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小编说

《卞生记》系张清华“乡野杂记”专栏第三篇，延续其对故土故人的回访，聚焦乡村青年卞生的荒诞命运兼及作者与文学的初遇。卞生的一生在时代风浪中沉浮，既有无力的挣扎，亦有隐秘的坚韧，呈现出底层个体在歧视与困厄中存活的生命力。

卞生记（节选）

文丨张清华

麦收后一个晴空朗照的日子，炎热的天气里似乎已有了知了的叫声。一辆绿色的吉普车驶进了村子，卷起了一大团尘土。听见鸣笛声，立刻就有一群孩子跟上来，在扬尘里奔跑着，兴奋地尖叫着。这是他们平生第一次见到吉普车。

车子径直行驶到老卞家的屋门口，就像电影里的情境一样，戛然而停。扬尘笼罩中我们看到，车上跳下来两个穿白上衣蓝裤子戴白色大盖帽的警察，他们打开车子左侧的后门，拎下来一个人。看到那件“小黑袄”，我们就知道是卞五月———也就是卞生。卞生的样子看起来十分滑稽，麦收已过，他还穿着可怜的冬装，头上冒着汗，身体却佝偻着，像是被冻得瑟瑟发抖，面色也显得格外苍白。此刻，他那大字不识的父母亲都愣在那里，四只手扎煞着，不知所措，不知发生了什么。

我们只看到卞生进屋后，迅速地脱下了他破旧的棉袄，露出了白花花的干瘦的上身。他的母亲则给他找出了一条说不上白色还是黄色的脏兮兮的老头衫，让他套上。这时狭小的院子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村里几乎所有半大孩子们都来看热闹了。我也挤在人群中，因为赶得早，所以透过门缝看到了里面的情景。卞生的父亲更显局促，他不知该如何应对眼前这两个警察，似乎在着急忙慌给他们找蒲扇，因为天气已经相当热，他们低矮的屋子因为一下涌来这么多人，有点热得喘不过气来了。

他们试图给客人倒水，但家里根本就没有暖水瓶，更没有茶，现烧开水是来不及的，就在那儿流汗，干着急。这时，村支部书记李兴杰拨开人群走了进来，他先是热情地跟两个警察打招呼，然后是递烟，点烟，屋子里的气氛便放松下来了。

一个稍微年长一点的警察开口了，他说，“是这样的，根据群众举报，我们发现这个卞生没有经过公社组织批准，在没有介绍信的情况下，长期流窜在外已超过一个半月。他这种情况按照现行法规，属于‘流窜犯’，是可以拘留劳教的。”他吸了一口烟，又说，“不过，我们也了解到，他家的成分是雇农，作为贫雇农子弟，应该以帮助教育为主，所以就宽大处理，免于刑事处分了。”说到这里他有点和颜悦色了，但马上又严肃地说，“不过，请你们村党组织要对他多加监管和教育，不能再犯了，再犯必然严惩。”

“好的，好的，所长同志放心，我们一定严加管教，严加管教。”

“那好，这件工作就算交接完成，我们就回去了。”两位警察说着，将手里的烟在灶台上掐灭，开门出来，穿过团团围拢的人群，坐进他们的吉普车，一溜烟儿扬长而去。

更多的孩子随着车子散去了，但我和十多个好事儿的，还挤在门缝间看戏。看究竟村书记会怎样整治卞生。我们就看到，李兴杰坐到他们家唯一的一把带靠背的椅子上，让卞生站在他面前。他质问道：“五月，你老实说，出去这么长时间都干什么了，为什么不向村里报告？”

五月挠着头皮，低着头不肯回答。李兴杰怒了，说，“卞五月，你不要觉得你们家是雇农，就觉得了不起。我照样能管制你，信不信？你要不老实交代，明天我就让你扫大街，我不是吓唬你。”他说的扫大街，是“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特别待遇，标志着“受管制”的身份，每天早上要早起，不管春夏秋冬，风霜雨雪，都要拿着扫帚扫街。良久，他站起身来准备离开，这时，卞生突然开口了，说，“五爷，我愿意说。”“那你说，是出去干什么了？”

“是去采风……”

“什么？”

“采风……”

李兴杰显然没有听懂，我们也没有听懂，但大概能够知道他是在说什么，因为我们都素闻这卞五月在“写东西”，是个没成名也没有作品的“作家”。李兴杰气不打一处来，说，“我看你是财疯，长财疯！”

