时间并不久远，她的思考、她的书写、她的电影，剥离开产生时的种种局限，搁到现在依旧会在我们新一代的读者和观众心中激起涟漪，而这是成为传世作家的必备条件。

双叟咖啡馆坐满了人，不远处的花神咖啡馆同样如此。这两家咖啡馆是杜拉斯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们最常聚集的地方，如今都成了游客必来打卡的热门景点。不要妄想在里面找到桌位，各种肤色的面孔浮漾在暖融融的灯光中，无穷的言语细浪外溢到路边，漫延到我的脚下。有一位街头艺术家，在花神咖啡馆外面吹奏着萨克斯管。一九六五年，杜拉斯曾写过一部戏《水和森林》，故事发生地就放在花神咖啡馆和双叟咖啡馆之间，剧情非常简单，甚至接近于无：行人站在我差不多的位置聊天，谈雨，谈天气，谈交通，谈小狗，忽然在马路中央有位先生被一条小狗咬了，但他拒绝去巴斯德学院医治。故事到此戛然而止。当年看过这部戏的人一头雾水，如此平淡的戏剧，杜拉斯要表达什么深意？杜拉斯什么都不想表达，这样写她就高兴。这样一位极为任性的作家，不会考虑读者是否能理解她的作品。

沿着一条狭窄的巷口往里没走多远，我终于来到了圣伯努瓦街5号。楼层不高，我站在对面抬头看去，只见在大门上嵌有一块纪念牌，上面写着：“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1942-1996年曾在此楼居住。”很可惜，这里属于私人产权住宅，不对公众开放。我只好站在外面拍照留念。她在法国还有几处故居，比如诺弗勒堡和特鲁维尔的黑岩公寓，我因为行程的安排来不及去拜访。当然还是有点遗憾的，站在故居的对面，我只能借助传记来想象当年的盛况：“圣伯努瓦街是分享的领土，是共同体之家，是交流的场所，不论是有关烹饪的、理念的还是文学的。在圣伯努瓦街，玛格丽特情绪激动地跑来跑去，从裁剪到敲敲打打——她在这方面可是个天才，同时也没忘了她的洋葱回锅牛肉、泰国米饭、小家伙的功课和来这里做客的朋友，当然，还有，在两项活动之间，她也还没忘了抽空写上几页……这是属于她的空间，她的家庭相片，她那些干枯的花朵，那么漂亮、那么富有光泽的家具，她打破的厨房用具，她放在坏了的扶手椅上的披肩，散了架的镶木地板，还有玫瑰花瓣的香气。圣伯努瓦街5号简直可以成为一座杜拉斯博物馆”。

杜拉斯真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她是名副其实的“女王”。圣伯努瓦街有她在，客人们总是络绎不绝，而且一定会顺利地进来，因为钥匙总是放在门毡下、客房的床上。也不用担心太晚回不去，因为杜拉斯早就换好褥单，甚至还有睡袋！杜拉斯有着大厨的美誉，大家吃着她做的饭菜，喝酒跳舞，气氛总是那么热烈。“同志们天天在一起，日子就这样流逝过去，仿佛一场永远也不结束的对话。一场永不言散的聚会。大家在一起喝很多的酒。放声大笑。尤其是玛格丽特，总是疯笑不止。她是整个小组强有力的中心。”来到这里的男客人们，都受着女主人的吸引，当他们在苍老之时都承认爱过她。在这里，友谊万岁，爱情万岁。他们享用着杜拉斯烤的兔肉和泰国的米饭，也享用着朋友们聚集在一起的火热激情。不过，这是对男客人。倘若来了女客人，她们大多一言不发，因为“在玛格丽特家里，女人宁可沉默。再说女主人极富嫉妒心，她是绝对的权威，决不容许任何一个其他的女人吸引大家的注意，遮住她存在的光芒，哪怕只是一会儿。所以只有她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耐人寻味的是，杜拉斯虽然如此受到男人们的欢迎，可她要成为作家这件事却备受男人们的质疑。一九五四年，《树上的岁月》出版。圣伯努瓦街的常客、著名出版人罗伯特·伽利玛后来回忆道：“在她生活的那个圈子里，她所亲近的人都对即将成功的作家表示怀疑，女文人，他们觉得在女性报纸上读到那些文章似乎是件并不荣耀的事。所有的人既欣赏玛格丽特，同时又指责她。‘你可不要成为我们当中的路易斯·德·维尔莫兰，’他们老是对她说。”而那时候的杜拉斯，还没有后来那么自信，她以服从的姿态听从男人们的建议和批评。传记里引用了杜拉斯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追述了那段生活：“我为自己说好话。本应该是由别的什么人来说的。真是奇怪，大家都不相信我。而我还为他们做饭，买东西。总是有很多客人。所有的吃的喝的都是我准备的。我不时地告诉自己：我很高兴，我工作得很好。我记得那时人们老是对我说：你太重视你所做的事情了，太重视写作了；瞧，我们都是这样，可他们从来不说‘我们’。”男人们为何要这样对待刚起步的杜拉斯呢？一种来自男性中心的蔑视与傲慢，即便他们是当时极为优秀的知识分子？所幸的是，杜拉斯的写作之路没有被男人们绊倒，后来的事实证明她成功了。

她的成功从法国蔓延到全世界，当然也包括中国。曾经有一段时间，国内还兴起过“杜拉斯热”，大家都在讨论她的作品，还有她奇特的人生经历，甚至你可以在很多作家的行文中感受到她的影响。而今热潮退却，杜拉斯也回到了一个经典法国作家的位置，大家的注意力又投射到更新更酷的作家身上。可喜爱她的读者，比如我，还是会在某一个时刻怀念起阅读杜拉斯时头皮发麻的战栗，那是别的作家不能提供的独特体验。一九九六年三月三日杜拉斯去世时，我还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少年，写作的兴趣已经萌芽，开始在练习簿上写写画画，想创造出心目中的纸上王国。转眼间已经不年轻的我，徘徊在她家的门口。她倘若还活着的话，会不会无情地嘲笑我？还是会热情地敞开大门招待我？不可能有答案了。毕竟，门毡下面再也不会有她留下的钥匙了，那扇窗户后面也不会有作家在练习簿上写作的身影。

杜拉斯曾在她的影片《娜塔丽·格朗热》拍摄笔记上，如此描绘她的女主人公：“她看着自己的孤独在周围蔓延开来，充满了整座房子。就像一只猫，她成天蜷缩在自己的地界里。但是这种得到重建的孤独正是女人所希望的，是她深切的向往。”

夜已深，此刻的圣伯努瓦街安静极了。

注：本文引文，大部分引用自《杜拉斯传》，【法】劳拉·阿德莱尔著，袁筱一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