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赵琳，一九九五年生于甘肃陇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青年作家文学创作培训班学员，曾参加《诗刊》社第四十一届青春诗会。曾获丰子恺散文奖、草堂诗歌奖等奖项。

沙嘎，沙嘎（节选）

赵  琳

沙嘎，沙嘎

相隔四个月后，毕力格放寒假回到达布察克镇的那个下午，他带着送我的彩笔和连环画来看我。

两个安达抱在一起，一不小心，我被他抱着从山坡滚到羊圈。羊的眼睛齐刷刷地看过来，我们打闹着，搅动得羊群不安分地转移位置。数羊，是数不清的；估算羊的数量，它们大抵比我们所有的手指加在一起多二十多倍。

过了几天，毕力格气喘吁吁地跑到我家。他拉着我上马，要带我去找他从上海音乐学院回来的小姑姑其木格，她家在不远的牧场。

我们到其木格家，她洗漱完毕，坐在镜子前扎辫子，满头柔顺的长发顺着双鬓垂下，空气中有淡淡的洗发水香味。她的皮肤真白，阳光洒在脸上，干净得像没有瑕疵的美玉，眼颦秋水，两条眉毛优雅自然，双眼皮均匀地一眨一闪。她的手指很纤细白皙，如凝脂一样细腻。毕力格自顾自地拿了一块铁盒里的大白兔奶糖喂到嘴里嚼着。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坐在屋里，看着其木格化妆。她不像普通的草原女孩脸上有红彤彤的云彩，倒像电视剧里江南水乡的闺秀。

毕力格说，她去上海读书前可是家里羊羔的半个额吉，去年她家的几十只羊羔，一半是她接生的。她在呼和浩特艺考结束就回到牧场，帮助家里放牧。

夏季转场前，有两只母羊丢失，刚生下的羊羔被她抱在怀里，坐着勒勒车前往营地。她每天钻进羊群，寻找有奶的母羊挤奶，然后趁热装在奶瓶里，把小羊羔抱在怀里喂奶，直到它们完全断奶才放归羊群。

毕力格为了早点见小姑姑，都没来得及吃阿妈做的早餐。其木格执意要为我们煮面。火钳夹着干牛粪扔进炉子，炉火燃起来，铁钩子挂在烟筒上。她盘起头发，戴上围裙，把熟牛肉切成大块，扔进昨晚剩下的羊汤里。汤沸腾了，把四包方便面放进锅里煮了。我们一人一大碗吃完，她就带着我们去帐篷外的山坡。

山坡上，她从兜里掏出沙嘎，教我们玩沙嘎。“沙嘎”是蒙古语的音译，汉语的意思是踝骨，一般是羊、牛、马等动物的踝骨，当然羊骨做成的沙嘎最常见。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四方形状的动物踝骨，白嫩的骨头涂着一层光滑的油漆，亮铮铮地反着光。

沙嘎作为动物骨头制成的手工艺品，仿佛代替那些死亡的动物在草地奔跑，陪伴着牧区的孩子们一点点长大。每一颗沙嘎的四个面都可以代表一种动物，比如宽的一面叫山羊或者牦牛，窄的一面叫马或者骆驼。还可以根据每个孩子喜欢的动物称呼，像我喜欢在天空飞翔的，起名叫猎鹰、大雁、白鹤等；毕力格喜欢强壮的动物，某一面经常被他赋予狼、老虎、豹子等称呼；其木格则亲切地称其为长角的绵羊、胖嘟嘟的土拨鼠、飞翔的小燕子等。

但我们之中，只有其木格会玩沙嘎。

其木格像老师一样，坐在中间教我们玩沙嘎。她介绍沙嘎的游戏规则：把几十个沙嘎相似的一面命名为马，再把马面朝上，摆成长线，这是跑马道，起点和终点确定后，三人各自选取一颗标有印记的沙嘎放在起点处，再用相同数量的沙嘎作为色子。她演示着，依次掷出沙嘎，按掷出的马面点数在赛马跑道前移，谁先到达终点，谁就赢了。