我们那里管一个人因为痴迷钱财而犯糊涂，叫作“长财疯”，一般都是说女人，女人容易犯这种病，“里糊涂”，男人则很少。说到这里，门外的人都憋不住笑了，李兴杰说完也笑了。他好像并不知道什么是采风，但他也清楚这卞五月是个有点痴傻的青年，好逸恶劳，不常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是不可原谅的；不过痴迷当作家，倒也并无大害，便“嗯嗯咹咹”地又训导了一番，也开门走人了。

李兴杰一走，人群便一哄而散了。

此是我童年经历的一个难忘的场景。它的稀有在于，我也是第一次在现实中见到了“北京吉普”，觉得它是那么漂亮，以前我们管这个叫作“小卧车”，真真是开眼了；其二，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罪过是叫作“流窜犯”，不经批准，外出超过一定时间会被抓去坐牢；第三，还知道了这世界上有一种行为叫作“采风”，为了写个什么，便可以合法地脱离生产劳动，美其名曰“采风”。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于我后来的职业生涯，是不是有某种“暗示性”的影响。总之多年后，在我考上大学的那一年夏季，八月的一个黄昏，当我走过老家的街口，那个蓬头垢面已成为大龄青年的卞五月，忽然从一面破旧的山墙后闪出来，一脸严肃地问我，听说你考上大学了？我吓了一跳，说，是啊。他说，是中文系么？我说是的。他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说，嗯，这样一来，我们村就有两个了……

就有两个什么？我完全没有听懂他在说什么，甚至我连“中文系”这样的概念也是懵懂的，只是稀里糊涂地选了这么个志愿。而他，卞生，一个连初中都没有上完的人，知道什么叫中文系，知道中文系意味着什么？

这是我四十多年前最后一次见到卞生。从那个黄昏，他在我的记忆里就变成了一个谜。

卞生的家世在我们老家，是一个传奇。

我从祖父那里得知，大概在三十年代的某个年头，我们村子里来了一个逃荒者。他挑着一个担子，手里领着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此人长着一头金色的头发，白花花的皮肤，就像是白癜风那种白。他手里的孩子也一样，黄毛，瘆人的那种白皮肤。村子里的人开始像看“毛猴”一样看着他们父子，觉得很奇怪，居然有这模样的人，人不像人，猴不像猴。他自称姓卞，大概是累瘫了，再也走不动了，就在村子中央的一个大湾边停下来，把他的担子放下，在地上铺了一张蒲草席子，躺下了。第二天，人们看到他开始四下寻找木柴棍棒，搭建起一个临时的窝棚，他住下来了。

随后他就成了我们村子的居民，唯一一个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居民，靠给人打短工度日。过了一年，那个树枝搭成的窝棚变大了一点，上面覆上了麦草和泥巴。又过了几年，老卞居然在一次打短工时得了个媳妇。据说这个女人是二十里外韩店一个财主的小媳妇，因为财主忽得急症而死，被大老婆和她的儿子们赶了出来，刚好就跟着老卞回了家。这时老卞和女人大概都已四十来岁了，算是标准的半道夫妻。老卞虽然家穷，但心眼儿善，待女人好，只自己一年到头卖力气，从不让女人下地。这女人当然也待男人好，对他先前带着的儿子视如己出。

老卞的儿子渐渐长大了，和他的“毛猴爹”长得很像，活像是哪国鬼子的后裔，一头黄毛，脸白得像鸡蛋剥了皮。这小卞熬到了二十几岁，贫穷终于变成了资本，他和他爹成为我们全村唯一的一户雇农。照理说，他们在政治上有机会真正翻身当上干部，但一来这爷俩都属性情懦弱，诸事皆不愿出头；二则又兼长相奇怪，咋看都不像是正经的贫下中农，倒像是标准的“牛鬼蛇神”；三来这一家是单门独户，没有宗族近亲的支持。所以，尽管有好的“出身”，却还依然是最边缘的角色。好在找媳妇没有那么难了，小卞终于在合作化的前一年，找到了一个邻村的女人，虽然腿有一点毛病，一瘸一拐的，但模样却非常周正。

