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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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柳城是临时起意，想看看这城市的模样，马路的宽度，公交车的颜色，树冠的朝向。柳城的树都是柳树吗？还是辖区内诞生过柳姓历史名人且陵园在此？要是这样，柳城叫柳陵岂不更好？手机剩余电量劝退打开浏览器搜索的想法。背起帆布包，折回小桌板，播报员用汉英双语提醒大家柳城就要到了。

出站口人不多，天气不错。与古城相差三个维度，实际距离却有七百公里。一月份的柳城绿意盈盈，夹克似乎略显多余。手机电量不足百分之三十，地图软件导航步行四公里才能看到建筑物。遇见一辆蓝色公交车慢慢停下，车上人不多，司机扭过头提高调门说了七八句话，好像是有人弄错了方向。车走后，“一老一小”变魔术似的出现在视野中，他们左右看了看，快速过了马路。老人絮絮叨叨咕哝一阵，把孩子背上的书包抬起来，往下拽了拽衣服后摆，又朝着远处驶来的公交车使劲挥手，到了跟前才看清楚，不是他们要坐的车，又摆手赔笑向司机示意不用停了。

你发微信，说你没在柳城。

下午五点的阳光向西倾斜，照在脸上的时候让人误以为浑身疲惫。骑三轮车的中年男人一手抓着车把，另一只手在接电话。三轮车行进路线歪七扭八，车斗里的两台旧冰箱晃晃悠悠，像两个拄了拐杖都站不稳的上了年纪的人，还计划互相搀一下对方。其中一个略显瘦的在转弯处倒了，旁边的胖冰箱则泥菩萨过河，顾不上看瘦冰箱一眼。瘦冰箱一声不吭，倒下起不来，同样顾不上瞅一眼还在哆嗦的胖冰箱。

中年男人扯着嗓子跟电话里的人抱怨，你说这可咋办呀，这可咋办呀！仔细确认一番，才看见三轮车的左后轮爆胎了。怪不得他不管瘦冰箱的死活，打电话兴许是在联系补胎的人。瘦冰箱贴着一张明星海报，忘了是谁了，只记得是二十年前的一位网络女歌手。海报的质量一般，用现在的说法是，抠图痕迹太重，滤镜调光过亮。海报右侧是一张手写的淡蓝色便签，字迹模糊，落款有两个小图案，一箭穿心和一个微笑。

胖冰箱在中年男人停车时才站稳，身上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张贴物。迎面过来一辆电动三轮车，开车的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抽着烟。中年男人接过一条崭新的轮胎，笑了笑。小伙子把工具箱提下来，又递给中年男人一根烟。

他们在落日的余晖里慢慢静止成一幅修车图，临街的便利店三三两两地亮起了灯。气温比下午低了些，车辆的喇叭声越来越多，远光灯整整齐齐直勾勾地瞪着路面，也瞪着和它们对视的人。过了两个红绿灯，看不到一家饭店。手机电量不足百分之二十，地图软件上标注最近一家面馆的方向，在两个小区的背后。两个小区有步道相通，也连接着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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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风后，从包里拿出夹克。那件衣服曾多次被大学班主任在班会上嘲笑过，说男的不能穿绿的，更不能戴绿的。

你信不信，一件衣服都有它的宿命。浅绿色夹克和去古城时穿的橘色棉衣，在你订婚的一周前，相继有了破洞。夹克口袋里装着一张照片，是跟你到玉湖公园拍摄影作品时拍的那张。你那阵子刚收到班里统一订购的相机，你不怎么会用，研究了半天，也不敢拿起来把玩，担心弄坏。公园里遇见一位学姐，聊了十来分钟。回头找你的瞬间，你喊了声“别动”，然后便听见个类似裁纸刀快速削过铅笔的声音，好像还把笔芯削断了。你说，这件衣服真好。

橘色棉衣替代浅绿色夹克是在大雪连下三天的十一月，班主任说那件棉衣山里山气，还不如穿绿色的。这回没有可以参照的同学了，观察了一周，没人穿橘色上衣或裤装。半个月后，斜上铺舍友戴了个橘色耳罩回来，大伙一起笑出了声。

