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并置与城市书写中的现代性问题
内容提要：文学意义上的乡土与城市并非单纯的地理空间，其携带的文化信息，需要进一步在现代性的视域中被阐释。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中，乡土和城市分别指向“传统”与“现代”两种话语。两种话语并置在城市书写中相互叠加，彼此渗透，一方面重新定义了新世纪以来“城市文学”和“乡土文学”的地理空间与文化边界，另一方面也为“地方”建立起新的经验表达。这种城市书写的新样态，深刻记录了中国社会经历现代化洗礼的动态过程，也折射出当代文学处理“传统”/“现代”“地方”/“中心”之辩证关系的多元路径与丰富形态。
关键词：城乡并置 城市书写 乡土文学 现代性
在现实生活和文学书写中，城市与乡村是意旨不同的概念，它们有各自的风貌景观，也指涉着内涵迥异的意义空间。传统城市“因井为市”，由商贾买卖发展而来，因此围绕商品展开的一整套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奠定了现代城市的基本品格，并在此基础上影响了人们处理人与自然，以及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方式，形成了不同于乡村的生活样貌和价值观念。从某种程度上说，“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的区别由此而生。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中，乡村和乡土题材才一直被有意识地引进小说创作，形成文学主流，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社会长时间浸淫在“乡土中国”的文化现实中，书写乡土是中国具体的社会状况的反应；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实现文学的启蒙理想，通过文学思考中国的现代性问题需要从“乡土中国”起步。文学中的城市则是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在与乡土的相互参照中被赋予了进步、文明、革命或颓废、异化等现代意义。然而，19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传统的“乡土中国”正逐渐演变为当下的“城乡中国”。当城市不再代表纯粹的意义空间，转而成为混杂多重意义指向的复合体时，城乡并置便成为城市书写的一种新样态，也成为我们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复杂特质的一个切口。
一
城市的发展与商贾买卖、生产消费有关，所谓“处商必就市井”，说明市井不仅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务实、诚信却又圆融、趋利的特点也构成了城市文化的核心特征。活跃在市井中的贩夫走卒、地痞乞丐、落魄文人都是些彻头彻尾的小人物，他们的衣食住行、男欢女爱、发迹变泰成为市井生活的主体。中国很早就发育出颇具规模的城市，长安、洛阳、汴京、建康、临安……都曾在中国历史上各领风骚，市井生活也是中国古典小说重要的书写对象。袁行霈曾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宫廷文学、士林文学、市井文学和乡村文学四类，他认为“市井文学是指在市井细民中流传的，供他们欣赏娱乐的文学”，这种基于市井说唱娱乐的文学类别，有别于正统诗文辞赋，“以其丰富多彩的故事性为中国文学增添了新的色彩，经过艺人记录、文人加工、文人模仿等几个阶段，在元明清三代，蔚为大观”1。由此可知，“市井文学”主要是在娱乐性、通俗性或消费的意义上区别于其他文学类别的。
可以说，袁行霈对中国文学的分类主要是基于文学发育的土壤，他将宋元话本、元杂剧、南戏、明代拟话本和明清两代的部分章回小说归入“市井文学”。不过，在乡土中国长期重农轻商的社会环境中，城市并非与乡村对应的文化空间，而是乡土社会的延伸，城市中的文化秩序也是农耕文化秩序的延伸。因而，在中国古代的“市井文学”中，勾栏瓦肆、饭铺酒馆这些城市景观多是装饰性的存在，市井中人即便有鲜明的市井特征，也与其他文学类别中的人物共享相同的价值伦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市井文学”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