我和毕力格一看，这个简单，便要求加上赌注，谁输了要把身上值钱的东西给赢家。毕力格拿出一盒“还珠格格”的扑克牌，我从兜里掏出山羊爷爷送我的鹰笛，其木格则把从上海带来的太阳能小手电放在草地上，我们一再约定愿赌服输。

我们玩了不知多久，从开始的五局演习到三局两胜，毕力格耍赖说小姑姑比我们年长，而且玩的时间长，肯定应该让着新手，要五局三胜，再到十多局几胜，谁也记不住了。我和毕力格使尽浑身解数，也没有赢过其木格。

毕力格说：“这会儿太阳火辣辣的，晒得眼睛疼，我都看不清哪面是马，哪面是雪狼。这沙嘎的面都分不清，肯定无法战胜小姑姑啦。”他气冲冲地撇着嘴，低头用马鞭拍打着脚下的草。

“你小子那点鬼心思，不信我还收拾不了你。那就改天再玩，但是既然输了这么多，你们得把扑克牌和鹰笛交给我，这就结束去吃饭。”正午时间将过，她看见牧场散落的帐篷有白烟飘散在阳光中。因为早餐都吃得比较晚，做午饭的时间也比较晚。

那个上午，宽阔的草地在太阳下享受着日光浴，吸收新鲜的热量。我们享用这么安静的时刻，围坐在一起，其木格讲起上海的校园生活：教学楼保持着民国建筑的风格，食堂有精致可口的糕点，钢琴与马头琴的音调是两种不同的音乐……外面的世界就像另一个天空，这片草地长大的鸟儿要飞越多少山峦与河流才能抵达新的大地？

毕力格阿妈说其木格大学的专业是民族舞，她的马头琴和蒙古舞在音乐学院早已成名，并且多次在省级舞蹈大赛与音乐会表演中获得奖项。她的获奖，是整个牧区的荣誉。牧场很多和我们同龄的孩子都会在假期来其木格的帐篷，听她讲讲外面的世界。她为孩子们教授一些简单的英语单词发音，这些知识在镇子的学校是无法学到的，一个假期下来，孩子们见面会开心地说着英语打招呼。

她那次返回达布察克镇，我已经上了小学二年级。她带回一架手风琴，弹奏着草原之前没有听过的流行音乐，我们也会跟着哼唱不着调的歌词。她用手风琴弹奏的《辽阔的草原》《牧歌》等蒙古长调，我们也都爱听。

那段时间，其木格家的牧场飘扬着马头琴的悠扬曲声，也有手风琴风格多样，充满变化魅力的旋律。山羊爷爷有次路过她家牧场，将一把精致的马头琴送给她，作为回礼，其木格为山羊爷爷演奏了一曲《敖包相会》。那是属于一个人的演唱会，山羊爷爷听得很认真，他闭着眼，默不作声，手里端着一杯奶酒，过往的事物在音乐的起伏中浮现。他的儿女也在上海工作，一年很少回到达布察克镇。这片一眼望不穿的草原作为故乡，有些远行的人像秋天出栏的牛羊，一生不曾再回到这里。

那天晚上，我和山羊爷爷离开时，其木格送了我一本阿来的《尘埃落定》。我第一次被人送书，高兴地把书揣在怀里骑马回家，悄悄地放在枕头下面，生怕被人发现这份描写一个“傻子”的礼物。其实，当时我上学不久，很多字并不认识，只能简单地读读大概内容。

第二年的寒假，我去找其木格，她问我书读得怎样。我说马马虎虎，很多字还不认识。她说不急，过几年就认全乎了。不一会儿，毕力格也来了。他去榆林的半年间，个子又长了很多，足足高我一个脑袋。他叫我们去扒地鼠窝。草场那两年退化厉害，地鼠窝遍野，羊吃草的时候嘴里叼着地鼠也不奇怪。

其木格取了一捆铁丝和一把铁锹，她虽然看上去像白白净净的城市姑娘，但却能根据雪地上留下的地鼠爪印，挥动铁锹向下挖取。三个人脱去厚重的羊皮袄，挖出洞口，点燃干草，烟顺着洞口吹进去，在另一端冒了出来。