小卞有了媳妇，便有好戏了。他媳妇一连给她生了五个儿子，老大就是“五月”，之后他们给孩子起名也沿用了这个取法，几月里生，就叫几月。所以接下来他的四个儿子分别叫“二月”“腊月”“四月”“十月”。关键是，这兄弟五个的长相，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清一色都是黄毛，瘆人的白皮，眼珠子发蓝，一着急上脸便红得像渗血，如同剥了皮的兔子。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不是“白癜风”，也不像是白化病，那种白虽然罕见，但又并不叫人膈应。只是在我们那样的乡村环境下显得不可思议，和不合时宜。

还有一点是必须要交代的，就是兄弟五个都有一点“瑕疵”，他们嘴巴周围的皮肤，都有若干条不规则的“裂缝”，像半张蛛网，又像冬日冰上的裂纹，似乎很浅，又非常明显；也像老虎嘴边的斑纹，在白色的面皮上很不协调地坐落着，变成了他们家族的标记。我现在想，那时没有“卡通”的概念，但他们兄弟确乎长得非常卡通，就像动漫里的五个人物。

兄弟五个中，大概老大五月长得最体面，个子也比较高，脸上的裂纹稍显轻微，他褐黄的头发梳向一边，显得气质过人。因为据说他喜欢读书，沉湎写作，就不愿参加村里的生产劳动，经常被大队和小队里的干部批评，奚落。但他并不为他们所动，有时报以沉默，有时则仰起头，甩一下额角的头发，对他们表示睥睨。实在逼急了，有点窘迫的时候，就撂下一句，等着瞧吧，早晚让你们服气。

于是干部就发出一声“嘁”，“真晕”，或是“雪得你”。我们那里的方言，管一个人不太有自知之明叫作“晕”，管一个人说话云山雾罩叫作“晕蛋”，或是“真晕”；如果认为一个人不够低调，便称之为“雪”，如果认为其过分高调，就叫“真雪”，如果要指摘对方，便说，“看雪得你，这地球还能容下你吧？”“晕”确实不难理解，但这个“雪”字，我却是一直找不到准确的对应，只是根据读音选了这个字。其实我也拿不准应该是“雪”，还是“谑”，或是“噱”。总之就是“不恰当的骄傲”的意思。

多年后我知道了阿伦特发明的一个词，叫作“平庸之恶”。在我童年，我就已深知什么是平庸之恶，我们那里的人永远喜欢用“晕”和“雪”，来奚落、嘲笑、打击所有稍稍与众不同的人。所以卞生在他们眼中，便是一个“既晕又雪”的家伙，一个异类。

但卞生和他的四个兄弟一样，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都有遗传性的鼻炎，表现便是通红的鼻子下面，常常挂着一根淡绿的浓鼻涕，尤其在寒冷的冬季。我记事的时候，卞生已经不太明显，作为青年他已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了，但他的兄弟们却是“清一色”的绿浓鼻涕，像两根豆虫趴在那儿，一吸，就往里缩一下，过一会儿又耷拉下来了。实在不行了，就是用袄袖子向一侧一抹。久而久之，那袄袖就变得铁硬，且明晃晃的，有着金属般的光泽，令人胆寒。后来我有点怀疑，他们兄弟几个脸上的裂纹，也许并非遗传，而可能是擦鼻涕的后遗症。因为鼻涕永远不干，那铁硬的袖子来回不停地抹着，摩擦着，便对两颊的皮肤造成了永久性的损害。

还要说说他们的小黑袄，这也是奇观。也许是因为太穷，这兄弟几个一年四季只有两件衣服，一件是小黑袄，一件是老头衫。开春不久，天气一热，兄弟几个就把黑袄里的棉花取出，变成夹袄；再到入夏，便都换上一件旧得发黄的老头衫，原本是白的，因为长久不洗，便洗不出来了；入秋之后，天气渐凉，他们便又把夹袄换上；至冬季，再把棉花塞进夹袄。时间一久，兄弟几个个头难免渐长，那黑袄就变成了“小黑袄”，俗话说的“蚂蚱鞍子”，短短的，缩在上身。这时就不再适宜系扣子了，或者那扣子也早因为年久日深而掉光了，于是就在腰间系一根草绳，我们那里管这个叫作“草葽子”，或是“草刈子”，如此脖颈以下便形成了一个原始的“深V字”，露着一大截倒三角形的白胸脯。