近代工商业的发展，现代观念的引入以及报业的兴起为城市书写提供了基础条件。工商业的发展在城市空间中建立起一个与乡土空间截然不同的社会，换言之，如果说乡土是依靠血亲、地域连接而成的熟人社会，那么城市则是不同行业、不同身份背景的个体因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汇聚而成的陌生人社会。不同的社会组成方式发展出不同的人际关系、交往模式和价值伦理，决定了关于城市和乡土的叙述以不同的逻辑展开。在中国现代的城市书写中，不论是晚清的狎邪小说、“礼拜六派”的消遣小说、张恨水的言情小说还是创造社的张资平、叶灵凤，新感觉派的刘呐鸥、穆时英，或者张爱玲、老舍，都是通过超越血亲的人际交往，呈现围绕消费行为和货币经济确立起的价值标准和衡量体系，画出了由商业文化构筑起的城市骨相。同时，也借助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自然观、人生观与世界观，重新定义文学创作中的矛盾冲突与情感走向。即便是反映时代诉求，承担具体的意识形态职能的革命叙事，比如丁玲《一九三〇年春上海》、茅盾《子夜》《腐蚀》、周而复《上海的早晨》、草明《乘风破浪》等，如果抛开文本所服务的政治目标，这些故事仍是在城市生活的现实逻辑中展开的。
乡村是与城市对应的地理空间，现代文学对乡土的理解和认识也是在与城市的对照中确立起来的。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将乡土文学定义为：“侨寓文学的作者”“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都“只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2。换言之，乡土文学是那些“侨寓”在城市里（当时主要是北京）的写作者以回望的姿态书写他们已经离开了的故乡，他们抒发的胸臆往往是“乡愁”的隐现，而如何书写乡土以及表达怎样的“乡愁”取决于具体的时代语境以及写作者的立场和眼光。茅盾在《关于乡土文学》中对“乡愁”提出了更进一步要求，说它必须“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且“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才能把超越风土人情的一面“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3。从这个意义上说，“乡土文学”也不是袁行霈在《中国文学概论》中所界定的以“植根于乡村的民歌”和民间传说为主体的“乡村文学”4。
显然，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语境中，乡土文学应该具有独特的风土人情和地方风貌，更应该具备超越地方性经验的普遍性和时代性特征，正如毕飞宇在讨论鲁迅的乡土小说时说：“鲁迅的问题在‘土地之上’，也就是中国农民的精神，或曰，中国人的精神。”5相应地，在同一参考系中的城市文学也需要在此框架中去理解。也就是说，除了描摹城市景观、讲述市民生活，城市文学也必须是时代话语和时代价值观的体现。当城市和乡土都不能仅仅在地理空间上被界定，而必须在现代性的视域中理解其符号意义时，如何经由城市或乡土书写来解释现代性在中国的发生和复杂性特质，就不仅影响着“乡土文学”和“城市文学”的内涵，也影响文学史家的判断。
当我们站在新文学的起点上开启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不难看出“五四”启蒙思想感召下的乡土是愚昧、落后和亟待改造的国民性，这在鲁迅小说和“侨寓文学的作者”比如彭家煌、蹇先艾的作品中有清晰的呈现；城市是“modern”、进步或革命的，虽然“五四小说”中没有清晰完整的城市，但新青年们在新旧观念冲突中的苦闷形象投射出了城市的影子，比如冰心的《斯人独憔悴》、庐隐的《海滨故人》。随着中国现代城市的发育，“海派”笔下商业化的上海是喧嚣、颓废、争名逐利的欲望之海；乡土则成为“京派”文人遥望的静美田园、左翼文学中不断积蓄的革命力量。当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城市原本的商业属性成了极具腐蚀性的部分，带有危险的性质，城市成为被改造对象；而乡土则是远大理想、革命愿景和社会主义新道德的停泊地，锻造出大公无私、将生产劳动视为“第一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从某种程度上说，城市作为文化符号，其意旨的变动折射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而这一呈现恰恰是在与乡土的对照下完成的。换言之，正是由于乡土提供了与城市完全不同的经验表达，才使现代性话语中的“传统”与“现代”处于二元对立的两极，二者分别派生出来的概念，比如落后与进步、愚昧与文明、麻木与反抗、保守与革命，或者宁静与喧嚣、美好与颓废、淳厚与异化等等，构成了乡土与城市的不同表象，成为我们观察并反思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切入点。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二元框架，文学中的城市与乡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着相对清晰的边界。