我和毕力格一人守一个地鼠洞，将洞的另一端用泥土封住，以防地鼠逃窜。

嗖嗖嗖……

地鼠探出脑袋的一刹那，我挥动铁锹拍下去，它就躺在洞口一动不动了。毕力格也拍到了两只，他给每一只都做了祷告，亲手合上它们的小眼睛。回去的路上，其木格问毕力格，这些地鼠怎么处理，要喂狗还是喂猫。他摇摇头：“小姑姑，这些要拿去喂鹰。”原来，毕力格家的邻居最近抓了一只鹰，他喂鹰的目的也是想多看看鹰。如果有机会让他摸摸鹰，他肯定兴奋得整晚睡不着。

那天下午，其木格告诉我们，年后很快就要大四毕业了，她想留在上海工作，可能今后陪伴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毕力格天真地说：“那我们将来都到上海放羊，不过那边的青草肯定要比这里差。”

“那边没有草原，楼房比榆林和呼和浩特的都要高大密集，人们都不用放牧。”其木格笑着回答。

我说：“那，那边下雪吗？”我想看雪，虽然不喜欢达布察克镇寒冷的冬天，但我喜欢雪，颗粒分明的雪粒、鹅毛连片的大雪，我都喜欢。

其木格想了良久，说：“我上海本地的同学好像很多年没有见过雪了。”

毕力格抢过话茬儿：“上海一点儿不好，都没有雪。”

冬天过后，其木格返回上海，大学毕业后考到一家专业音乐学校当了老师。我和毕力格相差两个年级，也都在那个冬天过后，去榆林读书了。

我模仿大人的口吻给城市另一端的毕力格写信，询问他的近况，说说学校有趣的事，抱怨城里的孩子在学校打架输了还哭，我忍不住嘲笑他们。其木格告诉我们：草原上的孩子打架摔跤输了不准哭。我们也会写到其木格，毕力格写其木格在上海每天都很忙，除了在学校教课，还在当地的音乐团担任演员。

多年以后，我在北京见到其木格，距离她离开达布察克镇十三年了，这些年我们偶尔联系。我们三人有个微信群，群名是“玩沙嘎的孩子”。我和毕力格在群里活跃，晒着每天的生活碎片。毕力格在呼和浩特的一家汽修厂上班，我大学毕业后离开达布察克镇，辗转多地，暂居北京。

我去见其木格的路上，她让我帮忙给她最近筹备的音乐会想一个主题。我想起和他们玩沙嘎，输掉过羊肉包子、得力牌铅笔、新的水彩笔，也输过新鲜的奶酪、烤熟的羊大腿、小卖铺的干脆面。那时候，草原有无拘无束的自由，有牧场傍晚点燃的灯光，但这些并非能让她逗留与徘徊的理由。

我站在公交车上，马路旁边的公园玉兰花盛开着，意味着春天到来了。

我微信给她发去：其木格的春天。

在一家咖啡厅，我和其木格聊了很多。这些年虽很少见面，但那种刻在骨子里的亲切感丝毫没有减弱。我们约定，我会去看她的音乐会，她说为我准备了小礼物。

音乐会结束那晚，其木格把一盒精美的沙嘎送给我，还有一朵象征春天的玉兰花。

她说，生活的意义不仅仅满足于藏着牛羊与银子的草场，有时候，充满棱石与寒冷的高山之巅，以及外面的世界、陌生的烟火，同样让人流连忘返。

那么，我们应该也会像达布察克镇散落各地的沙嘎一样，成为那里的生活的一部分。

神水台凤凰

秋天，达布察克镇的草渐渐在绿色中透着枯黄了。听说这样的天气，神水台要飞出很多只凤凰。

每天早晨，洛扎都会踩着湿漉漉的小路跑来。他的白鞋子沾满露水，湿透了，他进门时扶着门框伸出脚使劲向外甩了甩泥巴。

他拉开门帘气喘吁吁地说：“大霜来了，赶紧起来哈。快来看，雾气全部散了，草也白了，羊还在圈里睡觉。”