卞家的老二和老三，“二月”和“腊月”，都曾是我的同班。如今他们的大名我都忘了，只还记得这小名。二月智力稍差，比我们大两三岁，但学习跟不上趟，总是哼哧哼哧撮着鼻涕，在课间玩摸手绢抓人的游戏，嘿嘿地傻笑，黑袄袖子左右开弓地揩，直到把两侧的脸颊磨得掉皮，由粉红变成殷红，叫人为他提心吊胆。腊月比他强，学习还算中规中矩，而且长得也有特点，除了黄毛白皮，脸的两侧各自鼓出一块肉，特别像现代京剧《红灯记》里李玉和，所以我们有时候也叫他“李玉和”。腊月因为参加劳动比较积极，我们的班主任还让他当劳动委员。他最突出的业绩是打扫厕所，那时乡村学校的厕所是露天的粪坑，需要定期用粪勺子往外舀，到夏季，除了恶臭，还有大大小小的蝇蛆，乌央乌央到处爬着，但腊月总是身先士卒，闲庭信步般就搞定了，每次老师都表扬他“脸白心红”，别的学生顶多是“脸黑心红”，但腊月却永远晒不黑。

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学校安排劳动课，让我们去拾粪。几十个孩子一起出动，一是工具不好借，粪栏子和粪铲子完全不够；二是也没有那么多可以“捡拾”的粪，所以难倒了不少人。我碰巧和腊月分到了一个组，我们没有借到粪栏子，只好把剜菜的筐子背上了，一个下午跑断了腿，也没有捡到多少。不要说牛粪马粪了，连羊粪那种又黑又小的玩意也没捡到几颗，运气实在是太差了。忽然老天开眼，一头驴车过去，一坨驴粪落在路中央，腊月眼尖，一声兴奋的喊叫。但是不好，另一组小伙伴也同时发现了，他们的距离似乎更近，一个家伙挥舞着铁铲便冲上去了。可“说时迟那时快”，我们的腊月早已一个箭步扑上去，像守门员一样，用双手护住了那宝贝。随后，他在所有人的瞩目下，腊月小心地用手捧起了那坨还热乎乎的驴粪，认真地，小心翼翼地将它放进了我们的菜筐子里。

那一刻我们都呆住了，觉得他，腊月，简直是一个英雄。

但收获还是太少，望着菜筐子里可怜的一坨驴粪和几颗羊粪，眼看这次劳动的成绩有可能垫底，沮丧了半天，最后，我们组的另一个成员胡雁突然灵机一动，说，不行咱们就自己拉嘛。于是三个孩子顿时脱下裤子，在路边蹲下，把脸憋得通红，也只拉了一点。东西不多，可是气味却上来了，这咋带回去呃。还是腊月有主意，他从路中间捧起一大把浮土，把我们几个的粪便包裹上，连土一起，小心地盛进了筐子。

最后的总结会上，班主任专门表扬了腊月，说他热爱劳动，不惧脏臭，手虽然脏了，但是心更红了。他用手捡粪，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为全校师生树立了榜样。

然而，另一个小道消息也同时不胫而走，就是我们在路边拉屎的场景。于是第二天便有了一个尽人皆知的笑话：“拾粪滴，着了急，自己拉来自己拾”，气得腊月、胡雁和我面红耳赤。

大概上四年级的时候，我其实已喜欢上了读书。最初是听“广播小说”迷上了薛中锐播讲的《渔岛怒潮》，作者姜树茂。这个小说讲的是一个海岛上“反特”的故事，国民党的特务潜伏回海岛，伺机搞破坏，岛上的军民便与敌特斗智斗勇。有时敌特虚虚实实，用些诡计扰乱人心，比如他们喜欢偷偷在海岛的僻静处，放置自动发射的绿色信号弹，隔三差五就放一次，每次解放军和民兵赶过去，就发现并没有什么敌情，但最终他们会在军民疲惫之时采取行动。情节紧张激烈，播讲人常常讲到关键时刻，会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一回再说”。便着急，等着第二天晚上接着听，就上瘾了。