乡土是“侨寓者”的乡土，在与城市的对照中隐现着“乡愁”；城市则是此在的城市，朝向凡俗的市井人生或是某种现代化的想象。城市和乡土携带各自的符号信息，很少彼此融合或者并置在同一文本中。然而，从198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日益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城乡中国”逐渐置换了“乡土中国”成为新的社会现实，“城市”因此不再是单一纯粹的意义空间，城市书写中的城乡并置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特质。
二
政府大楼、工厂大院、书店公园、饭庄酒店、写字间和公寓楼错落在城市的地理空间中，街道马路、天桥立交、汽车地铁连接起市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穿梭其中的老板雇员、经理掮客、打工人或观光客结成复杂的人际网络，他们彼此既相互联结，又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构成了城市的社会空间。与带有丰富地域性特征的“乡土”不同，商品和消费所带来的标准化生产、集约化管理与品牌文化使城市的样貌越来越趋同。特别是当中国成为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一员，深刻地卷入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之后，体量相当、定位相近的城市之间的景观差异也越来越小。所以，尽管我们身处不同的城市，看到的是“千城一面”的城市面貌，也共享相同或相近的城市生活经验。张旭东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译者序中说：“都市人的异化、商品拜物教、忧郁和理想、寓言与自然史等等现代性的基本母题，也只有到今天，才变成中国人必须在自己日常经验里予以处理的‘创伤’和‘震惊’。”6城市文学也往往是基于这些现代性的基本母题，对工业化、商品化社会带来的情感诉求、身份认同、价值冲突等问题的呈现和思考。
然而，“千城一面”的城市景观只是城市的表象，一旦深入城市文化的肌理，我们就会看到城市化进程不断吸引人口由乡村向城市，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动，这种虹吸式效应让携带不同文化信息的个体进入城市空间，时尚、优雅，或是失范、异化这些高度浓缩的城市经验被稀释得混杂多元。数量众多、规模各异、彼此独立又相互连接、中心明确却边界流动的文化社群布满了城市空间。这些文化社群依据地域、职业、教育经历、消费习惯甚至兴趣爱好或休闲方式组合而成，层层叠加构成了城市空间多元混杂的文化生态。换言之，城市中生活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因多种不同的身份而跻身于不同的文化社群中。这些社群借助城市的包容和扩张，发展并巩固自身的文化品格，同时其适应性和渗透力也使城市本身无法再保持风格上的统一和完整，城市因此也都成了不定性的城市。混杂多元的文化生态，使城市的符号意义不能再被单一地概括为文明、进步或颓废、趋利，“城市”与“乡土”也不再是泾渭分明的两个符号系统，转而以渗透融合的方式并置在城市的文化空间中。面对“千城一面”的城市景观和“一城千面”文化图景，“城乡并置”作为当下城市书写的一种新样态，为我们借助城乡关系塑造城市性格，并且重新定义“城市文学”提供了一种视角或可能。
贾平凹用“日子里的泼烦琐碎”填塞城市空间，但在他的西安书写中，城市与乡土共享相同的情感美学、价值伦理和叙述逻辑。由是，不论《废都》（1993）中的“西京四大名人”，还是《暂坐》（2020）中的“十姐妹”或《河山传》（2023）中的老板和打工人，当他们以乡土的伦理惯性面对现代城市、遭遇到现代性冲击时，他们的“创伤”或“震惊”体验与《高兴》《秦腔》等乡土题材中的主人公是类似的。庄之蝶在功利化、欲望化时代里的精神迷失，“十姐妹”困于物质丰盈中的“无家可归”，或者《河山传》中“河山依旧，人已非昨”的失落，都呈现出那些或主动投入或被动卷入的个体，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得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冲击和碎裂，而这一切在本质上无关乎故事发生的地理空间。在《暂坐》的后记里，贾平凹说：“许多人认为我是乡土题材的作家，其实现在的小说哪能非城即乡，新世纪以来，城乡都交织在一起，人不是两地人了，城乡也成了我们身份的一个镍币的两面。”7城乡并置中的“两面性”决定了贾平凹的材料取舍和叙述立场，也让他笔下的“城里人”始终处于一片流动且模糊的文化形态中，旧的价值体系已然崩塌，新的伦理规范尚未建立，他们既不能充分融入城市，也不能完全割舍乡土，或者说，他们既带有城市的新鲜感和利欲心，又保留了乡土的生存惯性，仿佛站立在农耕文化与现代社会的交叉路口。