洛扎说着走进门，双手自觉地靠近火塘取暖，很调皮地用手掌左右快速在火苗上方盘旋，要切断火焰似的。我们围着火塘吃早餐，他很自然地一屁股坐在祖父身边，接过祖母昨晚蒸好的羊肉包子吃了起来，两颗上门牙刚刚换完，牙床上露出还未长全的牙齿。他聪明地把包子掰开，两只手各拿一半，然后侧着送进嘴里咬上一口，快速地仰起头，害怕肉汁从嘴里流出来。

这一幕把我们都逗笑了。祖母拿来一个小碗，让他把包子放进碗里吃，这样不担心因门牙把不住再流出汁水。

洛扎说：“额木格额吉，碗不要。要多洗一只碗，天冷，冻手。”

祖母笑着：“没事。那你要多吃一个包子，出去玩才不会饿肚子。”

“我吃过了，可是你家的包子香，我可以不吃，但肚子要吃。”

我们又笑了，洛扎和他额吉一样伶牙俐齿，讨人喜欢。

这片牧场仿佛一夜之间褪去了夏天的绿皮袄，冬天还未到，但茫茫的白色笼罩着草原。草场像被撒满一层不规律的面粉，草甸的多一些，山岗的更多，和天空都接近了；山谷的白混合草叶的青，间隙起伏着疏密不一的皱褶，像极了把云彩轻轻揉碎倒扣在草原。随后，太阳一点点燃烧草场，这种时间的流逝在清晨和上午是安静的。我们站在高处，把手放进袖口，默默注视着弯曲的小路先露出绿黄色的草，山岗的草沿着坡度一点点下降，一点点显现出来，最后和草场的所有草都接合在一起。至于山岗阴冷的一面，则需要到午后才能见到草的真容。

我们帮忙把羊圈的羊羔赶去草场，它们上午已经吃了很多干草料，但湿润的草比干枯的牧草养胃。洛扎骑在一头公羊的背上，双手紧紧抓住羊脖子上厚厚的羊毛，兴奋地喊着“冲啊，吃草啊”。幸好草场是平缓的，直到那只羊被折磨得筋疲力尽，呆呆地站在那里不走了，他才满足地下来。洛扎额吉早上有事去了镇上，我和洛扎比成年的羊高不了多少，可能是家养的牲畜出于对人的畏惧和习惯，居然也乖乖地听我们的话，拖家带口成群地散在草场吃草。当然，少不了洛扎家牧羊犬图图的帮忙。

天气暖和了许多，洛扎随手抓住一只吃奶的羊羔，在母羊一双带着不理解，甚至有些惊恐的眼睛注视下，撬开小羊羔的嘴，羊羔冒着奶腥味的嘴里还有来不及下咽的羊奶。他数着羊羔的牙齿，这只没有，这只也没有，这只还是没有……他连着换了好几只羊，终于抓住了一只数到两颗。他把这只羊拽过来，对我得意地说，它有两颗牙。这哪是羊羔，明显是即将发育完全的准成年羊。

阿根斯爷爷说过，千百年来，草原上的羊没有出生时间，人们更不好记录一只羊的年龄。那么，有经验的牧民就会依靠羊的牙齿判断羊的年龄。羊羔出栏时，它的牙齿和人的牙齿有着相同的称呼：乳牙。直到幼小的白嫩的乳牙蜕变成微微发黄的坚硬的大门牙，才被叫作羊的“永久齿”。顾名思义，这些牙齿将伴随羊的一生，要靠它咀嚼无数草的根茎，吃掉数不清的青草。直到它被卖掉端上餐桌，羊头上的肉让人食尽，它的牙齿依旧牢固地长在牙床，像是仍旧可以在草场啃食漫野的青草。