十二月底，在校生考完了各自所学的科目，出门玩一趟的念头便在玉湖公园不谋而合。玉湖公园的湖结冰后，像极了一款名为“雪莲”的冰糕。

你说，去古城吧，大冬天就不要跑得太远了。

从学校东门出去，碰见两拨熟人，他们坏笑着打完招呼走进学校。公交车迟迟不来，于是就使用打车软件，微信登录弹出二十元无门槛红包，司机没五分钟就停到跟前。到火车站，手机自动扣款两块钱。司机说，减了这么多。朝司机点点头，微笑再见。

进站口的长队排到站前广场，人们不耐烦地看着手机，要么仰起头发呆。站了将近半小时，检票员才举起扩音器告知：列车晚点，请各位旅客耐心等待。

其间有人骂骂咧咧离开长队去买零食，后面的人也没补上空位。上了火车，周围无人交谈，都站累了。这就挺好，耳根清净。推着流动餐车的乘务员吆喝了几遍，应声的人屈指可数。

刚过一站，又一批陌生人上车，包括一众返乡的建筑工，他们的方言一个字都听不懂，语调高亢，语速飞快，吵醒了熟睡的三岁小孩，于是哭声不止，在年轻女人的怀里持续了好几分钟才安静下来。

你叹了口气，脑袋转到车窗一边，还把橘色棉衣扯过去披在身上。推着流动餐车的乘务员再一次吆喝着经过，你又转过身来，左手把棉衣往上提了提，右手不小心把手机掉了。

你捡起手机，放进相机包，把棉衣推到靠窗的位置，讲起刚上高中的一些事。

3

饭店老板拍了拍我的肩膀：想吃啥，进来坐下就没说过话，一直在玩手机。我看着墙上的菜单指了指蘸水面：来一碗这个面。

老板说，这面不论碗卖，只能一根一根卖。

我说，那先来十根。

老板说，你这后生怕是两根都吃不了。

我说，那就吃一根。

一根蘸水面端到桌上，盛面的不是碗，是井盖大小的盘子。偷偷看一圈店里的顾客，他们都在认真吃饭，没空留意我。

你发来微信：现在刚回柳城。这么晚了，走了吗？

正要和你语音通话，手机响了，是班主任的号。她问我，班长去哪了，见没见？

我说，没见。

她又问，你不在宿舍？他没回去？你去哪儿了？

我说，我回老家了。

没聊几句，班主任就挂断电话。系统提示，电量不足，六十秒后自动关机。找老板帮忙充上电，先用现金结了账。他进后厨收拾东西，宽大的背影很像一个多年不见的远房亲戚，寸头，灰色线衣，超大码九分深色牛仔裤，不知名品牌运动板鞋，闲下来就抽烟，胳膊有文身，走起路整个身体呈对角线前后摆动。

出了饭店，人和车辆越来越少，流浪狗正盘弄一根骨头。它格外谨慎，四处观察，叼起骨头往前跑了几十米，又折返回来，把骨头放在地上，一大口吃掉半截。不远处，另外两只狗匆匆赶来，它们不敢轻易靠近，眼睛直直地盯着另外半截骨头，但为时已晚。吃完骨头的狗回头瞥了一眼，转身沿饭店外的墙根溜之大吉。另外两只站在原地的狗没好气地分道扬镳，一只过了马路对面，一只转转悠悠到了另一家饭店门口。

手机电量已充到百分之九十，给你打电话，你已经关机。

饭店老板关掉后厨的灯，到前厅收拾桌椅，嘴里咝溜着，很显然，他也感受到了天气的寒冷。那个远房亲戚，每到这个季节，也会在炭火跟前，嘴里咝溜着，咬着烤地瓜，要么嗑着南瓜子，聊着来年打工的蓝图，互相透露着邻里消息，谁家娶了媳妇，谁家埋了老人。他们就像后半夜掉了队的那些梦，样貌慢慢模糊，背影渐渐重合，却再也难说出他们的年龄，看懂他们的心情。那些梦，又恰恰是不经意间绞尽脑汁妄图记起的，隔一段时间，星罗棋布般分散成若干个梦的开头或结尾，也有的自告奋勇，去了中间。它们在冬季的夜晚，是有温度的，有的三十度左右，有的二十度左右，高过四十度和低于二十度，人就醒了。可想不起来就是想不起来，不一定是它们掉队了。