事实上，在贾平凹的西安书写中，小说里的叙事人、主人公，包括作家自己都处于一种城乡混杂的双重身份指认中，他们成为波德莱尔所说的城市“漫游者”，既沉醉于现代生活的喧嚣热闹、舒适便捷，憧憬着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同时也体验着被“文明”“进步”所遮蔽的困窘、卑微和无奈。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西安城变成了一个城市不像城市，乡村也不像乡村，城市也是乡村，乡村也是城市的文化混杂体。可以说，贾平凹和他笔下的人物始终“漫游”在城乡交叠的文化地带，带着某种反思现代性的角色立场，而他关于西安城的描摹也成为一种依托城乡关系来呈现城市风貌的写作方式，这类城市书写仍然是在“传统”/“现代”“城市/乡土”的二元结构中展开的，其精神内核仍然是在“五四”新文学的延长线上，接续并回应了这一传统。
同样是面对现代性的冲击，魏微则以个人的行走经历来描述乡土融入城市的过程。在她关于广州的城市书写中，乡土与城市虽然携带着不同的符号意义，却并不处于对立的两极，既定的二元结构消融在个人的成长经历中，乡土经验作为过往的情感记忆在城市生活里不断复现，并且成为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烟霞里》（2022）的田庄从李庄出发，到清浦再到广州，定居广州后她的人生轨迹仍然在广州、台北、清浦、李庄之间游走，这种基于血亲关系的纽带将城市和乡土连为一体。人物携带着乡土空间的初始信息，在行走的过程中不断加入新的经验、感受或经历，最终融汇成一种复杂的表达进入城市空间。此时的广州也并非一座静态的、定型了的城市，而是叠加了流动的时间维度，成为乡土与城市不断互相晕染的动态复合体。随着广州在田庄的生活中逐步完成了由异乡向家居的转变，那些个人成长过程中矛盾、冲突和创痛也就置换了城乡之间矛盾，内化为人生经历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的成长过程与乡土逐渐融入城市的过程构成了某种同构关系，乡土经验也因此成为城市的前史。当然，作为“前史”的乡土并没有在城市化进程中消逝，而是与城市共时性地并置于同一空间中。
事实上，在关于广州（包括深圳等珠三角城市）的书写中，有不少将乡土作为“前史”叠加在城市空间上，呈现出城乡并置状态的文本，只不过它们并不像《烟霞里》那样沉淀在个人经验中，而是借助“城中村”这一混杂着城市与乡土、传统与现代、硬核科技与宗族伦理的暧昧空间获得表达。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过渡性空间，“城中村”里的城乡关系同样呈现出混杂交叠的状态，其中既有传统的乡土伦理在现代都市环境里的延伸与变形，也有现代生活对乡土经验的整合与重塑。比如王威廉《野未来》（2021）中的“民间科学家”，他与老乡合租在城中村里，既从乡情联结中获取精神上的安全感，又执着于在出租屋中打造通向未来的时空隧道以摆脱现实困境；庞贝的《独角兽》（2019）中，城中村既是AI数据采集和技术落地的训练场，也是熟人社会、民俗仪式和乡土伦理的安身地。喧嚣都市里的城中村以空间置换时间的方式，成为“乡土中国”留存在现代城市中的鲜活“前史”。这种城乡并置中的混杂性与暧昧性置换了一般意义上由乡村到城市的线性历史，让广州或深圳成为承载时代机遇与阶层流动的都市范本。
在通过城乡关系呈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城市书写中，上海提供了另一种不同的样本。或许是因为上海是中国最早进入“现代”的城市，关于上海的书写一开始就是在商品消费的逻辑中展开的。从晚清报刊文人的连载小说到张爱玲“（读者）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此外再多给他们一点别的”8，市民社会将文学中的上海塑造成一个精刮算计、务实重利，具有鲜明消费气质的都市，而很难看到“乡土”的影子。也正是在这样的书写脉络中，王安忆将上海与“乡下”的关系通过市民社会中的人际交往表现出来。携带乡土生活经验的保姆、小贩、皮匠、保安忙碌在弄堂马路、糕饼小菜之间，于精打细算且颇具烟火气的日常生活里构建起一个个城乡并置的景观。不过，经由这些“乡下人”体现出的城乡关系并非“西安式”的“创伤”感，也不是“广州式”的“前史”叠加，而是城乡共享一套基于城市日常的生活逻辑，那是“行动性很强的生存方式，没什么静思默想，但充满了实践。他们埋头于一日一日的生计，从容不迫的三餐一宿，享受着生活的乐趣”9。《富萍》（2000）中的富萍、舅妈和奶奶，《小皮匠》（2008）中的席根海，《众声喧哗》（2012）中的六叶，《乡关处处》（2017）中的月娥等等，这些生活在大上海的“边缘”人，虽然同样面对身份尴尬，也很难在这座城市里获得明确的未来，但他们仍能通过精明和辛劳收获一份适宜的生存。事实上，在王安忆的上海故事中，无论上海人还是“乡下人”，他们身上都洋溢着对生活最基础、最本质的热爱，那种为生计奔波的勤勉和执着，处理人际关系的热情和精明也都很“上海”。王安忆用“一日一日的生计”将城市与乡土融为一体，城市的、日常的生活既是人的主体性得以确认的基础10，也代表了一种自然而然地由乡土而城市的城市化形态。