这一上瘾不要紧，就开始到处找小说看。那年头乡村很难找到可以看的书，我家里的藏书多是些父母文革前的教材，有《文学》读本，我都看遍了，再找，就是鲁迅的书了，基本看不懂，还有马恩列斯的著作，则完全看不懂。有一次偶然在我家的桌子洞里，发现了一本没有封皮的书，看得入了迷，后来看了多遍后才知道，叫《暴风骤雨》。这本书是父亲借来的，但他可能是担心有什么小孩子“不宜”，便藏在桌子抽屉底下的夹层里。我发现这部小说写得好，不只故事复杂而生动，人物和语言也特别有意思。我从中知道了很多东北方言，比如管聊天叫“唠嗑”，管哪里叫“圪塔”，管土匪叫“胡子”，管逃跑叫“蹽了”，特别是那个饶舌的“老孙头”，就喜欢说谚语儿，“黎明的觉，半道的妻，羊肉饺子清炖鸡……”看得懵懵懂懂，觉得特别有趣。

再后来就是学校班级里突然买了一本浩然的小说，叫《西沙儿女》，每天下午班级活动时间，老师就叫我们轮番上台朗读。老实讲，大多数同学并不喜欢这本咬文嚼字的书，故事一般，除了写大海的珊瑚鱼虾，没有多少吸引人的地方。但对我来说，却非常过瘾，过瘾的主要是语言，它的语言好像是用“散文诗”写成的，喜欢用“顶针句”、排比句，用词非常讲究，文字的质地远比一般的小说要高级。

不过，真正吸引我的，是一本叫《烈火金钢》的小说，是我寒假去大姨家偶然发现的，他们家除了大姨夫在外地当数学教师，再没有读书人，但不知为什么独独家里藏了这本小说。它是用“评书”的形式写成的，章回体，每一回几乎都可单独成篇，故事精彩而生动，人物也有传奇性。我如饥似渴一连几遍读下来，其中的很多段落如“史更新白手夺枪”“肖飞买药”“三勇士智救五十六姐妹”，几乎都已能倒背如流。我偶然在课下给同学讲，被老师听见了，便让我上台讲给全班同学听。想来那是我童年最风光的经历，每次讲到精彩处，都有热烈的掌声。

这是我童年与文学之间的交集，但实在说，我仍然不知道文学和“写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直到有一天，我的叔叔很神秘地告诉我，说，你知道么，卞生写了一本长篇小说，叫作《湖畔激浪》。

我大吃一惊，虽然我那时见到、也读到了几本小说，但对我来说，那几乎都是天边的飞来之物，身边的人怎么有可能与写书、写小说发生关系的呢。便追问我叔叔说，那你到看过么？他说没有看过，但这没有假。

能够证明卞生写出了长篇小说的，还有一个人，就是我一个同宗的叔叔，他也是一个“文学青年”，最早给我讲《烈火金钢》片段的就是他。是他先讲了“肖飞买药”等片段，我才痴迷上这部小说的。他也言之凿凿地说，卞生写了一部名叫《湖畔激浪》的小说。我问他，你看了么？他的回答和我叔叔一样，没看过。

但是他们都深信不疑，我于是也深信不疑了。

现在卞生就站在我面前，当他问我关于“大学”和“中文系”的问题的时候，可能有很多潜台词，这一点我在多年后才意识到。但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些，只是忽然想起两个叔叔的话，便脱口问他：“听说你写过一个长篇小说，是真的么？”

“你不相信么？”他非常不高兴地反问我。

“当然信……而且，我很想看看。”我不由有点惶恐，觉得自己在前辈面前的话有点不得体。

“现在恐怕还不行，等到……等到明年暑假你来找我吧。”

“呃，好，那到时我来请教。”我连忙说道。

我其实当时并不知道，他的“等明年暑假”的意思，是说到明年才能写好，还是说等我上过一年大学，对于文学和写作有了一点概念之后，才会有资格和能力与他交流。但看他的脸色，大约没有责怪我的意思。所以，听此言我也松了一口气。

他说着便与我挥了挥手，从矮墙的后面消失了。

黄昏的光线突然暗了下来。

这是我四十年前所深深记住的一个场景。我后来想，人们之所以喜欢路遥那样的作家，喜欢他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也许这位卞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最好的诠释者。在乡村也有无数喜欢文学、无数喜欢做梦的年轻人，他们只是没有我幸运，赶上了在一个适合的年纪上大学。但惭愧的是，反而是我们这些幸运的人，到头来辱没了文学，什么也没有做成。