再次穿过居民楼，一排排亮起灯的窗户，越看越高大，仿佛众志成城，托着楼体向上生长。偶尔有住户的声音传来，是一组接着一组家长里短的句子，骈散结合，抑扬顿挫。还有的住户熄了灯，拉上窗帘，跟村子里刚唱罢戏的戏台一样，演员们彻底退到幕后，卸妆，打理行头，他们看不见观众背着手扬长而去，或者提溜起板凳拍屁股走人。

一天的光阴就这样在夜晚九点过后开始作废，如同毕业论文定稿前，不再装订的旧稿总被学校打印店里的碎纸机一页一页销毁，沦为细屑。大学最后半年，青春的进度条在一次次忧心忡忡的午后滚动完毕，片尾字幕中并无“彩蛋”。斜上铺舍友回东北前透露了修自行车师傅的秘密，说是能从浸湿轮胎的水中看到未来和过去，大伙表示简直是歪门邪道，止增笑耳。又说宿舍楼管大爷在校园职工象棋大赛中用过的棋盘上，能见着真正的楚河汉界。类似的无稽鬼扯在斜上铺舍友登机前还有很多，众人权当东北人临别前试图凭借与生俱来的幽默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

班主任在毕业聚餐时关心着挂科学生的前途，与此同时，喝下第一杯酒的瞬间，更像是刚进大学校门的刹那。不幸的是，那些同学属于“高挂”，大家只能深表遗憾。早有学长说过，不挂科的大学生活不是完整的大学生活。然而后半句是，补考都不过的大学生不算合格的大学生。多么像只听了前半句的古语，误事不说，还害人害己。考上编制的同学对瓶吹完所有的啤酒，尚无着落的人也不甘示弱，咬牙切齿地喝着班长开车捎来的自家酿的白酒。

领了毕业证的傍晚，有个四年间没怎么说过话的女同学在朋友圈晒出了结婚证，同届三个班的人都在点赞祝福。点赞的人当中，有几个名字换成了昵称，点开一看才意识到，他们退出了班级群聊。斜上铺舍友的毕业证让快递车拉了几百公里到达东北，他在朋友圈发了图，又配了几行文字，大致是说，毕业证上的编号，是打开平行世界的密码，用几年前的一款国产老年手机在键盘上输入后，便可开启传送大门。领证结婚的女同学在下面评论了两个字：有病。于是，这两个字跟评了几十次。此后几年，大家确实再无斜上铺舍友的消息，认为他真的进了平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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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城在后来的日子中成为脑海里偶然蹦出来的符号，有时候是括号，有时候是实心圆点，有时候是教材里标记某个概念的下划线。短视频兴起以后，会刷到柳城的动态和热搜，每次把有趣的事分享给你，用不了多久，消息栏上你的对话框位置就由“已送达”变成了“已读”。

你不在柳城，就在距离柳城更远的路上。条条大路通柳城，柳城是大学往事里的世界中心，国际枢纽，尽管在柳城只待了不足二十四小时。往返柳城的车票夹在《三体》的某一册里，一想到这件事，就感觉这两张票拥有像三体世界般巨大的升值空间。想着就会笑出声来，要是那样的话，两张车票说不定还能卖出几百万元的好价钱，然后全款买房买车，至少是一百八十平方米的大平层，九十万元起步的电油一体车。然后想起那位女同学对斜上铺舍友的评论：有病。

有一年，橘色棉衣从腊月穿到第二年正月的最后几天。雪在村子里的硬山顶打了七八个来回，最短一次有两天，最长一次好像六天。老人们说，必须过完七七四十九天才能换衣服，这期间，逢七的日子还得在太阳出来前起床，沿途插上比手掌小一点的旗子。做这些，主要是为了让故去之人多看生者几眼，因为从第五十天起，就连至亲也认不出来了。听上去比斜上铺舍友说的事玄乎多了，不过还是照着执行了。这种习俗能追溯的年代在村子里已经无人知晓，只能将其看作铭记先人的仪式，毕竟对众多乡下人而言，大部分家庭好几代都不会离开他们的乡下。进入城市，忘掉一件事和一个人的途径数不胜数，工作日复一日地挤兑人们大脑和内心自发组织的回忆，挤兑柳城的动车站台，也挤兑蘸水面。以至于此时此刻，才反应过来，去柳城穿的不是浅绿色夹克，而是橘色棉衣。