三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问题域中，“乡土文学”和“城市文学”处理的是一个由地理空间引申出的历史时间问题，因而超越风土人情的一面，或者说“土地之上”的人的命运和时代精神始终是其核心议题。1980年代改革开放和国家政策的调整带来的社会转型，让“城市”和“乡土”都面临比从前更为复杂的话语场。德里克曾用“后革命”代替学界常用的“后殖民”概念，来描述全球资本主义形势下第三世界国家所处的状态，他认为这些国家都显示出一些基本的文化特征，比如：逃避和否认革命的激进意义，对文化蜂拥而上；与当代的权力布局构成某种同谋关系，从而规避处理结构化权力变动的必要；将地方性、身份认同等差异性概念重新组织进宏大叙事，从而改写并中和这种差异性；阶级、性别、种族等多种话语之间构成既相互争夺又妥协，既相互对抗又相互渗透的复杂关系，等等11。19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状况虽然不能完全与“后革命氛围”对应，但多重现代性话语的交叠却是中国当代文学面临的切实语境。城乡并置作为当下城市书写的新样态，正是在这种话语交叠的场域中开启了重构既定话语秩序的可能。
城乡并置中对城乡关系的不同处理方式，反映出“传统”与“现代”两种话语在城市书写中的叠加、交错、渗透和晕染的不同形态，这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文学书写中的城市性格和品貌，同时也在既定的二元对立的权力框架之外，提供了多种超越这一框架模式的叙事路径。在现代性的话语结构中，“传统”与“现代”是基于时间和价值层面的范畴。当乡土指向传统、而城市指向现代时，城市书写中乡土经验与城市生活碰撞出的不同形态，就成为城市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的进度标识，城市里“城中村”的地理呈现，则成为这一动态进程的微缩景观。但是显然，城市曾被赋予的“现代”信息经过乡土的叠加晕染，已经变得难以归纳，而如何通过城乡关系塑造城市性格，以及塑造城市怎样的性格也取决于写作者的阅历、观念、立场和眼光。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定性”的城市既是城市发展的客观现实，也是写作者对材料的主观剪裁。比如同样是写广州，王十月在《不舍昼夜》（2021）中让广州在城乡博弈的过程中显现出现代城市的张力，“新广州人”可以在广州实现身份转换、阶层跃升和精神重构，但他们心灵的最终归宿仍然指向故乡和乡土，城与乡在广州的叙事空间中并不那么兼容；同样是写上海，张怡微把许多故事设定在“城市外围蛋白区”，这在“城市蛋黄区”的上海人眼中多少算是城乡接合部，这里有血亲之间客气而冰冷的计算（《步步娇》），也有七姑八舅为了家族利益的一致对外（《字字双》），城与乡在上海的叙事空间中又显现出混杂而矛盾的一面。如果我们仍然需要在现代性的理论视野中来理解城市和城市文学，那么城市书写中的城乡并置则不仅重新定义了城市，也同样丰富了“现代”的话语意涵。
城市与乡村原本就是地理空间上的概念，城乡并置让城市文学的问题域从历史时间再次回到了地理空间，“地方”或“地方性”也在城市书写中获得了体现。就文学的地方性表达而言，乡土是指向地方的，鲁迅提及的“异域情调”和茅盾所说的“特殊的风土人情”已然说明乡土与地方性之间的深刻联系。相较而言，城市则是“去地方性”的，它以标准化的生产方式瓦解了地方的独特性，将不同的城市纳入统一的现代文明坐标中。《我们夫妇之间》写出身城市的李克虽然第一次到北京，但那些高楼大厦、地毯沙发、跳舞厅、爵士乐却让他有了“回到了故乡”的感觉，这种超越地理边界的同源感凸显出城市所处的“去地方性”特征，而城市文学也以表现“去地方性”带来的现代性震荡为主要内容。不过，19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全球化处境、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需要以及学界对文化地理学、地方性知识、在地性等相关理论的研究深化，都推动着指向“去地方性”的城市彰显出地方色彩。城市书写中的城乡并置让乡土所蕴含的“地方性”进入城市空间，为文学中的“地方”提供了新的经验表达。