奇怪的是，我上大学后一直到了第二年，也再没有见到卞生。具体原因我一直没有想清楚，多年后回忆这件事，确乎有一点迷惘，或许是有一点“选择性遗忘”的意思？也未可知。客观上是因为我父母的工作从老家迁至县城，我回家的次数和机会少了很多。但每逢寒暑假，我也总要回去探望祖父祖母，叔叔婶婶，所以这也不是一个充足的理由，但怪就怪在每次回去之前，总是想着这事，而一到老家，就忘得一干二净。

所以，关于卞生的消息，就渐渐稀了，淡了。不过终究也还星星点点断断续续，我就把这些年来所听到的，做了一个拼图。

大约在我上六年级的时候，我的同桌小玉突然辍学了，原因非常炸裂，她被他的邻家男强暴了。绿色的吉普车再次来到我们村子，这一次，被带走的是卞生的邻居，名叫新垒。

发生这样的事，在我们村子还是第一次，小孩子们听说这样的事，不啻为晴空霹雳，居然还有这样的禽兽，小玉才十三四岁，

说来这件事颇有点蹊跷。麦假里，村里人都在忙抢收麦子，小玉的父母在打麦场上几乎彻夜劳作，小玉和他的弟弟妹妹们则在家睡觉，不期这个三十多岁的邻家男起了歹念，把小玉给作践了。这件事按照常理会有三种处置，一是忍下，因为小玉毕竟还在少女发育期，一旦传扬出去，她的一生必定会受到致命的影响；二是私了，找同宗的人把新垒痛打一顿，让他做出赔偿；三是报案，让作孽者受到法律制裁，这个方式最能够伸张正义，但在乡村环境下，对孩子名誉的损害也可想而知。

小玉的父母是属于那种特别老实巴交的人，他们的宗人也不多，估计是思前想后，觉得没有什么好办法，才做出了这个选择。

所以，新垒被绿色吉普车带走了，记得当时采取的是“公开逮捕”的方式，先是由两个民兵将新垒反剪双手，按着其肩膀，让其腰弯至九十度，来到大队部，然后一名警察一个箭步上前踢到新垒的腿弯———我看得真切，是正对着膝盖后面的部位，新垒立刻就跪下了，然后另一位警察则闪电般地给他戴上了手铐。整个动作完成不超过三秒钟，那叫一个专业，人群爆发出一阵激烈的掌声。

但后果不出所料，看似正义得到了伸张，随后小玉却辍学了。我心目中最好看的那个女孩，从此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小玉长什么样子？我那时还没有看过《霍小玉传》，也没有看过《聊斋志异》，没有那么多可以参照的比附。但我很清楚，小玉是我们班上最漂亮的女生，她长着一副桃花般的脸蛋，一双永远似笑非笑的眼睛，羞羞的，柔柔的，从不与同学争执任何问题，而永远是捂着嘴笑眯眯的样子。她可能发育早，个子比一般女同学高出半头，她那标志性的碎花褂子，还有绿色的方围巾，把一个农家女打扮得如弱柳扶风，由不得不让人多看两眼，就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上课时也禁不住眼睛老往她那儿看。没办法不看，因为她确实太好看了，连我一个小屁孩，也禁不住常回过头去，和她搭两句话———小玉刚好坐在我的后面，先前她曾的我的同桌，因为我的个子长得慢，她开始挡住后面同学的视线了，老师就把她调到了我的后排。

用现在的语言说，小玉那叫“早熟而性感”。这对一个柔弱的少女来说，确实是非常危险的。

但没有人料到，一个传奇会以如此不堪和叫人难过的方式收场。在吉普车扬起的尘埃里，我看见了垂头坐在墙角崖头上的卞生，他的脸上似乎凝结着某种悲愤，神情非常冷峻。我当然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究竟和他有什么关系。我只是有点恍惚，想起他和这吉普车之间的瓜葛，这次坐上这车的居然不是他。

……

全文首发于《钟山》2026年第3期

【张清华，1963年出生，文学博士，山东博兴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诗学批评，出版《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天堂的哀歌》《文学的减法》《猜测上帝的诗学》《穿越尘埃与冰雪》《狂欢或悲戚》等著作十余部；发表理论与评论文章400余篇；出版散文随笔集《海德堡笔记》《隐秘的狂欢》等。在本刊发表过多篇诗文。2026年第一期开始在本刊撰写“乡野杂记”专栏。】