衣服口袋里装着的照片，正是你在古城给我拍的那张。照片的背景虚化了冬天的寒冷，橘色棉衣在阳光下看上去仿佛穿错了季节。

所以，棉衣并没有破洞，只是在村子里穿得时间长，脏得厉害，洗过两遍才洗干净，颜色都变了，就没再穿过。真破了洞的只有浅绿色夹克。晾干棉衣的二十来天之后，回了城里的小区，天气冷得要命，水厂通知更换新的水表和水管。住的是无物业小区，从家里到水表集中井大约一里地，埋水管的渠得每户出人来挖，浅绿色夹克防风防水，经受住了一周的挖渠考验，在收工后的几分钟内，被邻居的一个锥形工具给划破了。

邻居从钱包里拿出来两百元现金递给我，我冲他摆了摆手，拎上铁锹扛起镐头回了家。脱下夹克，换上掉了颜色的棉衣，冷清的院落让我产生一种错觉，吹在脸上的风都来自地面或者围墙的砖缝。风从砖缝的泥沙里钻进院子，说不清究竟来自天空还是地下。风在半亩地大小的院子里写了四个字：孤儿寡母。

天气变暖和以后，夹克和棉衣再也没穿过。我把它们放进旧房子的衣柜，像一次即将形同陌路的告别。

原来从那天起到你订婚还有差不多四个月，不是一周。想和想起在三十岁到来之际变得泾渭分明，一分钟，一小时，成为无法测量却又想计算长短的距离。

邻居有了外孙，准备搬到市区。院墙的东南角在春风送暖的一个中午坍塌，剩余整砖太少，找人简单修葺，抬头便能望见院子外小山坡上披好绿衣的槐树和芨芨草。

好像还有什么事情记得不对，比如在玉湖公园，穿浅绿色夹克那次，是刚过完二月二还是刚到了中秋。你还把宿舍钥匙丢了，第二天我骑自行车去公园里找了两个小时没看见，也许在没进公园或者没躺在长椅上的时候，早就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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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柳城的动车在下午三点出发后，先是慢悠悠地走了二十公里。车窗外后退的山丘，逐渐变成平原，白墙灰瓦的建筑在视野中连续被高压线铁塔取代。本来才过了四分之一的路程，由于反复打开地图软件查看还有多久到站，手机已经耗电百分之四十。互不相识的旅客微笑打招呼，交头接耳，也有高声喧哗的人操着几乎听不懂的方言好像在讲述自己的某段经历，也许只是与亲友通电话。左脚搭在右脚上，超过十五分钟会麻，会让人显得心不在焉，表情凝重。车速提高时，开始耳鸣，开始想不起来一件事情的结尾，所以从头再回忆一遍。整个过程中，最难确定的是季节和天气，它们受平原上农作物高低和田埂形状的影响，变得混乱，重叠，真实性缺斤少两地仿佛被困在鼓膜后隐窝。

行李架没多余的位置，酒红色帆布包只能放在小桌板上。包里有一件浅绿色夹克，一个充电器，一副耳机，一瓶碳酸饮料。腿收回来，伸腰靠向座椅，鼓气缓解耳鸣，再瞅一眼地图软件，车程过半。行百里者半九十，以为过半就算过九十，甚至过九十五。很多事如此，很多时候也是，比方说在古城那次，到城墙上拍照，天冷得不愿意多拍一张，也不愿意把相机放进收纳包，到宾馆拿出笔记本电脑，插上存储卡选照片，又嫌没拍好。晚上明明可以多走十几米买一份鸡蛋灌饼，但就是认为吃完宾馆门口点的麻辣烫和肉夹馍便可对付，要是还想吃，那就在便利店拿几种膨化零食。表面上看，两个人亲密无间，其实内心都在怨对方不肯去做那剩下的百分之十。