洛扎撒手，羊瞬间从它怀里溜了出去。他嘴里叼着一根干枯的草，模仿着羊吃草的动作，心里坚定地认为他的两颗门牙很快就会像草场的石头那般坚硬。我告诉他，羊的牙齿和人的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四五岁永久齿长成后，也会在对抗时间的过程中经历牙齿的磨损，用不了几年，牙床松动，牙缝变粗，像七八十岁的老人那样出现牙齿脱落的迹象。可是，这些羊很少活到七八岁的晚年，很多在一岁多就被羊贩子收购去，送去榆林、呼和浩特、北京……它们再也见不到如此浩瀚的草场，喝不到萨拉乌苏河甘甜的河水，见不到它们的羊爸羊妈，或是帮助接生它们的额吉。

这确实是一件悲伤的事情。那时，我们还小，只有七八岁，无法理解一些骑摩托车在草场之间穿梭，与邻居们耗时费力讲价的商贩为什么要纠结几毛钱；也不能明白羊的一生为什么如此短暂，短暂到一只羊繁衍了多少只羊羔，估计随便都数得过来。

我们的童年定格在宁静的牧场，世界很小，蔚蓝的天空下住着几家邻居，四季变换的草场散养着一些牛羊，似乎星星也能在小小的世界数得过来。陌生人很少串门，偶尔远远听见在喇叭里吆喝羊毛换碗、盘子的旧皮卡车货郎，也是莫大的惊喜。我们往往要走很远，翻越山坡才能看见河谷里停着的蓝色旧皮卡，看着有人陆续换到理想的物品骑马返回，换不到心仪物品的男人气呼呼地把羊毛绑在马背，挥动鞭子快速离开。

偏远牧场的巴恩大叔经过我们时，嘴里嘟囔着：“什么破玩意，每次不是碗筷就是纽扣、杯子、牙刷之类的，为什么会没有收音机呢？”

洛扎问我，收音机是什么，我答不上来。

远处草场的羊还没吃饱，干瘪的肚皮，使劲用手捶，不会发出一点声响。它们三三两两的，很勤奋地低头吃草。秋草的水分所剩无几，它们即便很努力地吃一整天，晚上回去仍旧没有几只是鼓着肚子的。

我告诉洛扎，巴恩大叔家有好几只神水台土鸡，他从女婿家带来的。其中两只大公鸡，顶着鲜艳的鸡冠在草场巡视，比牧羊犬都威风，因为它们住在专门在毡房旁搭建的木房子里，牧羊犬只能拴在木房子下面，这待遇可是很高的。

于是，我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趁着天色还早，去了巴恩大叔家。一路上，我数着指头盘算，可以用羊毛换几颗鸡蛋，或者用一只羊羔换一只下蛋的母鸡。这只鸡每天下一颗蛋，就会保障我们家人有鸡蛋吃。

洛扎说：“不对，应该再换一只公鸡。我们两家住得很近，公鸡属于共同财产，可以让各家的母鸡共同分享，每天还能听见打鸣声，比家里年久失修、不怎么灵的闹钟要好很多。”

山岗连接着草场，草场又绵延向更远的山岗，依稀地看到更高的雪山耸立在天际，在广袤的轮廓中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它像蹲在草原的巨人，依然热爱着它的孩子们。那是一座神山，传说那里有一枚木华黎的察干苏力德，是成吉思汗赐给木华黎的。那座山，我们至今没有去过。每年都有老人去世时说被长生天收走了，阿根斯爷爷说长生天就是那座神山。

在去巴恩大叔家的路上，马蹄踩深的泥坑里存留着混浊的泥水。马踩过的要深很多，羊踩过的则是一个个规则的小圈，如果不仔细辨别，很难发现一个马蹄坑中还隐藏着羊走过的痕迹。洛扎专门挑着水多的地方狠狠地踏下去，再快速让脚离开，水哗哗碎了一路，他得意扬扬，找到了路途上的乐趣，他的后背和裤子全部溅满了泥点子。

巴恩大叔在毡房外劈柴，他身材魁梧，头发稀疏，粗壮的木墩子在他挥动斧头的瞬间就一分为二。他的羊皮袄放在关鸡的木房子里，铁丝上挂着晾干的熟牛肉。他家的狗不知道哪里去了，拴狗的绳子像一条黑色的纤细的长蚯蚓，无规则地落在雪里。