葛亮的《燕食记》从一个关于粤港传统文化的口述史项目展开，计划书里“拯救式微传统文化”的夙愿决定了小说的主要描写对象是粤地风物。随着故事由茶楼里的广式点心串联起包括粤菜、粤剧、广彩、西关木雕、岭南画派、本帮菜、沪剧这些极具地方标识的风物与技艺，鲜明的地方性特征模糊了城市与乡土的边界，也让广州、香港这样的国际大都市成为地域文化的载体。除了对地方风物的征用，方言也成为城市表达地方性的重要介质。金宇澄在《繁花》中让人物对话和叙述语言都浸润在沪语氤氲出的声响、腔调和气息中，使之成为兼具都市感与地方性的上海书写。方言与标准语（普通话）之间的权力关系是地方与中心关系的体现，金宇澄在提及《繁花》的写作过程时说，他“用沪语读一次，用普通话再读一次”，舍弃了许多不易用书面表达的沪语句子，让语言“实际过渡到了所谓‘蓝青官话’程度”12，换言之，《繁花》中的方言是经过普通话润色过的方言，而夹杂着方言的语音和词汇，不标准、不纯正、被称为“蓝青官话”的普通话正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现实。
风物与方言在地理意义上都是超越城乡边界的，《燕食记》通过风物与技艺，写出地域文化应对历史变迁和外来文化冲击时的“常”与“变”；《繁花》中能被沪语区以外的读者广泛接受的方言，融合了地方性与普遍性，也打通了标准语与方言间的阻隔。经由风物与方言塑造出的城市重新处理了“地方”与“中心”、独特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当在空间与权力维度中处于中心位置的城市以鲜明的地方色彩出现时，也就意味着城市文学并非以消弭地方个性来迎合中心的共性规约，而是在尊重地方性特质的前提下，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化经验。城乡并置因此成为当代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中思考本土与世界，个性与共性的一种新的实践范式，同时也是对历史维度中“传统”与“现代”辩证关系的呼应。
结 语
城乡并置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文学表现出的新样态，城与乡之间的矛盾对立、交错叠加和自然认同构成了城乡并置的三种方式，三者共时性地存在于当下城市文学的书写场域中，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动态写照，也显现出城市书写中现代性问题的复杂面向。当我们在现代性视域中赋予“城市”和“乡土”以符号意义，在“传统”/“现代”“地方”/“中心”的话语框架中考察城市文学，不难发现其对城乡关系的不同处理方式，是在既定的二元对立的权力框架之外，探索重构二者关系的多重路径。而城乡并置所内含的话语交叠，张力博弈与动态平衡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学表征，也深刻地参与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话语建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小说对叙事传统的传承与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5&ZD070）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4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79、87—91页。
2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7页。
3 茅盾：《关于乡土文学》，《茅盾全集》（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5 毕飞宇：《关于乡土文学的一点浅见》，《小说评论》2022年第6期。
6 [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8页。
7 贾平凹：《暂坐·后记》，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273页。
8 张爱玲：《论写作》，《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
9 王安忆：《作家的压力和创作冲动》，《王安忆说》，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41页。
10 赫勒认为“每一天都发生”的日常活动所具有的“无条件的持续性”是我们的生存基础，也是人的主体性得以确认的基本条件。参见陈学明等编《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页。
11 [美]德里克：《全球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对历史的否认》，《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页。
12 金宇澄、朱小如：《我要做一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文学报》2012年12月9日。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