那是在北方的冬季，大学时代最后的跨年夜。人们都说，感情会像那两个年份一样，从“一三”跨到“一四”，就能一生一世。听上去很扯，或多或少带有迷信的成分，用思政课上老师划好的重点来反驳，可以说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明知不过是人们的一种期许，但夜里古城的街道可谓人山人海，连貌似偏僻的巷子都传来窃窃私语。闪着鹅黄色亮光的路灯上方，夜幕正由钻蓝色向炭黑色过渡。相向而行的人群时而骤然拥挤，只好原地停留片刻再往前走，只是不论向前多远也毫无明确的消费打算，更想不好要不要看一场新颖的民俗表演。

回到宾馆，热水澡让当天的一部分记忆率先流失。几个梦在夜晚按顺序排列着，有的在四五点掉队了。太阳出来后，日子普通得只能对新一天将要发生的一切平铺直叙。

当时只有绿皮火车，尽管在假期，售票处大屏幕显示余票还不少。检票口的工作人员强忍着寒冷，乍一看像被点了穴，腰杆笔直，满脸通红。酒红色帆布包没装相机，只有两把宿舍钥匙、两个充电器、两张火车票。窗外枯草焜黄，田间偶有白霜。回了学校，发现能洗照片的打印店锁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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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柳城往回返，依旧是一个小时的车程。夜里十点多，旅客稀稀落落坐在车厢，脸上的困倦过于雷同。邻座的女大学生短发齐耳，戴着耳机，从包里取出一本《美学》教材，暗红色封面，经典的大学课本，已经印刷到第九版。

班长发微信语音说，他表叔遇上车祸住院了，伤势严重，没接到班主任电话。隔了半小时，他又发语音说，班主任家里改厨房，就是想叫几个男生去帮忙收拾一下，没想到宿舍六个人都不在学校。

出了车站，半夜没有回古城的车次，只好在网上先订一间民宿客房。地图软件给出的房间定位在一栋小区楼上，二十六层。路线不算复杂，边走边打听，没用几分钟就到了。出乎意料，整栋小区楼都被改成小宾馆，有十几个。我订的宾馆名叫“快乐居”，老板不像本地人，性子急，语速也快。他让我把网上订的房间退掉，说是线下掏钱结账更划算。按他的意思操作完，就被安排到一间有隔断的屋子。里间应该是对情侣，娇声奶气的普通话断断续续，不仔细听，还以为是电视里面演员的台词。那普通话说得真好。

你发微信说：刚才在充电。

我交了押金，回拨你的电话，智能语音提示，正在通话中。又拨了三次，一直在通话中。

简单洗漱完，躺在床上，再拨打一次你的电话，还在通话。心想，到了白天再说吧。

往日里一再掉队的梦，不知怎的，来前面插了队。一个雨水漫过凉鞋的下午，你买了两张电影票，我叫了出租车，我们一起去电影院。票上面写的是十七点四十五分开场，等进了影院，电影已经放了三十分钟。我们坚信，票没买错。正在放映的是个喜剧片，你拿了两杯可乐，我抱着一大桶爆米花。座位在九排十三号和十四号，往座位方向走的过程中，给了特写镜头的男主角端着摆了两杯红酒的盘子在女主角生日宴会上不小心摔了一跤，倒下后，地面变成游泳池。影院观众陆续笑出声。我们看了看彼此，终于坐到座椅上。你说你要戴蓝牙耳机，不想被别人打扰。我犹豫片刻，从浅绿色夹克的口袋里掏出耳机递给你。电影里男主角还在游泳池，两杯红酒浮在水面。你说，耳机掉了，好像被后排的人捡走了。我朝你后排看去，居然是我那斜上铺舍友，他说他要把耳机交给班主任。你一气之下把耳机盒扔了，快步走出影院。我把耳机盒捡回来，它像酥皮月饼一样，外壳变脆后剥离脱落。里面还有一副耳机，不是原来的银灰色，而是白色的。你穿上我的橘色棉衣，把白色耳机拿在手里。电影院变成学校操场，又变成一条长街。街上下着雪，是古城的街。你让我叫个出租车，说买不到回学校的火车票了，打车走吧。

我在路口拦了辆出租车，然后找了你半天，街上连你的影子都没有。出租车司机问我：还走不走了？

【李义利，山西人，“90后”，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散见于《青年作家》《山西文学》《黄河》《都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