我们胆怯得不敢过去，巴恩大叔停下手里的活儿，把斧头杵在木头上，喊着：“那两个下面牧场的小子，上来玩不？”我推搡着洛扎，他胆大地爬上山坡，用袖口擦了擦脸上的泥巴，然后对大叔说：“巴恩大叔，我们想要用羊和你交换鸡，下蛋的小母鸡，打鸣的大公鸡。”大叔愣了一下，没明白我们的意图。洛扎便学着鸡叫和母鸡下蛋的样子，演示给巴恩大叔，他这才明白过来，把我们领进温暖的毡房。

他给我们抓了一把糖果，不在意地说：“鸡还小，等长大了给你们两个小子。”

巴恩大叔的话很多，喜欢和我们说一些牧场的事情：商贩交换的物品种类越来越少；有人新买了一辆三菱的摩托车，跑起来三匹马都追不上；他家的羊圈又多了几只羊羔，来年给女儿送去神水台草原。他还说了我祖父，养的羊一点不比传统的牧民差，那都是在草场奔跑的白帐篷；洛扎的额吉说话很聪明，就是人不够勤快，做事情总是拖拖拉拉，丢三落四。他说着还指着洛扎，衣服都是泥点子，指不定回去挨一顿打。

洛扎摇摇头：“鸡蛋，有了鸡蛋就不会打我了。”

那天，是我们第一次去巴恩大叔家里，吃了风干的羊肉，喝了两碗橘子粉冲的开水，味道清爽，这在牧场比牛奶好喝多了。

回家时，巴恩大叔给我们一人送了四颗鸡蛋，让我们放进兜里小心地带回去，千万别碰碎了。他郑重地告诉洛扎：“尤其是你，走起路来调皮得像机灵鬼，没个正形，这要是摔碎了一颗，就少一只鸡。”他乖乖地点头答应，走之前还掀开巴恩大叔的羊皮袄，看到了木房子里的六只鸡，四只深黄色的母鸡，两只雄壮的小公鸡。

从那以后，我们几乎隔一两天就去巴恩大叔家里，围绕着木房子研究半天，嘀咕着哪只鸡又长大了，哪只鸡下蛋最多，哪只鸡最笨……可是，也没研究出个结果，反而是木房子的哪块木板松了，我们指得一清二楚。

春天转场前，巴恩大叔给我们一人送了一只母鸡：“这些喝海流图河水的神水台土鸡现在长壮了，也适应了散养，可以放心地养着，每天给你们下一颗鸡蛋。”

有次，巴恩大叔来我们家和祖父拉家常，他说自己家的两只公鸡天天往我和洛扎家的牧场跑，每晚都很晚才回家。

“大红冠子花外衣，油亮脖子金黄脚。”我说。

那两只公鸡长得很漂亮，浑身金黄色的羽毛，一根根的，干净亮堂，阳光打在羽毛上，它们仿佛两只凤凰一样好看。

巴恩大叔忍不住夸我：“你这小子真会说话，也对，这草原养鸡的很少。神水台土鸡就更少了，和凤凰差不多吧。”

现在，每次吃到鸡蛋，我都想起巴恩大叔，以及他那我未曾谋面的女儿娜仁托娅。

听说，他家搬去另一个牧场了，在达布察克镇的西南三十公里处，海流图河穿过神水台的尽头就是巴恩大叔家。

当鸡鸣划破安静的世界，草原昨晚被暴雨和狂风侵略过的草场在阳光下又恢复了生机。牧场的鸡崽在几年间成群，完成了凤凰涅槃，秋天已过，冬天远去，在下一个牧场，巴恩大叔的斧头一定又劈开了新年的春天。

再后来回达布察克，我见到了很多养神水台土鸡的专业合作社，每斤神水台土鸡约三十元，一只就能卖到一百五十元左右，以神水台土鸡为原料的美食也有很多，甚至还修建了参观馆。但很少有人再像巴恩大叔那样，把这些凤凰养在草原上。

我喜欢在一个晴天，注视着天空飘荡的云彩，仿佛耳边又响起“大红冠子花外衣，油亮脖子金黄脚”，还有一群神水台的凤凰，仿佛神灵一般飘向天空。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6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